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变动范文（精选11篇）
市场变动 第1篇
2月27日, 工信部结合前期LTE混合组网试验等情况, 根据相关企业申请, 依据《电信条例》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经过对申请企业财务能力、技术能力和运营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审查, 正式向中国联通和电信发放“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经营许可, 即FDD-LTE牌照。
TD-LTE发展的时间窗口
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3家运营商前后获得4G牌照, 意味着我国通信业已全面进入4G时代, 其中中国移动获发的是我国自主技术的TD-LTE, 中国联通和电信获发的则是国际上更为通行的FDD-LTE。而从TD-LTE和FDD-LTE两个牌照的先后发放时间点来看, 后者比前者晚了14个月, 这中间的时间差给予了自主技术的TD-LTE产业链足够的发展空间。
据统计, 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建成TD-LTE基站75.8万个, 发展4G用户1亿户, 发展速度超出行业预期, 对我国自主技术的TD-LTE在国际上打开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移动仍一马当先
14个月的时间, 是获发TD-LTE牌照的中国移动在4G部署上所具备的优势时间差。据悉, 截至2014年年底, 中国移动已经建成超过73万个TD-LED基站, 覆盖超过300个城市。因此, 尽管FDD牌照的下发对中国联通和电信来说是利好消息, 却仍难掩他们在4G市场上的颓势, “迎来4G市场的转机”一说更含有夸大成分。
资深电信分析师马继华分析表示, 中国联通和电信在未获发FDD牌照之前也在发力4G, 但无论是在基站建设上还是用户数上, 都同中国移动相差甚远。“这次获得FDD牌照, 只是给予了中国电信、联通合法性的认可, 未来他们同中国移动在4G市场上的差距还会拉大。”
4G资费下调成定局
目前有观点认为, 中国联通和电信既已获得4G牌照, 接下来极有可能发动价格战缩小与中国移动在4G市场上的差距。而事实上, 价格战只有在双方用户数相去不远的情况下才具有规模效应优势。这对于中国联通和电信而言, 把充足的资金用来打价格战, 还不如投入到4G的网络建设。即便三大运营商的4G资费价格战短期内难以挑起, 但由于4G市场有了更充分的竞争, 4G资费下降已是大势所趋。
虚拟运营商的发展契机
在另一层面上, 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这3家传统运营商获发4G牌照, 同时也意味着依托基础运营商网络开展移动转售业务的虚拟运营商也将借此逐步开启4G转售业务。
市场变动 第2篇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讯：
内容提要：我国电子式电能表制造由电子式标准数字电能表起步，从1971-1973 年开始率先研制成功了PS-4 型单相电子式标准数字功率电能表。
内容选自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智能电表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
1952 年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电能表制造厂--上海和成电器厂，并相继成立了多家电表厂，国产电能表全面进入电力工业生产第一线。全国统一设计了DD-
28、DD-86 型单相电能表和DS-86、DT-86 型等三相电能表，一直延续至今。
我国电子式电能表制造由电子式标准数字电能表起步，从1971-1973 年开始率先研制成功了PS-4 型单相电子式标准数字功率电能表。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集成电路的不断提高和优化，国产电能表逐渐达到同期的国外先进水平，取代进口同类标准电能表，并且国产标准表的售后服务更好，国内维修方便又及时，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近几年为保证居民基本的用电需求，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智能电能表应运而生。
市场变动 第3篇
关键词：利率；跨市场效应；似不相关模型；状态空间模型；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4-0063-06
Study on the Cross-market Effects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Based on
Time-varying Parameter State Space Model
LUO Ming-hua, TIAN Yi-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
Abstract:The impact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on stock and bond markets is one of the issu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focus on. This paper uses the cross-market information content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contained in order flow, constructs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model to test the cross-market effects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and builds the time-varying parameter state space model to present the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oss-market effects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terest rate changes cause the flight between stock market and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between stock market and corporate bond market, and risk contagion between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corporate bond market. Interest rate change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stock market through the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tock market through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The bond market and corporate bond market are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cross-market effects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Key words:interest rates; cross-market effects;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model; state space model; stock market; bond market
1 引言
近年来，利率变动与股票、债券市场的关系以及利率变动对股票、债券市场的影响效应等问题受到学术界、业界和政府管理层的广泛关注。其中，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是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是指利率变动引起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跨市场投资转移，以及利率变动产生的冲击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跨市场风险传染。研究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对利率变动跨市场效应及跨市场投资转移、风险传染内在机理的认识，规避利率变动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管理层制定合理的利率政策引导投资者的跨市场投资转移和规避利率风险传染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回顾了利率变动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利率变动跨市场效应（Cross-market Efects）实证分析，利用定单流蕴含利率变动的跨市场信息含量，构建似不相关（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简称SUR）模型检验了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刻画利率变动跨市场效应的时变特征。
2 文献回顾
已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利率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影响效应研究。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较早，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的研究可参见Bae［1］，Bomfim［2］，Guo［3］。这些学者研究了美国联邦利率和英国央行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认为普通股票收益率与利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ernanke和Kuttner［4］的研究发现，平均地，联邦基金利率未预期地下跌25个基点，股票价格指数将相应地上升1%。Chuliá等［5］研究了联邦基金利率变化对S&P500指数股票收益率、波动性和相关性影响的非对称效应，将利率变化冲击分解为正的和负的冲击，结果表明个股对利率的正负冲击反应不同，对正向冲击反应更强烈。Yin和Yang［6］检验了不同特征的上市银行股票对联邦基金利率变化的反应，检验结果显示联邦基金利率变动对大银行的影响效应比小银行更明显，依赖于非存款类资金来源和低资产负债率的银行对利率变动反应更强烈，而银行的业务活动对利率变动冲击反应不灵敏。在利率对债券市场影响的早期研究中，Sarno和Thornton［7］等认为利率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显著。Vic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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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究了利率期限结构与债券风险、收益率波动性的关系，认为债券的CAPM Beta、收益率波动性与名义利率的期限结构存在系统相关性，名义短期利率对已实现的债券CAPM Beta、收益率波动率具有预测作用，能解释债券Beta和收益率、波动率的时变性。Goyenko和Ukhov［9］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研究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在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非流动性影响时发现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将提高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非流动性，进而对收益率产生不利的冲击效应。
国内学者也对利率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益探讨，分析了利率变动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影响。张绍斌和齐中英［10］的研究结果表明，名义长期和短期利率、实际长期和短期利率都与股价指数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郭金龙和李文军［11］的实证结果显示利率变化与股指变动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利率变动的短期效应较小，而中期效应相对较大，这表明股市对利率变动信息的反应存在滞后性。董研等［12］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存贷款利率变动对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存贷款利率的提高使得债券收益率曲线在水平因素和倾斜因素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期收益率对存贷款利率的敏感程度要大于短期收益率。陈其安等［13］采用GARCH模型的实证结果发现，若不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利率变动对股市波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若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利率变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却不显著。何志刚和王鹏［14］利用脉冲相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发现利率的正向冲击将增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非流动性指标，降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了统计分析、回归模型、VAR模型等方法对利率与股票、债券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统计分析和回归模型只能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利率与股票、债券市场的关系。VAR模型虽然能分析利率变动对股票、债券市场的动态冲击，但是利用VAR模型进行分析，主要是建立固定参数模型。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受政策变化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正逐渐发生改变，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变量对利率政策等政策冲击的反应也越来越不固定，采用固定参数模型已经不能较好地刻画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此外，以上学者的研究都主要讨论了利率变动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市场内效应，而没有讨论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因此，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构建时变参数模型，研究利率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影响的时变性和动态效应，分析利率变动产生的跨市场效应。
3 利率变动跨市场效应实证分析
3.1 变量设计及数据来源
（1）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走势度量指标
本文选取2005年1月～2011年8月为研究样本区间。选取上证指数（000001）、上证国债指数（000012）和上证企债指数（000013）月收盘价数据代表股票、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市场的走势和变化。月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似不相关模型和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实证检验了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刻画了利率变动跨市场效应的时变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利率变动引起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市场之间的投资转移以及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利率变动的冲击具有明显的跨市场效应。同时，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呈现时变特征，利率变动冲击大小随时间而发生变动。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市场作为利率变动的传导渠道，将利率变动的信息传递到股票市场，进而产生跨市场效应。但是，利率变动通过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市场产生跨市场效应不同。利率变动通过国债市场产生了负向跨市场冲击，通过企业债市场产生了正向跨市场冲击。
针对利率变动对股票、国债和企业债市场产生的跨市场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的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利率调控政策建议：
（1）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利率调控政策
由于利率变动对股票、国债和企业债市场产生的跨市场效应不同，引起投资者在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市场之间的投资转移以及利率风险在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市场之间的传染。政府管理层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要密切关注利率变动的跨市场效应以及对不同市场的冲击效应，制定有针对性的利率调控政策，避免在调控一个市场时对另一个市场产生冲击。并根据利率变动的时变特征采取相机抉择的利率调控政策，在不同的时候以及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
（2）提高利率变动的弹性，充分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目前，我国实行利率管制政策，利率变动缺乏弹性。利率机制的作用和利率调控的效果并不理想。利率管制政策和行政性资金配置导致我国经济中存在利率软约束，进而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上利率传导机制失灵。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股票、国债和企业债是利率政策的有效传导渠道。因此，政府管理层在调控资本市场时，利率政策是一个较好的调控工具，应该提高利率变动的弹性，充分发挥利率传导机制，增强利率调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Bae. Interest rate changes and common stock return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visited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990, 13(1): 71-79.
