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和利益范文

成本和利益范文（精选9篇）

成本和利益 第1篇

1 红河州蔬菜流通的成本案例研究

1.1 蔬菜生产的成本

菜农在将黄瓜运输到黄瓜交易市场或运输到订单收购企业的过程中, 需要支付相应的雇车费、装卸费等。笔者将调查时间段内菜农的投入进行了整理, 种植黄瓜发生费用的总投入、单位投入、投入比例如表所示:

单位:元

1.2 蔬菜流通的物流成本

黄瓜从红河州装车以后到昆明, 运行需要5个小时, 全程约为300km, 一辆载重20t的大货车需消耗柴油大约60L/100km左右, 2013年柴油价格为7.3元/L, 往返一次燃油费用约为1314元, 大货车每年需要交3000元的保险费, 红河州与昆明市之间的一次完整的交易大约需要花费3天的时间, 因此一次交易的保险费为24.66元, 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主要费用为:装卸费、过路费、燃油费和保险费。

2 红河州蔬菜流通的利益分配分析

以红河州菜农与批发企业、蔬菜经纪人、订单收购企业的收益分配为出发点, 并根据博弈论相关理论对菜农与批发企业、菜农与订单收购企业的交易关系, 研究结论如下:

(1) 菜农与批发企业交易博弈中, 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 批发企业无利润获得, 因而交易无法达成;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 菜农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决策是否科学, 为确定黄瓜的最佳种植面积并提高与批发企业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政府应帮助菜农了解更多的市场信息。

(2) 菜农与订单收购企业的交易博弈中, 在订单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较小的情况下, 参与主体履行合同的概率较高, 而当偏离较大时违约事件便会发生, 通过博弈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订购合同得以履行的情况下, 与蔬菜批发企业流通体系相比, 菜农和订单收购企业均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与普通订单收购体系相比, 合作组织性质的订单收购体系, 博弈参与主体均履约的概率较高却均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3 结论

红河州菜农生产的蔬菜运输到昆明市各大农贸市场, 主要以蔬菜批发企业购销和订单收购企业购销2种方式进行, 以下从不同的营销方式蔬菜流通各环节进行分析:

(1) 蔬菜批发企业在参与蔬菜流通时, 批发企业从菜农或蔬菜经纪人手中收购蔬菜, 与菜农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等到蔬菜成熟时可能需要经过多收导购后才能得到高价的蔬菜且很难确保蔬菜的品质。

(2) 蔬菜运输过程利用物联网技术, 可以创建了一个区域性信息综合管理的平台, 菜农通过网络了解到市场需求的信息, 同样消费者可以通过信息网了解到蔬菜生产的相关情况。

(3) 红河州菜农与蔬菜批发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结果可以提出以下建议: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 菜农很难与蔬菜批发企业达成交易, 因而双方应进行二次谈判;在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 菜农与蔬菜批发成功交易的概率上涨, 而当菜价不稳定的情况下菜农收入难以保证, 蔬菜批发企业也很难确保收到高质量的蔬菜, 在新一轮交易开始时菜农与批发企业应适当建立收购合同确保双方利益得以实现。

(4) 菜农在与订单收购企业进行交易时, 蔬菜经纪人的利润获取使菜农和订单收购企业的利润大大降低, 但蔬菜经纪人是菜农与订单收购企业合作关系得以形成的桥梁, 其作用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胡卓红, 申世军.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中的流通成本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9 (9) :27-29

[2]李圣军.农产品流通环节利益分配机制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0, (11) :108-114

[3]吕杰.2007.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7) :89—92

[4]谭砚文, 温思美.2004.中国棉花价格波动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10) :24-26

[5]赵晓飞, 李崇光.农产品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模型与策略研究[J].软科学, 2008, 22 (5) :90-94, 110.

成本和利益 第2篇

近几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呈现出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扶持政策不断出台、产业发展区域特性明显和产业链不断完善的特点,初步形成了以环渤海、长三角、西南、西北等为核心的新能源产业集聚区。然而,在中国新能源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暴露出核心技术缺失、上游产能过剩、补贴政策引起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等系列问题。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颁布实施一系列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如国家计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 ( 1996 ~ 2000) 》 ( 1995) 、国家计委和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 1999) 、国家经贸委印发《关于加快风力发电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指导意见》 ( 2000)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 ( 2006) 、财政部《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8) 、国家能源局等部门推出《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金融服务的意见》 ( 2013) 以及《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系列扶持政策。中国政府通过这些扶持政策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技术创新奖励等措施给予可再生能源企业补贴。

国外学者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补贴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生产效率、减排效果等方面。Song ( 2011) 检验可再生能源补贴标准和配额可以增加可再生能源企业的产量[1]。Batlle ( 2011) 在综合考虑终端能源消费者和各种能源消费结构基础上,讨论直接和间接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对各种终端能源消费者的补贴成 本的经济 影响[2]。Keyuraphan等( 2012) 比较分析欧盟、美国和中国大陆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基础上,提出台湾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价格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相关激励政策[3]。Koseoglu等 ( 2013) 发现德国、美国和中国政府给予可再生能源研发的资金补贴,推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加速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和市场应用[4]。Huang等 ( 2013) 运用案例法剖析了可再生能源补贴和碳排放交易组合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5]。Marousek等 ( 2014) 运用净现值法分析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收益[6]。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可以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市场推广应用,提高能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创造良好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国内学者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补贴政策对能源供应、补贴成本以及减排效果等方面。Zhao等 ( 2014) 运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中国执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补贴政策效果,检验结果显示从2006 ~ 201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成本为0. 248元/千瓦时,同时补贴政策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7]。Ouyang和Lin ( 2014) 指出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控制碳排放总量[8,9]。赵子健和赵旭 ( 2012)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描述电力消费量、火电发电量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两阶段的最小化购电成本的电力上网模型[10]。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飞速上升,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迫使中国政府承担巨额的财政补贴,补贴资金压力与日剧增。

根据《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已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目标,到2015年,风电将产生电量2000亿千瓦时,政府约需要承担补贴资金约400亿元; 光伏发电装机3500万千瓦,当年产生电量500亿千瓦时,按每千瓦时0. 5元补贴标准计算,政府需要承担补贴资金约250亿元; 生物质发电装机1300万千瓦,当年产生电量700亿千瓦时,政府需要补贴资金约280亿元; 电网接入还需要政府承担补贴资金约100亿元,政府每年需要承担补贴资金不会低于1000亿元。现有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全额由政府财政负担,补贴资金缺口通过上调电价或电价附加征收标准等办法弥补,其实最终是由终端消费者和全社会纳税人全部承担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根据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政策和操作经验,从成本和利益视角,我们探索补贴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经济效益。

1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成本和收益

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是通过降低生产商生产成本或者降低消费价格,或者购买可再生能源满足市场需求等方式帮助生产厂商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现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有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方式,一是间接补贴是隐含的支付或折扣,如可再生能源补贴计划、战略优先布局、研发基金、促进可再生能源电网接入、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和服务的歧视性规定、政府保护和扶持。中国制定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策略,发改委优先审核可再生能源项目,扶持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优先建设可再生能源传输和分销系统等。直接补贴是显性的、可以量化的成本补贴、价格补贴、资金奖励、税收优惠和返还、利益捆绑等方式。欧盟流行的补贴政策有: 英国是由可再生能源的财政支持、扫除发展障碍和开发新兴技术的政策组成,德国是由法案、市场激励、基金扶持等系列政策组成,西班牙是由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储能系统研发、建设高水平实验平台和示范工程等政策组成,法国是由行政程序修正、可减免增值税、电价补贴、项目筹建资金扶持等政策组成,另外还有荷兰和挪威可再生能源项目专项资金资助、罗马尼亚可再生能源免征消费税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主要由产业优先规划、专项资金扶持、推广示范工程、上网电价补贴等系列政策组成的。

1. 1 可再生能源补贴成本

2011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指出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包括国家财政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和依法向电力用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制定和示范工程,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勘探、评价和相关信息系统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设备的本土化生产等相关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开发利用活动。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现状,当前可再生能源补贴有价格补贴和配额贸易补贴,其中主要有可再生能源项目安装的投资补贴、电网传输和分销系统建设补贴、独立电力系统建设补贴以及其他相关成本。

