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农民论文范文（精选12篇）
地区农民论文 第1篇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十三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与农业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农业的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而农民增收问题一直都是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由最初133.6元到2008年的4760.62元, 增长了35.63倍,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因此, 农民增收问题依然任重道远。本文通过对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情况的分析, 找出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空间相关程度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受灾情况、农民就业和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以期找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促进农业更好地发展。
二、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 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中, 空间事物无关联及均质性假定的局限, 以及普遍使用忽视空间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模型估计, 使得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存在模型的设定偏差问题, 进而导致经济学研究得出的各种结果和推论不够完整、科学, 缺乏应有的解释力 (吴玉鸣, 2005) 。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的经典假定, 以及回归模型的空间计量经济学 (Anselin, 1988) 理论认为, 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国内学者对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较为深入, 不过大多从收入的结构上进行分析, 林秀梅等 (2002) 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及收入增长状况, 张凤龙等 (2007) 通过对农民收入结构进行分析, 认为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个别省份农民的农业收入比重因政策性因素有所回升。但从长远看, 农民收入结构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相比较而言, 国外学者在空间滞后模型这一块研究更为深入。K.S.Kavi Kumar (2009) 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温度的变化对印度不同地区农业的影响, 认为温度的变化会增加农业的敏感性。Ansenlin (2004) 采用空间模型预测农业收益。Bell和Dalton (2007) 研究了土地使用的改变和城乡之间的关系。Breustedt、Habermann和Kirwan (2009) 则采用空间模型对土地价格进行分析。
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收集不同地区的数据, 选取2008的样本数据, 考虑农民就业、农作物播种、财政支出作为一般的自变量, 农业受灾面积作为空间滞后项。通过Anselin提出的空间滞后模型, 分析不同地区的各个变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和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相关性。
三、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
1、指标选择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软件为R软件、MATLAB软件和Geoda软件, 数据为横截面数据, 受数据收集所限, 样本采用的是2008年的全国31个地区的数据。在空间滞后模型中, 因变量为农民的农业收入 (y) , 而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自变量为农民就业人数 (jy) 、农作物播种面积 (bz) 、各地的财政支出 (cz) 以及非参数变量农业受灾面积 (sz) , 以上数据皆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除此之外, 还包括在非参中非常重要的窗框 (h) 、核函数以及模型中的空间权重矩阵 (W) 。
2、数据处理
由于指标的数值比较大, 为了方便, 我们对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处理。在R软件中作出所有变量两两之间的散点图, 发现农民的农业收入和农业的受灾面积之间的关系不明显, 因此我们将受灾面积作为方程的非参数变量来考虑, 而农民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各地的财政支出则作为自变量。由于统计年鉴上采用的农民收入为人均收入, 为了更好与其他变量相对应, 我们把人均收入乘以对应的人数得到农民收入作为因变量。对于窗框, 本文采用的是二阶段直接插入法, 具体可以利用R软件提供的一元非参数回归模型局部线性估计的软件包KernSmooth来计算。而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定义一个二元对称的空间权重矩阵来表达这n个空间区域的邻近关系, 它遵循的判定规则是Rook相邻规则, 即只要两个地区拥有公共边界则视为相邻, 并设定为1, 否则为0, 并且其主对角线的元素全为0;其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wij为矩阵w中的元素。
四、实证模型和结果
1、实证模型
在现实中, 并不是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很明显, 为了更好地契合实际, 文中的模型采用的是将非参数计量模型和空间滞后项模型相结合的模型, 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y是因变量, x为解释变量向量, m (z) 为未知的非参部分, z为解释变量中的一个变量, β为解释变量的系数, w是空间权重矩阵, ρ是空间滞后项wy的系数, 它们表示权重矩阵观测值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程度, μ是白噪声。假设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都不相关, ρ、β已知, 对式 (1) 进行变形并求各变量对z的条件期望得下式:
将m (z) 带入 (1) 式中可得:
对 (2) 式来说, E (y|z) 、E (x|z) 可以通过R软件算出窗宽, 然后利用MATLAB软件编程得出。将得出的结果带入 (3) 式, 利用Geoda软件估计出ρ和β, 带入 (1) 式就能估计出m (z) 。
2、实证分析
(1)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利用Moran散点图和LISA (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 来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中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全局Moran散点图和LISA分析见图1。图1———Moran散点图是关于空间滞后因子W-lny和lny可视化的二维图, 其中W-lny表示各地区临近地区的空间加权值。Moran散点图中的第1、3象限代表观测值的正空间相关性, 第2、4象限代表观测值的负空间相关性, 并且第1象限代表了农民收入高的区域单元被高值区域所包围 (HH) ;第2象限代表了农民收入低的区域单元被高值区域所包围 (LH) ;第3象限代表了农民收入低的区域单元被低值区域所包围 (LL) ;第4象限代表了农民收入高的区域单元被低值区域所包围 (HL) 。
(2) 中国各地区农民农业收入的空间集聚图
LISA聚集地图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空间自相关类型。2008中国各地区专利空间集聚图见图2, 图中有颜色的地区专利空间关系显著, 而无颜色的地区专利空间集聚关系则不显著。如图中:高高, 代表农民收入高的地区集聚在一起;低低, 表示农民收入低的地区集聚在一起;高低, 表示地区专利数高, 但是周边地区农民收入低;低高, 表示本地区专利数低, 但是周边地区专利数高。并且这四种类型对应于Moran散点图中的4个象限。
(3) 回归分析
根据Geoda回归出来的方程为:
因此式 (1) 可写成:
从回归结果来看, 农民农业收入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4169, 显著大于0, 说明各个地区的农民农业收入具有正的相关性, 而农民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和财政支出的系数分别为0.3005、0.6246和0.1573, 说明他们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均具有正向的影响。这和Moran散点图的结果一致。
对 (3) 式求导可得:
图3的横坐标表示农作物受灾面积的对数, 纵坐标表示其对农民收入的弹性,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它总体上大概是一个向下倾斜的状态, 这说明在目前的情况下, 受灾面积越大, 农民收入越少。而且从图中可以看到, 他们大都分布在 (-1, 1) 之间, 说明他们是缺乏弹性, 这反映出受灾的不可抗性, 我们因此该增加预警机制, 加强预报, 把受灾面积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五、结论
从Moran散点图可以看出, 各地区的农业收入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 从LISA分析得出安徽、山东呈现显著高-高集聚, 内蒙古和宁夏呈现显著低-低集聚, 上海和海南两地呈现显著的低-高空间集聚状态, 而四川省呈现显著的高-低空间集聚状态。
由集聚图可知中国各地区的农业收入发展状态明显不平衡, 总的来说东部发展要快过西部发展。特别是内蒙古和青海, 占地面积较大, 应该加大投资的力度, 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进行发展, 多参照山东、安徽的发展模式。上海和海南比较特殊, 上海由于定位成国际化大都市, 因此其农业发展滞后。而海南地处南海, 面积较小, 与周围省市不是直接相邻, 旅游成为其主要的发展途径。对于四川地区, 由于它与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负相关, 而其本身发展较好, 所以应该加强与周边省份的交流, 帮助周围的省市, 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异常现象, 使其农民收入与周边的农民收入起到相互推进的作用。
从回归结果来看, 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 为0.62, 说明我国农民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作物的收入, 财政支出和农民的就业情况影响较小。我们应该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 发挥区域优势, 增加农作物的种类, 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不同地区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另外, 我们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 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就业人数, 最大可能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非参部分导数的散点图, 表明农业的受灾面积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弹性为负且具有弹性。因此, 在发生一些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时, 应尽可能减少受灾的面积, 确保农民的收入。另外, 由于就业人数、播种面积和财政支出对农业均有正向的影响, 我们应促进农民的就业,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支出, 这样就能更好地提高农民的收入, 加快农业的发展, 进而促进全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叶阿忠:半参数计量经济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2]Xinshen Diao, Shenggen Fan, and Xiaobo Zhang, China’s WTO accession:impacts on regional agricultural income—a multi-region,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 (31) .
