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中小学生（精选9篇）
脆弱的中小学生 第1篇
一、找准切入点
考虑到学生对“文明”的漠然, 我决定另辟蹊径, 从提倡孝道和争做“志愿者”入手, 让孩子接触文明。
父母始终是每个孩子最脆弱的神经, 因为父母恩情最重, 孩子与父母交往最多, 所以我给学生看了一些关于孝道的碟, 包括“全国十大孝子的做法”“母亲分娩的痛苦”“我们喝的奶水是妈妈的血水”“尽孝道的几个层次”“动物报父母恩”的典型故事, 使学生的心灵受到震撼。我认为, 孩子的文明首先应体现在对待亲人身上, 懂得关心、体贴、理解父母、长辈、兄弟姐妹。在家里懂事的孩子在社会上也一定是文明的人, 所以我首先教育学生做一个让父母骄傲的文明孩子。
孩子在家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后, 我又开始教育他们行使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每天都会享受到别人为我们服务, 没有别人的服务, 就没有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懂得享受服务的同时, 服务他人, 我给学生讲了很多场合志愿者的表现, 有世博会志愿者、奥运会志愿者、公益论坛志愿者、支援灾区志愿者等, 让孩子深刻感受到当志愿者的光荣。当孩子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 我在班级实行了志愿者服务制度, 所有的工作岗位都由志愿者担任, 让孩子从小树立服务意识, 不再把名利看得重要, 这样当孩子把目光由自己转移到他人时, 孩子的人生价值才会慢慢凸现出来。我感觉孩子对新鲜事物感兴趣, 同时他们又有向善之心, 所以当志愿者非常努力, 班级管理的效果比原先要好得多。
二、抓住教育点
孩子有其年龄特点的局限性, 所以当情绪激动时就会忘乎所以, 自律性自然就会差一些, 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强化行为规范。每当学生有了不文明的表现, 我都不轻易放过, 从父母、班级、个人成长三方面对其进行教育。比如, 我们班申报文明班后的第一周就出现了有个学生在走廊跑跳的现象, 于是我就当全体学生的面要求他去大队部把申请表取回来, 可是同学们都是一副失望的表情, 那个学生当时说什么也不去, 痛哭流涕地向老师、同学道歉, 保证要改正。隔了三天, 又有两个取饭的学生在走廊跑跳, 于是我坚决要求他们把申请表取回来, 并让他们跟学校领导说:“我们班因为有我们这样的学生暂时不能申报文明班, 等我们把毛病改掉再申报。”其他学生感到可惜, 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跑跳打闹学生的谴责。在别的班授牌仪式上, 我让文明学生代表和犯错误的学生都去观摩, 回来后挨个谈感受, 使学生认识到学校老师对这件事有多么重视, 绝不允许掉以轻心。思想上重视了, 行动上就会改变。
三、落实训练点
我利用每天的早播报时间, 安排学生总结班级的文明行为, 被点到的学生名单记录到班级“文明风采”栏中, 每个月谁的记录多就会晋级到“文明之星”栏, 一学期四个月谁最多就是班级的“文明形象大使”, 让学生时刻感受到当文明学生既利己又利他, 让文明彻底根植于学生心中。
心理脆弱不利于大学生就业 第2篇
大学生：我表哥上个月走出大学校门，到一家外企工作。第一天，走进豪华的写字间，就心
里发展。他感到周围的同事在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大家都在忙碌地工作，紧张的气氛给他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使他如坐针毡。吃午饭时，他面对盒饭，两眼发呆，没有胃口，甚至想呕吐。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专家：其实，像你表哥这样的尴尬情况，在刚刚大学毕业的上班族中并不少见。他很可能得
了神经官能症。这种病主要是巨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其症状为肠胃不和、失眠和头痛。患了神经官能症的病人，不但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还需要服用一些调节神经的药物。这种病是一个人心理脆弱的表现。虽然治疗是有效的，但是心理疾病还是应该以预防为主。现在的大学生中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生活比较舒适，没有吃过苦，而且在升学上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有些人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也不懂得为人处世之道。他们一旦走入新的环境，难以一下子适应，就会陷入一种迷惘状态而不知所措。这种迷惘又会使他们产生焦躁和不安。许多心理脆弱的学生性格内向，而且与社会接触少。对他们的心理疾病如不及时治疗，将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有些人甚至会丧失良好的就业机会。
大学生：看来，心理脆弱不利于大学生就业。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专家：大学生作为新生力量被接纳入企业，会变成新鲜血液，带来生气。如果企业领导人能
用精神的甘露去浇灌学生脆弱的心灵 第3篇
关键词：班主任工作；后进生；转化
中图分类号：G6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108-01
后进生是每所学校、每个班级都有的一个群体，后进生的转化问题一直以来是令班主任和科任老师都感到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要想把这个工作做好，需要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不断探索更好的方式方法，积累更多的施教经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就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常常反思和思考，对学生有信心、爱心、耐心，用精神的甘露去浇灌学生纯真稚嫩而又脆弱的心灵，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以下是几点经验谈，供同仁们参考。
一、做学生的朋友
班主任是学生在学校中接触最多的教职员工，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长辈，生活中的良友。因此班主任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十分巨大。在生活中，班主任扮演着学生好友的角色。由于中学生还没有摆脱孩子爱玩儿的天性，大多喜欢玩乐，同时自控能力较差，很容易沉迷于游戏中，对学习造成不良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班主任可以了解学生在生活中的情况，对学生出现的不良现象进行及时的纠正，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可以和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做学生的朋友或知心人，这样有利于班主任的教学工作的开展。
二、提高班主任的专业水平
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良好，就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因此学生不仅可以在课余时间与班主任一起娱乐，也可以从班主任身上学到许多知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提高班主任的专业水平。在提高班主任的专业水平方面，首先需要学校在班主任的选拔方面提高任选班主任的“门槛”，在选拔班主任的过程中，需要选拔专业水平过硬，并且工作认真负责的班主任， 当选的班主任不仅需要有较高的制度管理水平，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心理技巧技巧，让学生不仅“口服”，同时“心服”，甚至可以成为学生的偶像。这样，班主任才能更加方便的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保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正视后进生的错误，给予适当的鼓励
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后进生的转化工作，需要先让后进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树立做个受人喜欢的人的思想。比如，我班有个女生学习成绩差，有几次她不交作业，我便在课余的时侯约她在校园里走走，而不是在办公室内，我很随和的问她为什么不爱学习呢？她低着头并不作声，我又接着问：“能告诉我为什么不交作业的原因吗？”她说：“有一些题目我不会，自己书写也不怎么工整……。”我看她说话了便鼓励性的拍拍她的肩膀她说：“你看你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说明你是一个勇于认识错误的孩子，你觉得怎么做才好呢？”她说：“我不知道的我应该问老师，或者问同学。”我很欣慰的说：“那你答应老师要说到做到哦，老师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从这些事开始改变自己。”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每当她取得进步的时候，我都在班上大力表扬。当有同学不理解她，甚至鄙视她时，我总是为她排忧解困，甚至为她据理力争。每当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关爱时，她都会努力去学习，努力去改正自己的缺点，用行动感谢我对她的帮助。慢慢地，同学们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她自己也变得自信了，上课能大胆举手发言，成绩也进步了。