自从2006年中国执行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以来,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势头,补贴范围延伸到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能发电。中国风力发电现有补贴政策体现在电价分摊、财税优惠、接网费用补贴、现金直补的政策组合。2006 ~ 2011年,国家发改委多次调整风力发电上网电价补贴,2006年1月价格补贴调为0. 2415元 / kwh,2007年1月调为0. 2386元/kwh, 2007年10月调为0. 2336元 / kwh,2008年7月调为0. 2204元 / kwh,2009年1月调为0. 2191元 / kwh,2009年7月调为0. 2189元/kwh, 2010年1月上调为0. 2264元 / kwh, 2010年10月下调为0. 2158元 / kwh。截止2011年4月政府给予风力发电厂商电价补贴资金约113. 2603亿元,给予电力传输及电网并入补贴资金约5. 0827亿元,建设公共独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补贴资金约0. 2928亿元,国家推进风电发展给予补贴资金总额为118. 6358亿元。2012年国家给予风电补助资金出现大幅度上升到153. 6669亿元,约占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额的66. 5% ,补助资金比例达到最高比例。2013年国家给 予风电补 助资金递 减到123. 0768亿元,约占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额的51. 2% 。根据《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50年, 我国风电装机将达10亿千瓦, 满足17% 的国内电力需求,2020年后,国内风电价格将低于煤电的价格,国内现行的风力发电补贴政策将逐步取消、退出。

资料来源: 国家发改委和 Zhao,Guo 和 Fu ( 2014) 研究成果。

万元

资料来源: 括号里数字代表各种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所占的比例。中国可再生能源信息网、2012 和 2013 年度中国风电建设统计评价报告、2012 和 2013 年度中国生物能发电建设统计评价报告、2012 和 2013 年度中国太阳能发电建设统计评价报告。

2006 ~ 2011年,国家发改委多次调整生物能发电上网电价补贴,2006年1月上网电价补贴为0. 2372元 / kwh,2007年1月上调为0. 3165元 /kwh,2007年10月轻微下调为0. 3152元 / kwh,2008年7月下调为0. 2140元 / kwh,2009年1月下调为0. 2102元/kwh,2009年7月轻微上调为0. 2111元 / kwh,2010年1月上调为0. 2424元 /kwh,2010年10月上调为0. 3182元 / kwh。截止2011年国家给与生物能发电厂商电价补助资金约为93. 8822亿元,给予电力传输和电网并入补助资金约为5. 0517亿元,国家推动生物能发电给予补助资金总额约为117. 6960亿元。2012年,国家给予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约为44. 8291亿元,约占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额的比例19. 4% 。2013年国家给 予生物能 发电补助 资金约为79. 4432亿元,约占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额的比例为33. 1% ,相对于2012年,2013年国家给予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有大幅度提升。

近年来,光伏组件成本的下降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太阳能光伏发电已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从2009年开始,中国启动了“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金太阳示范工程”“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在这些项目带动下,我国光伏发电容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2011年8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光伏发电临时电价政策后,我国西北太能源资源丰富地区掀起了一波光伏电站建设高潮,我国光伏发电容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截至2011年国家给予太阳能光伏发电厂商电价补助资金约为112. 6443亿元,给予电力传输和电网并入补助资金约为3. 9419亿元,给予建设公共独立电力系统补助资金约为0. 3326亿元,国家推动生物能发电给予补助资金总额约为98. 1566亿元。2012年,国家给予太阳能光伏发电补助资金约为32. 5820亿元,约占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额的比例14. 1% 。2013年国家给予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约为37. 8亿元,约占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额的比例为15. 7% ,相对于2012年,2013年国家给予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有轻微上升。

2006 ~ 2010年9月,全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共计下发补助资金合计约268亿元,2006 ~ 2008年资金缺口较小,2009年资金缺口为13亿元,2010年资金缺口约20亿元,资金缺口有专项资金解决。2011年5 ~ 12月补助资金缺口约125亿元,不含税资金缺口约107亿元,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正统筹研究解决方案。综合上述,从Zhao等 ( 2014 ) 分析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组成看,国家给予可再生能源厂商的价格补贴资金所占比例最大,约占95. 6% ,电网并入和公共独立电力系统补助资金所占比例很小。

1. 2 可再生能源收益

为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质和资金等资源,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补贴规模是巨大的。下面我们探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收益。根据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我们运用成本效益法从环境收益、能源供应安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详细分析可再生能源发展收益。

1. 2. 1 环境收益

当前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现代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诱使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恶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可再生能源是无碳燃料,具有清洁低碳的特性,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不会释放碳排放量,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可以有效缓解温室气体排放密度,获得显著的环境收益。在常规能源发电过程中,碳排放量是基于所确定的化石能源消费类型,根据不同燃料燃烧发电的碳排放系数以及能源使用量综合评估所得。与常规能源发电相比,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较强的正外 部性,可以大幅 度减少CO2、SO2、NOX、CO、TSP、烟尘、滞留物等,产生了显著的环境收益。

此处i为可再生能源类型,1代表风电,2代表太阳能和生物能发电,j代表各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类型,1为CO2,2为SO2,3为NOX,4为CO,5为TSP,6为烟尘,7为滞留物。E代表各种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量,ρc为替代标准煤发电系数,此处ρc= 0. 32,即1kwh替代0. 32吨标准煤,TQ为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PE为单位燃煤发电量释放各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系数。EB为环境收益,EV为减少单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所创造的收益。

亿千瓦

资料来源: 2007 ~ 2012 年中国电力年鉴和 2013 年度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能发电建设统计评价报告。

kg/MWh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11]

元/kg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12]

表3显示2006 ~ 2013年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情况,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呈现高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风能发电总体规模较大,特别在2008 ~ 2012年风能发电占到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的95% 以上,太能源和生物能发电所占比例较小些。2013年太阳能和生物能发电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Dong等[11]人研究成果,表4显示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燃煤发电所释放的各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系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常规化石能源煤炭的消耗量,大幅度降低燃煤发电所释放的CO2、SO2、NOX、CO、TSP、烟尘和滞留物等。根据Li等人研究成果[12],各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减少所产生的环境收 益系数分 别为0. 13、6. 00、8. 00、1. 00、2. 20、0. 12和0. 10元 / kg, 根据公式( 1) 、( 2) 计算,我们可以评价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创作的环境收益,如图1所示。2006 ~2013年,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创造的环境收益分别为24. 7714、33. 3762、49. 3566、103. 4328、185. 0035、279. 0046和668. 4264亿元,环境收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环境收益评估结果看,为了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府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是巨大的,但创造的环境效益更可观,可以充分抵消政府所支付的补贴成本。

1. 2. 2 能源供应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正在发生质变。由于化石燃料价格,特别石油价格大幅度提升,中国能源进口需求逐年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 /3,成为全球煤炭净进口国,中国一次能源全面进口使得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加大。根据Zhao等 ( 2013) 研究成果,根据现有常规能源探勘,未来煤炭、石油、天然气常规能源开发利用周期分别为100年、15年和30年,低于世界常规能源开发利用的平均周期[13]。构建能源供应多元化渠道,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快减少和摆脱石油、煤等传统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转变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合理布局和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完善可再生能源供应系统,其中包括储存和输送管网等,开发多元化和本土化的能源供应渠道,减少能源对外依存度,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1. 2. 3 技术创新

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初期,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多,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和设备装机成本很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成本明显高于常规能源开发成本。近几年,风能发电技术获得高速发展,风电产业布局集中,水平轴风电机组技术占主流,风电机组单机容量持续增大,变桨变速功率调节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双馈异步发电技术占有主导地位,直驱式、全功率变流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低风速风电设备研发取得重大进展等,风电设备安装成本及其发电运行成本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到2020年风电发电成本会明显低于常规能源发电成本。在光伏产业补贴政策激励下,中国光伏发电产业获得高速发展,政府和企业积极倡导自主创新,设立专项研发基金,引导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投入光伏发电核心技术的研发,在多晶硅工艺技术、光伏电池转化率、太阳能跟踪技术、光伏发电储能技术以及智能电网等方面掌握核心技术,实现光伏发电技术的重大突破。