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分析 第2篇
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分析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及成因的分析,对缩小农民收入差距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作 者：唐芳 蔡志 作者单位：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河南,信阳,464000刊 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QI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年，卷(期)：5(3)分类号：F121关键词：农民收入 差距 成因 对策
地区农民论文 第3篇
一、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辍学率反弹的原因剖析
1．农村学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1．农村学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学校收费上涨过快。
2．学习任务繁重，学生深感学习困难。
3．只顾眼前利益，思想观念转变慢。
4．政府执法不严，力度不大。
二、缓解目前辍学率居高不下的对策
冷静分析形成以上问题的潜在原因，主要是教育政策的不公平。尽可能的消除城乡差异，改变以往‘城市取向’的大一统教育模式，加强农村的经济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农民对义务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义务教育的执法检查力度，融洽师生关系，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等措施，是有效解决农民子女辍学率反弹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认为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突破：
1．创造条件，果敢地变“以县为主”为“以省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制度。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负担不公平，义务教育阶段城市教育费用基本由政府承担，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经费基本由农民自己负担。果敢地变“以县为主”为“以省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制度，是使义务教育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八条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这样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克服了过去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调动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地方政府在办学中遇到了一些他们难以解决的困难，如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教师工资拖欠等问题。如果变为“以省为主”，统筹安排，统一规划，统一要求，统一检查，统一标准，统一步调，就可以少出问题，利于相关政策落实。因此，我们认为，应该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教育投入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并且应逐步向农村教育倾斜。
另一方面，从政府角度来说，应尽快地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执行措施。人们都知道，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政府教育投入的最重要指标，而我国这一指标长期偏低。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应创造条件，首先努力保证义务教育经费及时到位；其次应使经费足额，并应逐年增加，从而使九年义务教育得以顺利推行。
2．加强刚性管理，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刚性管理，加大执法力度，这是保证义务教育法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措施。在义务教育法基本精神指导下，各级政府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制度，特别要不断完善评估、检查和监督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违法行为决不姑息，应采取批评教育或经济惩罚等手段，在现阶段矫枉必须过正。在这方面，外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如英国对不按时送适龄子女入学的家长罚金10英镑，监禁1个月，日本对妨碍孩子上学的家长处3000日元以下罚金。目的都在于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目前，应加大义务教育法的执法力度，建立乡政府对村委会、村委会对学生家长、学校对学生的实施义务教育的责任制，对于经常逃学以至辍学的学生的家长给予必要而适当的经济惩罚，多方教育，使其思想觉醒，按时送孩子上学。
3．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更新思想观念。
事实证明，一些地方为了促进义务教育法的落实，加大执法力度，的确见效快，不失为得力措施。可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可忽视思想教育。应该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地解决当前贯彻义务教育法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不仅包括群众认识，而且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的认识都应再提高，这是保证《义务教育法》得以落实的思想基础。因此，我们还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各级人民政府继续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手段，进一步加强对义务教育法的宣传，联系农民群众实际的思想问题，进行专门帮助，以提高其思想认识。要使人人知道，我国《义务教育法》同其他法律一样，都带有强制性，它处于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全社会都必须遵守。要使人人懂得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的重大意义，义务教育既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一种义务，也是學龄儿童和家长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只有实施义务教育，才能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为早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4．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教师素质。维和实践能力，支持他们追求思维的求异性、灵活性、新颖性和创造性，支持学生标新立异，敢持己见，开发他们的潜智、潜能和潜质，培养从本质上敢于超越前人的一代新人。为此，必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大练教育教学基本功，与课程改革密切联系，着力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与此同时，要建立和完善教育评估机制，使义务教育法的贯彻执行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当然还要深入改革教育体制僵化、办学模式单一等问题，使当前义务教育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地区农民论文 第4篇
2008年, 湖南作为农业部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试点工作的11个省份之一, 在严格按照农业部《2008年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试点实施方案》要求的基础上, 组织14个市州31个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县12所培训机构不断创新工作和培训方式, 圆满完成了1550个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示范村每村选拔1名农民参加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的试点工作任务[2]。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培训工作, 有效地整合了面向农村的具有较好基础条件的教育和培训资源, 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经过调查, 农民创业培训工作实施3 年来, 很多经过培训的学员已经走上创业之路, 家庭年收入也得到了增加。农民创业培训学习后家庭年收入5万元以下的为30%, 5万至10万元的为48%, 10万至20万元的为16%, 20万元以上的为6%。目前, 长株潭地区已形成以易家湾镇生态休闲旅游、株洲仙井乡黄竹千亩大棚蔬菜基地、醴陵的陶瓷生产、浏阳烟花等为代表的农民自主创业基地。
一、制约农民创业培训工作的因素及根源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 我们不难看出在对农民创业培训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培训效率比较低, 其主要根源就是政府与农民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博弈关系。
(一) 农民对于培训的价值权衡
我们首先研究作为创业型农民, 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之前所作的价值权衡:
假设一名属于创业类型的农民, 他要决定是否为某培训项目的学习投资。该项培训学习项目需要的资金为 K, 农民愿意投入的资金 (即教育投资) 为e, 则需要政府补贴款 D=K-е。如果培训完成以后, 该农民顺利地开展创业项目, 预期收益为D× (1+r) (r为预期收益率) 。我们注意到, 如果农民培训以后不能找到合适的创业项目, 来保障基本生活的工作, 补贴是不会被收回的, 所以农民的该项投资并不会破产。假定农民对此项教育投资项目的回收额是一个随机变量π∈[al, b] (a<b) , 因此, 农民教育投资的净利润P 是:
P=π-D× (1+r) 若π>D× (1+r)
P=π 若π< D× (1+r)
农民教育投资的预期的净利润W也就是:
这里f (π) 是随便变量π (投资回收额) 的密度函数。 (1+r0) е是个人使用自有资金e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农民在W>0且D>0 的情况下会决定对培训教育项目投资, 对式 (1) 进行化简以后可以得到:
政府的收益V (V是农民培训后找到工作所带来的正外部性, 如预期的税收) 是:
政府的零利润条件便是:W=Eπ- (1+r0) K (4)
W只依赖于K, 而K的结构与W无关。我们发现式 (4) 中, 只要W≥0, 并且D≥0即只要政府提供培训补贴, 农民都愿意参加创业培训。在此假定, 属于创业型那部分农民在农村不能获得任何收益, 即收益为0。因此, 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 不仅需要注重对教育培训的补贴, 还要注重鼓励农民参加培训。
(二) 政府对于农民培训的价值分析
政府发放补贴后, 怎样在培训过程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呢?这需要通过对农民创业培训后的预期收益、就业率以及政府对资金补贴的预期收益来进行分析。投资项目的金额已经定为K的条件下, 农民会尽可能降低e在K中的比重, 提高D在K中的比重, 政府实际上承担着个人投资破产, 也就是培训后农民不能就业的风险。因此, 政府的预期收益应该与资金的机会成本 (1+r0) D相等, 于是:
对于既定的D, 假定客观上存在着一个预期收益率r来满足均衡条件, 由式 (5) 可发现, 即使对于政府而言, 所发放的补贴也是需要有收益的, 其利润的预期值φ是:
φ=V (D, r) - (1+r0) D
其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
即对一个给定的经济环境而言, 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补贴款最佳额度D*。对于式 (1) 和式 (2) , 可以想见, 农民在对创业培训项目投资时的自有资金不足, 并不完全是因为贫困, 主要原因是预期收益率过低。另外, 从个人的投资决策行为式 (2) 里, 可以看出投资时不投入或少投入自有资金也正是个人自身利益所决定的典型行为。正因为这种行为引发了不少问题, 例如农民和培训学校“勾结”, 瓜分培训费而不接受教育等。其实,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那个尽可能低的e在K中的比重的动机在作怪。但是, 不投入或少投入自有资金, 就使农民的教育投资行为更依赖于政府补贴, 这种规模一旦超过一定的界限 ( D≥D*) , 政府为了维持资金的有效性, 为了减少所承受的风险, 作为职能机构的政府只能控制教育补贴发放的规模, 这不利于社会稳定, 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政策, 但这是唯一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于农民、政府、培训机构等三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失。
再考虑政府的收益, 如果农民参加培训, 并顺利开展创业活动, 那么, 政府获得的收益就包括:减少对扶贫基金的投入;预期的税收增加;失业人数减少, 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等等。将这些农民参加培训带来的正外部性量化, 设政府在此过程中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c为还款系数, 如果政府的效用极大化, 那么根据式 (1) 至式 (6) , 就有:
同样的, 我们可以推出政府利润最大化条件, 并由此得到结论:政府的预期收益能否得到取决于农民是否在培训后能否得到预期的收入。在博弈理论里, 这种关系就是一种纳什博弈均衡。
(三)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导致的问题
通过以上价值分析, 可能导致培训机构、创业型农民骗取教育补贴。在进入培训学校以后, 考虑培训学校和农民的行为, 这是双头博弈。报酬函数可以表达为当期和长期两个支付矩阵 (见表1和表2, Di表示农民, Ds表示学校) 。
其中, (2, 2) 表示, 在此策略集下农民得到0单位劳务费和1单位本应付出的学费成本。学校得到1单位骗取的培训费和1单位本应付出的教学成本。 (0, 1) 表示, 农民收益为0, 而学校得到1单位的培训费。 (1, 0) 表示, 农民得到1单位的预期收益而学校收益为0。 (1, 1) 表示, 农民得到1单位的预期收益而学校得到1单位的培训费。
其中, (-1, -1) 表示长期来看, 农民损失1单位自己劳动创收的效用;学校因为信誉问题而损失1单位效用。 (-1, 2) 表示农民因为缺乏技能, 损失1单位的效用, 学校由于收取学费, 获得1单位效用;良好的教学又获得1单位效用。 (2, 0) 表示, 农民掌握技能获得收入, 获得1单位效用;政府给的补贴, 获得1单位效用。 (2, 2) 表示农民掌握技能获得收入, 获得1单位效用;政府给的补贴, 获得1单位效用。学校由于收取学费, 获得1单位效用;良好的教学又获得1单位效用。
综合当期和长期支付矩阵进行总体分析, 结果是学校选择认真办学, 农民选择认真学习, 这样的收益才是最大的, 可是, 人们总是被当前的利益所驱动, 作出不理智的选择:与学校“勾结”, 变相地骗取政府的教育补贴。所以培训机构与创业型农民联合骗取教育补贴的行为是可能的。
二、长株潭地区农民创业培训的对策与建议
(一)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创业氛围
为了使更多的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农民加入到创业大军中来, 作为政府部门可通过不同途径加大宣传力度。一是通过会议宣传。由省农业厅牵头, 组织涉农高、中等职业技术院校领导、具体负责农民创业培训工作的同志召开了创业培训工作会议。这样不仅达到创业培训宣传的目的, 而且还体现出各地对创业培训工作的高度重视性。二是借助媒介宣传。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新闻媒体, 及时跟踪报道农民创业培训工作情况, 使更多的农民积极参与到创业培训学习中来。三是加大典型事例宣传。各项目县和培训机构注重挖掘创业培训过程中的典范, 大力宣传创业者刻苦学习、勤劳致富、勇于创业的精神,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同时针对创业培训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典型、好政策, 并进行广泛宣传推广。从而来帮助农民抛弃过去等、靠、要的落后思想, 树立大胆创业、艰苦创业、诚信创业、开拓创业的理念和信心。
(二) 加大对创业资金扶持力度
在实施农民创业培训的过程中, 党和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为保障农民创业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落实, 政府应出台相关的政策与文件, 规范培训资金项目管理, 做到有章可循, 使培训资金项目管理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要逐步把农民创业培训纳入公共财政投入范畴, 在财政的经常性预算中设立“农民创业培训专项基金”, 并逐年有所增加, 将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培训过程中的教学资料采购、专家教师补贴、交通费、购买和编印培训资料等方面, 对所拨经费实行项目拨款、集中管理、专款专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此外, 还应加大金融机构对农民创业贷款扶持力度, 降低小额贷款门槛。加大财政不断放宽贷款对象、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贴息范围, 贷款反担保人的范围, 使更多创业者不再为创业资金发愁[3]。
(三) 完善培训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创业培训的成效, 可采取完整的农民创业培训工作流程:培训需求分析—培训内容设置—实施培训—培训效果评估—培训后跟踪服务, 从而全面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农民创业培训工作中来, 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将行政领导干部、专家教授、专业合作社技术骨干等吸纳到农民创业培训工作中来;此外, 还需进一步完善教学设备和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 为开展创业培训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尤其是要建立长效的跟踪服务机制和多渠道的跟踪服务方式, 组建专家团队, 帮助及时解决农民创业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困难和问题, 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学员们的创业成功率和稳定性。
总之, 农民创业活动是现代农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原动力,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形成活跃的创业局面, 以创业带就业, 以创业促发展, 来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
摘要：文章运用资料收集、民意调查等方法对农民创业培训问题作了探讨, 阐述了长株潭地区农民创业培训的现状, 利用博弈分析法解释其制约的原因, 对长株潭地区农民创业培训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创业型农民,培训,对策
参考文献
[1]周海纳.创业型农民培训对促进海西新农村建设的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 2010, (2) :390-392.
