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持续涉外税收政策

经济持续涉外税收政策（精选6篇）

经济持续涉外税收政策 第1篇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启动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上, 改革开放初由于资金短缺, 政府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不失为明智之举, 但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 到2008年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已突破20万亿元, 在这种新形势下, 如果继续如饥似渴地引进外资, 势必产生对国内金融机构放贷的“挤出效应”, 并严重影响国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当前必须逐步取消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绩考核, 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国内的优惠政策, 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优化国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过度依赖对外贸易, 必然会加大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 一旦世界经济出现“风吹草动”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 一方面应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实施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的多元化;一方面在外贸依存度逐渐回归的同时, 积极挖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潜力, 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

三、优化国内需求结构

逐年增长的进出口总额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 特别是促进了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经济腾飞, 但是这种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对外经济发展模式, 已经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发展经济学曾指出, 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迁往落后国家, 能在短时间内对落后地区的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但落后地区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向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收敛的契机, 在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 形成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 否则这个黄金时期过去后, 落后地区会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涨价而陷入经济衰退。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成功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层次经济实现了飞跃, 从而跃过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相反, 中国企业长时期陶醉于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利润空间, 没有动力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自主创新, 因此面对生产要素上升和美国次贷危机, 企业纷纷倒闭。

面对始于2007年底的经济衰退,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并起到了不俗的成效,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 如政府4万亿资金投资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上, 不仅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拉动作用, 而且以后能长时间内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 经济规律表明, 如果不能将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 必然会导致生活过剩、债务增加和经济萧条。

市场经济下, 消费是经市场认可后进入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最终环节, 投资虽然具有拉动经济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 但却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也就是说, 由投资带来的产品量的增加, 有可能转化为最终消费, 也有可能不能被消费环节接受。如果投资形成的产品不能被消费环节接受, 就会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和经济萧条。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就是在外需锐减而国内需求又没有及时跟上而造成的产能过剩, 说明我国启动经济的主导思想应该更多地落脚于消费, 使投资服从消费。所以, 如果盲目地以出口导向和投资刺激经济增长都会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

四、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所面临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专注于研究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的重要原因, 在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下, 收入分配必须有利于资本所有者, 由于这一阶段, 投资的主体是国家和企业, 这也是居民收入分配增长速度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原因。

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采用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1984年以来, 我国GDP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 有时高达45%,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与这种高资本形成相适应, 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必然重资本、轻劳动, 这也是我国长期来城市居民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报酬下降的主要原因。1979~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 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7%,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6.9%。1991~2005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1.4%, 同期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从21.9上升到29.6。2007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占当年GDP的15%, 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持续上升, 已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12%上升到现在的27%。因此,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大幅上升相当程度上是以居民收入下降为代价。

由于中国贫富分化悬殊, 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目前的国内消费需求情况是:有钱的不消费, 想消费的没钱;另外, 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改革增加了居民的储蓄谨慎动机。如果说中国过去的高储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的勤俭节约美德使然, 那么现在的高储蓄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不敢花钱的结果。

五、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相关建议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关键是增加居民的劳动性收入。目前, 中国最终消费对扩大内需的贡献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收入有限,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0万亿元, 人均拥有量为1.5

经济危机、宏观政策调整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文/佘时飞

提要股票期权激励作为能有效解决由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方法, 在西方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公司管理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但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股票期权激励这一有效的激励方法如何在我国进行应用, 我国还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改善,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的不一致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会产生不完全合同, 加之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不一致, 所有者追求所有者权益最大化, 经营者追求其自身效用的最

万元, 扣除收入不均等因素, 大多数居民的储蓄远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

本文强调初次分配过程向劳动力倾斜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国家税收和资本所有者。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 065元, 实际增幅为6.3%;农民人均收入为2, 528元, 实际增幅为10.0%, 而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税收增幅分别为31.3%和30.5%, 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应该逐渐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家税收、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比重, 提高劳动者所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凯恩斯消费函数表明, 决定消费的因素有自主性消费、消费边际倾向和收入, 其中自主性消费决定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消费边际倾大化, 所以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还存在着“道德风险”。正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在每个企业生存发展中都有重要的影响, 如何解决它们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热点。

股票期权机制就是公司管理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它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理论基础是通过股票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正因为这一点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 20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广为应用。我国的企业也同样面临以上的问题, 而建立一个优秀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不仅是一个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也和经济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性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 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与中国企业相结合,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朱晓妍

向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而下降。将收入转化为消费的关键是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 而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是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家税收、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因此, 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途径在于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将目前财富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社会结构调整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结构, 必须改革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 提高农民和普通市民的收入水平。为此, 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累进制税率对高收入者进行征税, 然后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对低收入者进行补偿, 以便在降低基尼系数、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 提高社会的总福利。但很难把握这种劫富济贫经济政策的均衡点,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的应用

一、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概述

股票期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票期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 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 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

股票期权具有完善公司治理机构, 提高决策质量, 降低激励成本, 减少代理费用, 矫正经营者短视心理, 吸引并留住企业的优秀人员, 激励其行为长期化的优点。股票期权激励的方式有很多, 上市公司一般采用业绩股票、股票期权、虚拟股票、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延期支付、经营者或员工持股等方式来进行。虽然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有很大的优点, 但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不足, 如股票期权与公司业绩缺乏相关性、难以正确地衡量经营者的表现、缺乏激励标准等, 这些不足有待于在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进一步应用中得到

