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质量范文

资本质量范文（精选8篇）

资本质量 第1篇

一、智力资本质量的涵义

智力资本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参与生产经营并长期发挥作用的、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智力资产的价值。具体包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

智力资本质量是指智力资本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有两层含义:一是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质量越高, 反之则低;二是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时间越长, 质量越高, 反之则低。即高质量的智力资本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强的价值创造能力。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存在于人脑中的知识、技能、经验等, 是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人力资本直接参与企业价值创造, 其质量的主要表现是科研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即人力资本向组织资本的转化能力。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是通过长期组织学习等知识性活动, 创造出新技术、新发明、新设计、新理念等组织资本来实现的。即科技与管理创新能力越强, 人力资本质量越高, 反之则低。“组织资本是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 通过长期组织学习和工作实践积累形成的, 存在于个体、团体和组织之间, 企业员工共同创造的编码化或部分编码化组织共享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如专利、商标、技术、诀窍、设计、特许权、制度、惯例、企业文化等, 是人力资本转化的智力成果。其中, 专利、商标等直接提高企业市场价值, 企业文化、制度惯例等为生产要素发挥提供保障, 从而间接地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 组织资本质量表现为智力成果的质量, 即智力成果的价值创造能力。关系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 是依靠关系作用而带来增值的价值, 主要表现为声誉、品牌、信誉、顾客忠诚度等。具体包括客户关系资本、供应商关系资本、债权人关系资本、政府关系资本等。关系资本如客户资本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 通过影响企业的市场知名度、信誉度等途径间接作用于企业价值创造。关系资本质量表现为关系的稳固程度。企业与客户、供应商、政府、债权人的关系越稳固, 关系资本质量越高, 反之则低。事实上, 关系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相互信任、互惠承诺的建立和稳固过程, 是企业长期获利, 成功经营的基础, 是企业长期保持价值创造能力的前提。

二、提高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性

(一) 智力资本质量是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据Brooking Instiute的布莱尔博士对美国的非财务型上市公司调查显示, 1978年, 这些公司的价值与有形资本相关的占80%, 与无形资本相关的只占20%。到1988年, 两者的比例为45%和55%, 主从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到1998年, 被调查的公司所创造的价值中与无形资本关联的竟高达70%。另据西方学者测算, 以知识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世纪初为5%-20%, 20世纪90年代为60%-80%。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 预计将达到90%。这说明, 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资本形式——智力资本已取代有形资本, 成为企业价值创造、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 不同的企业, 价值创造能力不同,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 究其原因, 是智力资本的质量不同, 智力资本质量越高, 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因此, 我们必须分析影响智力资本质量的因素, 寻求提高智力资本质量的途径。

(二) 智力资本质量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我国学者测算, 美国企业平均活不到5年, 超过20年的只有10%, 能活50年的只有2%。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0岁, 而在我国, 60%的企业5年就破产, 80%的企业10年内消失。企业“短命”的原因固然很多, 缺乏高质量的智力资本是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呢?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是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企业拥有的资源越是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不可替代, 就越能持久地保持竞争优势, 因而具有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智力资本具备了战略资源的所有特征, 而这些特征正是评价智力资本质量高低的标准。即一种智力资本价值越高、越稀缺、模仿替代难度越大, 其质量越高。智力资本除了具有战略资源的所有特征外还具有动态性特征。我们知道, 有形资本是固定资本或称静态资本, 一经形成, 很难改变, 因而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而智力资本是动态资本, 高质量的智力资本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不断累积、沉淀、裂变, 不断产生新知识、新技术, 从而能够持久地保持竞争优势, 因此, 智力资本质量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智力资本质量应成为证券投资分析的重要内容

证券分析师依据上市公司各种信息, 运用专业知识, 分析预测上市公司的盈余水平, 估量企业价值, 并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然而我们看到的是, 尽管证券分析师具有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 但对企业价值的评估似乎越来越不准确。纠其原因, 主要是证券分析师的分析、评估依据不全面, 信息不完备。证券分析师的分析、预测评估的依据主要是有形资本即物质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 而忽视了在价值创造中起决定作用的智力资本因素, 尤其忽视了智力资本的质量因素。正如上述, 当今知识经济时代, 智力资本已经取代物质资本而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动力源泉。智力资本质量是决定企业价值高低的主要因素, 是盈余预测、价值评估的主要依据。因此, 从提高价值评估准确性角度看, 必须重视对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 分析影响智力资本质量的因素, 探索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途径。

三、提高智力资本质量的途径

(一) 提高组织学习力

“组织学习力是指组织内部各成员在组织所处环境, 面临的情况以及组织内部的运作, 奋斗的方向等方面, 通过对信息及时认知、全面把握、迅速传递, 达成共识, 并作出正确快速的调整, 以利组织更好地发展的能力, 是一个组织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的比自己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自创未来的能力”。企业的智力资本来源于企业的创新能力, 而企业的创新能力来源于组织学习力。组织学习是企业科技与人才培养开发与优化配置的表现, 是催生智力资本的动力源泉。学习不仅是掌握知识、技能的活动, 而且是创造知识、技能的活动。因此, 组织学习力是影响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 组织学习力越强, 就越能产生高质量的智力资本。因此, 企业必须构建学习型组织, 使企业内部个人、团队和组织都具有较高水准的自我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全面提高组织学习力。

(二) 加大智力资本投资力度

智力资本投资力度是指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 智力资本投资规模是指对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投资额的高低, 尤其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增加职工培训、新产品研究与开发、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投资, 一般来说, 投资额越大, 智力资本形成越快, 质量越高。据统计,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智力资本年投资额平均占年销售额的6%-10%。而我国企业平均不足3%, 这是我国企业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智力资本投资效率是指一定投资所形成的智力资本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因此, 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智力资本质量。实务中, 企业尚未将职工培训、新产品研发、广告宣传纳入投资决策程序进行投资决策分析, 会计核算也没有将职工培训费、研究开发费、广告费视为资本支出, 结果导致智力资本投资效率低, 也是我国企业智力资本价值低、质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 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提高产品质量, 开发生产新的产品, 提供新的服务, 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技术创新能力包括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组织创新能力等。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就是提高创造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生产方式、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市场价值实现能力。因此,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必将极大地提高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的质量。

(四) 提高价值创新能力

价值创新就是创新客户价值。即通过不断提供客户需要的新的产品或服务, 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或极大地提高既有价值。现代企业被看作是能够更好地实现客户价值的经济组织。客户价值是指客户所得与所费之间的差额, “所得”是指客户在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有形和无形利益, 包括产品 (或服务) 的功能、质量、外观、使用说明、品牌乃至心理上的满足。“所费”是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而发生的各项成本, 包括购买成本、维修成本和使用中花费的其他成本等。提高价值创新能力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户价值, 提高客户价值就能吸引更多的客户, 就能创造新的市场或扩大市场份额, 从而提高智力资本质量, 增强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企业的基本经营活动是产品经营, 客户是通过购买、使用产品、了解产品、了解企业的。优质的产品、完善的功能、设计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 无疑是树立品牌形象、稳固客户关系的物质基础。因此, 企业要提高关系资本质量, 包括品牌资本质量、声誉资本质量, 必须提高价值创新能力, 提高客户价值。

摘要：智力资本质量是指企业智力资本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 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持续时间越长, 智力资本质量越高。智力资本质量是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 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高组织学习力、加大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价值创新能力是提高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智力资本质量,重要性,提高途径

参考文献

〔1〕冯丹龙.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组织资本的增长机制〔J〕.管理评论, 2006 (2) .

〔2〕郝晓彤, 何岗.论企业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功能〔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6 (5) .

〔3〕许国学.提升组织学习力的策略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 2005 (2) .