1. 2. 4 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开拓新的经济增长领域、促进经济转型和扩大就业的重要选择。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广泛,各区域具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条件。可再生能源也是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有效拉动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价值。

1. 2. 5 其他溢出效益

可再生能源发展可以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可以减轻贸易不平衡性,可以降低由于能源供应外部因素对经济冲击的可能性。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可以降低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相对于常规能源发电技术,提高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收益。

2 结 论

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有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方式,间接补贴是隐含的支付或折扣,如可再生能源补贴计划、战略优先布局、研发基金、促进可再生能源电网接入、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和服务的歧视性规定、政府保护和扶持。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现状,当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主要有可再生能源项目安装的投资补贴、电网传输和分销系统建设补贴、独立电力系统建设补贴以及财税扶持的补贴政策。这些补贴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生产商生产成本或者降低消费价格或者购买可再生能源满足市场需求等方式帮助生产厂商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国家规划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还有可能大幅度突破,政府未来还需要更多的补贴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现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

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现状,当前可再生能源补贴成本主要有可再生能源项目安装的投资补贴、电网传输和分销系统建设补贴、独立电力系统建设补贴以及其他相关成本。自从2006年中国执行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以来,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势头,补贴范围延伸到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能发电。2006 ~ 2013年国家给予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共约为805. 8866亿元,其中风电补助资金约为389. 9987亿元,太阳能发 电补助资 金约为168. 5386亿元, 生物能发 电补助资 金约为241. 9683亿元,2012年和2013年国家给予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呈现明显的增长势头。

2006 ~ 2011年国家推进风电发展给予补贴资金总额为118. 6358亿元,2012年风电补助资金出现大幅度上升到153. 6669亿元,2013年风电补助资金递减到123. 0768亿元。截至2011年国家推动生物 能发电给 予补助资 金总额约 为117. 6960亿元,2012年,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约为44. 8291亿元,2013年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约为79. 4432亿元,最近两年国家给予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有大幅度提升。截至2011年国家推动生物能发电给予补助资金总额约为98. 1566亿元,2012年太阳能光伏发电补助资金约为32. 5820亿元,2013年国家给予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约为37. 8亿元。上网电价补助资金是可再生能源补贴总额中所占比例最高的,2020年后,国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能发电价格将低于煤电价格,国内现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政策将逐步取消、退出。

可再生能源是无碳燃料,具有清洁低碳的特性,具有正外部性。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不会释放碳排放量,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可以有效缓解温室气体排放密度,获得显著的环境收益。2006 ~ 2013年,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创造的环境收益分别为24. 7714、33. 3762、49. 3566、103. 4328、185. 0035、279. 0046和668. 4264亿元,环境收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为了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国政府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是巨大的,但创造的环境效益更可观,可以充分抵消政府所支付的补贴成本。合理布局和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完善可再生能源供应系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开发多元化和本土化的能源供应渠道,尽快减少和摆脱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加速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促进贸易平衡,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摘要：当前可再生能源补贴成本主要有可再生能源设备安装的投资补贴、电网传输和分销系统建设补贴、独立电力系统建设补贴等。2006~2013年政府给予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总共约为805.89亿元,其中风电补助资金约为390.0亿元,太阳能发电补助资金约为168.54亿元,生物能发电补助资金约为241.97亿元。2006~2013年,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创造的环境收益分别为24.77、33.38、49.36、103.43、185.0、279.0和668.43亿元,环境收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益还可以提升能源供应安全能力,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推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和其他溢出效益。

浅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教育 第3篇

关键词：公共利益 个人利益 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1)07(c)-0000-00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公共生活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共同的需求在不断增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日益彰显出来。作为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等方面知识的教育，使学生在家庭、学校、邻里、社区的交流，以及将来走向社会在工作和生活中面对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教育，要突出四个方面的重点。

1 重点加强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认识的教育

什么是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顾名思义就是指能够满足组成这个“公共”的大部分人和所有人的利益的“利益”。公共利益有它特定的群体范围，具体地是看它在哪个范围内使用。这个群体范围，可以是世界，也可以是国家，还可以是一座城市，一个村庄，一个单位的大部分人或所有人。比如说，太空和空气是世界自然资源，涉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长城、庐山是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城市的公园，涉及的是这个城市的公共利益；村庄的公路，涉及到整个村庄的公共利益；学校的图书馆、閱览室、体育场地，涉及的是学校的公共利益。

什么是个人利益，所谓个人利益，就是人们在创造社会的整体利益的过程中，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获取的正当的物质文化利益。它包括个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个人的身体健康需求，个人才能的利用和发展等。诸如：个人合法劳动的收入，个人在城乡购建的房屋，个人合法经营的工厂和基地，个人在科技上文化上研究的成果，个人成绩被政府或人民群体认可所获得的荣誉，个人的健康需要医疗保障,这些都属于个人利益。

2 重点加强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相互联系的教育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对每个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包含。这种关系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阐明。

2.1 公共利益由个人利益组成

任何利益都基于人们的需要而产生。而公共利益的产生，则与人们生活范围的扩大，个体需求相似性的增多关系密切。随着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交往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个体的需求有了越来越多的重合，当个体需求重合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时候，公共利益就产生了。如：人们有了出行与交往的需求，城市中出现了公共汽车，城乡间有了公路；各家各户的孩子都要上学，政府在社区建了学校；为了满足社会成员文化增长的需求，城市里有了图书馆；为了人们的健康需求，建了医院。

2.2 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有力保障

这是公共利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有些需求单靠个人的努力很难得到满足，只有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实现。没有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只有公共利益实现的越多，内容越丰富，个人利益的实现才会越充分。如：没有强大的军队，国防就不巩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安居乐业的环境就得不到保障；没有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各级各类学校的建设就不能到位，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没有国道、高速公路、铁路，人们出行就很不方便，快速发展经济也是一句空话；没有医院和医疗卫生保健，人们的健康得不到保障。这些单凭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

2.3 作为个人利益的有机整合的公共利益不是抽象的

它具体地体现在每个人的实际利益之中。国家和政府靠人民的税收发展公共利益，没有个人的纳税，国家就没有税收，就谈不上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有些公共利益，是靠民间多种形式的集资、社会的募捐来实现的。如：村建公路、水坝等。没有个人利益的集合，就无法建设和发展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

没有脱离个人的抽象社会，也不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3 重点加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教育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二者互为前提，共生共荣。但由于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有机整合，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不可能总是将每个人的利益一一涵盖其中。因此，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事情就不可避免。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表现为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也表现为一些单位或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如：在居民住宅区办工厂，噪声大，影响居民休息。乱开稀土，损坏植被，污染水源，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在淮河流域周边建小造纸厂，小化工厂，小食品厂，小电镀厂等，将大量污水、废水排入河道，严重污染了淮河的支干流和地下水。两岸居民的农作物损失惨重，饮用水也困难。这些都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表现。

4 重点加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作出正确的选择的教育

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我们应该学会正确选择。在冲突面前，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放弃或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某沿海小村，曾以海产品丰富而远近闻名，当地村民靠此发家致富。然而由于村民长期不加节制地进行海洋捕捞，并将生活垃圾随意倒入海边，导致该村附近浅海环境遭到破坏，渔业资源枯竭。村委会决定，每年三月为休渔期，不准出航捕捞，不准将垃圾丢入海边，以保证鱼的正常繁殖。我们渔民就应当服从组织决定，放弃个人利益。这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共同利益，而且从长远看，也是对个人利益的最大保护。类似的做法，还有封山封林，严禁捕鸟打猎等。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事例。三峡水库建设，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的两座城市，二十一个县，一百二十多个城镇，一千六百多个工厂，近三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房屋。从大江截流的1998年到2009年，连续每年平均移民达十万人。三峡移民的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典范。

成本和利益 第4篇

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对其他企业、个人以及社会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而活动实施方既没有向得到正面影响的一方收取费用, 也没有向承受负面影响的一方给予补偿。前者称为外部经济, 后者称为外部不经济。所谓的“外部成本”是指由外部不经济所引起的成本。如果企业长期对其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不承担或只承担较小的责任, 就会诱发外部成本不断扩大化, 进而造成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失调。在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 低碳生产、节能减排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社会责任, 社会公众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外部性日益关注, 外部性问题亟待解决。

