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决策理论范文（精选8篇）
证据决策理论 第1篇
关键词：证据理论,大型工程,投融资,群体决策,mass函数
大型工程项目除了具有一般工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内部结构复杂、外部联系广泛的特点外,更是一个跨学科的系统工程,往往涉及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政治以及经济背景。正是由于这些特点,长久以来,大型工程在进行项目融资时往往会遇到较多的难题,在资金方面更是存在着较大的供需缺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政府进行了多次的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近些年的努力,经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而市场准入的放宽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成都为大型工程的投融资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然而,由于大型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在实际的投融资决策时,错综复杂因素的介入都使得融资决策的过程困难重重。
大型工程投融资研究的关键在于投融资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在权衡各方利益后,选择一个最适宜的投融资方案。传统的融资方案选择都是通过一定的技术经济分析和财务分析[1,2,3,4,5],对各种融资方案进行比较,从而得到最佳的方案。大型工程通常也是公共工程项目,其投资建设往往是公共利益导向的,因而在选择融资方案时,有别与传统融资方案的选择方式;此外,由于大型工程的决策利益主体众多,且来自不同的阶层、领域和地区,受到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方面的制约,他们对于融资方案的选择具有多样性、动态性的特点。因而,使用传统的经济财务分析方法来解决大型工程投融资决策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障碍。
大型工程的投融资方案选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群体决策的过程。解决群体决策的方法有很多,定性的有德尔菲方法、头脑风暴法、名义群体法、电子会议等等,而定量的则有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蒙特卡罗模拟等。这些方法在应用到大型工程决策时也会存在没有定量分析过程、不能很好处理不同专家的分歧信息、不能很好融合专家意见等等方面的问题。证据理论是一个解决群体决策问题的有效方法,最早由Dempster[6]提出,他在1967年提出上、下概率的概念并第一次明确给出了不满足可加性的概率。1968年他又给出Dempster合成法则[7]。 而证据理论的基本框架则是Shafer[8]在1976年的专著《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evidence》中建立的。他将D的思想推广到更加一般的情形,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因此证据理论又称为Dempster-Shafer证据理论。证据理论的一个核心在于基本可信度函数(mass函数)的构造,构造方法有很多种,Yang[9]、Kak[10]和Noel Brysonl[11,12,13]等,通过模糊语言之间的模糊逻辑关系或者相互比较构造一个矩阵,而后用线形规划约束获得mass函数,这种处理过程非常复杂,并且还涉及到一致性问题。
本文采用证据理论的方法对投融资群体决策的过程进行研究,并且结合大型工程的特点,在Malcolm Beynon[14]提出的mass函数构造方法基础上提出了改进,使之可以更好地应用于大型工程的群体决策。
1 问题说明
大型工程中的投融资方案选择过程可以认为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每一个决策专家根据自己的偏好,给出对于方案的选择;其次是群体交互过程,决策专家对群体意见进行分析,如有分歧,则进一步讨论,调整自己的意见;最后是意见的集结过程,专家达到一定的共识后,将所有的个体偏好汇集成群体的偏好,从而进行方案的选优。对于大型工程的投融资群体决策来说,决策者可能来自不同阶层、领域和地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个体意见的一致性问题。证据理论中通常采用计算证据间的相似性程度来进行意见的一致性分析。当个体意见分歧较大,即证据不满足一致性条件时,不能简单地采用合成法则来进行合成,而需要决策个体重新调整意见。
证据理论通过基本可信度函数构造体现个体偏好表达的过程,而通过合成法则体现了群体的集结过程。大型工程环境下的投融资决策问题,必须综合多个专家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因此信息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证据理论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对于它可以对来自多个信息源的不确定的信息可以进行很好地表述和融合,从而得到更为准确有效的信息。很多决策方法中未能解决的如何综合各专家意见的问题在证据理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下面简要介绍证据理论的思想基础。
1.1 证据理论基础
证据理论[15]是建立在一个非空集合上Θ的理论,Θ包含了所有待选命题(又称证据),如果存在函数m满足:①m()=0;
证据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于多个信度函数的合成方法。考虑两个信度函数合成的情况: 设m1和m2分别是同一识别框架Θ上的两个基本可信度分配, 焦元 分别为A1,A2,…,Ak和B1,B2,…,Bl. 如果
此为两个决策者的情况,当群体决策者数目较多时,D-S合成法则的计算量会随着决策者数目的增长呈指数增长。为了减少计算量, 通常会采用基于证据投影分解的近似算法:首先计算焦元与各坐标轴(命题)的夹角余弦值,然后计算焦元在各坐标轴投影后的值,接着将每个坐标轴获得的投影值加和归一化,最后用合成法则将归一化后的mass函数合成。
1.2 mass函数的构造
Malcolm Beynon提出了一种针对多属性群体决策问题的mass函数构造方法(假设决策属性的权重已知)。具体mass函数的构造过程和决策步骤为[14]:
①首先建立决策问题的层次结构模型,确定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决策方案的选择。
②在每一影响因素下做出关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分类:φ1,φ2,…,φm.
③给出决策的合适程度对应的数值:其中极端合适为6,强烈到极端为5,强烈合适为4,一般到强烈为3,一般合适为2。把同一影响因素下各个决策与识别框架Θ相比较,组成知识矩阵,代入因素权重后更新知识矩阵。
④计算知识矩阵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将特征向量正规化;把正规化后的特征向量作为各个决策选择集合基本概率分配。
⑤把不同影响因素看作相互独立的证据,将不同因素下决策选择集合的基本概率分配用D-S合成法则合成,合成后的结果归一化即得到每一个决策者关于方案选择的mass函数。
这种构造方法得到的mass函数中已经包含了决策因素的权重信息,因此在将不同因素的mass函数合成时,就不必再考虑因素的权重。
2 大型工程环境下的投融资群体决策过程
2.1 改进后的mass函数构造
在大型工程中应用上述的mass函数构造方法来表示各决策者关于投融资方案的偏好选择是比较适合的,它符合决策者在实际的投融资方案选择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每一个决策者在进行融资方案比选时,也都会考虑到诸如融资成本、融资可获性、法律约束等等一系列因素,并且在这一系列因素下来对所有的决策方案进行比选,同时综合各因素下自己关于方案的偏好给出最后的决策方案。然而,由于大型工程的复杂性和投融资决策的特点,应用这样一种方法构造个体偏好时仍需要进行一定的改进:
①对于大型工程投融资群体决策来说,决策个体可能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阶层,认知可能存在较大偏差,因此,其考虑的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建立决策问题的层次结构模型时,决策的影响因素不是统一的。如在某一个投融资方案决策时,影响其方案选择的要素可能有:融资成本、准备时间、融资可获性、金融风险、融资后的协调难度、资金占用期限、融资手续和法律约束等等, A决策个体可能从融资成本、准备时间、融资可获性、金融风险因素出发给出偏好,而B决策者可能从资金占用期限、融资手续、法律约束及融资成本考虑。
②Malcolm Beynon的mass函数只考虑了决策因素的权重,而忽略了决策者的权重,得到的mass函数中不包含决策者的权重信息。对于投融资决策来说,尤其大型工程这一复杂环境下,决策专家的地位很可能是不平等的,他们的决策权力也可能存在差异,因而不能忽视决策专家的权重设置。决策专家的权重一旦确定,在不同的决策因素下,决策专家的权重是否又存在差异呢?对于实际的大型工程投融资决策来说,决策者由于地位、知识、能力的偏差,可能会在不同的决策因素下体现出来:如对于因素1,决策者A具有较大的发言权,而在因素2的条件下,决策者A 不作考虑或是不具有发言权,决策者B则具有绝对主导权。此时,不能简单设置决策者的权重,而要考虑不同因素下决策者的相对权重。
基于这两点,对Malcolm Beynon的mass函数构造过程提出改进:
①建立决策者关于决策因素的相对权重矩阵(见表1),ωi表示因素i的权重,所有因素的权重加和为1;λij代表决策者j在因素i下的相对权重,可以认为该权重为决策者j在因素i下做出方案选择的相对权力。其中,若λij=0,则代表决策者j没有在因素i下做出自己关于方案的偏好选择,或者,在因素i下,决策者j的决定权力非常之小;若λij=1,则
②将所有备选方案作为识别框架Θ,决策者j在每一影响因素i下做出关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分类。
③根据合适程度数值,把同一影响因素i下各个决策选择集合与识别框架Θ相比较,确定各个决策的合适程度,再将决策的合适程度组成如表2中的知识矩阵:若自身与自身的比较则合适程度为1;不同决策之间不进行比较,其合适程度为0;最后一栏中代表与识别框架Θ比较,该决策集合的合适程度。其中pij的值不仅仅只是决策因素的权重值,根据表1中的数值,pij=ωiλij,把pij代入知识矩阵,然后对知识矩阵进行更新。
④计算知识矩阵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基本概率分配。
⑤将不同因素下决策选择集合的基本概率分配用合成法则合成,然后将合成后的结果归一化即得到各决策者关于方案选择的mass函数。
通过对传统mass函数构造的改进,充分考虑了不同决策者关于决策方案选择出发点的差异,同时还考虑了各决策者在所有因素下的相对权重。通过引入相对权重矩阵,最终的mass函数中既包含了决策因素的权重,又包含了决策者的权重信息,在进行一致性分析和合成时都不需要再考虑这些权重。同时改进后的方法也使得大型工程投融资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个体偏好表达更加准确和合理。
2.2 大型工程环境下的投融资群体决策流程
图1给出应用证据理论解决大型工程投融资决策的一个基本流程。
首先要确定决策的影响因素,在大型工程中,决策主体往往来自不同的区域甚至是国家,由于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或是受到相关条件的约束,各决策专家所考虑到的决策因素可能并不是完备的。在相关权重矩阵中确定的因素包含了决策专家考虑的所友因素,并且假设这些确定的因素的权重已经给出。每一个决策专家在给出自己的意见之后,就按照证据理论中一致性分析的方法对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一致性分析。可能会有三种情况:如果存在一定的分歧意见,不满足一致性条件,但是分歧很微小,那么这些决策专家需要相互交流,重新调整自己的意见;如果存在重大分歧,由于政治、行政、经济、法律等等的差异和限制,这种情况在投融资决策时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就需要相关的组织进入协调,在大型工程中这个组织往往是中央政府,协调后决策专家重新给出自己的偏好;如果不存在分歧,即满足一致性条件,就可按照D-S合成法则进行合成从而得到最终的方案。
这样一个群体交互集结的过程也正体现了钱学森[16]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中“反复比较、逐次逼近、最终确定”的思想。
3 算例分析
3.1 问题的描述
以某大型跨海大桥的投融资方案选择过程来对上述方法进行说明。该大桥的建设涉及到三个区域,现有五个融资方案:方案A:项目全部政府投资,统一建设;方案B:主体BOT,统一建设,国内招标;方案C:主体BOT,统一建设,国际招标;方案D:主桥在三方范围内由各自融资建设,统一设计;方案E:主体政府投资,统一建设。分别来自这三个不同区域的四位专家对融资方案进行决策。
3.2 模型的求解
按照上述的决策流程进行分析:首先根据决策因素,确定相对权重矩阵,如表3所示。
假设第一个决策者在金融风险、法律约束、建设期间协调难度和融资方案对项目的影响这4个影响因素下,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做出的决策选择集合如图2所示。
按合适程度表把同一影响因素下各个决策与识别框架Θ相比较,确定各个决策的合适程度,再将决策的合适程度组成知识矩阵。以决策者1为例,他给出每一影响因素下各个决策的合适程度评价,构造相应的知识矩阵,如表4所示。
将p11 =0.12,p31 =0.075,p51 =0.48,p61 =0.06代入更新知识矩阵,计算各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正规化特征向量,将其作为各个决策选择集合基本概率分配。
将不同标准下决策选择集合的基本概率分配用D-S合成法则合成,得到第一个决策者最终的mass函数。同样的方法计算其他三位决策者的mass函数。
得到个体偏好后对决策者的意见进行一致性分析, 由于群体中决策者数目不是很多, 只有4个, 可以设定一个较高的阈值, 来提高合成结果被接受程度, 给定阈值ζ=0.98。按照计算证据间相似度的度量方法来给出相似性矩阵LM:与证据投影分解算法类似, 将焦元投影至各坐标轴加和, 归一化后得到近似的概率分配函数, 用向量形式来表示各决策专家i的mass函数, 如mi=(mi1 ,mi2 ,…min);然后按照式(2)计算两个意见之间的距离。
计算结果:
Lij>ξ,满足一致性要求,可以用合成公式合成。对四位决策者给出的mass函数用基于证据投影分解合成近似算法合成,得mass函数值最大的方案:m(E)=0.6179,则方案E为最后选择的方案。
3.3 计算结果分析
