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范文（精选8篇）
垃圾围城 第1篇
一位中年妇女拎着垃圾桶出家门, 将一堆垃圾倒在河堤。数百米的河堤沿岸, 垃圾遍布。
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南营西队, 满载垃圾的卡车昼夜进村倾倒。村民自发组成护卫队, 仍无力阻挡家园成为垃圾村的厄运。
为北京垃圾画地图
从2008年10月开始,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 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
他表示, 作为一名普通人, 没有办法从相关单位得到详实的数据和信息。于是, 他骑着摩托去追踪垃圾车, 用这种最笨的办法寻找垃圾的最终去向。王久良找到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的垃圾场, 他把这些垃圾场的确切地点在地图上一一标注, 令人震惊的“垃圾围城”赫然在目。
借助Google Earth上的地图, 王久良按图索骥标注了13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接下来他又根据已经去过的野垃圾场位置, 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一气儿锁定了400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目标, 小型的垃圾场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王久良还在不断完善着“垃圾地图”, 在最终的版本上, 还将标注每个垃圾场的详细地点和规模。
正规与不正规垃圾场
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北京日产垃圾18000吨, 并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 而现有设施设立处理的总能力是10410吨/日, 缺口达8000吨。
在通州区永顺镇黄瓜园村村民印象中, 村里几年前还很干净。现在, 眼前遍布生活垃圾, 一到风大时, 塑料袋横飞。“村里曾治理过, 也宣传过, 但垃圾反而越来越多。”
笔者调查发现, 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通州区疃里村等城乡接合部, 都存在无人管理的大型垃圾堆。村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 一直没得到解决。
正规垃圾场站也面临尴尬。去年8月, 网友发帖称, 海淀区五路居垃圾转运站及垃圾运输车将彰化路熏臭;朝阳区翠城小区200名居民联名驱赶小区垃圾站;去年11月末, 海淀区双榆树东里居民抗议垃圾站每天早晨有20辆垃圾车进出, 扰人清梦……
焚烧与反焚烧的较量
据有关资料显示, 目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 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处理, 3.9%采用堆肥方式, 仅有2%采用焚烧方式。
垃圾焚烧的步伐正在加快。去年3月, 北京市政管委会负责人表示, 要在2015年实现40座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 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与此相伴的是强烈的反焚烧。“反焚烧派”专家认为, 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产生的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 不管排放控制得多好, 它总会有。”
去年9月, 北京市昌平区阿苏卫村周边数十名别墅区的业主聚集, 抵制兴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
垃圾分类现状堪忧
面对垃圾围城, 政府越来越重视垃圾分类。
近日, 笔者走访北京城八区内数十个分类垃圾箱, 里面的垃圾基本都没有分类。
通州作为北京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区, 区内唯一的垃圾转运站负责人坦言, “通州区现在还未对垃圾进行分类”。
对于多年来生活垃圾的变化, 朝阳区环卫工人张先生最直观的感受是, 政府越来越提倡环保, 但塑料包装袋越来越多, 可降解的包装物却少得可怜。“现在买一袋蜜枣, 大包装袋里, 有几十个小塑料袋, 每个小塑料袋装着一两枚枣。”
探访1村民组护卫队堵垃圾
●地点: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
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南营西队, 至少有三大片垃圾场。
村中一处洼地, 垃圾堆了约10米深。洼地堆满大量的生活、建筑垃圾, 而且可见针头、输液袋等医疗垃圾。
北京车外地车都来倒
村内的垃圾, 来自满载垃圾的大卡车, 进村昼夜倾倒, 车里污水洒遍村路, 整村恶臭。村民们称, 两个月前, 大型垃圾车昼夜进村, “白天还少点儿, 晚上一辆接一辆。”村民张大妈说。
五六十位村民自发组成护卫队, 阻拦进村垃圾车。护卫队成员李大爷称, 他们将车辆拦下, 有京字牌照的, 也有河北和内蒙古牌照的。其中一辆京AD牌照的车上, 有“石环卫”的字样。石景山环卫局相关负责人证实, 被扣货车及司机属该局的渣土运输队。该负责人称, 环卫部门有指定的渣土倾倒场, 但肯定不是村里, 应属司机个人行为。
垃圾倒村里很便宜
辛庄村村委会和长辛店镇政府调查人员表示, 村内确实有村民承包部分土地倒垃圾。调查人员称, 垃圾车要向承包者付费, 小型垃圾车每车15元, 大型垃圾车每车30到60元不等。而将垃圾卸到正规的场地, 每车要收200多元。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郭君梅称, 即使某位村民有承包合同, 也决不允许将村内土地作为垃圾倾倒场所。
探访2村民不吃当地羊肉
●地点:通州区永顺镇疃里村
一片数千平方米的垃圾场, 五颜六色的生活垃圾上覆盖了黄土。垃圾场旁, 是一个数百平方米的深坑。
这是通州区永顺镇疃里村东、六合村北的位置。“现在看到的坑, 只是原来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被垃圾填平了。”六合村村民徐先生称, 三四年前, 此地被施工队挖掘形成大坑。后来, 大坑就没人管了。