降低高收入者的生产积极性。因此,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我国现行经济发展阶段调整居民收入关系和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使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群体转移, 进而形成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雏形,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自动稳定器”。

参考文献

[1]卢荣善, 张远秀.以“小市大镇”为载体引导资源流向.经济学动态, 2009.6.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探讨 第2篇

经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体现, 从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一共经历了三大阶段原始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中国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现在已经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那么对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生态文明下的可持续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就引导社会、改变社会传统的经济模式是当下比较关键的问题, 从传播、教育、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深入到企业和社会群众当中, 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简单的来说等同于资源节约, 环境和谐、保护环境等活动, 较少的设计经济社会过程中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则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去认识生态文明, 很多学者都把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时代列为人类的文明, 像最初的原始经济时代被称为原始经济文明, 人类只是靠着简单的劳动力去维持生活;农业经济时代被称为农业经济文明, 通过耕种, 采摘, 能够保障和满足当时人类的生活需求;工业经济时代被称为工业经济文明, 以机械工业生产为主。区分这两种思想的劣质是容易的, 只要看一看多年来我们的生态和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人类在面对各种经济危机下采取的方法, 就可以看到社会经济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和处理问题的局限了。

可持续经济要求存进微观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化, 通过淘汰落后的生产水平, 提高技术创新, 通过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逐步减少资源的消耗程度, 降低成本。

二、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

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可持续发展, 保持经济的循环再生,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的反思结果, 是人类为了克服一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 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环境污染方面做出的理性抉择。

可持续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条件, 可持续经济的发展要求是, 改变原传统的经济体系, 创新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经济模式, 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 降低成本, 减少能源的开采, 在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的情况下, 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发展可持续经济的体制和体系, 通过制度制约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通过传播教育的方式, 提高人们的素养, 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 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能够和谐共处。回收和循环利用不可在生能源的废旧物, 通过对能源的再次利用,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

三、现代文明的生态环境的建设

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问题异常重视, 党在第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发展趋势,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是一项艰巨的历史重任, 就中国现阶段来说, 它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需要通过各界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对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以传播教育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以培养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 提高全民的个人修养和素质, 以此推动社会主义可持续经济建设的步伐。

在我国要发展生态文明的经济理念, 就必须坚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 对我国的社会成员, 中央政府, 各地区的有关机构和社会群体的人们形成道德发展规律, 用传播思想, 改善思想的方式, 有组织的影响社会成员, 让他们达到符合发展生态文明的道德水平线上。传播可持续经济的思想, 改变人们对自然生态文明的看法, 做到从我做起, 造福大家等等。

四、可持续经济发展观的孕育

在工业革命以前, 人类处在农业经济时期, 通过简单的工具火气所需的物品;而到工业革命之后, 机器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需求, 更加肆无忌惮的对自然界进行索取。受到传统经济学的影响, 各国都以追求GNP的增涨为目的, 这在根本是建立在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上与使用上, 所以这种计算方法是不适合可持续经济模式下计算的。再这样的计算下, 增大生产力, 甚至提出“生产高于一切”的口号。生产力的加大, 成倍的资源耗费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许多地球上的不可再省资源面临枯竭。

人类还面临的一项重要的问题, 随着人类的数量不断剧增, 生活品的需求量不断加大, 但是各地区的资源却因过度开采而面临枯竭。根据现有的数据预测到2100年, 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各种自然资源都有可能被开采殆尽;甚至, 土地的退化和沙漠化日益严重, 人类有可能因此退化到钻木取火的原始生活中。

资源和环境发展理论, 源于19世纪初的经济学理论和自然保护学说, 古典经济学家所考察的是自然资源, 尤其是土地资源和缺席环境所造成的印象, 而倡导自然保护,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则是自然保护学说提出的主要观点。

五、总结

我国已经认识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我国政府在各个地区也已经开始实行可持续经济的发展战略方针, 在各个省市区向全国逐步展开, 如湖北武汉积极推动可持续建筑的发展, 提倡建筑可持续;上海加快发展可持续低碳经济, 在大量的重工业转型和改革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经济改革的时代, 过去的经济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 要创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的参与到可持续经济发展当中。生态环境的享有者属于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和即将来到社会的每一个人, 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后辈负责, 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将人类的文明持续的更远。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也在生态环境上给地球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工业的无节制生产, 导致了地球资源的消耗过大, 资源的浪费给人类咋地球发展的道路上带来了很大问题, 现阶段, 能源问题已经是各个国家领域主要研究的项目。对生态环境的不重视, 工业污水、工业废气的大量排放造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变的“乌烟瘴气”, 更导致全球的气候变暖, 江河湖泊受到污染等等, 极大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随着生态的不断破坏, 各种自然灾害, 不断的扑面而来, 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近年来时有发生, 仿佛是地球向人类发出的一次次警告。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经济是相互依存的, 可持续经济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手段, 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可持续经济是人类在工业时代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为了解决生态环境的影响的一项理性化的补救措施。

关键词：可持续经济,生态文明,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曲福田, 朱德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 03:4-9.

[2]钟芙蓉.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13.