现在的学生独生子女人数不是少数。正是个缘故，父母对孩子寄予的期望往往高得近乎苛刻，就好比眼里揉不进顶点沙子一样，不允许尚处于懵懂时期的孩子有半点的瑕疵，一旦孩子出现一些生活或学习上的小毛病便如临大敌。雨果曾说过：“尽可能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上的一切都是免不了错误的。”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言行失当或者做恶作剧自娱，都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大可不必过于紧张而着急去纠正，要徐徐善诱，耐心引导，及时鼓励，做孩子成功道路上的引路人。
四、注重后进生的“第一次”错误，因材施教，动之以情
研究表明：学生第一次犯错误时要求改正的心理愿望和决心最大，而第一次受批评时的心理承受力最小的。因此，在工作中要特別注意观察，及时发现学生的“第一次”违纪，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和适当的处理，使其能下决心立刻改正，以求事半功倍。同时，对于学生的第一次犯错教师必须给予适当的批评教育，让他从此不再犯错。
比起其他学生，后进生更需要老师的细心呵护，关怀体贴，理解尊重，其实，他们的内心更脆弱，平时，我们应细心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在各方面帮助他们，使他们逐步消除对学习的恐惧和与老师、同学之间的隔阂，激发他们进行自我竞争的动机。我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他们呆在一起，谈一些他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电脑、体育、游戏、好听的歌等等。听一听他们的想法、要求、希望以及内心的“小秘密”。“亲其师”就会“信其道”，久而久之，他们就感到老师是爱他们的，是真心帮助他们的，是为了他们好，自己不能让老师失望。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自然会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
五、为后进生创设展示个性风采的机会，帮他们找回自尊和自信
脆弱的中小学生 第4篇
脆弱性概念起源于对自然灾害问题的研究。在地学研究领域, Timmerman P.于1981年第一次使用了脆弱性概念。在经济学研究领域, Hyman P Minsky在1982年系统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 认为金融脆弱性是由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在社会学领域, 脆弱性研究主要体现反贫困以及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目前, 脆弱性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领域。随着脆弱性科学地位的逐步确立, 有关脆弱性问题的研究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回顾国内外研究文献, 脆弱性概念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认识, 主要有以下五种界定:[1]其一, 脆弱性是暴露于不利影响或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其二, 脆弱性是遭受不利影响损害或威胁的程度;其三, 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其四, 脆弱性是一种概念的集合 (包括:风险、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等) ;其五, 脆弱性是由于系统对扰动的敏感性和缺乏抵抗力而造成的系统结构和功能容易发生改变的一种属性。从以上五种界定来看, 第一种界定与风险类似;第二种界定强调了系统面对扰动的结果;第三种界定强调了系统的应对能力和抵抗力, 而应对能力和抵抗力是脆弱性的表征, 不是脆弱性本质。第四种界定则是强调了脆弱性的表征;第五种界定从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功能角度来分析脆弱性, 这一概念界定较为准确, 但也有一定缺陷。因此, 有必要对脆弱性概念进行更进一步分析。
从字面上来看, 脆弱性由两个核心字构成, 即“脆”和“弱”, 脆即易碎, 弱指抵抗力差。脆弱性是指由个体、组织、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特征决定的, 由于其对内外风险扰动的敏感性高、抵抗能力差和弹性小而容易在内外风险冲击中失去其系统原有结构、状态、存在形式及其功能的一种属性或不稳定状态。这种属性或状态是由其内部特征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系统特征, 内外部风险扰动或人为的行为对系统脆弱性程度具有放大或缩小作用, 并是影响系统脆弱性属性显性化的直接原因, 但不是决定因素。
脆弱性不是一个显性的特征, 而是隐显于其载体之内, 其显性化是保障、风险与暴露的函数。脆弱性是一个相对概念, 敏感性高、抵抗能力差和恢复能力低, 是脆弱性事物的显著表征。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其动态性表现在系统脆弱性程度会随着系统内部结构和特征的改变而改变, 具体来说就是指脆弱性物体可以通过其自身或人为因素改变其内部结构和其对外界风险的暴露形式, 而改变其脆弱性程度和增加其抵抗风险的能力, 最终使得脆弱性对象表现出较低脆弱性的特征, 增加系统的稳定性。一个系统在此时刻脆弱性较低, 但在彼时刻, 由于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脆弱性可能更高。正如世界银行所说“脆弱性人人都有, 甚至薪俸优厚的公务员也很脆弱, 他们也会失去工作并陷入贫困之中。”正是脆弱性的动态性, 才使得脆弱性研究具有了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脆弱性分析维度及其框架
维度是一种视角, 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 是一种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脆弱性分析维度, 是指认识和了解脆弱性本质的一种视角, 反应脆弱性问题的一个方面。脆弱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Lydia Feito认为, 脆弱性至少有两个维度, 即人类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 前者是指人类内在的脆弱性条件, 后者是指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所导致的敏感性的增加, 产生了脆弱性空间和脆弱性人口。脆弱性分析维度是构建脆弱性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素。
农民养老问题实质上是农村老人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问题, 因此, 脆弱性在反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方面上的应用, 一定程度上为解释农民养老脆弱性提供了较好的借鉴。1995年,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提出关于农村人口脆弱性的分析框架, 该框架从风险因素、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村人口的脆弱性问题。Dercon构建了一个风险和脆弱性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农户的各类资源、收入、消费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很好地纳入一个体系之中。李小云等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 (DFID) 提出的可持续农户生计框架, 利用Sharp在非洲开展的关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 从农户所拥有的五大类生计资产角度, 通过将生计资产指标化, 勾画出农户生计资产的总体水平, 藉以说明农户的脆弱性程度。[2]
农民养老的多维度性和多层面性, 决定了农民养老不是一个个体的研究对象, 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一般来说, 农民养老涉及到经济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精神关怀等各个层面, 农民养老的实现需要农民自身、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而这种共同努力的载体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所形成的农民养老保障网, 保障网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决定了农民养老脆弱性的高低, 而农民养老脆弱性显性化则是这种保障网的保障能力与养老风险博弈结果的表现形式。基于此, 本文认为, 农民养老脆弱性可以由农民的人口学特征维度、家庭特征维度、保障体系特征维度以及社会转型特征维度等构建的一个反应农民养老风险敏感性高、抵抗力差和恢复力低的一种综合分析框架加以分析。
三、农民养老脆弱性及其来源
基于前面关于脆弱性概念的界定, 农民养老脆弱性是指由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保障体系特征等因素决定的农民老年生活极易在内部风险冲击或外界风险扰动下而遭受福利损失或陷入养老困境的一种属性或不稳定状态。这种属性或不稳定状态的基本特征包括:农民养老保障的低水平, 应对社会风险的低能力;正常老年生活容易陷入困境, 在风险冲击中不借助外力辅助;难以从受损的状态中恢复等。