从决策者1的角度分析,他在考虑的四个决策因素(金融风险、法律约束、建设期间协调难度和融资方案对项目的影响)的权重分别为0.4、0.5、0.6、1,说明在这些因素下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而他给出的四个因素下的方案有三个都是E方案,可见决策者1比较倾向E方案。而从四个决策者最后给出的mass函数角度分析,方案E的mass函数值在各自的选择中都占有相对较大的比重,这与一致性分析的结果也是比较一致的。
通过算例分析,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多属性群体决策方法相比较,本文中改进后的证据理论方法除了具有一般证据理论方法的优点外,更侧重考虑了不同决策者在不同融资方案选择因素下的权重设置。传统的多属性群体决策方法在解决此类决策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单个决策者关于决策因素选择的差异性,更遑论不同决策者在各个因素下的相对权重,从而无法和实际的工程环境结合起来,更无法体现此类大型工程项目的复杂性特征。
4 结束语
在传统概率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证据理论可以视为是对概率的一种改变。采用证据理论来解决大型工程环境下的投融资决策问题, 不仅可以很好地来描述描述此类决策中的不确定性, 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的思维方式, 而且可以对不同专家的决策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 同时由于其具有综合不同mass函数的合成规则, 因而还可以对多个专家的意见进行融合, 满足了大型工程在投融资决策时的部分复杂性要求。本文还对证据理论中mass函数的构造提出了改进, 不仅考虑了不同决策者对于决策因素选择的差异性, 还考虑了在各决策因素下决策者的权重问题, 使之在大型工程投融资群体决策中的应用更加合理。
文章在采用改进后的mass函数构造方法来表示个体偏好时,假设了各因素的权重和各决策专家相对因素的权重皆已知。但对于实际的大型工程项目投融资,这些权重的确定都有一定的难度,笔者将在今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论刑事证据法的理论基础 第2篇
关键词：刑事证据法；认识论；价值论
刑事证据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一直以来备受法律学者的关注。综观学术界的观点，无非有两种基本的学术立场，即认识论与价值论。刑事证据法理论基础的确定，关涉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及其具体的构建和运用。所以，对证据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理性地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刑事证据法与认识论
传统观点认为，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是一系列通过证据的运用，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活动，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所以对于以证据运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证据法应是以认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的确，这种传统观点几乎让人找不到任何纰漏和瑕疵来进行反驳。不可否认，无论是诉讼活动还是诉讼活动中具体的证据运用活动都是一种认识活动，证据法一定会受到认识论的指导作用，以便满足和符合认识规律的需要。但是，证据法要受到认识论的指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直接把认识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所谓理论基础，一定是能对理论起到全面支撑作用的一种基本观念，把刑事证据法的理论基础简单归结为认识论，这样的观点其实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因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国民权利意识的上升以及法治观念的整体提升，再单独强调证据法理论基础是唯一的认识论，那么就过于简单和笼统，体现不出证据法学的进步，或是对其的反思以及理性的思考。当然，诉讼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的确，在以往的时期，通过认识论的指导，解决了很多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保障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转。作为一种认识过程，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阶段都离不开这种认识活动的进行，但是，这种认识活动是在证据法的规制下进行的，对认识活动有一定的规范与限制。这样，再仅仅单凭认识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难免有基础薄弱之嫌。通过收集、审查和判断证据，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在诉讼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定义。在侦查、起诉阶段，的确是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为第一要义，但是到了审判阶段，就构成了完整的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诉讼构造，虽仍然有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目的的存在，但在审判阶段，证据运用活动的规范和限制就更加突出其强大的程序正义色彩。而证据法本身主要的调整对象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证据运用相关问题，所以，把認识论直接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根本突显不出证据法保障程序正义的价值功能，也反映不出证据法背后暗藏的基本理念。
二、刑事证据法与价值论
刑事证据法作为刑事诉讼法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不仅要指导司法机关如何通过证据的运用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更重要的是要指导司法机关如何规范地运用证据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这就体现出一种价值倾向，即从单方面的认识活动转向为规范的认识活动，这样使作为一种特殊认识活动的诉讼活动在进行的过程中，不再那么机械，不再那么呈现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操作。因为在这一过程之中，一些更为重要的法律价值被考虑进来，譬如说，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它体现的是一种对被告人利益进行维护的倾向，而淡化了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在二者之间，通过证据规则的运用，显然，它选择了更为重要的法律价值，即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所以单从这个规则上，就可以看出价值论较认识论已经略胜一筹。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说的：“证据法应当是对那种发现事实真相的活动作出规范和限制的法律，在现代证据法的世界里，发现真相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它经常需要让位于其他更重要的法律价值”。
三、辩证看待认识论与价值论
无论是以认识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还是以价值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都需要理性地、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认识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空间的。而价值论作为证据法理论基础观点的提出，其实是对认识论的一个更加深入的思考，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或相互孤立而完全没有联系的，不能将二者完全对立或者割裂开来。这是一场从“进行认识活动”到“规范地进行认识活动”的变革和进步。刑事证据法作为具体的程序法，在当今的法治文明中，渐渐地体现出它的独立价值，那种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已不符时宜。所以，以认识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显得有些保守，而把价值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更加“直击关键”、“凸显要点”的学术立场，因为持这种主张的法律学者们，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理论的桎梏，而且实践也证明了价值论更加符合证据法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些探讨也只是限于理论层面的研究，现实中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定当然要据以一个国家的国情和政策等诸多要素来具体考察。与此同时，证据法理论基础中的“基础”一词的概念，并不一定只限于一个方面，有时“基础”作为一个整合体，它可以包含两个方面。在学术观点中，一些证据法理论基础两元化甚至多元化的提法也是有其道理的。所以，基于此，笔者认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也许既要兼顾“以证据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规律，同时也要关注“运用证据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规范性和程序正义。这样，从证据法的角度讲，证据的运用才会既保障避免出现放纵犯罪的结果，也会使被追诉者享受到公正的程序正义。
刑事证据法的理论基础支撑起刑事证据法整个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而理论始终要来源并服务于实践，不论关于理论基础的探讨有多激烈，这些都是证据法理论中的宝贵资源。要怎样具体取舍留弃，关键还是要取决于能否适应证据法实践中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以及整体的社会法治文明。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宋振武，张洪艳.证据法理论基础问题之再反思[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3]郭艳婷.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
证据决策理论 第3篇
在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决策者面临问题错综复杂,单个决策者往往难以胜任决策问题的复杂性,因此群体决策就显得愈加重要,文献[1]较早涉及群体决策理论和方法,此后有关研究和实践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在实际决策中,决策者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常常用语言形式给出偏好信息,并且由于决策者的知识背景、个人偏好等的不同,对于同一个决策对象,决策者给出的评价往往存在差异。因此,如何确定决策者权重,并对评价结果进行集结,成为群决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2,3,4,5,6,7],语言评价信息决策方法大致有三类:基于扩展原理的方法、基于符号转移分析方法和基于二元语义的分析方法,但这些研究大都采用主观赋权法确定决策者权重,因此无法避免由于专家的学历、地位、对问题的熟识程度等主观因素造成的对原系统的影响。
本文基于语言评价信息的群决策问题,先采用Cac Crimmon提出的两极比例方法[8]对决策者给出的语言评价信息进行量化,用模糊距离的方法得到调整后的专家权重,再运用证据理论的有关知识,对评价矩阵进行处理,得出不同属性下各焦元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值,然后通过Dempster-Shafer合成法则对其值进行合成,最后通过计算决策方案的信度函数和似真函数对所有决策方案进行排序,得到满意方案。
1 预备知识
D-S理论(证据理论)是由Dempster于1967年提出[9],后由Shafer等人对其进行推广和完善的[10]。证据理论将所有可能的集合称为识别框架,记为Θ。
D-S理论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工具是DempsterShafer合成规则,它可以对不同证据源的证据进行合成,其合成法则如下:
另外,对于多个证据,可以得到相似的合成法则,即:
2 决策模型和方法
2.1 问题描述
对某一个多属性群决策问题有n个决策方案,A={ak,k=1,2,…,n}组成决策方案集合,每个方案有m个评价指标,记为评价指标集C={cj,j=1,2,…,m},由p个决策者组成的决策群体D={di,i=1,2,…,p}对方案集合进行评价,决策者di用一个语言短语形式给出方案ak在属性cj下的评价值fi(ak,cj),即得到决策矩阵Vk=[fi(ak,cj)]n*m。
本文考虑一个由7个元素构成的有序自然语言集合L,记为L=(L1,L2,L3,L4,L5,L6,L7),对应的语言短语为:L=(收益型属性/成本型属性)={最低/最高,很低/很高,低/高,一般/一般,高/低,很高/很低,最高/最低}。决策者di从预先定义好的自然语言集L中选择一个元素作为方案ak在属性cj下的评价描述。
其中:i=1,2,…,p;j=1,2,…,m;k=1,2,…,n。
这样,根据Vi和GSj便可得出决策群体对候选方案的综合评价向量GV=(gv1,…,gvk,…,gvn)。决策群体对第k个方案ak的综合评价为:
2.2 基于模糊距离的决策者权重确定方法