经济持续涉外税收政策 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战略框架,国际比较

一、前言

当今世界, 人口数量大, 人均资源的占有率较低, 人类社会发展日益加速, 无论是在工业, 农业, 还是第三产业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 都是处于人类历史上空前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能源消耗急骤增加, 环境、生态日益恶化。低碳经济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发展低碳经济, 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 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益, 发展新兴工业, 建设生态文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 促进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 创建了全球低碳经济机制。低碳发展作为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规则, 我国需要合理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导向经验, 进一步完善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 推动低碳经济的有效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日本、欧盟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法律框架和制度建设, 比较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的经验。

二、美国、日本、欧盟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一) 美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美国并未加入《京都议定书》, 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对低碳发展的探索是积极的 (如表1所示) 。

(二) 日本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 历来重视节能减碳, 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成立了日本节能中心。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基本方针 (表2所示) 。

(三) 欧盟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欧盟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基础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欧盟进一步全方面的规定, 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制度方面, 交通节能方面, 建筑物节能方面, 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 发电减排方面 (表3所示) 。

表3欧盟在低碳经济方面的政策法规

三、美国、日本、欧盟的低碳经济政策分析与评价

各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各国根据自己本国的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等因素, 选择适合各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途径和战略 (表4所示) 。

四、结论

随着全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 低碳经济作为其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政府为发展本国的低碳经济, 竞相出台支持政策。中国作为碳排放总量和碳减排总量大国, 低碳经济建设尤为重要, 而现阶段我国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领域还有很多空白。发达国家制定的低碳经济政策, 为我国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1]周文锦.谈我国低碳经济促进法的基本原则——以英国、日本、美国的法律实为借鉴[J].法制与社会, 2011 (14) :98-99.

[2]马欣, 胡安彬.主要国家低碳政策与低碳经济模式比较[J].决策与信息, 2011 (11) :47-51.

[3]黄海.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导向及启示[J].环境经济, 2009 (11) :19-22.

经济持续涉外税收政策 第4篇

然而,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制约着其可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资金困难、生源紧张、师资匮乏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其快速健康发展。从政府的职能角度在制度和政策上对民办高校给予扶持和引导,能够为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由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由于国家对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定位不同,相对于公办高校而言,政府在制度、政策上对民办高校的扶持和引导还比较有限和滞后,对民办高校的产权界定、经费投入、税收政策等相关法律配套尚不完备,在教师待遇、教师职称评定、学生奖助贷发放力度等方面未能够和公办高校相等。与此同时,民办高校生源减少、贷款压力剧增等关系到生存的问题凸显出来。因此,民办高校扶持法规政策体系建设的完善、政府在民办高校发展中的职能定位的明确,是解决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界定为在“不损害未来一代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前一代人的需求”。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对发展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7月28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要求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子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和战略。民办高校教育既要担负起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功能,也要担负起促进民办高校自身质量、规模、效益、结构等方面的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民办高校作为直接为社会培养政治经济建设人才的组织,其发展更需要体现持续性。

如果没有民办高校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我国民办高校要沿着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十一五”期间,国家对民办高校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民办高校在稳定规模的同时,要把规范管理和提高质量作为重要的任务和目标。

一、民办高校的制度性短板

民办高校要在高校教育中抓住机遇,承担重任,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国家对民办高校的制度和政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某些时期国家所制定的一些不利于民办高校发展的政策甚至导致民办高校失去了生存的制度根基。因此,探究制度政策存在的问题,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制度政策缺乏协同性

国家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倡导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对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寄予重任。但是,国家针对民办高校发展的体制政策屈指可数且缺乏一致性。在民办高校发展早期,从国家层面缺乏对民办高校制度的系统设计,教育、财税、工商、人事等相关部门各自制定了针对民办高校发展的一些政策,相互之间因缺乏统一协调沟通难免互相矛盾,导致民办高校的扶持政策难以落实。自2007年2月10日起施行的《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国家教育部第25号令)中指出,在民办高校批准设立之日起一年内,民办高校的资产必须过户到学校名下。这项由教育部制定的法规对许多民办高校而言,因为很多利益因素,特别是国家财税部门税收问题导致部分民办高校很难严格按照此规定时间完成,反映出该政策缺乏现实基础、操作性不强。

(二)制度政策缺乏实际执行力

关系到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的完备制度架构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一些已经出台的政策也难以落实。2010年7月29日国家正式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该文件中,国家提出要落实针对民办高校的公共财政的资助政策,这对资金紧张的民办高校来讲无疑是好事。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并没有具体的资助政策细则出台和实施。在针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归属问题上,属于营利性还是公益性也较为模糊。在管理体制、政策体系、财政支持等方面,缺乏国家层面的全面阐述。虽然个别省市出台了地方性支持政策,但往往调整较快且难以持续。201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版出台,明确规定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法人财产权的制度定位,允许民办高等教育投资者可以在办学节余中得到“合理回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许多细节问题在制度上存在空白,需要我们执行时对《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细化。

(三)制度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上下协调

目前,在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教师队伍编制和待遇问题、民办高校的法人属性、税收减免、公共财政的支持问题,分别归属于国家人力资源部、民政部、财政部等不同部门,这些问题影响了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使民办高校在发展中迷失方向。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从而实现国家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否则制度或者政策都可能是一纸空文。

二、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制度与政策的保障

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并存,新制度经济学随之得到了快速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帮助人们分析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只依靠技术的革新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但没有一系列制度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一个国家要达到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非常困难的。诺斯认为,制度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比科学技术创新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我国民办高校的制度政策制定和落实,关系到民办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和国家是我国民办高校的制度供给主体,需求与供给依然存在矛盾,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一)建立民办高校保障制度,落实优惠政策