［2］Bomfim. Pre-announcement effects, news effects, and volatility: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stock marke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3, 27(1): 133-151.
［3］Guo. Stock prices, firm size, and changes in the federal funds rate target［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4, 44(4): 48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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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ernanke, Kuttner. What explains the stock market’s reaction to federal reserve polic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3): 1221-1257.
［5］Chuliá, Martens, Dijk. The effects of federal funds target rate changes on S&P100 stock returns, volatilities and correlation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0, 34(4); 834-839.
［6］Yin H Y,Yang J W. Bank characteristics and stock reactions to federal funds rate target changes［R］.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 Working Paper, 2011.
［7］Sarno, Thornt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treasury bill rate
: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3, 27(6): 1079-1110.
［8］Viceira. Bond risk, bond return volatility, and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R］. HBS Finance Working Paper, 2007. 7-82.
［9］Goyenko, Ukhov. Stock and bond market liquidity: a long-ru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 44(1): 189-212.
［10］张绍斌,齐中英.中国利率水平与股价指数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0):95-98.
［11］郭金龙,李文军.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6):18-27.
［12］董研,张可,潘垚垚.存贷款利率水平提高对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影响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
5,19 (9):131-136.
［13］陈其安,张媛,刘星.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调控政策与股票市场波动性——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家,2010,(2):90-98.
［14］何志刚,王鹏.货币政策对股票和债券市场流动性影响的差异性研究［J］.财贸研究,2011,(2):99-106.
［15］Evans, Lyons. Order flow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1): 170-180.
［16］Underwood. The cross-market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ck and bond order flow［J］.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2009, 12(2): 268-289.
［17］谭地军,田益祥.债券流动性与定单流的信息含量［J］.中国金融评论,2009,3(1):1-17.
［18］李成刚,田益祥,罗聪.定单流冲击下证券投资最优组合模型及应用［J］.系统工程,2011,29(6):17
-21.
［19］Girardin, Tan D, Wong W. Information content of order flow and cross-market portfolio rebalancing［J］. HKIMR Working Paper, 2010.
［20］Chordia, Roll, Subrahmanyam. Order imbalance, liquidity and market retur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2, 65(1): 111-130.
移动安全市场格局变动付费模式渐起 第4篇
8月16日, 卡巴斯基推出了其最新版本的个人及家庭安全解决方案, 其中就包括卡巴斯基手机安全软件。
然而, 目前国内移动安全领域已经存在多家企业的产品, 而且这些厂家大多采取免费的模式提供给消费者杀毒产品。不过, 随着消费者对付费模式的逐渐认可,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两种模式可能会并存于市场, 各厂商之间的竞争仍将继续。
推出移动端产品
卡巴斯基实验室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张立申表示, 卡巴斯基多年前已经开始了针对移动市场的产品研发工作, 只是当时起步较早, 市场并未形成。不过, 目前其产品线已经覆盖了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公司在将来将加强对移动领域的产品研发、渠道和营销等方面的投入, 其期待成为一家移动设备方面的公司。
“我们是最先推出移动安全产品的一家公司, 在6年前我们已经有KMS了, 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市场份额排名还是第一位, 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用, 所以很可惜。我们当时出来早了, 没有认真去对待它。”
目前, 卡巴斯基已经进入移动终端, 推出了基于Android、RIM和Symbian的版本, 因为在这一领域反病毒和防盗依然重要。
此外, 张立申还透露, 卡巴斯基将与终端厂商生产定制产品, 并且已经在和中国一家厂商开始合作。
市场将认可收费
“我们没有免费。”
张立申表示, 免费产品的确对卡巴斯基有很大影响, 但是卡巴斯基发现在2012年其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有小幅回升。他认为, 这是用户对免费产品产生厌倦, 而且消费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国内用户会通过对比了解, 收费模式会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市场变动 第5篇
2010年被誉为我国的股指期货元年，随着股指期货的启动，中国迈向了更加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市场的完善必然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定量分析法，对股指期货指数和四川主要经济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实证研究，探寻股指期货的推出是否对四川的经济产生影响。
二、指标选取
1、主要经济指标
本文选取以下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GDP）月度变化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月度变化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IXI）月度变化率。
为了更好的反映股指期货指数，本文选取IF加权指数作为衡量股指期货指数的指标。 使用IF加权指数月度变化率来衡量期货指数的变动。
2、样本范围
中国股指期货从2010年4月16日正式启动，本文选取所有指标从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整两年的月度数据。
3、数据处理
由于仅可获得GDP的季度数据。本文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C）来代替GDP，该指标直接体现了社会商品购买力和社会生产状况，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统计分析
1、股指期货指数变动与CPI变动的相关性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CPI的变化轨迹基本与股指期货指数的变化轨迹重合，变化趋势一致，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
2、股指期货指数变动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变动的相关性分析
从上图可看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变化趋势与股指期货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只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变化稍微滞后于股指期货指数的变化，二者也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
3、股指期货指数变动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动的相关性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轨迹与股指期货指数的变化轨迹出现了多处的重合，走向一致，二者也呈正相关关系。
四、实证分析
2、回归结果分析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值较大，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而从对各个回归系数的t检验中可知，唯有CPI系数的t值显著，CC系數和FIXI系数均不太显著。
五、结论
本文对股指期货指数与四川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统计研究，最终发现：
1、股指期货指数变动与CPI变动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CPI指数影响了股指期货指数，由于CPI的增长，储蓄者长期面临负利率，从而转向更积极的投资策略，选择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从而带动股指期货指数的增长；另一方面股指期货指数的增长，给资本市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财富效应，从而刺激了消费的增加，导致CPI上升。
2、股指期货指数变动与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存在不太显著的、滞后的正相关关系。短期看，股指期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但长期看来，股指期货市场活跃了资本市场，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和增值性，同时扩宽了固定资本投资者的融资渠道，因此长期看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会带动固定投资增加。这种关系目前还不太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股指期货市场才刚建立不久，随着股指期货市场的完善，这种带动作用将逐步凸显。
3、股指期货指数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存在不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体现了经济的增长水平。股指期货指数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存在着一个传导机制：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本市场发展，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企业的融资规模，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股指期货的出现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进而带动了四川经济的发展。相信随着中国股指期货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额的增加，这种积极影响会更加明显地显现。
附录：（实证研究）
1、平稳性检验
通过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可得知，各变量均存在单位根，即都为非平稳序列。在进一步的单位根检验中发现，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为了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必须对各变量按照以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
2、 回归分析：
3、协整检验：
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市场变动 第6篇
目前,中国生猪养殖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散养户和规模生猪养殖户并存,农村散养户数量多,其生猪出栏量占据总出栏量的较大比重。农村散养户由于其知识水平有限,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较差,导致在经营管理上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对生猪价格变化的预期和相关的决策反应是大致相同的。出现了价格上涨时扩大投资“一哄而上”,而在面对生猪价格下跌时也会集体选择迅速退出市场,对生猪养殖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会进一步导致养猪业价格的变化。