马歇尔 (1890) 指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外部成本存在的原因在于初始机制不健全, 缺乏强制机制使企业内部化动机不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期望相对初始环境必然发生改变, 这为可能的新机制, 从而为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实施提供动力。

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影响演变

利益相关者是指对企业产生影响或受企业行为影响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他们或向企业投入资本, 或分担企业的经营风险, 或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从企业而言, 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的复杂性加深, 内部代理关系更加网络化;从社会角度来看, 社会公众意识的自觉性提高和政府法律的不断完善, 对企业的外部约束日益加大, 企业的经营决策越来越受到利益相关者的约束。

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王身余 (2008) 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影响、参与、共同治理。在影响阶段, 利益相关者被当作识别信息的媒介, 企业通过识别利益相关者, 收集评价有关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信息, 克服外部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威胁, 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在参与阶段, 利益相关者成为组织内部程序的一部分, 企业行为与利益相关者是相互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参与来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但其参与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在共同治理阶段, 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得到全面改善和提升, 利益相关者被视为公司治理的平等主体, 其利益被关注, 并在企业享有一定的控制权, 此时, 企业归全体利益相关者所有, 利益相关者之间首先是一种合作关系, 并通过一定的制度相互牵制、相互制约。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史中可见, 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其对企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外部成本内部化是协调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重要举措,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期望也从仅关注个体利益向社会整体利益最优化转变, 这种转变给外部成本内部化提供了新的变量。

三、外部成本产生的经济学分析

外部成本的产生源于生产的负外部效应, 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 会有形或无形地对外部环境造成一定损害。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 应当基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配, 然而, 企业在利用社会资源时往往较多地考虑自身利益, 没有将经济行为产生的外部成本纳入日常核算体系, 造成了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 社会成本往往大于私人成本。根据庇古 (1920) 的分析, 在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出现偏离时, 便产生了外部性, 当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 产生负外部效应, 两者的差额就是边际外部成本;反之, 产生正外部效应。

如下页图1所示, MPC为边际私人成本曲线, MSC为边际社会成本曲线, MEC代表边际外部成本, 三者之间的关系为:MSC-MPC=MEC。当产品产量为零时, 生产的外部成本为零;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 其生产的外部成本也在增加, 在图中表现为MSC与MPC曲线之间的间距逐渐扩大。在忽略外部成本的情况下, 即产品仅按私人成本核算, 那么企业的最优产量为Q1, 价格为P1, 此时, 企业效益最优;如果将外部成本纳入产品成本中进行核算, 则社会最优产量为Q2, 价格为P2, 此时, 社会福利最大。可以看出, Q1>Q2, P1<P2, 这说明, 在产品生产的外部成本由社会来承担的时候, 一方面, 企业产品产量过剩, 超出了社会最优产出水平, 而价格偏低, 引起过度消费;另一方面, 由于本部门产量过剩, 过度消耗资源, 造成社会其他部门产出水平不足,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四、利益相关者对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驱动

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推进可以从企业自身及主要利益相关者两个角度来考察。

(一) 企业自身发展目标不断提升。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追求的长远目标, 其核心在于保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必须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而外部成本内部化是企业兼顾社会效益的表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与社会责任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外部成本内部化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而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更多地考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Julie Beardsell (2008)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创新和竞争优势的来源;李新娥、彭华岗 (2010) 认为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声誉。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制定恰当的竞争战略, 创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以取得持久的竞争优势。根据波特的观点, 成本领先是企业基本竞争战略之一, 低成本生产可以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外部成本是比较庞大的, 外部成本内部化后势必增加企业经营成本, 这将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以维持低成本生产的优势, 创造持久的竞争力。此外, 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信号传递作用, 积极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可以向外部传达企业是有责任心的, 从而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促进产品销售。

(二) 利益相关者间的相互约束。

1. 股东、债权人的要求。

股东作为企业的权益资本提供者, 一方面, 潜在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 需要获取有关企业的各方面信息 (包括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 并进行评价, 以保证投资的有效性, 提高投资效果;另一方面, 现有股东是企业所有者, 其主要利益期望在于获取资本收益、利润最大化, 外部成本内部化, 从短期来看会增加企业成本, 降低利润, 但可以给企业带来长期效益。

债权人的利益期望是企业具有稳定的现金流量管理状况, 能够及时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债权人在向企业提供债务资本时, 也要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 环境信息是债权人考虑的因素之一。王波 (2012) 、胡曲应 (2012) 研究发现, 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环境绩效好的企业, 有助于改善财务绩效。因此, 债权人可能增加有关环境成本的限制性条款, 要求企业通过提高环境绩效, 实施外部成本内部化, 以改善财务绩效, 降低受到处罚的风险, 增强企业偿债能力, 保障债权人资金安全性。

2. 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的要求。

我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都明确规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外部影响应由企业承担。随着绿色会计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 绿色会计要求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时, 需要对企业环境活动、环境绩效进行计量、记录和报告, 将外部成本纳入企业内部核算, 真实地反映产品成本, 这也是绿色GDP核算的前提条件。

3. 社会公众等心理与行为的改变。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绿色消费渐入人心, 绿色消费的重点是“绿色生活, 环保选购”。一项针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及行为的专项调查表明, 53.8%的消费者乐意消费绿色产品, 37.9%的人表示已经购买过诸如绿色食品、绿色服装、绿色家电等在内的绿色产品。同时, 社会公众在购房时, 为了自身及家人的健康安全, 消费者愿意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支付溢价。

当然, 外部成本内部化也面临着一些阻力。代理理论认为, 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情形下, 经理人的利益期望同股东及债权人等其他利益主体存在冲突。马里斯 (1960) “增长最大化”模型将经理人的利益期望界定为销售增长率最大化, 而销售增长率最大化可以通过企业规模的增长来实现, 因此, 经理人倾向于通过支配更多的自由现金流, 投资于更多的投资项目 (无论盈利与否) , 扩大企业规模以实现其目标。外部成本内部化, 必然消耗企业大量资金, 减少经理人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 因此, 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可能降低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水平。

五、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均衡

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提是具有生存的利润空间, 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可能超出企业承载力, 内部化不足使得生态环境恢复不到位, 破坏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外部成本内部化应当有一个临界点, 该临界点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

对股东或投资者而言, 股东与投资者均希望企业有强劲的增长潜力, 一定程度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利润, 却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过度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严重降低企业利润, 可能使得企业缺乏增长所需的现金流, 从而影响股东与投资者的信心, 因此, 股东与投资者认为外部成本内部化应当是合理的。对债权人而言, 债权人只是希望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 而不希望企业过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影响现金流的稳定性, 也不希望过少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导致不必要的现金流出。从政府角度来看, 一方面, 政府希望经济不断增长, 维持应有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 政府要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稳定性, 政府会根据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制定恰当的政策促使企业合理实施外部成本内部化。从社会公众角度来看, 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产品生产成本, 成本的提高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 外部成本内部化在改善生存环境的同时, 也提高了公民日常生活成本, 两者的权衡便决定社会公众对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忍受度。

可见, 不同利益主体要求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最优量可能是不一样的, 每个利益主体都有满足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相对临界点, 这些相对临界点在一个企业中是无法同时实现的, 因此, 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最优临界点应当使得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最大化, 但是, 这个最优临界点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六、结束语

在企业经济活动负面效应不断显现的今天, 外部成本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解决外部成本问题迫在眉睫。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 利益相关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也在不断演变,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期望随之发生变化, 这是企业实施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重要动力。外部成本内部化不是无止境的, 企业需要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 权衡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期望, 因此, 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均衡结果取决于利益主体间的博弈, 并且应当满足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身余.从“影响”、“参与”到“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的历史跨越及其启示[J].湘潭大学学报, 2008, 32 (6) :28-35.

[2] .李新娥, 彭华岗.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声誉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10, (3) :74-76.

