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范文

新型大国关系范文（精选9篇）

新型大国关系 第1篇

1979年, 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事件, 不但改变了国际关系大格局, 也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合作新时期。

35年来, 中美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 但总体是向前的, 得到了历史性发展。两国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 去年达到52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两国建立了41对友好省州和202对友好城市。两国人员往来每年超过400万人次。中美合作不仅造福中美两国人民, 而且促进了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早在1979年, 邓小平先生就指出, 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 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今天,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而且,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在这样的形势下, 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 加强合作, 坚持合作, 避免对抗, 既造福两国, 又兼济天下。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第2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备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至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三、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习近平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了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

新型大国关系有待建立 第3篇

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路线图”

中美两国都在不久前完成领导层换届。克里来访是继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3月访问中国后，中美高层又一次面对面接触，保持了双方高层交往的势头。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克里时回顾了不久前他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时一致重申，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指出，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这12个字，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的精神，体现了中国执政者的世界秩序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表示，如果中美能秉持这一精神构建两国关系，两国关系将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外交部长王毅在和克里会谈时说，要把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两人还表示，要规划好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

“这些表态说明，新一届中国领导层对美政策不仅有新定位，也在采取具体措施来充实新定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达巍说。

分析人士认为，克里此访本身就是规划“路线图”的一部分。克里访华之后，中美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的交往将全面展开，如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于本月下旬访华，双方正在商讨延续好、利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高层磋商等机制。

媒体反应

香港《文汇报》：作为美国对华关系决策者之一和主要实施者。克里首次访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中美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无疑具有重要风向标意义。

美国《侨报》：克里此访，是奥巴马第二任政府内直接负责外交事务的高官首次访华，中美新一届政府外交官员面对面的摸底、兜底。续航两国关系，就是克里访华的意义。

香港《经济日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旋风式”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会面达多项共识，中美关系回暖。有学者指出，克里在处理对华事务较希拉里稳妥。外界认为此因“鸽派”的克里未有如“鹰派”的前国务卿希拉里般咄咄逼人。

直面经贸合作老问题，培育新增长点

“不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在合作的广度深度、质量层次上实现新突破”“希望美方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上有实质行动”……克里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对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提出种种期望。

达巍说，这些表态切中了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体现了中国对处理经贸交往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的态度。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目前中美经贸联系广泛而深入，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中美贸易额接近5000亿美元，而且仍存在发展潜力。

克里访华当天，两国还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双方还同意，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设立网络工作组。

媒体反应

香港《文汇报》：“新型大国关系”由中方首倡，概念提出时间已不短，但美方似乎仍停留在要共同探索的口号层面，克里此次亦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正面回应，究其原因，就是中美战略互信仍严重缺失，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心存担忧。但是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中国已展示了足够诚意，采取了不少行动，美方能否与中方相向而行，将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新加坡《联合早报》：由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美国则在债务危机和“反恐”陷阱中难以自拔，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也随之改观。虽然中美之间有着种种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但如果中美两国一定要搞一场“零和游戏”，必然两败俱伤，并危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绝非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中美在涉及对方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充分了解并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不伤害对方的根本利益，这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略内容。

《侨报》：克里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与中国外长的对话，就是中国和世界在新形势与新问题之下，摸清克里对华态度、立场“底线”的契机。

朝鲜半岛局势成讨论焦点之一

克里此次东亚三国之行恰逢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与三国协调立场是他此访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方传递的信息清晰明确。李克强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各方都要负起责任、承担后果。在半岛和本地区挑事生事，会损害各方利益，也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杨洁篪说，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坚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推进半岛无核化的进程。

王毅强调，中方的立场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坚持对话解决问题。他敦促有关各方不要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认为，在朝鲜半岛局势阴云密布之时，美国国务卿访华与中方交换意见，中方也继续发出信号：中国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起，为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而努力，为对话解决问题而努力。