为了促进猪肉产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猪肉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我国猪肉产业不断兼并和重组,提高了产业的集中度,生猪养殖户的数量减少,而经营规模增大。生猪养殖户非常关注猪肉供应链的竞争力,认为从猪肉批发商到生猪养殖户的产品价格变化传导缺乏效率。该问题关系到效率和福利分配问题,已经引起了政策制定部门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价格是连接市场各个部门的主要工具,因此从市场到农产品生产者的价格传导,是农业生产和效率提高的根本。制定农业政策的目的不仅是要降低市场失灵,提高竞争力,更主要的是降低贫困,保证食品的供应安全,因此准确掌握从批发商对生产商的向下游价格传导程度,对合理的制订相关的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依据上述情况,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目的:1通过实证检验批发商和养殖户的猪肉价格是否具有协整效应;2检验批发商猪肉价格变动是否能有效地传导给养殖户的产品价格;3评价批发商和养殖户猪肉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
1我国猪肉市场的结构分析
我国居民对猪肉的消费量占到肉类总消费量的60%以上,同时在总产值方面,生猪养殖业几乎占到畜牧业总产值的一半,比重高达47%。猪肉供应产业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关系到我国食物供应安全和社会稳定。
生猪养殖规模逐年提高。作为传统产业,我国生猪养殖产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生产方式落后粗放,以农村家庭为单位进行副业经营为主。近年来,猪肉产业发展较快,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有了极大提升,年出栏量在1~49头猪的零散养殖户的出栏量为38.65%,年出栏量在50头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的出栏量比重为61.35。年出栏量在50~499头猪的规模养殖户,出栏量的比重达到29.68%,比例几乎占到规模养殖户出栏量的一半。而特大规模的养殖比例还偏低,比如年出栏量5 000头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的出栏量比重只占到总出栏量的9.75%。
虽然猪肉产业中散户的年出栏量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生猪养殖散户的数量占总养殖户数的96%,仍然偏高。而规模养殖户数(50头猪以上)占总养猪户数的4%;1 000~3 000头猪养殖规模的养殖户的比重为0.028%;万头猪以上规模的养殖户的比重仅为0.004 8%。可以看出猪肉产业中大型规模养殖户的发展明显不足,比重偏低。家庭散养户的仔猪一般从仔猪市场购买,出栏时由生猪收购贩子上门收购。家庭散养户规模小,管理技术水平粗放,饲喂行为不规范,不能保证生猪的质量,由于饲养人员知识水平有限,盲目跟风,加剧了猪肉产业链的波动。
养殖规模较大的生猪养殖场或由各饲养户组成的养殖专业户,仔猪一般是养殖户自己繁殖并饲养的,有完善的种猪繁育和饲料厂体系,饲养技术科学、规范。出栏的生猪通过长期合约定向供应指定的屠宰场,猪肉的质量和供应量比较稳定、有保障。
2猪肉产业纵向价格传导机制
纵向价格传导分析用来评价市场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整合效率。价格变化从市场链的一个部门传导到另一个部门的速度和程度,对部门之间福利分配、竞争力和持续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生产力链条中某一环节的价格变动冲击将会带来另一环节价格的相同变动,市场效率要求二者之间存在价格均衡关系。
根据市场的运作环境,两个不同环节的价格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关系方式,可以随着一方的价格变动另一方价格呈现完全或部分变动,也可以呈现当期变动或滞后变动,还可以呈现线性或非线性方式变动。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市场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价格变动的传导类型、变动程度、变动速度。在这些研究中,价格变动率通常通过上下游价格的滞后关系来衡量,非对称价格响应用来评价下游环节价格对上游环节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反应。
很多关于价格纵向传导的文献,把价格传导的不完全性归因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可以把制约农产品价格变动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完全、对称传导的众多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点:1农产品生产者的市场势力;2企业对产品数量、价格、投入或产出进行调整时,所带来的不同环节的成本变动;3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干预;4不完全信息;5市场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价格弹性不同;6农产品的易逝性。
研究纵向价格传导的模型,起初主要是通过价格数据差分或价格差分的滞后期为变量来构建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但是这些模型往往是不可靠的。由于产品价格数据不平稳、一阶差分的错误应用、产品价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问题,实证检验存在伪回归,模型错误地验证了理论假设。为了解决模型存在的缺陷,Engel和Granger(1987)根据协整理论提出了新的计量方法,指出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存在相同阶数的单整,那么二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Cramon,Taubadel(1998)应用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AECM),对非平稳的价格序列进行非对称价格传导检验。在该方法中,提出了将误差修正项分解为正向和负向两部分,来判断价格上升或下降是否带来传导机制的不同。Meyer(2004)指出在对价格传导进行分析时,存在的计量问题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特别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多重共线性问题;2结构突变问题;3数据的频率分布;4调整成本;5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造成价格不对称传导的深层次原因。
3猪肉产业价格纵向传导的检验方法
回归模型中包含非平稳时间序列将会导致伪回归的结果,造成原本没有关系的变量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关系。因此,纵向价格传导分析的第一步要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对单位根检验的可靠性取决于模型的选择是否能够模拟真实数据的产生过程。回归方程中是否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将会影响临界值t的统计量,多余的参数将会降低模型的自由度,导致单位根检验失效,导致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被错误的拒绝。
单位根检验用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过程,如果时间序列分析是非平稳的,根据协整理论进行协整检验,然后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衡量价格传导的方向。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本文应用两阶段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变量X对Y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同时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变动的调整速度进行计量。第一步我们根据方程(1)做Y对X的回归,得到了回归的残差项Z。第二步,估计方程(2)做Δyt对Δxt-1的回归加上均衡误差项Zt-1。这个方程可以由一个基本的ECM结构表示,α2代表X对Y的短期相应,φ代表误差修正项的系数(ECT)。
最后,根据Cramon-Taubadel ,Loy(1996)测量价格非对称传导的方法,本文将误差修正项(ECT)分为对长期均衡的正向偏离和负向偏离。如方程(4)所示,将误差修正项分解为正、负两部分,用来说明价格传导是否具有非对称性。
4纵向价格传导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研究价格传导问题,采用2000年1月~2013年11月全国猪肉和生猪每周价格为研究样本(共167期)。以2000年1月的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为基期价格,分别计算2000年1月~2013年11月的猪肉和生猪物价指数。数据来自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和中国农业信息网。
采用ADF方法对生猪价格指数、猪肉价格指数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生猪价格指数和猪肉价格指数的t统计量分别为-0.837和-0.704,而5%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为-2.886,两个变量无法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生猪价格指数和猪肉价格指数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对两个变量一阶的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t统计量分别为-6.91和6.424,而5%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为-2.886,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是平稳时间序列。
由于生猪价格指数和猪肉价格指数序列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且都是一阶单整I(1)。对两个变量进行Johansen秩检验,来判断二者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生猪价格指数和猪肉价格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检验表明,可以在5%的水平上拒绝协整迹为0的原假设,但无法拒绝协整迹为1的原假设。
通过对两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判断价格传导的方向,检验结果,由于P值为0,拒绝了原假设,说明生猪价格变动不是猪肉价格变动的原因。如果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猪肉价格变动不是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因此,生猪价格变动导致猪肉价格变动,而猪肉价格变动不能导致生猪价格变动。
本文应用误差修正模型(ECM)来估计猪肉供应链不同环节价格序列的动态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短期可以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冲击的短期效应,长期还可以估计出系统在受到冲击之后调整到均衡状态的速度。由上面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生猪价格指数(X)变动引起猪肉价格指数(Y)的变动,猪肉价格变动不是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因此,猪肉价格指数序列Y位于等式的左边。通过两阶段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估计结果中,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φ为0.567 8,t统计量为4.85,在5%的水平上显著不为0。短期效应的系数β为0.717 8,在5%的水平上显著不为0。说明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当期生猪价格对下一期猪肉价格的短期影响也非常显著。
为了考察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之间的传导是否具有对称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下面的模型来考察,当生猪价格上升或下降时,对猪肉价格影响的调整速度是否存在差异。
估计结果中,代表价格下降影响的ECT-的系数为-0.297 4,t统计量为-1.43,在5%的水平上不能拒绝不为0的原假设。代表价格上升影响的ECT+的系数为0.790 6,t统计量为-4.31,在5%的水平上显著不为0。实证结果说明,猪肉价格传导速度是非对称的,当生猪价格上升时,猪肉价格的调整速度比较快,当生猪价格下降时,猪肉价格调整速度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由于猪肉供应链价格的非对称传导,生猪养殖户处于弱势地位,增加了其获取利益的困难。如果猪肉的市场价格信号不能有效地传递到生猪养殖环节,生猪养殖户将不会根据猪肉市场结构的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机制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5结 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单向的协整关系,价格传导的方向是从生猪价格向猪肉价格单向传导。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生猪价格变动是猪肉价格变动的原因,而猪肉价格变动却不是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因此价格纵向传导过程中,只存在上游环节向下游的传导,传导过程不可逆;2当期生猪价格对下一期猪肉价格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可知,生猪价格变动对猪肉价格变动存在短期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当期生猪价格对下一期猪头价格的影响;3当生猪价格上升时,猪肉价格的调整速度明显变快。当生猪价格下降时,猪肉价格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误差修正模型中,正向的误差修正项统计显著,而负向的误差修正模型统计不显著,表明从生猪到猪肉的价格传导是非对称的。
从以上实证结论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猪肉产业化过程中,过分地强调通过转变生产技术方式,来提高生猪养殖户的竞争力水平的政策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应该针对猪肉产业价格传导的现状,重点进行机制设计,提升产业链中从猪肉价格到生猪价格的价格传递效率,保证猪肉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地传递到生猪养殖环节,使其根据猪肉市场结构的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机制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摘要：随着养猪产业的快速发展,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生猪养殖散户数量减少,而规模却不断扩大,带来猪肉产业集中度提高。同时,从猪肉批发商到生猪养殖户的产品价格变动传导缺乏效率,导致猪肉供应链的竞争力不足。针对目前的状况,本文验证了我国猪肉市场从批发商到养殖户的价格纵向传导效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猪肉价格从养殖户到批发商只具有单向传导效应,猪肉产业从猪肉价格到生猪价格传导机制无效率,而且我国猪肉价格具有非对称传导性,生猪价格变动导致猪肉价格变动的速度快慢,主要取决于生猪价格变动是上升还是下降。