垃圾开始是成桶地倒, 后来就成车倒, 此地被村民称为“万人坑”, 意思是远近的人都来此倒垃圾。附近村民说, 夏天, 垃圾腐化, 细菌滋生, 六合村更是常被臭味笼罩。
笔者发现, 数十只绵羊正在垃圾场吃垃圾。六合村村民徐先生说, 村民管这些羊叫“垃圾羊”, 是吃垃圾长大的。每天有二三百只羊来此觅食, 因此很多村民都不敢买当地宰的羊。“不吃这里的羊肉能做到, 但不能不喝这儿的水。”很多村民担心, 垃圾坑已经污染了此地的地下水。
村民们说, 此垃圾场应归疃里村管辖, 六合村村民曾多次找到疃里村村委会, 但始终未有成效。
探访3填埋场超负荷运转
●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垃圾填埋场
位于通州区西田阳村的垃圾填埋场, 是通州区最大的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内至少有面积约数千平方米的生活垃圾等待填埋。车辆路过约五六米高的垃圾山, 盘踞的数百只鸟雀飞起, 天空黑压压一片。垃圾山旁, 池水恶臭。
开车绕行填埋场一圈约4公里。填埋场一名工作人员, 指着约10米高的梯形土山说, 这下面全是垃圾。
该工作人员称, 垃圾经过处理厂集中打包后, 运到填埋场, 然后将垃圾用机械压实, 达到一定的专业系数后, 开始覆盖土层填埋。很多垃圾如塑料需要100年才能分解。待该填埋场装满垃圾后, 就得另外选址填埋。
读后感2 破解垃圾围城 第2篇
泉州五中高一20班 赖欣晴
垃圾的出现，现在可以说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越来越多的垃圾，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的生活。
近几年，我们常常会看见这样的报道，每当洪水季节和三峡枢纽蓄水时，三峡库区的垃圾就从潜伏的犄角旮旯现身，赤裸裸地在长江上奔流，大量漂浮垃圾最终会在三峡坝前聚集。各色破鞋、塑料瓶、酒瓶等垃圾无所不有。为了治理三峡库区的垃圾，我国年年都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年年打捞、年年有，这是库区垃圾的现状。每到新一轮蓄水期或者水位上涨的时候，几十万吨的垃圾就会在三峡形成庞大的垃圾带，就会有打捞船昼夜工作，忙个不停。几天的打捞，暂时还给三峡一池清水，但是这样的日子过不了一年，新一轮垃圾又会出现。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
村民说，是管理问题。其实，这也是素质问题。有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往河里倒生活垃圾已经成了多年习惯，家家户户都这么做。要治理好三峡的垃圾围城，不仅要从管理制度方面入手，加紧进行居民教育，完善村里垃圾处理相关规定，出台可实行的措施才是硬道理。
垃圾清运之后的处理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而目前在三峡库区，大部分的生活垃圾被填埋或焚烧，不尽浪费了土地资源，更是污染了空气、水源和土壤。相关专家称：国家在这方面需要投入，要将资金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倾斜，能够协助农村去解决它存在的污水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够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知识的普及，让当地居民能够认识到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实际上自己的生存环境，自己的一方水土，就没办法很好地保护了。
垃圾，垃圾，不围城 第3篇
又红又绿的丁闪妖出现了。
“你们，赶紧地，”Reuse十分自然地吩咐，“对丁先生说一声谢谢！”
“怎么真的是你？”千循张大了嘴巴。
“对呀！”百乐也使劲揉了揉眼睛，跺了跺脚，“你不是在翠翠谷围城吗？难道，难道，你们三个聚在一起，专门来追杀我们？”
“你们就会自以为是！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好！”丁闪妖转过红色的面孔，义愤填膺，“想象力太丰富了！看吧，无知的人把我们埋在土里，或者乱七八糟放进火炉里，才造成了毒素肆虐的惨状。我们身上的宝贝啊，不知道有多少，偏偏被全部丢弃、辜负！”
“一言难尽啊！”丁闪妖扭过绿色的面孔，悲悲戚戚，甚是哀怨，“多做一点细致的分工处理，就那么难吗？我们在各个地方不得善待，去翠翠谷也被驱赶，总得有地方容身啊！”
“我，我——”千循口吃起来，“我又没有欺负你们！自从去年认识了麻麻灰、黑斑斑、钡钡妮，可是没有乱扔过你们！”
“我也是哦！”百乐拍了拍胸膛。
“谁在说你们？”红脸丁闪妖不依不饶，“这世界不是有很多很多无知的笨蛋啊！”
“一人糊涂，子孙后代被牵累！”绿脸丁闪妖亦步亦趋。
“那该怎么办？”千循可不甘心，“我们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别人怎么做，我们有什么办法？”
“一点都不奇怪！”Reuse使劲点头，“管好自己是第一步，然后呢，还是要星星之火去燎原啊！在未思特乐园，人人都懂得循环和珍惜，所以都过得好！这个丁先生，一面难以控制，一面却是极好极好。一个居民不懂，做错事，所有地方的居民都要和他一起承担后果。懂吗？”
“不懂！”千循气呼呼地说。
“我懂了！”百乐粲然一笑，“你们说得有道理！其实，我们早知道身边有人歧视废弃物，却以为那是别人的事，与自己的家没有关系！结果你看，垃圾越来越多，从有用的资源变成祸害的妖怪，谁也免不了被伤害！”
“唉，也不能怪你们！”Reuse若有所思，竟然立正敬礼，“对不起，两个做得不错的熊猫宝贝！对于你们的困境，我没有能力帮忙，看来只有我们的大哥Recycle出面，才能给出好建议！”
“请带我们去见他吧，十二万分火急！”千循尖叫起来。
“去吧，赶紧让脑子聪明起来。”丁闪妖平静下来，不再阴阳怪气。
“那么，说好了！”Reuse开始叮嘱，“无论你看见什么都不准叫、不准笑，也不准和人交头接耳！否则，要倒大霉的！”
“好，保证！”千循和百乐面面相觑，暗暗吐了一下舌头。
穿过一个淌着水滴的门廊，立即遇见了穿着彩色风衣的御白怪正提着大木桶，把扔掉的垃圾一一分类，嘴里还嘀嘀咕咕。千循和百乐不吭一声，默默地注视着，满脑子的小问号。
那些刚被取下来的坏掉的灯泡，被御白怪放进了写着“危险品”的袋子里，旁边的孩子正在说“不要弄混了哦”！而富万怠呢，正在给一个孩子取拿食物，嘴里叮嘱着“吃多少，拿多少，别让盘子里面剩物粮”……