媒体反应

香港《经济日报》：美国对华态度关键并非人事，而是当前利益考虑。目前美国希望缓和亚太局势，中国亦乐见区内稳定，双方各得其所，令关系趋暖。

《侨报》：克里出访东亚三国，到出访前一周才确定为韩、中、日，突发变化。中国不再“垫底”的重要背景是，韩国与中国相较日本在朝鲜问题中更为举足轻重。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不能从遏制中国中受益。美国没有必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尤其在自身遭遇危机的时候。文章还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着眼历史和现实、并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长远安排。中国没有称霸该地区的野心，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两国应该进行健康的竞争，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这项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2014中国外交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第4篇

65年弹指一挥间。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伴随中俄两国各自的发展,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2月6日至8日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这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有力彰显了两国元首间的良好工作关系和亲密友谊,再次证明了中俄双方在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的默契和力度。

35年前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35年的历史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推动中美关系的航船破浪前行。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第5篇

课程内容：

1、中美关系40年的历程与经验总结。

2、“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在何处。

4、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也是20年来中美同时进行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同时还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局之年。随着美国大选的最终落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正以新的气象迈向新时期。

然而，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就意味着，此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模糊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化，即，尽管美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一旦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有义务协防日本。这一政策宣誓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走向更加复杂化。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政治意愿。

一、“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0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41年，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备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4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一直以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这一概念和过去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此前“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提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从根本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美关系“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特征的理解和对“中美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验的把握。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

前的。

回忆

1949—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前，对抗，恶化，无外交关系；小球转动大球” 1971年7月—78年12月，尼克松破冰，历任福特，到卡特才正常化； 79年—89年，蜜月期，基于联合抗苏，政治经济军事比较快；

89年—01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

01年—09年，发展的黄金时期，天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01年底加入世贸，每三年翻番； 地利：9.11事件，美国布什聚焦反恐； 人和：睦邻，富邻，周边和平，安详。

2001年GDP1.5万亿，占美国的13%，世界第六； 2011年GDP7.8万亿，占美国的48%，世界第二；

（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接近5000亿美元。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大约90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累计实现会晤13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繁。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报告，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1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对中美关系41年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大国关系。借用郑必坚先生的话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之深厚，合作领域之广泛从未有过；两国关系之复杂、之难办，两国摩擦之多从未有过；两国关系发展余地之大，前景之广阔从未有过。归根到底一点，美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相互需要而又有种种矛盾摩擦的奇特局面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挑战，但同时又是机遇。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为中美两国摸索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路来。过去41年，中美两国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的先例，为新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一理念的顺势推出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二、“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既是对过去41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验的总结，也同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2009年1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在中美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战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2009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一度认为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中美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见**。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1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仔细研读克林顿的上述言论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此前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双方共同决定在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习近平同志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戴秉国、刘延东同志也分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具体阐释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IMF-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去41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感觉，形成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建设性合作的对美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是试图进一步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四、“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双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依存又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美国也不会寻求遏制中国。再次，中美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一步步走出来”，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小布什支持申奥）