一是要切实建立和落实民办高校教师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针对民办高校教师和公办高校教师的差别,在政策方面,政府要尽快建立民办高校教师社会保障机制,完善民办高校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业务培训、社保福利等方面的政策。在执行层面,要明确各项政策具体实施办法及细则,进一步构建民办高校教师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民办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上制定工资待遇标准线,真正使民办与公办同等待遇。二是要落实国家对民办高校在税收、土地使用补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个人、企业、社会集团等投资兴办民办高校的,要给予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优惠,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教育领域。三是要通过立法来保障民办高校投资人的权利和利益。教育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要科学测算投资人认真评估民办高校的学费收入与办学费用、办学质量情况,确定民办高校投资人的合理回报比例及数额,保障民办高校投资兴办人的权利和利益。对投资人取得合理回报后继续用于学校发展的部分,政府要减免一定比例的税额,以调动投资人的积极性。四是要在政策层面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对民办高校的捐赠,为捐赠团体和个人搭建平台,提供精神和物质奖励。

(二)鼓励民办高校实行混合所有制

我国近年通过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依托公办院校的一些办学设施条件、品牌而建立起来的民办高校已很难定论公办或民办,部分民间资金进入公立教育资源,改变了过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只有竞争没有合作的格局。一些公办高校下属的独立二级学院就是典型的依托公办教育资源进行民办教育的典型案例。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创新理论认为,一项新的制度由于社会成本、管理问题不是总能被制度决策者采用,只有当新的制度能够带来更多的大于成本的利益时,创新才有可能。我国高等教育在制度设计上至今仍然是二元结构,“公”和“民”区别明显,井水不犯河水。从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多年的发展实际来看,公办高校的劣势在于僵化的机制与制度,其优势在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形成的品牌效应、学术与文化底蕴。而民办高校在机制和制度上具有创新和灵活性,但因发展历程较短缺少学术底蕴和品牌效应。针对以上现象,目前民办高校要努力尝试走出一条制度安排全新的公私混合制道路,通过探索公私混合制办学模式实现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的优势互补。

(三)制度创新促进民办高校区域间合作

实践证明,我国民办高校呈现的区域性特征,从表面上看是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实质上是区域民办高校制度上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这一理论塑造了制度变迁模型,比较著名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理论通过这些模型对现行制度进行强制性变更或诱致性替代,从而实现新制度创造。前者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来实现的,后者由个人或者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近年在民办高校中出现的“浙江现象”,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杰作。在浙江,民办高校有雄厚的私营经济提供经济基础,高校办学坚持走市场取向,当地政府提供了优惠的土地、资本、重奖激励政策,最先实行教育股份制、公办学校改制、教育集团化,制度创新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对象。“浙江现象”得益于良好的制度环境,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产业结构,而且各级政府重视民办教育的发展,这些地区具备引起制度变迁发生的制度环境,其制度变迁时机成熟。那么,通过“浙江现象”政府开辟了民办高校发展的新途径,就会在制度上尝试进行强制变迁。所以,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区域民办高校间的合作平台,为民办高校的集团化、规模化发展提供制度依据,实现民办高校间的优势互补和可持续发展。

摘要：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金困难、生源紧张、师资匮乏等问题,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政府的制度政策扶持是促进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完善民办教育的扶持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尽快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解决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笔者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中政府制度和政策扶持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制度政策

参考文献

[1]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陆丹.民办大学的出世计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徐绪卿.关于民办高等教育政策顶层设计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3,(21).

[4]董嫚嫚.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研究综述[J].赤峰学院学报,2012,(2).

经济持续涉外税收政策 第5篇

一、A县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良性互动的基本成效

1、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呈持续增长态势, 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

分税制实施以来, A县的国民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 2009年A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 比上年增长35.4%, 是1994年的10.5倍。与此相适应, A县的财政收入基本呈持续增长态势, 1995—2009年A县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速15.87%。从近年情况看, 2006—2007年财政收入增速均超过20%。200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政策性减收因素较多的情况下, A县财政收入总体呈现下滑局面。面对严峻的形势, A县财税部门及时调整策略和措施, 从而确保了财政收入的增长。2009年财政收入执行数70680万元, 是1994年的9.59倍, 财政收入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2009年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25.1%, 比2006年下降了大约27个百分点。

2、以工业园区为平台, 大力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工业, 引领经济增长

A县依托区位资源优势, 构筑了以汽车配件工业为核心、农副产品加工 (制糖) 、化工、建材和制药业齐头并进的五大支柱产业。以“工业强县”为发展战略, 整合完善了第一、二、三工业区及基隆、建都综合开发区, 新规划创建了新兴、穿山、河表、都龙、进德及洛满等工业园区。近年来, 为加快工业集聚区的建设, 培育和扶持骨干企业和成长型企业, 财政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一是加大了财政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二是实行了地方财政扶持奖励政策, 凡在A县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 (含50万元, 不含购或租地费用) 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 从投产之日起3年内, 按企业纳税县财政所得 (含增值税的25%, 下同) 部分给予企业法人代表奖励。三是加大了技改投入。此外, A县还调整了财政对企业扶持方式, 支持企业实施品牌战略, 对取得著名商标、新产品荣誉等企业进行了奖励。财政的支持带来了工业经济的增长, 2009年全县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1家, 累计达到130家, 亿元产值企业9家, 累计达到25家, 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150亿元, 增长19.8%。其中, 全县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84.3亿元, 增长21.7%, 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3、着力保障民生, 支持社会发展, 推进社会和谐

