传媒体制范文

传媒体制范文（精选3篇）

传媒体制 第1篇

广电传媒是社会舆论一部分, 是我国“软实力”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 中国需要提高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因此, 广电传媒的发展和改革势在必行。

二、“三网融合”带来的机遇

“三网”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 也是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它主要是将这三网组合发展, 将广播互联网化, 提高其受众范围, 这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趋势。这一理念是中国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的, 从国家意志的层面推动广电传媒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三网融合”发展意味着广电与电信结合, 将广电从单一发展渠道转变为双向发展渠道, 打破了广电对传媒的垄断。为了提高其竞争力水平, 广电传媒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 积极发展多媒体广播电视和数字电视等业务, 促进文化软实力发展和传媒体制信息化改革, 增加广电传媒业务的多样性, 有利于建立统一化的传媒平台。

三、其发展新趋势

“三网融合”是其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然结果, 目前其发展的新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对事企进行合并式发展, 实行企业管理发展体制。三网的融合使得公益性质的广电传媒必须面临与拥有企业体制的电信和网络的竞争, 这是挑战也是机遇。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 广电传媒需进行改革。在其改革过程中需解决产权问题, 即改革后的广电传媒的性质问题。第二, 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 建立具有全国统一管理的广电传媒。目前中国的广电传媒大都处于分散管理状态, 缺乏统一管理。为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需要对其进行重组, 并购一些较小规模的网点, 建立一个具有全国性质的管理体, 提高其科学化管理。第三, 通过重组和并购, 转变单一产权结构。对其进行重组和并购, 增强体综合实力。制片与播出的分离, 网络与电视等播放器的分离和三网的融合, 使得其市场内商品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随着广电传媒的不断发展和各家实力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其将自身的节目品牌、人才资源等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促进其产权结构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第四, 完善其监督管理机制。具有全国统一管理性质的主体建立后, 需要一个更为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对其进行管理。这要求国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府充分利用其行政管理管理, 对其发展和创新进行全面的监管。

四、科学方法调整其改革和创新中的矛盾

从辩证法角度来看, 矛盾无处不在, 矛盾促进事物发展, 事物发展相互联系和影响。在广电传媒对其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中, 其内部因素之间必然产生矛盾, 其与其他相关事物也会产生矛盾, 因此, 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整这些矛盾, 使其转化为广电传媒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的动力。首先, 广电传媒具有宣传的属性, 是国家的舆论机关, 它既负责对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宣传, 完善国家形象, 也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政府的监督其者, 其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质。随着其产权的改革, 其企业性质逐渐突出。如何使扮演好在这三个角色, 处理其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矛盾成为问题之一。为促进其改革和创新, 必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阶段性方法, 使其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的发展不断完善。其次, 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由于广电传媒发展的不同时期, 国家对其的具体政策, 为促进其长远发展, 必须要对其利益进行科学的分配, 保证这块蛋糕的分配合理。充分利用网络等新技术, 鼓励其“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进行发展, 解决其发展的利益分配问题。最后, 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广电传媒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由很多的小系统组成, 在其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中, 各个要素之间难免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这就需要其站在全局的观点上优化内部资源的分配, 结合其发展的趋势, 从总体上对其进行管理。

五、其改革与创新应遵循的原则

根据以往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经验, 总结其在这个过程中应遵循的几点原则。第一, 明确其领导权, 坚持国家的宏观领导。广电传媒是文化输出的渠道之一, 其信息的来源主要是党和政府, 因此, 其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那个和政府的领导。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荣誉, 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 推动其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第二, 发展才是硬道理。广电传媒的改革是为了发展, 要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因此, 促进广电传媒的发展, 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坚持改革和创新, 使其符合世界发展的大环境和受众的需求, 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传媒的垄断, 提升中国整体的文化软实力。第三, 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 平衡事业和产业发展。改革和创新是一个过程。坚持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方面为其发展提供更为充裕的时间, 稳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平衡其事企双角色, 调动其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广电媒体具有公益性质和企业性质, 为优化其资源配置, 促进其稳定、有序的发展, 在其改革和创新中需要平衡事企双角色。第四,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广电媒体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政策支持。在竞争中把握机遇, 更好的借鉴西方国家媒体发展的经验,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传媒体制, 使其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六、总结

广电传媒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其改革和创新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其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 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提升中国软实力。完善社会舆论体制, 推动政府的民主化改革和法制化建设。充分将三网结合, 促进我国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小娟.广电传媒体制创新的路径与走势[J].中国记者, 2010 (05) .