在实际群决策中,决策者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往往可以从单个决策者评价与群体评价的差异中体现出来。如果一个决策者对待评方案的评价和群体评价比较接近,则认为该决策者的观点受到群体决策者的普遍支持,那么在最终决策时该决策者应该具有较高的权重。反之,如果一个决策者对待评方案的评价和群体评价相差较远,则认为该决策者的观点不能得到群体决策者的普遍支持,那么在最终决策时该决策者应该具有较低的权重。由此,根据文献[11]的模糊距离的方法确定决策者的权重。
将决策者di对方案的评价向量Vi=(vi1,…,vik,…,vin)转换为隶属度向量Ri=(ri1,…,rik,…,rin):
由此,当个体评价与群体评价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下隶属度向量为R*=(1,1,…,1),完全非理想状态下隶属度向量为R*=(0,0,…,0)。分别定义决策者di与d*和d*的距离为:
如果将专家di与d*的隶属度记为ui,那么其相对于d*的隶属度为1-ui;由此,可定义一个加权的距离函数来度量专家di的评价与群体评价的模糊距离:
为了使F(ui)尽可能的小,令,得到:
当ui的取值如上式所示时,决策者di与群体评价的模糊距离最小。ui越大,说明di与d*越接近,di的权重应该越大;ui越小,说明di与d*越远,di的权重应该越小。由此定义调整后的决策者权重如下:
3 决策过程
本文对每个决策者先按照自己的意愿分别对给定的多属性决策问题进行求解,然后采用D-S合成法则进行合成,再对不同决策者的决策结果进行综合。具体决策过程如下:
步骤1:首先假设每位决策者权重相等,分别求出单个决策者以及决策群体对各方案的综合评价。根据单个决策者和群体决策者的评价差异,利用模糊距离的方法求出调整后的决策者权重。
步骤2:将决策者di给出的决策矩阵中的所有语言评价值看作不同属性下的证据源,并将所有决策方案A={ak,k=1,2,…,n}构成的集合看作一个识别框架Θ;然后根据决策矩阵中不同属性cj下的语言评价值的特征,把语言评价信息值相同的决策方案形成的集合归入同一个焦元。这样就得到每个属性cj下的所有焦元。
步骤3:对每个焦元的语言评价值进行量化处理,得到不同属性下各焦元的BPAF值;然后运用D-S合成法则对不同属性下的所有BPAF值进行合成,得到单个决策者下所有焦元的BPAF值[12]。
步骤4:将不同决策者下合成后的焦元BPAF值看作D-S理论中的不同证据源,再次运用D-S合成法则对位决策者得出焦元进行合成,得到群体综合属性下每个焦元的BPAF值。根据信度函数(Bel)和似真函数(Pls)的定义,得到群体综合属性下所有决策方案的信度函数Bel({ak})和似真函数Pls({ak})的值,并构成支持决策方案ak的信任区间[Bel({ak}),Pls({ak})]。
步骤5:根据信任区间,对于坌a0,ap,aq∈{ak,k=1,2,…,n},且0≠p≠q,则方案a0优于ap的程度为:
4 算例分析
3位决策者对A、B、C、D四家物资供应商进行评价。根据考核要求确定了四个考核指标:运作效率、物流成本、服务水平、管理水平。3位决策者分别给出语言评价信息见表1。
(1)根据前面的方法,首先采用Cac Crimmon提出的两极比例方法[8]对三位决策者的语言评价信息进行量化,见表2。
先假设3位决策者的初始权重相等:dw0=1/3,计算决策群体在指标cj上对个体的综合评价向量GSj以及决策群体的综合评价向量:
由式(4)可计算出各决策者评价与理想状态和完全非理想状态评价下的距离如下:
由式(6)得出决策者评价隶属度可确定调整后的决策者权重:
(2)对单个决策者进行语言评价信息合成,以决策者d1为例,先根据其评价矩阵的信息特征,构成每个属性下备选方案集合(焦元集合),如图1所示。
(3)将语言评价矩阵的量化值作为各焦元(不含焦元)BPAF值。得到数值如下:
(4)根据D-S合成规则对以上四个指标下各焦元的BPAF值进行合成如下:
同理,可对决策者d2与d3的语言评价信息进行合成。
(5)再次运用D-S合成规则以及决策者权重对3位决策者下合成后的所有焦元进行合成,得到所有焦元的BPAF值;计算决策者对A、B、C、D四家物资供应商的信度函数Bel({ak})和似真函数Pls({ak}),进而得到四家供应商信任区间为:
根据信任区间,利用决策规则对方案进行排序的结果为:D酆A酆B酆C。
5 结束语
在实际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中,决策者的权重一般根据专家的能力、知名度、和对问题的熟识程度来确定。然而对于决策者水平、能力的评价是非常主观的,也是一项非常难的任务。本文运用模糊距离的方法得出决策者权重,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主观因素造成决策者权重的误差。然后运用D-S证据理论对评价信息进行合成,得到方案的最终排序。此外,本文针对决策属性权重为给出的情况,在实际中决策属性的权重的确定往往更加复杂,对于属性权重的确定,作者将作进一步研究。
摘要：针对语言评价信息形式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距离和D-S证据理论的群决策方法。该方法首先运用基于模糊距离的方法来获得决策者权重,再对多个决策者给出的语言评价信息进行分析,然后通过D-S合成法则对其值进行合成。计算信度函数和似真函数,据此对所有决策方案进行排序。最后通过一个算例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证据决策理论 第4篇
一、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证据拓展及证据收集机制
审计的实质是一个审计证据收集过程。注册会计师要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的公允性提供合理保证，必须提供能够证明财务资料真实性的证据，即应当获得强有力的审计证据，以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
1.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证据拓展。
传统的风险审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审计模式，它将审计资源分配到审计过程的各个方面，而没有突出重点领域的审计，特别是对非抽样风险的控制效果比较差。当今世界，通信、信息技术和物流迅速发展，企业的经营模式复杂多样，会计信息处理也越发纷繁复杂，会计职业判断在财务报告编制过程起到重要作用，审计人员不得不绕开会计数据，把目光从管理层经营陈述延伸到与企业财务报表认定相关的内部控制和企业经营状况的各个网络。
无论会计信息的加工处理多么复杂，企业管理层的会计报表陈述必须与经营状况相一致。倘若信息加工过程是正确的，那么作为信息加工结果的经营管理陈述也应该是公允的。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过程中，审计师需要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各个经营网络，掌握确凿的会计数据是最重要的，它是企业经营管理陈述的源头，而基于经营状况和内部管理控制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基本理念是，当来自各方证据得到相互印证时，财务报告的公允性才有合理保证。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指出，“审计证据，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论、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的所有信息，包括财务报表依据的会计记录中含有的信息和其他信息。”这里的“其他信息”包括企业经营活动信息和内部控制信息。因此，审计证据可以扩展表述为：
审计证据=会计数据信息+内部控制信息+企业经营活动信息
2.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证据收集机制。
一般情况下，审计人员通常采用六种常用审计技术来获取基本的审计证据。下表列示了六种常用审计技术和所获取的审计证据类型，并给出一些审计项目中具体程序的实例。
在实际审计工作中，这些常用的审计技术往往被分解为更加具体的审计程序，用来收集不同类型的审计证据。审计人员获取的审计证据应当具有可靠性、相关性与充分性，证据的获取必须考虑到实际的限制条件，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审计人员必须做出权衡，审计风险的判断能引导审计人员做出这些权衡。
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二层次审计证据决策模型
审计证据决策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是选用何种审计程序；二是对选定的审计程序应选取多大的样本规模；三是从总体中应选取哪些项目；四是何时执行这些程序。其中，第一项与审计非抽样风险控制有关，审计程序决定审计证据的类型，不同类型审计证据的证明力不同，本文据此构建审计证据类型决策模型；第二项与审计抽样风险控制有关，它决定审计证据的数量，影响到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本文据此构建审计证据数量决策模型。
1. 审计证据类型决策模型：
控制非抽样风险。为了控制非抽样风险，审计师须从经营状况、内部控制及会计数据“三方”（三个方面）采集有效证据，把整个审计过程看作一个递归的、证据收集的风险评估过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证据决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合安排“三方”证据。其审计风险模型表述如下：
重大错报风险是指企业财务报表存在错报的可能性。重大错报风险是企业自身的风险，不受审计人员控制，审计人员只能依据风险评估程序对重大错报风险加以评估。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状况和内部管理控制是重大错报风险的源头，审计人员首先应对客户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充分的分析，发现潜在的重大外部风险；其次是分析企业内部微观经营环节，以评估由其自身经营失误带来的重大经营风险。审计人员通过了解客户的行业及其内外部环境（IEE）、经营战略（OS）、公司治理结构（CMG）、经营过程（BOP）和财务业绩（FP）与会计计量（AM），以评价与经营状况有关的固有风险。重大错报风险的模型为：
检查风险（DR）是指某一类账户或某类经济业务本身或连同其他账户或业务一起发生重大错报，而未能被审计人员发现的可能性。DR是审计程序的有效性和审计人员运用审计程序的有效性的函数，是审计人员有能力加以控制的风险。DR又可分解为与分析性复核程序风险（APR）和详细测试风险（TDR），详细测试风险又可以分解为抽样风险（SR）和非抽样风险（NSR）。因此：
把式（2）和式（3）代入式（1），可得到审计证据类型决策模型。即：
审计人员根据上述模型进行审计程序决策，收集不同类型审计证据，降低非抽样风险，需要重点检查那些最可能潜伏错误和欺诈交易的领域。实践证明，严格执行风险评估程序、控制测试、分析性复核程序和详细测试的合理安排是保证审计质量的有效手段。同时，要通过风险评估程序获取来自企业经营状况的证据，以评估被审计单位行业与环境风险、战略风险、治理风险、经营风险和业绩风险；通过控制测试获得更加具体的内部控制证据，以评估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风险；运用分析性程序和详细测试获得有关财务报表陈述的直接证据，以控制被审计单位APR和NSR对应的检查风险。
2. 审计证据数量决策模型：
控制抽样风险。审计人员确定审计程序组合安排后，对于控制测试和详细测试等程序，还需要确定其样本数量。抽样风险是由于样本不具总体代表性，而使审计人员根据抽样结果得出的错误结论的风险。样本量与抽样风险成反比，样本量越大，抽样风险越低。一般说，100%的抽样是不会产生抽样风险的。
审计测试样本量是在审计证据证明力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根据被审计单位风险大小来确定，即对评估为高风险的审计领域实施严格的审计测试，测试的样本量就相对较大。审计人员在计划审计测试样本量的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传统审计风险模型，本文称之为审计证据数量决策模型，用以决策审计证据的数量。即：
三、结语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一切业务流程都是为了提高审计质量。审计人员实施风险评估的程序是：根据对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与外部环境、经营战略、治理结构及经营状况的了解和以往审计经验，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形成预期；其次，依据财务报表预期与实际数据的差异发现疑点，提出审计假设，突出审计重点；最后，在审计过程中通过收集审计证据不断修正预期和假设，进而形成审计结论，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如何收集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是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 .蒋益俊,陈伟论.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3;3
[2] .王会金.基于动态模糊评价的审计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及其应用.会计研究,2011;9
证据决策理论 第5篇
1 文献综述
网络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 主要包括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出版、数字学习、移动互联网内容、网络视听、其他网络服务和内容等方面, 2012年产业规模已经突破3200亿元。技术进步、创新与创意、政策法规、市场化、媒介集聚与融合等因素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 推动着产业不断发展演进。
其一, 技术进步是影响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网络文化产业将现实与虚拟的文化资源借助网络技术进行着资源的迁移及整合, 利用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作为内在驱动力重写界定产业边界, 推动网络文化产业融合进程。Paul与Pan ( 2011) 强调, 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正兴起不受当前TCP /IP为基础的互联网体系结构限制约束的研究, 涵盖了新体系结构、新安全机制、内容分发机制、管理和控制框架、服务体系结构和路由机制等, 实质是对未来网络架构和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 突出了技术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提高了网络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 ( 如动态视觉效果的提升) , 创造了新的网络文化产品与服务形式, 推动其向更高层次发展。与此同时,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科技创新周期的缩短, 网络文化产品在网络空间传播的范 围不断被 拓展 ( 臧志彭、解 学芳, 2013) [1]。实际上, 整个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反映出技术创新主体占比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领域呈现S曲线式的不同阶段的演化特征, 直接推动 了产业的 发展 ( 李文明、吕 福玉, 2011) [2]。