[3]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成本和利益 第5篇

1. 物流成本控制要素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利润空间日益狭小, 劳动生产率的潜力空间也有限, 加工制造领域的利润趋薄, 仅靠降低原材料消耗、劳动力成本或大力提高制造环节的劳动生产率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已较为困难。因而, 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物流环节成为继劳动力、自然资源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 而保证这一利润源泉实现的关键是降低物流成本。

1.1 运输成本要素

物流成本在运输环节上的耗散是相对集中的 (大约占到了物流总成本的42%) , 运输成本包括公路运输、其他运输费用和货主费用。公路运输包括城市内运输与区域间卡车运输;其他运输方式包括铁路运输、国际国内运输、油气管道运输等;货主费用包括运输部门运作及装卸费用。目前我国海关信息化管理系统先进性超过美国, 高速公路里程全球第二, 但物流网络缺乏规划, 运输体系设计不尽合理, 运输车辆空驶率过高, 空载费用消耗被分摊到总成本中, 总成本必然提高。运输必须还需运筹, 无论生产企业、商业企业还是物流企业, 空驶率非常高, 数据研究表明, 57.9%的生产企业51.7%的物流企业车辆空驶率在30%至50%之间。货物承运商为公路治理超限超载叫苦不迭, 高呼成本高运费低, 却忽视了汽车空驶率居高问题。以运筹学为依据的一系列先进数学系统分析方法、现代管理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 应用到运输方案的设计和配送中心的选址决策上, 使得高效低成本物流规划成为可能, 也为运输环节成本降低提供了可能;采用科学的物流网络和运输方式才是物流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1.2 库存成本要素

库存费用是指花费在保存货物上的费用, 除包括仓储、残损、人力费用及保险和税收外, 还包括库存占压资金的利息。把库存占压资金的利息加入物流成本, 这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费用计算的最大区别, 它把降低物流成本与加速资金周转统一起来。

物流成本的计算相对复杂, 具有一定的隐含性。在传统上, 物流成本的计算总是被分解得支离破碎、难辨虚实。由于物流成本没有被列入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制造企业习惯将物流费用计入产品成本, 流通企业则将物流费用包括在商品流通费用中。因此, 无论是制造企业还是流通企业, 不仅难以按照物流成本的内涵完整地计算出物流成本, 而且连已经被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分割开来的物流成本, 也不能单独真实地计算并反映出来。无法了解物流成本实际支出窥探其真实全貌。

2. 第三方价值利益的提升

物流发展的推动力就是要为客户及企业自身创造利润。第三方物流公司必须以有吸引力的服务来满足客户需要, 服务水平必须符合客户的期望, 要使客户在物流方面得到利润, 同时自己也要获得收益, 因此, 第三方物流公司必须通过自己物流作业的高效化、物流管理的信息化、物流设施的现代化、物流运作的专业化、物流量的规模化来创造利润。

2.1 作业利益

第三方物流服务首先能为客户提供“物流作业”改进利益。一方面, 第三方物流公司可以通过第三方物流服务, 提供给客户自己不能自我提供的物流服务或物流服务所需要的生产要素, 这是产生物流外包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企业自行组织物流活动情况下, 或者局限于组织物流活动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或者局限于自身的技术条件, 是企业内部物流系统难以满足自身物流活动的需要, 而企业自行改进或解决这一问题往往不经济。物流作业的另一个改进就是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的运作表现, 增加作业的灵活性, 提高质量和服务、速度和服务的一致性, 使物流作业更具效率。

2.2 经济利益

第三方物流服务为客户提供经济或与财务相关的利益是第三方物流服务存在的基础。一般低成本是由于低成本要素和规模经济的经济性而创造的, 其中包括劳动力要素成本。通过物流外协, 可以将不变成本转变成可变成本, 又可以避免盲目投资而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从而降低成本。稳定和可见的成本也是影响物流外协的积极因素, 稳定成本时的规划和预算手续更为简便。一个环节的成本一般来讲难以清晰地与其他环节区分开来, 但通过物流外协, 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 则供应商要申明成本和费用, 成本的明晰性必然增加。

2.3 管理利益

第三方物流服务给客户带来的不仅仅是作业的改进及成本的降低, 还应该给客户带来与管理相关的利益。正如前面所述, 物流外包可以使用企业不具备的管理专业技能, 也可以将企业内部管理资源用于别的更有利可图的用途中去, 并与企业核心战略相一致。物流外包可以使公司的人力资源更集中于公司的核心活动, 而同时获得的是别的公司 (第三方物流公司) 的核心经营能力。此外, 如单一资源和减少供应商数目所带来的利益也是物流外包的潜在原因, 单一资源减少了公关等费用, 并减轻了公司在几个运输、搬运、仓储等服务商间协调的压力。第三方物流服务可以给客户带来的管理利益还有很多, 如:订单的信息化管理、避免作业中断、运作协调一致等。

2.4 战略利益

物流外包还能产生战略意义及灵活性。包括地理范围的灵活性 (设点或撤销) 及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调整的灵活性。集中主业在管理层次与战略层次高度一样具有重要性。共担风险的利益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物流服务来获得。

3. 结论

综上所述, 物流发展的推动力就是要为客户及企业自身创造利润。第三方物流公司必须以有吸引力的服务来满足客户需要, 服务水平一定符合客户的期望, 同时必须把重点转移到如何控制物流成本上来, 注重物流成本效益, 提升第三方价值作业利益、经济利益、管理利益和战略利益, 实现企业科学发展。

摘要：管理意识的增强是现代物流企业主要特质之一, 而成本管理又是物流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第三方物流企业必须以成本控制为前提满足客户需要, 通过提升作业利益、经济利益、管理利益、战略利益符合客户期望, 满足客户利润, 同时获得收益。

关键词：物流成本,第三方物流服务,价值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发展报告 (2007～2008) [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8.5:21～73.

成本和利益 第6篇

随着我国工程项目数量增加和规模的扩大,项目投资越来越高,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对成本控制的要求加强,相关利益主体的地位上升,对项目与其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有效成本控制成为项目成功的关键。利益相关者贯穿于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他们对项目实行的成本控制指标均有利于降低工程项目总成本。

工程项目关键利益相关者成本控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所控制的维度不仅仅是基于建设单位或业主角度,而应延伸至工程项目关键利益相关各方,具体包括建设单位、投资者、勘察设计单位、承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监理单位、高层管理人员、生产者、政府部门、环保部门、运营方以及项目所在社区等[1]。然而在传统的工程项目成本控制中,大多是分项目、按子系统进行,如我国多运用定额成本制度,缺乏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动态性与系统性,很难满足参与方不同利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成本控制方面,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可操作性方法。同时,考虑到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成本控制具有涉及因素多,内部关系复杂,数据的干扰及人为因素影响大等特点,其指标数据会因工程项目的差异性而不断变化[2]。因此,准确分析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的成本控制指标,构建全面的、动态的利益相关者成本控制机制意义重大。

基于工程项目建设在社会总成本角度,从利益相关者进行成本控制,其项目系统具有很大的复杂性,而层次分析法具有分析方法系统、决策方法简洁及所需定量数据信息较少等特点,结合定性与定量双重分析方法,且已获得成功而广泛的长期应用。针对工程项目的特点和状况,运用专家调查法进行多种参数指标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寻找各成本控制关键点,不仅有利于业主、项目经理及外围群体等进行全面成本控制,而且有利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细部成本控制,提高了评判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提出层次分析法对工程项目进行成本控制的思想,有利于直接应用。

1 控制方法

1.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普遍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以及被影响的程度不一样”[3]。目前,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促使工程项目形成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协调的高度复杂系统,在整个社会中所需总成本越来越大,其成本控制必须能够反映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并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得以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实现平衡。

传统的成本控制通过编制月初产品定额成本表,按成本计算对象设置成本明细账,计算不可修复废品成本和产成品成本,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对成本控制做出最后的决策和评价[4]。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①孤立的按子系统的汇总控制不能全面反映工程项目复杂的运行结果;②大部分依旧停留在对过去的运行成果的静态控制上;③静态的对过去成果的控制手段极易产生短期行为效应。

这些缺陷均忽略了工程项目是多方共同建设的特点,容易导致各种争端,甚至降低工程项目综合效应,所以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进行成本控制更能体现动态性与系统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成本控制体系将会从不同程度上降低工程项目建设的总成本,最终满足各方利益,实现工程项目效应最大化,进而节省整个社会总成本。