农民养老既可指一种生活状态, 也可指一种社会经济甚至文化行为, 还可以称之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一种生存状态, 农民养老具有静态性特征, 而作为一种行为或系统工程, 农民养老则具有动态性。静态性的农民养老脆弱性是指农民的这种低保障水平的生存或生活状态, 极易被内外界细微的扰动而失去既有的平衡, 甚至陷入生存的困境。也即农民生活或养老“处于‘水深及颈’的状态, 任何‘细微的波澜’都可能使其陷入灭顶之灾。”作为一种动态的农民养老脆弱性, 指的则是农民养老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更多的体现在农民的养老条件、养老基础、养老能力以及养老环境等的动态发展, 从观察的情况来看, 这种农民养老的动态变化, 虽然有有利的方面, 比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等,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但是, 大多数变化是向不利于农民老有所养的方向发展的, 这种发展趋势加剧了农民养老脆弱性。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个人特征因素。从人口学特征来看, 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民族、婚姻状况等, 而首先表现为年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改善和科技进步等, 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 老龄化、高龄化现象日益增多, 农村表现得更甚。从抗风险的能力来说, 年龄越大抵抗力越差, 养老脆弱性就越高。文化程度对农民养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水平和增收能力呈正相关, 而与养老脆弱性呈负相关。同时, 更高的教育水平使农户能更敏感地预期可能发生的收人波动风险。而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农村老年人口的文盲率更高。2000年中国约有50%的60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 老年人各年龄组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 农村比城市平均低3年。从性别结构来看, 性别差异也可能是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一个原因, 一般来说, 老年女性比男性更加脆弱, 尤其是在高龄阶段, 而高龄阶段一般女性老人要多于男性老人。婚姻状况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也影响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照料问题, 独居老人比偶居老人面临着更高的养老脆弱性, 这给农村丧偶独居老人养老带了很大困难。民族差别也可能是影响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一个原因, 如果从整体上看,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往往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农民的脆弱性也就会越高。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家庭特征因素。作为一种家庭单位的社会经济行为, 农民养老脆弱性程度的高低, 受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 农村家庭拥有的资源总量对农民养老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使农村家庭养老资源在整体上出现了减少的趋势, 加大了农民养老的脆弱性。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家庭规模缩小, 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明显。根据“五普”数据, 1982年我国家户均人口是4.41人, 到2003年减少为3.38人。从城乡差别来看, 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幅度大于城镇。[3]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乡村平均家庭规模变为3.27人。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家庭收入潜力的降低, 家庭保障能力下降。二是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核心家庭是指只有一对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家庭结构形式。当核心家庭比例达到较高水平, 成为社会中的主导家庭类型时, 则称之为家庭核心化, 据此而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或中后期, 中国多数农村家庭核心化已经实现。[4]从成因讲, 家庭核心化受两个因素的直接影响, 即少子化和代际分离;从表现形式上看, 其典型形式即家庭空巢化。因此, 在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前提下, 家庭核心化导致农村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的下降, 增加了农民养老脆弱性。三是家庭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农民养老脆弱性不仅受个人文化程度的影响, 作为一种家庭单位的社会经济行为, 家庭其他成员的教育水平可能与老年人个人的教育水平同样重要, 甚至比其更重要。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 年两次抽样调查, 农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比重仍占总数的8.5%, 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 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 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9%,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农村家庭成员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对农民养老脆弱性具有重要影响。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保障体系因素。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可从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来分析。传统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土地保障、家庭保障、集体保障以及社会救助等;现代养老保障体系加进了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服务体系及救济制度的规范化等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传统养老保障能力出现了弱化, 尤其是家庭保障, 而现代养老保障体系仍处于低水平的试点阶段, 甚至很多保障项目仍是空白, 如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从土地保障角度看, 土地一直承担着农民一部分生活保障职能, 这对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有其积极意义。在传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社会, 生活水平较低, 人均寿命较短, 农业生产基本是靠天农业, 土地确实能够起到很强的生活保障作用。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 土地的保障作用正在迅速削弱, 这表现在土地数量减少、土地收入占家庭收入趋少、土地的生产效益低以及不同程度的土地闲置等。家庭保障是农民养老的重要支撑, 但正如万克德教授所说, 在当前家庭经济收入偏低、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户主地位下降、农村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落后以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与年轻人碰撞的背景下, 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集体保障的实现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连。家庭联产承包制使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集体保障能力大幅下降。特别是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 村提留等没有了, 农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就更少。目前除一些乡镇企业分布较多、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 集体组织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外, 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集体保障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 主要是新农合、新农保和社会救助, 其他保险项目仍是空白。