其二, 创新与创意影响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是网络文化产业动态演化的关键。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是对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鼓励与挖掘。熊彼特最早提出创新理论, 认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形成“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 而Zittrain ( 2006) 提出的“不断滋生创新的互联网” ( The Generative Internet) , 即“Z理论”, 寓意着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建筑于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其实, 自网络文化产业诞生之日起, 每一次发展都不是网络设备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的简单组合, 而是内容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管理组织创新等综合创新力的交融。哈特利 ( 2007) 指出, 网民参与的创意产出成为网络时代最有活力的创意、创新与互动增值的来源, 成为更宽泛的创意投入的社会基础[3]。人才是网络文化产业创新与创意的源泉, 人才的短缺成为网络文化产业自主创新的短板, 网络文化产业所需的人才的培育模式亟需创新 ( 刘克兴, 2012; 刘亚娟, 2012; 杨铭, 2013) [4]。
其三, 政策法规的完善与否影响着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美国早在1998年颁布《数字化千禧年版权法案》用于解决网络版权问题, 强调“禁止破坏他人为保护版权所设置的技术保护措施, 删除或修改他人用以表明作品与作者身份的版权管理信息, 禁止制造、输入与买卖用于破坏他人技术保护措施的装置”, 并规定了ISP (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利用其线路侵害他人版权的责任归属问题等 ( 金元浦, 2010) [5]。陆佳欢 ( 2012) 研究了美国网络文化产业限制竞争的规制政策, 提出竞争政策是持续发展的源泉, 强调美国反垄断执法对网络文化产业形成健康的竞争秩序的重要性[6]。刘爽 ( 2011) 对1999年至2009年的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综述, 强调网络文化产业政策的选择、制定、执行、终止都影响着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7]。此外, 网络文化产业扶持政策与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网络文化创业园区和基地的设立以及网络文化产品市场准入条件的降低等将有助于推动产业的发展, 而文化体制改革、相关文化管理部门职能交叉的也影响着产业的发展 ( 金昕, 2012) [8]。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活力的迸发需要软创新与硬创新的交叉与融合, 积极创新文化政策对于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摆脱僵局, 扩展有效空间维度意义重大[9]。
其四, 市场化是推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跨界性的特点使其更强调个体而非区域的竞争, 但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效益规律的遵循依然是其发展的基准。网络文化产业链结构, 包括互联网内容提供献ICP) 、服务提供商 ( SP) 、网络技术与设备提供商、网络运营商、广告投放商和终端用户等制约着产业的发展 ( 王雪梅, 2012) [10]。此外, 网络文化消费意识与消费行为、网络文化产品传播途径与营销渠道以及知识产权、文化品牌打造、金融支持都是市场逻辑推影响网络文化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 李文明, 2013) [11], 特别是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如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侵权文化泛滥、不良信息充斥市场等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 应抓紧建立我国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实施分级管理 ( 张世军, 2013) [12]。
其五, 媒介融合与集聚也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宽带和移动技术在网络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 静态互联网向动态网、语义网以及网络终端多样化、智能化发展, 推动了手机、网络新媒体与传统的电视、广播等媒体的横向和垂直融合, 呈现出网络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跨界合作与融合, 不断形成、分化出与成熟的工业、高科技、金融业、商业等彼此支撑和优势互补的新型产业业态 ( 钟忠, 2010) [13], 扩张了网络文化产业的行业规模与领域。特别是控制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稀缺文化资源 ( 如版权资源) , 可以提高网络文化企业的范围经济性, 打造出竞争力强的大型文化集团 ( 大卫. 赫斯蒙德夫, 2007) [14]。
实际上, 现有研究中, 还有学者利用生态位理论关于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资源集聚与竞合研究网络文化产业生存与发展的演化规律, 揭示了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类似于生态种群通过相互竞合实现发展的内驱动机理, 也说明了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往往会依赖合作与竞争的共生关系形成集聚发展的态势。但总起来看, 关于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
2 理论模型构建
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的结合体, 内部因素主要是对网络文化产品与网络文化产业链的打造, 外部影响因素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与技术环境等网络生态因素。
根据内外部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建立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从理论模型的内核来看, 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内部因素, 主要由两大关联因子构成: 一, 网络文化产品是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 网络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新与技术创新, 网络文化产品的丰富性, 网络文化产品的高品质都是影响产业发展的内源: 二, 网络文化产业链, 网络文化产业具有的跨界性与融合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产业链是否完善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发展, 网络文化企业对产业链条的重视与投入, 网络文化产品开发源头的版权打造与保护, 对网络文化市场喜好的迎合, 以及网络文化产品销售体系的完善等等, 都是影响网络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内部因素。从理论模型的外围来看,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技术因素都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外部影响因子。其中, 政治环境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 既制定相关产业规划, 又从产业定位方面鼓励与支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 并配套不断完善的规范性与指导性政策法规; 经济环境主要是指宏观经济环境, 我国GDP的不断增长, 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与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不断提升, 以及有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塑造等; 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是网络社会的崛起, 有一个推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网民建立起网络消费的意识, 并逐渐培育起正版付费的消费观, 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给予网络文化产业客观的评价, 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技术环境主要是塑造一个鼓励新技术研发、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应用网络文化产业领域的鼓励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 网络文化产业实际是将现实与虚拟的文化资源借助网络技术进行着资源的迁移及整合, 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是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总起来看, 内外部因素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因子, 而是形成了一种互动关联:内部因素的变化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与推动, 外部因素长期来看也会因网络文化产业内部因子的优化而带来整个产业生态大环境的改观。
鉴于本文是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探索性研究, 图1理论模型中所提到的内外部六大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影响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 本文将上述因素全部纳入实证研究, 并基于理论模型设计了包含46个影响因素的分析问卷, 希望通过实证调研找出其中具有显著重要影响的因素, 从而为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研究建议。
3决策树研究过程与方法
3. 1数据采集与样本特征
上海网络文化产业发达程度较高, 而且是我国网民的集聚地, 截止2012年, 上海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6. 2% , 网民增速居全国首位。以上海网民为样本研究上海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将能够很好的反映网络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态势, 对于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相关政策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因此我们选择上海作为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抽样样本主要是上海各个区县的网民。这里所说的网民特指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接触过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电影、网络动漫、门户网站、网络文学、网络聊天、博客与微博、网上购买图书音像等相关网络文化产品或服务的网民。
2012年8月至12月, 对上海各个区县的网民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样本的一些主要特征如下表:从年龄来看, 男性比例为43. 9% , 女性比例偏高, 为56. 1% ; 从婚姻状况来看, 未婚网民偏高, 为50. 9% , 已婚为49. 1% , 说明已婚网民通常会以电视作为主要的娱乐载体; 从年龄来看, 网民的主要年龄呈现年轻化状态, 35岁以下的网民占71. 5% , 56 - 65岁的网民比例最低为3. 5% , 基本和全国网民年轻化状况是相一致的; 从学历来看, 专科与本科学历是主要人群, 为70. 3% ; 此外, 从职业与收入情况来看, 高校学生与低收入人群居多, 反映出目前网络文化产业的娱乐特点与年轻的大学生是主要目标人群的结构性特征, 排名第二、第三的是民企职工 ( 20. 8% ) 与事业单位职工 ( 11. 8% ) , 而收入越高的人群相对较少, 这与网络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娱乐特性以及网民是否有闲暇时间是息息相关的。