第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同志同奥巴马总统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同志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首脑热线、国防热线。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2012年2月，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国防部长梁光烈同志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近年来，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地方交流迸发出巨大能量。两轮下来，已有来自中国浙江、湖南、北京、辽宁、安徽、江西、山东、云南、江苏、内蒙古、湖北、河北、福建、贵州、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美国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关岛、夏威夷州、北卡罗来纳州、北马里亚纳群岛、加利福尼亚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伊利诺伊州等26位州长面对面交流，形成了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热潮，结出了互利共赢的积极硕果。美国的50个州中有47个州在过去十年对华出口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目前，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这股民间和地方的力量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其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美国盖洛普网站2012年2月的民调显示，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63%的人认为中美“虽不是盟友，但友好”。美国“百人会”2012年4月的民调显示，近八成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目前，中国有约3亿人掌握或正在学习英文，美国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20多万人学习汉语。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299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共同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2010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2001年至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显示，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保险、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迎接纷繁复杂的热点问题的挑战，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上述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但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略考验；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摩擦面加大。因此，如何尽快建立新的战略基础、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就显得格外紧迫。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5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核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价值观是介平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之间的中间地带，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到位。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建立并成功运行三轮，取得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难以奢求的众多具体成果。这充分说明，人文交流既因其低政治性而较少敏感，又因其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潜力无穷。2012年，习近平同志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也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目前，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习近平同志访问五角大楼期间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指明了军事交流在新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深化了不同层次的双边关系，也大力拓展了多边外交，但三边外交仍着力不够。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须。其目的，仍是要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有关对抗的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目前，美国正在收缩战线、深化变革以尽快脱困重振，欧盟亦在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以图困中求变，俄罗斯坚守底线追求“伟大复兴”，备大国几乎均在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在这轮全球性大变革、大调整浪潮中，中国只能乘势而上，否则便会“不进则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1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4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其最大贡献是能够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而实现这种超越，既是因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是因为长期隔绝使得当时中美双方没有日常的短期问题，所有问题都是长远的和战略性的。今天的中美关系现实则既需要解决战略性问题，还需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日常问题。既要大深远，又要细深实。既要登高望远，还需脚踏实地。这对新时期中国的对美工作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41年前的中美握手迎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翻开了两个文明大国携手共进的新篇章。41年后，经历了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中美延续着“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态势，努力超越大国对抗的历史逻辑，书写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篇章，把“共赢”的福祉带给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

41年来，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能否以合作、共赢的姿态走出一条新路是关键。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中美关系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的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对于两国的领导人而言，这不是一道选择题，因为从中美和世界的福祉来看，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项。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用合作正能量打造中美关系新局面》，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发展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务实对话》，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5月3日。《中美关系史上三次危机：每次都奇迹般地绝处逢生》，《文史参考》2010年7月22日。

资料链接：

链接一：中美两国重要关系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2年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1982年8月）

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2009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78年12月）

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

中美政府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1999年11月）

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2006年9月）

中美签署14个经贸合作文件（2007年12月）

中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2008年2月）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

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2012年2月）（摘自新华资料）

链接二：1972年以来中美双边关系大事记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第一个联合公报。

1973年5月1日，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的联络处开始工作。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双方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有意义的交谈。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八一七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做出了分步骤直至最后解决的规定。这一公报连同《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形成通常所称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中美关系的基础。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访问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1989年2月25日至26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198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问美国。

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晤。克林顿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各项原则。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在纽约同克林顿总统会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

1998年3月19日，美国宣布搁置多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从当天开始正式生效。5月6日，中美双方签署了《关于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第八条实施方案（谅解备忘录）》。

1998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双方签署中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协定。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南亚问题、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和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克林顿总统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朱镕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2000年9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在纽约同克林顿总统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克林顿表示，美国一定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2000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江泽民主席当即致电布什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10月8日，江泽民主席应约再次与布什总统通话。江泽民重申，中国政府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调中美作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对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负有共同的责任。2001年10月19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首次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布什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2001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命令于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2002年2月21日至22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21日，布什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正式会谈。布什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200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之际，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互致函电表示祝贺。

2002年4月27日至5月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访问期间，同布什等美政界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并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

2012年5月3日至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各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对话。2002年9月6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布什总统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等问题通了电话。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访美期间，江泽民主席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布什的私人牧场同他举行了会晤，就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2003年6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10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布什表示赞同。双方还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2005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9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前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晤。两国元首表示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5年11月8日，中美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英国伦敦签署了中美两国《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晤，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重申将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新成果。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日，胡锦涛主席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在出席美国12个友好团体举行的晚宴上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讲话。

2006年12月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共识。

2009年1月1日，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日。

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2009年7月27日至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对话双方发布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2009年7月28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在参加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对媒体说，美中两国同意恢复两军交往。

2009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中国人大最高领导人20年来首次访美。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同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发表题为《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中美双方发布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议定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

2012年5月3日至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各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对话。链接三：美国简史

北美大陆原为印第安人聚居地。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开始向北美移民，英国后来居上，到1773年，英国已建立了13个殖民地。1775年爆发了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组成“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1788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812年后完全摆脱英国统治。1860年反对黑奴制度的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1862年9月宣布《解放黑奴宣言》后，南部奴隶主发动叛乱，爆发了南北战争。1865年，战争以北方获胜而结束，从而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开始对外扩张。在1776年后的100年内，美国领土几乎扩张了10倍。