资本质量 第2篇

一、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规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扭曲了股票的价值，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建构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资本市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一）会计信息披露虚假失真，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规则

由于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现行的有些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法上市公司就趁机研究会计准则制度的漏洞，提供夸大或缩小客观事实的会计信息资料，例如，个别上市公司过度包装招股说明书，提供的财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利润计算存在操纵行为严重等等。这些信息误导信息使用者预测的企业盈利严重偏差，客观上造成资本市场陷阱、险境众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是直接与市场经济规则严重背离的行为，它使社会公众对会计诚信基础产生怀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削弱和扭曲了证券资本市场的资金筹集和资源调配功能，危害了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严重削弱了会计信息自身的使用价值

上市公司及时披露会计信息，能使报表使用者及时快速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掌握公司的最新财务动态，为作出正确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有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披露与报表使用者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严重削弱了会计信息自身的价值，延误了投资者的战机，危害了广大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助长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腐败行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不够和披露的内容不充分，客观上掩盖了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阴暗面

很多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局面，抱着能少披露就少披露的态度，甚至借保护商业秘密为由，故意隐瞒重要会计信息；特别是不法上市公司对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信息、对资金投资去向及利润构成的信息等不充分披露，甚至不披露等等，这种现象助长了上市公司掩盖其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不愿让社会公众知道的阴暗面，给后续经营埋下了危险的根源，最终损害的是投资者的利益。

二、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原因

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驱动的因素，也有制度缺陷的影响，同时还存在道德层面的问题。我国处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在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外部监督机制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一）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导致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虚假失真

由于资本市场市场化程度低，企业融资渠道少，有“壳资源”属性的上市资格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依据现有的制度，公司上市、配股、退市等均是以会计盈利能力作为标尺，为了满足上市或配股的条件或避免退市，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从事了合法但不合理的盈余管理或会计造假活动。

（二）企业产权中各行业为主体的利益冲突，导致企业会计信息失真

目前，我国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经营者直接管理企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只会提供满足本身利益最大化的信息，甚至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或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三）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或低效，外部监管不力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

如果一个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或缺乏，则很容易发生会计舞弊。同时，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重大影响的控制环境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发挥作用。舞弊信息之所以能通过会计系统最终形成财务报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已极不正常，这才使得会计舞弊行为有机可乘。在我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是财政部，负责制定会计制度。根据《会计法》的规定，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参与监督会计制度实施。但是，各个监管部门缺乏配合，各自进行监管，没有达到各家齐抓共管，形成有效的和相互补充的监管机制，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治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完善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主要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规范公司会计行为。良好的会计信息披露体制是建立在规范的公司会计行为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制度的建设工作，改善股权结构，明确市场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进而规范公司会计行为，尽快健全和完善中国的会计规范体系，从而使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更加可靠。

第二，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法规，强化会计信息的内部监督，加强法规的普及和执行力度。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处罚力度，才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会计法》在发扬正气和打击歪风方面的威慑作用。其次，完善独立评审制度，制定发布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对于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防止舞弊行为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最后，加强法规的普及和执行力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

第三，大力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完善市场机制，建立起适合资本市场需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文化。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前提。近期，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的治理取得重要进展，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只有市场规范有序，会计信息才能规范有序地披露，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市场经济，更是信用经济，它作为一种生产力，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摆脱诉讼，提高竞争力，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必须注重企业诚信价值观的塑造，政府应采取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建立强大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体系，增强道德约束力，资本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总之，会计信息是重要的经济信息，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它既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又是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与企业管理当局评价财务状况、防范和化解风险、作出投资决策、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依据。会计信息的质量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晴雨表，是活跃和强健资本市场的血液，要保证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不断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关系实证研究 第3篇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的研究。SAG(2004)指出事务所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审计质量的的一个决定性因素。FRC在2006年展开了题为“提升审计质量”的讨论,讨论涉及到影响审计质量的诸多因素,包括注册会计师的技能、个人素质、审计师的后续职业教育等。2008年,美国AICPA下属机构“审计质量中心”(CAQ)进行了《Survey:Post-SOXAudit Quality Has Improved》的调查,结果显示萨班斯法案生效后审计质量有所提高,对于提升原因,76%的被调查人员赞同是提高了对审计人员资质的要求。除了审计监管部门的讨论与调查外,学术学者们如Meinhardtetal.(1987),Westort(1990),Deisand Giroux(1992),Aldhizeretal.(1995)等也均指出人力资本能提高审计质量。Liu(1997)在分析事务所的法律责任,人力资本投入和审计质量关系时,认为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被忽视了。其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投入、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以及专业认证应该纳入到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之中。O’Keefeand Westort(1992),Westort(1990)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职业后续教育与审计质量相关。Boyntonetal.(2001)进一步验证了审计师职业前的正规教育,职业后的培训以及工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能够使审计师更好完成审计任务。Dvaidwright(2003)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指出,如果审计人员认真执业,不欺骗客户和社会公众,就会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David Hay&David Davis(2004)从审计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将审计分为多个层次,无会计从业资格的人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会计从业资格的人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特许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认为三种审计质量是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因为,无会计从业资格的人提供的审计服务也能够增加财务报表的可信程度,但提供的审计却不会像专业的审计师那样符合规范。有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受过会计和审计方面的教育,提供的审计服务会更符合审计准则的要求,但通常并不是审计专家,接触审计实务较少。而特许会计师的身份使审计人员更加遵守职业协会发布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也会更好。Yu-Shu Cheng(2008)利用4865家台湾会计师事务所在1989年到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了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观点。

(二)国内文献

国内关于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关系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1)事务所竞争力研究。王善平(2002)就指出会计师事务所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胡国龙(2003)认为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事务所的规模、人力资本的职业道德、专业胜任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阳钰(2003)在研究事务所人力资本问题时指出资格考试(进入壁垒)是审计质量的事前防范机制,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升;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经验和能力的利用,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培训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郭颖(2009)利用DEA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认为事务所对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提高产出效率。祝瑶(2008)在进行事务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通过对北京地区的事务所的调查研究发现,能代表事务所发展潜力的人力资源指标列在较重要的地位。李树华(1999)、雷光勇、刘丹(2006)认为,事务所从业人员执业能力越高,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也会越好。(2)审计质量评价指标研究。在已意识到审计质量对于事务所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性后,学者们有开始积极探索有效的解决审计质量及其控制问题,他们认为首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陈晓芳(2006)以专业胜任能力、职业道德、后续教育为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会计师事务所总体审计业务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探讨。王英姿(2002)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审计质量的评价指标中设计了五个一级指标,二十个二级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指标权重:独立审计机构基本情况(15%)、独立审计机构规模(15%)、从业人员质量(25%)、行业专长水平(15%)、独立审计机构内部质量管理(25%)以及负面因素(15%)。从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的研究来看,学者都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重大,但大都都是理论分析的出的。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监管者、学术研究者,还有大众媒体都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审计质量的重要性(FRC,2006;SAG,2004),公众对审计质量的关注已经转向对审计师的关注。然而,在回顾文献时发现,在国内虽然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关于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的研究多以规范研究为主。国外以及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资源。在吸收和借鉴经验的同时,应该积极思考在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下,能否得到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尝试采用中注协公布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以期验证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基础资源观主张企业资源是其竞争优势的基础,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核心资源。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本(Banker,Chang,&Cunningham,2003),人才是事务所的第一生产要素,事务所的成功运营往往不是靠大量的资本投入,或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生产制造,而是靠注册会计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无形的高智力劳动。事务所工作人员通过团队合作共同完成各项审计服务。只有一支专业技能过硬,道德素养高的注册会计师团队才能向客户和社会提供竞争对手无法超越和模仿的高质量、高效率的审计、咨询服务的能力。另外,智力资本理论研究中也提到知识型企业主要通过结构资本以及关系资本的杠杆作用,促进人力资本发挥价值创造作用,进而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社会财富的(Stewart,1997)。由此有理由推断,人力资本是保证审计质量的重要投入要素,即

H1:人力资本对提升审计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已有的审计文献特别强调审计判断的重要性(Trotman,1999),高质量审计判断是形成正确审计意见的基础。而审计服务提供者的职业判断力主要受其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CPA职业资格、后续教育等方面影响。学校教育对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理论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通过系统性地向学生输入专业知识,为今后的审计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夏宁等(2004)通过对比分析中外会计师事务所人才学历、执业水平和经营收益等信息,发现以社会认可的高学历作为择才标准,其成本和风险都较低,他们认为以“学历取人”仍不失为一种便捷有效的途径。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学历越高代表能力越好。其次,事务所高学历的比率越高,优秀的会计师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与效果,以及事务所的专业水准。另外,在我国教育不仅是提高人的智力素质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最要手段,对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主要途径。审计过程中的职业判断不仅要求专业技术,而且对审计师的道德素质、身心健康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假设:

H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受教育水平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审计职业判断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审计知识和丰富的职业经验的基础上。Libbyand Frederick(1990)通过研究证明与缺乏经验的审计师相比经验丰富的审计师查出可能存在的错误的几率更大,或将没问题的判为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少。Agoglia等(2007)也证实实战经验丰富的审计师表现更好,对客户产业的熟悉程度可以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有经验的审计师较经验少的审计师而言,有更多捕捉“查漏补缺”的能力,且能透过审计师的经验,可以固化为事务所解决审计问题的策略,并制定更适当的决定(EL-Dyasty,2004),这些都说明审计经验对审计质量的重要性,且审计经验具有学习效应,并可以与审计师的独立性相互补强,相互作用下构成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由此,假设:

H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审计师的工作经验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阳钰(2003)指出由政府组织的CPA职业资格考试为审计行业建立起有效的“进入壁垒”,通过检阅相关人员是否掌握了审计必备的基础专业知识,将专业技能不合格的人员挡在审计的门槛之外,从而有效地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师“查漏补缺”的效率和效果。它是对审计师的职业判断能力的一种审核,能对审计质量低劣起到事前防范作用。Aldhizer etal.(1995)研究表明审计质量与负责审计的人员是否是注册会计师正相关。Liu(1997)验证了Aldhizeretal.的观点,除了教育、经验等因素,专业资格水平也影响审计质量。由此,假设:

H1c: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审计师的职业资格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知识型服务行业,由于知识的更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与完善,注册会计师必须不断接受后续教育,保持从业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与执业水平。注册会计师只有不断接受职业后续教育,掌握和运用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和新法规,才能增强职业判断力,保证执业质量。Chenetal.(2008)指出提高审计师专业技能的最经济方式是通过职业后续教育。由此,假设:

H1d: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职业后续教育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二)变量定义

根据已有的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相关研究文献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披露信息,本文拟选取的变量替代指标及定义如(表1)所示。在此解释一下本文对工作经验的替代指标的选择。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均采用大于35岁的审计师占当年执业的审计师的比例作为工作经验的替代性指标(李建然、高慧松,2007;Yu-Shu Cheng,Yi-Pei Liu,2008)。但面对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新准则、新业务、新技术、新方法日益涌现的新形势,受制于体能、精力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老同志与中青年同志尤其是40岁以下的注册会计师相比,在发展意识、管理理念、执业技能、利用信息化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团队正在向年轻化发展,年龄的增加不再是经验的代表(史忠良、王芸,2008)。不少学者对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不确定,既存在正负相关,又有无影响等关系(Davis,Soo&Trompeter,2008),从侧面说明用年龄代替工作经验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本文创新地采用40岁以下的硕博人数作为工作经验的替代指标。因为,这些人在完成硕士、博士等高等教育后投入到工作中,能充分利用已学的专业知识,结合实践操作,迅速地积累经验,成为事务所的中坚力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统计结果显示,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总收入规模、受教育程度、40岁以下的硕博人数、CPA占从业总人数比率等指标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普华永道中天的年度总收入257843万元,河北天勤的年度总收入为2179万元,二者相差255664万元,约为河北天勤的117倍之多;信永中和的40岁以下的硕博人数为728名,上海仁德40岁以下的硕博人数只有6名,差距726,约为上海仁德的121倍。CPA占从业总人数比率最小的普华永道(0.157674),最大的是湖南安信联合(3.81818)。

注:**.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1;*.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5

(二)回归分析

(表3)显示,受教育程度、40岁以下的硕博人数和领军人才数量与年度总收入显著地正相关,而CPA占从业总人数比率和培训完成率与年度总收入表现为负相关,与预期符号相反。为了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令所有指标强行进入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表4)是所有指标强行进入模型中的回归结果,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F=46.258,p<0.01显示OLS模型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回归系数表明,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对审计质量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而代表职业后续教育的培训完成率和领军人才数量的回归系数一正一负,并且培训完成率与年度总收入的关联性在95%的置信水平下表现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注协对事务所职业后续教育的披露信息不够详尽。但CPA职业资格与审计质量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关联性。为了探究原因,分析样本中该指标的具体情况发现,国际四大的CPA占从业总人数比率相对较小。虽然审计业务主要是由注册会计师执行,但随着经济信息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审计师在进行审计时仅仅掌握会计、审计、财务等基本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金融、法律等其他知识的辅助支撑。审计师的职业资格除了注册会计师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金融师等资格认证。

(三)主成分回归分析

由于人力资本的复杂性,本文中的指标不能完整的度量人力资本,考虑相对于分别考虑各指标的影响作用,整合这些指标信息的综合指标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因此,采用没有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一个公共因素作为人力资本(HC,human capital)的一个综合指标,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以验证人力资本整体效用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KMO测量值为0.603,大于0.5,Bartlett's球形检验为127.315,P<0.01通过检验,说明所选取数据较适合主成分分析。提取的第一主成份为HC=0.43Edu+0.6Exp+0.35Cer+0.52Tra,其中,Edu代表受教育程度,Exp代表工作经验,Cer代表职业资格,Tra代表后续教育。主成分回归方程为QUAL=0.695HC+,其中,F=27.733,p<0.01显示OLS模型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回归结果表明,综合人力资本指标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从统计意义上来讲,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应地会有0.695个单位审计质量的提高。

四、结论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整体的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培训完成率等与审计质量正相关,这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鼓励员工追求高学历教育,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帮助内部员工之间的经验交流,并加大对员工后续教育的投资,改变传统上将培训支出作为费用的思想,将之视为事务所的一项长期投资,促进事务所的持续发展。针对CPA职业资格与审计质量负相关的现象,事务所应广纳各方面的人才,积极扩大本所的知识结构。(1)加强对事务所后续职业教育(培训)信息的披露。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相应地审计也需更新,必须加强对CPA的后续职业教育。(2)推进领军人才建设工程。注册会计师协会应该将领军人才建设工程打造成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一大特色,引导事务所在行业领军人才的带动下做大做强。从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事务所的人力资本对审计质量存在积极促进作用,印证了前人的观点,但分析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存在出入,可能原因:(1)在模型中没有引入控制变量,没有剔除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影响审计质量因素有很多,有审计主体——会计师事务所方面的,如本文只研究了事务所的人力资本因素,尚未探讨非人力资本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有审计客体——被审计公司自身的,如说被审计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及所处生命周期等问题。(2)本文直接采用2010年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数据信息,一方面不能反映样本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对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也待进一步精确细化。如对职业资格的替代指标只考虑了CPA职业资格,实际上还应考虑其他资格证(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金融师)的取得情况。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很多,本文只是针对其中人力资本部分的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证分析,从中得出结论,人力资本对审计质量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要：本文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10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为样本,对其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事务所人力资本投入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其中审计师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对审计质量有促进作用,但注册会计师(CPA)职业资格与审计质量呈现负相关。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刘聪伟;《人力资本的审计行为特征在审计制度安排中的应用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阳钰:《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问题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3]潘克勤:《审计师的异质性和审计质量差异:文献综述及启示》,《财会通讯》2005年第8期。

[4]李建然、高慧松:《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与审计品质之关联性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

[5]Yu-Shu Cheng,Yi-Pei Liu.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or Quality and Human Capital,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09

湖南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质量分析 第4篇

截至目前, 湖南上市公司共有51家, 其中在深市上市的为33家 (包含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 占深市总上市公司的3.4%;在沪市上市的公司为18家, 占沪市总上市公司的1.7%, 这些上市公司分属制造、旅游、农用化工、百货等行业,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湖南省产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方向。

本文选取湖南上市公司为样本, 根据这些样本公司2004—2008年年报中的财务数据对其资本结构质量进行统计分析。相关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和讯网、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和巨灵金融服务平台。

二、资本结构质量分析

1、成本效益分析

在考虑企业资本结构质量时, 并不能简单地看企业资本成本的高低, 重要的是比较企业总资产报酬率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高低。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分析, 只有当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时, 企业才能在未来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向资金的提供者支付相应的报酬, 同时在整个过程中逐渐使企业的净资产得到相应的增加, 从而使企业的净资产的规模扩大。相反, 如果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小于企业的资本成本, 则企业在支付了出资者应有的报酬之后, 净资产将缩减, 从而导致企业的净资产规模变小。如果企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那么企业的资本结构质量也将越来越差。所以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始终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同时也是高质量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表现。

由于上市公司长期资金成本数据难以取得, 负债融资的资金成本是最低的, 而且资金成本也比较容易取得, 加权资金成本显然要高于负债融资的资金成本。总资产报酬率是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比率, 而净资产报酬率是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率, 显然, 净资产报酬率是大于总资产报酬率的。所以本文选用净资产报酬率与当年的银行贷款利率对比关系来衡量资本结构的质量好坏。

根据湖南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数据资料, 整理得到各个企业的净资产报酬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2004—2008年分别为5.76%、5.76%、6.16%、6.96%、7.16%。变动期间的年份贷款利率取均值。根据以上数据得出:2004—2008年间净资产报酬率大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公司分别有20、20、21、21、11家, 分别占总数的42%、42%、44%、44%、23%。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整体来看, 5年间净资产报酬率大于银行贷款利率的企业不到总数的50%, 可见资本结构质量有待改善, 但是2004—2007年之间还是稳中有进的, 2008年由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使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上升, 这样就有更多的企业的净资产报酬率这一指标处于银行贷款利率之下。现整理湖南上市公司和全国上市公司各年的平均净资产报酬率数据, 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湖南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报酬率在曲折中前进, 而全国上市公司总体上稳步前进, 前进速度和稳定性都比湖南上市公司总体水平要好, 湖南上市公司五年中有四年要落后全国水平, 尤其2005年和2008年, 差距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中央银行贷款利率逐年上升, 湖南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报酬率均低于中央银行贷款利率, 这表明湖南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质量亟需改善。