A县财政支出在保工资、保运转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了对民生事业、重点事业的支持力度。2007—2009年A县一般预算支出平均增速22.83%, 同期的农林水事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的平均增速分别是66.53%、17.48%、54.57%、16%、53.57%、178%, 大部分都超过一般预算支出平均增速。其中, 农业、教育、科技三项法定支出增长均超过了当年经常性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2009年全年共安排农林水事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支出共62445万元, 占当年一般预算支出的67.28%。

4、按时落实扩大内需配套资金, 确保项目建设按进度完成

为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 财政局和各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配合共同做好中央扩大内需资金的拨付与管理、工程施工与质量管理等各项工作。2008年截止至2009年9月10日, 上级下达A县中央扩大内需投资项目16个, 计划总投资13331.09万元, 其中要求县级配套1714.28万元, 现已经分三批落实到位, 到位资金按规定全部拨付到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或实施单位, 同时项目工程也正在实施建设中。

5、稳步推进财政改革, 不断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

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 A县积极推进了各项财政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了部门预算改革, 细化预算编制。二是积极推进了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政府采购制度, 依法强化了对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监督。四是继续推进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 2009年A县颁发了《A县县本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暂行办法》, 对县直部门和单位分期分批实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 首批试点单位15个。五是积极开展了财政监督检查工作, 2009年A县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六是切实加强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完善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实现了政府资产的有效监管。

二、A县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良性互动中面临的困难及原因分析

1、缺乏新的税源增长点, 财政收入增长缓慢

尽管近十多年来A县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速超过15%, 但是2008和2009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只分别为11.11%和3.91%, 财政收入增长缓慢, 除了经济环境的因素外, 缺乏新的税源增长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A县工业园区建设虽然起步较早, 但由于上级将县开发建设和引进的新兴工业园的企业列入了农垦管区企业, 企业税收增量由企业所在征管地、自治区本级、自治区农垦局按30%、20%、50%的比例分享, 因此, A县从新兴工业园区企业得到的收入还不到财政收入的10%, 失去了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亮点。

2、对上级的依赖越来越强, 财政运行风险大

尽管A县的经济发展较快, 但其对上级的依赖却越来越强。2006—2009年A县上级补助收入占一般预算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8.58%、55.74%、58.58%、68.77%, 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A县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中大约有2/3以上靠上级补助, 一旦上级补助减少, 县级财政运转会立即陷入困境。

A县对上级补助依赖强, 主要是体制原因。2004年广西统一了对县的财政体制, 但归县乡的固定收入也大多是税源分散、额度零星、稳定性差的小税种, 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增收潜力小, 收入来源不稳定。而形成收入主要来源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四税, 区域均参与了分享, 这直接造成县一般预算收入的减少。2004年A县这四税合计为10524万元, 改革后的2005年这四税合计8435万元, 减少2089万元, 减少大约20%。如果剔除四税的正常增长, 减少更多。当然, 区域集中的财力很多会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回到地方, 但是经济发展越快的地方, 获得的转移越少, 损失越大, 这极大地打击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A县没有一般性转移补助, 上级补助中只有税收返还的部分可自主调节。但由于返还比例低, 再加上返还按环比计算, 地方获得的返还实际却很少。2005年该县税收返还补助总计4991万元, 只比2004年增加95万元。也就是说, A县只能通过申请专项补助来增加财力, 而专项的配套要求, 又使当地左右为难。

3、财政供养人员太多, “吃饭财政”使资金回旋余地小

尽管A县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呈持续增长态势, 但是财政收入总量小, 人均财力少, 也属于“吃饭财政”。2007年A县工资福利支出26738万元, 商品服务支出22905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3025万元, 人员支出总计29763万元, 占当年一般预算支出的51.5%, 基本支出总计52668万元, 占当年一般预算支出的91.14%。“吃饭财政”使财政的调控能力低下, 应对风险实力不足, 其主要原因在于财政供养人数太多, 并且还有持续上升的趋势。2008年A县财政供养人数为13448人, 比2006年增加202人。

4、财政支出压力加大, 财政收支矛盾突显

近年来, 培育财源和保障民生都是财政支出的重点, 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主要表现在:一是为改善投资环境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 在高等级公路、港口、电力、供水、电信等方面资金需求很大;二是中央及上级政府统一部署的社会事业改革需要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三是各种维护稳定的支出需要不断提高等;四是扩大内需所需要的配套资金。截止至2009年9月10日, 上级要求县级配套的扩大内需资金已达1714.28万元。2010年A县将继续推进义务教育教师和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 又要启动农村养老保险试点, 县级财政需承担20%的缴费补贴;同时, 还需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的配套资金, 因而资金缺口仍是困扰当地财政的首要问题。