链接四：美军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大增。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掌握最高指挥权。进攻性战略武器和核武器的使用权集中控制在总统手中，国家军事指挥系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统领导，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参联会主席作为军事顾问，中情局长作为情报顾问列席。国防部是总统指挥全军的办事机构，参联会既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咨询机构，又是向各联合司令部发布总统和国防部长命令的军事指挥机关。参联会和三军参谋部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并具体实施作战指挥。

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宣战权，但总统是三军统帅。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美国总统在开展军事行动前48小时内必须通知国会，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对外军事行动不得超过60天，但允许额外30天撤离时间。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调整军事战略，加快建立由核与非核进攻性打击系统、导弹防御系统和能迅速应付恐怖威胁的国防基础设施构成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力量组合。

美军曾在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48年至1973年期间实行过义务兵役制。1973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废除义务兵役制后，美军一直实行志愿兵役制至今。

美国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军现役部队人数约140万人，其中陆军50万人，海军和空军各35万人，海军陆战队18万人。陆军分为10个战斗师和4个独立旅及装甲骑兵团；海军编制为5个舰队，共12个航母战斗群、12个两栖戒备大队、57艘攻击潜艇、116艘大中型战舰和10个舰载机联队；空军编制为20个飞行联队（每个联队约72架战机）；海军陆战队编制为3个师和3个勤务支援大队，装备3个飞行联队（约21个中队）。美国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数百处军事基地，海外驻军约为28.78万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大致划分为欧洲、亚太与印度洋、中东与北非以及美洲四大战略区。2004年8月，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在未来的10年内把驻欧洲和亚洲的军队削减6万至7万人。2007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他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美军现役部队的人数增加9.2万人。2009年7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美国陆军将临时扩编2.2万人，以满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需要。这是美军自2007年以来第二次扩编。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2015年开始裁减美军地面部队人数，裁军总数最高将达4.7万人。此外，国防部还将削减一系列武器项目。

美军在全球设有六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2012年3月9日出任）、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分别负责全球几大区域的事务。

2009年6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下令组建网络司令部。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网络战概念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将其应用于实战的国家，但美军尚未形成统一的网络战指挥体系。2010年5月，美军建立网络司令部，统一协调保障美军网络安全，开展网络战等与电脑网络有关的军事行动。2011年5月，白宫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宣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防御至关重要的网络资产，美国将像对待其他任何威胁一样，对网络空间的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同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以加强美军及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保护。2011年，国防部决定在未来5年内拨款5亿美元给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以加快网络武器及防御性网络技术的研发。2012年美国国防部在网络安全和网络技术方面的预算达到34亿美元。

2009年9月17日，总统奥巴马宣布放弃在东欧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指出放弃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是为了采取更加有效的新技术强化美国的导弹防卫能力。布什政府自2001年上台后大力推进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计划在波兰建立10个导弹拦截装置，在捷克建立雷达预警基地。

2010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公布《核态势报告》，宣布美国将削减核武器，停止发展新核武、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但并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年5月13日，美国公布核武结构调整目标。

2011年6月29日，美国政府公布国家反恐战略，将反恐重心定位在打击“基地”组织以及防止本土恐怖分子威胁国土安全上，这一战略标志着美国首次将本土作为反恐努力的最重要“战场”

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强调美国虽然面临预算压力，但将努力确保其“军事超强”地位，同时将美国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链接五：美国的教育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主要是由各州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管理，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多数州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各州学制不一，大部分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教育有两年制的初级学院和技术学院、四年制的大学本科和二至四年的研究生院。著名高等学府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杜克大学等。

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和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是美国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四大学术机构。除自然基金会外，其他三院分别授予院士头衔。2011年10月17日，美国国家医学院公布了新当选的院士名单，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王存玉名列其中。这是30年来，美国国家医学院首次将院士称号授予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科学家。