[2]吴易雄, 廖进中.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的实践与探讨——以湖南省为例[J].兰州学刊, 2009, (12) :86-90.
地区农民论文 第5篇
摘要：描述长治地区农民家庭增收困难的现状；分析农民难以增收的原因；提出农民增收的可行性的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农民收入；现状、分析、建议
在2010到2011年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寒暑假期及部分的节假日，对长治地区的农民家庭收入结构进行了调查，主要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农民家庭的收入结构进行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从问卷中得到了农民增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而且通过走访更亲切得了解到了农民的心声和现金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期望，最终对农民的收入情况有了详尽的认识。
一、农民收入现状的描述
通过对农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分析，种植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一项基本的来源，有95%的家庭进行种植，但是种植收入具有其不稳定性的特点，增幅比较小，有时还会减小，这与许多因素是有关的，其中天气因素和水利设施的条件是有重大影响的，导致了农民种植收入的减少；在农民收入的结构中，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农民家庭的收入中是一项重要的来源，所占比重也较大，有75%的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并且农民家庭外出务工的劳动人数直接影响着家庭的收入来源，但外出人员务工收入的增幅不大，并且有一些波动，又基本保持平稳；关于农民家庭养殖方面的收入情况，养殖收入确实可以给农民家庭带来不错的效益，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进行养殖事业的农民家庭并不太多，只有14%的农民家庭进行养殖业；经商收入又是一个可以给农民家庭带来很高收益的一个方面，商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有些家庭的收入是以商业收入为主，但从事商业的家庭数量也不多，有65%的家庭从事商业，只有一部分的家庭具体由经商的条件或是想法；随着国家对农民补贴的增加，农民的补贴收入相对来说有所提高，但由于农民补贴的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少，这就使得补贴收入不会给农民家庭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农民家庭各方面的收入情况有其各自的特点，总的来说，农民家庭的收入呈现有所提高，但增幅太小的现状。
二、农民各种收入来源的分析
(一)在农民收入来源的种植方面
这是农民家庭的一项基本的收入来源，但种植收入的来源受制于天气的影响和种植投入的限制以及水利设施的制约。对于许多种植玉米的农民家庭来说，每年的种植玉米收入多少依赖于降雨量的多少和降雨的及时性，降雨量的不足和不及时都会对农民种植玉米的产量产生重大影响，继而对农民家庭的收入产生影响。对于部分种植大棚蔬菜的农民家庭而言，大棚蔬菜的种植确实可以提高农民家庭的蔬菜产量，但是蔬菜的卖价却是由收购商来决定的，而不是依据市场的需求来变化，农民不能自己决定价格，这就使得农民的大部分收入被收购商赚取，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另一方面，种植大棚的家庭树木也比较少，有26%的家庭进行大棚种植，这也是农民家庭收入难以提高的原因。
(二)在农民收入来源的养殖方面
这项来源是能够给农民家庭带来不错收益的方面，但养殖业也有其风险性高的特点。在不发生意外风险的情况下，养殖业确实可以给农民家庭带来较高的收入，但是如果从事养殖业的农民家庭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情况，尤其是传染性的情况，则会给农民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不仅会没有收益，甚至收入的资金也无法收回，这样的现状就导致了农民家庭从事养殖业较少的现状，严重的限制了农民增收的途径。另外，从事养殖业的家庭在初期会有较大的投入，包括养殖场和一些基本设施的投入，对于农民家庭来说，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有许多家庭是难以进行这么大的投入的，这也限制了农民家庭在养殖方面的发展。
（三）在农民收入来源的外出务工收入方面
这项来源是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大部分农民一年之中会有很多的闲余时间，因此大部分农民选择了外出务工来提高家庭的收入，由于文化技能的不同，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会有所不同。从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会有所波动，但基本变化不大，也没有明显的提高。
（四）在农民共收入来源的商业收入方面
这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不错的方式，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农民可以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来发展商业，增加家庭的收入；也有一些农民进行投资企业工厂，也能够取得很大的收入；还有一些农民外出做生意，也可以带来不少的收入。但我们从调查的数据也可以发现，从事商业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不多，有65%的家庭从事商业。有些农民家庭缺乏资金，有些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缺乏创新的思想，只知道埋头苦干赚取辛苦钱。要在商业收入方面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必须增加农民家庭商业投资的比例。
（五）在农民收入来源的补贴收入方面
国家对农民的农业补贴有所增加，但是增幅较少。由于农民的农业补贴的收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咱的比例非常小，因此农业补贴的增加并未对农民家庭的收入产生大的作用。国家应该进一步改善农业补贴的政策，使农民家庭能感受到补贴的重要作用。
三、关于农民增收的建议
（一）针对农民种植方面的收入增加的建议
①．政府应帮助农民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建立合理的水利布局，在节约水资源的前提下，使农民的作物得到及时的灌溉，使农民摆脱靠天增收的困境，年年得到作物的大丰收，提高家庭的收入。
②．政府应组织农民进行合理的规划，实现作物的规模种植，以节约资源，并且组织农民进行种植、收割、销售等各项活动，提高作物的价格，节约农民的成本，是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
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家庭的扶持力度。在技术上，要委派有知识、有文化、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村，帮助农民，指导农民进行种植事业，使农民的作物产量得到提高；在资金上，要进一步给与农民家庭大力支持，帮助农民建设产量很高的蔬菜大棚，实现作物的全年生产，提高作物的产量，以提高农民的收入。
④．政府应组织企业对农民的作物进行收购，以使农民的作物能够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出售，获得应得的收入，避免人为因素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
（二）针对农民养殖方面的收入增加的建议
①．政府应帮组农民进行前期建设的投资，以解决农民缺乏资金的现状，提高农民家庭进行养殖的比例，使农民的收入能够增加。
②．政府同样应委派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对农民的养殖事业进行全面的指导，以降低农民从事养殖业的风险，减少农民不必要的损失，进而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
③．政府还应组织农民进行规模养殖，以节约资源和劳动力，使农民养殖的成本达到最低，进而提高养殖收入。
④．政府组织人员给农民寻找合适的市场，进行集中销售，使农民达到增收的目地。
（三）针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建议
①．政府应加强本地企业的发展，支持本地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充分利用当地的闲余劳动力，促进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
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技能，寻求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得自己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更好的收入，提高家庭的收入。
（四）针对农民商业收入方面的建议
①．有条件的农民要充分利用自家的优势，根据当地的需求，选择合适自家情况和当地需求的商业，以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
②．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家庭商业方面的扶持，给以资金上的帮助，以提高当地从事商业的家庭的比例，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
③．农民也要发扬开拓创新的精神，寻找适合于当地发展并且有潜力的商业，来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提高自家的收入。
（五）针对农民补贴收入的建议
①．政府应根据农民当年的实际状况给以相应的补贴，以使农民的在不好的年份都不会感到收入的减少，是农民在困难之年依然过得安稳，这样才有利于农民自家的发展，加快家庭收入增加的速度。
②．政府要加强补贴的监管力度，使农民能够拿到自己该得的补贴收入，使农民真正感受到国家补贴的作用，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
地区农民论文 第6篇
从2008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了西部地區农民创业促进工作，先后批准四川省和重庆市5个区（县）开展试点，其他西部省区也积极推进农民创业工作。试点取得了一定经验，但也存在不少困难。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提出，开展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试点，要在坚持科学发展，加强政府引导，不断改革创新的原则下，通过试点初步形成有利于农民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创业服务体系，提高专业咨询机构对农民创业的指导普及率，明显提高经培训后创业的比率和创业后再培训率，形成多个比较有实力的农民创业基地，培育一些有竞争力的品牌，提高新增创业农民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的比重。
为支持试点县市开展工作，11部门明确了相关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为农民创业提供土地支持和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农民创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问题。
陕西大力保护宁强矮马
9月18日，位于陕西省宁强县汉源镇七里坝村的国家级宁强（矮）马保种厂建成并免费向游客开放，该马厂集矮马保种、马术表演、观光旅游为一体，目前有37匹宁强矮马在这里集中进行保种饲养。宁强矮马是农业部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马种，属中国地方畜品种。这种马是春秋战国以前古羌人从青海进入宁强时遗留下来的马种，以体质结实、耐艰苦、体形轻小、适应山地自然条件等特征闻名。
地区农民论文 第7篇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生成条件,比较分析,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
一、引言
近年来, 农民合作社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态势良好, 合作社成立数量多, 运行较为规范, 经济效益显著。而在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民合作社仍处于起步阶段, 成立的数量偏少, 并且多数合作运作不规范, 后续发展困难。本文对比分析东部地区与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条件, 研究其差异性, 探寻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具体困难。
国内学者关于我国农民合作社生成条件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首先, 许多学者都强调农业产业对合作社生成的基础作用。苑鹏 (2006) 认为, 农产品自身的特性和产业特性促使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 能够在当地产生并形成一定气候的合作经济组织, 背后大都有一个面向市场的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基础。张仁寿等 (2003) 认为, 农产品越有特色和比较优势, 农户对合作的需求就越强烈, 农民就更有热情、更主动地希望进行合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就较容易形成。其次, 学者们认为, 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苑鹏 (2003) 指出,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赵昂等 (2006) 指出, 政府支农资金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 一些地方通过抓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把有限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支农项目资金以及社会支农资金捆绑起来, 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合作经济事业的积极性。第三, 一些学者在调查中注意到了合作社发起人对合作社生成和发展状况的影响。张仁寿等 (2003) 认为, 农村能人是农村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也是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因素。李瑞英 (2004) 提出, 依托对象的不同也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因素之一。
有些学者分析和总结了农民合作生成的各方面影响因素。黄祖辉等 (2002) 等通过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分析, 将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归结为产品特性因素、生产集群因素、合作成员因素、制度环境因素。苑鹏 (2006) 指出,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条件如下:制度环境、历史条件、市场条件、产业基础、组织基础、创办人供给、法律和政策环境。