2、财务杠杆分析

企业的财务杠杆, 一般可以表现为三种关系:即负债与资产的对比关系 (即资产负债率)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对比关系 (即产权比率) 或者长期负债与长期资本的对比关系。

(1) 资产负债率, 反映债务融资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其计算公式为: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247;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与财务风险有直接关系:资产负债率越高, 财务风险越高;反之, 资产负债率越低, 财务风险越低。整理样本数据得出湖南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为八个区间, 得出每个区间的上市公司数量, 见表2, 将数据进行区间分析。

一般来说, 资产负债率在5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过低使企业得不到更多的财务杠杆利润, 过高的话企业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从表2可以看出:湖南上市公司2004—2008年资产负债率高于50%的分别有31、31、31、29、26家。分别占总数的65%、65%、65%、60%、54%, 绝大部分企业都是负债大于所有者权益, 可以看出湖南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质量有待改善。资产负债率主要分布在40%~80%之间, 处于两边的相对比较少。资产负债率小于40%的企业应加大负债融资, 以促使企业获得财务杠杆利润, 而资产负债率大于80%的企业则应避免负债融资, 这些企业财务风险比较大, 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 应采取权益融资的手段。处于这两个融资区间的企业从2004年到2008年分别有14、10、13、17、19家, 处于逐渐上升趋势, 从理论上讲, 可以说湖南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质量是有待改善的。

现将湖南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和全国资产负债率水平相比, 见表3。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 2004—2008年湖南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水平一直低于全国水平, 而且差异明显。说明在我国这个大环境中, 上市公司都偏爱负债融资这个途径, 使得资产负债率水平过高, 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所以本文认为, 我国应该健全资本市场, 与国际接轨, 我国上市公司更好地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手段, 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2) 产权比率, 反映由债权人提供的负债资金与所有者提供的权益资金的相对关系, 以及公司基本财务结构是否稳定。其计算公式为:产权比率=负债总额&#247;股东权益。产权比率表示, 股东每提供一元钱债权人愿意提供的借款额。在通货膨胀加剧时期, 公司多借债可以把损失和风险转嫁给债权人。

负债与权益比例的合理性, 对企业资本结构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对企业来说, 适当提高负债权益比例可以促进企业在短期内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完成企业的流动与发展, 有利于迅速提高企业经营规模, 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同时可以获得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当企业的负债权益比过高, 不具备偿债能力, 或者企业因此而达到了破产的界限的时候, 则表明企业资本结构质量状况已经处于极端恶劣的状态了。

产权比率高, 是高风险、高报酬的财务结构;产权比率低, 是低风险、低报酬的财务结构。一般而言, 该比率小于1时, 企业应该是具有偿债能力的, 但是还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整理样本数据得出湖南上市公司产权比率, 将样本企业的指标和全国水平相比, 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湖南上市公司还是全国所有上市公司的总体情况来看, 产权比率最近5年都是大于1的, 湖南上市公司产权比率的平均值在130%~180%之间浮动, 负债权益高, 偿债能力不强。而全国所有的上市产权比率的平均值在200%~280%之间浮动, 产权比率呈逐年递增趋势,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资金依赖于负债。可以看出湖南上市公司的基本财务关系在全国而言是比较稳定的, 比起全国上市公司水平还是低风险、低报酬的财务结构。

(3) 长期负债对长期资本比率, 反映长期负债对于资本结构 (长期融资) 的相对重要性。其计算公式为:长期负债对长期资本比率=长期负债&#247;长期资本。长期资本是所有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之和。

整理样本数据得出湖南上市公司长期负债对长期资本比率, 得出样本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见表5。一般情况下该比率在0—1之间波动, 当企业的长期负债为零时该比率为0;比率大于1的说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为负值;该比率为负数时说明企业的长期负债都不能弥补所有者权益的亏损。

从表5可以看出:2004—2008年湖南上市公司该指标的最大值波动比较明显, 一般在0.5左右波动, 表明这些企业长期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占总资产份额差不多。最小值在-0.05—0之间波动, 出现负值表明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平均值在0.12—0.23之间波动, 波动幅度不大, 呈逐年递增趋势, 说明湖南上市公司资金依赖长期负债的程度在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湖南上市公司大部分企业财务杠杆比率较高, 说明企业资源对负债的依赖程度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将面临着三大危机:一是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二是企业在发生亏损时, 会使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三是资金的来源难度也将大大提高, 影响到企业的未来融资。所以, 湖南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状况与未来融资要求不相适应, 企业应适当调整企业资本结构, 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手段, 使企业具有一个优良的资本结构质量。

3、负债内部结构分析

资金来源按可使用期限的长短可分为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两种。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在筹资中的不同构成比例, 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风险和成本。对长期资金来说, 尽管它没有短期偿债的风险与压力, 但是筹集资金成本相当高;对短期资金来说, 虽然筹集其成本相对较低, 但是企业必须随时具备偿还借款的压力。因此, 通过分析资金来源期限的构成与资产结构的适应性, 有助于获得高质量的企业资本结构。因此, 根据各种长短期资产所构成的资产结构来考虑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之间的比例构成是否合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 企业的流动资产可以通过短期资金来源来解决, 而企业的固定资产则应该通过长期资金来源来解决。所以, 通过分析资金来源期限的构成与资产结构的适应性, 有助于获得高质量的企业资本结构。

从湖南上市公司行业所属特征来看, 大部分企业属于制造业, 机器设备成本大、费用高、投资期限长、耗资比较大。结合该行业的运作周期, 说明企业的短期资金来源不能与其资金的用途相配比。短期负债融资虽然筹资速度快、相对容易取得, 但为了满足资产的长期资金需要, 企业必然要在短期负债到期后重新举债或申请债务延期, 使企业更为频繁举债和还债, 特别是在企业发生亏损时, 可能会由于所有者权益的比重相对较小而使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 从而加大了筹资的困难和风险, 更容易使企业陷入资金匮乏危机, 是收益性和风险性都较高的融资政策。整理样本数据得出湖南上市公司长期负债与负债总额对比关系, 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对湖南上市公司整体来说, 2005年到2008年的长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率相对稳定, 除2005年为0.1之外, 其他年份都在0.25—0.3之间波动, 说明湖南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重不大, 资产负债率比较高, 可以说明, 湖南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大部分都是采取短期负债融资的方式。湖南上市公司的公司整体上的资产负债率比较高, 存在长期负债短期化的倾向, 企业的资金来源不能与其资金的用途相配比, 资本结构的质量不高。所以上市公司应该根据自身不同情况, 是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所占比率更加合理, 减少资金成本, 降低财务风险。

4、股东持股状况

根据所有者权益内部的股东持股状况, 分析资本结构质量的好坏。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企业不得发放优先股, 所以本文主要分析控制性股东、重大影响股东和非重大影响性股东的持股构成状况。整理湖南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得出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和前十大股东所占股本的份额, 见表7。

从表7持股比率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均值为36.47%,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均值为51.1%, 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平均值则为4.1%。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于第一大股东手中, 第一大股东在股权结构上具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湖南上市公司基本处于一股独大的局面。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我国上市公司多为国有公司, 在公司总股本中50%以上为国有股。由于国有股先天具有产权残缺, 委派机制没有真正形成, 未能解决好产权主体进入企业问题, 因此, 大股东不能起到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 而流通股股东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起作用。

三、结论

第一, 2004—2008年度, 湖南省上市公司整体上采用比较激进的融资政策, 对负债的依赖程度比较高, 这种状况一方面可以降低公司的资金成本, 但另一方面财务风险也比较高。表明湖南上市公司整体资本结构质量不高。

第二, 由于绝大多数企业的净资产报酬率均小于当年银行年贷款利率, 内源融资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 影响公司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可能由于该行业经营状况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湖南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比较高, 获利能力不强, 融资潜力不大, 资本结构不太合理, 资本结构质量还是需要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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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质量 第5篇

一、无形资本质量的含义

无形资本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参与生产经营并长期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大增值能力的无形资产的价值, 具体包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

无形资本质量是指无形资本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有两层含义:一是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质量越高, 反之则越低;二是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时间越长, 质量越高, 反之则越低, 即高质量的无形资本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强的价值创造能力。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 存在于人脑中的知识、技能、经验等是无形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人力资本直接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 其质量的主要表现是科研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即人力资本向组织资本的转化能力。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是通过长期组织学习等知识性活动创造出新技术、新发明、新设计、新理念等组织资本来实现的, 即科技与管理创新能力越强, 人力资本质量越高, 反之则越低。

