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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规制分析论文 篇1：
三沙市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探讨
摘 要 从三沙市的生态环境及其保护、政治和社会经济3个方面对三沙市环境保护立法的客观背景做了分析，论述了加强三沙市环境保护立法的必要性，阐述了三沙市环境保护立法坚持的指导思想、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对其存在的问题的具体解决途径。三沙市环境保护立法必须坚持生态环保维权的指导思想，遵照科学的立法原则。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注意内容、规划、技术、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建设与完善，提高三沙环境保护立法的质量，健全和完善具有三沙特色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关键词 三沙市 ；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维权 ；地方立法
Key words Sansha City ；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 ecological right protection ； local legislation
三沙市于2012年7月24日正式成立，市政府位于海南省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三沙市下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海域广阔、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开发利用价值和潜力巨大，在国家主权、安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但同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在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三沙生态环境面临多重压力。一段时期内，随着三沙经济社会的发展，海洋生物资源、油气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将会进一步加大，三沙海域生态环境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加快三沙地方环境保护立法，对保护三沙海域生态环境，更好地支撑三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三沙市环境保护立法及其背景
三沙的环境保护立法受三沙脆弱的生态环境、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较大，三沙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特殊环境立法背景。
1.1 三沙环境保护立法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保护背景
目前，由于三沙生态环境脆弱、部分海区缺乏保护和利用的协调的有效机制，引发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由于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导致三沙市部分海域珊瑚礁覆盖度下降。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对海南三沙市的永兴岛、石岛、北岛、赵述岛和西沙洲等5个海域的珊瑚礁进行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监测结果表明，2005-2012年，西沙监控海域的珊瑚覆盖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1]。2014年，对三沙市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北岛、赵述岛和西沙洲等4个海域的珊瑚礁进行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监测结果表明，西沙群岛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2]。珊瑚礁覆盖度下降，除了全球变暖等自然原因之外，人类活动影响也是一个方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还没有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海洋生态文明主体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1.2 三沙环境保护立法的政治背景
虽然三沙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作业区，但是近年来周边国家入侵海域侵渔活动日益猖獗，采用炸鱼、毒鱼等掠夺式作业方式，造成渔业资源毁灭性破坏。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海周边国家通过掠夺方式无视我国主权开始对南海中南部浅水区进行油气勘查与开发。近年，周边国家大肆占据我国南海中南部的岛礁，并向我国九段线内纵深推进油气勘查活动，加快了在南海中南部的油气勘查开发步伐。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更是将招标区块向纵深推进到我国断续疆界线内2 000多m水深的陆坡海域，与西方及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合作勘查开发，在跨越我国九段线的万安、曾母、文莱一沙巴、西北巴拉望和礼乐等盆地内的勘查开发活动十分活跃。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擅自派兵强占南沙群岛数十个岛礁，造成复杂的政治局面。
1.3 三沙环境保护立法的社会经济背景
由于三沙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国民经济基础薄弱，仍处于相对滞后的地步，如缺乏工业基础不能引入高增值的深加工，不能有效地对本地的渔业产品进行加工；交通通讯业比较落后，信息、物资、商品以及人员的流通不畅。三沙市共成立居民委员会8个，当地居民以渔业生产为主，生产作业方式落后，还在采用古老的垂钓、潜水、捡拾等方式作业。
2 三沙市环境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针对三沙生态环境及周边国家侵权侵渔现状，加强三沙环境保护立法是其生态环境的客观现实和战略地位的要求，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2.1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由于受地理位置、气候等条件的影响，三沙具有独特的生态环境，是中国主要热带渔场，是珊瑚、海豚、海龟、玳瑁、砗磲、海参等珍稀海洋生物的理想栖息地。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三沙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特别是近几十年，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海水温度上升，长棘海星活动频繁，珊瑚生长受到影响。由于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位于世界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珊瑚金三角”的北缘，是世界珊瑚礁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生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不去保护和改善三沙的生态环境，其后果不仅对海南，而且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也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三沙生态环境的客观现实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加强环境保护立法的迫切性，加强三沙环境保护立法势在必行。
2.2 有利于促进三沙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沙建设对于三沙来说是历史机遇，为了促进三沙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沙的环境立法必须先行，因为三沙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必须以三沙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加快三沙环境立法的速度，是实现三沙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加强三沙环境保护立法，三沙的生态环境的管理和建设可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从而避免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矛盾，也避免了三沙出现“先发展、后治理”的状态，对促进三沙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3 有利于促进三沙环境保护立法的制度创新