新农合从2003年以来, 截止到2008年覆盖面达到了86%以上, 但新农合整体报销比例偏低, 平均住院补偿比例基本在30%左右, 并且存在明显的“以药养医”导致的药价虚高问题。旧农保制度覆盖面, 一直徘徊在5378万人左右, 月均养老金仅约3.5元。而新农保2009年才刚开始试点, 且基础养老金只有50元左右, 这样的保障水平, 如何保障农民的老年生活。2007年享受低保人口3000万, 但若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 则覆盖面不足30%。农村低保实行差额补助, 2006年人均月领只有33.2元。截至2006年, 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标准1691元, 集中供养标准2229元, 而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04元,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829.02元, 集中供养标准仅占前者的62.14%, 占后者的78.79%。农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低水平, 是农民养老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社会转型因素。根据社会转型的定义, 传统与现代社会区别体现在:一是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前者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后者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二是社会基础产业不同。前者以农业为主, 后者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三是社会劳动方式不同。前者以手工劳动为主, 后者以自动化生产为主;四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不同。前者以自然特征进行劳动分工, 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程度较低, 后者是复杂的劳动分工, 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程度高;五是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不同。前者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关系, 家庭承担着多方面的功能, 后者是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 家庭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六是社会主要活动场所不同。前者在乡村社区, 后者在城市社区;七是社会开放程度不同。前者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 后者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及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而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八是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不同。前者是家长制管理, 后者是科层制管理。[5]社会转型对农民养老脆弱性的影响内嵌于上述主要方面的转变之中。具体而言,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使农民养老面临着自然和市场两种风险;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不仅导致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城市迁居趋向, 还带来农村大量耕地的非农化使用, 加深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 减少了农民的土地保障和服务保障的资源;劳动方式的转变, 使得农村劳动力过渡剩余, 目前尚有1亿左右的富有劳动力。在不能有效转移的条件下, 就变成了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使农民家庭养老保障能力降低, 家庭功能的社会化转移又带来了农民养老成本的大幅度提高;社会活动场所由乡村像城市的转移, 加剧了农民的代际分离趋势, 增加了农民的养老风险, 尤其是非经济养老风险问题;社会开放扩大, 带来了农民养老观念的转变, 使得农民养老的孝道文化约束降低, 增加了农民养老的不确定性;家长制管理方式向科层制管理方式的转变, 使得家长对于养老资源的控制力降低, 使农村老人无所积蓄、身含多病的进入老年时期;传统与现代社会管理基础和方式的变迁, 弱化了中国特色传统保障。
四、研究结论与思考
从本文的分析不难看出, 农民养老脆弱性分析框架实质上是农民养老保障与风险的博弈模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农民养老的可及性资源有趋向减少的趋势, 这从农民养老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特征中得以验证, 而农民养老风险的增加, 正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断得到强化。在农民养老资源趋向减少, 而农民养老风险趋向增加的背景下, 农民养老的脆弱性是一个不难断言的明显特征, 而这种脆弱性特征隐含着农民的养老风险以及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农民养老脆弱性作为一种由内外保障决定的并受风险影响的系统属性。一方面, 农民传统养老保障的保障能力的下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 其中生活照料保障能力和精神慰藉保障能力以及心理关怀供给能力的下降, 表现的更加明显。而现代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处在缓慢的试点阶段, 即使已经开始试点的地区, 农民基础养老金也只有不到60元的保障水平, 对于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基本生活成本已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每个月每人55元的基础养老金其实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保障。另一方面, 风险的客观存在和日益累积, 不会因为农民养老保障资源的有限性而转移, 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日益临近, 农民养老风险正日益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倾向。因此, 立足城乡统筹的视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如何加快建立健全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 以解决农民的养老风险, 实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将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 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重视、研究和支持。
摘要：本文分析了目前关于脆弱性概念的五种界定及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并给出脆弱性概念的进一步补充和解释。借鉴世界粮食计划署 (W FP) 、英国国际发展署 (DF ID) 、D ercon以及Sharp等提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 把农民养老看成一个“系统”工程, 构建了以农民养老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保障体系特征因素以及社会转型特征因素等为维度构成的农民养老脆弱性分析框架, 并据此对当前我国农民养老的脆弱性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
关键词：分析维度,分析框架,农民养老脆弱性
参考文献
(1) 李鹤, 张平宇, 程叶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J].地理科学进展, 2008, (02) .
(2) 李小云, 董强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04) .
(3) 周莹等.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06, 05) .
(4) 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 2007, (05) .
脆弱的心灵诗歌 第5篇
不去读她的眼睛
不要轻易的以为
那是一个微笑给的
只是，给自己的承诺
美丽的.都市
我害怕寒冷，还是害怕清醒
我想哪有多美
在无悔的青春里与你相遇
如果
眼睛里载着阳光
海风摇起了铃铛
未开的门
主人迎来未见的人
最美的心
火焰存在在融化的冰雪里
赏樱花如雪下，多美
听钟声回荡
尽是悲鸣
在忙忙碌碌的人海
日日夜夜的活在这个世界
最美的不总是回忆
抬头便知的距离
兑换不了一个完整的未来
一生
渐渐的习惯了
海的声音
悄悄的藏起了
喧哗过后的宁静
吹来了