组织资本是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 通过长期组织学习和工作实践积累形成的, 存在于个体、团体和组织之间, 企业员工共同创造的编码化或部分编码化的组织所共享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 (冯丹龙, 2006) 。专利、商标、技术、设计、特许权、制度、惯例、企业文化等是人力资本转化的智力成果, 其中, 专利、商标等直接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企业文化、制度、惯例等为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从而间接地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 组织资本质量表现为智力成果的质量, 即智力成果的价值创造能力。

关系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 是依靠关系作用而带来增值的价值, 主要表现为声誉、品牌、信誉、顾客忠诚度等, 具体包括客户关系资本、供应商关系资本、债权人关系资本、政府关系资本等。关系资本如客户资本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 通过影响企业的市场知名度、信誉度等途径间接作用于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关系资本质量表现为关系的稳固程度, 企业与客户、供应商、政府、债权人的关系越稳固, 关系资本质量越高, 反之则越低。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 关系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互信、互惠关系建立和稳固的过程, 是企业长期获利、成功经营的基础, 是企业长期保持价值创造能力的前提。

二、影响无形资本质量的因素分析

探索无形资本质量的影响因素, 目的是寻求提高无形资本质量的途径, 影响无形资本质量的因素主要有:组织学习力、无形资本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以及客户价值。

1. 组织学习力。

组织学习力是指组织内部各成员在组织所处环境, 面临的情况以及组织内部的运作、奋斗的方向等方面, 通过对信息及时认知、全面把握、迅速传递并达成共识, 从而作出正确快速的调整, 以利组织更好地发展的能力, 是一个组织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的比自己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自创未来的能力 (许学国, 2005) 。企业的无形资本来源于企业的创新能力, 而企业的创新能力来源于组织学习力。组织学习力是企业技术进步与人才培养的表现, 是催生无形资本的动力源泉。学习不仅是掌握知识、技能的活动, 而且是创造知识、技能的活动。因此, 组织学习力是影响无形资本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 组织学习力越强, 企业就越能产生高质量的无形资本。因此, 企业必须构建学习型组织, 使企业内部个人和团队都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全面提高组织学习力。

2. 无形资本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

无形资本的投资规模是指对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投资额的高低, 尤其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增加职工培训、新产品研究与开发、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投资。一般来说, 投资额越大, 无形资本形成得越快, 质量越高。据统计,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无形资本年投资额平均占年销售额的6%~10%。而我国企业的该比例平均不足3%, 这是我国企业无形资本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无形资本的投资效率是指一定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本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因此, 无形资本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无形资本质量。实务中, 企业尚未将职工培训、新产品研发、广告宣传纳入投资决策程序, 进行投资决策分析, 会计核算也没有将职工培训费、研究开发费、广告费视为资本性支出而纳入资本管理范畴。结果导致无形资本投资效率低、效益差, 难以达到无形资本投资的预期效果。这也是我国企业无形资本价值低、质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客户价值。

现代企业被看做是能够更好地实现客户价值的经济组织。客户价值是指客户所得与所费之间的差额。“所得”是指客户从所购买的产品中获得的有形和无形利益, 包括产品的功能、质量、外观、使用说明、品牌乃至心理上的满足。“所费”是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而发生的各项成本, 包括购买成本、维修成本和使用中所花费的其他成本等等。

提高客户价值就能吸引更多的客户, 扩大市场份额, 从而提高无形资本质量, 增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企业的基本经营活动是产品经营, 客户是通过购买、使用产品来了解产品、了解企业的。优质的产品、完善的功能、设计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 无疑是树立品牌形象、稳固客户关系的物质基础。因此, 企业要提高关系资本质量, 包括品牌资本质量、声誉资本质量等, 必须提高客户价值。

三、无形资本质量的评价标准

无形资本质量的评价标准是评价无形资本质量高低的依据, 是无形资本本质的反映。根据无形资本的质量特征, 可建立如下无形资本质量评价标准:

1. 价值创造能力。这是评价无形资本质量的直接标准, 无形资本的价值创造有两个途径:

一是无形资本直接参与生产经营,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创造价值, 价值创造能力表现为产品的科技含量, 即附加值的高低, 如新技术、新发明可以数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成本, 为企业创造巨额利润。

二是无形资本在运营中不断积累、不断增值,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转化与共享来实现无形资本的增值, 是一种质量型而非数量型的资本增值方式。如品牌、技术、特许经营权等具有使用上的重复性, 即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 也可被同一主体重复使用, 几乎没有机会成本, 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因此, 通过分析评价产品的科技含量、品牌等价值及其增值潜力来判断无形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

2. 价值创造的持续性。有形资本一般都有损耗周期, 存

续时间短、贬值速度快, 而无形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关系资本等都很难确定损耗周期。事实上, 有些无形资本如品牌、商标和企业文化等, 不仅能长期保持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身也在不断增值。判断无形资本价值创造的持续性要考虑企业所处行业的特点、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影响, 如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不断更新换代, 如果这些技术不能与时俱进, 企业将失去竞争优势。因此, 考查无形资本价值创造的持续性, 不仅要考查现存无形资本的持续性, 而且要考查企业新创无形资本的能力, 即延续无形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

3. 稀缺程度。

一般资本都具有稀缺性, 比较而言, 知识经济时代, 无形资本更为稀缺。因为大部分无形资本不存在交易市场, 无法通过市场获得, 而只能在企业内部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形成, 这种长期培育形成的无形资本很难被其他企业复制。无形资本的稀缺性、衍生独占性、垄断性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从而产生超强的价值创造能力。

然而, 不同的企业, 由于所处行业不同、市场环境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 即无形资本的产生条件不同, 导致无形资本的稀缺程度不同。企业拥有的无形资本越是稀缺, 其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质量越高。因此, 无形资本的稀缺程度是判断和评价无形资本质量的重要标准。

4. 模仿难度。

一般来说, 由于不存在完善的无形资本市场, 大部分无形资本只能在企业内部经过独特的生成路径和无数次大小决策而逐步形成。由于这些无形资本对生成路径的依赖性, 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竞争对手时间、成本、能力的限制, 使这部分无形资本成为难以被模仿的特殊资本。使用、拥有这种无形资本的企业就会因此而获得并延续竞争优势, 长期保持其超强的价值创造能力。因此, 无形资本的模仿难度成为评价无形资本质量的标准。模仿难度越大, 无形资本的质量越高。

摘要：无形资本质量是指企业无形资本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 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持续时间越长, 无形资本质量越高。影响无形资本质量的因素主要有:组织学习力、无形资本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以及客户价值, 评价无形资本质量的标准包括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创造的持续性、稀缺程度和模仿难度等。

关键词：无形资本质量,影响因素,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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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丹龙.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组织资本的增长机制.管理评论, 2006;2

资本质量 第6篇

人力资本质量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特别是,2014 年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与技术进步[1]。高层次人力资本作为整个人力资本中的精华部分,更能够在其从事的各个领域发挥领军者的作用[2,3],特别是在人力资本与区域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有: 李亚玲等[4]对我国29 个省级行政区1993—2004 年的人力资本基尼系数进行测算、比较,利用各年截面数据对其与人均GDP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人力资本不平等性和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很高的负相关性、人力资本基尼系数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强劲的负相关关系; 李海铮等[5]结合我国目前的数据状况,运用并改进Jorgenson -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计算了1985—2007 年中国人力资本年度总量及相应的年度人均人力资本,构建了中国人力资本指数,并对2008—2020 年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了预测; 李秀敏[6]运用基尼系数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在此基础上将1990—2004 年各地区的有关数据组成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处于物质资本推动阶段; 杜两省等[7]解释了人力资本存量难以解释我国西部地区低投资效率的原因,并指出目前影响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的质量、流动性及其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力有限。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 都将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并运用相关面板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模型构建或修正的方式得出了很多有益的结论。但当前的研究都关注于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对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还较少。

从我国的当前国情出发,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仍非常不均衡[8],集中表现在区域间人力资本的存量、质量等差异显著[9],也正是差异才诱发了人才流动迁移的问题。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张晓旭等[10]研究了创新人力资源的流动评价机制,使用科学的评价体系,把工作能力及工作绩效作为衡量创新型人力资源的主要标准并作为流动机制的原动力; 王成军等[11]采用调查问卷和统计的分析方法对西部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状况作了实证分析,指出影响西部地区吸引、留住科技人力资源的主要问题,并且给出西部科技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方面的建议; 周学军等[12]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内地( 除西藏外)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科技人才复合效能进行评估,并采用Copula函数和Kendall秩相关函数分析科技人才复合效能、科技投入及科技人才流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科技人才复合效能排名靠前,科技人才流动与复合效能相关性非常弱。正是由于人才流动上的不均衡性,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都拟定、推行了各自的人才政策,特别是在人才引进和留住人才方面都投入了相当大的成本,这些政策有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有的效果则不明显[13,14,15]。上述现象集中体现了人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 “照抄照搬”行为,甚至在条件上有互相攀比的现象。因此,本研究聚焦于: 区域人力资本质量与人才迁移特征有无关系? 具体有怎样的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相关研究文献鲜有报道,所以本文将在广泛调查统计的基础上探索人力资本质量与人才迁移特征的关系,为政府、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在制定人才战略和人才政策时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2 人力资本相关概念