加强三沙环境保护立法，有利于针对三沙特有的生态环境现状、存在的环境问题，大胆地进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我国环境法律中有一些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但由于三沙生态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适应三沙生态环境管理和建设的需要，三沙特有的生态环境的管理和建设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又需要切实有效的环境法律制度。因此，加强三沙环境立法，有利于找出适合三沙的环境法规制度，从而提高三沙环境立法的质量，解决三沙的环境问题。
3 完善三沙市环境保护立法的途径
三沙环境保护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指导思想、立法原则、立法规划、立法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3.1 坚持生态环保维权的指导思想
以建设生态文明和海洋强国战略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维护海洋生态安全为目标，着力优化海洋生态保护空间格局，着力强化生态维权，提升生态环境管控能力，提高保护水平，着力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体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国防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2 遵照科学的立法原则
三沙环境保护立法作为地方环境立法，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立法原则的前提下，保持三沙环境保护立法的灵活性。三沙环境保护立法必须在其立法内容上，符合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还应从三沙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出发，坚持国家法制统一性和三沙环境保护立法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3.3 制定切合实际的立法规划
三沙环境保护立法首先是为了三沙的环境立法，是为了解决三沙环境保护问题的。三沙独特的生态环境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和其他地区不一样，因此三沙在遵循和参照国家的环境立法规划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从三沙自身的实际出发，体现三沙的地方特色，解决三沙的实际问题。
3.4 重视环境保护立法的制度创新
3.4.1 充分体现军地融合的精神
为使三沙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切实可行，行之有效，需要驻军部队与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协调一致。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必须有利于国防建设的需求。
3.4.2 制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考核机构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府目标责任制
立法必须对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严格、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目标责任制，三沙国家公务员必须为三沙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成绩。
3.4.3 建立生态环保维权案件的起诉配套机制
为了从严打击对三沙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侵犯，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切实保护三沙生态环境和资源，有必要建立生态环保维权案件的起诉配套机制。
3.5 完善立法内容
结合三沙实际，从海洋和岛礁生态环境保护、海岸带保护与开发、海洋资源开发、旅游开发、无居民海岛保护开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以及海洋保护区管理等方面，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评估鉴定环境违法行为及溢油等突发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负责人的责任制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三沙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将生态环境保护始终贯穿政府决策过程、执行过程，提高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1] 海南省海洋渔业厅 2012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EB/OL]. [2016-01-25]. http：//www.hq.xinhuanet.com/hngov/2013-06/27/c_116305173_2.htm 2012.
[2] 海南省海洋渔业厅 2014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EB/OL]. [2016-01-25]. http：//dof.hainan.gov.cn/zwgk/tzgg/201506/t20150609_1584261.html.2014.
作者：吴瑞
海洋渔业规制分析论文 篇2：
蓝色经济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摘要]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的重要载体，青岛产业的集群化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蓝色经济蓬勃发展。本文从蓝色经济角度出发，结合青岛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以及发展现状，以港口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了蓝色经济各产业集群及集群间协同发展机理，并从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创新体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为进一步提升蓝色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蓝色经济 产业集群 协同作用 外向型经济
[基金项目] 2014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蓝色经济视角下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研究——以青岛市为例”（编号：QDSKL140454）；2014年度浙江省社科联课题“资源环境约束变动对浙江绿色贸易转型的机理与效应研究”（编号：2014N133）。
[作者简介] 程炜杰（1978 — ），江西上饶人，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国际贸易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关务管理、高等教育；张泳（1980 — ），山东青岛人，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国际贸易系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殷宝庆（1975 — ），湖北云梦人，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规制与绿色贸易转型。
一、我国蓝色经济发展现状
蓝色经济的发展基于发达的海洋、涉海以及临港产业，与通常的海洋经济不同，蓝色经济不仅包含海洋产业，还涉及更多相关产业，并更侧重立体的多维度协同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的蓝色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统计，2014年1～6月份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5596万亿元，同比增长8.6%，海洋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091亿元、11868亿元和12837亿元。