我们脆弱的婚姻 第6篇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针对婚前贷款买房、婚后父母为子女买房、夫妻之间赠予房产等问题做出解释。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夫妻随即考虑房产署两人的名，一些地方则趁机出台“加名税”，被人们斥为“趁火打劫”。9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叫停“加名税”，没有了几万元的交税负担，更多夫妻拥进“加名潮”中。
在法律上，明确财产归属很正常，可减少婚变时的产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对房产归属作出规定，也是因为类似纠纷越来越多。然而，这条司法解释带来争议，说明它多多少少戳到了财产归属这个婚姻的痛处，让人觉得这个时代的婚姻变得十分脆弱。
婚姻脆弱与否，关键看感情。维系感情的绝不是几处房产，而是丰富的婚姻内容。这个内容，有彼此的恩爱，也有时代的内涵。
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他们的婚姻称得上现存“最古老”的婚姻。他们成婚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还未完全消除，不少人却已经开始自由选择。婚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炮火纷飞、颠沛流离，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饥饿贫寒，都构成了对婚姻的严峻考验。虽然也有人在动荡中“划清界限”，但更多人还是相依为命。这样的婚姻，是用血泪、生死、苦难这些最深沉的东西夯实的。
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婚姻的坎坷明显减少了。改革开放后，他们急需让日子温饱起来，你支持我的工作，我当好你的“后勤”，一起为改善家庭生活努力，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婚姻。即使后来有了“外面的诱惑”，面临“婚姻围城”，但他们自幼目睹了上一代人对家庭的忠诚，“感情为重”在他们心中还是占有压倒性优势。
随后，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结婚时已经不再为生活发愁，有大把时间和足够的条件，琢磨“爱情是什么”这些务虚的玩意儿，婚外情、多角恋在这个年代已不新鲜。但他们同样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婚姻。“心跳可以玩，家庭不能散”，“离婚是伤筋动骨的折騰”，是不少人典型的婚姻心态。
等“80后”、“90后”到了适婚年龄时，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近10年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彻底解构了婚姻观。婚姻走进了“理财时代”，物质成了绕不开的话题。加上文艺作品的宣传，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不配有一个现代的婚姻，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共识。
审视几代人的婚姻，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夫妻“同甘”越来越多，“共苦”越来越少。这固然是好事，但苦难常常是感情的试金石，缺少了它，人们很难看到在生死关头、抉择时刻“另一半”的表现，很难体察婚姻中的忘我情怀。
更为紧要的，现代生活正以一种隐形方式侵蚀着婚姻基础。城市里，夫妻俩“朝九晚五”，见面的时间没同事多，吃饭的次数没客户多。农村中，大量男性外出务工，大批妇女“闲置”。年复一年，忽然抬头，我们的枕边人多少成了陌生人；曾有的真感情也“空心化”。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感叹，过去5年中国离婚数年增长率为7%，与GDP的增速几乎一致。当然，这可不是“中国特色”：从二战结束到1979年，美国经济迅速繁荣，离婚率也节节攀升，曾达到50%的历史最高值。问题是，在经历了那段婚姻脆弱的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反思，重塑婚姻、家庭和道德观念，近20年维持了低离婚率。我们当代的婚姻，又如何能走出物质困境，重新找到深厚的感情基础呢？
试论导游职业的脆弱性 第7篇
关键词：导游,脆弱,恶性竞争
1 导游行业现状
1.1 导游离职率高
离职率是衡量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流动状况的重要指标。员工流入就是被雇佣,员工流出就是离职。保持一定的员工流动可使企业优胜劣汰,呈现一种竞争态势、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加创新意识。离职率过高,一般表明从业人员的情绪波动较大、劳资关系存在较严重的矛盾。我国自1989年开始进行导游资格考试,每年入行的导游以五位数的数量增加,同时又有三位数的人员在退出着。导游行业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流动性大、从业时间短,很多人才转向其他行业,呈现出一种高离职率的势态。导游离职转向其他行业从更广泛的领域来看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导游离职率过高、转行过于频繁的确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成为各旅行社最为头痛的问题,同时严重制约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1.2 职业认同感低
首先,行内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导游社会地位低、对职业缺乏自豪感和认同感。同时导游拿回扣、欺诈游客的现象屡见报端,严重降低了导游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使得游客还没见到导游即对其存有一种不信任甚至戒备的心理。其次,导游本身的工作决定了其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旅行社经理、旅游车司机、其他导游或领队、餐饮企业与商店等。这些人层次不同、利益不同,关系错综复杂,导游夹于其中,备受制约,备感困扰。导致众多导游对于自己的职业满意度不高、倦怠感增加,部分导游对待游客态度冷漠,工作情绪低落,抱怨不断,没有几个想把导游作为终身职业。
1.3 整体年轻化
目前的导游队伍中30岁以下的占到七成,其中21-30岁年龄段的将近占到六成。导游队伍以青年为主力军,导致整体心理状态不稳定、经验不足、把握局面的能力较低。
1.4 工作十分辛苦
导游职业是脑体结合紧密的工种。导游要负责安排协调整个旅游团的吃住行游购娱,既要动脑,又要动脚,环节较多,不容出错。同时,旅游活动的季节性,使得越是节假日导游越忙碌,在别人团聚的时候,他们还要出门带团。许多年轻人做导游之初并不了解导游需要起早摸黑、披星戴月,而是片面地以为导游既能赚钱、又能免费“游山玩水”,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真正开始工作才发现当初想法的幼稚。当然团队运行顺利时也会有“游山玩水”的心情,可是一旦旅途中遭遇突发事件或一些特殊状况时,别说“游山玩水”的心情没了,“跋山涉水”甚至“穷山恶水”全都会扑面而来,令许多导游难以招架、大呼后悔。
2 现状形成原因
2.1 门槛过低
旅行社过多,管理部门对于挂靠旅行社和黑社、黑导喊得多、打得少,整个旅游市场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同时,虽然国家制订了《导游管理条例》,但是“放下锄头做导游”的低准入形态仍然造成了导游从业人员过多、导游素质良莠不齐的状况,这些因素直接牵涉到旅游服务质量,在社会上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也严重影响了导游的收入。
2.2 行业恶性竞争“零、负团费”现象时有出现。一些旅行社为
了争夺客源,纷纷采用降价这一低级而又直接的竞争手段,有的甚至不但不收取费用,还以各种方式对旅客进行奖励和补贴,即常说的“零、负团费”。正规旅行社为应付这种恶性竞争,不得不也以低价相迎。这种低于成本的、恶性的削价竞争只会严重扰乱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大幅降低旅游质量,使旅游市场环境趋于恶化,与“朝阳产业”的产业特征背道而驰。
另外,旅游市场上一些鱼龙混杂的无证导游也破坏了整个导游行业的形象,使得游客对导游也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认为导游只会宰客,坑蒙拐骗,无计不施,眼里只有一个“钱”字,导游受尊重的程度不高,导游地位自然得不到提升。
2.3 收入不稳定
首先,旅行社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所以除了几个大社之外,各家旅行社的导游只有少部分是专职的,大多都是兼职。大部分导游都没有工资,固定的收入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而是用“低保障、高激励”的方式鼓励导游创收。微薄的基本工资、出团费和无法获得国家认可的回扣再加上几乎没有多少或者干脆没有的小费就是我国多数导游的收入构成。其次,旅游的季节性导致导游工作量分布极不均匀,旺季时劳动强度很大,经常超负荷工作,淡季时几乎没有收入。特别对于挂靠在导游服务中心属于旅行社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的导游,这种问题更加突出。第三,有的导游要在带团前向旅行社缴纳获得一个团的“人头费”。赚到钱还好,一旦赚不到钱甚至亏本,导游岂肯善罢甘休,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质量问题和投诉。
以上这些因素不仅造成了导游经济收入方面季节波动很大,而且导致导游对企业和行业缺乏归属感、没有忠诚度。
2.4 前途不光明
由于旅行社导游的收入与导游级别并不挂钩,多数导游宁愿将经历与时间花在研究如何带团挣钱上,而不去参加考试达到更高级别。导致导游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特别突出,持导游资格证和初级导游证的人占绝大多数,中高特级导游比例偏低。而且我国的导游级别评定体制还不完善。同时我国旅行社组织结构与其他单位有所不同、层次扁平、结构简单,这也造成导游在公司内部晋升难。加之导游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水平的降低和健康的担忧,导游对于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各种保险保障越发重视,不论经济还是心理上都需要社会保障的支持,可目前这样的体系无法给导游提供社会保障,导致导游的安全感比较低,前途极不光明。