借鉴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合作社生成条件的研究成果, 结合作者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分析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条件:
1.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农业产业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成的基础经济条件。而农业产业化对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 农民家庭经营的商品化率。在农民家庭的层面, 农业产业化水平体现为家庭经营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农民家庭摆脱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状态, 专业化水平越高, 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也越高, 对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大。同时, 专业化所导致的资产专用性也使家庭经营的风险增加, 更需要通过合作来抵御风险, 因此, 农民家庭经营的商品化率越高, 对农民合作社的需求更为强烈。第二, 农业产业集中度。规模经济是合作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规模经济的获得需要一定程度的产业集中。在农业生产区域的层面, 当产业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产生聚集效应, 使该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取得比较优势, 并开展标准化生产, 满足现代终端市场的需要, 获得稳定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情况下, 就会在一个特定区域产生了数量较大且稳定存在的农民专业户、农资产品供应商、农产品销售商和农业技术服务人才, 使农民的横向合作与纵向合作成为可能, 合作社的生成与发展获得了牢固的产业基础。
2.政府支持
农民合作社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变迁, 农民的接受程度低, 势必在发展初期需要政府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的支持。事实上, 相对于公司型企业,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对农民合作社或农业合作社提供了税收、金融、技术等方面的优惠与支持。我国的东西部区域差距显著, 地方政府的财力、政策、执政能力有巨大差异, 使当地农民合作社生成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有了显著差别。
3.合作社发起人的带动作用
曹锦清 (2000) 关于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观察结论得到国内学者各种研究的证实, 具有普遍性。贺雪峰 (2003) 认为, 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使农民原子化倾向空前扩大, 传统的以宗族宗教组织为载体形成的村庄内部合作和人民公社通过扩大组织规模降低组织交易费用形成的合作都不再存在, 农民合作能力急剧降低, 当前的农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善合”的农民。面对“农民合作难”的现实状况, 如果没有“合作企业家”的积极作用, 农民合作的需求与愿望, 政府推动农民合作的政策, 都难以转化为农民合作的实际行动。
二、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农业产业基础的比较分析
1.农产品商品化率
农产品商品化率是农民家庭从自给性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的重要指标, 也是农业产业化水平在家庭层面的具体体现。
东部各省市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 农民人均耕地仅一亩左右, 家庭经营发展粮食、棉花、油料等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显然不具备优势, 而只可能通过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特色水产、名优牲畜、桑茶竹木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来提高家庭收入。同时, 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超过400人, 经济发展起步早, 城镇发达, 消费能力强, 产销地近, 农产品商品化的转化周期短, 农民对于市场的反应也较快, 为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提供了相对优越的条件。因此, 东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快, 农民家庭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 对通过合作获得技术、销售和金融服务并共同抵御风险的意愿比较强烈。
西北地区人口稀少, 农民人均耕地高达十亩, 但山地多, 平地少, 而且70%以上为旱地, 一个家庭往往只有一到两亩水地, 其余的都是坡地和旱地。由于旱灾频发, 农民家庭收入远低于东部地区, 是全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 西北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36人, 城镇村落之间相距很远, 山大沟深, 交通条件落后, 农产品销售成本高昂。因此, 多数贫困家庭和刚刚达到温饱水平的农户, 通常选择风险较小的经营结构, 种植的作物以粮食为主, 少量种植蔬菜瓜果, 每家养一头猪、几只鸡, 形成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由于种植的多数是传统作物, 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极低, 对农业技术服务和销售服务的需求不强, 合作的意愿也相对较低。
2.农业产业集中度
东部地区由于人口稠密, 市县乡的面积普遍较小, 一个县的面积平均为0.12万平方公里。同一个县乡, 气候、土壤、农业灌溉条件接近, 农业经营的同质化程度较高, 容易形成统一产业, 进行专业化大规模生产。浙江省的粮油、水产品、茧丝绸、果品、竹木、牲畜、蔬菜、茶叶、食用菌、花卉十大主导产业的高效经济作物的栽种面积达到2813.4万亩, 万亩以上的特色产业带有300个, 总面积700多万亩。这些东部地区的农业产业集群已经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形成了强劲的竞争力。
我国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 面积共计304.3万平方公里, 占西部总面积的57.7%, 占全国陆地面积的31.7%。幅员辽阔, 整体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首先, 地跨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3个干湿地带。年均降水量300毫米左右, 降水各地差异很大, 气候条件各异并且独特。其次, 地形复杂, 生态环境的类型多样, 有干旱荒漠、高寒草地、黄土高原、陇南陕南山地四个大的生态类型区, 每个生态类型区中又有生态因子相异的亚类型。再次, 存在大量制约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其中, 干旱当属影响最大的因素。西北地区干旱、半干旱区的面积占其总面积的80%以上, 除了少数暖温带湿润地区外, 大多数地区河网稀疏, 地表径流贫乏。
西北地区一个县的面积可以达到东部一个县的十多倍, 但是农业产业相对分散。比如, 甘肃省民勤县的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民勤县的生态状况极为恶劣, 正在通过“关井压田”, 平均每人限种2.5亩土地, 来扭转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在耕地面积缩小后, 为了维持当地农民的生计, 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推动民勤县的农业产业化, 因此这个县的农业产业化水平高于周边的许多县。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 由于县域内各乡的气候、土壤、灌溉条件都有显著差异, 因此政府在各乡推进的主要农业产业也有明显差别:北部地区由于直接处于沙漠边缘, 主要种植棉花;中部地区靠近县城, 主要有温棚蔬菜、大田种植向日葵等作物;南部地区的主要作物是大田种植洋葱。在我们调查的甘、青、宁各省区的其他地区, 不但许多县难以形成有规模的农业产业集群, 一个乡镇的各个村庄也可能有的在山区, 有的在川区, 环境各异, 有的村庄种植蔬菜, 有的村庄养殖牛羊。总体来说, 西北地区牧区的畜牧业形成了一定规模, 农区只有马铃薯、枸杞等少数作物种植面积较大, 其他的农业产业相对分散, 规模以及竞争力与东部相差甚远。由于农业产业普遍规模小, 不稳定, 相应的销售、加工企业也数量少, 规模小, 农户纵向与横向合作的选择范围有限。
三、农民合作社生成中的政府支持的比较分析
合作事业的起源是在西方国家, 并且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 但早在1852年, 英国就通过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合作社法《工业及互助会社法》, 德国、法国、荷兰、美国、瑞典等国家也在19世纪后期陆续颁布了合作社法或合作社的法律条例。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确立了合作社的合法经营地位, 并且对于合作社制定了很有力的、至少是非消极的条款, 从而促进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事业,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立法和政策的支持保护, 国家作为“第一推动力”是不可或缺的, 包括合作社立法、合作社教育、提供各种优惠服务及财政援助、传播技术和管理知识等。因此, 政府的作用作为一个强大的驱动力量, 为合作社发展创造一个有力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拓宽了合作社的生存空间。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 农民合作社大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还存在以下诸多问题:从组织创建上, 其他力量介入的较多, 农民自己组建的较少;从农户分布看, 区域跨度较小;规模不大, 经济实力较弱;运作机制不完善;从资金来源看, 主要以农民自筹资金和各种混合形式的出资为主。徐旭初等 (2009) 认为, 整体而言, 中国的农民合作社既非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创新, 但也不是农民在逐利动机驱使下自发行动所能实现的诱致性创新,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主导性制度创新。韩俊等 (2006) 指出, 政府的支持不够与行政干预过多并存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苑鹏 (2004) 认为, 行政干预也会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模糊, 使农民在其中的所有者地位受到挑战和剩余分配权受到侵犯, 更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郭红东 (2003) 认为, 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 政府就要从直接参与中逐步退出, 而注重从外部环境方面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条件。
在合作社生成方面, 东部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政府的项目资金支持方面
我国各级政府目前主要是以项目资金来推动合作社的创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经济实力雄厚, 工业能够反哺农业, 地方政府的资金充裕, 对农民合作社的成立及后续发展都能够给予较多的资金补贴。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 合作社需要有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 才能正常运转, 农民也才能“干中学”, 逐渐积累经营和管理经验, 使合作社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但西北地区的省、市、县、乡等各级政府的财政都比较困难, 对农民合作社的资金支持非常少, 一个县每年的补贴总额往往只有十多万元甚至几万元, 只能勉强资助极个别的合作社。此外, 有的县乡政府在项目经费的分配中还存在不公平、不公开和运行不规范等问题。个别地方将扶持资金分配给有个人关系的合作社, 有的甚至分给亲属临时成立的合作组织。
2.政府的角色定位方面
在现阶段, 政府需要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动员以及骨干培训等工作, 使农民充分了解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 掌握农民合作社的宗旨、价值、原则和内部治理方式, 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 在条件成熟时因势利导地给予恰当的帮助和支持, 才能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在2007年《农民合作社法》颁布之前, 东部地区的各省市已经有了许多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法》实施之后, 这些地方的各级政府往往制定了配套的政策, 培训农民合作社的社员, 鼓励农技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民合作社工作。在西北地区, 2007年之前建立的农民合作社数量极少。《农民合作社法》颁布之后, 西北各省区农民合作社的数量迅速增长, 但其中有的地方政府过度干预, 急于求成, 在错误的政绩观, 定指标、下任务, 跑步建设农民合作组织;有的县甚至提出消灭空白村, 村村建立合作社;还有的地方把合作社的发展数量作为基层官员政绩的硬性考核指标, 许多条件不成熟的村庄在政府的“催促”下成立了合作社。作者在调查时发现, 这种空架子合作社几乎不为社员提供任务服务, 一些“社员”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合作社。
四、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带头人因素的比较分析
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 合作社的成立需要外部推动者或合作社企业家的帮助 (Ha rms, 2009) 。勒普克 (1992) 认为, 建立合作社的可能性不会自发地转变为现实性, 没有合作社企业家就不会有合作社。德国合作社学者指出在成员中具有领袖人物是合作组织创办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这些领袖人物是一些有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够管理合作企业的人, 合作组织只有围绕这些领袖人物才能够形成, 也才能够成功经营 (汉斯, 1991)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 由于农村普通小农户的个体理性以及在资金融通、人力资本、组织网络、物质资产等资源禀赋上的种种缺陷, 他们难以内生出合作社, 只能借助于能承担创建合作社成本的个人或组织即合作社企业家来建立合作社 (贺雪峰, 2004;张晓山, 2002) 。这些合作社“企业家”通常是农村的专业大户、乡村干部、农技能人、供销社中的能人, 具有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是农民合作社的发起者、领导者和大股东。如果没有这些发起人的带动作用, 普通农户的合作愿望, 政府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政策, 都难以转化为农民合作的实际行动。