2010年以来，中央政府依据国家海洋战略先后提出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天津、江苏实施海洋经济示范区规划。自2011年以来，国务院连续批复山东、浙江、广东等多处区域性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使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向海洋经济延伸，蓝色经济区域版图逐渐呈现，加快推进了陆海统筹、拓展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 。山东半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2014年山东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1.04万亿元，同比增长8%以上，约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17.6%。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给予山东的战略定位，为山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二、青岛主要产业集群及与蓝色经济的关系
产业集群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集聚的分工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以及市场效应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青岛经过十几年的沉淀和发展，出现不同程度的产业集聚现象，形成了诸多有一定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并成为青岛蓝色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1. 港口产业集群。青岛港始建于1892年，位于山东半岛南岸，是世界第七大港，我国的第三大外贸口岸，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青岛港集群由青岛老港区、前湾港区、黄岛油港区以及董家口港区等四大港区组成，目前运营的码头有22个，配备69个泊位。2014年1～10月份，青岛港已完成货物吞吐量3.96亿吨，外贸吞吐量2.70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388.26万标箱，通过能力达到3.005亿吨。港口是蓝色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也是实现蓝色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海洋运输业、海洋服务业、海洋矿产业、滨海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壮大与之息息相关。
2. 石化产业集群。石油和化工行业是青岛市的支柱产业，2013年全市石化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6%。青岛的石化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胶南、黄岛、城阳等地，其行业特点是生产线长、涉及面广，兼有石油及制品、橡胶、塑料、树脂等领域，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较高，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大。石化产业为蓝色经济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同时与多个蓝色经济产业相关联，如海洋石油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电力业以及与精细加工相关的海洋生物医药等。
3. 造船产业集群。青岛的造船业由来已久，但最初以中小船厂为主，目前青岛已经分别在开发区海西湾和即墨女岛规划建设了国家级船舶产业示范基地和船舶出口基地，董家口基地也在筹备建设中，三大基地各有特色错位发展。其中海西湾造修船基地始建于2001年，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投资金额74亿元，主要建设15万吨级和30万吨级修船坞各一座以及30万吨级和50万吨级造船坞各一座。截至2014年，海西湾国家船舶出口基地已聚集了船舶制造与海洋工程企业129家，生产配套企业也已达到500余家，是我国三大船舶修造基地之一。造船业的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被誉为“综合工业之冠”，属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综合产业。据统计，建造1万载重吨的船舶，可以带动3000个就业岗位，集中了众多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并且固定资产投入大，生产周期长、产品价值高，能够极大带动海洋渔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海洋矿产业、滨海旅游业等多产业的发展。
4. 家电电子产业集群。青岛家电产业的发展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个全国驰名商标，海尔、海信分列家电类企业全国第一和第二位。2004年青岛被授予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05年青岛市的崂山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被命名为国家（青岛）通信产业园和国家（青岛）家用电子产品产业园。作为青岛的传统产业，家电电子产业集群具有较高的聚集度和贡献度，同样具有较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海洋渔业、海洋船舶业、海洋工程建筑业以及海洋设备制造业都与电子产业联系紧密。
5.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青岛的生物医药产业具有一定实力，拥有20多家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的科研单位和高校，有2家国家级企业研发中心，7家省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研究范围较广，特别是在海洋生物方面。北科建青岛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是青岛市蓝色经济产业高地之一，园区占地165.6公顷，总建筑面积为195万平方米，划分为孵化区、产业区和生活配套区。蓝色经济的发展为生物医药业开拓了更广阔的研发空间，海洋生物医药作为新兴行业，已经成为医药行业中最活跃的领域，其发展迅速，被公认为“本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
6. 旅游产业集群。青岛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崂山风景区、青岛海滨风景区、大珠山风景区、青岛极地海洋世界、石老人观光园等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2014年，青岛市研究制定了《青岛市现代旅游业态发展指导目录（试行）》，以“蓝色、高端、新兴”为标准，提出旅游吸引物开发类、旅游金融服务类、旅游交通服务类、旅游接待服务类等7大类重点发展旅游业态，鼓励旅游产业的集聚化发展，打造涵盖海陆空的“深度游”版图。蓝色经济区中的旅游产业极具海洋特色，滨海旅游成为亮点，青岛的旅游业更是离不开海洋，同时促进了海洋服务业的发展。
7. 汽车产业集群。青岛的汽车产业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迅速。重汽集团专用汽车公司、情特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国人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青岛悠进电装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获得“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和“国家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称号。2014年位于即墨市东北部的青岛汽车产业新城被山东省商务厅确定为省级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目前已成功6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240亿元。先后吸引了一汽商用车基地、一汽—大众等项目相继进驻，未来青岛市制造业能级和水平将实现跨越式提升，汽车新城也有望形成年产值突破3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汽车产业在供应阶段、生产阶段以及销售阶段都与海洋矿产业、海洋电力业、海洋装配制造业、海洋船舶业以及海洋化工产业等蓝色经济产业息息相关。