链接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最高对话。这一对话机制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再经双方认真磋商后于2006年9月20日正式启动。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布什表示，美方希望两国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胡锦涛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方愿同美国继续就此保持联系。

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同年9月19日至22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就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事宜访问中国。吴仪副总理与他举行会谈，并共同宣布建立对话机制。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

根据《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对话每年进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如今，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对推进两国关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中美对话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机制。涉及中美关系、经济、财政、金融、贸易、投资、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国际地区问题等广泛领域。（摘自新华资料）链接七：乒乓外交的故事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4月4日这天，美国队员科恩在体育馆训练时忘记了时间，快到比赛的时间了，看到了外面还有一辆车，就上了车。但一上车才发现车上全是中国队的队员。中国队员庄则栋非常友善地向科恩打招呼，并把从国内带来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送给科恩。科恩非常高兴，第二天把一件T恤衫作为礼物回赠给了庄则栋。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听了笑笑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中美队员互赠礼物的事情，引起了赛场内外的高度关注。美国代表团的团长趁机向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说中国队的水平很高，希望能到中国去访问，跟中国运动员比赛。中国队领队宋中把这个情况发回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周总理，认为当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主席。

4月6日晚上11点多，毛主席吃了安眠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忽然说，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让美国队访华。护士长吴旭君没有动弹。因为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吃了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见吴旭君不动弹，毛主席就生气地问，你怎么还不告诉王海容？随后又重复了一遍，邀请美国队访华。护士长赶紧把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汇报，连夜让外交部发出邀请。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同日，在美国，尼克松总统也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充当了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特使。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摘自《历史学家眼中60年》）

链接八：各方观点

冲突甚至战争不是中美关系的宿命。构建中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开创性事业。中美两国应当把握合作共赢的方向，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坦诚深入沟通，大力开拓务实合作，加强在亚太的对话合作，致力于消除“战略互疑”，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下一阶段中美两国应携手努力，做到“四好”：一是把两国关系过渡好。二是把矛盾分歧管控好。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相互不猜疑、不折腾。“治大国如烹小鲜”，双方关系中复杂敏感因素甚多，就像肉质松嫩的小鱼虾，经不起在锅里面反复翻炒，中美关系也经不起反复折腾。三是把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走好。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包容、共赢和创新。像意识形态、价值观、治国理念这样的东西，它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千百年来长期探索形成的，不能轻易去干预改变，搞强加于人，否则就会引发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不可能再有你输我赢的合作，要么双赢，要么双输。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思想和实践，不能动辄就翻冷战时代乃至18、19世纪的“工具箱”寻找过时的老办法。要敢于走新路。四是把亚太地区的事务办好。中美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亚太能否保持稳定繁荣事关中美两国自身发展，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从亚太开始。

——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

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唯有依靠双方的共同探索和理论创新。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

中国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愿望去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唯一领袖，中国需要同美国合作，从而有效应对在经济、政治、能源及环境上的全球挑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战略互信基础，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新老问题并存。除“3T”（Trade，Taiwan，Tibet）老问题外，9个新问题分别是：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无限空间（电子、网络、太空等）领域的竞争；产业结构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海洋；中国国内多元化；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美国的不安全感上升等。在战略定位上，中美需尝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具体问题上，应把双方合作点做大，压缩矛盾比例，建立良好沟通机制，控制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历史上，当崛起的大国挑战已有的主要大国时，冲突就会发生。”“但此刻与历史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中美之间已经存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无论是全球变暖、金融稳定还是保护自由贸易等问题，美国和中国需要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具有长期战略眼光。

——著名国际专栏作家内森·加德尔斯

中美关系的不利因素在美国。特立独行的中国仍是美国目标，无论美国或日本如何针对中国，中国未来要做到的都是“仁者无故”。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

美国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新领导人，这一代领导人，不但聪明、具有全球观，更由于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种种因素对美国在谈判桌上与中国交手，具有一定含义。

美中关系必须人性化、地方化，尽管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有重大分歧，美中应该通过人与人之间以及地方层级官员的合作，加强互信，寻求合作机会。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