上世纪60 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首次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自此之后,经过几代学者的补充和完善,该概念目前较为公认的理解是: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16]。这种资本通过自然人在社会系统中的学习、实践、成长 “固化” 在人的身上,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人的基本属性。如前所述,作为社会而言,这种属性在经济、文明进步等方面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

人力资本质量(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是对个人、区域、组织中人力资本优劣状况的度量。本文中的人力资本质量特指区域中的人力资本优劣程度。这里的区域,是以我国的省际作为划分标准,包括了两层涵义: 一是区域中人力资本的存量大小,这可以体现该区域内人力资本的多寡程度; 二是表达区域中人力资本的结构化差异程度。在这两层涵义中,从不同维度描述区域人力资本质量问题。由于在有关区域人力资本质量的评价和计量方面目前尚无权威的做法,仅有的少量研究中由于学者们思考维度的差异,在其计量时大相径庭。经过综合比对研究,本文将以区域内劳动力人口接受教育年限总和作为衡量区域人力资本质量的基础性指标,具体为:

式( 1) 中,RHCS ( Regional Human Capital) 为区域人力资本存量,e为平均接受教育年限,r为区域内的总人口; 式( 2) 中,Pi表示一组接受教育年限人口的比例,Yi表示与该组对应的获得教育年限,n表示共有的组别数。以我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标准统计口径,n =5,分别为: 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对应的Yi值分别为: Y1= 16、Y2= 12、Y3= 9、Y4= 6、Y5= 1。此外,变异系数作为考虑系统内部结构差异的有效方式,变异系数数值越大,说明其内部的结构差异越大,本文拟通过教育年限变异系数( EYVC) 作为衡量人力资本质量的第2 个指标。该系数可以较为显著地判别区域人力资本结构的异质性[9]。具体表达式如下:

3 我国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质量

本文采取截面数据,选取2013 年我国西部地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来计算,RHCS和EYVC两个数据的计算基础值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 抽样比例为0. 822‰) ; 此外,还选取了东部地区的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作为比对。省级截面数据计算结果详如表1 所示。

(含东部4省市)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从平均教育年限( e) 来看,西部地区和4 个典型的东部发达省市之间有明显的差距,最低和最高的差异达到了7. 26 年( 北京和西藏) ,西部地区中仅有陕西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在16 省( 区、市) 中排名第3,达到了东部发达省市的水平; 因为人力资本存量( RHCS) 与所在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基数密切相关,根据式( 1)可知,劳动力人口越大,RHCS越大,在表1 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4 省市的人口排名分别为13、11、3、1,相应的RHCS排名为10、8、2、1,由此说明该4 省市的人力资本存量要整体优于西部地区;从教育年限变异系数( EYVC) 来看,上述东部4 省市的排名分别为1、3、7、2,说明这些东部地区不但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而且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的差异性较小,这从异质性方面说明了东部发达地区较之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更具优势。

4 人力资本质量与迁移特征相关关系

本文采取设计调查问卷,利用抽样调查研究西部地区人才在区域间、产业间、行业间、不同性质单位之间的迁移意愿( DOM) 、迁移频率( FOM)和下一步迁移目标( NTOM) 等特征。问卷中设计的问题力图通过上述流动特征的分布状况探析发生人才迁移的原因,从而得到影响人才迁移的驱动力要素以及各要素的驱动力大小,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问卷经过在陕西省的试发、修改、再试发、再修改,形成了最终问卷。2014 年3 月—2014 年7月,按计划在陕西、四川、重庆、内蒙、宁夏、甘肃、新疆、贵州、青海、云南、广西等西部12 个( 区、市) 全面展开调研; 为了与东部地区进行对比分析,选择了北京、上海、江苏( 南京、苏州、无锡) 、广东( 广州、深圳、东莞) 4 个地区进行了典型调研。经历了大规模的问卷发放、回收、归类、分检、统计、分析。问卷发放对象包括高校、设计院科研院所、医疗机构、政府部门、科技企业、传统工业企业等不同类型的单位。正式调查问卷共计发放7 500 份,共计回收6 573 份,回收率为87. 64% ,其中有效问卷6 573 份,有效应答率达到90. 14 % 。从回收率和应答率来看,基本达到了进行统计分析的要求。

对几个关键迁移特征解释如下: ( 1) 迁移意愿( DOM: Desire of Migration) ,即调查被测试者对将来发生省际迁移的意愿情况如何。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 未来五年中,您是否有去其他省、市、自治区工作的意愿? 该参数的回答结果有3 个选项: 有、无、暂无法回答。 ( 2) 迁移频率( FOM: Frequency of Migration) ,即调查被测试者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发生省际迁移的频次状况如何。该参数的回答结果有4 个选项: 0 次、1 次、2 次、3 次及其以上。( 3)下一步迁移目标( NTOM: The Next Target of Migration) ,即是调查存在迁移意向的被测试者下一步的省际迁移目标。问卷中该问题采取开放式问题,不预设选项,但是要求被测试者填写的目标地至少精确到市一级。

从回收的有效问卷来看,西部地区人才呈现出如下基本分布特点:( 1) 从性别构成看,男性占55. 4% ,女性占41. 5% , 未填写性别的占3. 1% ;( 2) 从年龄分布来看,被调查者年龄主要集中35 ~50 岁,占73. 9% ,这个年龄区间段的人才年富力强,是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3) 从文化程度来看,中专及以下人员占6. 2% ,大学专科学历的比例为17. 1% ,大学本科的比例是39. 5% ,硕士研究生的比例是23. 7% ,博士研究生的比例是13. 5% ;( 4) 薪酬( 税前) 状况为: 0 ~ 1 999 元的占14. 4% ,2 000 ~ 3 999 的占31. 6% ,4 000 ~ 6 999 元的占29. 1% ,7 000 ~ 9 999 元的占16. 2% ,10 000元以上的占8. 7% 。这些基本特征虽然和本研究无直接关系,但是根据课题组以往科研课题的实践来看,这些基本分布特点符合人才的一般特征,从侧面验证了问卷调研工作的有效性。

对问卷进行整理统计,上述3 个人才迁移特征的基本状况如表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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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 中可知,迁移意愿( DOM) 的分布状况很不平均,东部4 省市位列有迁移意愿排序的前4位; 西部12 省( 区、市) 中,DOM最高的是陕西,其比例为24. 72% ,但与总排名中位列第一的上海仍有12. 03% 的差别,排名最低的西藏有迁移意愿的比例仅为4. 51% 。

如表3 所示,给出了各地区有过迁移频率的受访者的分布状况。在FOM为0 次的统计中,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的排名分别是1、2、3、6; 西部地区的广西、陕西分别排名5、6 位。相应的,在有流动经历的排序中,具体排名也是如此。

%

DOM和FOM这2 个迁移特征旨在描述人才的迁移活跃程度,从表2、表3 的统计情况来看,我国东西部的人才迁移活跃程度有显著的差异,东部发达地区较为活跃,西部欠发达地区较为不活跃。

对于迁移特征NTOM,由于问卷中问题较为开放,因此我们按照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出版的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的城市排名和迁移目标是否是西部地区对问卷统计做了归类,具体情况如表4 所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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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与思考

根据已经采集到的上述数据,我们关注一组相关系数,运用SPSS20. 0 软件对这些相关系数( Pearson相关性) 进行计算。其中,参数RHCS和EYVC取自表1; 参数FOM ( 有迁移经历的) 是指表3 中迁移过1、2、3 次的百分比之和; 参数NTOM ( 非发达城市) 是指表4 中城市排名50 名之后的城市;参数NTOM ( 西部地区) 取自表4。从表5 可知,r1、r2、r3、r4,均为大于0. 5,表明RHCS和DOM、FOM、NTOM这3 个人才迁移特征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5、r6、r7、r8均小于- 0. 5,表明EYVC和DOM、FOM、NTOM这3 个人才迁移特征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含东部4省市)

具体讨论如下: 由r1= 0. 627 可知,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和该地区人才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的区域,其人才的迁移意愿越强烈。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之东部地区较低,因此东部地区的人才较之西部地区的人才有更强烈的迁移意愿。同理,由r5= - 0. 779 可知,区域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该地区人才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较高,因此其人才的迁移意愿较之东部地区表现得不强烈。