5、政府债务重, 财政风险大

截止2009年3月, A县政府显性债务总额35003万元, 其中金融部门欠款23100万元 (主要是城投公司、园投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 , 上级财政扣款1450万元 (主要是红壤项目、卫生项目向世行贷款) , 其他部门欠款10453万元 (主要是城建、“两基”建设、“两会一部”等欠款) 。2009年应还城投公司、园投公司的金融机构贷款本息需2677万元, 上级财政直接扣还世行贷款290万元, 共2967万元, 而全年在保工资、保运转之后, 已无多余的财力在一般预算支出中安排政府性债务还款项目, 仅能从基金收入中安排500万用于城投公司偿还贷款本息。据测算, 假设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8%, 按目前一般预算支出、上解支出分别为12%、10%计算财政支出, 也要到2017年才能用财力结余来还清目前显性债务总额。

6、非税收入的管理还未完全到位

尽管A县一直在推进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 但是非税收入的范围基本限于政府性基金、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土地收入等, 对城区资产经营及特许权使用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矿产资源收入以及行政事业单位接受的捐赠收入等还没有完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范围。并且, 由于部分单位未纳入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管理, 部分非税收入仍处于单位“自收自支、多收多用”的管理阶段。还有一些部门逃避财政监管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加上财政部门受机构、人员等因素的制约, 监督力度不够, 代征单位仍然存在截留财政收入和违规使用票据的现象。此外, 随着“收支脱钩”, 一些部门和单位产生了等、靠财政资金的依赖思想, 部分执收单位缺乏收费积极性, 致使财政收入不能及时上缴国库和财政专户。

三、A县未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良性互动的思路

1、以主导产业作为财源建设重点, 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

县财政收入的增长必须建立在县域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 所以县财政工作必须围绕县域经济发展这个主旋律。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的缺陷, 提供公共产品和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 所以县级财政应积极转变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 采取新的手段和措施实现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具体工作中, 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综合运用政策及资金手段, 大力扶持主导产业园区的发展。同时, 还应当坚决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浪费资源, 突出园区建设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在一个市或县范围内, 可以集中建设好一两处园区, 此外, 可以鼓励县、乡招商引资进园区, 通过灵活多样的财政体制合理地分配园区的财政收人, 调动各级、各方面的积极性。

2、完善地方财政体制, 保护县培育财源的积极性

完善的财政体制应符合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基本原则。广西应致力于构建一个透明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转移支付体系, 以调动各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近几年, 各县 (市) 为鼓励外商到本地投资, 制定出台了很多财政奖励政策, 但在一定时间内, 各县 (市) 财政由于要按企业上交税金的一定比例通过支出奖励给企业, 形成的财力较少。所以区里应制定区对县 (市)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一定三年或几年不变的政策。同时, 对各县培植壮大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和提高收入质量所作出的努力, 都应给予奖励并以制度形式规范下来, 以此保持县 (市) 域财源建设积极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加强收入的征管, 做到应收尽收

加强财政收入的征管, 必须坚持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手抓。加强税收收入征管的着力点, 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强化管理, 狠抓落实, 提高征管人员的政治素养、业务技能、文化素质, 建立制度落实保障机制, 促进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加快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三是排查税源, 细化税源管理。四是在全社会进行经常性税法的普及、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提高全社会成员的依法纳税的意识和责任。五是清理税收优惠政策, 对优惠政策进行一次梳理, 该取消的坚决取消, 已到期的要及时恢复征税。

政府非税收入虽然具有一次性和政策性的特点, 来源具有不稳定性, 但是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应做到应收尽收, 建议加快推进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的步伐, 扩大覆盖面, 加强管理, 避免财政收入的流失。

4、控制财政供养人口, 分阶段有重点地加大民生投入

在抓好县域财源建设的同时, 要管好支出, 特别要控制住财政供养人口的过快增长, 要继续有效地精简机构, 减少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对一些职能弱化、重叠设置的县乡部门和机构要进行撤并, 对一些从事经营性和竞争性行业的部门单位要使之尽快与县乡财政脱钩。还要利用各种途径和有效载体分流县乡在职机关干部职工, 尽量减少财政供养人口, 对超编人员县乡政府可采取按比例逐年消化的办法, 坚决防止反弹。

近年来, 教育、卫生、社保、三农、廉租房建设等民生支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不断地增加民生投入既符合公共财政方向, 也是政府的政策性要求。但是面面兼顾的结果只能带来低效率, 建议A县在满足硬性支出的基础上, 根据当地的财力和居民的迫切需求, 做好中长期规划, 采取逐个突破的办法。

5、整合财政资金,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A县财政应立足于存量, 整合现有的财政资金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可行办法。从调研情况看, 越是政府投入的重点, 重复投入的问题就越严重。近年来, 特别在政府民生投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整合资金, 就更显迫切。首先, 应以项目为载体, 将性质相同、资金用途相近的各级、各渠道的资金集合起来, 捆帮使用, 集中投入到重点建设项目上。其次, 针对过去各个部门各自下达、各自管理, 造成的项目分设、资金分散、管理重复的问题, 应采取以主管部门为主, 将其他同类性质的项目、资金整合起来, 实行项目统一下达、资金统一分配、工程统一监管, 并明确“部门管项目, 财政管资金”的职责, 做到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保证项目实施和全区整体工作的需要, 达到资金的有效使用, 避免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6、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防范债务风险