东部地区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推行“订单农业”, 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企业数量多, 发展状况良好。此后, “企业+农户”模式逐渐发展为“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企业带动成立农民合作社, 合作社实现了农民的组织化, 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地位, 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在东部地区, “企业+合作社”是农民合作社的主要发展模式, 企业带动成立的合作社占合作社总数的比例较高。近些年, 浙江省正在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 促使土地使用权向规模经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集中, 全省涌现了30多万个农业专业大户, 吸引了4000多个工商企业投资农业, 投资额超过100亿元, 这些经营大户在带动创立农民合作社中也逐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晚, 农业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企业带动成立的农民合作社也数量很少。同时, 西北地区许多县乡的农业产业是在政府项目的支持下起步的, 如整村推进扶贫项目、旱作农业实验项目。这种政府项目实施的特点是一个村庄的每家每户几乎都得到相同数额的资金支持, 经营规模相差无几, 如每家建一个0.6亩的蔬菜温棚, 或每家建一个养牛、养羊的暖棚, 养三到五头牛, 或养十几只羊。在项目实施的最初几年, 基本上没有大户出现。这种情况下, 尽管农民对农业技术、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强烈, 缺乏有经营经验, 特别是有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带头人来创办农民合作社。
五、结语
1.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基础经济条件
从农民家庭经营的商品化率方面而言, 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密集, 农业产业化经营较早, 产销地近, 农产品商品化率高。西北地区人口稀少, 且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居多, 城镇村落之间相距很远, 交通条件落后, 多数农户通常选择风险较小的经营结构, 形成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就农业产业集中度而言, 我国东部地区基本形成了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区域化布局的格局。这些地区的农业产业集群已经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形成了强劲的竞争力。西北地区不但许多县难以形成有规模的农业产业集群, 规模以及竞争力与东部相差甚远, 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基础薄弱。
2.农民合作社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变迁, 农民的接受程度低, 势必在发展初期需要政府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的支持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经济实力雄厚, 工业能够反哺农业, 地方政府的资金充裕, 对农民合作社的成立及后续发展都能够给予较多的资金补贴。西北地区的省、市、县、乡等各级政府的财政都比较困难, 对农民合作社的资金支持非常少, 只能勉强资助极个别的合作社。
3.合作社发起人的带动作用也同样重要
面对“农民合作难”的现实状况, 如果没有“合作企业家”的积极作用, 农民合作的需求和愿望, 政府推动农民合作的政策, 都难以转化为农民合作的实际行动。东部地区正在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 促使土地使用权向规模经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集中, 这些经营大户、农业企业在带动创立农民合作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北地区由于农户经营规模相当, 经营大户偏少, 且农业企业也偏少, 所以缺乏有经营经验, 特别是有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带头人来创办农民合作社。
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现状及其对策 第8篇
1 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现状
1.1 农民教育培训需求旺盛, 供给不足
民族地区农民从小与优质教育资源无缘, 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 缺乏生产经营技能和创业技能已成为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制约性问题。农民认识到了这一制约性问题, 希望通过接受相关的教育培训, 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技能。在对农民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调查中, 有92.8%的被访农民都表示愿意参加农民教育培训。但由于受经济条件、资源等限制, 被访者中仅有46.7%的农民参与过教育培训, 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的供给数量明显不足。
1.2 农民教育培训设计不尽合理
农民参与教育培训受多重因素影响。主观因素主要是农民自身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 而客观因素是农民教育培训供给者对教育培训时间、地点、内容、培训方式等设计。在调查访问过程中了解到, 农民教育培训的供给者在教育培训的时间、内容、方式等设计上与农民的实际生产匹配程度不高。影响了农民参与及教育培训的实际效果。
1.3 农民教育培训的设施不健全, 师资缺乏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 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一方面农村的教育设施老化、设置缺乏, 导致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的开展受到限制, 不能像发达地区那样利用先进的网络设备等进行教育培训, 只能开展一些规模小、档次低的教育培训。另一方面, 缺乏具有专业技能和培训经验的培训人员, 影响了农民教育培训的质量。教育培训设施和师资力量确实成为当前制约民族地区农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1.4 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政府虽然制定了一些关于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措施, 但不够完善, 现有政策措施缺乏有效实施, 对农民教育培训的规范管理流于形式。目前, 有效监管政策的缺失, 使不法分子有可趁之机, 不少组织打着农民教育培训的旗号骗取农民的信任, 进而骗取农民的血汗钱。监管机制的缺失, 导致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管理混乱, 造成现有的有限的教育培训资源浪费, 农民教育培训未能实现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 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 一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考核评估体系, 对农民教育培训缺乏客观有效的考核评估, 影响基于考核评估结果实施的教育培训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 对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缺乏激励机制, 未能积极调动社会资源、整合社会资源, 影响了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的持续发展。
2 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改善对策
2.1 加大投入, 建立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长效机制
农民教育培训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 完善的制度保障是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政府部门作为农民教育培训的主要供给者, 要制定财政、金融、税收、工商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使农民教育培训具有完善的政策支撑。特别是在农民教育培训经费问题上, 要将其纳入地区财政预算范围内, 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抓好教育培训人员的培养工作, 重点培养本土化培训人员, 便于与农民交流沟通, 不断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 将现有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做强、做大, 逐步形成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的良性运行机制。
2.2 政府主导, 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政府部门作为农民教育培训的主要承担者, 要突出民族地区政府的主导地位, 创新机制, 组织好、协调好相关部门, 形成一种政府统筹,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社会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 充分利用社会各种资源, 善于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农民教育培训, 使这项公益事业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将农民教育培训纳入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规划, 明确目标和任务要求。要将农民教育培训作为政府相关部门考核项目, 把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办“实”。
2.3 加强对农民教育培训的监督考核, 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农民教育培训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 经费使用等相关重要项目要公开透明, 接受农民的监督、检查。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农民教育培训的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 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对农民教育培训要建立完善的考核体系, 要将培训内容是否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培训方式是否得到农民的接受, 培训效果是否得到农民满意作为农民教育培训效果好不好、质量高不高的考核标准, 形成完善的考核体系。从反应层面、学习层面、行为层面和结果层面对农民教育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并将评估结果公开, 接受农民的反馈意见, 广泛收集农民意见, 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的农民教育培训监管机制, 确实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2.4 准确把握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形势, 以市场为导向, 以农民需求为出发点
随着农民群体的不断分化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民族地区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政府要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准确把握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形势, 准确捕捉市场信息, 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 并建立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动态管理模式。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 不断调整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积极探索和创新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农民教育培训新模式, 以农民为本,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切身利益, 从各方面贴近农民, 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3 小结
民族地区由于农民长期形成的固有习性难以改变, 乡土情感深厚, 思想观念狭隘, 文化基础薄弱, 对实施农民教育培训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政府要迎难而上, 将其列为长期坚持的工作重点, 明确思路目标,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认真落实, 创造规范、宽松的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环境, 同时需要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来推动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 进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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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昌容、懂跃成、余腾秀, 当前新型农民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四川农业科, 2008 (5) :22-23.
[3]王余丁、赵邦宏等, 农村民生问题研究[M].2009年11月.