从小说《蝇王》中透视文明的脆弱 第8篇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 借助离奇的故事情节, 从现实的视角反映了文明的脆弱。故事描述的是在未来的一场战争中, 一群6岁到12岁的孩子乘飞机从英国本土疏散。途中不幸遭遇飞机失事, 幸存下来的孩子们被困在一个荒岛上。孩子们开始的时候, 努力维持文明秩序、希望重返文明社会, 后来逐渐分裂出一群热衷杀戮的孩子, 他们丧失理性、抛弃文明、野蛮残杀。最后, 小岛上的文明丧失殆尽。该文将从小说中文明的背景、社会的主体以及文明被摧残的原因三个方面来阐述小说中所折射出的文明的脆弱。
1《蝇王》中的文明背景-荒岛
小说《蝇王》选取了与世隔绝的荒岛作为独特的故事背景, 这在文学历史上并不罕见。最早以荒岛做背景的故事是伊本·图菲利 (Ibn Tufail, 1105年─1185年) 所撰的Philosophus Autodidactus和后来伊本·阿尔-纳菲 (Ibn al-Nafis, 1213年─1288年) 的Theologus Autodidactus。作为岛国, 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对荒岛文学情有独钟。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就是最著名的荒岛长篇小说之一。其他著名的荒岛小说还有《珊瑚岛》 (The Coral Island) 、和《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等。
荒岛这一特殊的故事背景能突出地表现人类的本质。因为荒岛往往地处僻远, 无人居住, 与世隔绝, 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真空环境, 没有任何既成的制度和关系的约束, 从而更容易把故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荒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人类的代表, 体现着人性的不同方面。用荒岛作背景, 是为了通过主人公在这种环境下的作为, 集中精练地表现人类面临的处境和问题, 从而展示人类的本质。远离人间烟火的荒岛, 体现出的是深刻的现实意义[1], 也承载着作者对人性的思考, 折射出的是文明返璞归真的状态。
2《蝇王》中社会的主体-儿童
故事中的所描述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一群由于战争被困荒岛的孩子, 最大的12岁, 最小的仅6岁。作者选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作为故事的主人公, 因为他们还未成年, 没有较成熟的思想, 还不太谙熟成人世界的文明。在没有法律和文明的管束下, 他们内在的人性本质就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都体现着人性的不同方面。
2.1 拉尔夫——文明的代表
拉尔夫身上体现着人性中的文明。他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孩子, 有良好的修养和领导能力。在荒岛生活中, 他以海螺号召和组织大家, 他手中的海螺成为权威的象征物;他安排杰克带领孩子们打猎, 以解决食物问题;他带领孩子们在海滨搭建草屋, 又解决了住宿的问题。他努力建立有效的规章制度, 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组织制度的缩影。他是岛上文明制度的组织者和维护者。除此之外, 他还主张维持火堆, 向外界求助, 这体现出他重返文明社会的渴望。
但他拥有的文明的力量却是幼稚和局限的。在对野兽的恐惧面前, 拉尔夫不去调查研究, 却采取“选举”的方法投票决定是否有野兽, 这是对民主的戏弄, 也是对文明的误解。同时, 拉尔夫内心深处也有阴暗和软弱的一面。西蒙的死, 部分归因于拉尔夫内心潜藏着的黑暗和野性;猪崽的死暴露出拉尔夫的无能为力。就连最有权威的文明代言人也不能正确行使文明的力量, 不能控制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对野蛮和暴力, 理性和文明显得软弱无力。
2.2 西蒙——美德与理性的代表
西蒙这个角色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他是美德与理性的象征。他具有善良的心灵, 敏锐的洞察力, 聪明的头脑, 但同时承载这些美德与理性的确实一个虚弱多病的身体。这一点, 也暗示着美德与真理在野蛮面前不堪一击。
西蒙的身上体现着人性中的美德。他慷慨无私, 在食物匮乏的荒岛上, 他摘野果分给孩子们吃;他同情弱者, 当猪崽的眼镜被杰克打飞时, 他毫不犹豫地帮他找到眼镜;他勇于牺牲, 他明知说出“野兽”的真相会有生命危险, 为了真理他还是仗义执言。
西蒙能够以理性的眼光看到问题的本质。是西蒙最初认识到“野兽就在我们自己身上[2]”。他不惜生命代价说出“野兽”的真相, 是因为他清楚只有让大家知道真相才能消除恐慌, 从而组织起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
西蒙代表了人性中的美德和维系文明社会关系的理性, 可是当西蒙说出真理时, 他被疯狂的孩子们厮杀了。西蒙的死, 犹如支撑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理性被抽掉了, 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
2.3 杰克——野性的代表
作为野性的代表, 杰克有领导才能, 浑身充满自然的力量。在涂料和面具的掩护下, 他具有更加自信的个性。他热衷于猎杀和屠宰野猪, 这是他的野兽本性的充分表现。他领导孩子们“猎野猪”和“跳狂舞”的活动有效地满足了他们野性发作的内在饥渴。正如戈尔丁所言:“他们醉心于享受征服的快感与杀戮的乐趣,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结果其生命时感到就像喝了一大杯美酒一样醇香[2]。”随着野性的扩张, 他居然把自己的同伴也转变成猎杀的对象, 在他的影响下, 这种暴力杀戮在孩子中蔓延扩散开来。他们疯狂地厮杀了西蒙, 用巨石砸死了猪崽, 用熊熊烈火烧得拉尔夫无处藏身。
杰克是野性的典型代表。野性也同时潜伏于每个人内心深处, 是孩子们难以抗拒的诱惑。所以在杰克的召唤下, 孩子们内心深处的野性苏醒活跃起来, 一发不可收拾。杰克所代表的野性势力逐渐扩张, 最终占了统治地位。他的胜利, 就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3《蝇王》中文明被摧残的原因
小说的结尾, 荒岛上有组织的制度逐渐被野蛮吞噬, 整个小岛变成火海, 野蛮统治了一切。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文明以失败告终。文明被摧毁首先归因于其自身脆弱的一面;另外, 人们内心深处不可抗拒的邪恶与野蛮的力量是最终导致了文明毁灭的另一重要原因。
3.1 恶劣环境中文明与理性的脆弱
孩子们刚刚来到岛上时, 他们身上还保存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理性的残留。他们在拉尔夫的带领下, 试图维持文明的社会秩序。孩子们有组织地猎取食物, 搭建草屋, 并且在山上燃起明火作为求救的信号。这些都显现了孩子们身上的文明以及他们对重返文明社会的渴望。
但是在陌生的孤岛上,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 孩子们心中滋生的无助和恐惧使他们逐渐丧失了理性, 他们只能求助于自己内心深处强大的野性力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在无法战胜的神秘的自然面前, 孩子们逐渐抛弃了良好教养, 并且不再奢望回归文明, 丧失掉了最初的天真与善良[3]。文明与理性在不可战胜的自然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
3.2 人性深处的野蛮与邪恶的力量
“蝇王”即苍蝇之王, 源于希伯莱语Baalzebub。在《圣经》中“Baal”被当作“万恶之首”。在英语中, “蝇王”是污秽物之王, 也是丑恶灵魂的同义词。在小说里, 蝇王不只是象征着丑恶的悬挂着的猪头, 更代表的是人性最深层的黑暗面, 是无法避免的劣根性[4]。
邪恶就隐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恶劣的环境会唤起潜伏于内心的野性。当孩子们受到非理性狩猎乐趣的诱惑时, 代表文明的教育的影响逐渐衰退。人类文明的天性, 一旦失去了法规和文明的约束, 是非常脆弱的, 极易变得邪恶和野蛮[4]。
4 结束语
在《蝇王》里这座没有文明约束的荒岛上, 天真纯洁的孩子建设文明乌托邦的努力是徒劳的。拉尔夫所代表的文明与民主是有有限、不完善的;西蒙所代表的善良和理性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当杰克所代表的野蛮暴力横行时, 它所向披靡, 所有文明付之一炬。威廉·戈尔丁以寓言般的故事向人们昭示了在不可战胜的自然面前, 在人们内心的野性的召唤下, 文明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摘要：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描述的是一群被困于荒岛上的孩子们逐渐分裂成两派, 即代表文明、理性的一派与代表原始、野性的一派, 野蛮的一派最终战胜了文明的一派, 并使小岛上的文明付之一炬的故事。该文将从小说中文明的背景、社会的主体以及文明被摧毁的原因三个方面来阐述小说《蝇王》中所折射出的文明的脆弱。
关键词：蝇王,文明,理性,野性
参考文献
[1]朱彦.从《鲁滨逊漂流记》和《蝇王》看英国荒岛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元素[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09 (7) .