由r2= 0. 550、r6= - 0. 756 可知,人才的迁移频率与其所在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其所在区域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结合前面有关人力资本质量2 个参数有关分布区域的讨论,从历史角度看,区域人才的迁移活跃程度也呈现显著差别,东部发达地区较之西部地区更为活跃。

由r3= 0. 504、r7= - 0. 585 可知,人才下一步的迁移目标与区域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区域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地区有迁移意愿的人才更想迁移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低的地区; 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较低的地区有迁移意愿的高层人才更想迁移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较高的地区。从地域的发达程度上看,就是发达城市的人才更愿意向欠发达城市迁移。同理,通过r4= 0. 561、r8= -0. 681 也可知,有流动意愿的东部地区的人才更愿意向西部地区迁移。

通过上述分析,引发了我们对照现实后的思考,具体如下:

( 1) 在人们较为常规的认识中,人才的迁移问题似乎更符合所谓的诸如 “人往高处走”、 “孔雀东南飞”的一般印象,人才更愿意迁移到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高、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支持这个结论的原因可以概括为: 这些地区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良环境、更多的机遇、更丰厚的物质回报等。通过我们的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并且呈现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即: 东部地区、发达地区的人才更愿意迁移,且迁移的目标主要是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队伍有更高的稳定性,不愿迁移的比例很高。

( 2) 各地区尤其是人力资本质量较低的地区,无不争先恐后地制定了许多 “引进人才”、 “留住人才”的政策,这些政策大都为人才提供了优厚的待遇,期间甚至还存在许多盲目跟风、相互攀比的情况,唯恐不能吸引到、不能留住高素质的人才,诚然,这些政策在局部地区或者特定时间内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通过上述分析结论,基于人力资本质量和人才迁移特征之间呈现的关系,人才政策所给出的条件是否存在偏颇之处,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 3) 人才队伍的建设、引进和保持的确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关键问题,结合研究结论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一是发达地区应重点关注人才流失问题,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重点考虑给予人才的发展空间、机会的公平性等方面; 二是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除应大力培养和建设人才队伍,通过 “自产”的方式增加区域内高水平人力资本存量、降低区域人力资本异质性以外,在引进人才方面完全没有必要盲目攀比,要有的放矢地分析自身具备的优势、与其他地区的区别是什么,尽量做到用非物质因素吸引人才,从而达到既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又可以吸引到亟需人才的目的。

摘要：给出人力资本质量的内涵和2个计量维度,计算我国西部12个地区和东部4个典型省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以大规模问卷调研数据获取迁移意愿、迁移频率、下一步迁移目标等3个迁移特征,通过计算2个维度和3个迁移特征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人力资本质量与人才迁移特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才的迁移特征与人们的常规认识大相径庭。

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第7篇

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与社会网络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研究开始兴起,科尔曼、布劳、格兰诺维特、林南等学者在论述“信息流动”、“嵌入性”、“社会资源”等社会网络概念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涵也在同时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结构资源是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除以上观点外,国外还有“社会关系说”、“文化说”、“能力说”等一些流派。但是社会资本实际上是认同关系的工具性价值,也就是在目的性行动中有意识的运用的社会资源。

在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方面,格兰诺维特提出非常著名的假说———“弱关系的力量”。在现实生活生产中,我们大多数人平时与周围两种关系的人更多地沟通、交流。一种是与我们频繁交流的亲人、同学、同事等,格兰诺维特把这种交流频繁、稳定、范围很小的社会网络关系称为“强关系”。另外一种是较浅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会有断断续续的信息交换的关系,格兰诺维特将之称为“弱关系”,如过路人、曾经相识的人等。林楠在对奥本尼的研究中发现,首次职业过程中运用过社会关系的人占57%,而获得现有职业过程中运用社会关系的人占59%,这验证了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教育因素的影响。根据我国的国情,边燕杰提出了“强关系假设”,认为在东方社会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多的使用强关系而不是使用弱关系来达到个体的意愿。中国社会是一个道德伦理为主的社会,社会关系的主要部分是人情关系,人情关系越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越大,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尤其是在我国深化经济政治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强关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作用途径

就业质量是反映就业机会的可得性、工作的稳定性、收入、工作的声望和尊严、个人发展、机会平等、工作环境与安全等方面的综合概念。大学生就业质量需要构建一系列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作用途径归结为:微观层面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社会关系网络;中观层面的高校及用人单位;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

微观社会资本中就业能力往往考察的是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这种社会资本取决于大学生在校期间对人际交往、组织协调等个人能力的培养。更高的就业能力可以帮助大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质量更高的工作,同时在工作之后积累经验,为其以后良好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大学生更高就业质量的重要社会资本,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被广泛采用。主要的研究结果:首先,大学毕业生对前途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家庭在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上作出的集体决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毕业生越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而不是直接就业,这也就使得他们形成更高的人力资本。两种因素共同推动大学生实现更高的就业质量。其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求职更有信心,更愿意去企业单位而不是党政机关,期望得到更高的月薪,有可能会选择去西部发展,但不愿去农村工作。最后,利用社会资本动用关系网络能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降低了毕业生的独立求职的努力程度,同时也形成更稳定质量更高的就业。

中观社会资本中高校整合了国家的教育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专业的培训,高校的办学模式和专业设置通过与市场需求联系为企业输送人才,并且对高校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利用专门的职业生涯规划师资队伍和一整套实施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措施提高大学生的个体素质。大学生还可以拓展高校教师的社会资本,通过高校教师联系往届毕业生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获取更好工作的资源,建立更可用的社会联系。用人单位作为向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的载体,对人才的选用标准以及人才计划等信息都是大学生可以用到的信息资源。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历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促使大学生选择是继续学业还是多参加社会实践。用人单位的社会属性促使大学生加强与社会的交往以弥补自身社会关系的单薄,如果社会实践能够和所学专业有机结合,则可以帮助大学生实现更好的就业。

宏观社会资本主要就是国家、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和制度。这些政策、法规和制度为大学生实现更高的就业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塑造了良好的就业环境。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对于人才的需求会使得政府发挥制度政策导向的功能。政府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构造城乡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提供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服务,并做好相关的资料统计;完善相关劳动立法。政府在教育领域所发挥的功能,是大学生宏观社会资本的重要支柱,是沟通高校和人才市场的重要媒介,可以合理规划和指导高校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

三、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1.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

首先,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大学生信息不对称,优化资源配置。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用人单位招聘岗位、大学生能力等相关信息并不是公开的,大学生要获得有价值的岗位信息就必须支付较高的信息交易成本,大学生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网络则有可能提供有益的就业信息,如果社会资本网络中有好的就业岗位资源,还会直接为大学生直接提供就业机会,这样他们就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自己更满意的工作,最终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次,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大学生的就业成本,拓宽其就业渠道。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多样,可以依靠大众传媒、校园招聘、网上招聘等多种方式。但是这些信息的可信度和深度却是有限的。通过社会资本网络,可以帮助大学生节约就业信息搜寻成本,同时获得更好的工作稳定性。而且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让大学生用自主创业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就业质量。大学生一方面可以利用拥有的社会资本使创业计划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得到行政方面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社会资本获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提高大学生创业的质量。

最后,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大学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提高就业质量。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着他进入哪个劳动力市场。一般来说,父母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那么子女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概率很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自由流动性资源,在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有着广泛的流动空间,使得大学生可以借助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种手段实现就业机会的把握,最终在较高层次的人才市场里实现更好的就业质量。

2.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消极影响

首先,社会资本使大学生更依赖社会关系,有悖于就业公平竞争。社会资本的拥有者自恃关系和门路,放松对自身素质、能力的培养,而且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社会资本极大地破坏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使大多数缺乏足够社会资本的大学生在不公平的高等教育起点及后来的工作当中增加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不合理的对社会资本的依赖及就业竞争长远来看必将不利于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其次,社会资本阻碍人才流动,形成不合理的就业环境。社会资本在为某些大学生提供机遇的同时也限制、排斥了其他部分大学生。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为了维护局部群体的利益采取隐形的就业条件,如歧视外地大学毕业生,使得社会资本相对薄弱的弱势大学生即使素质不错也很难进入,这必然妨碍劳动力市场的良性流动。而且大学生如果都选择进入发达地区,社会资本网络的封闭性将会阻碍一部分大学生群体的进一步发展,会形成不合理的就业环境,不利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社会资本使大学生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其就业观念。拥有社会资本网络较少的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在情感上遭受巨大挫折,认为社会就是一个“世俗关系型”社会,从而形成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浮躁心态,逐渐扭曲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错误的就业观念。同时社会资本不利于大学生在实践中树立勤奋求学、积极进取、独立自主、顽强拼搏的精神,不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社会资本网络,忽视品德素质和能力技能的培养,最终在求职舞台上丧失根本的竞争优势。