美中两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管理好竞争，使两国间的竞争关系不至于变为对手间的对抗性关系，这很重要。

新型大国关系与地缘政治 第6篇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儿？外交部长王毅有一段表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反过来理解，以往的大国关系常常伴随着冲突、对抗与相互间不尊重——倒不是彼此鄙视，而是彼此忌惮，还有就是缺乏合作，互相拆台，要么你死我活，要么两败俱伤。

大国之间之所以总是出现这种恶性的关系，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彼此制造威胁，在很多领域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当然，大国对小国也会有威胁，但这种威胁是单向的，大国可以通过释放善意、主动合作，来主导相互关系的走向。但两个大国之间的威胁感是双向的，即使合作也总想防着对方一手，而越是彼此警惕，相互的信任越低、敌意越大。这种双向威胁带来的安全两难，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的矛盾”。

如今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凭什么可以突破这种“结构性矛盾”呢？

今天的大国关系和以往的大国关系，所处的环境可以找出很多不同。很多人强调中美之间彼此高度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并不足够有说服力，因为在19世纪欧洲国家一起经历工业革命，共享市场、历史和文明，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很深，却并没有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另有一些理论认为当今的国际政治处在一个新时代。100年前国际政治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争被认为是国家竞争的合法手段。而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更珍视和平与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大国之间不敢轻易开战。这些说法虽然有道理，但也可以举出反例。比如二战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民是真心厌恶战争，可是挡不住出了个希特勒。今天西方四处传播“中国威胁论”，其逻辑就是试图把中国类比成集权主义的纳粹德国。至于原子弹的使用，中苏在1969年就爆发了军事冲突，当时两国都拥有原子弹。

因此，中美要突破大国关系的历史梦魇，相当不容易。但是中美之间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地理位置。长久以来，地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以至于国际政治经常被称为“地缘政治”。中美在地理位置关系上的特点，就是隔了一个世界上最宽广的太平洋。这一点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

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空间具有微妙的作用，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在国际关系中，两个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国家，倒不一定必然产生相互的好感，但相互的威胁感却会受到距离的影响。把两头狮子关在一个笼子里，和把两头狮子放到同一块操场上，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西方关于大国地缘冲突的理论，是以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近代以来欧洲是大国的摇篮，而欧洲空间狭小，就像把许多只狮子关在同一个小笼子里，大家都不太睡得着觉。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总是担心自己一觉醒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快速骑兵就已经围上了巴黎的城门。反之亦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难以消除的恐惧，几百年的时间里，法德之间反复挖壕沟、拉盟友、抢地盘、争资源，最后在世界大战中彼此摧毁。

哪怕把大国之间的距离稍微拉远一点点，地缘关系就会有微妙的变化。英国和欧洲大陆只隔了一湾浅浅的海峡，可是英国的安全感就要强得多。一千年来，来自欧洲大陆的进攻全部被这片海峡挡住，没有一次成功。欧洲另一头的俄罗斯也是这样，因为有相对更广阔的空间，俄罗斯艰难地抵抗住了历次来自欧洲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挑战。这种地位使得英、俄两国经常可以相对超脱于西欧权力中心的旋涡，起到平衡者的角色，并且坐收渔利。

大国相距越遥远，向对方发动毁灭性攻击的成功率就越低。当然，这不代表中美之间一定会合作共赢。美苏两国也相距遥远，却进行了数十年的冷战。在一定条件下，法德之间也可以尽弃前嫌，成为融为一体的友邻。但毕竟宽广的太平洋让中美之间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也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中美之间如果不是那么相互恐惧，就有可能更多地彼此信任。

从更广阔的范围上看，未来世界潜在的大国，都具备比历史上的欧陆政治更好的地理条件。换句话说，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地球也足够宽广，容得下未来崛起的大国。中美之间如果能够成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将会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树立样板。