千寻和百乐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往前，一个铺满了绿色青草的台子上，一个梳着九九八十一条雪白小辫的老爷爷，正金鸡独立，交叉左右手臂，猛地一蹲身，将数也数不清楚的各种阿拉伯数字，还有透明的泡泡，扔成了一个古怪的大麻花。围观者发出“看啊！咱们的老寿星天仁爷爷又要送礼了”的欢呼。
“今天的你们棒不棒？”天仁老爷爷一边杂耍，一边中气十足，“自己算算看，要是说对了，前面的表演全部免费！要是说错了，钱包不准跑！”
“我们要免费！我们要免费！”众人起哄。
“老爷子，看清楚了，”一个大尾巴马头人率先发声，“我刚才一共带来七七四十九本图书，三七二十一件衣服，都是女儿闲置了不会再用的！现在，大家一起分享吧！”
“好！赞一个！”Reuse鼓起掌来。
“你做得很好！”天仁老爷爷笑得胡子都翘起来了，“大家听明白了吗？一个人霸占很多资源，就是对子孙后代犯罪！”
“我们自然是清楚的！”一只浑身乱蓬蓬的红叶金雀也扯开嗓门宣布，“你看我家的房子，就是用回收的盒子做成的，美得很！一条被子十八变，浑身舒适也温暖。有谁嘲笑我寒碜吗？有吗？没有啊！”
千循越听越迷糊，忍不住伸长脖子。
“这就是意识！”Reuse激动起来，“咱们的风气好！废物大变身！活到老，用到老！”
“哈哈哈哈，真真都是好孩子！”天仁老爷爷，“看来，必须给大伙儿提供免费演出了！我就献丑了！”
全场洋溢着潮水般的欢乐。
“老寿星，老寿星，”红叶金雀突然摆动身姿，露出火焰般的尾羽，“你可要再多说说，如果每家都不再使用一次性的物品，咱们的小家会更清爽。”
“哎呀，你们太聪明了！” 天仁老爷爷又翻了一个跟斗，依旧面不改色，“我想知道，是不是善良的Reuse耳根软，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你们了？”
“这个——”
“这个——”
“老爷子，我可不能贪功！”Reuse跳上去，满脸笑容，“是那三个来避难的垃圾怪四处演讲的结果！”
“哈哈哈哈！”千循忍不住笑了起来！
“糟糕！你犯规了！”百乐还来不及嘟囔出内心的不安，一把很大的扫帚，有点像课堂上老师恨铁不成钢的目光，从顶棚的聚光灯落下，狠狠地砸在千循的身上。千循扭曲着，扭曲着，慢慢变成了蠕动的虫子。
“好疼！不要压了！”千循哀号着。
“哎呀，哎呀！”Reuse的翅膀展开了，越来越大，然后腾起一阵剧烈的旋风，“我对你说过，不准叫，不准笑，也不准交头接耳！你为什么就是管不住自己呢？你要是能多忍一会儿，哪怕1秒钟，Recycle就要来了！现在可好，你把这一切都搞砸了。”
“不是我的错！是意外！”千循哭啊，哭啊，“百乐，百乐，救救我！”
垃圾围城大城市奋力突围 第4篇
更可怕的是, 面对这个难题的并非广州一个城市:2004年,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镇村民因难以忍受垃圾场散发出的臭气而阻断交通, 导致重庆市主城区到处弥漫着垃圾的臭味;北京市现有的垃圾填埋场也将在5年内全部饱和。如果不尽快寻找对策, 很多城市都会陷入垃圾围城的窘境。
摆在城市面前的难题
如果哥伦布今天从西班牙出发, 他穿越大西洋到达的很可能不是印度, 而是另一个“新大陆”——“第7大洲”。
“第7大洲”位于夏威夷海岸与北美洲海岸之间, 由数百万吨被海水冲积于此的塑料垃圾组成, 也被称作“太平洋垃圾板块”。“第7大洲”高30米, 总面积是法国国土面积的6倍。
城市垃圾已成为全世界城市居民共同面对的难题。如果垃圾无法正常回收, 繁华都市就会迅速陷入瘫痪。有人做过统计:目前, 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每天的设计处理总量是1.04万吨, 实际处理垃圾总量1.74万吨, 设施超负荷率高达67%。到2015年, 北京市平均每天可产生垃圾3万吨。届时, 北京市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将全部被填满。
在巨大的垃圾处理压力下, 中国开始酝酿一个宏伟的垃圾焚烧炉建设计划。从2000年开始, 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的产业政策。目前, 我国共有62个垃圾焚烧厂。“十一五”期间, 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计划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目前已公开的项目规划就有82个。
垃圾焚烧厂的困境
在农业经济时代, 几乎所有的垃圾都可以自然降解。然而,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 大自然已越来越难以消纳人类制造的垃圾。
于是, 人们开始刨坑, 用填埋法处理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的废物。但随着垃圾填埋场地的日益紧缺, 人们必须另辟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垃圾焚烧法。比起填埋法, 焚烧法效率高, 占地面积小, 一度被视为处理城市垃圾的理想方法。日本曾一哄而起, 建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一些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 把垃圾焚烧炉建设推向了高潮。
然而, 经过上百年的实践, 垃圾焚烧法始终未被广泛接受。垃圾焚烧法的弊病突出表现在潜伏污染严重、成本高昂、操作复杂、浪费资源等方面。据报道, 1吨垃圾焚烧后会产生大约5000立方米废气, 还会留下相当于原体积50%的灰渣。即使是最好的焚烧设备, 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也会释放出几十种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用水洗、过滤、吸附等方法, 很难被彻底净化。
本末倒置的垃圾处理现状
处理垃圾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并不神秘:通过循环再利用和简单包装来减少生活垃圾产量。即使没有做到循环利用, 仅通过对垃圾进行有效分类, 也能减少焚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量。因为在焚烧成分单一的垃圾时, 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温度。