佳木斯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第9篇
1 佳木斯地区农民收入的现状
1.1 近年来佳木斯地区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近年来,佳木斯市把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发展优质高效粮食经济、畜牧业、绿特色食品经济、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近年来佳木斯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2003年的2 501元增加到2011年的9 048元。
佳木斯地区农民收入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总体收入水平偏低。
1.2 佳木斯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1.2.1 与国内高收入地区比较
据统计,2011年,常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 82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4 838元,常州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而2011年佳木斯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9 048元。对比可见,佳木斯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常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低4 790元。佳木斯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常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1%,差距很大。
1.2.2 与省内高收入地区比较
2011年,牡丹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达到了11 198元,同比增长19.6%,实现全省九连冠。而佳木斯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9 048元,远低于牡丹江地区。
1.2.3 与本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比较
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9 04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924元。可见,佳木斯市农民人均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明显。
2 佳木斯地区农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
2.1 佳木斯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少
佳木斯地区农民主要以大豆、玉米和水稻等粮食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加之国际粮食市场竞争激烈,国产粮食利润下降。因此,农民增收有限。
2.2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
佳木斯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有些农民宁愿进城务工,也不愿意种地。
2.3 绿特色农业比例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以稀为贵,特色农业具有比较高的附加值,如牡丹江养殖的木耳,由于品质好、价格高,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另外,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高附加值的绿色无公害食品需求量非常大,如两会期间记者报道,有一位农民利用微博销售绿色蔬菜,供不应求。然而,佳木斯地区重视绿特色农产品生产,但总体比例较小,不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2.4 农民市场营销能力低
现代农业生产已经面临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农民还没有真正重视市场的影响,不研究市场规律,不重视科学的市场调查与预测,仅凭自己的直觉进行生产和销售,致使生产常常与市场脱节,生产效益低下。
2.5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农民文化水平总体较低,普遍缺少非农生产技能,致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困难,缺乏就业竞争优势,大多只能从事低端劳务,收入待遇难以显著增加[1]。
2.6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政府尽管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不断增强对农民的扶持,但还缺乏对农业生产防灾抗灾方面的科学管理,缺少对农民市场信息的服务支持,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波动状态,收入无法保障。
3 佳木斯地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3.1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3.1.1 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
佳木斯地区农业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2]: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从而导致部分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为此,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是解决现阶段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
3.1.2 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
首先应进一步推行农业生产标准化,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其次,应不断提高农田综合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例如2011年佳木斯市桦川县推进农业现代化,粮食总产实现8.8亿kg,增长5.9%;农业总产值实现21亿元,增长20%;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6 985元,增长14%,年均增长12.6%以上。
3.1.3 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
近年来,佳木斯地区各种协会及专业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这些新型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例如,2010年佳木斯市桦川县农民合作社总收入11 500万元,成员人均纯收入15 800元,合作社成员比非入社成员年增收5 500元。
3.2 发展绿特色农业
2006年佳木斯市被确定为全省2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一体化推进试点市之一。目前,有国家级大型绿色水稻、大豆原料标准化基地、省级绿色食品科技示范园区、省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覆盖优质水稻、大豆、经济作物、肉牛、生猪、蛋鸭和水产品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黑加仑、白瓜、珍禽稀畜等10几种优势农产品。全市绿色、无公害、有机食品种植基地认定面积不断增加。2006年通过绿色食品经济可以拉动农民人均增收817元。
但是,佳木斯地区重视绿特色农产品生产,但总体比例较小,不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特别是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高附加值的绿色无公害食品的需求非常大,应加快绿色农业发展的步伐,促进农民大幅度增收。
3.3 发展多种经营
农产品大多是食品,而食品的市场需求是多样化的。因此,农业生产多样化是客观要求。否则,品种单一,规模过大,如2011年内蒙古土豆、海南香蕉和上海的甘蓝,必然难卖赔钱。
3.3.1 大力发展畜牧业
实施主辅换位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应增加生产绿色放心肉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佳木斯市在继续帮助金锣集团、上海光明乳业、四川四海集团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又通过招商引进了南京雨润集团投资建设20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2006年通过畜牧业拉动农民人均增收860元。
3.3.2 开发乡村生态旅游
有条件的农村可结合农村独特的自然景观、农村文化和无公害的绿色食品餐饮等开发旅游服务增收。
3.4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劳务输出
3.4.1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转移农村劳动力要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3]。如:拓展农村就业领域、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等。
3.4.2 提高农民素质
(1)积极引导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2)积极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3)加强农民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
3.5 提高农民市场营销能力
现代农业生产面临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农民必须树立生态营销观念和大市场营销观念,学习和研究市场规律,提高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才不会出现增产不增收或赔钱的局面。
首先,应加强市场调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近年来全市粮豆薯总种植面积不断增长,其中市场需求大的水稻、玉米面积不断增加,大豆和经济作物面积减少;其次,树立大市场观念,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如就近开发食品短缺的俄罗斯市场,通过出口创汇增收;再次,发展订单农业牵动农民致富。农民签订订单时应重视未来市场的预测,避免出现定价过低而减少收入的情况;最后,打造优势品牌。农民应重视打造附加值高的名牌产品,依靠品牌信誉赢得市场。
3.6 加强政府管理
3.6.1 坚定不移地减轻农民负担
为农民的增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3.6.2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佳木斯市政府不断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农业生产防灾、抗灾能力的总体水平较低,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政府不仅要统筹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增加农业生产的保险服务,提高农民防灾、抗灾和减灾能力,让农民平稳持续增收。
3.6.3 加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市场信息服务
现代农业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客观上要求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市场规律运行,只有不断为市场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在竞争中取胜,才能实现持续增收。近几年,我国生猪市场、土豆市场、香蕉市场和大头菜市场的周期性过山车行情,就是农民不按市场规律生产,政府也不按市场规律进行管理造成的,比如前几年当市场猪肉价格高涨时,政府没有按照生猪市场的需求总量盲目注资扶持生猪生产加剧了这个市场的波动。特别是大豆、玉米、水稻和农资市场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靠农民自己来了解市场和预测市场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应该加强农业生产的市场信息服务,让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减少近几年频发的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过剩给农民造成的损失。
总之,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宏观(政府的扶持)和微观(农民自身)两方面采取有效措施[4]。
参考文献
[1]林淋.现阶段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9.
[2]李莉.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23):7306-7307.
[3]刘飞,谢建文.关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几点思考[J].商业经济,2008(3):5-6.
地区农民论文 第10篇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的李苓教授指出, 由于农村受众的社会处境和观念的特殊性, 以及农村面临的现代化任务, 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其媒介素养内涵。 (1) 农村受众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是考察农民媒介素养的基础, 这其中包括当地媒介的覆盖状况、家庭媒介拥有情况和媒介接触的动机等。另外, 当前我国农民的媒介素养是应农业发展要求而提出的, 有很多农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我国农民的信息意识极为淡薄, 这恰恰是对我国农民媒介素养现状的一种真实感受。在我国农村, 一方面, 农民逐渐感受到了信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形成的被动接收信息的习惯 (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推行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是通过地方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来实现的) 制约了农民获取信息能力的发展。所以实用性是前提, 即媒介中的对农信息能否有效地为农民所察所觉所用才是重中之重。因此, 考察我国农民媒介素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农村媒介硬件设施的建设, 二是农民信息诉求及应用能力。
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农民媒介素养的现状
为了客观准确地了解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媒介素养现状, 笔者所在调研团队分赴地处浙西南的丽水和衢州两地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团队分别选取一些行政村进行抽样调查。被调查者现场填写, 书写困难的则由调查者口头闻讯记录, 共计于两地发放问卷2500份, 有效回收2193份, 有效率为87.7%。
两地农民使用的媒介主要有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其中电视是农民接触得最多也是最频繁的媒介, 占到95%以上。被访者表示选择电视, 最主要的原因是娱乐, 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是经常收看的节目。报纸、广播、网络占的比例都不高, 分别是14.5%、23.7%和15%。由于地区经济相对滞后, 所以两地的青壮年基本都在发达地区如宁波、绍兴、杭州一带打工, 所以农村的家庭订报比例非常低。广播曾经是农村地区使用最为广泛的媒介, 但随着电视的普及, 广播在农村的重要性已日渐式微。另外, 由于使用成本高昂, 互联网在这些地区的使用主要是通过一些网吧来实现的, 而且使用目的也基本以聊天、打游戏为主。在问到获取农业发展信息的渠道时, 有67%的回答是“从朋友及邻人处得知”, 另有14%是“从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信息”, 还有7%“从乡镇集市的种子销售处随机获取种植信息”, 可见农民主动获取农业信息的能力还比较弱。另外, 再问询是否关注媒介中的涉农信息时, 67%回答是不太关注, 15%是不关注, 经常关注的比例只有17%。以上调查说明在浙江省欠发达地区, 农民信息诉求及应用能力距离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提升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农民媒介素养的途径
建设适应浙江省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信息渠道。国内众多致力于农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的学者通过实证调研共同指出了一个现状, 即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媒介拥有量很少。媒介设施建设是提升农民媒介素养的硬件前提。农村媒介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 目前在广大农民并不富裕的背景下, 政府应以国家财政做后盾加大对农村媒介设施建设的投入。在这方面, 政府开展了许多举措并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如1998年开展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通过长期努力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有效扩大了农村广播电视覆盖面, 解决了近亿农民听广播难、看电视难的问题。浙江省2003年开始实施的“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 其中一项工作目标就是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 到2007年基本实现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但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还需有所突破, 21世纪的农业发展必须借助于对信息的高效运用, 单纯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在现阶段必须集中各方资源构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速信息化渠道来服务浙江省欠发达地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信息需求。丽水市在总结“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作时谈到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举措:科技扶贫。积极组织引导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到欠发达乡镇建立立足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基地, 以基地带动农户增收。高校在科技扶贫中也大有作为, 作为浙江省唯一的一所农林院校, 浙江林学院每年向欠发达地区派驻长期驻扎的科技特派员帮助当地农户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推广农业领域的新技术。
培养农民新农村建设的信息主体意识。农民信息主体意识的培养是农民媒介素养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浙江省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的信息诉求并不高, 媒介更多时候被当做是提供娱乐的工具, 实践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现象, 这也是当前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农民媒介素养薄弱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现象和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薄弱有很大关系, 但缺乏致富信心以及政府的有效引导不足也是很大的因素。想要调动农民的信息诉求, 必须培养农民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意识, 扭转农民在媒介环境中的弱势地位, 在信息诉求方面化被动为主动。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建设农村发展农业的重要力量, 并且建立起强烈的致富信心和热情, 农民才会产生强烈的信息诉求。当地政府不妨组织农户到农业发达地区进行项目参观、调研, 实实在在地了解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 在培养起致富热情的同时也激发农民获取致富信息的要求, 另外找寻合适的项目, 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农民大力相助。此外, 相关部门可以主办一些针对欠发达地区实际状况的实用技术人才培训班, 结合各地的农业传统及地理优势辅以相应的农业专家结成帮扶对子, 这样一方面可以为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 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和帮扶培养一批致富带头人起到示范作用。
开展媒介下乡服务农民。长期以来, 浙江省的大众传媒传播内容明显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倾斜, 农民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信息待遇。要改变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 媒介必须扭转过去“去农村化”的不良倾向, 真正走进农村, 了解农民。只有完善信息环境, 建立起良好的农村媒介生态环境,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媒介素养的提升。首先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和组织保证, 将全国优秀的对农节目整合成若干广播电视频道在浙江省欠发达地区播放, 其中节目的播放时间必须切合农民的作息。其次, 建立切合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实际的“三农”节目体系, 使得“三农”节目真正做到服务农民、发展农业的功能。以浙江公共新农村频道为例, 此频道刊播的最大目的就是服务浙江省新农村建设, 因此很多节目都与“三农”有关, 其中有一档节目叫《翠花牵线》, 5名女记者在节目中以邻家小妹的角色深入全省乡间田头, 既帮农民吆喝自家的农特产, 又帮城里人搜索农村的优质农产品, 设在杭州莫干山路上的“翠花实体店”, 每天都有观众前去购物, 这档节目获得了普遍好评。还有一档节目叫《政策面对面》, 节目服务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 是一档对农政策专业性栏目。通过权威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生动的讲述, 帮助农民朋友解读政策。除此之外, 《新山海经》也是一档深受农民朋友喜爱的栏目, 它以生动明快、亲切平和的讲述方式, 将致富手段、农业技术、求职信息娓娓道来, 在展示新农村风貌的同时, 切实解决农民遇到的各式难题。像这样的节目组合不仅提供了致富信息, 也帮助农民推销农产品, 真正照顾到了农民的实际需求, 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 帮助农民致富, 这样的频道我们应该大力扶持, 并且应该大力推广。