三、蓝色经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机理
产业间及产业内的协同发展能够促进各产业集聚提升，通过相互合作、协调共赢，不断推进各产业系统和谐有序发展。
产业集群往往出现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由大量的专业化企业和相关服务机构组成，他们围绕某一产业并且彼此间存在纵向的协作关系或者横向互补关系，因为集聚发展而形成较强的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不仅能够促进集群系统本身以及子系统的发展，更能带动整个集群系统的环境优化，促进良性互动。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包括制度协同、资源协同、创新协同等多个方面。集群的企业或是大量中小型企业，互相独立、具有较强独立性；亦或存在一个或少数几个核心企业，具有一定的领导作用。刚开始，某一产业的企业往往是零散的，一旦在某一地域有大量同类产业的企业，就导致该产业的产业规模扩大，进而某些中间环节外包。同时该产业的专业化又带来上游供应的专业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频繁，交易范围、交易环节及数量均得到提高，集群的规模得以提升。相关服务行业也随之介入，如销售企业、会展中心、研发中心、广告公司、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保险公司等，又促使了服务的专业化。
产业集群同样给企业带来竞争，各企业为了争夺市场必然会加大研发力度，寻找自身发展的独特优势。细化的市场使整个行业分工进一步深化，不断创新、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的差异化，减少替代性和同质竞争。由此又促进了整个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度上升，个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关联共存提高了整个产业集群的集聚水平和竞争优势，形成“磁吸效应”。
以港口产业集群为例，可以促进港口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当地GDP有极大的拉动作用。大量的专业化企业聚集产生规模经济，能够降低生产、装卸、运输等方面的成本；相关产业的集聚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和货源，相应的配套服务提高了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港口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产业链延伸作用，既有因港口的存在而直接产生的行业，比如海运、港口装卸、仓储等共生产业，也有依赖港口及共生产业发展起来的依存行业。港口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首先从共生产业开始，这也是港口的核心产业。随着装卸、运输等功能的便利化发展，催生了制造业、石化加工、拆造修船等依存产业。随着上下游产业互动以及产业之间横向联系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服务，此时即延伸出与港口密切相关的金融、保险、旅游等关联产业。同时根据活动性质及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的类别，海洋经济也可被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港口产业集群的整个产业链向前可以延伸到海洋捕捞业、海洋渔业、海洋装备制造业、船舶制造与修理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第一、第二产业，向后与滨海旅游业、海洋金融业等第三产业相互关联。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发展，能够形成良性互动。近年来，青岛港的发展带动了造船、石化、家电电子等数十个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共同促进了青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升级。
四、促进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1. 合理选择主导产业，优化海洋产业结构。蓝色经济产业众多，要根据地区发展特点有的放矢，重点培养海洋优势产业，强化主导产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一批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现代蓝色产业体系。充分发挥高端技术、高端产品、高端产业的引领作业，重点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大力推动优势产业发展，以点带面促进产业集聚，通过主导产业的辐射效应，促进产业集群的抱团发展和协同发展。同时，加大海洋新兴产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力度，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 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成果转化。青岛虽然具备较强蓝色经济科研力量，但成果转化能力并不突出。建议在科研开始立项时就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并且让企业参与科研的全过程，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进入企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逐步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通过财税、金融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鼓励产业集群间的跨领域科研合作，扩大成果的应用范围，引导产业集群协同作用向纵深发展。青岛贝尔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产学研对接市场的成功典范，公司依托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并投入资金孵化中试，进而规模化生产，贯通上下游全产业，使普通的虾皮变身为出口到欧美国家的生物药品，构建起近10亿元的产业链。
3. 加强综合管理，促使产业集群化、集约化发展。蓝色产业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多产业集群的产业形态决定了蓝色产业的管理主体也具有多元化，这要求政府实施综合管理模式，加强各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促进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蓝色经济各产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推进，促进产业集群内部和各产业集群间的沟通。同时制定相关的管理措施，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对蓝色经济的决策、协调、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能。发挥各种政策的引导作业，通过市场手段来协调产业内及产业间的竞争，为蓝色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 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产业集群的外向型发展。蓝色经济本身是开放的，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是实现开放发展的必然途径，通过内外联动达到互利共赢，并逐步形成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有针对性地吸引跨国公司在蓝色经济区进行投资，将单个项目的投资升级为产业集群投资，提高“蓝色投资”的战略意义；同时引导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走出去，采用“联合采购、投资入股”等方式在境外组建产业基地，将产业链延伸到境外。通过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并通过产业集群间的合作，将境内外相互融合的优势资源和技术延伸到多个领域，扩大集群的协同效应。
[参考文献]
[1] 李辉，张旭明.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
[2] 任晓.青岛港港口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4.