垃圾管理的优先次序是减量、再利用、再循环, 其中减量是最重要的源头环节。然而, 由于难以对废品收购站进行有效监管, 没有对回收再利用渠道进行科学管理, 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 垃圾分类回收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另外, 各级政府对垃圾分类的投入也严重不足。垃圾分类设施不完备, 回收体系不健全, 产业体系极不完善, 混合运输、混合处理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
多方探寻突围途径
无论是填埋, 还是焚烧, 都不能彻底解决城市垃圾问题。
王久良：冲破垃圾围城 第5篇
垃圾是城市发展的附属物。在我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垃圾历年堆放总量高达70亿吨，且产生量每年以约8.98%的速度递增。据2009年3月的数字显示，北京市每日产生垃圾1.83万吨，且每年以8%的增长率递增；而北京市的每日垃圾处理能力仅为1.041万吨。同时，上海、广州等人口千万级的大城市，日均生产垃圾也在2万吨左右。过剩的垃圾生产能力与相对薄弱的垃圾处理能力，使城市在消化、分解垃圾方面形成巨大的缺口。也正是由于这个缺口的存在，堆放在城市周边而得不到处理的垃圾正以围城之势，默默无声地向城市中心袭来—这绝非危言耸听。
拍“垃圾”的摄影师
2009年12月，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一位年轻的摄影师以一组名为《垃圾围城》的作品，透过一系列影像图片反映北京周边的垃圾污染问题，在众多优秀摄影作品中杀出重围，最终捧得当年的“国际摄影年展杰出艺术家金奖”—他，就是王久良。
《垃圾围城》能得奖，并不是因为作品的用光、构图比别人更讲究，画面也实在谈不上美，用王久良自己的话说：“起初，我是抱着搞艺术的心态去关注垃圾污染问题，结果发现其中有比艺术更重要的问题。恰恰是这些问题本身的特点和与自身生存环境的紧密联系，使读者在视觉上产生了震撼和反思。”
几间破破烂烂的土房，紧邻纵横数公里的垃圾山。或有翻斗车正向其中继续倾倒垃圾而激起滚滚烟尘；或有附近拾荒者的幼年子女穿梭其间玩耍；或有十几头毛色已黑黄的绵羊围绕垃圾啃食杂草—仅仅透过图片，就可以隐约嗅到这些垃圾腐物所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刺鼻气味……
如果你再耐心在网络上搜寻一番，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作品比比皆是—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几乎北京所有的区域，都留下了王久良的足迹。每找到一个垃圾场，王久良就在Google Earth上弄清楚它们的具体坐标，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首都密密实实地团团包围了起来。
为拍摄这些图片，王久良从2008年起一直到2010年，几乎从未间断。耗时约一年半，他终于完成了《垃圾围城》这组作品。我们通过他的照片，在惊叹北京垃圾污染现状的同时，也不得不钦佩王久良作为一名摄影师的坚韧毅力与对于环境问题的责任感。
“其实我就是个专门拍垃圾的。在摄影圈里，大家几乎快忘了我叫王久良，而称我为垃圾摄影师。”即便是获得杰出艺术家金奖，王久良也丝毫没有沾染所谓“名家”的那种不可一世，反倒更显谦逊、幽默和客观。
选择社会纪实
1996年，20岁的王久良考入大学。但出于对摄影的执着，王久良在一年后便选择退学，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济南开办了一间照相馆。无奈经营不济，一年间竟赔掉了4万余元。这时的王久良感到，非但摄影梦离自己越来越远，甚至连最基本的生计都成了问题！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为生存王久良卖过菜、摆过地摊、做过杂工，但从未想过放弃过摄影。也正是这段日子，让王久良真正体验了底层社会的艰辛生活，同时也确定自己要向纪实摄影的方向发展。
王久良说：“正是通过那段艰难的生活，我才发现自己所追求的摄影应该是一种属于这个现实社会的真实，并开始厌倦帮别人摆姿势、做造型，然后按下快门。构造实际上并不该存在于对这个世界的影像记录中。”
怀揣梦想，几经坎坷，王久良终于在2003年考入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学习期间，王久良坚持摄影创作，《私密空间》/《往生》等系列作品相继问世，并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通过展览，王久良作品得到社会及业内人士的认可。也正是通过这两次参展，王久良结识了在他走向专业摄影师道路上那个最重要的人—正是这个人的一句话，指明了王久良的前路，造就其成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垃圾摄影师”。这个人，便是国内知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鲍昆。
2008年9月，王久良正在构思创作一组名为《极乐》的作品。在王/鲍两人的一次交流讨论中，鲍昆提示王久良，不要再执着于拍摄神鬼阴阳等虚幻题材，并希望王久良能更多关注社会现实，更多关注当今社会凸显的问题。被鲍昆一语点醒后，王久良果断放弃了《极乐》的拍摄。经过1个月的题材筛选，王久良终于将视线锁定在城市垃圾污染问题上。
冲破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的发表及获奖，引起国内摄影界和社会公众的关注。许多主流的杂志、报刊、网站，纷纷对此作品进行转载，并持续跟进王久良的后期拍摄工作。浩大的宣传攻势，也引起垃圾堆放所在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部分被曝光的垃圾堆放地，如今已得到较好的治理。
这是王久良在创作之初所不敢想象的。王久良顾虑的原因有三：
一是担心自己的创作水平不够，作品不一定能使读者产生共鸣，也就不一定能产生社会效应；
二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相对远离这些垃圾囤积点，甚至从未见过这样纵横数里的垃圾山，他们是否会相信自己所处的城市正在被这些“城市的皮屑”所包围着？
三是对于城市周边较偏远地区的垃圾污染，仅凭几组图片，是否能够引起政府部门的足够关注并使得他们行动起来？