现有的债务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影响了财政的安全运行。随着当地政府债务的增加, 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是防范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一是数据采集与风险数据库建立, 数据主要是指当地当年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债务余额、债务新增额等, 以及财政投资项目的资金申请、实际拨付和运用情况, 特别是对超预算资金投资项目的跟踪情况。二是风险度量和风险判别, 即构建风险指标体系, 并根据综合风险指标得分对财政债务风险做初步判断。三是预警报告, 即根据财政债务风险判断结果撰写风险预警报告。四是预警决策, 即根据财政债务风险程度分类进行预警决策。五是信息反馈。当然, 在目前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还未成熟的条件下, 采取一些措施防范债务风险是必要的。比如硬性要求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分清责任, 明确各阶段的化解任务;建立严格的项目债务责任制度;设置专门的管理部门;编制债务预算;赋予地方人大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权利等等。

摘要：在当前外需萎缩、内需不振和我国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新形势下, 研究如何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广西A县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良性互动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通过对困难的原因分析, 笔者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

关键词：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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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阳建国等:发展县域经济, 实现经济与财政的良性发展[J].当代经济, 2005 (7) .

经济持续涉外税收政策 第6篇

近年来, 政府逐渐认识到避税行为对我国税基的侵蚀以及会损害税收公平原则。其中, 利用转让定价是企业避税常用的手段之一。转让定价是指外资企业利用各国税率的差异, 促成关联企业间的交易, 故意提高或调低交易价格与标准, 把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国以获得税收利益。为此, 我国逐渐出台了避税方面的相关规定以及加大了对反避税工作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截至2014年, 我国外资企业的账面亏损率仍高居55%, 然而外商投资仍在增长并未因如此高的亏损率而却步, 可见外资企业的避税空间仍然很高。

1 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的现状

1.1 外商投资来源地

改革开放进程中, 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因为广州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商业氛围, 陆陆续续地参与到广州的市场竞争中。自2010年以来, 广州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逐年递增, 截至2014年底, 全市累计吸收来自全球13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5516个,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699.2亿美元。

(资料来源:广州市商务委员会2010—2014年白皮书及《南方日报》2016年3月16日报道)

其中, 来自香港的实际外资投入是主要的, 而且每年都保持着快速的增长。除了地理位置距离广州较近的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 外资来源地比较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有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新加坡、开曼群岛、瑞士等地方。香港税种少、税率低、税负轻, 且只行使单一的地域管辖权, 不行使居民管辖权, 所以香港也是众多企业在考虑避税规划时的选择之一。英属维尔京群岛是传统国际有名的避税港, 尽管从2014年起实行新税制, 但仍然保持其作为避税港的税收优势:从2014年以前对普通居民或非居民企业实行低税制到2014年以后对所有企业和个人不再征收所得税。开曼群岛是国际上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离岸公司在当地不需纳税, 且无外汇管制, 上市成本低、程序简便。而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 仅为17%, 除此之外, 新加坡对于企业还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广州的外资投入主要来源于世界著名的“避税天堂”, 当地政府都采取对企业有利的税制, 因此许多企业都在此设立关联企业, 便于与广州设立的外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 转移广州企业在国内的利润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1.2“三资”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比较

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的体系反映了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成本与利润间各个环节连接点的有效性, 并且通过各个环节的指标体系对企业的运作效率进行全面、准确地衡量与评价。广州市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与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以下简称“三资企业”) 的纳税情况可从其经济效益指标反映出来, 因为其资产负债率、企业亏损面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都可以体现出该企业在广州市内的经营状况是否良好, 是否处于盈利的状态, 即反映出其纳税的能力, 各指标间的对比还能发现企业是否有逃税、避税的嫌疑。

对比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2010年至2014年期间, “三资”企业的指数都比全市平均指数高, 且呈现着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10年、2011年及2013年间, 其指数都高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企业, 反映了“三资”企业近几年在全市都保持着工业经济效率实际水平较高, 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较高、效益状况良好的局面。再对比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五年间, “三资”企业的利润率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不仅高于全市的利润率, 且几乎年年都高于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此项指标反映了“三资”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都得到了较高的回报, 经济效益好。通过对比“三资”企业这两项指标与其他企业间的的不同和每年的增长趋势, 可看出广州的“三资”企业盈利能力强, 发展潜力好, 营运能力好, 经营状况良好, 经济效益高的情况。

对比资产负债率, “三资”企业每年的资产负债率都高于全市, 2010年和2011年仅次于国有企业, 2012年的资产负债率虽跌至第三, 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2013年比其他经济类型企业高。该指标反映了“三资企业”近年的经营风险都比较大。再对比企业亏损面, “三资”企业五年的企业亏损面都比全市平均值高4%—6%左右, 2011年至2013年都比其他经济类型企业高, 都稳定在20%左右。由此可看出, “三资”企业与其他四类企业相对比, 负债率高, 亏损现象更严重。综合以上四项指标, 可总结出这样一个现象:“三资”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 亏损相比其他类企业是较大的, 但是同时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 经济效益高。这一个现象是有悖于常理的。反观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 工业经济效益和工业成本费用利用率两项指标与资产负债率是成反比的关系。然而, “三资”企业却不同, 尽管工业经济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是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却呈下降趋势, 资本负债率也呈下降趋势。结合“三资”企业的亏损面进行比较, 其与全市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这一指标的真实性有待商榷, 即“三资”企业利用假亏损, 通过转移定价或者避税港关联交易等手段来规避我国的税收的可能性很高。