明确责任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农民媒介素养的提升。媒介素养提升是耗时、费力、高投入的系统工程, 这样的工程单靠农民自身很难完成甚至很难展开。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作为政府应将公共服务的职能向农村延伸, 通过设置相关议程、预算优先安排、推进职能部门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明确自身的职能。浙江省高校尤其是农林院校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加责无旁贷, 农林院校作为农业人才培养基地, 在农林信息的收集和渠道建设上有莫大的优势, 理应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 也是建设的主体, 作为主人, 农民应该打破过去有事等政府、贫困吃政府的惯性思维, 确立自身主人公意识积极投入到媒介生态建设中来, 真真正正树立起新农村主人翁意识。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09年科研项目《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农民媒介素养调查研究》阶段成果, 项目编号:200906320)
注释
地区农民论文 第11篇
摘要：开展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西部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西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养。当前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内容枯燥方法单一;资源不足;缺乏有效的教育平台和手段;优秀传统文化缺位。为加强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应：加强环境道德观念的宣传力度;努力拓展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创新环境道德教育的方法;完善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平台;加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队伍建设。
关键词：环境道德教育 农民 西部地区
当前，我国西部农村生态环境仍在恶化，该地区农民的环境道德意识仍较淡漠，实现该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亟需道德上的引导与维护。因此，对该地区农民开展环境道德教育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其实质是要求广大西部农民以道德理念去维护农村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
本文首先论述了加强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接下来介绍了该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几条针对性的对策。
1 开展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西部生态环境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向自然界排放产生各种废弃物，一旦这种排放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吸纳能力就会产生各种生态环境问题。近代市场经济以追逐现实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导致出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目前这些问题在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已比较严重。开展环境道德教育，提高该地区农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促使人们在道义上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市场交易、竞争获利的同时考虑自己对生态环境所负的责任和道义，无疑非常有利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重建和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如水土流失、石漠化、耕地与水域被污染、土壤盐渍化、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降低。这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发展，往往得不偿失，是不能持久的，必然会遭到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的惩罚。开展环境道德教育，提高该地区农民的生态环境意识，积极推进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减轻农业资源污染，既有效保护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又有利于提高农产品品质和竞争力，从而能促进西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 有利于西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把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这是在对我国近几十年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深刻反思基础上提出的符合实际的应对之道，其实质是寻求人与自然的高层次的和谐相处。
通过开展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正确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高度重视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1.3 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实现西部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就必须改变当前该地区广泛存在的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这必然要求开展全面、深入的农民环境道德教育以提高该地区农民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而要改变当前西部农村生活环境普遍存在的脏、乱、差现象，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目标，首先就要使该地区农民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危害与不道德，因此开展环境道德教育也就是非常重要了。
1.4 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养
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很多农民潜意识里还认为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自觉地购买造成严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产品，而且盲目攀比、暴殄天物、铺张浪费。这样的资源观和消费观，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的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通过加强对农民的环境道德教育，宣扬资源有限，倡导绿色消费，崇尚节俭生活，是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要求与需要。环境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理性生态人。因此，开展环境道德教育，有助于西部地区塑造“理性生态农民”。所谓“理性生态农民”就是指依据生态规律进行农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主体。简单来说，“理性生态农民”就是具有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念、鲜明的生态道德情感、坚定的生态道德意志和崇高的生态道德行为的现代新型农
民。
2 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正如上述，加强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该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却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环境道德教育关乎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它直接关系着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它反映了环境道德教育在农村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广西宜州市某乡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农技人员）、农村成人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有关的中小学教师交流中了解到：对“环境道德教育”认为“很清楚”的人很少，大部分人表示“知道得不多”或“第一次听说”;他们中只有很少的人员参加过一定形式的生态环境教育方面的培训学习，包括开会、座谈;政府工作人员、农村成人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关心的是农民的技术培训，对农民的环境道德宣传教育不够。从对当地农民的走访与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认为“对农民进行环境道德教育”是“可有可无”或“没必要”。当地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开展情况更为糟糕：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所在村庄没有进行过环境道德教育。因而，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在目前还没有受到政府、农村成人教育机构和农民自身足够的重视。
2.2 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枯燥方法单一
当前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停留在对农民进行生态环境知识和环境伦理知识上，缺乏对农民的环境伦理意识教育和环境伦理行为的养成教育，不能真正地引导和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环境道德观、价值观。与此同时，通过调查走访发现，当地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途径较为单一，方法较为陈旧，基本上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以领导人讲话、专家授课等有限的几种方式进行。农村成人教育机构的教育者在具体实施相关的农民环境道德教育时习惯用灌输方法。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重理论传授、轻实践体验的做法。这种方法，没能将环境道德教育内容与农村的生产生活建立广泛联系，很难实现农民的环境道德的内化，压抑了农民的环保主动性和积极性。
2.3 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资源不足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仅靠县级环保局的力量很难应付日益繁重的环境监管及环保教育任务。迫切需要及时调整思路，下移环保工作重心，在乡镇设立环保派出机构，以扩大有效的环境监管及环保教育覆盖面。以四川省为例，据初步调查，全省所辖4408个乡镇中只有435个乡镇设有环保机构，占比不到10%，而且这些机构大多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以抓经济工作为主，真正从事环保道德教育的人员很少。
2.4 农民的环保节能意识缺失
西部农村地区的居民对环保节能问题的实质认识不足，对政府的环保节能工作和环保节能措施以及环保节能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较低，即便引入了环保节能产品，一些人也不一定愿意使用。这就需要广泛宣传，逐步改变农民的意识。
3 加强西部地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对策
3.1 由政府牵头大力宣传环境道德观念
政府在环境道德宣传方面应该带好头，充分运用舆论途径加大宣传力度，弘扬传统道德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可以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宣传台、宣传展板等多种形式开展农民道德宣传活动。在农村地区举办环保知识讲座，发放《新环保法》、《农村环保明白人》、《垃圾分类小指南》、《随手能做的环保小事》等知识读本、小折页、画报等宣传资料，提高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另外，政府部门还应该针对西部农村的生态环境特点增加信息化投入，为农村环保工作造势，尽全力实现农村环保信息化。
3.2 努力拓展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
首先，积极推进环境价值观教育。农民群众对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美好愿景需要在端正认识、培养责任心的基础上萌生。要环保认知及责任心的培育则需要构建正确的环境价值观。鉴于此，环保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引导人们认识自然，清楚自然的内在价值，懂得尊重自然，这样才能亲近自然，对自然报以感恩和关怀;其次，以“传承”为核心理念，引导农民群众正确认识当代人的社会活动对后代子孙生存环境的影响，学会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基于平等的前提实现资源共享。
其次，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主线开展道德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不能超过自然的承载能力，这既是人类行动的共同界限，也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
再次，要开展生产和消费生态观教育。通过环境道德教育，引导广大农民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学会在与生产系统和谐共处的前提下科学安排生产活动，尽力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并且在生活领域，必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倡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减少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浪费。
3.3 创新环境道德教育的方法
首先，要注重教育过程的循序渐进，坚持从基础抓起。我国西部地区农民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因此要注重教育内容的通俗性、易懂性，针对农民知识水平组织教育素材、设计教育方式。
其次，要注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结合。西部农村地区经济还比较落后，生活水平仍不高，因此当地农民的迫切愿望依然是经济发展。由此决定了要提高当地农民参与环境道德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认同感，一定不能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相脱离。生态农业理念的提出，提高了农业产品食用安全的可信度，农业生产效益不断增加，促进了农民增收，这必定能调动农民学习利用生态环境知识、遵循环境道德规范的积极性。
第三，要与对农民的法制教育相结合。运用信息技术强化法制管理。环保问题涉及面广，单一的治理手段往往难以奏效，需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的手段，确保环境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畅通无阻。一是，需要信息整合和共享，完善信用制度，加强对信用数据的归集、分析、挖掘和深度利用，实现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预警。将恶意破坏环境的违法主体或单位纳入经营异常名录或黑名单，从社保、贷款、保险、进出口、税收等方面加以限制。二是，环保事件的处理需要更多部门积极介入，以提升监管的精度和效能，从单一部门监管向多部门协同监管转变，形成治理合力。除了政府部门之外，社会力量不可或缺。最新修订的《环保法》将在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其亮点之一就是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凡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都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对于推进西部农村的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第四，在西部农村地区大力提倡节能环保理念，使环境保护与对农民的科技培训相结合。如今，节能环保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一般说起节能环保，首先想到的是垃圾分类、办公环保这类名词，然而这类名词都局限于一个
范围，那就是城市。其实，西部农村的节能环保也不容忽视。
笔者认为，在农村进行环保节能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农村的空间更广阔，日照时间也更充足，这就为太阳能产品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过，虽然太阳能的加热设备在农村得到大力推广，但是，同样是节能环保的led灯具，在农村很少有人听说，也很少有人使用。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农村基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国家对农村环保问题的重视。
另外，还要增加农村环保节能建设资金的投入，切实为农村环保节能提供资金支持与物质保障。节能环保，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推广环保节能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让西部的农民节省开支，有更多的钱提高生活质量;农村省电增加工业用电，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农村节能可保护植被，涵养水源。因而，加强农村的环保节能工作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更需要增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只有政府、农村居民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地改善农村的环境现状，建设一个个美丽的西部农村。
3.4 完善农民环境道德教育平台
首先，设置农村环保教育机构。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线长面广，涉及多个方面和领域，仅靠县级环保机构管理，往往鞭长莫及。因此，设置乡镇环保机构已成为环境道德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另外，在全县设立多支环境监察及环保宣传中队，各中队分别配置6人～9人。各乡镇配备一名农村环境监察员和一名农村环境道德教育人员，工业重镇配备两名环境监察员。通过环境监察中队、农村环境监察员和农村环境道德教育人员的配合，实现农村环境管理的延伸，通过分散管理、集中执法，加大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力度。
其次，在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中，充分发挥村委会的组织保障作用，把环境监管机制延伸到乡镇，建立乡镇环保所。县劳动人事部门将部分公益性岗位设为镇村环境监察协管员，由财政出资聘请专兼职环保员，负责村庄连片整治的后期运行，建立起县、乡（镇）、村3级环保工作网络。明确乡镇环境保护及环境道德教育工作职责。职责包括：负责辖区环境监管及农民环保道德教育工作，做好对排污个体的日常巡查和环保知识宣教工作，及时处理环境突出问题;负责对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源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监督检查，针对农民开展环保知识讲座，开展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以及绿色学校、绿色社区、优美乡镇、生态村等绿色生态系列创建工作，提高广大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3.5 加强农民环境道德教育的队伍建设
第一，针对西部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开展环境道德教育。基层领导干部是民意的代表者，也是农村建设的领头人。可以说，基层领导干部对自然及生态环境的理解以及对环境保护的各项决策直接影响环境道德教育在西部农村开展的最终效果。要在西部农村普及环保道德教育，首先确保基层领导干部有环保的思想认识。
第二，针对西部农村乡镇企业领导人普及环保道德教育。乡镇企业的发展思路、员工的环保教育以及企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企业领导人以何种环境道德标准做出何种决策。
第三，针对西部农村环境科技从业者普及环境道德教育。当前，农村地区生产技术及经济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科技力量的发展。从事生产技术培训及科技服务的人员是农民素质教育的主力军，针对科技人员进行道德环境素质培训，对于环保理念在西部农村的普及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徐莹.生态文明视域下农民生态道德教育论析[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4）：5-7.