事实上，目前政府已开始重视城市垃圾污染问题，并逐步进行治理工作。仅以《垃圾围城》的创作地北京的垃圾污染治理工作为例，市政府多次表示，北京将提高垃圾处理的技术和能力，优先安排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建设，优先采用垃圾焚烧、综合处理和餐厨垃圾资源化技术，优先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优先保障生活垃圾治理投入……
据统计，截至2012年，北京的垃圾处理能力已基本达到1.7万吨/日，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2：3：5；预计到2015年，垃圾处理能力达到3万吨/日，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4：3：3，绝大部分垃圾采用更加环保的焚烧和生化处理。
这种改观，使王久良看到希望，并得到持续的动力，更加坚定了将城市垃圾污染这一摄影主题继续做下去的决心。
拍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且不谈自由摄影师在拍摄项目时的资金匮乏，仅仅是在拍摄现场所遇到的阻力，就足以让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立马放弃。几乎在每一个垃圾场，王久良都会遇到阻拦甚至恐吓，有时是被垃圾场主人和打手恐吓不许拍照和曝光；有时是场内工作人员看到他在拍照便驾驶推土机来撵；有时他甚至还要经常背着设备与在垃圾场内“巡逻”的大狼狗“赛跑”。即便如此，王久良对这一主题的拍摄仍在继续，不曾停歇。
在此基础上，王久良也在对如何进一步表现垃圾污染及环境问题作更深一步的思考。在王久良正在酝酿并着手创作的新项目《超级市场》中，他首次采用摄影图片记录与摄像纪录片并行的方式。
王久良认为，摄影是一种极佳的传播形式，简单、高效、解读空间大、易于传播；然而摄影在阐述社会问题时也有力所不能及之处。纪录片（视频）虽然与摄影之间无法相互替代，但无疑可以作为图片的辅助，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事件的前后因果，并进一步加大信息承载量。
垃圾围城现象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第6篇
一、垃圾围城的成因及现状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主要与城市人口、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燃料结构、地理位置、消费习惯等因素有关[1]。
1、人口的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逐年加快, 城市数量大幅增加, 城市非农业人口迅速增长。城市规模、数量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来能够的大幅增加, 尤其在大中型城市。
2、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随着GDP的迅速增加,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几乎呈直线上升, 这与工业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情况非常相似。实践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产生的垃圾量也较多。而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 垃圾量仍会持续升高。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 减缓垃圾的存有量及上升度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议题。
3、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城市垃圾产生于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关系。发达尘世和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 产生的垃圾量也要高于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城市地区。我国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均垃圾产生量也明显高于其他欠发达地区。
此外, 燃料结构和地理位置对城市垃圾的产生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国城市垃圾的成因状况是复杂的, 这由其自身垃圾产生来源的繁杂化是密切关联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起步晚, 水平低, 基础设施差, 垃圾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 因而基本上是没有可靠的工艺设备能对城市垃圾进行科学治理, 因而城市垃圾已成为我国城市的最严重的污染之一。
据有关资料显示, 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 而我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 已成为世界上产生垃圾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t垃圾, 而仅我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t城市垃圾。目前全国城市都存在着垃圾死角, 垃圾无处消纳, 累积堆存在城市周边并占用了大量的土地, 数量已达70亿t, 占地约80多万亩, 形成了垃圾包围城市。全国688座城市, 除县城外, 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 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以至于向乡村延伸, 导致城乡结合区域环境恶化, 垃圾一次污染和堆存等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问题严重, 危及可持续发展[2]。由于垃圾的处理速率远不及垃圾的产生速率, 由此出现了垃圾围城的现象。
二、垃圾围城问题的对策分析