3. 2 决策树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样本的特点以及实现数据挖掘分类的目的, 本文采用SPPSS18. 0软件中的决策树方法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所谓决策树, 是一种从无序样本数据集中进行归纳推理并构建分类模型的非参数方法, 决策树构造实际上是一个包括根、子树、节点与叶子的树形结构, 采用自顶向下的递归方式, 从树根节点开始对样本特征值进行测试, 不断往下分支, 将数据样本划分成不同的数据样本子集, 直至分支到叶子节点 ( 即待分类对象的类别) , 实现从大量随机数据提取潜在有用信息的目的[15]。Quin-lan ( 1986) 提出的ID3算法是最早并最具影响力基于信息熵的决策树算法, 采用信息论中的信息增益作为决策属性分类判别能的度量, 进行决策节点的选择[16]; 1993年他又进行了改进, 在ID3基础上增加了对连续属性离散化等功能, 提出C4. 5算法[17]。采用决策树研究方法, 可以生成一些容易理解的规则, 更好地将样本进行分类, 在树状图中可以给出作为每一次分支的变量和变量的测试, 实现充分利用数据信息[18]。
4 基于决策树网络文化产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 网络文化内容创新、网购配套体系完善性、社会文化环境、商业运营环境等46个内外因素可能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都纳入分析, 从中找出真正对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实证结果显示, 因变量为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自变量为46个可能的影响因素, 经过数据挖掘分析, 最终模型选入了15个自变量, 其余31个变量因对模型贡献度不够显著, 自动从最终模型中排出。树形图是树模型的图解, 从树形图来看, 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最具显著性的影响因子是网络文化内容的创新性。具体见下图:
在决策树模型中, 15个影响因素的P值都小于0. 001, 说明这些因素对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 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分布在两个层面: 内部因素的重要度最高, 其次为外部因素。15个影响因素按照重要度排序如下表所示。
结合前文的理论模型, 对上述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4. 1 内容创新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
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而言,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内部因素, 一是网络文化内容创新度 ( 重要度为1. 000) 。网络文化内容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网民的选择, 这也是网络文化产业可持续增长最核心的要素。新观念、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在网络文化产业领域的聚合与扩散, 更多的是微创意、微创新的专注与应用, 不同的内容与技术创新的杂交会创意出具有异质性或互补性的网络文化产品, 即使应用相似的技术因内容的差异化同样可以创意出具有差异化的网络文化产品与服务, 从而不断开发出新的网络文化业态、新的发展空间。二是文化企业进行内容创新的主动性, 即网络文化产品开发的主动性, 重要度为0. 220。网络文化产品创新往往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密不可分, 伴随文化企业从代理生存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的转变, 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是在网络文化市场取得一席之地的根本。例如, 上海的网络视频产业, 曾经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格局, 但伴随2012年土豆和优酷合并、2013年PPS被百度收购, 同时搜狐收购PPLive的计划欲将上演, 这样一来, 上海强势网络视频企业, 基本被北京的网络文化企业收购。这一实例有力地佐证了内容的创新能力才能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
4. 2 营销体系的完善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网络文化内容的创新是产业链的前端, 而产业链的延续性与新产品研发循环的开始则需要夯实的网络销售体系与网购配套体系的完善。从网购配套体系完善度来看, 其重要性为0. 643; 网络文化产品销售体系完善度, 其重要性为0. 163。消费环节是实现网络文化产品研发的基本保障, 网民的消费体验可以转化成网络文化的再生产, 它既是终点又是新起点。伴随网络时代崭新的营销模式的产生, 使得文化企业与网民之间不再是单一的买卖关系, 而成为互动互利的双方。例如, 盛大网络旗下的盛大文学, 占据着中国80% 以上的网络文学市场, 它推出自己的阅读器bamboo, 实现“免费阅读部分内容 +付费阅读全部内容”的双轨制营销模式, 并对盛大文学旗下的写手进行艺术包装、出版网民评价比较高的作品, 实现网络文学、数字出版、甚至网络游戏、影视剧、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等的无缝衔接, 形成了真正的网络文化品牌, 为其他网络文化企业发展带来启迪。鉴于此, 为适应网络时代网民与网络文化企业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 网络文化产品现代营销体系亟需建立, 并配套快捷、安全且多元化的网络支付体系的完善, 确保网络文化产业链的顺利循环。
4. 3 社会文化环境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外部因子
决策树分析表明经济、社会文化、技术与政治环境中都有显著的影响因素, 说明外部环境的重要程度得到了全面证实。而在这其中, 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度最高, 为0. 323。伴随网络社会的崛起, 网民规模的激增与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将意味着更大网络文化市场规模和受众群的形成; 同时, 媒体维护产业发展的态度 ( 重要度为0. 220) , 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网络文化产业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推动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这在网络游戏行业尤为突出。其次为经济环境, 主要是商业运营环境 ( 重要度为0. 289) 的公平、规范、有序是网络文化产业链形成的重要影响因子, 与此同时, 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 ( 重要度为0. 135) 也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再次为技术环境。良好的技术环境是推动企业/行业进行网络文化产品技术创新 ( 重要度为0. 164) 的保障。同时, 技术创新与网络文化版权保护的结合, 从技术层面确保网络正版付费的实现, 客观上推动着网络文化版权保护意识的提升 ( 重要度为0. 145) 。最后是为政治环境, 表现为政府对 网络文化 产业的支 持 ( 重要度为0. 162) 与政策法规环境的优化 ( 重要度为0. 117) 。以上海为例, 近些年来上海对网络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 如图3所示, 2011年是网络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出台的高峰期, 有9项政策被颁布并实施, 其中, 《关于促进上海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上海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上海网络视听产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上海推进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2012—2015年行动计划》等政策的出台无疑成为上海网络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撑。
5 政策建议
5. 1 加快网络文化内容创新与加大创意投入并举
网络文化内容创新是一种开放式创新, 且溶于网络文化产业竞争优势获得的生态过程之中, 推动文化创新创意的集聚是网络文化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法宝: 一方面, 加大网络文化内容创意投入, 包括创新投入、人才投入、技术投入与资金投入等, 将网络文化内容源头创新融和在整个网络文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实现内容创新的渗透与循环, 不断带来新创意、新文化、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产品模式; 其中技术投入在网络文化产业创新领域更为突出, 特别是伴随新技术在网络文化产业各节点应用流量与应用速度的加快, 推动着网络文化产品内涵的挖掘与高品质的打造, 加速着各节点之间产生不同文化内容的融合创新, 创造出具有异质性的网络文化产品与服务, 推动内容创新不断进入新一轮的创新周期。另一方面, 提高网络文化内容创新的产出效率, 实现网络文化内容的创新增值, 推动创新创意与网民受众偏好的有机融和, 通过与网民的动态互动———利用网络互动技术、开放源代码、开放式网络关系 ( SNS, BBS) 以及多种网络娱乐载体使网民成为新的创意主体, 网民通过参与、反馈创意形成新的创新与创意集聚———一种更符合网络文化市场需求的增值模式, 网民参与的创新过程成为网络时代最有活力的创意、创新与互动增值的来源, 成为更宽泛的创意投入的社会基础[19], 这在推崇个体创造性的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领域尤为突出。
同时, 还需要强调的是网络文化人才的重要性。网络文化人才是创新、创意的核心要素, 网络文化创意人才的集聚, 将会形成一个特殊的高端阶层, 推动网络文化产业成为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5. 2 完善网络文化产品营销体系与网购支付体系同行
大数据时代到来, 为网络文化产品精准营销提供新的挑战与契机。大数据时代开启了新的信息应用规则, 塑造的集群整合与精准化效应造就了不同营销模式在网络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 关注实现数据的增值[20]。网络文化产品的多元化与网民需求的多样化带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网络营销环境, 进入“让数据说话”的新发展时代, 如何有针对性地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行业、不同偏好的网民提供其所需的网络文化产品, 准确进行网民需求数据的深度分析与预测变得日益重要, 这就需要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建立精准网络营销体系, 实现网络文化产品营销与创意、创作的有机衔接, 进行需求预测开发出更适合网民需要的网络文化产品与服务。具体来说, 网络动漫行业、网络游戏行业、网络视频行业、网络出版行业, 应将文化作品的创作、生产、传播与推广整合在一个大数据平台之上, 利用与网络文化相关数据的定期采集、整合、关联、挖掘与分析, 系统地为网络文化产品从创作到营销的全过程提供精准服务。特别是在营销环节, 要全面了解网民的需求, 根据不同偏好建构一站式大数据平台营销体系, 利用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微博、微信、BBS论坛, 提高其对网络文化产品的关注度; 同时也要利用基于PC、手机以及可移动终端等为载体的可视化方式提高网络文化产品的知名度, 高效率地实现产品的精准推广与交叉营销, 降低营销成本[21]。
同时, 要迎合网络消费时代的购买需求与支付需求, 积极建构多元化的、安全、快捷、高效的互联网支付与移动支付配套体系, 在政府层面亟需完善网络支付服务规则、支付标准建设与风险控制措施, 强化对网络支付体系的监督; 在行业层面要优化网络账户服务、完事身份识别功能, 加速实现网络支付服务的高效性、多样性、人性化与安全性。
5. 3 优化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环境、打造绿色网络文化生态
其一, 完善网络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网络文化产业的崛起态势与问题的增生对整个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形构作用, 凸显了现有网络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不足与滞后, 改革不适应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的文化管理体制, 制定新的更适应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成为产业发展的内在诉求。一方面, 需强化近年对数字出版、网络动漫、网络视频、高科技文化企业给予的税收优惠与资金扶持政策, 做强、做大网络文化产业的优势行业。另一方面, 需基于网络文化市场发展要求, 加快制定网络文化版权保护政策、移动互联网相关政策、网络文化产业园区政策, 提高政策法规的导向性、扶持性与前瞻性, 为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夯实的制度保障。
其二, 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推动网络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合理化, 实现盈利模式的多元化; 提高网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与互联网普及率, 为网络文化产品付费模式的试行打好基础; 规范网络文化侵权、盗版与网络暴力、网络犯罪行为, 建构一个公平、公开、开放、有序的网络文化市场环境。
其三, 技术创新环境的优化。云技术、数字传输与影像处理技术、3D技术、高清采集技术、网络引擎技术、全息投影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关键技术兴起, 要积极利用这些最新技术, 应用到网络文化产业领域, 高效推动网络文化信息的存储、转化与运行; 利用三网融合实现跨平台的内容传播; 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 加快移动终端的开发与性能的提升, 承载更多的数字出版内容、播放更加流畅与高清的网络视频内容、以及运行重型网络游戏等, 提高网络文化产品的用户体验与网络文化服务的技术品质。可以说, 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的加速将直接带来网络文化产业领域技术创新的加速与网络文化产品更新换代步伐的加快。