[2]威廉·戈尔丁.Lord of the Flies[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3]崔丽萍.论《蝇王》中的人性丧失[D].河北师范大学, 2008.
脆弱的器皿 第9篇
彻底的女性解放意味着违背男性为女性制订的行为准则，这同样也是对男性绝对权威的否定及享有与男性同等权利的要求。在男性集权的社会大背景之下，这个目的未免流于理想主义。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女权主义者却一直都在过高估计着自己的成就，自以为已经或正在为女性赢得平等的地位（而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平等却是难以达成的）。因此，在接近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女性解放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帮助女性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甚至可以这样说，女权运动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能够满足女性虚荣心的完美形式，女性可以籍此获得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权益却不一定会得到太大的改善。
一、性别的平衡与失衡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女性的社会角色得到了广泛的调整，女性从家庭内部走出来，得以实现其在家庭之外的价值。女性地位的改观是空前的，这一转变在二十世纪显得尤为剧烈。很显然，在同样勃兴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权的繁荣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现在看来，处于上个世纪之初的男性对女权飙升的不适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在性别上的优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敌意当然是在所难免，当时的男性作家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和不满。D·H·劳伦斯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集中代表了这种含蓄但决不需要着意掩饰的情绪。
在劳伦斯相当一部分小说中，女性似乎处于一种较有权势，并试图支配男性的地位上。《狐》里的班福德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她始终保持着不肯向男权妥协的强硬态度，直至死后，犹能继续干预急切渴望证明自身之强大的男主人公亨利的生活秩序，使得他纵然能够得到玛琦的心，却再也不能完整地占有她，二人终生都生活在班福德的阴影之下。在他的另一个中篇《公主》里，厄克特小姐的超然物外和支配欲几乎强烈到了接近变态的程度，她的自尊简直受不得一点抵触，对于不服从她的个人意志反而妄图统治她的男性罗姆罗，厄克特毫不留情地从肉体上毁灭了他。
劳伦斯当然不是要以这两个具有权势的女性形象证明，女性是优于男性的存在，恰恰相反，他所要验证的是，女性理应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是较之男性来说次一等的性别，想要脱离这个地位的女人的人生则是倾斜的。他不露声色地为这一类的女人安排了无比凶险的命运：在《狐》里，亨利巧妙地谋杀了威胁着他的班福德；而“公主”厄尔特小姐则终生生活在她性情古怪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罗姆罗的死只会成为她灵魂所负荷的另一重枷锁。
显而易见，处于强势的女性（班福德）是在自取灭亡，她最终会被郁郁不平的男性——“他”的形象将是必然出现的，不是亨利也会是另一个男人——杀死, 并剥夺她所掌握的权力；而像公主一样自以为拥有无上权力的女人，也仅仅是生活在男性阴影里的可怜虫，毫无自我管理的能力，一样要终身处于男性为其规定的秩序当中，她与其他女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她比她们更加虚荣，更加不情愿正视自己的命运。
劳伦斯意在指出，女人的出路在于把自己交给男人管理，先是父系秩序，然后转入夫系秩序，一切顺理成章。这种女性的角色交换在其短篇《你抚摸了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女性在这篇小说里被剥夺了自我发展的权利，女主人公玛蒂尔达别无选择地嫁给了父亲为其指定的丈夫——以养子身份出现的入侵者形象。与前两个女性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她本人没有经济上优势，为了她那朝不保夕的继承权，她是不能够离开父权和夫权统治的，否则，她的父亲，一个男权的忠实捍卫者，将会毫不留情地剥夺她（及其姊妹）的财产，转而留给他的养子，一个与之毫无血缘关系的男性。在此，保持男性权威的传统甚至重于血缘和亲情。劳伦斯再一次阐明：男权的中心地位历来是不可动摇的，女性的任务就是围绕着它并为它服务。马蒂尔达不是不想主持自己的命运，但是掌握着权力的父亲却蛮不讲理地把她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她的丈夫，她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被他们蔑视和侵犯，男性主宰一切的潜意识被婉转地表达出来。
劳伦斯的长篇小说素以注重寻求男女双方的某种平衡著称于世。但女性在他的这些作品里似乎依旧是被选择的对象，必然要承担更多的不快和压抑。有思想有个性的女人往往被描绘得不够善解人意，甚至干脆就是不可理喻的。她们追求自我发展的后果既表现为其个人对人际关系扭曲而紧张的理解，也使得她们的家庭内部趋于陌生化。久而久之，势必加重她们的焦虑和危机感，使其既难以承受，又无法解脱，只能以种种方式加以宣泄和补偿——而这只会让她们的不安和愤怒看上去更加极端。她们渴望得到来自男性的同情和理解，却未能获得预期的沟通，常常为此感到失落并深受伤害。
男性给予她们的尊重也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只会尊重她们做为“两性之一”的意义，认为她们生来就是要作为第二种性别，辅助他们，使他们的人生更为舒适，这才是她们的价值所在。在这样一种心态的引导之下，劳伦斯所强调的“两性平衡”当然不会是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而是有高有低的互补格局。而女性显然被安置在了弱势的一端，亦即女性必须成为弱势群体，假如女权和男权能够达到平等乃至超过男权，劳伦斯式的平衡即便在理论上也是难以和谐的。
在他的创作中，劳伦斯似乎一直都在试图寻找一个最优的范本，用以说明这个平衡的合理性，但女权的野心却远远超出了这一平衡所能够控制的程度，尽管是劳伦斯本人，在驾御这一平衡时也难免力不从心。他一厢情愿地虚构了一个理论的轮廓，内容却很难具有说服力。
二、性别的自认与迷失