四、结论

资本质量 第8篇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逐渐步入正轨并在不断发展中, 而会计信息是重要的经济信息集中展现了不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现今所展开针对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市场发展而开展的有关研究工作, 国外比较侧重实证分析和相关理论模型的建立。而在国内, 基本上是规范分析, 当前我国对于该项分析工作, 开展的是非常少的, 尤其是实证分析。

因此, 本文将着力点放置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分析论证, 开展实证分析的工作, 分析针对的是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市场的推进所起的关键作用, 从而将一些极具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提了出来, 推动科学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 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

1. 会计信息与有效资本市场的关系

信息市场是资本市场的本质所在, 但是资本市场也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信息不对称, 这个问题使得市场中极易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两种不良后果, 因此披露会计信息是非常必要的。财务信息是会计信息中记录的最主要的信息, 所以资本市场之中, 会计信息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

2. 中国资本市场及会计信息的现状

二十多年前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的成功开业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出现, 由此可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比较滞后, 发展至今, 依旧有很多地方需要不断的完善, 投资者准入制度存在限制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当前市场上会计信息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虚假陈述, 信息披露不充分, 关联方关系披露不全面、交易内容披露不完整或者交易要素披露含糊不清。

三、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市场发展影响的实证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模型为例, 通过对会计信息相关量的假设, 以及盈余信息含量基本模型的建立, 就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的资料有两个主要的来源, 分别是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的CSMAR数据库、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除此之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等的公司年报是另外一部分补充资料的来源。笔者为本文选取的论述对象是2010年至2012年深圳、上海两大城市中的A股上市企业, 然后依据一定的标准展开选择:因为相对于其它类型的企业来说, 金融企业无论是股权结构、业务经营还是会计处理都显现出独特的特性, 因此本文将金融上市企业排除在外;考虑到便于资料的统计, 本文挑选的企业都有着t-1年的数据资料, 也就是将t-1年之前成功上市的企业都排除在外, 因此能够确保所挑选的2010年的分析蓝本全部都是2009年之前就已经成功上市的企业, 所有的都是运用此种方法;将股价等有关资料缺失的企业、一部分数据存在偏差的企业都排除在外。

1. 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质量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假若还有着一些另外合理的牵制平衡作用的大股东, 就可以制约企业超大股东的势力, 能够起到遏制超大股东侵占其它股东利益的现象的作用, 但是因为在企业之中, 超大股东的优势仍旧非常明显, 所以对于经济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超大股东还是能够对其牵制, 此外还能够对中小股东“搭便车”的问题进行处理, 因此能够有效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水平。不可忽略的是, 假若另外一部分股东拥有较高的牵制水平, 会直接导致超级股东的监督效力减弱, 大股东之间关于控制权利的竞争也会越演越烈, 大股东之间的牵制水平都减弱会使得对超大股东的牵制衰退, 无法起到促进会计信息质量水平提升的作用。正因为此, 笔者针对此提出了两大假设。

其一:除此之外, 另外的股东牵制水平会对会计信息质量造成重大影响。

其二:另外一些牵制水平恰当的企业, 所获取的会计信息有着更高的质量水平。

因为政府机构对于全部公司所具备的“汲取之手”与“协助之手”之间彼此的作用, 无法准确估量超大股东具有的国有股身份对会计信息质量所产生的作用。除此之外, 会计信息质量还会因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失职与不法行为造成损坏,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其质量水平还因为民众的监督得到相应的保障。所以基于此, 笔者在此又提出两大假设:

其三:能够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造成较大影响的一大要素是超大股东的国有股性质。

其四:会计信息质量与超大股东的国有性质之间的联系难以精确。

2. 研究模型分析

此次研究包括以下一些变量:被解释变量RET:表示众多股份一年中总的累积回报率, 它的计量方法是从上一年的年报之中所揭露月份的次月 (去年的五月份) 直至今年年报所披露的月份 (今年的四月份) 期间, 月个股的回报率与1相加之后连续相乘之后得到的数值与1相减, 其中月个股回报率为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回报率。

盈余水平 (EPSt/Pt-l) 的计量方式是今年每股收益与今年四月尾的股票价格的相除获得的商, 选择四月末期的股票价格, 是因为想要其数值能够与RET一样。

其他股东制衡能力 (0S) :关于另外的股东对企业超大股东所起的牵制作用的衡量, 本文运用的方式是:公司第二、第三大股东持有股票的比例除以超大股东所持有股票的比例最终获取的数值, 最终获取的数值越高, 另外股东的牵制水平越高。此外, 假若第二、第三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比较相加的数值与超大股东所持有的股票比例的比值在0.1—0.5之间, 意味着这两大股东对超大股东所起的牵制作用是非常恰当的。为了能够分析另外的股东所达到的牵制水平和另外一些企业之间存在的差距, 笔者额外构造了虚拟变量OSDUMMY, 假若0.1=

企业规模 (SIZE) :以上期期末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成长能力 (Q) :采用托宾Q值来衡量。计量方式是:流通股的数值与每股股票价格的乘积、不在市场之中流通的股票数额与每股股票的净资产的乘积、负债账面的价值三者相加的和除以总资产账面价值所获的的数值。

资产负债率 (LEV) :表示上一期期末的总负债账面价值与总资产账面价值相除获得的商。

风险 (RISK) :衡量的标准是贝塔系数。以市场模型为依据, 对去年的日个股回报率与日指数回报率开展回归出来获取的数值就是贝塔系数。在一样的条件之下, 对于乐于躲避风险的投资人员来说, 公司所期望的将来获取报酬面对的风险越高, 意味着其价值水平不佳。

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关联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因为对股权结构要素和要素信息质量之间的联系进行检验是文章的写作目的, 所以笔者在此将会运用关联研究方法。其中毛收益率与盈余水平关系模型是关联研究法常用的模型, 毛收益率与盈余水平关系模型的运转原理表述如下面所示:

对企业股东价值的计量方式曩概了市场价值与会计账面价值两方面的内容, 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Pi, t即t时间之内, i企业每股股票的市场价格, BVi, t即t时间之内, i企业每股股票的账面净资产, ui, t即每股股票市场上价格和账面价值之间存在的差距, 稳固的会计准则、股票价格将一些关键资料反映出来但是并未在会计上精确、随机要素的作用等是它的三个主要来源。

将等式 (1) 的增量形式进行转化, 成为差量模式, 也就是:

但是本期盈余减去本期股利之间的差值约等于账面净资产值增加的数量, 也就是:

T期内, 企业i的每股盈余用EPSi, t表示, 发放的股利用di, t表示。

在 (2) 中代入 (3) , 然后在方程两边同时除以Pi, t, 能够得到:

等式 (4) 也可以表示为:

股票回报率就是t期内, i企业的股票毛收益率, 用RETεi表示, 所以, (5) 表示股票回报率和盈余水平两者间存在的线性联系。

文章着眼于上面的等式 (5) , 最后成功获得文章的分析方式与模型。第一步是将年度与行业控制变量纳入盈余一回报模型内部, 以此开展检验样本盈余信息含量的工作, 同时按照其他股东制衡水平的高低开展分段回归的, 此外以分段回归的结果为依据, 开展分组回归, 据此对盈余信息含量的转变进行分析。通过计算分析可得如表1所示结果。

从表1及表2可以看出, 整体回归分析中EPS/P系数都显著为正, 也就是说样本都是具有盈余信息含量的。这也表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盈利存在影响。

四、完善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我国目前相继出台了《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并多次进行修订, 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但我国目前在资本市场管理方面, 机构权力比较分散, 可能造成法律法规相互之间的冲突和重叠, 对执行有很大的障碍。

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是上市企业内部监督体制的保障, 企业的管理策略的科学性与核算模式的独立性, 对于众多公司多角度的管理控制工具的渗透起着关键的作用, 建立健全企业治理模式与体制, 强化内部掌控的力度, 从而将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彻底处理。完善公司治理是从根本上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有效途径。

根据最近几年相关的实证分析, 上市企业违规的成本和政府对违规处罚力度的强弱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 对于出现会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上市企业要强化打击, 能够使得上市企业的违规成本得以上升。所以, 证券监管机构可以强化对上市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违规处罚。

摘要：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引导下, 存在着许多会计因素导致市场有效性低下, 特别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因素, 而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已日趋明显, 社会各界也因此提出各种各样的对策。要而真正杜绝会计信息失真, 必须从每一个会计人员做起, 人人都为会计信息付出一份努力, 才能保证所获取的会计信息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因此资本市场也就变得更加有效。

关键词：会计信息,信息质量,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1]马广奇.资本市场上的信息非对称及其效应[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7, (2) :62-65.

[2]陈信元.中国会计信息环境的初步分析[J].会计研究, 2000, (8) :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