[3] 孙吉亭.蓝色经济学[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4] 冯瑞.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5] 刘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关键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作者：程炜杰 张泳 殷宝庆
海洋渔业规制分析论文 篇3：
旅游目的地安全理论下海南三沙生态环境风险治理机制研究
摘 要：本文根据效用曲线模型建立的旅游目的地安全效用曲线理论，解释了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与旅游消费-投资意愿的负相关关系，进而揭示了生态环境安全对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市场的重要影响。海南三沙海洋生态系统脆弱、环境承载能力有限，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管控生态环境风险，推动海洋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安全；生态环境风险；安全治理；三沙
安全对于旅游者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旅游者去到陌生的旅游目的地是为了寻求精神愉悦、身心放松的旅游体验，而安全是实现“旅游者角色”心理转变与心理体验的重要前提。在旅游安全体系中，旅游目的地安全具有时空性与特定性，对旅游市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当旅游目的地安全受到各种风险的威胁时，安全风险会通过旅游投资与旅游消费等链条，传导至旅游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而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图1）。
一、海上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效用曲线理论
以游客消费为例，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并呈现出从低到高的阶梯层次特点[2]。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本来应当属于社交需求及以上层次需求。但是，由于安全需求在人类需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这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过程的安全要求，进而决定了旅游产业安全的基本面。当旅游者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风险威胁时（例如生态环境灾害的爆发、流行疾病的盛行等），将导致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消费的意愿降低甚至消失，旅游消费需求不足会削弱旅游投资意愿，进而导致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的波动和旅游产业的疲软乃至崩溃。
具体来说，根据效用曲线理论模型建立旅游目的地安全效用曲线。在决策中，决策者因个人性格、经验等主观因素，对风险认识及相应的益损问题（获取收益或避免损失）会有不同的态度与偏好；对于同一决策者，因为风险要素影响等客观条件不同，对相同的益损问题也会有不同认识。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益损问题的不同感受和取舍决定就表现为“效用”。通常来说，以益损值为横坐标，以效用值为纵坐标，将决策者对风险态度的变化在坐标系中进行描点并拟合成一条曲线，即效用曲线[3]。
相应地，在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中，旅游投资者与旅游消费者在做出相应决策时，其与旅游目的地的安全风险之间也存在着相应的效用曲线。如图2所示，在旅游安全与旅游投资消费关系中，以旅游目的地风险级别为X轴，旅游投资-消费意愿为Y轴，安全风险和旅游消费与投资意愿呈负相关变动关系。当其他积极要素既定、旅游安全风险为零的情况下，一定的旅游消费与投资意愿（即意愿临界线）是可培养的甚至高涨的；但随着旅游安全风险升高、旅游安全水平下降，游客的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的投资意愿就会逐步下降。不同的安全风险，导致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投资意愿下降程度不同，复合的安全风险，将导致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投资意愿的复合型下降。当安全风险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临界线），即当曲线到达“角点解”（Corner Solution）时，旅游目的地出现严重安全风险，则旅游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可能降至为零（不想去该地旅游或者投资）或趋于负值（对该地予以差评）。
可见，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效用曲线表明旅游目的地安全与旅游市场发展存在重要关系。旅游目的地赖以存在的旅游产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受到旅游安全的直接影響；其中，旅游者安全受到威胁而减少消费意愿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与旅游市场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旅游安全应注重“以人为本”，加强对旅游者的安全保护。
（二）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系统风险理论
旅游目的地安全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由旅游者、旅游环境、旅游设施等多项因素组成、互相影响与作用。随着影响和制约旅游活动开展与行业发展的各种风险因素的增加与交互，旅游安全问题及相应的应对与管理日显重要。单一风险可能扩散和外溢，进而导致整个系统发生风险，因此对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防控也应遵循系统风险理论[4]。一般来说，在识别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来源时，可以从旅游市场发展的供给与需求两侧来识别其风险来源及其传导链条（图3）。