市场变动 第7篇
一、办学体制改革的政策法规分析
办学体制改革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或政府对办学体制的管理和规范, 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法规来实现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办学体制改革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法规性文件, 从中可以把握我国办学体制的改革历程和主要特征。
总体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办学体制主要经历了从“公立学校占有绝对优势, 民办学校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到“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改革历程, 从对其严格控制, 到默许, 再到积极鼓励和支持, 政府逐步放开了民办教育的办学权。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有关民办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的政策法规性文件。据此, 可以把民办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民办教育的发展方针, 即“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 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二阶段:《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是国家第一部专门规范民办教育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的出台及实施标志着民办教育进人了一个依法发展与调整的新时期。但总体来说,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只是着重对民办教育的投资体制进行了规范, 并没有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共同发展的角度进行统筹考虑, 对于深层次影响民办教育发展的办学体制问题并没有加以明确。国务院1999年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只是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十六字方针”。
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 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同时, 国家鼓励捐资办学, 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 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该法首次提出, 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举办民办学校, 发展教育事业。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 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同时首次提出, 鼓励社会力量与普通高等学校按民办机制合作举办独立学院, 实现社会创新活力、资金资源与现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机结合, 有效拓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积极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模式, 均可大胆试验, 使民办教育发展迈出更大的步伐。相对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而言, 《民办教育促进法》有了很大突破, 它是我国民办教育走上规范发展道路的里程碑, 预示着我国教育体系正朝着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同台竞技、共同发展的格局迈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办学体制与之相适应。考察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法规可以看出, 我国办学体制的改革思路主要是围绕“如何办”“谁来办”“以谁办为主”展开的, 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变动关系, 改革与发展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趋成熟, 市场作为一种新的力量不仅影响着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使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能相应发生了重大转变, 突出表现在办学权从政府包揽到逐步放开, 再到进一步放开, 市场力量逐渐在办学体制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地讲,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法规特别是近年来关于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法规都不乏科学性和前瞻性。但同时发现, 我国办学体制改革的政策法规还存在着诸多缺失, 明显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不相适应。从内容上看, 这些政策法规对市场力量的估计仍显不足, 对民办教育办学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力量没有加以区分和侧重。从形式上看, 这些政策法规还欠完整, 有些政策法规适用范围不明确, 各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协调。例如, 办学形态、主体多样化与规范问题;公办学校转制的必要性、正当性、合法性问题;公共部门与私人合作办学问题;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问题;合理回报与公益性、减免税的冲突问题;公共财政资助民办学校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问题, 等等, 政策法规并没有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规范。因此, 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领域的推进, 我们需要制定和完善有关办学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法规, 为民办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办学体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迅速发展的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力地促进了多元化办学局面的初步形成。目前, 我国民办学校的办学模式, 除了转制学校 (含独立学院) 、校中校 (含二级学院) 等适应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办学模式外, 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是其快速成长的重要条件。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海外华人华侨积极投身于民办教育, 为我国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构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就整体而言, 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还不尽人意。在很大程度上, 办学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问题。虽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重视民办教育的发展, 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但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新世纪我国民办教育不仅没有迎来发展的春天, 反而迎来了所谓“倒春寒”, 大量民办教育机构入不敷出而惨淡经营。究其原因, 也是多方面的。
1. 政府支持问题
民办教育虽然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要的投资形式, 但在世界大多数国家, 政府的扶植与资助都是其投资体制的基本内容。然而, 我国对于政府所举办的公办教育的经费提供已经是捉襟见肘, 就更难以拿出多余的资源用于资助民办教育。民办教育的投资问题之所以还要再次引出政府职能问题, 这首先是由教育的外部性所决定的, 其次是由教育的公益性所决定的。可以说, 扶植和资助民办教育的发展, 恰恰是政府借助于社会力量办教育的一条捷径, 是减轻政府教育负担的一种通途。虽然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但是都没有能够完全落实这些良好的政策设计。因而, 放下思想观念的包袱, 打破部门行业的本位主义, 是解决我国民办教育投资不足的重要举措。
2. 民办教育的市场化运作问题
从市场方面而言, 由于受教育非营利性前提假设与投资“合理回报”问题的困扰, 我国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实, 民办教育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并不是其天然属性, 而是投资者个人的志向与选择。政府可以主张民办教育的非营利性, 但未必就是一种必然的规定。事实上, 营利性教育机构在世界各地都是存在的, 营利性机构同样也可以从事公益性事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或义务, 政府应当对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进行分类管理, 通过政策法规来明确规范不同性质教育机构的活动。
3.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与提升质量问题
提升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既需要政府有力的监督管理, 也需要其自身的努力。当前民办学校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其自身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一些学校的家族式管理模式, 学校管理者的家长作风、个人专制等。因此, 建立健全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 是民办教育者自身的责任, 也是政府有力引导的监管责任。通过完善民办学校督导制度, 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发展民办教育的市场力量, 并且有信心将其有力地掌控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正确轨道之下。
我国民办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归根结底是政府如何完善自身定位、积极培育市场的问题。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实践表明, 政府与市场都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基本力量。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开发了教育市场力量, 激发了教育创新活力。在市场力量的积极推动下, 教育领域初步形成了资本市场、生源市场、就业市场、科技市场等四类教育市场。[1]教育市场的发展, 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与质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正是在教育市场的催化过程中, 我国初步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多渠道举办教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的良好局面。而政府无论在有形的资源投入还是在无形的机制改革方面, 都对教育改革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在政府与市场职能的转变过程中, 我国办学体制改革仍然存在着一些职能不清或交接不顺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政府依然干涉过多, 教育市场的发育仍然很不成熟, 严重影响了民办教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构建自主、有序、和谐、高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办学体制, 仍然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办学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从改革路径上来看, 政府放权的成功与市场监督机制的完善密切相关。政府只有通过委托评价、学校自我评价、社会中介评价、公众参与评价等多种途径相互结合的机制, 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测的体系, 我国的教育市场才会从无序走向有序。基于此, 我国民办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 明确区分公共教育领域中的政府、市场和学校的行为边界, 政府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管理、拨款、指导和监督;市场在资源配置与机制创新两方面积极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真正享有法人地位, 能够依法自主办学。
三、办学体制改革的域外借鉴
在当今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 世界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提升国家实力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 纷纷进行了教育改革, 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