现代女性时常不由自主地体现出男性化的性格特征——就这一现象本身来看，它的发展与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和女性的职业化程度是同方向的。在经济欠发达或女性较多从事家庭内部活动的地区，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在发达或女性职业化高地区，则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她们习惯从男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用男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成为“中性”或“偏男性”化的女性。
对于这部分女性来说，她们的女权道路通向的是性别的混淆和迷失，她们非但没能寻找到身为女性的自我，反而彻底地失掉了她，她被男性所同化，是生理上有别于男性，心理上有别于女性的“中间性别”或“另一性别”。诚如《第二性》所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性长久以来由于被迫地接受自己被塑造的方式而迷失自我。女性的概念是模糊的，不能离开男权体系独立存在。
现代女性常常会陷入两难的泥潭：不独立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懦弱可悲，如果她们幸福，则被视为寄生的花朵，如果不那么走运，自然就会有人跳出来“怒其不争”，但是无论如何，她们都是较为“女性”的或者说较容易被男权系统承认为“女性”的；追求独立的女性则很难得到同等程度的认可，随着职业的压力的增大，她们的自我归属感也会日益淡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社会对于女强人（这个名词本身就带有极明显的贬义）的态度，她们往往最不容易得到同情、怜悯和幸福，几乎是势必要失去一切人性温情的女人，因此也就很难说清她们成功究竟意味着一种代价，还是一种惩罚（无论如何，她们的成功都是被男性所嫉恨的）。正如同样不容易说明，现代女性是否就值得旧女性羡慕——男权对女权的压抑变得隐晦，也依然不会原谅女权的优势，女性变得更加不容易看清自我，她们固然不再是简单的形而上的女性，也未必就能说清女性的定位究竟应该如何。正基于此，中性或偏男性化的女性更容易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暗示，这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以这种方式接近权力。
捷克现实主义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恰好反映了当代女性的尴尬现状。他所着力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特丽莎和萨宾娜——集中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后期女权活动的进退两难。
身为人妻的特丽莎在婚姻生活中受到来自丈夫托马斯的压抑，她对在家庭中处于弱势感到不满和痛苦不堪。走向社会之后，却又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恐惧（具体表现为她对其他男性及他们所代表的强权的恐惧），她对托马斯的依赖也随之逝去，最终，两人一起维持着经过调整的相对平静的家庭生活 。
“萨宾娜没有选择一个作女人的命运。”虽然她在外表上具有女性的一切最优美的特征，她对女性这个概念的态度却是极其消极的，“在她看来，反抗自己生为女人是愚蠢的，骄傲于自己是女人亦然。”萨宾娜视生为女人为一种不可选择的命运，既不代表任何价值，也不代表任何意义，她是一个被抽空了女性思维的女人。她对女权满不在乎，对男权则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亲和态度。似乎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差异和探究这个差异的意义所在。
特丽莎在精神家园里体味到“奇异的快乐”，萨宾娜却寻找不到可以结束灵魂灼热的正确方式。米兰·昆德拉指出当代女性的存在状态，她们无论走到那里，都不可能脱离男权的辖制，她们的能力可以得到认可，地位也有所上升。但说到底，女性在男权社会只能寻找到心理平衡，而非两性平等。女性受到这样的警告：适可而止是最实惠的。像特丽萨一样随遇而安的女人总是享有更好一点的结果——尽管她变得强硬，却依然没有脱离弱势——米兰·昆德拉绕来绕去，又回到了有利于男权的立场上。对萨宾娜，作者即赞许她的“流亡精神”又不得不指出她只能是一个找不到归路的人，她缺少归属感，这不仅是由于她失去了家园，背叛了家庭的温情，更是因为她对性别的误认，她缺少一个女人应有的心态，也就不可能得到来自女性的抚慰，女性排斥她；而对男性而言，她只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她的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她的迷人，即物质的她，其次才是她的艺术，即精神的她。男性也不曾公正地评价她的价值。她只能在一种类似游戏的家庭生活中寻找失掉的尊严温情。
女性可以选择回避她性别的初始（亦即其本质）状态，通过另一性别的塑造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并最终享有与男性均等权利的目的。但是，她离寻求平等这个目标显然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她不是在追求平等而是在追求成为一个拥有权势的“男性”。对性别的塑造体现了女性对自我的认可程度，选择转向男性或中性的女性在潜意识里对自己的性别怀有很深的自卑，她想要通过否认男女的差距——而这个差距恰恰是必须被正视也是无法弥和的——以达到两性中被她认为更高的一性（即男性），以为女性转向男性是提高自身地位的有效途径。显而易见，这种方式是不可能彻底改变女性地位的，由一群蔑视女性的“女性”不可能解放女性。她们甚至较一般的女性更为软弱，更易于依附在男权周围，以致成为男权的一部分。
三、男性作家与女性形象
如何描述劳伦斯、米兰·昆德拉以及一切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她们被他们俯视。
大部分女性作家对女性的塑造往往穷于细枝末节的感受：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女权这个命题似乎并不重要，生命的感受才是最关键的。此外，即便是最为关注女性地位的女作家，也不可能在作品中注入最完整的女性思维，伍尔芙如此，波伏瓦亦然。而男性作家却倾向于更深刻的思考，他们需要树立男权在文学中的绝对中心，当然他们并非不歌颂女性的美德，只是它们必须有利于男权的统治地位。在男性作家的小说中反抗男权的女人不配享有好的命运，其结局要么是可耻的，要么是可悲的，有时甚至兼而有之。总之是应该是受到惩诫的反面形象。
男性作家，尽管年代不一、性格迥异，却一致认为已经赋予了女性足够的甚至过分的权力，女性不应该再要求更多。女性是不可能超越男性的，更不可能取而代之。在作品之外，女权同样是镜花水月。女性是脆弱的器皿，这或许是对女性命运最为恰当的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