当前, 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法, 我国城市垃圾有一段时间曾多采用露天堆放处理, 而现在一般采用填埋方法处理 (且在填埋方法上属于简单填埋) , 该方法被认为是一项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 已占到城市垃圾处理量的70%。其次是高温堆肥和焚烧, 而在日本、荷兰、瑞士、丹麦、瑞典等国, 垃圾焚烧处理已成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手段。瑞士80%的垃圾为焚烧处理, 日本、丹麦垃圾的70%以上为焚烧处理, 焚烧处理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城市垃圾处理技术[3]。在我国, 也有专家提出采用垃圾焚烧的方法来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 但也遭到了不少学者和群众反对,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垃圾焚烧技术上还不成熟, 部分学者认为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对身体有害气体, 如二噁英, 同时, 垃圾焚烧所产生的粉尘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经过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与讨论, 目前认为有效的处理垃圾围城的方法是将垃圾资源化处理。而其重点是要做到垃圾分类, 可以降低处理成本、有利于节约资源, 减少垃圾处理量和污染。
垃圾分类处理和综合利用, 就是将垃圾从源头分成可回收利用垃圾、有机易腐垃圾、适于焚烧垃圾等类别, 然后根据不同类别垃圾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分别进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和利用的一种垃圾处理模式。首先要从源头减量, 实行垃圾分类, 尽可能回收利用;其次是尽可能对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进行堆肥处理;再次是尽可能对可燃物进行焚烧处理;最后是对不能进行其他处理的垃圾进行卫生填埋。国内曾有专家用成本效益法对垃圾分类处理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效益进行计算和分析, 其结果表明:在不分类的情况下, 不管采用填埋、堆肥还是焚烧处理, 其产出都低于投入;但在分类处理与综合利用的情况下, 垃圾处理成本降低而收益增加, 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三、结语
垃圾围城问题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要想“突围”, 必须从源头做起, 做好垃圾减量化与垃圾分类, 同时实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然而想要真正实现垃圾减量与分类及垃圾收费处理制度, 还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晏生军:《浅析城市垃圾成因及未来趋势的思考》,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上旬刊) , 2009 (12) 。
[2]任昔:《关注城市垃圾》, 《经营管理者》, 2006 (3) :11-11。
垃圾围城 第7篇
我国大量的城镇面临 “垃圾围城”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垃圾管理和处理制度缺失的结果。因此,建立起垃圾治理的制度结构,是治理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和处理制度,但这些制度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各种制度之间不能有效地配合和相互连接。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这种制度之间能够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并形成一个清晰和稳定的结构。首先要从垃圾源头的产出上进行总量的控制,并实现逐步减量化。只有减少垃圾的绝对产量,解决垃圾围城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而制度是控制垃圾绝对增量的有效手段。首要的制度是对垃圾产出进行征收费,提高产出垃圾总量的成本,并按照多排放多征费的原则制定制度。垃圾征费制度并不完全是提高征收成本,而是将部分成本虚拟化,加入垃圾的成本之后,当垃圾产出主体能够进行垃圾分类和自我收集,可以将这部分成本再返还给产出主体。其次是建起了完善的垃圾分类制度。只有进行垃圾分类,才能有效根除当下垃圾的混合收集方式,才能为垃圾处理提供有效的保障。再次是建立起垃圾运输过程的无缝衔接制度,保证垃圾在运输过程中不再造成二次污染或二次围城,以及建立和完善垃圾处理标准化的技术等级制度。比如,堆肥、焚烧、填埋的等级制度。只有当某一等级不能处理时,才能通过另一技术等级来处理。最后是建立起严格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对垃圾分类良好的家庭、企业和组织,要通过财税和经济杠杆来引导,而对高危垃圾,比如医疗、化工、电子类废弃物,要形成更为严厉的监督和处罚制度。通过优化和整合单个制度在解决垃圾围城中的不足和缺陷,形成科学、有效的制度结构,为解决垃圾围城提供根本性制度保障。
2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垃圾围城” 治理的具象结构