美国和英国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是“教育民营化”。教育民营化就是在教育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同时强调政府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作用。美国教育改革主要是通过磁性学校、契约学校、家庭学校、特许学校、学券制等形式逐步实现公办民营, 以改善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 提高办学活力。英国教育民营化主要是通过几部法律的制定而实现的, 比如《1980年教育改革法》中的公助学额计划、《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的自由入学政策、直接拨款公办学校和《1998年教育法》中的教育行动区计划。公助学额计划是指政府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进独立学校提供全额或部分学费资助。自由入学政策是指以某年的招生数作为一个学校的标准招生数, 学校在标准招生数之内不得拒绝学生的入学申请。该政策的实施使各个学校的招生不再得到地方教育行政局计划的保护, 更多地依赖标准招生数之内家长的选择。在被选择的过程中, 学校通过不断倾听消费者的呼声, 强化自身竞争性, 不断提高办学水平。直接拨款公立学校是指任何公立中学和学生人数超过300人的公立小学, 经家长秘密通讯投票认可, 都可向中央教育主管大臣申请脱离地方教育行政当局的控制, 成为直接拨款公立学校。这就将公立学校的所有权从地方教育行政当局转移至独立的托管机构, 能够在确保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前提下避免地方教育行政当局的消极影响, 以实现学校自主经营、自主管理。教育行动区计划是指政府在教育薄弱地区成立教育行动区, 并将该区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向社会公开招标, 社会各界都可以提出申请来接管所属公立学校。教育行动区计划可以吸引教育领域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薄弱地区学校的管理与运营, 从而为薄弱学校带来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资金, 提高这一地区的办学质量。[2]
日本的私营部门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哪一个阶段的改革都正朝向按个别家庭和社会的需要, 迈向非中央化和个人化。一是正规私立中小学影响力逐渐增加, 被视为国立或地方政府管理的正规学校的竞争对手;二是供学生在常规学校下课后或周末参加的培训班逐步增多;三是公立学校聘请私营企业的退休行政人员当校长;四是学校选择制虽尚处雏形阶段, 但为许多年轻父母和社区所欢迎, 人们对公有民营学校具有强烈兴趣。至于高等教育, 日本从2004年4月1日起, 所有89所国立大学成为中央政府的“独立机构”, 以“国立大学法人”的面貌出现, 迈出了日本高等学府成为民营机构的第一步。新国立大学法人享有自主和独立的管理权限, 文部科学省不再对其严格控制, 政府削减对各国立大学法人的支助, 每所大学都必须和私营公司建立较强的联系以获得更多的办学经费。而政府只是在基础学术研究和培育高层次专业人士方面, 继续对国立大学提供协助。[3]
综上所述, 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我国办学体制改革提供了以下五点启示。
1. 积极回应市场需求
政府的教育投入总是有限的, 而社会的教育需求多种多样, 因而即便是有着悠久私立教育历史的经济发达国家也一再对市场需求作出积极回应, 私立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在不断扩大。可以说, 向民间开放教育市场是现代国家解决教育治理问题的重要的公共政策选择。有些国家如日本、韩国对私立教育更是采取了先放开发展, 待规模扩大以后再加强管理、增加资助、提高质量的发展措施, 因此才能在短期内实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又如美国是通过在原有的精英教育系统之外, 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和社区学院来实现高等教育普及的, 走的也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的道路。
2. 完善和落实政策法规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私立学校的政策法规比较系统、配套和健全, 它们不仅在宪法中确立了私立学校的合法性, 允许社团组织和个人多形式多渠道办学, 而且在教育基本法中明确了私立学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而有关私立学校的单行法则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如私立学校的地位、私立学校的性质、私立学校的设置程序及标准、私立学校主管部门的权利和义务;私立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对私人捐资兴学的奖励办法等都是以规范性文件确定下来, 并且确保政策法规的一视同仁, 使公立和私立学校能够并存并荣, 互相竞争, 共同促进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3. 要有适度的宏观调控
西方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方法对私立学校进行控制和管理。例如, 美国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监督检查就是多方面的, 包括学位授予权的审批;财务审计和税收检查;州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建筑设施安全状况、卫生状况、消防设施等方面定期检查;私立学校的办学条件、系科专业设置、教育质量等是否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可, 则要通过地区评估组织的合格鉴定。美国各州都建立有中介性质的学校评估组织, 还有70多个全国性学科专业评估组织, 对保证私立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起到了监督检查的重要作用。[4]
4. 对民办教育进行扶持和适当的财政资助
民办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 其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正外部性特征, 这是许多国家为私立教育提供财政资助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国外政府财政资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资助。政府为那些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民办学校提供一定的经费, 如把学生和教师确定为资助对象, 让获得经费资助的学生选择学校, 让获得经费资助的教师从事研究或教学改进活动。二是间接资助。鉴于政府的财力所限, 政府只提供政策支持, 如建立引导由投资办学向捐资办学转变的税收导向机制;在提供助学贷款和交通补贴上, 对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学生实行一视同仁政策;优化民办学校融资的制度环境等。[5]
5. 注重提升民办教育质量
质量是民办教育的生命之源, 是民办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 私立教育往往是精品教育的代名词, 社会上层人士往往以能就读于名牌私立学校为荣。且不说世界名牌私立大学如哈佛和耶鲁, 即便是名牌私立中小学如英国的伊顿公学, 广大学生家长也是趋之若鹜。因为这些私立学校具有独特的校本文化、超前的教育理念、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科学的管理制度、优良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设施、富有特色的学习内容等, 因而其教育教学质量、管理质量、升学率和就业率都比较高。另外, 这些民办学校比起公办学校来具有更多办学自主权, 更乐意、更容易进行教育改革, 因而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1]张德祥.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市场、大学新型关系研究[J].辽宁教育研究, 2005, (7) .
[2]张晖.英美教育民营化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2006, (3) .
[3]渡边聪.私立教育在现代日本教育发展中的角色[J].教育发展研究, 2005, (10) .
[4]胡彩芬.国外民办教育的经验与启示[J].当代广西, 2004, (7) .
市场变动 第8篇
一、问题提出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对投机者的定义: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指那些自己并不生产或使用(某种)商品,而以自有资本交易(包括杠杆交易)该商品期货,通过该商品价格变化而牟利的主体。在2008 年的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对冲基金Masters Capital Management(LLC)的Michael W.Masters强烈要求CFTC加强对指数投机者的限制和监管,并重新划分报告交易商的操作类别。他认为掉期交易漏洞的存在使得很多投机者的仓位没有限制并肆意而为,这些机构投机者扰乱了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秩序。
掉期交易(互换)漏洞的形成与新型投机者的出现密切相关。互换交易发生在场外市场(OTC)上,掉期交易商是OTC市场的核心,套期保值者通过和掉期交易商的互换合约规避基差风险,而掉期交易商对冲的风险涉及潜在的现货交易,所以CFTC将其划分为商业交易者,且不受持仓限额限制,不需披露每笔互换交易的情况。近几年商品指数基金通过和掉期交易商的互换交易跟踪指数,并利用互换交易进入期货市场以规避监管,甚至掉期交易商也加入投机行列。迫于各方压力,2009 年9 月CFTC改革了每周公布的COT持仓报告,将掉期交易商持仓头寸划分出来,并公布了自2006 年6 月至今的调整后的持仓报告,采用新版报告系统,加强对掉期交易商的监管,避免互换漏洞造成的监管不力。对于此次改革是否能有效揭露掉期交易商的真实交易目的,至今没有对于该部分数据的实证检验,同时新数据使得我们有机会研究各交易商持仓对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依赖于CFTC披露期货市场上各交易者的持仓数据,其监管漏洞的存在可能导致数据有偏差,但目前三大铜期货交易所中只有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受到CFTC监管,并发布期货市场中各交易商的持仓数据,这也是大多数学者进行研究所依赖的数据。对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有学者认为只做多头的商品指数基金是罪魁祸首,但目前CFTC只披露了大宗农产品期货的相关持仓数据,期铜持仓数据因未披露而无法分析,在此列举了新旧两版COT持仓报告的比较(见表1)。
(二)数据描述分析具体如下:
(1)在各类型交易商持仓净头寸与期铜收盘价对比图(见图1)中,套保净头寸与铜价呈相反关系。2009 年后掉期净头寸NSW的走势与套保净头寸NP的走势呈反方向,而与投机净头寸的走势和期铜价格P的走势为正方向,这说明掉期交易和投机净头寸都是进行的投机交易行为(其中各交易商持仓的净头寸等于其多头头寸减去空头头寸)。
数据来源:w w w.cftc.gov,W ind资讯,下同。
(2)在图2 中可以看到在2009 年后掉期净头寸与期铜价格走势从最初的相反方向转为同方向。而代表着掉期净头寸和投机净头寸之和的NNCSW曲线与期铜价格的走势拟合较好。为了进一步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下面用计量方法给出详细的分析。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COMEX的铜期货数据与改革后的COT持仓报告数据,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相应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基于此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计量方法,分析非商业交易净持仓NNC(一般认为该部分为基金持仓也即投机持仓,以下简称投机净持仓)、掉期交易净持仓NSW(以下简称掉期净持仓)、套期保值净持仓NP(以下简称套保净持仓)与铜期货收盘价P(以下简称铜价)之间的关系。在建立VAR模型之前,先要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若存在则建立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即VEC模型);如不存在则建立一般VAR模型。
(一)AD F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在协整检验之前先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经检验,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四个变量符合Johansen检验同阶单整的要求。根据AIC、SC原则和极大似然值标准(即AIC和SC同时最小;若不能同时达到最小,则选极大似然值较大的滞后期),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模型结构VAR(1)(如表3)。对其稳定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AR根都在单位圆内,满足模型稳定的条件(图3)。
(三)检验变量的协整关系
基于VAR(1)模型,通过对有无截距项、趋势项等情况的检验AIC和SC准则确定,进行协整检验时不含截距项和趋势项。根据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的结果显示,协整向量矩阵满秩,即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表4)。这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对变量构建VAR模型。
(四)脉冲响应函数(IR F)
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因此通常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VAR模型的动态分析一般采用Cholesky分解“正交”脉冲响应函数来实现,但Cholesky分解的结果严格依赖于模型中变量的次序。本文使用的由Koop等(1996)年提出的广义脉冲(Generalized Impulses)响应函数克服了上述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观察模型中的各变量对于冲击是如何反应的。
从图4 中可以看到:(1)投机净头寸NNC对价格有正向冲击,即投机净头寸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使铜价迅速上升近6 个单位;套保净头寸NP对价格是负向冲击,即套保净头寸的变动导致铜价下降近5 个单位。套期保值交易降低了期铜价格的波动。(2)掉期净头寸NSW在响应的前两期是负向冲击,从第3 期开始变成正向冲击。即掉期净头寸的变动一开始对价格波动起抑制作用,至第3 期时掉期头寸变为正向冲击,成为上涨因素。这表明了COT报告制度的改革对此造成的影响。