新型大国关系 第7篇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法视角

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研究, 首先需要对国际法的性质进行充分的了解, 即国际社会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充分发挥社会关系调整工具职能的过程中, 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新型大国关系中充分设计了新时期各大国之间的状态, 是客体范畴在国际当中的体现[1]。世界各国在实际运行中, 其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过程中, 即使没有严格参照国际法, 但是国际法的调整性质始终存在于他们的关系当中, 因此在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调节的过程中, 充分利用国际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在国际社会当中设计以及规定国际秩序以及大国关系是国际法发挥功能的手段之一。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 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制安全的基础之上, 而国际法当中涉及到的各项条约、原则等也必须出现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当中。从整体上来看, 在国际社会运行过程中, 给予了国际法基本原则高度的认可, 各国在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 也会将国际法作为一个关键的原则, 而这一原则是具有法律性质的[2]。国际社会成员通常情况下, 需要遵守国际法当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 具体内容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当中有所体现。因此, 在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 不可以对这些原则、内容进行摒弃, 而是应当将这些原则和内容作为基础, 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铺设国际法轨道。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新型大国关系含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单纯的对国际法基本原则进行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当及时融入习惯法和各项条约。也就是说, 在新型大国关系当中, 部分大国之间在以往的运行过程中已进行达成了一定共识, 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在新型大国关系中, 这些条约应当得到尊重并继续执行下去, 国际习惯法也是如此。由此可见, 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具有较强的原则性, 同时也拥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新型大国关系的法律框架已经非常明确。

二、国际法视角下新型大国关系法律框架的构建

本文在对国际法视角下新型大国关系法律框架的构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以中美为例展开了探讨。众所周知, 中美两国在官僚机构以及治理理论等多个角度都存在着严重的差异, 两国在交往的过程中, 存在着严重的互不信任特点, 因此在构建中美关系法律框架的过程中, 最有效而可行的途径就是采取一系列渐进而积极的措施, 传统的转型倡议方式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 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 不仅应当充分发挥相关政策的引导功能, 同时必须促进法律框架的健全性和明朗性, 促使两国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 能够从更多的领域展开交流。在国际法视角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法律框架, 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

首先, 将战略理解以及深入的合作融入到双方的政治体系当中, 并从军事领域出发, 及时加大交流力度, 通过合作, 促使危机管理机制的效率得以提升, 从而促使良好的协调性产生于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外交政策当中;其次, 促使相互依赖的特点产生于两国的经济领域当中, 在投资领域, 双方都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将不必要的壁垒机制摒弃, 促使安全性在投资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最后, 两国在积极交往的过程中, 应当逐渐形成区域和多边的经济架构[3]。

在以上措施实施过程中, 两国必须积极对国际法进行落实, 并在对国际法进行充分应用的基础上, 促使制度建设在不同的合作领域中得以实现。在以上措施得以实施的过程中, 大国关系的“新型”特点得以突出, 同时其同国际法在新型大国关系当中的作用相符。

三、结论

综上所述, 在时代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人类文明进入到了全球化时代,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我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 如何处理好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鉴于此, 我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 就本质而言, 其同国际法的内涵是一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 积极加强国际法视角下新型大国关系的法律框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本文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法视角入手, 对国际法视角下新型大国关系法律框架的构建进行了分析, 希望对我国的长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国际法视角,新型大国关系,法律框架

参考文献

[1]刘志云.国家利益理论的演进与现代国际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J].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3, 02:12-55.

[2]刘志云.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与国家在国际法上的行动选择[J].现代法学, 2015, 01:139-148.

新型大国关系 第8篇

35年来,在中美几代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1979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仅24.5亿美元;2013年,已突破5000亿美元。双向投资也从建交初期的微乎其微发展到目前超过1000亿美元。今天,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

1979年,两国官方交往屈指可数。而过去5年中,中美元首进行了14次会晤。两国还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及41对友好省州和201对友好城市关系。

1979年,中美人员往来仅几千人次。2013年,两国人员往来已近400万人次。两国每天有上万人穿梭于太平洋两岸,通过互联网、手机互动的民众更难以计数。

1979年,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远未像今天这样广泛和密切。目前,无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上,还是在推动解决朝核、伊朗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中美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发挥着重要作用。