1.3 外商投资趋势

近年来广州市吸引外资的能力越来越强, 外商投资的力度越来越多, 金额逐年上升。港澳台商和外商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四类经济中排列第二, 远远高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 每年投资额稳步提升。广州市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也是逐年稳步增加。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背景应是广州市内的外商投资、经营的企业营业能力强、盈利水平高、资产负债少、经济效益高。然而,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内容, “三资”企业的亏损面与资产负债率都是较大的。在此种状况下, 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应是逐年下降而非逐年提高的。因此, 如此与常理不符的现象恰恰印证了上文所提出的质疑:“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亏损面的数据是不全面, 不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 存在着避税的嫌疑。

1.4 广州市境外企业情况

境外企业是指我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注册的全资附属企业和参股企业。近几年, 国内企业“走出去”, 参与到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如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西亚国家、南美国家等。而这些企业除了在东道国投资进行经营基础设施建设, 还有相当一部分境外企业在境外设立关联企业, 转移在广州所得利润, 规避我国的税收。

在五年的境外企业情况中, 中方独资经营企业的数量与中方投资额大大超过了合资经营企业。在投资的地区方面,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广州企业在香港地区的企业数量与投资额具有较大的优势。其原因除了广州距离香港地区地理位置较近、设立企业较为方便和浓厚的商业氛围, 还与香港的税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也榜上有名, 是广州企业设立境外企业的热门地, 原因在上文中已有分析。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等其他国家均没有一般反避税规则, 印度尼西亚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更是因为对于逃税和避税的法律定义不清晰, 使得很多税务案件悬而未决。因此, 基于以上国家 (地区) 的经济状况、税收制度、法律制度等因素影响, 广州企业在这些国家 (地区) 设立境外企业, 很有可能通过这些境外企业转移利润, 规避中国境内的税收。

综上所述, 税务机关要重点关注来源于香港、英属维尔京岛、开曼群岛等避税要地的外商投资企业, 密切留意其交易的去向, 而且, 亏损严重的外资企业也不可忽视, 注意在税务申报审查该亏损外资企业的借贷状况。另外, 不仅境外企业法人有避税的嫌疑, 国内的企业也通过在境外设立关联企业等手段试图规避国内的税收, 在避税地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关联企业的广州企业也需要留意。

2 反避税措施

2.1 税务调查

税务机关应扩大税务调查的范围, 关注与调查更为隐蔽和新颖的避税方法。

首先, 确定重点关注企业。《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 》第二十九条就规定了转让定价应重点选择以下企业: (一) 关联交易数额较大或类型较多的企业; (二) 长期亏损、微利或跳跃性盈利的企业; (三) 低于同行业利润水平的企业; (四) 利润水平与其所承担的功能风险明显不相匹配的企业; (五) 与避税港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 (六) 未按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准备同期资料的企业;

其次, 调查账目往来的特殊事项。宝洁公司曾因巨额无息贷款在账目上表现为负债而规避了大量税收, 因此税务机关应对关联企业间的无息贷款或低于正常水平的利息的拆借行为进行调查。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存在着大量售汇付行为, 同时也意味着存在庞大而复杂的关联交易系统。如今, 广州的对外劳务合作越来越多, 而其中就有不少是转移利润的关联交易行为。如, 关联企业间的服务费分摊 (包括信息、人力资源、维修支持、商务与业务发展费等企业日常运作管理服务费等) 、合约研发的模式和利润、特许权使用费、销售佣金、技术使用费、商标使用费、IT服务费等。所以, 税务机关在审查企业税收申报项目时应当格外留意此类对外劳务合作的支出。

2.2 评估成本与利润水平

税务机关在发现关联交易时, 应调查分析关联交易的成本与利润是否匹配, 与正常交易价格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企业间的交易是否有遵循正常交易原则, 即寻找关联企业一方与非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或非关联企业之间的相同交易作为参照。

税务机关要拓宽对劳务关联交易的调查思路。以往, 税务机关会通过分析企业利润率是否合理后再调整劳务费水平。但避税工作更要实质性地分析服务费的列支是否存在“虚高”、重复与真实性等问题。广州市一外企就通过与两间关联企业签订关于相同事项的服务合同, 重复支付服务费;广百公司曾向境外公司支付计提基数与比例高于市内同行业水平的的特许权使用费、咨询服务费;广州市内的子公司还与境外的母公司不合理地分摊与母公司无直接关联的人事、财务、经营管理等费用。

税务机关要善于挖掘与分析不合理的劳务费用, 先从企业内部的交易中寻找是否有可比性的, 与非关联企业相类似的非受控交易。若寻找不到, 则从外部的同行业寻找相类似的交易, 通过对比功能、价值、方式、类型、价格等方面来进行评估。

2.3 举证责任分配

企业的避税行为往往是通过税务筹划, 具有隐蔽性与复杂性。因此当税务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难以进行下去时, 企业承担起举证责任是必要的。纳税人在逃避税收案件中负有举证责任已被各国明确写入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纳税人有义务提交证明其所从事的经济行为属于正常的不存在逃避税收问题的证据, 如不能提交充分确凿的证据, 那么就要承担怠于举证责任及履行其应尽的配合调查义务, 应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税务机关即可认定其经济行为构成逃避税收, 应受到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处罚。由此, 不仅能在源头上使纳税企业形成压力, 引导企业规范纳税行为, 同时也减轻了税务机关在调查取证工作中的压力与工作难度, 从而更有效地实施反避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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