(五)C holesky方差分解
本文通过对期铜价格预测误差进行Cholesky方差分解来分析各变量对期铜价格预测误差变动的贡献。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它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Sims于1980 年依据VMA(∞)表示,提出了方差分解方法,定量分析变量间的影响关系。Cholesky分解用残差协方差矩阵的Cholesky因子的逆来正交化脉冲,为VAR模型的变量强加一个次序,若改变变量的次序,将明显地改变响应结果。故本文将各变量的分解次序进行变换与对比,如表5 所示。期铜价格波动大部分可由其自身波动解释,即有70%以上是由其前一期所决定的,这点类似于资产价格的变化特性。投机净头寸对价格波动的贡献率大于套保净头寸;掉期净头寸对价格变动的贡献率弱于套保净头寸。这也验证了前文得出的结果。
(六)G ranger因果检验
基于VAR(1)模型,通过Wald检验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引导关系进行检验。卡方统计量的结果,可判断交易商持仓净头寸的所有滞后期对期铜价格变化的累积影响。在表6中,1%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均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期铜价格是套保净头寸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生产商等商业交易者依据价格的变动来进行套期保值对冲风险。
(七)结果分析
通过对2006年6月至2010年6月的COMEX期铜交易数据及美国CFTC的COT持仓报告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投机净头寸、掉期净头寸、套保净头寸与期铜价格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这说明期货市场运转正常,并未出现明显的投机操纵市场行为。(2)短期内,投机净头寸对铜价波动的影响最大,且为正向影响、其次是套保净头寸是负向影响,掉期净头寸影响最弱。掉期净头寸对铜价波动的影响比较复杂,起初是负向,随着时间推移变成正向冲击。这与持仓报告改革有很大关系。在这前后掉期净头寸与铜价走势是相反的。这也说明之前的报告方式隐藏了掉期交易商的真实动机。(3)投机净头寸、掉期净头寸、套保净头寸与铜价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长期看来期铜价格对套期保值有引导作用,这说明套保交易者根据铜价走势来实行对冲策略规避风险。
四、结论及建议
期铜市场没有明显的投机操纵市场行为,但不可否认,掉期交易商的行为并不是之前COT报告分类的套期保值行为,在新版COT数据的披露中,其行为与投机交易商的行为保持一致。期铜价格波动大部分可由其自身波动解释,即其波动有70%以上是由前一期所决定的,此外,投机持仓和掉期交易持仓对期铜价格的影响也较大,投机行为促使铜价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其基本面。非报告交易头寸是未达到CFTC报告标准的小交易者,包括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本文并未将其划入研究范围,这也是以后将继续进行研究的一个方面。对于CFTC来说,改革后的持仓报告系统使得掉期交易商的真实目的得以显现,有利于避免掉期交易互换漏洞使监管流于形式,但是其交易持仓的限度等细则还需进一步探讨和改进。
期货市场上投机者的存在是必要的,投机者为套期保值者提供交易机会并承担其风险。适度的投机为期货市场提供了流动性,促进了价格发现过程。然而,近几年大量金融资本涌入以及新型投机者的出现,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波动脱离基本供求面,波动幅度和频率大大增加。因此需要对期货市场的性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了解现今期货市场的运行规律,以作适时调整。
市场变动 第9篇
广东三大市场需求的变化特点
经济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阶段后, 需求对经济的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省内、省外、海外三大市场需求决定广东经济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市场需求变动轨迹显示, 省内、省外、海外市场需求呈“二降一升”到“二升一降”格局, 当前省内市场需求仍是拉动广东经济的主要动力。省内、海外市场需求重心发生新的变化。
(一) 省内、省外和海外三大市场需求呈“二降一升”到“二升一降”格局。
从投入产出表数据显示, 广东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中, 省内、省外、海外市场需求的份额从1990年56.2∶22.2∶21.6 (见表1) 调整为2005年的41.2∶18.1∶40.7, 呈二降一升格局, 省内、省外市场需求下降, 海外市场需求上升, 省内、省外市场需求分别下降了15.0个、4.1个百分点, 海外市场上升了19.1个百分点。三大市场份额大小顺序从省内、省外、海外到省内、海外、省外的分布, 海外市场作用明显, 特别是2005年省内与海外市场需求相当。近年广东扩内需、调结构政策措施不断得到落实, 三大市场需求从2005年的41.2∶18.1∶40.7调整为2010年的44.1∶21.4∶34.5, 省内市场、省外市场份额上升, 海外市场份额下降。
单位:%
注:本表按历年投入产出表计算。
(二) 省内市场仍是最终使用的主体。
1990年以来最终消费占最终使用的份额从34.8%下降至2010年的24.7%, 下降了10.1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占省内最终使用 (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之和) 从1990年的61.9% (见表2) , 降为2010年的55.9%, 但资本形成占省内最终使用的份额, 却从1990年的38.1%, 提升至2010年的44.1%, 省内市场仍是最终使用的主体。
(三) 工业产品在省内、省外、海外三大市场呈“二三五”格局, 服务业是省内市场主体。
2010年工业产品在省内、省外、海外市场需求占比 (见表3) 分别为21.4%、30.2%、48.4%, 呈“二三五”格局。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广东产品在省内市场占绝对份额, 2010年占92.1%, 第二产业在海外市场占最大份额, 为41.0%, 第三产业在省内市场需求占绝对份额, 为77.5%。
(四) 省内市场需求成为诱发总产出、GDP总量主要力量。
利用2010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各最终使用所诱发总产出、GDP占比, 结果反映省内市场需求所引致的总产出占比达44.7% (见表4) , 省外、海外市场需求所引致的总产出达分别为21.5%、33.9%, 省内市场需求是引致广东总产出总量生产的主要源泉。把省内市场细分比较, 海外市场所诱发的总产出占比为各最终使用所诱发总产出之首, 分别高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省外市场所诱发占比8.0、15.1、12.4个百分点。诱发总产出大小依次为海外市场、最终消费、省外市场、资本形成总额。从增加值角度看, 省内市场需求所引致份额为52.3%, 省外、海外市场需求所引致的份额分别为18.7%、29.0%, 省内市场需求是诱发广东GDP总量生产的主要力量。最终消费所诱发的增加值占比达35.3%, 为各最终使用所诱发增加值之首, 分别高出资本形成总额、海外市场、省外市场所诱发占比18.3、6.3、16.6个百分点。诱发增加值大小依次为最终消费、海外市场、省外市场、资本形成总额。虽然海外市场所诱发总产出总量占比最大, 但诱发产品的增加值率却最低, 仅为27.3%, 比最终消费所诱发增加值率低16.3个百分点, 这说明广东出口产品粗放、附加值低。
单位:%
注:本表按历年投入产出表计算。
单位:%
注:本表按2010年投入产出表计算。
(五) 省内市场需求、海外市场需求的区域重心发生了新变化。
1. 省内市场投资需求重心向西北偏移, 投资重点仍是珠三角地区。
随着广东加大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措施的落实, 投资已经向珠三角周边地区扩散, 2000-2010年珠三角投资占比下降8.4个百分点 (见表5) , 特别是广州、深圳分别下降了10.6、10.5个百分点, 东翼、西翼、山区分别上升0.9、1.0、6.6个百分点, 投资重心 (见表6) 向西北偏移, 这与广东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2002年广东出台加快山区发展的意见, 积极引导和促进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山区转移;2005年设立“产业转移园区”, 联手推进产业转移;2008年实施“双转移”战略,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把珠三角加工企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 广东政策的引导使广东投资重心向西北偏移。虽然广东投资重心产生偏移, 但投资重点仍在珠三角地区。2010珠三角地区投资占比达70.5%, 占全省绝对份额, 特别是广州、深圳、佛山三个市, 2010年投资额占到全省43.1%。
2. 珠三角仍是省内市场消费重点地区。
2010年珠三角地区消费额占全省的72.4%, 比2010年仅下降0.7个百分点, 珠三角仍然是广东消费重点地区。2010年排在前五位 (见表7) 的分别为广州 (25.1%) 、深圳 (16.7%) 、佛山 (9.4%) 、东莞 (6.2%) 、汕头 (4.6%) 。广东、深圳、佛山三个市占据了全省消费的半壁江山, 广东消费的重心在2000及2010年均位于东经113.46度, 北纬22.72度, 基本趋于隐定, 其间在重心附近移动, 消费重心与投资重心变动不一致, 消费重心并没有随投资重心的移动而偏移。
3. 深圳、东莞是海外市场需求的重要地区。
广东出口主要集中在深圳、东莞、广州、佛山 (见表8) , 2010年它们分别占全省的45.1%、15.4%、10.7%、7.3%, 四个市出口合计占全省近八成, 特别是深圳、东莞出口占了全省六成, 广东出口集中度非常高, HHI指数从2000年的0.204提升到2010年的0.251, 2010年珠三角出口占95.3%, 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点, 深圳出口占比比2000年提高7.5个百分点, 2000年至2007年广东出口重心向东南偏移。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冲击, 珠三角出口大幅下滑, 出口重心开始向西北至东北偏移。
为了对广东各地区需求属性有一客观判断, 我们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显示 (见表9) 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江门为出口导向型地区;韶关、河源、汕尾、肇庆、清远、揭阳、云浮为投资启动型地区;其他地区为消费型或者混合型。出口导向型地区占了全省出口总额的76.7%, 投资启动型地区占全省投资额的22.0%, 消费型或者混合型地区占全省消费总额的52.0%。广东出口导向型经济主要聚集在珠三角, 而经济总量居首的广州进入了消费拉动型经济阶段。
当前广东三大市场需求面临的问题
(一) 内、外需求, 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广东出口依存度2006年高达90.5%, 2001-2010出口年均增长达17.3%, 高出GDP增长4.4个百分点, 2010年最终使用中省内份额占比为44.1%, 省外及海外所占份额高出省内份额, 内、外需求结构失衡。同时省内消费率不断走低, 201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仅为48.9%, 远低于国外同等发展阶级的水平, 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二) 收入分配不合理引致消费投资省内需求结构不合理。
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份额的变动与消费率密切相关, 1996-20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份额的变动趋势, 与消费率变动趋势有十年相一致, 特别是2005年以来, 除2010年外, 其他年份均是一致的。居民的消费由可支配收入决定, 收入分配不合理必然导致消费投资结构的不合理。
(三) 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及城乡差别过大, 抑制省内需求增长。
消费率走低在于居民消费率下降, 居民消费率下降除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外, 城乡差别大也是其重要原因,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97.0%下降至2010年的77.4%, 下降了19.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95.7%下降至2010年的69.9%, 下降了25.8个百分点。城乡差别大,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从1978年的1∶2.1提高至2010年的1∶3.0, 城乡差别的扩大,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消费结构的断层, 抑制消费市场的发展, 影响消费的增长。
(四) 粗放的外贸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广东出口总量大, 出口产品诱发增加值率低, 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民币持续升值, 国际能源资源价格长期趋涨等因素影响, 广东出口产品的利润受到挤压, 出口效益下降, 靠低端产业出口的传统、粗放的外贸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广东三大市场需求变动分析
(一) 省内需求最终消费占比走低有其客观性。
1.省内需求最终消费占比走低, 属工业化发展变化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进程中,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消费结构升级, 拉动产业结构升级, 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转向工业品为主时, 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上升, 由于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投资强度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 由此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 进而省内需求最终消费占比趋于下降;当居民消费由工业品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 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提高, 并引致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在经济发达阶段, 工业化完成,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 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趋于稳定。1990年以来, 广东的工业化率总体是上升趋势, 2002年开始有加速上升之势, 2006年为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 近年在46%-47%范围之间, 这也反映出近年省内需求最终消费处于低位的原因之一。