其四, 打造一个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尊重与保护网文化版权, 形成网络社会的规范性。网络文化生态危机伴随产业的崛起与经济利益的驱使扩大化, 网络文化产业进入一种发展迷局,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非法使用音乐、书籍、影视等文化作品的拷贝与传播变得容易、快捷与低廉, 在无边界的网络环境里推动着网络侵权的恶意扩散, 侵犯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 也严重打击了网络文化原创者的积极性, 提高全社会网络文化版权的保护意识已刻不容缓。网民需合理分享与使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视频等网络文化产品, 建立消费正版网络文化产品的版权意识; 企业则应提高网络文化产品版权保护水平, 从创意初始阶段介入版权保护, 提高网络版权服务增值运营水平。总之, 加快建立一个绿色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对整个网络文化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摘要：以网络文化产品与网络文化产业链为内部因素, 以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与技术环境为外部因素, 建立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采用决策树方法, 基于上海市实证分析发现, 网络文化内容创新性、网购配套体系完善度等15个因素进入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决策树模型, 属于具有显著影响的重要因素。实证结论表明:内容创新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 营销体系的完善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社会文化环境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外部因子。为促进产业发展, 建议加快网络文化内容创新与加大创意投入并举, 完善网络文化产品营销体系与网购支付体系同行, 优化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环境、打造绿色网络文化生态。
证据决策理论 第6篇
企业的发展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经历由出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也并非是单向的,由于企业的顺利转型、创新研发而可能发生逆转,如从衰亡期跳跃到成长期、成熟期等其他阶段。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企业存在生命周期,且提出了一套完整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的不断变革使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由于公司内部特征和外部融资环境、投资环境、人文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公司融资战略决策有效性、投资战略决策有效性等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只有了解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了解该阶段的企业其投资、融资等特征才能准确制定和执行与之相符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利润分配决策等,保障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虽然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较多,但企业财务战略决策及其经营目标等存在密切关系,关系到企业的胜败存亡。因此,本文选取我国深沪上市公司A股2010-2013年财务相关数据,研究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其投资战略决策有效性,出发点是投资决策的经济后果。由于不同产权企业面临的投资和融资环境与非国有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还进一步从产权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丰富了该领域的相关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虽然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依据及数目不同,应用广泛的仍然是产业比率法及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净现金流量的符号组合法。陈旭东等(2008)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检验,发现结论差异不大。其他划分方法如产品生命周期法等过于繁杂而不具有可取性。企业当期同时具有多种产成品和在产品,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存在较大差异。产业比率法由于需要对公司特征加以假设,而部分假设和经济理论预期不吻合。本文拟借鉴Dickinson(2011)的方法,并加以修订,将生命周期阶段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
成长期企业业绩增长较快,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不断增加,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公司业务不断扩展,在市场中逐渐建立公司声誉。该阶段的企业其投资增长机会较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不断增加,该重点关注企业核心竞争力及投资活动的盈利。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自有资金不足以支持业务和规模的拓展,且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管理层逐渐取代股东自有经营,两权逐步分离。基于代理问题的相关理论来看,成长期企业由于两权分离,公司好投资机会较多,管理层可能为了私有利益扩大企业规模来增加在职消费、帝国构建及获得更多的薪酬等,未能对投资项目的盈利及风险正确的权衡,导致或者加剧了企业的投资过度,降低了其投资决策有效性;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成长期企业由于创立时间较短,在市场中的认可度不高,融资渠道较少,融资约束较为严重,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较高,导致融资成本较高。如果公司原来存在投资不足,成长期企业加剧了投资不足的严重程度,导致投资决策有效性降低。
成熟期是企业发展最为繁盛的阶段,市场中建立了声誉及企业品牌、企业文化,公司经营管理能力较之成长期企业有了较大提高,盈利能力逐渐稳定,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入,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有所降低,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由于具有媒体跟踪报道、分析师跟踪等向市场进行信息传递的媒介,信息不对称程度较成长期企业降低,投资者要求的外部债务融资及股权融资的必要报酬率降低,融资成本下降。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约束较成长期下降。从代理理论角度来看,由于业绩较为稳定,高投资机会少,利润增长可能处于瓶颈期,对外部融资需求下降,内部留存的自由现金流等充裕。基于代理和信息不对称考虑,管理层更可能在缺乏好投资机会时不将自由现金流作为股利分发给投资者,而是继续投资于NPV小于0的项目,导致或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
衰退期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组织僵化增加,存在退市、资不抵债等生存威胁。较之成熟期企业,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基于职业安全考虑,管理层可能更加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股东及外部投资者利益。该阶段的企业投资失败加剧了经营及财务状况,管理层还可能面临被解聘的威胁,因此管理层更多的错过存在风险,但同时收益颇丰的投资机会,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下降。且衰退期企业融资较为困难,融资约束较为严重,因此,即便有好的投资增长机会,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加剧了其投资不足,降低了其投资决策有效性。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随着企业历经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中存在的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不断增加,基于自利考虑,成长期企业的投资过度最为严重,成熟期企业次之,衰退期企业最小;衰退期企业的投资不足最为严重,而成长期企业的投资不足和成熟期企业的投资不足的强弱关系,根据现有理论分析不能确定,因此,提出本文的H1和H2:
H1:成长期企业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最低,成熟期企业次之,衰退期企业最高
H2:衰退期企业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最低,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之间无差异
不同产权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国有企业面临融资软约束,受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具有政治关联等稀缺资源;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较弱,融资约束严重,影响了其投资项目的资金支持及投资回报的实现。因此不同生命周期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公司投资决策有效性方面也可能存在差异,而基于现有理论分析,不能确定生命周期因素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如何,因此提出了本文的零假设H3:
H3:生命周期因素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无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我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财务数据为初始样本,从产权视角分析企业生命周期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剔除金融保险业的样本,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行业观测值小于9的样本,剔除存在股权再融资和IPO的样本,同时为防止极端值影响,还对样本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最终得到4214个年度观测值。数据均来自CCER和CSMAR数据库。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二)变量定义
(1)企业生命周期。本文借鉴Dickinson(2011)的方法,基于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和融资活动净现金流量的符号划分生命周期,该种划分方法不用假设公司的年龄、销售收入等和企业生命周期呈线性关系,和现有的经济理论预期吻合。具体划分方法如表2所示。Dickinson(2011)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八个阶段,后边几个生命周期阶段缺乏相应的经济理论的支撑,因此将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之外的其他五种现金净流量符号组合划分为衰退期企业。初创期企业由于刚成立,生产经营尚未稳定,没能形成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投资支出不断增加,导致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值。自有资金不能支持资金需求,存在较大的融资需求,融资现金净流量符号为正值;成长期企业经营活动不断稳定,形成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企业规模扩张,投资支出不断持续,该阶段企业投资现金净流量的符号为负值。且成长期企业仍存在较大的融资需求,融资现金净流量符号为正值;成熟期企业经营更为稳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为正值,投资活动仍然进行,虽投资增长机会下降,内部经营现金流量较多,投资现金净流量的符号仍为负值。偿还贷款及分发股利等,融资需求下降,融资现金净流量的符号为负值。对于其他情况,统一归为衰退期企业,由于针对其他现金净流量符号组合缺乏相应的经济理论与之对应,本文没有进一步区分。
(2)投资战略决策有效性。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计量从经济后果视角出发,基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生命周期和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关系。 因此, 借鉴被广泛采用的Richardson(2006)计量,用该模型回归残差作为非效率投资的替代变量,残差若为正则表示投资过度,残差为负值则表示投资不足,残差的绝对值表示非效率投资的总额。同理,残差作为投资决策有效性的替代变量,残差为正则表示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低,残差为负则表示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低,具体如下所示:
Invt是资本投资总额,Growtht-1为上期的资本投资机会;Levt-1,Aget-1,Invt-1,Sizet-1,Csaht-1,Rett-1为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限、上期资本投资总额、规模、现金的持有、不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股票年度回报率,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因素。
(3)其他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干扰,控制变量选择了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审计质量、上市年限、董事会规模、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性质及行业、年度因素。具体如表3所示。
(三)模型构建
模型1给出了非效率投资总额、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即不同类型的投资决策有效性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模型2给出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生命周期和非效率投资总额、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关系,即不同产权企业中生命周期和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关系。具体如下所示:
模型1:投资决策有效性和企业生命周期关系的实证模型
模型2:不同产权企业中生命周期和投资决策有效性关系的实证模型
其中:ΣControlvar为控制变量,Lifecy为生命周期替代变量,为防止多重共线性,模型中加入两个生命周期虚拟变量,选取成熟期企业为基准,加入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即GROW和DEC。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给出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成长期企业GROW均值为0.37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和0;成熟期企业MATURE均值为0.418,最大值和最小值也分别为1和0,表示成熟期企业占比将近百分之四十二;衰退期企业DEC均值是0.212,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和0,表示衰退期企业占比大约为百分之二十一,投资决策有效性的替代变量TZJC均值为0.091,表明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较低,存在投资过度的问题;所选样本中公司规模的自然对数的均值为22.00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7.966和16.954;公司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为0.052,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246和0.832,上期公司的审计师意见AUDIT均值为0.938,表明大部分样本公司得到的均是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公司上市的时间NX的均值为13.146,表明样本公司的平均上市时间为13年左右,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DUAL的均值为0.83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和0,表明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大部分不是两职合一的设置;董事会规模BOARD的均值为9.143,表明平均董事会成员为9个左右;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TOP1的均值为35.155,最小值为2.221,最大值为89.354,表明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不同的公司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司的产权性质STATE的均值为0.361,表明样本公司中非国有企业占比为百分之三十六,其余企业则为国有企业。
(二)相关性分析
表5皮尔森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主要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单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后文分析不受潜在多重共线性影响。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其他相关文献结果类似,本文研究结论稳健。为控制篇幅,正文报告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未报告。表5表示GROW和MATURE及DEC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和TZJC的相关系数为负值,而MATURE和TZJC的相关系数则为正值,DEC和TZJC的相关系数也为负值。皮尔森相关系数只是给出了变量两两关系,还需控制其他因素对变量关系的影响,因此,回归分析给出了更深入的结果。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三)回归分析
表6给出了回归分析结果:第二列、第三列和第四列被解释变量分别为非效率投资总额、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第二列成长期企业GROW和非效率投资总额的系数为0.001,在10%水平显著,表明成长期企业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较之成熟期企业,其投资决策有效性较低;而衰退期企业DEC与非效率投资总额的回归系数为0.039,在10%水平显著,表明衰退期企业投资效率低于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低于成熟期企业。第三列实证结果来看,成长期企业GROW与投资不足的回归系数为-0.031,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较之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投资不足的严重性程度没有显著差异,存在投资不足的样本中,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无差异,衰退期企业DEC和投资不足的回归系数0.009,在5%水平显著,表明衰退期企业投资不足现象显著高于成熟期企业。从第四列回归结果来看,成长期企业GROW和投资过度的回归系数为0.023,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表明成长期企业较之成熟期企业存在严重的投资过度问题,其投资过度的决策有效性较成熟期更差;衰退期企业DEC与投资过度的回归系数为-0.009,系数在10%水平显著,表明衰退期企业投资过度问题低于成熟期企业,投资过度的决策有效性比成熟期企业高。为控制篇幅,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再详述,具体见表6所示。总的来说,表6结果表明: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总的投资决策有效性显著低于成熟期企业,且在10%水平显著;成长期企业投资过度最严重,成熟期企业次之,衰退期企业最小,支持了本文的H1。衰退期企业投资不足最严重,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投资不足严重性程度无差异,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的H2也得到了支持。
注:括号内为t值,* p < 0.1, ** p < 0.05, *** p < 0.01。
(四)稳健性检验
表6选取成熟期企业为基准,将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的投资决策有效性与成熟期企业比较,得出不同生命周期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大小关系。稳健性检验部分,表外还基于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论基本不变,企业生命周期变量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无异。为防止变量计量导致现有的研究结论,稳健性检验部分还基于Anthony,Ramesh(1992)的方法,选取产业比率作为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依据,与陈旭东等(2008)的研究结果类似,两种计量方法得到的结果无显著差异,除个别控制变量显著性发生变化外,生命周期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不变。表明本文结论稳健。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因此,表外还增加控制了企业资产负债率、管理者能力、是否发生管理层更换、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因素,结果也不发生改变。
(五)产权视角的分析
不同产权企业的公司特征、投资战略和融资战略等存在较大差异,公司的投资和融资环境也不同,一般来说,国有企业面临融资软约束,受到当地政府等的保护,高管多是政府派出,面临职业升迁、社会责任等压力,追求目标并非单一利润最大化,而更多的考虑环境保护、就业、职业升迁等目标。因此不同性质的企业生命周期因素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是怎样的?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该内容深入研究。因本文进一步从企业产权视角分析生命周期因素对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表7给出了不同产权企业的样本分布:国有企业为2706个,非国有企业为1508个。前文中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样本分别为1344个和2870个,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中分布不同,具体不再详述。
表8给出了不同产权企业生命周期对投资决策有效性影响的结果,Panel A给出了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Panel B给出了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Panel A中E1,E2和E3列分别表示非效率投资总额、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结果,成长期企业GROW与E1的回归系数为0.124,在1%水平显著,与E2的回归系数为-0.152,在10%水平显著,而与E3的回归系数为0.129,在1%水平显著,表明与全样本分析不同的是,国有企业中,成长期对非效率投资总额的影响更大,比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的投资效率更低,而其中投资不足则比成熟期低,投资过度也更大;处于衰退期的国有企业中,DEC和E1的回归系数为0.032,在1%水平显著,也表明衰退期的国有企业比成熟期的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更差,DEC和E2的回归系数为0.512,在1%水平显著,表明衰退期的存在投资不足的国有企业其投资决策有效性也低于成熟期企业,DEC和E3的回归系数为-0.416,不显著,表明衰退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在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上无显著差异。
Panel B给出了非国有企业生命周期对投资决策有效性影响的结果: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成长期企业GROW和E1的回归系数为0.011,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无异,GROW和E2的回归系数为-0.034,在1%水平显著,表示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在成长期企业更高,而GROW和E3的回归系数则为0.013,不显著,表示投资过度的决策有效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衰退期企业DEC和E1的回归系数为0.122,不显著,也表示衰退期企业总的投资决策有效性和成熟期无显著差异,DEC和E2 的回归系数为1.211,在10%水平显著,表示衰退期企业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低于成熟期企业,DEC和E3的回归系数为-0.302,不显著,也表明衰退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无差异。
综上所述,区分产权性质的回归结果和表6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从另一角度验证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等存在的差异,从企业产权性质视角探析生命周期因素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有了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括号内为t值,*p<0.1,**p<0.05,***p<0.01。
五、结论