[2]张永斌.农民生态道德教育问题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08.
[3]惠保德.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民生态道德教育[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2-34.
[4]贺新春，黄伟良，黄梅珍.关于农民生态道德及生态伦理教育状况的调查与分析[J].成人教育，2010（9）：28-30.
[5]王念哲.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农村环境道德教育[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4-38.
[6]张义，张合平，李丰生.近年来国内农村环境教育进展[J].中国农学通报，2010（17）：427-433.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西部农村成人环境教育研究”（2010C145）。
作者简介：
地区农民论文 第12篇
1 农民培训现状及成效
莲都区地处浙西南山区, 全区总人口38万人, 耕地面积1.13万hm2。据2004年农村实用人才调查, 全区16个乡镇 (街道) 有农业人口24.67万人, 农村劳动力16.04万人, 其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6.16万人, 占38.4%;初中文化程度7.21万人, 占45%;中专 (高中) 学历2.41万人, 占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0.26万人, 占1.6%。据调查显示, 各乡镇 (街道) 区域之间农民文化素质不平衡, 部分农民接受农业科技能力弱。因此, 着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增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力, 对增加农民收入, 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浙江省委省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通知》 (浙委办发[2004]21号) 精神, 2004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实施了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提升工程。2004—2009年全区培训农村劳动力累计176 024人次。其中, 农业专业技能培训88 713人次 (新型农民专业技能培训13 781人次, 实用技术培训74 932人次) , 发放农业专业技能培训证书38 760本, 发放绿色证书5 743本。转移就业技能培训25 232人, 发放国家和地方职业资格等级证书15 623本,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14 394人, 获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农民转移率81.5%;完成务工农民岗位技能培训12 133人;完成农村劳动力后备力量培训6 946人;现代远程教育培训43 000人。通过几年来的努力, 农民培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培训机构逐步完善, 形式不断多样化, 农民种养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 大批农民掌握了专业技能, 整体呈现良好态势。
2 当前农民培训存在的问题
2.1 培训经费投入不足, 影响了培训工作的广泛开展
因地方财政投入有限, 地方政府扶持资金到位不足, 采取“政府买单”的培训形式开展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 因培训经费紧张, 制约着一些技术性含量高、培训时间长、培训后等问题, 乡村没有固定的培训场所, 培训机构的教学设施如教学电脑、投影、互动授课、网上点播等配置不到位, 多数以专家授课、现场指导、发放培训资料、教材等传统的培训方式为主, 极大地限制了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灵活性、实效性, 难以满足新形势下农业科技培训工作的需要[1], 起不到较好的培训结果。
2.2 农民参训积极性不高, 致使培训成效不理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农村青年中有文化稍懂技术的富余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外出创业, 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妇女和老人等劳动力, 大多文化素质偏低, 接受能力差, 学习积极性不高。有些农民对培训认识不足, 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 存在着观念陈旧、创业意识较差等问题, 致使对组织上安排的培训参与意识较差, 对“要我学”与“我要学”发生错位, 使组织培训难度加大[2]。农业专业技能培训内容多数为一般性的农业生产技术, 一些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种养技术培训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同时在培训过程中, 一些农民未能合理安排生产、生活时间, 产生工学矛盾, 不能按照培训机构制定的培训计划内容要求按时参加培训, 影响了培训成效。
2.3 师资力量薄弱, 教学内容陈旧, 培训缺乏吸引力
部分师资自身长期没有知识更新, 授课内容缺亮点、不新颖, 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培训学员的年龄普遍偏大, 学员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很强, 且由于培训对象的文化素质不平衡, 部分学员培训的效果不很理想, 影响学员参训意愿和积极性。通过几年来培训工作的实施, 有培训意愿且能积极参与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基本已参加培训, 尽管通过各职能部门及乡镇村干部全区上下的多方努力, 但生源组织越来越难、培训难度越来越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为完成省市下达的培训任务, 部分单位存在为完成任务数而培训, 重点放在凑足培训人数上, 而忽视培训质量, 部分学员到课出勤率较差, 培训学时不足, 部分培训机构存在任务观点, 培训成效不尽人意。
2.4 缺乏合理规划, 政府统筹管理功能弱
缺乏培训的长远规划, 仅局限于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培训任务而开展的系列培训, 而部分项目实施时间一般在2~3年, 缺乏系统性、持续性, 存在着年初在等任务、年末草草完成任务的状况, 各培训部门工作主动性不够, 随意性大。培训涉及的部门多, 统筹管理单位协调能力不强, 各种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乡村缺乏完善的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体系, 各部门各单位专业设置、场地、经费、师资、教材等尚未纳入统一安排, 各自为政, 致使各类资源没有得到整合, 培训资源效率较低, 无形中增加了培训成本, 使本来就不足的农民教育资源造成浪费[3]。一些部门把农民教育工作当作阶段性、应付性的工作来抓, 形成“有利的事争着干、无利的事没人管”的局面, 导致农民培训教育存在分头培训、管理分散、资源浪费、效益低下的现象。
3 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民培训的建议
3.1 加大宣传力度, 树立典型, 提高农民参训积极性
加强农民培训对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知识、促进生产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通过调查发现, 部分农户对培训的意义及目的还不很明确, 没有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培养一批有影响力、赋有带动力、具备辐射力、长于技术、精于管理、善于帮扶的种养能手和科技带头人, 实现创业带动, 并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加大宣传力度, 使家家户户都能知晓政府的惠农政策, 同时通过电视新闻、报纸、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农民培训工作的先进经验和致富优秀典型, 广泛宣传典型事迹, 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引导其他农民参与培训, 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4]。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师资授课水平
采取定期选送责任农技人员参加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知识更新和高层次的种 (养) 技能培训, 同时请进科研院所优秀师资到当地传授技术、知识, 不断优化农技人员知识结构和业务技能, 进一步提升师资队伍自身素质, 使培训内容新颖、技术实用、通俗易懂、形式多样。培养出一批具有超前意识, 善于捕捉当今农业最新研发的科技成果和先进创新实用技术, 具备高超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让农民慕名来学习, 能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的教师队伍。
3.3 加强资源整合, 多方办学, 提升培训成效
统筹管理单位要进一步发挥好统筹、协调、组织和服务的功能, 制订统一的培训规划,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从培训组织、场所、教材、师资和资金等方面进行整合, 各部门间的资源形成合力, 提高培训资源的效率。同时, 引入市场机制, 鼓励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民办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培训工作, 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投入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解决农民教育培训经费不足的问题。制订相应的激励政策,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工作的特色化、专业化、指导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培训特点,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系统内对社员开展培训, 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适应市场的能力[5]。
3.4 创新培训模式, 构筑长效培训机制
完善乡村级培训、实训基地建设, 实现区、乡、村培训一条龙服务。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远程教育培训手段的优势, 采用播放光盘、科技大篷车下乡、开通科技大喇叭、农村党员远教系统等形式, 组织开展培训。坚持方便农民就地就近培训, 积极开展“送教下乡”, 把培训班直接办到农村, 搬到农民家门口, 方便农民就近学习, 就地培养成才。在培训时间的确定上, 要以便利农民为出发点, 让农民自己约定培训的时间。避开农忙季节和避开农民劳动时间, 见缝插针, 充分利用农闲时间, 到田间地头、蔬菜大棚等开展田间培训。根据参加培训人员自身需求, 采取开设白班、晚班、双休日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 方便群众自主选择学习培训。在培训内容设置上, 要有针对性、实效性、前沿性, 做到因地制宜、因需施教, 让农民吃上适合时令的“新鲜菜”。在学习层次上, 设置3~5年制的基础班和以年度为单位的专业班, 让部分学习能力强、有多重创业能力的学员参加基础班的学习, 采取培养复合型和专业型人才并举的策略, 促进农民培训的进一步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黄端祥, 廖小丽, 张瑛, 等.丽水市农村信息化大篷车培训成效与启示[J].农业网络信息, 2010 (3) :53-55.
[2]潘云洪, 郭红明, 姜丽英, 等.衢州市农民远程培训的实践与探索[J].农业网络信息, 2008 (10) :37-39.
[3]张美英.创新专业农民培训方式[J].安徽农学通报, 2009, 15 (15) :12, 88.
[4]吴健辉, 黄志坚.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探讨[J].北农业科学, 2008, 12 (7) :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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