2.投资比消费增长更快致使省内需求最终消费占比下降。按现价计算1991-2010年广东的最终消费高速增长, 年均达17.2%, 2000年以来, 除2001年为一位数增长外 (9.5%) , 其余年份均在两位数增长。全社会商品零售额在1991-2010年中, 除1990特殊原因一位数增长外, 其余年份均以二位数增长, 年均增长 (现价) 达17.7%。投资比消费增长更快, 1991-2010年资本形成年均增长 (现价) 达19.5%, 投资比消费现价增长快, 必然导致消费率下降, 使投资在GDP当中的比例扩大, 把消费的比重挤小。
3.收入分配不合理引致省内需求最终消费占比走低。收入是在居民、政府、企业三者之间进行分配, 居民可支配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 其余的用于储蓄, 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也用于消费与储蓄, 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储蓄。因此, 在三者分配中企业的份额越大, 结果储蓄越多, 消费相对越少, 消费率下降。广东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数据显示, 1990年为55.5%到2010年为44.4%, 下降了11.1个百分点, 而营业盈余占GDP的份额从1990年的19.5%, 提升到2010年的27.3%, 提升了7.8个百分点, GDP初次分配过多地向企业倾斜, 致使储蓄增加, 从而导致消费率下降。
(二) 内、外需, 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引致经济运行风险。
长期内、外需结构失衡带来外汇储备不断膨胀, 受制国外风险增大, 一旦外需萎缩, 市场无形之手无法控制, 对经济的影响巨大。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消费率过低, 投资过高, 容易造成产能过剩, 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突出, 加重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紧张状况, 诱发并增大通货膨胀压力, 导致企业效益滑坡, 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三) 海外市场需求影响经济增长, 但可以通过内部化解。
2010年广东出口占GDP的比重为66.7%, 广东的外向度高, 出口诱发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9.0%, 出口对广东经济影响不容忽视, 但2010年净出口占GDP比重为17.9%, 远低于其诱发的增加值占比, 出口对GDP影响可通过国产替代, 减少进口来化解, 同时也可以启动内需,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比如2009年广东出口增长从2008年的9.5%降为-11.2%, 下降了20.7个百分点, 广东有效启动内需, GDP增长从2008年的10.4%下降至2009年的9.7%, 仅下降0.7个百分点, 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
未来广东需求走势判断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消费热点形成, 消费率将逐级上升。
随着珠三角人均GDP迈入万美元的关口, 汽车和住房消费为主的阶段已形成, 住房、汽车、电子产品、服务消费成为当前消费热点。广东消费品市场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和各项住房优惠政策的出台推动城乡居住消费不断增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国家文化强国的战略措施的落实,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形成, 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二) 内需增强, 外需弱化, 内外需占比将更加协调。
从广东历年内外需占比结果表明, 内外需占比总体趋势向下, 近年出现回升态势, 未来的发展延续当前走势, 内需不断增强, 外需稳步回落, 总体趋势波动呈向上格局, 逐步向贸易平衡过渡。从省内需求的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增长HP滤波图型显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倒“U”型走势, 现仍处于上升通道, 出口增长一直处于下行通道, 现在出口增长仍处于下行区间, 并且其平滑值在10%以下。
(三) 区域消费需求协调性进一步强化, 珠三角地区仍是广东消费的重点区域。
内需的扩大源于消费需求增强, 广东的未来消费延续当前走势, 珠三角占比为70%有所降低, 但仍然是广东主要的消费区域和重心。
(四) 低碳环保电子信息消费将成为居民消费升级转型的重要方向。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质量提升,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绿色健康和节能产品, 绿色低碳、节能环保, 服务消费、汽车消费、电子信息消费将成为居民消费升级转型的重要方向, 绿色低碳经济将给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
扩大内需优化出口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一) 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 提高居民消费在GDP比重。
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 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是解决内外需失衡、经济不可持续的主要选择路径, 广东是一个人口大省, 也是经济大省, 经济发展应立足以国内、省内。搞活省内市场, 加快促进广佛肇、珠中江、深莞惠三大经济圈的一体化, 扩大消费层次, 推进城镇化, 合理引导科学健康的消费模式, 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从而解决内需不足, 投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
(二) 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
扩大消费在于提高收入的比重, 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长期以来, 广东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走低。“十二五”规划中要求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速将与GDP增速保持同步, 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走低的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创业带动就业的长效机制, 增加居民收入总量, 才能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三)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加快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劳动者,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做到应保尽保, 并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举措。社会保障体系健全, 农村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公共福利和保障条件, 才能推动农村需求的增长。
(四)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扩大内需是广东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也是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当前广东人均GDP已近7000美元, 珠三角人均GDP已跨过万美元关口, 广东常住人口已上亿, 内需潜力巨大, 广东一方面应加快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建立健全现代消费品营销体系, 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的便利, 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扩大新兴服务业消费, 建立新型消费模式, 实施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五) 稳出口、调结构, 坚持贸易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原则。
物价变动九原则 第10篇
1917年，美国企业巨子莫顿以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换购了妻子深爱的卡地亚双串珍珠项链。当时那座大厦作价120万美元。但是到了1989年，两者的价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莫顿的大厦，作为纽约城的地标建筑，1989年最保守的估价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但那串项链的价值已经不超过20万美元。
1917年一个拥有100万美元的人已经相当富有了，莫顿先生有2500万美元，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如今，有100万美元不过是人们说的“勉强度日”而已，1988年《福布斯》公布的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最少的身价也在2.25亿美元。
百万富翁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是货币本身，近年来贬值。我们把它叫做“通货膨胀”。
供需定律影响价格
从1917～1989年通货膨胀让价格增长了8.5倍，按此计算，莫顿的大厦和卡地亚珠宝公司的珍珠项链应该都价值在1000万美元左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差异是由供需定律决定的。
纽约第五大道的土地是固定的，而对房地产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强烈，所以地产的价格越来越高。而珍珠项链正相反，19世纪末期发明人工养殖珍珠之后，精美的珍珠越来越多了。而戴着珍珠项链的贵妇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珍珠的需求持续下滑，价格也就随之下降。
重要的是百分比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不关心花钱的数量，而是关心它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对富人来说，鱼子酱价格昂贵，但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钱并不是一切
有些商品的价格一直在增长，但是如果用其他因素比如时间来考量，实际上是更经济实惠了。在1870年，从纽约到伦敦的二等舱往返船票大约是150美元，这个价格很多中产阶级都承受得起，但是当时单程航行需要10天，而且也没有带薪假期这个概念，没有几个人能承受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现在，飞越大西洋不过是几个小时的事，带薪假期也很普遍，虽然飞机票要贵很多，但从美国到欧洲的航线上挤满了各阶层的人。
不同时代的商品不能只比较价格
一百年前，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取代它的是今天的汽车。两者的花费从收入百分比来说都很昂贵。要养一套马车比养一辆汽车花费更高，汽车只要停在街边就可以了，但如果是马车，就要费时费料地照顾它。汽车只有在跑起来的时候才烧汽油，而马匹不管你是不是用，每天都要吃燕麦。所以不能单单从价格来比较这两种运输方式。
劳动力的价格一直在增长
1900～1970年，美国工人的工资刨除通货膨胀率，大约增长了3倍。首先的原因是机械取代人类从事了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和常规的计算工作，人们可以集中精力关注一些更有创造力的工作。其次是因为实物资本积累起来后，工人的生产率增长了，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工人也能分享资本带来的利益。当然工会运动的兴起是工人工资增加的另一个因素。
72法则
“72法则”公式为：本金增长一倍所需时间（年） =72÷年增长率（％）。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是10美元，通货膨胀率是 2％，那么36年之后它的价格就变成了20美元。
铁路引发价格重构
两代人之前，昂贵的货车运输，让小麦只能在产地200公里内消费。今天，美国达科塔州的小麦、俄罗斯的小麦，还有印度的小麦在世界市场上竞争，黑海沿岸的敖德萨的小麦供应会影响纽约的小麦价格。铁路的修筑颠覆了世界的运输费用，随着铁路业的成熟，运输价格持续下降。
社会地位的象征从不会掉价
市场变动 第11篇
一、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短缺的总体背景
建筑业劳动力主要是指从事住宅、仓库、厂房、道路桥梁等各种建筑物的承建和维修工程的劳动人口。由于建筑业是技术含量十分高的行业, 在施工技术、前期图纸设计、中期施工管理以及后期验收均需要大量的成熟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的建筑业都处于粗放式管理模式, 导致建筑业在当前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论是在地市级层面或是国家层面, 目前普遍实行阶梯式承包方式进行施工。具体而言, 一项建筑项目从最初的审批直至最终完工, 除了特大级的国家项目以外, 大部分建筑工程均通过一层层、一级级的承包商完成, 而到达建筑工程建设链条的最末端, 则由农村进城务工而来的农民工直接完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需要, 当前建筑业在施工技术标准和建筑工人素质方面都对工程质量提高了要求, 在许多大型或中小型的建筑工程中, 已经凸显了专业技术人员力量不足的尴尬现状。