1.2 指标体系构建

从成本控制角度,运用何种维度对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进行合理分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采取哪些主要指标直接或间接控制总成本,基于如下3方面考虑:首先,考虑部分利益相关者会主动对成本控制施加影响并积极参与,而另一些利益相关者则会被动地实施控制;其次,考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项目成本控制参与度的差异性,有的利益相关者是不可或缺的,而有的则影响较小;再则,考虑在项目周期某一特定阶段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其紧迫性存在差异。有的利益相关者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既不主动,也不重要,但在某一特殊状态下其利益要求却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满足,或者其义务需要即刻履行,否则,就会影响到项目的正常进展。因而,本文综合陈宏辉[5]和王进的分类结果,从3个维度即高控型、中控型和低控型分析了大型工程项目12类关键利益相关者:①高控型,即某一群体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起主导性作用;②中控型,即某一群体拥有影响工程项目成本控制手段和实施的地位、资源、能力和相应的手段;③低控型,即某一群体处于工程项目建设外围,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施加影响较小,但又不可忽略。

在此基础上,为了对工程项目总成本进行有效动态控制,首先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独立性、代表性及可操作性的原则,构建了三个模块层,即高控型利益相关者、中控型利益相关者与低控型利益相关者,并归纳出各利益相关者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指标,适应于业主、项目经理及外围群体三个层面的综合性成本控制。每一个层面各包含相应的准则层、指标层,如图1所示。

1.3 构建判断矩阵

根据李莉、陈忠所采用的1-9 标度法[6]判断指标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代表,运用专家调查法构造判断矩阵。

1.4 评价模型理论方法

通过上述方法得到判断矩阵后,根据判断矩阵在数学上的特征,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求得各指标在成本控制关键点上的排序以及各准则相对于三层面的重要性的排序。本处采用方根法为例。

①先计算判断矩阵每行元素乘积。Mi=∏aij, i,j=1,2,…,n,计算Mi的n次方根$\overline{Wi}=\sqrt[n]{{\rm M}{}_i}$;②对$\overline{W{}_i}$进行归一化。$W{}_i=\overline{W{}_i}/{\displaystyle \sum _{j=1}^{n}W}{}_j$,其中W1,W2,…,Wn表明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数值;③一致性检验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lambda {}_{\max }=\frac{1}{n}{\displaystyle \sum _{i=1}^n(}AW){}_i/W{}_i$, 确立一致性指$C{\rm I}=\frac{\lambda {}_{\max }-n}{n-1}$,判断随机一致性比值$CR=\frac{C{\rm I}}{R{\rm I}}$(CR﹤0.10,即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

在所有的判断矩阵都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的条件下,就可以利用层次单排序的结果综合成每一个方案对于总目标的排序。最后,结合各指标评价值可以得出工程项目三个层面利益相关者的成本控制关键点,根据各个指标值的大小,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动态的成本控制,进而降低所需社会总成本。

2 案例应用

针对武汉某个典型的工程项目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各层面指标进行专家调查法,通过标度法整理出如表1~表3各模块判断矩阵。

利用方根法进行计算,得到a层的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为:Wa=(Wa1,Wa2,Wa3)=(0.166 7,0.666 7,0.166 7),CR=0.000 5<0.1。

层的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为:

WA1=(WA11,WA12,WA13)=(0.071 9,0.279 0,0.649 1),CR=0.055 9<0.1。

WA2=(WA21,WA22,WA23,WA24)=(0.053 0,0.094 2,0.227 1,0.625 6),CR=0.028 8<0.1。

WA3=(WA31,WA32,WA33)=(0.188 4,0.730 7,0.081 0),CR=0.056 0<0.1。

最后层次总排序结果为:WA=(A24,A23,A32,A13,A22,A12,A21,A31,A33,A11)=(0.417 1,0.151 4,0.121 8,0.108 2,0.062 8,0.035 4,0.046 5,0.031 4,0.013 5,0.012 0)。

同理,可得到b层的层次总排序结果为:WB=(B31,B22,B34,B12,B33,B42,B21,B32,B52,B41,B11,B51)=(0.321 4,0.187 2,0.150 1,0.100 0,0.067 1,0.045 0,0.037 5,0.031 4,0.023 3,0.015 0,0.014 3,0.007 8)。

同理,可得到c层的层次总排序结果为:WC=(C21,C31,C22,C41,C32,C11,C23,C42,C33,C12)=(0.475 8,0.162 8,0.090 1,0.089 6,0.053 6,0.046 0,0.039 9,0.017 9,0.017 7,0.006 6)。

通过上述三模块的层次分析,即可得到三个层面(业主、项目经理、外围群体)成本控制的关键点,同样也能细化到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关键成本控制。该案例中,成本高控型利益相关者模型中,直接费、间接费及设计费用依次为业主成本控制的关键点,直接费、设计费用及建设投资依次为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和投资者的成本控制关键点;成本中控型利益相关者中,组织措施费用、合同委托费用及合同措施费用依次为项目经理成本控制的关键点,组织措施费用、合同委托费用、材料设备成本、可预期危害损失及标准技术施工依次为承包商、监理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商、高层管理人员和生产者的成本控制关键点;成本低控型利益相关者中,土地拍卖控制、试运转费用及管理检查费用依次为外围群体为主导的成本控制的关键点,土地拍卖控制、试运转费用、环境污染控制与拆迁安置费用为政府部门、运营方、环保部门和项目所在社区的成本控制关键点。

3 结语

本文在对工程项目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关键利益相关者成本控制模型,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三大成本控制模块。该模型通过对各指标进行层次分析,建立了各准则层与目标层的判断矩阵,通过对特征向量的计算及对各指标进行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利用关键原则确定成本控制核心环节。与其它模型相比,该模型计算过程简单,结合了工程项目一次性、独特性、投资大额性和参与的组织多等特点,强化了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动态性与长期性,提高了成本控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能有效指导业主、项目经理和外围群体提高工程项目成本控制水平,并为各利益相关者制定相关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促进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因此,用层次分析法来实施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当然,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

1)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2)指标参数获取的范围较窄,其取值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虽然各判断矩阵的两两比较反映了优先关系,但对所反映的优先关系的程度仍存在不足。这些问题也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摘要：我国建筑工程项目在成本控制水平上过多停留在子项目水平,缺乏利益相关者的系统性考虑,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与改进,提高成本控制的动态性与系统性。基于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参与程度,将其关键利益相关者划分三类,即高控型利益相关者、中控型利益相关者及低控型利益相关者,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提出从业主、项目经理及外围群体的成本控制动态模型,辅以武汉某工程为实证分析,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成本控制,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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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利益 第7篇

农业生产事关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作为防范农业风险、保障农民稳定增收、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工具, 中国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一直以来都是国内保险界学者关注的焦点。针对商业化发展模式下中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日益收缩的现状, 许多学者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一个比较公认的结论是:由于供给和需求的双重正外部性, 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物品, 单纯依靠商业化经营不足以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农业保险数量, 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支持才能确保农业保险的正常发展, [1][2]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模式在中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由政府承担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和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的管理费补贴。[3][4]就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问题, 国内学者也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有学者认为, 基于低成本、低价格和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考虑, 相互制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5]也有学者建议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 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原保险、以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体制;[6]还有学者呼吁中央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认为选择自上而下的思路建立以政策性再保险补贴体系为中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可以有效解决农业保险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发展区域化、农业保险风险分散等方面的矛盾。[7]

以上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视角剖析了中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就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可行性建议, 对指导中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但上述研究都没有解答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其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各国也都相继走上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道路, 为何中国在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之初仍然选择商业化的发展模式?此外, 以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作为中国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论据虽然具有一定说服力, 但显得过于笼统, 没有为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中应当承担的保费和管理费补贴比例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再有,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的利益如何协调, 如何保证他们能够享有同等程度的风险保障?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农业保险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摊, 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思考。

本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来剖析中国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任何一个组织要保证其目标的顺利实现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 组织追求的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 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农业保险是一种由多个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 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分配,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都会导致制度安排的无效。考虑到农业保险在维护农业生产安全, 特别是粮食生产安全方面的特殊性, 其发展状况与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但农业保险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投保农民、保险公司和政府。[8][9]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提高农作物产量。[10]但由于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 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会导致价格下降。当产出超过某一临界值使得产出的增长率小于价格的下降率时, 最终会导致农民收入的下降。因此, 农民的总收益随着农业保险规模的增长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