具象结构指 “垃圾围城”过程中所有参与单元之间相互联动和相互反应所形成的关系,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对垃圾围城的治理具有积极的作用。个人、家庭、企业、建筑单位、村民委员会、社区、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是垃圾产出和处理的单元。这些不同单元之间通过一定的结构,形成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相互共治的具象结构,成为垃圾围城治理的现实基础,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构,就没有有效的行动。在具象结构中,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应在源头上治理垃圾发挥 “前哨战”作用,自身要率先引导本区内的单元对垃圾进行源头上的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处理。在垃圾分类处理基础上,村民委员会和社区负责发挥上下联动的中枢作用,一方面从基层开始,积极宣传垃圾合理处理意识,使得参与单元形成 “大环卫”意识,有效克服随心所欲地丢弃和倾倒垃圾的陋习; 另一方面协调每个参与单元的互动行为。居民垃圾的堆放与政府、企业和建筑单位等之间形成一定的共享空间或者各方根据实际需要,建立起共同的垃圾临时中转点,派专人负责临时中转点的环境卫生。在垃圾的运输过程中,协调各种垃圾运输工具之间的优化配置,使得运行路径和收集线路科学、节省,保证运输的最大化绩效,克服当前运输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具象结构的功能保证了从一个个体传送给另外一个个体,从一个单元传递到另外一个单元的互动模式,不仅优化了结构,也约束和规范了参与单元的行为。
3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垃圾围城” 治理的关系结构
“垃圾围城”问题的解决是一项长期和系统工程,涉及市场、政府和社会三方联动共治和良性互动结构。因此,“垃圾围城”治理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强制管制,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性力量来解决。解决 “垃圾围城”要依赖政府的手、市场的手和社会成员自己的手三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结构。市场应对垃圾资源处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应发挥监督和引导,以及配套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社会成员积极支持和参与的结构化关系网络。首先,市场应积极培育垃圾处理企业寻求盈利模式,特别是对 “二手市场”自我培育和发展,不仅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群体在二手市场交易提供便利,也促进二手市场对部分可用垃圾的自消化。其次,政府应把 “垃圾分类达标”作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指标,对垃圾分类业绩突出的城镇、家庭和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政府应建立分类垃圾场,将分类的垃圾分区存放,并分散到不同区域。最后,要支持社会力量建设垃圾集中分拣厂和资源再利用厂,将社会拥有的资金、资源吸纳到垃圾处理的过程中,建设 “回收站( 点) 、分选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体系。市场、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和良善共治的关系结构,为 “垃圾围城”治理提供可持续的治理模式。
4 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垃圾围城” 治理中的联盟结构
由于 “垃圾围城”不仅破坏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易于取得政策核心信仰和解决共识,因为不同的参与者都能认识到解决垃圾围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在政策执行层面,由于不同主体存在的利益分歧以及对各自利益的考量,对垃圾围城问题的真正解决却存在着不同的联盟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联盟。部分群体和联盟没有分担产出垃圾的成本和社会责任,在垃圾围城治理中处于既得利益的群体,因而对垃圾治理持反对或消极态度,对垃圾围城政策的执行和解决、参与不积极,计量减少甚至逃避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而作为垃圾围城治理主体的政府,往往根据垃圾围城的严重程度采取权宜之计的政策,缺乏清晰的定位和功能承担,没有制定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目标。对城镇周围的公众而言,大部分公众处在漠不关心的状态之中,公众往往出于倾倒垃圾的便捷,而不进行分类和一定程度的成本分担。在这种背景下,应从政策联盟理论出发,强化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对中立联盟和反对联盟采取合理的政策和资源分配并加大惩罚力度,采取多排放多分担的原则。对公众采取垃圾分类以及减量化、无害化、分类化处理原则的宣传、奖励。对支持者,采取各种政策激励和税收优惠,使垃圾治理和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发挥其积极作用,最终在不同的联盟之间形成相互配合和良性互动,来提升治理效能。
深圳“垃圾围城”的解困模式 第8篇
城市生活垃圾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残余物，也是城市发展的附属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垃圾存量也在不断飙升。
据统计，2015年5月，北京常住人口突破2200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达到1.84万吨之多。不仅是首都北京，国内众多城市均面临“垃圾围城”的困扰。一提到垃圾填埋场建设、焚烧垃圾发电厂建设，公众都强烈反对，几乎到了“逢建必反”的程度。
一边是城镇化掀起的经济快速增长，一边是与日俱增的城市生活垃圾存量，垃圾的处理成为各个城市都棘手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垃圾之困”也愈发凸显。