[2]本刊编辑部.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J].现代电视技术, 2006 (02) .

传媒体制 第2篇

傅才武

2014年第2期 ——文化视野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文化体制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在目前传媒行业基于原有的“技术分类—专业分工—行业分系统”，及其依赖“类型技术”划分专业边界和行业制度的文化体制架构下，已经越来越受到来自高速发展的数字信息技术的巨大挑战，亟需构建大文化传媒行业体制。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数字技术的平台效应能抹平由类型技术所支撑的传统文化业之间的专业性差异及边界。借助于数字技术平台可以整合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博物馆等行业，形成以数字生产、数字传播和数字消费为基础的“大文化传媒行业”。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大文化传媒管理体制，有助于进一步廓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形成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红利”。

一、文化行业分工的背后是技术分类，由此构成传统文化行业体系

我国传统文化行业体系形成于建国初期，是基于类型技术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工结构。传统“类型技术”包括表演、广播、电影、电视、出版、文物保护等，界定了基本范围，并产生行业制度管理模式，因此在文化行业之间形成明显的界限和壁垒。

从历史纵向来考察。农耕社会以身体技能为基础产生了绘画、雕刻、戏剧、民间工艺等行业，逐步演进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艺术行业基础。第一次技术革命使造纸术和印刷术得到改进和提升，催生出分工细化、规模生产的近代出版业，开启了纸质传媒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电气时代，促进了近代音乐及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形成。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带入了信息时代，促进了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网络游戏和动漫产业等现代数字文化行业的兴起。

从技术哲学的眼光看。传统文化行业架构的确立，得益于类型技术的“标识功能”。工具既是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要素，也是人们认识社会和标识事物的标尺。如根据工具来划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铁器时代一样，人们也利用表演、声像、造纸、印刷、保存修复等技术作为工具标尺来“标识”演艺行业、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出版行业、文物博物馆行业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待文化行业大多把它看成组织系统而不是技术系统。究其原因，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显性规定，容易让人看到边界；而技术则是一种隐性规定，具有“自隐特征”。因此，外部观察者很难直接感受隐藏在行业组织内的技术边界，久之则形成“内容是本质、技术是手段”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技术类型所固有的范式构成了文化行业的合法性基础。通过技术的类型特征对文化组织进行“标识”和分类，形成了文化行业系统进行自我认同的物质基础和观念基础，也是形成行业制度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在由技术范式划定的社会（行业）领域，人们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内生”出共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认同，进而形成一整套维护其地位和利益的独特话语系统，凝结为一种团体和社会共识，即行业制度意识形态。由此，传统文化行业制度被赋予合法性，并形成我国独特的超稳定社会行业结构。

二、类型技术与平台技术是性质不同的技术体系，对技术管理结构和生产关系模式具有不同的要求

类型技术是指某一类性质相同、功能互补的专业技术集合，是解决某一类生产和消费的技术模式。它可以支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品生产过程或产业链，如演艺产业、出版产业、新

闻产业、广播电视产业等。类型技术因其明晰的外部边界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基于这种技术范式建立的文化行业系统，必须遵循技术轨道发展方向。因此，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结构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和功能。平台技术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平台技术具有开放性和通用性特征，能为任何开发者的创建应用提供基础服务。与类型技术不同，平台技术可以同时为众多产品生产线或产业链提供共享技术支持，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信息平台、数字平台和网络平台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技术构成了所有类型技术的“母体”。以云计算为核心的各种云平台构成的平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类型技术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环境。平台技术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通用性基础，因而具有包容性特征。从技术类型与制度结构的关系看，类型技术对应专业型管理结构，它与科层官僚体制有着良好的匹配性。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层官僚体制的日益普及和强化，实际上与类型技术精细化进程相伴随。平台技术对应网络型管理结构，它与扁平化管理体制存在较好的匹配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管理系统业已不需要众多的“管理层级”，结构扁平化趋势明显。

区分类型技术和平台技术的意义在于，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进程对制度创新的作用不同。类型技术的渐进变迁一般难以推动行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平台技术的创新将会对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提供强大动力。