从旅游市场供给来看，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与旅游吸引物数量质量、旅游投资政策、旅游市场竞争风险等，都会影响旅游经营者的投资意愿以及具体的旅游产品供给。例如，旅游目的地拥有的旅游自然资源与旅游人文资源，是影响旅游吸引力的基础，也是旅游项目投资的前提。特别对于海上旅游目的地来说，海洋自然资源（如阳光、沙滩、海水等旅游要素）更是海上旅游目的地招徕游客的基础。一旦这些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将无法吸引游客前来消费，进而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存续。
二、海南三沙海洋旅游生态环境风险分析
海上旅游目的地主要向游客提供海洋旅游产品，而海洋旅游活动往往在海上、海水、海底、海空等多维立体空间进行，海-气相互作用本身变幻莫测，海洋旅游活动的开放性、参与性使海洋旅游活动参与者面临特殊的旅游安全风险。旅游产品与旅游环境的安全风险既影响游客个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影响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与旅游产业发展，因此是旅游目的地安全评价与安全治理的重要对象。
2012年7月24日，三沙市正式挂牌成立，隶属海南省，为地级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具备巨大的海洋旅游开发潜力与前景。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推进，三沙海洋旅游进入了新时代，逐步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但三沙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活动也会对三沙生态系统构成安全威胁[5]。当地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土地不足与毁损风险
由于三沙海岛陆地资源本已有限，旅游开发中若大兴土木、过度开发，将会破坏海岛植被、沙滩，导致土地毁损。各类自然灾害（如台风）也会造成海岸线侵蚀、土地退化等问题。而且，如果采取粗放式围填海等方式开展国际海上旅游目的地建设，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并造成一系列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6]。
（二）水体污染风险
随着住宿、餐饮等旅游设施的增多与使用，如果其产生的污水不经处理就向海域或地下直接排放，将会引发水体污染风险。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的三沙永兴环保处理中心建有专门的污水处理厂，每日可处理污水约1 800立方米。但当旅游业发展起来时，其污水处理能力是否足够仍需慎重考虑。另外，三沙海洋旅游主要依托于邮轮、游艇，这些船舶及过往货商船一旦漏油，油污将会对三沙海域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三）生物多样性受损风险
三沙海域拥有丰富的生物种类，水的透明度较高，在休闲捕捞和潜水观光等旅游项目开发方面具有良好基础。但海洋渔业与海洋旅游等过度捕捞、大量用船、潜水时故意或不小心破坏珊瑚礁等行为，均会影响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危及生物群体多样性。
（四）气候变化挑战风险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三沙海洋旅游所依赖的海岛、海洋生物资源等面临直接的危险。一方面，由于全球变暖、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逐年上升，三沙的部分岛屿与礁石可能面临着全部或部分被淹没的风险，这将极大地限制登岛旅游与生活空间，并且对海洋旅游活动构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海洋生物无法适应升高的海水温度，无法迁移的动植物则面临自身变化或消亡，如珊瑚白化，這些都会直接影响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固体废弃物污染风险
海洋废弃物不仅危害海洋生态系统，还可通过水产品进入人类食物链。当开展海洋旅游开发与经营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垃圾。然而，与陆地不同，三沙海岛不能采取直接填埋、堆填等方式来处理固体垃圾。三沙永兴环保处理中心的垃圾收集转运站每日可处理垃圾2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生活垃圾的处理需求。但是，其他海岛产生的垃圾则需转运此处，而且该中心能否完全对废弃品进行无害化处理，也是需要考量的。
三、海南三沙海洋旅游生态环境风险规制路径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针对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安全风险，应当坚持三沙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三沙生态环境风险。
（一）严格控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在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规划、开发、建设、运营等环节，要严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尽可能减少对三沙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在规划建设三沙海洋旅游项目与相关旅游设施时，要平衡好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满足基本的旅游活动与发展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控制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对三沙海洋自然景观、海岸线生态系统、海岸水动力条件等影响[7]。在进行必需的旅游设施开发与建设时，要遵循绿色环保、节能低碳等要求，严格遵守相应的环境保护要求。而且，对因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而引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要积极进行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控制海洋生态破坏范围与安全影响。