35年弹指一挥间。中美两国已从当初的相对隔绝状态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与全球影响愈来愈凸显。35年的历史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35年的中美关系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中几点值得特别铭记。

把握正确方向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走向始终牵动世界。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的唯一正确选择。只要坚持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指出的方向,坚持两国元首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咬定青山不放松”,就能确保中美关系始终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积极寻求共同利益是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源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重要的共同责任。任何情况下,双方都不能忘了这一基本事实。只要双方聚焦共同利益,不断做大合作蛋糕,中美关系就能永葆青春、永续发展。

相互尊重是管控好两国分歧的正确方法。中美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分歧是正常的。只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对话协商积累互信,聚同化异,就能避免两国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核峰会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第9篇

峰会上，习主席不仅进一步明确展示了中国的核思路与管理经验，同时也取得一系列实质性外交成果，扩大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间的共识，且影响远超核领域。譬如两国不仅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更强调要在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框架里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地区敏感问题，在亚太事务中开展积极互动与合作，尤其是就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全球卫生、维和等重要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双方都期待在9月杭州的G20峰会上再次会晤并达成新的经贸互利共赢协定；双方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宣布将于4月22日签署《巴黎协定》。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将加强在人文、网络、执法、追逃追赃、反恐、军事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事实上，中美间（核）合作的信号不仅在会上被有效传递，早在会前友好释疑、增进互信的气氛就已经被释放出来。3月18日，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在北京共同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投入运行。中心不仅是中国不断加大自身核安全能力建设，大力推动全球核安全进程的缩影，同时也是中国诚心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明证：中国能够与美国在最敏感的核安全领域进行深度合作，体现的正是习主席所强调、推广的合作共赢精神，不搞对抗，也不针对第三国。

加强核安全不是一时一地之功，也不仅仅是中美这两个大国的事情。在会上，习主席进一步阐发中国的主张：未来各国需携手合作，共同构建“核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中美固然重要，但不能替其他国家决定他们的政策和未来，而应以平等的姿态、沟通的途径去不断增进共识、协调行动。看得出来，这是中国在核安全领域乃至一切国际事务中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这种看似“柔性”的、“缺乏强制力”的阳光政策，其实际效用却往往强于那些充满霸权主义色彩的独断专行和穷兵黩武。此次峰会上其他与会国家首脑对习主席倡议的反响就是明证。

中国主张在核安保领域建设共享机制，呼吁各国以开放、共享的理念去分享技术和经验，贡献资源和平台，搭建核安全共享机制，加强跨国信息交流和执法合作。反恐尤其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建立起各国相互联系，信息互通的机制，形成一张反恐的全球网络。反恐也不仅是各国政府的事情，还要动员民间、社会的力量。三年来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个重要抓手。“我们欢迎亚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关项目，并将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保持紧密合作。”“我们将依托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中心，帮助有需要的国家提升安全监管能力，为提高全球核电安全水平做出贡献。”

近年来，有关中美关系走到“临界点”的耸人之辞不时见诸报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也辗转相传。甚至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互信赤字”，因而合作难以开展。但也有学者认为缺乏互信恰恰是进一步合作的契机。中美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从无互信的条件下进行合作，不要使“没有互信”成为“不合作”的借口。要从所谓“消极合作”走向“积极合作”。通常，形成积极合作比形成消极合作要更困难。而在中美核合作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正把消极与积极两种合作模式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的声音、立场和核治理模式创造性地介入到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

具体来说，中国一方面要和美国建立多种层次的沟通渠道，确保信息畅通、沟通有效，从而将战略误判、“擦枪走火”事件的概率降至最低。通过两国之间一系列首脑峰会、战略对话，在顶层设计的层面去释疑增信。同时我们又要将以往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譬如恐怖主义、环境保护）“安全化”，使之成为一个中美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如此一来，中国在恪守只结伴不结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大前提下，同样能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积极的安全合作，联手打击共同的安全威胁，譬如联合反恐，共享核安保经验等。中国式的“圆融”的外交智慧，必将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这样的“巧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