近年来，随着对处理“垃圾围城”问题紧迫感的增强与环保意识的提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桂林、厦门等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垃圾前端分类的习惯与后端分拣的技术，能否有效帮助中国解决垃圾处理难的困境？
前端垃圾分类推广难
垃圾分类，顾名思义就是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处理。从2000年6月开始，中国多个城市就开始试点实行垃圾分类。然而15年过去了，市民的参与率和正确投放率却收效甚微。
据统计，上海市除了几个示范小区外，其余大多数小区的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为10%--20%，南京市为20%，就连在全国率先开展垃圾分类的广州，正确投放率也仅为30%。
以人工方式将垃圾分类被称为前端垃圾分类，但由于整体效果有限，“垃圾围城”的困境并没有太大改善。况且，对于前端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需要较长时间。
例如，日本用了27年才培养全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素养，德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开展了近40年，才最终走在世界前列。
在前端分类短时间内无法实施的同时，只能在后端另辟途径。深圳龙岗垃圾后端分类项目率先“破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端垃圾分类无法解决的问题。
深圳尝试后端垃圾分选
龙岗区位于深圳市东部，是深圳面积最大的市辖区。该区工业发达，垃圾来源复杂，其中大部分为工业垃圾，并以塑料和布料等缠绕物居多。相关报告显示，龙岗区日垃圾总量达3700吨。2012年10月，深圳龙岗垃圾分选项目正式启动。2013年12月，垃圾处理进入运营阶段。
《小康》记者在项目后台控制室见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该项目不仅减轻了原填埋场的工作负荷，也为及时清理垃圾，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与资源化起到重要改进作用。为了达到环保的效果，项目的车间实行全封闭管理。每天多台垃圾车把龙岗区的垃圾运送到车间，垃圾堆积成小山一般。后台控制机械手，把垃圾抓取到垃圾后端分选的流水线上。接下来，垃圾将通过分选的工艺路线，采用不同物理方法进行分离。
中航环卫董事长曹虎认为，人们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需要一定过程，利用后端自动化分选技术来推动垃圾处理的革命可以弥补这个不足。在处理垃圾时，流水线会根据废弃物的物理性质，如比重、磁性、粒度、电性、光电性、摩擦性、弹跳性及表面性质的不同，进行自动分选。
曹虎说：“因为很多垃圾都是装在袋子里面的，第一道工艺是破袋。然后就开始筛选，沙土、泥巴被筛下来。垃圾渗漏液的水分利用管网搜集起来进行处理。易拉罐等金属通过磁选吸附进行分类都吸上去。而塑料袋、布片这些比较轻的垃圾通过风选集中搜集。还有针对玻璃瓶、塑料等垃圾的分拣技术。总结起来，技术达十几种。”
垃圾减少量可达50%
深圳市龙岗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进入填埋场的生活垃圾先通过机械进行分拣，通过这些硬件设施的投入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类、收运、处理体系。目前，龙岗区后端垃圾智能分选项目每天处理垃圾的能力达1000吨，占龙岗区现有日均垃圾处理量的四分之一，分类后垃圾减少量可达到30%--50%。
垃圾后端分选有哪些好处？资料显示，首先能减少占地。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选则能去掉能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保护土地免受污染。
此外，还可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害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危害。
深圳模式可否复制？
肩负“深圳模式”的龙岗后端垃圾智能分选的项目，是否能被其他地区所接受？在其推广与实践中是否遇到过难题？
曹虎认为，“垃圾围城”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进行焚烧，会产生多种有毒气体并污染空气；如果入土掩埋，会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改变土壤结构，还有可能污染地下水。特别是在中国南方，气候温暖潮湿，垃圾的有机腐物达80%，垃圾腐烂速度快，渗滤液多，危害更严重。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采用后端分类，更加科学、合理。
据统计，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40亿个，方便面碗5--7亿个，废塑料占生活垃圾的4%--7%，1吨废塑料可回收制造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1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1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生活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人们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龙岗智能分选项目每年通过循环利用塑料、金属等物质，能创造约3000万的收入。
曹虎介绍，后端垃圾智能分选的项目在2013年刚开始推广时，许多地方政府都在观望。但2014年开始，一些地区的领导开始愿意尝试。2015年，不少地区开始主动联系，想引进后端垃圾智能分选的项目。
“任何战略都是分步骤去实行的，所以我们到某一城市首先是选择条件成熟的区域去尝试实行。例如说，我们会选择某一城区、某一个县或者镇去先行推广。如果做得好，周边的地区其实都会学习，这样就影响了其他区域。改革就是有一批走在前面的代表去影响后面的一批。”曹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