另一方面，在三沙开展海洋旅游活动时，要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倡导绿色、低碳、生态旅游。例如，三沙应尽可能利用当地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为旅游设施与旅游活动提供能源动力保障，通过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环保低碳海洋旅游。旅游接待设施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减少产生塑料污染，严禁向海洋水体倾倒污水与固体废弃物。同时，鼓励游客登岛旅游时，尽可能不留下垃圾废物，减少占用三沙海洋环境容量资源。
（二）建立三沙海洋旅游安全容量机制
一方面，要对三沙海洋旅游开发中的重点岛礁及其周边海域进行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监测，重点对海洋水体物理、化学、生物、水文、水动力条件等各项要素进行动态监测，全面掌握三沙环境质量动态变化数据。其中，由于船舶在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既是基本交通运输工具与旅游方式，也是重要排污源头，因此对船舶的排污监测与管理应作为三沙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内容。特别对于在南海海域重要航线上往来的大型货轮、油轮等可能引发的海洋漏油环境污染事件，三沙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海事部门与旅游主管部门等都要密切留意监测，做好相关的应急处理准备。
另一方面，要根据三沙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能力，建立动态的旅游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与安全容量制度。通过对三沙环境承载能力的评估与监测，评估出相应的旅游承载力，对环境容量达到最大承载力的旅游景区实行预警提醒和限制性措施；通过完善旅游预约制度，建立景区游客流量控制与环境容量联动机制。以此为基础，还可进一步建立三沙景区安全容量制度，在三沙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不影响三沙环境水平与总体安全的前提下，确立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可容纳人员数量限值，从而保障旅游安全与体验，控制三沙生态环境风险。当景区安全容量限值达到临界点时，就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限制进入三沙岛礁的游客数量。
（三）增强三沙海洋生态环境安全能力
首先，推动成立三沙国家海洋公园、三沙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等，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根据国家海洋公园制度要求，协调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三沙海域因地制宜地进行生物资源养护增殖工程，通过在海底“种植”珊瑚等方式修复、重建海底生态系统，控制三沙生态环境风险。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珊瑚礁保护管理体系，在专业养护队伍的基础上，发挥驻岛官兵、渔民、游客等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要不断提高三沙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应对主要包括减缓与适应两大部分。在全球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过程中，三沙各岛礁仍面临着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而带来的“灭顶”威胁与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对此三沙应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防灾减灾能力。
最后，要不断增强三沙驻岛人员与游客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能力。强化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在三沙当地制定《三沙生态旅游游客守则》，明确禁止登岛游客收集并试图带走珊瑚等行为，否则处以一定惩罚。此外，为了更大限度减少三沙生态环境风险，还需通过环保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人们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与能力。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发展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顶层指导，对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进行识别与分析，将生态环境风险作为系统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与环节，构建“对人的保护”与“对自然的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合理协调安全保护与市场发展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邹永广.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5：1-15.
[2] MASLOW A.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370-396.
[3] 张长青.效用曲线与微观经济决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2）：99-101.
[4] 赵怀琼，王明贤.旅游安全风险系统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17-21.
[5] 谭传楷.三沙旅游开发风险控制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5：1-8.
[6] 施亚男，陈扬乐.西沙旅游开发风险评价及应对[J].经营管理者，2016（14）：66-67.
[7] 邓颖颖.三沙海洋旅游开发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南海学刊，2015（3）：94-99.
作者：陈惠珍 白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