相较于全国而言, “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探析其深层次的成熟劳动力短缺因素, 大致可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当前的“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 这些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普遍在40~50岁之间, 受到现代家庭结构和生活理念的影响, 年少力壮的青年人很少从事建筑行业。一方面, 建筑业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 施工现场经常处于城市的边缘或荒郊野外, 建筑业工作的本质决定了劳动者需要经常露天作业, 而且是一类十分繁重劳累的体力劳动, 常年的艰苦环境和劳动强度让现代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适应。另一方面,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当前“辽西北”地区多属于独生子女家庭, “养尊处优”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加向往舒适生活, 从而造成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年龄普遍偏高的特点。此外, 近年建筑行业发展不景气, 也成为“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人才短缺关键因素。
二、建筑业劳动力的供给变动趋势
当前的建筑行业还属于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每年都在城市和乡村间定期流转, 为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自2008年以来,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建筑业也受到牵连, 行业不景气, 受到以上因素及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劳动力总体数量上的短缺。近些年来, 由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辽西北”地区农村的“80”后、“90”后人口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带来的影响是, 不仅本地区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 而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实际上,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速都已经开始放缓, 建筑业劳动力人口的总体数量已经开始下降, 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可转移数量也在不断下降。以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的某个村为例, 全村四百余户人口, 世代以务农为生。改革开放以后, 开始陆续出现农民外出进城务工现象, 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 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普遍在25~40岁之间, 数量约占全村人口的3/5, 且外出务工的行业均为建筑业。而在15年后的今天, 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外出务工人员的总数仅占全村人口的1/5, 且年龄一般在35~55岁之间。年轻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多选择不用耗费太多体力的服务业从事工作, 年轻人的择业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建筑业工人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受到建筑业总体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的影响, 像制造业一样, 建筑行业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 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以缺少熟练技术人员和适龄一线工人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短缺。所谓的熟练技术人员, 一般是指在建筑行业的生产一线实际工作时间在3~5年以上的工人, 熟练工人是建筑行业生产活动的骨干力量, 具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熟练工人的素质和数量决定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与之相对应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结构性短缺, 由于建筑行业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其施工环境的艰苦性, 这样就很难吸引到接受过现代建筑学专业知识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加入施工队伍。从实际情况来看, 高校毕业生更加愿意选择到“中铁”、“中建”这样的国有企业就业, 而不愿意选择民营建筑企业参加工作。国有建筑企业和民营建筑企业就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 因此大型国有企业成为倍受毕业生青睐的主要就业选择。但“辽西北”地区缺少类似大型国有建筑企业, 大部分均为民营建筑企业, 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员工队伍。
三是当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背离传统建筑业。这些年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主体, 其择业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特指“90”后一代群体, 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 但却很早就辍学进入社会, 却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量的从农村涌入城市, 已经成为了中国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工人的替代。与其父辈不同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所考虑的因素, 更多地融入了工资待遇、社会地位、工作环境、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因素, 而收入稳定、工作体面是他们追寻的目标。因而, 从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出发, 建筑业自身的工作特点所导致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弱, 与现代服务业相比, 建筑业不仅工作环境比较脏和乱, 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 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不愿意从事的行业。而物流、销售、餐饮、娱乐等现代城市新兴服务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建筑业潜在劳动力人口,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与此同时, 从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考虑, 很多原本从事建筑业的既有农民工, 也正在从建筑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 这既是“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产业困境, 也是全国建筑行业需要面对的普遍现象。
三、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变动趋势
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动趋势, 取决于建筑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市场需求以及季节性需求趋势, 还包括对建筑业劳动力的人口素质需求变动趋势。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要求, 而对于务工人员的要求已经从知识、技术、素质等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辽西北”地区建筑业需求变化主要呈以下两方面。
一是季节性的需求变动明显, 主要表现在春季和秋季建筑业劳动力短缺严重, 而夏季建筑业劳动力供给则较为充足。由于建筑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临时性的群体特点, 具体来讲就是“辽西北”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 在每年的春天播种后和秋收前这一段时期, 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峰期, 此时农民工进城均为同一个村或亲属等联络, 临时组成一个工作团队, 由进城务工经验丰富的老工头带队, 进城后在同一个建筑工地工作, 一般的工作期限在两个月左右, 待该工程项目完工后结算劳务费, 继而又由同一个包工头带队进入下一个工地工作。这种群体性的工作特点, 使建筑业劳动人员流动性相较于其他行业极为频繁, 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下, 同一建筑工地劳动人员供给过剩, 而在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情况下, 则很难大规模的招入劳务人员, 无法使劳动力在供给上形成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农忙时节, 建筑业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 一旦进入农闲时节, 则身份转变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这种每年不断转换的劳动者身份, 使得“辽西北”地区的季节性劳动需求极为明显, 尤其是在农忙时节, 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周期的高峰期。
二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建筑业已经从传统的施工方式转化半机械化或机械化施工, 而传统的“人推马拉”的施工条件已经被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所取代, 缺乏文化和专业知识教育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对这些专业技术知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 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程度劳动者占据了90%以上的比重, 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几乎凤毛麟角, 而这一类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劳动回报的要求相对于高校毕业生较低, 建筑企业承包商出于节约劳动成本的考虑, 也乐于招聘此类人员从事复杂的建筑工程项目, 这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几乎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职前培训。在这种背景下, 一些简单的建筑施工机械设备, 如混凝土搅拌机等比较易于操作的设备, 均由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妇女进行操作, 而现代化的建筑施工设备如塔吊等设备, 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则根本无从业资格进行操作, 即使对于比较简单的机械设备, 由于从业人员缺乏安全规范操作培训, 也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 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急需高素质建筑业专业技术人员, 以填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专业知识存在的不足之处。
四、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 随着“辽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的建筑业从业人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 以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需求, 将是本地区建筑业的需求热点。要解决“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结构性短缺问题, 一方面需要当地的建筑类企业提高相应的待遇, 达到与国有建筑企业相类似的水平, 而本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出台相适应的吸引人才政策。另一方面, 有关建筑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研究制定提高从业者素质的方法, 如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大力倡导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 倡导在职培训与非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制度, 提高建筑业从业者的劳动素质, 使建筑业从业人员快速具备建筑业施工的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 才能为“辽西北”地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摘要：文章对我国“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 分别从当前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短缺的总体背景、供给变动趋势与需求变动趋势三个方面, 深入剖析了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变动特点,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
参考文献
[1]石向东.北京市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分析[J].人口与经济, 2006 (04) .
[2]朱小林, 殷宁宇.我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趋势及对建筑业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 2014 (30) .
[3]李忠富, 刘世青.我国建筑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现状及其影响分析[J].建筑经济, 2015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