(3) 政府的收益。政府从农业保险中获取的收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防范农业自然灾害, 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粮食安全;二是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减少因灾致贫人口, 降低贫困发生率, 维护社会稳定。上述所有收益都会随着农业保险发展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因此从政府的利益视角来看, 在不用投入任何成本的前提下农业保险的规模越大越好。

2.农业保险利益相关方的成本分析

与收益相类似, 开办农业保险的成本也主要由保险公司、农民和政府这三者承担, 其中保险公司的部分成本支出实际上已由农民所缴纳的保险费予以补偿, 因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将保费视为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成本, 则保险公司以保费形式转移给农民的各项支出将予以剔除, 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11]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将会造成大面积的农作物受损 (或大量的牲畜死亡) , 保险公司可能因赔付率过高而导致偿付能力不足, 进而面临破产的危险, 此为巨灾风险成本。巨灾损失风险随着农业保险业务规模的扩张而以几何级数增加。

(2) 农民的成本。

农民的成本构成比较简单, 其表现形式就是通常所说的保险费。一般来说, 随着投保农作物数量的增加, 农户所承担的保险费也成比例增加。由于农作物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 损失率通常比较高。已有研究表明, 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作物因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损失率, 粮食作物为7%~13%, 棉花为9%~18%;山西省种植业自然灾害 (剔除旱灾损失后) 造成的损失率为6.7%, 家畜家禽保险试验的死亡率也很高, 导致赔付率常年居高不下, 一头奶牛的保险费率高达7%~9%。高损失率必须导致高保险费率, 如北京市2010年开办的农业保险中, 玉米、大豆和小麦的保险费率为7%~8%, 苹果、梨、桃等水果为9%。

(3) 政府的成本。

在商业化模式下政府对农业保险并没有直接的资金支持, 只是免除了农业保险业务5%的营业税。由于免征营业税会导致政府税收减少, 因而可视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成本支出。

三、收益成本分担对农业保险利益相关方决策的影响

农业保险利益相关方的收益成本分配对其行为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从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到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试点的2006年, 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一直在十亿元左右徘徊, 相对于年均上千亿元的自然灾害损失, 农业保险的防灾减灾功能远未得到发挥。在此期间, 虽然各级政府一直都在积极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 但大都停留在口头上的鼓励而缺乏实质性的财政或政策支持, 导致农民不愿投保、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的“供需双冷”局面。究其原因, 从表面看是由于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和高风险, 但实质上, 农民和保险公司的成本与收益严重背离、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太小才是造成农业保险供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下面从农业保险利益各方的收益成本分配来分析其行为决策。

1.保险公司的决策分析

商业化模式下政府除了对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免收5%的营业税以外几乎再无任何投入, 农民和保险公司几乎承担了开办农业保险的全部成本, 但却只享有少量收益——保险公司甚至是亏损经营。收益与成本的背离严重制约了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 出于自身发展和行业竞争的考虑, 经营利润是开展新业务的最原始动机, 发展农业保险也必然要考虑到公司的成本投入和预期收益, 经营收益大于投入成本是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基本前提。然而,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 在商业化模式下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根本无利可图, 在大规模承保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从农业保险业务中获取的收益很小, 甚至长年处于亏损状态。[12][13]从农业保险恢复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现在, 正是中国保险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 各项业务的发展均取得了较好的盈利。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 保险公司也会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推广其它盈利前景更好的险种, 而不会投入到农业保险的发展中来。

2.农民的决策分析

农民在制定农业保险投保决策时需要衡量保费支出与预期赔偿的多少。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 为数不多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项花费上, 再考虑到相对于农业风险来说农民更为关注子女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问题, [14]因此, 防范农业风险并不是农民最关注的议题。由于农业保险的费率较高, 在自身收入水平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机会成本相对比较大, [15]曾对美国爱荷华州农户的参保行为用蒙特卡罗模拟进行了分析, 发现当保障水平高达90%时, 高风险规避型的农户会减少化肥施用约10%。此外,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水平不能太低, 否则无法调动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如果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 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可以适当提高, 原因在于较高的保费补贴比例会激励农民扩大种植规模、增加农业产出, 这对于维护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别是对面临潜在粮食危机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政策性保险模式下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为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提供5%的营业税减免, 而应当在财政和政策上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大、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 不管是出于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目的还是基于维护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 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构建有效的农业风险防范体系、保证农民稳定增收都已经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然而,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着一个现实困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相差悬殊, 沿海部分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等地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 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和实力;中西部大部分省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中期, 个别省区甚至还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 社会经济各项指标都很低, 工业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根本不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而与此相对的是, 中西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来自农业经营的收入占绝大部分, 东部农民的收入构成则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中国农民的收入构成表明农业风险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影响更大, 这些地区的农民更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 东部省区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提供了高保障高补贴的农业保险, 中西部部分省区受地方财政实力的限制却只能提供低保障的农业保险, 甚至有一些西部省区还没有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这无疑造成了最需要农业保险的中西部农民无法得到农业风险保障或者只能得到较低的风险保障, 而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相对不是很迫切的东部农民反而能得到较高的风险保障, 由此导致农业保险补贴的不公平, 将会使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化解这一困境的可行办法是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 对这类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 提高农业保险在中西部地区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保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公平和公正。

五、小结

不论是先前的商业化发展模式还是当前的政策性保险模式, 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参与各方的认可和支持, 平衡各方利益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前提, 也是确保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 农民、保险公司和政府三方之间合理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配是保证农业保险顺利开展的关键:农民要权衡保费投入与损失补偿的多少;保险公司要考虑经营成本和预期盈利的规模;政府则要考虑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是否对农业保险提供补贴资金或者补贴的比例。根据农业保险利益相关方的收益分配来确定成本分摊比例, 建立利益共享、成本共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是解决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中央财政应当提供更多的补贴, 确保这些地区的农民能够同东部地区农民一样享受较高保障和补贴水平的农业保险, 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维护财政支出的公平。

摘要：农业保险利益相关者之间成本与收益的严重背离是导致其商业化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 建议根据参与各方从农业保险中所获取的收益来分担成本, 让政府为农业保险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中央财政应该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 使中西部地区农民与东部农民一样享受较高的风险保障水平和补贴水平。

用利益和利剑管企业 第8篇

最近有人问我，远东集团从1990年成立，到2004年年销售额达到50亿元，一个3000多人的企业，除了把握好外部的机遇，在内部的经营管理中有什么独到的经验呢?

我认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领导者把握好两个层面的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个层面，这个企业发展和你的基本管理制度要非常的清晰，你做什么?怎么做?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这个层面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实要保障这个企业能否规范、有效、快速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重视的分配制度，这是一个全世界企业都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把它解决好了，就能把绝大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得很好，能够把他们的激情激发出来，内在的动力激发出来。远东每年把这样的制度作为“一号文件”往下发，所以，远东事实上使得所有的员工都富起来了。我们中有200多位员工，他们都很年轻，但已经拥有百万、千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一个层面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才问题，你要把非常优秀的人才吸收到公司来。我们集团3600名员工当中，有1150多位是大学生，其中有49位教授、博士生，我们有850位营销经理，这些优秀的营销经理和技术管理人才，确实是企业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有的来自于海外。我们高管中有5个是来自海外的，很多高管比我还小好几岁，我虽然还算年轻，但是他们比我更年轻，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层面有3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市场。我们做企业，无论做哪一行，必须把产品卖得掉，还要卖得好。不光是卖得掉，卖得掉你钱收不回来也是傻子。另外你钱收得回来，还要有比较好的效益。这方面相对来说是我们的强项。

第二个就是技术上，你的技术是不是最先进的，你做的产品能不能引领市场，进一步拓展市场，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大的利益，这点非常重要。就像最近我们有一个新产品在全世界也算独一无二的，是在传统产品中用上了复合材料。这种传统产品已经做了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当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改进这种产品而努力奋斗!而我们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新技术彻底解决了这种产品安全性、环保性和经济性的难题。