基于我国深沪CSMAR和CCER数据库2010-2013年A股数据,从产权视角分析了企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因素对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影响发现:第一,成长期企业投资过度的决策有效性最低,投资过度现象比成熟期企业更高,衰退期企业的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则低于成熟期企业;第二,衰退期企业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最低,低于成熟期企业,而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之间无显著的差异;第三,从企业性质角度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国有企业中,成长期对总的投资决策有效性的负面影响比成熟期企业更大,而成长期投资不足有效性则高于成熟期企业,成长期投资过度有效性低于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总的投资决策有效性低于成熟期企业,投资不足的决策有效性也低于成熟期企业,而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上则和成熟期企业无显著差异。第四,非国有企业中,成长期对总的投资决策有效性和成熟期企业无显著差异,成长期企业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高于成熟期企业,而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则和成熟期无差异;衰退期企业总的投资决策有效性、投资过度决策有效性和成熟期无差异,投资不足决策有效性低于成熟期企业。
企业生命周期的计量采用了Anthony,Ramesh(1992)和Dickinson(2011)两种计量方式,且和陈旭东等(2008)认为的一样,两种计量方法结论类似。但由于每种计量方法都存在不足之处,如Anthony,Ramesh(1992)需要对公司特征加以假设,与相关经济理论不符,因此本文变量计量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同时,对企业投资决策有效性的计量借鉴Richardson(2005)的方法,用非效率投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作为投资决策有效性的替代变量,即如果企业存在非效率投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则表明其投资决策并不那么有效,投资决策有效性较低。而该种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企业投资决策可能受管理层权力和能力等其他因素影响,虽然稳健性检验中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未来研究需对投资决策有效性更为准确的计量方法加以探析,为企业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等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文芳:《企业生命周期对R&D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经纬》2009年第6期。
[2]顾天辉、吕超、张光宝、张顺:《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投资决策研究》,《技术与创新管理》2008年第6期。
[3]郭岚、张祥建:《上市公司成长能力与投资行为研究》,《软科学》2010年第3期。
证据理论研究 第7篇
关键词：证据理论,不确定性,组合规则
证据理论是一种不确定性推理方法,它首先由德普斯特(Dempster)提出,并由沙佛(Shafer)进一步发展起来,因而又称为D-S理论[1]。由于该理论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而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作为一种不确定性推理方法,证据理论具有比较强的理论基础,既能处理随机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又能处理不具体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它可以依靠证据的积累,不断地缩小假设集;它可以不需要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而进行证据推理。证据理论在区分不知道与不确定方面以及精确反映证据收集方面显示出很大的灵活性,在不确定性推理和数据融合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4],特别是成功应用于图像处理、计算机导航、医疗诊断、决策分析等需要处理不确定信息的领域。
一、证据理论的数学表达
证据理论是用集合表示命题的。在证据理论中,D的任何一个子集A都对应于一个关于x的命题,称该命题为“x的值在A中”。设D是变量x所有取值的集合,且D中各元素是互斥的。在任一时刻x都取且仅能取D中的某一个元素为值,则称D为x的样本空间,2D表示D的所有子集。
定义1若有
Bel函数又称为下限函数[7~8],Bel(A)表示为A命题为真的信任程度。
由信任函数及概率分配函数的定义容易推出:
Bel(A)表示对A为真的信任程度,Bel(~A)表示对~A为真(即A为假)的信任程度,因此,Pl(A)表示对A为非假的信任程度。
推广到一般情况可得:
由于Bel(A)和Pl(A)分别表示A为真的信任程度和A为非假的信任程度,因此,可分别称Bel(A)和Pl(A)为对A信任的下限和上限,记为
二、证据组合规则
在实际问题中,往往可能对同样的证据得到不同的概率分配函数,此时需要对这两个概率分配函数进行证据组合。
定义4设M1和M2是两个概率分配函数,则其证据组合M=M1⊕M2为
三、证据理论的应用
在证据理论中,信任函数Bel(A)和似然函数Pl(A)分别表示命题A信任度的下限和上限,可用它来表述知识强度的下限和上限。因而就能够在此表示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不确定性推理模型。
1、知识不确定性的表示
在证据理论中,不确定性知识用如下产生式规则表示:
其中:E为前提条件,它既可能是简单条件,也可以是或析取的复合条件。H是结论,它用样本空间中的子集表示,h1,h2,…,hn是该子集的元素。CF是可信度因子,用集合形式表示,其中ci用来指出hi(i=1,2,…,n)的可信度,ci与hi一一对应。ci满足如下条件:
2、证据不确定性的表示
不确定性证据E的确定性用CER(E)表示。对于初始证据,其确定性由用户给出;对于用前面推理所得结论作为当前推理的证据,其确定性由推理得到。CER(E)的取值范围为[0,1],即
3、组合证据不确定性的表示
规则的前提条件可为由合取或析取连词连接的组合证据。当组合证据是多个证据的合取时,即
当组合证据是多个证据的析取时,即
4、不确定性的传递算法
设有知识:IF E THEN H={h1,h2,…,hn}CF={c1,c2,…,cn}
其中:E为前提条件,它既可能是简单条件,也可以是或析取的复合条件,其确定性用CER(E)表示。H是结论,它用样本空间中的子集表示,h1,h2,…,hn是该子集的元素。CF是可信度因子,用集合形式表示,其中ci用来指出hi(i=1,2,…,n)的可信度,ci与hi一一对应。
则结论H的确定性可通过下述步骤求出:
(1)求H的概率分配函数
若有两条知识支持同一结论H,即
则首先分别对每一条知识求出概率分配函数:
然后再用证据组合规则:M=M1⊕M2
得到H的概率分配函数M。
(2)求出Bel(H),Pl(H),f(H)
(3)求H的确定性CER(H)
其中,MD(H|E)为知识的前提条件与相应证据E的匹配度,定义为
于是,就对一条知识或者多条有相同结论的知识求出了结论的确定性CER(E)。若该结论不是最终结论,即它又要作为另一条知识的证据继续进行推理,则重复上述过程,得到新的结论及其确定性。反复运用该过程,就可推出最终结论及其确定性。
四、结束语
证据理论能处理由“不知道”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结论可以是更一般的假设,便于领域专家从不同的语义上表达他们的知识。但其缺点是要求D中元素满足互斥条件,这对于实际系统中难以做到的,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进一步改进。
参考文献
[1]G Shafer.A Mathematics Theory of Eviden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20～46
[2]KLIR G J.Remarks on“Measuring Ambiguity in the Evi-dence Theory”[J].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Man,and Cybe-metics-Part A:Systems and Humans,2008,38(4):995～999.
[3]胡丽芳,关欣,何友.基于可信度的证据融合方法[J].信号处理,2010,26(1):17～22.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构建分析 第8篇
1. 辩正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包括反映论、可知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等三个观点和组成部分, 对事物产生的第一反应是反映论的第一性- 认为, 对事物的意识是第二性;对事物实际引起反应的认知及其可观性即为可知论;而认识论的辩证法, 则是进一步的升华, 事物的发生存在绝对性, 同时也伴有相对性, 是一个矛盾而又统一的结合。在证据法学中, 不能只是注重反映论与可知论的存在, 而忽视了辩证法的存在, 辨证对事物的内涵分析才起到核心作用。每一个事物的本身都有其存在的特殊性, 因而在对证据的寻求中要依其规律辨证分析, 既要寻求其客观性又要寻求其正当性, 虽然两者间存在矛盾, 但要给诉讼一个公正的判断, 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进行证据法学的认知和分析。
2. 利益均衡的价值理论
法的价值特征是多元的, 于此特征的建立下证据法学同样具有多元的特点。证据法的建立以证据法学理论基础为依据提供真实的证据, 所以在寻求案件真相中, 均是在当前认知及物质条件下对相关证据进行搜集的, 因而其具有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在寻求证据的同时需要受到相关法律及诉讼模式等的约束, 因而其又具有一定的程序正义理论价值;而在司法执行中发生社会纠纷等不良情况, 与其供需极度的产生矛盾, 因而司法提高了诉讼效率, 从而实现了其诉讼价值;同时证据法还体现在维护国家安定和利益发展等价值上, 所以证据法不仅体现在公民的利益上, 还具备其他更有价值的法律意义, 因此在这种多元特征下的价值体系中, 必须要均衡其实现的意义, 即使出现了冲突与矛盾, 但以利益均衡为指导理论, 对其利弊分析, 取其更有价值的部分, 舍弃其他, 从而实现证据法学的价值。
3. 诉讼模式、目的理论
在诉讼中, 证据的提供是其顺利进行的主体和精神, 而证据法与诉讼法在司法程序中有着紧密的关联。诉讼模式的运行需要在相应的证据制度下进行, 两者间是互相适应的。就像美国法律体系中, 其重视正义对抗式诉讼模式, 因而证据的搜集中重视当事人的举证或其质证, 从而衍生了相关规定及排除原则, 同时将法官的自主搜集排除;这与我国法律体系有不同, 其强调事件发生的真实性, 虽然没有完整的证据规则, 但同样需要符合诉讼模式的要求举证, 而且在可观事实下法官是可以参与证据搜集的。日本则将我国及美国等的诉讼模式及证据法相结合形成了比较综合性的制度。同时诉讼目的理论也会影响证据制度的内容, 就像在民事纠纷中, 其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纠纷, 其证据的搜集必须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又如刑事诉讼, 其影响举证要具备客观真实性, 目的是为了保障人身权利, 对犯罪者进行打击。所以说证据法学与诉讼模式及诉讼目的均有相适应的关系, 没有诉讼模式及诉讼目的理论作为依据和基础, 证据法就没有实施的作用和意义。
4. 证据心理学理论
司法诉讼中言词证据的形成与人的心理活动密不可分, 言词证据的收集需要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作为依据, 人在叙述行为的过程中是受到意识、记忆、感知和思维等的构成影响的, 言词的真实性、可靠性及其是否可作为依据作用的证词, 需要收集者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作为进出, 并遵循相应的心理规律, 才能准确判断言词的真伪性。比如在证据法证人的确立中, 证人的言语表述及其在询问中的交叉诱导询问或自述等行为中, 均需要一定的心理学理论。我国法系的确定中以内心的认可来判断, 能否对一个案件准确的给予判决, 需要在证据基础上, 以心理学理论为此次活动的推动器进行事件还原并给予最终决断。
5. 科学技术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对其他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在证据法学的诉讼证明中, 也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表明, 20 世纪初期法庭是雄辩时期, 中期是论证证据时期, 发展到晚期则是高精科学技术证据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不仅不会对诉讼证明带来不良影响, 还会对其证明的类型、标准、对象、方式、规则及搜集、审查和辨别等提供可靠的依据作用。譬如, 过去法庭证据中有一项被告人不在现场, 则可排除其犯罪行为, 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将远程操作或被告人不在场的行程等不能解释或排除的问题利用各种技术进行分析, 打破不在场无法作案的理论;又如DNA的鉴定, 可以为难于破解的问题提供精准的依据作用, 促使案件顺利进行, 等等。因此,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后, 证据法学必定会以科学技术为理论基础, 实现证据法学提供法律证明作用的要求。
摘要：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学习是证据法学这门学科学习的根本,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革, 证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构建是比较关键的, 下面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证据法学,理论基础,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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