三、平台技术抹平了类型技术的轨道特征，消解了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合法性

文化行业体制下的文化市场存在“物理隔绝”，而虚拟世界中的行业壁垒则会被打破。数字技术能够为各个行业提供共存“底盘”，推动文化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数字技术将重建类型技术的范式并改变其技术轨道，对表演、广播、电影、电视、出版及文物保护等传统技术冲击、融合，形成数字表演、数字广播、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数字文物遗产保护等新的技术形态，逐步向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具有兼容性和通用性方向发展，从根本属性上抹平了支持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技术类型特征。因此，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发展，本身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

在重建类型技术范式过程中，数字技术逐步消减了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在文化消费上，技术类型阶梯递进的特征，体现为“审美替代效应”。如电影对戏剧、电视对电影、数字音乐对模拟音乐、电子书对纸质书、网络音视频产品对传统音视频产品、移动终端对互联网终端。表明高技术产品对低一层级产品因其天然效率优势而具有替代性。数字技术赋予类型技术新的技术范式，为技术相对落后的文化行业超越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提供了可能。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数字技术的平台效应，模糊了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的边界，数字技术与戏剧表演、音乐、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文物博物馆等的深度融合，产生诸多交叉性、互渗性的“蓝海”行业或领域。边界模糊、技术互渗、产品互补的新业态将使传统文化行业边界分割的技术壁垒消减。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跨越体制鸿沟的力量，将从根本上动摇和消解传统文化行业管理制度的合法性，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突破现在的行业壁垒提供新的渠道。

四、互联网和大数据奠定“大文化传媒行业”的技术基础，构建大文化传媒体制，体现生产关系对文化生产力的能动性

从文化领域创新的发展历程看。基于数字和信息的技术创新，超越历史上任何一种创新。数字与信息技术的平台技术特征，对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提供了整合行业的基础条件。这种基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即突破传统小文化行业的管理方式，重建新型大文化行业的制度基础，推动文化行业的融合创新进程。数字信息技术对演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物博物馆等类型技术的重建，在上层建筑领域必须确定一种全新的制度结构，即超越传统文化行业体制的“大文化传媒体制”。数字信息技术将使基于行政性垄断所形成的障碍逐步瓦解，引起“政府—市场”边界的移动，市场一体化力量的扩张与政府管理职能的缩减，将瓦解“文化部—文化艺术行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广电行业”、“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行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大文化传媒体制应当是一种以生产效率为导向设计的管理流程。首先需要将业务相近、管理重叠的多部门合并，建立“大文化部”，并用具有大文化观念的“文化传媒”话语，代替传统的“文化、广电、出版、文物”话语。同时，按照“决策、执行、评价监督三分离”原则，形成有利于资源开放性配置、社会化大系统循环的职能管理流程，规避传统行政职能分工中常见的“帕金森现象”和“孤岛行为”，使政务流转从繁杂的纵向管理与横向联系中，优化为深度的内部有机衔接。

五、简要结论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对当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尚未引起人们深入、全面的警醒与反思。在信息时代，文化发展模式已从熊彼特的“线性技术推动模型”转向罗斯韦尔的“网络化过程”。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不再完全依靠行业系统，而是越来越多的依靠国家战略、文化科技融合框架和政企的合作伙伴关系。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因此，重新考量文化行业体制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调整文化行业领域之内的生产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体制如何适应当今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增强活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国文化体制管理模式面临着结构再造、建立“大文化传媒体制”的迫切要求。■

浅议新加坡的“发展新闻”传媒体制 第3篇

“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是以‘严刑峻法’著称于世的。据不完全考查, 自19世纪60年代李光耀任总理至1991年, 新加坡共制定各种法律法规383种。几乎所有社会行为都被细密的法律条文所覆盖。”新加坡在制定和管理自己的媒介体制方面, 更是充分发挥了法律的强制约束作用。

新加坡的“发展新闻”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立法严, 执法苛”。在立法方面, 新加坡法律对本国的媒介传播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 绝不会因为繁琐而放弃对大众传播某一方面的规定, 法律条文涉及到大众媒介的方方面面。在众多法律中, 最有代表性的应是《报章及印刷厂条例》。“该法例规定所有报刊及印刷厂每年需向文化部申请牌照, 而每年政府会检讨是否继续发牌。1977年的修订将个人对报刊控股的上限定为3%, 是以没有人可以透过拥有报章而影响民意。政府也不需法庭手令而可搜查报刊物业。”该法律最大的宗旨就是报刊新闻必须服务于国家, 服务于政治, 当报刊新闻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 国家利益要优先于报刊利益, 报刊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