大家都知道，一个新技术产品不光要好，而且价格要低，你的性价比决定了你产品的前途，远东每年有许多新品投入市场，而且有了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第三个就是管理，现在管理到了精细的地步了。很多企业家都是优秀的管理人才，但你的管理一定要适合你的企业。我们最早从组织架构上来解决管理问题。我们在创办企业的第一年就成立了专门的审计机构。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这样巨大的销售网络，有这么多人在外面跑销售，靠一个老总或者几个人来管理是很难的。我赋予企业审计人员的权利是非常多的，他们对老总直接负责，对全国的经营状况进行监督，使得我们这样的企业能规范、有效、健康的发展，这样做你的管理才能到位。

另外一个是要让员工明确制度。我们虽然有很多员工致富了，业务上也成长了，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也有10多个人被抓起来了，判刑了。为什么呢?他们在外边有违规、违法的行为，比如挪用公司的财产，或者是假冒公司的产品。被抓起来的1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对我有意见，包括他们的家长。说我这个人可恨?不是这样的，确实他们觉得对不起我。也就是我们讲的你是否做到了诚实有信。我如果不恩威并重，怎么能管理好企业!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和风险 第9篇

一、资本流动的基本理论

在分析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潜在利益和风险之前,我们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理论作个简单的探讨。在不考虑汇率变动和风险溢价的情况下,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的流向取决于本国国内资本边际收益与国际水平的比较。如果国内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高于国际水平,资本项目开放将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如图1所示。其中,i0为资本项目未开放前的国内利率,由国内储蓄和投资决定,i*为国际利率水平。假设该经济体为一个小国,其实施资本项目开放对国际利率水平没有影响。这时国际资本将持续流入,直至国内利率水平与国际水平相等。此时国内投资不必等于国内储蓄,缺口由国际资本流入弥补。我们从图中很容易看出,资本项目开放使该国的投资水平显著提高,投资成本下降。另外,由公式:CA=S-I<0,在理论上,该国将出现经常项目的逆差。如果国内资本的边际收益低于国际水平,则资本项目开放的结果是导致资本的流出和经常项目的顺差。如图2所示。

按照新古典的假设,在其他条件(如技术水平A和劳动水平L)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出MPK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如图3和图4所示。总体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资金短缺,资本的边际产出高,而发达国家资本充裕,资本的边际产出较低。因此,资本项目开放的结果是使得资本从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贫乏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可以将国际资本流动分为两大类: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得比国内更高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而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是投机,多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等价格供给弹性小的资产,即国际套利。

二、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

虽然中国目前仍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大部分子项目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放。中国涉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领域主要体现在:(1)非居民的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基本上是自由的,投资收益可以自由汇出;(2)非居民可以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B股,居民企业可以到境外发债和上市;(3)采取QFII的模式逐渐开放境外资本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采取QDII的模式允许国内资本投资国外证券市场。2007年中国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入达9219.6亿美元,资本流出达8484.5亿美元,资本流入流出总量占GDP的54.54%。而在1982年这个比率仅为2.42%。具体见图5。

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项目开放的结果是资本的净流入。中国历年资本账户基本保持顺差,2007年资本流入为9219.6亿美元,净流入达735.09亿美元。资本的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股权证券,债务证券和国际信贷的形式进来,并且FDI所占比例最大,2007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的净值达1384.13亿美元。

三、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分析

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的流入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项目开放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如克服资金和技术短缺问题等)和间接影响(如促进国内金融和各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等)。

(一)有利于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和技术短缺问题

钱纳里等人认为,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其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形式的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水平较低,不足以支持投资需求的扩大,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外汇约束”,即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了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吸引并有效地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成功地利用外资可以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

资本项目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效率和加快金融发展速度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使得国内的金融系统参与国际竞争,引入国际运作标准,从而大大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加快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

(三)有利于加快我国各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

为实现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将迫使政府参照国际的做法,对相关的经济制度必须作更进一步的改革和优化。

(四)有利于提高国内资本的投资效率和利用外资的效率

准许资本流入只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方面,对资本流出的开放是资本项目开放更紧要的一环。我国历来对资本流出控制较多,主要出于防范资本外逃和避免投机资本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不利冲击。近年来我国也开始有步骤地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89.25亿美元;对外证券投资达452.97亿美元。截至2008年8月,我国已累计批准23家银行代客境外理财购汇业务资格,其中已给予的银行购汇额度达166亿美元。获得购汇额度的银行可以在额度内募集境内个人和机构的人民币资金,购买外汇后从事代客境外的理财业务。

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资本项目开放无疑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增进总体的福利水平。但具体到一个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潜在利益能否实现,还要看该国对资本项目开放所带来的风险的控制能力。如果国内的初始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相应开放程度所要求的水平,并且也没有必要的社会改革措施和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会给经济的运行带来更大的风险。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印证。以下将结合经济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经济条件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

(一)资本项目开放引起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将带来本币升值的压力,对出口部门造成不利影响,贸易收支恶化。即使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在保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也将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具体地,我们可以用TNT模型进行分析。令国内的可贸易品的价格为PT,不可贸易商品价格为PN,国外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为PT*,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为PN*。假设国内实行固定汇率制,汇率保持不变。于是有:

1.根据购买力=PT=EPT*

2.国内价格水平为:P=w PT+(1-w)PN,w和(1-w)分别为国内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消费比重。

3.国外价格水平为:P*=w*PT*+(1-w*)PN*,w*和(1-w*)为国外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消费比重。

4.实际汇率为:

资本的流入将首先通过需求水平的上升引起国内不可贸易品价格PN的上升,根据上述公式,实际汇率升值。另外,国内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通过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带动国内可贸易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对可贸易生产部门造成不利冲击。

(二)如果对外资的利用和引导不当,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还可能造成国内不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过渡扩张和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萎缩。根据前面的分析,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引起国内消费的大幅上升。由于对可贸易品的需求可通过进口获得,而对不可贸易品需求的上升将引起国内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超额利润的激励将促使国内资源从可贸易生产部门向不可贸易生产部门的转移。如图6所示,QN,QT分别为国内不可贸易商品的产出和可贸易商品的产出,CN,CT分别为国内对不可贸易商品和可贸易商品的消费。假设国内对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的消费保持固定比重,位于OT线上。在没有资本流入前,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位于A点,资本流入后国内的消费水平上升到B点。此时,国内对不可贸易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由CN0上升至CN1,而对可贸易品的生产由QT0减少到QT1,对可贸易品的消费由CT0增加到CTT。可见,资本项目开放后,对外资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可提高国内的出口创汇能力,避免国际收支危机发生。

(三)大量资本流入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入容易造成股市和房地产经济泡沫。国际短期资本倾向于投资供给价格弹性小的资产,因为供给弹性小的资产在需求发生变动时价格波动大,适合于投机获利。股票和房地产等在短时期内的供给是相对固定的,故其供给曲线近乎垂直,如图7所示。当需求由D1增加到D2时,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由P1上升至P2,从而形成经济泡沫,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同样当需求下降时,价格将发生大幅下跌。投机行为所特有的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容易造成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进而对经济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四)如果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将引发经济衰退,造成金融动荡,甚至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短期内资本的大量流出将导致国内需求的急剧下降,使经济陷入衰退;持久性的资本流出,将导致国内资源的流失,削弱国内税基,同时会降低国内储蓄,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性。当经济泡沫破裂或投资者对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或微观经济结构的信心发生动摇时,资本将在短期内大量外流,并通过货币贬值的自我实现机制进一步加剧,最终可能酿成国际收支危机和金融危机。

我们还是用TNT模型进行分析,如图8。假设资本流入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上升至A点,国内不可贸易品的产出相应达到QN1,可贸易品的产出为QT1。当资本短期内大规模流出,国内消费水平将下降到E,不可贸易品的产出相应下降到QN2。由于要素缺乏流动性,名义价格粘性,以及对可贸易商品的生产投资需要时间,短期内可贸易商品的生产难以达到QT2,于是国内生产在向F点调整的过程中将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经济衰退。

另外,当期利用外资意味着将来要靠经常项目顺差来偿还,资本的流出将给一国的国际收支带来严峻挑战。如果国际资本过多以债务形式流入,资本的大规模流出还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在80年代的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核心条件。

因此,为减少潜在的风险和可能付出的代价,在主动推进各项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中国必须首先对国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能力,特别是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建立健全的有助于降低系统风险的金融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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