对待国内报刊如此严厉, 对于外国媒体, 新加坡更是严上加严, 时刻警惕, 严格监控外来信息的传入。比如1967年制定的《不良刊物条例》规定入口的出版物或唱片必须经文化部审核, 而其内容被认为在“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或种族上引致他人反感”或“违反公众利益”, 政府可以禁止它们发行。此外, 新加坡当局还要求大众传媒管理机构对于外国报刊、外国驻新加坡记者及外来的电影、报刊、电视等制品严格审查, 禁止有攻击新加坡政府或其领导人内容的信息在国内传播。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利益面前是虚弱无力的, 是被挟制的, 大众传媒只能在不触及国家政治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开展。

虽然如此, 新加坡的报纸、广播电视仍然得到了发展, 作为一种娱乐手段的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

在某种程度上, 新加坡的“发展新闻”传播制度与英国学者D.麦奎尔的提出的国家优先发展理论是不谋而合的。根据麦奎尔的概括和归纳, 国家优先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下面五个要素: (1) 大众传播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 以推动国家的发展为首要目标。 (2) 媒介的自由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3) 传播内容突出本国文化, 优先使用本国语言。 (4) 在新闻和信息合作领域, 优先发展同地理、政治和文化比较接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5) 在事关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利害问题上, 国家有权对传播媒介进行检查、干预、限制乃至管制。综合比较, 二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发达国家, 而麦奎尔提出的国家优先发展理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而已。所以说, 虽然新加坡的“发展新闻”产生于发达的国境, 但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 在管理和推动本国大众传播方面依然可以借鉴和参考新加坡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 我们对新加坡的传媒体制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新加坡, 传播虽然是自由的, 但是却只能享受国家政治框架之内的自由, 大众传媒与其他行政部门无异, 都是维护国家这台大机器正常运转的一个零部件。从新加坡政府的角度出发, 国家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大众传媒应多宣传政府政策法规, 多报道国家的正面消息, 减少或者禁止报道国家的负面消息。

“有则加冕, 无则改之”。新加坡的“发展新闻”传媒管制手段对于许多处于相似环境的国家或地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 “发展新闻”管制手段切实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 有效地抵制了外国软侵略势力的入侵。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文化全球化也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所以在这个潮流中, “发展新闻”形成了一个屏障,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其次, 强硬的传媒管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众传播市场的恶性竞争, 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 为传媒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法律保障。这一点, 西方国家缺乏相应管制的媒体发展可以提供很多反面的经验教训。在新闻自由的掩盖下, 窃听隐私、有偿新闻、黄色新闻等各种由新闻报道引发的丑闻层出不穷。最后该传媒体制的实行使得新加坡避免了因经济的发展而可能带来的信息多元化造成的混乱, 尤其是保护了未成年的健康成长。信息内容的极度多元化以及获取信息渠道的极度多元化, 这些都造成了青少年处于一个“信息弹片”的环境当中, 青少年就是信息传播的靶子, 这自然会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很大的影响。“发展新闻”的实行就可以避免这些隐患, 从根本上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当然, 新加坡这一传媒体制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国家对大众传播管制过于严格,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 既不利于大众传媒产业的深度发展, 同时还不能充分满足大众的知情权。所以说, 面对当前的网络时代以及全媒体时代, 新加坡想继续维持这种传媒体制的难度也将会是越来越大。除此之外, 即便是新加坡的传媒制度如此严格, 西方大众文化还是一丝一缕地侵染着新加坡的新一代青年, 他们被一些学者称为“独立后新生代”、“看电视长大的麦当劳少年”, 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更趋向于西方化, 老一辈人的认知方式已不被他们说接受。而且, 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无论是从传播技术上看, 还是从传播内容上看, 对处于“发展新闻”环境下的大众来说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这些因素都将会增大新加坡政府对外来信息控制的难度, 现行的传媒体制欲维持现状也将是不易之事。所以, 我们可以料想, 在不久的将来, 新加坡的“发展新闻”传媒体制必将会做出相应的变动和调整。“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现有的那个世界之中。”而现有的世界是无法回避的, 生活也是在继续进行的。

参考文献

[1]郝晓鸣.从强制到疏导:新加坡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5 (2) .

[2]John Lent.Singapore.in John Leted.Newspapers in Asia:Contemporary Trends and problem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Heinemann Asia, 1982:298-300.

[3]曹云华.亚洲的瑞士——新加坡启示录[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7: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