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祭祖也有着现代意义
祭祖之意义
祭祖之意义-净空老法师
讲于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落成
早在
三、四十年前，我會導師淨空上人有感於禮儀廢、文明暗，即發願提倡建立百姓宗祠。如今『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之落成，實滿師多年之願也。師昔有文曰。
今之世界各國正致力於建設，皆物質建設也。即使至於極，仍是富而不樂，歐美列強，可為殷鑒，其故即在缺乏精神建設之所致也。
而精神建設必以宗廟為其根本，是故中華民族百姓宗祠，不可不急急講求也，欲佛陀教化大行於世，非叢林不為功;欲中華文化復興光大，非祠祀不足道。二者誠相輔相成，勢必並行，且必先祠祀。何以故?夫宗廟毀則禮樂崩，禮樂崩則仁義廢，仁義廢則倫常道德不復存在矣，而欲世之不亂，難矣哉!今世亂極矣，人各望治，而終不可治，其故安在?何不思之!世苟不治，則縱有叢林之舉，亦不過徒增一鬥爭之場所耳，智者不為也。敢請先以宗祠思之，然後興起叢林，吾深信必有神運焉， 祭之旨在不忘本，所謂返本報始也。古禮首重祭禮，誠屬心性極則之理而表現於吾人日常生活中者也，真一切行門之大根大本也。
祭有三：一曰祭祖先。每於清明、冬至皆有各個
族姓祭祀活動，旨在教民誠、信、忠、敬，愛人如己，事死如生，情至厚也。人心厚，方能繼孝思，篤人倫，醇風俗，進而隆國運，開太平;是為令我中華文化復興光大，普照大千世界，一切眾生之類，咸得和平安樂，福慧自在之基始也。 三曰祭諸神：諸神即指萬物萬事之謂也。祭之旨在教民敬事愛物，以成百藝，是為生活之藝術感情之表現，並非迷信也。如地神、山神、海神、樹神、花神、五榖神，乃至門神、灶神等等，無一不是教人敬事愛物之意也。實即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謂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勤儉之道，從此生矣，其立意之精美，則非淺智所知也!
次曰祭天：天者天理也。有事必有理。祭天旨在教民即事以明其法爾自然之理也。天理明則良知現，良知現則道義生。心生道義，行順理智，此祭天之本義也。
三祭備，真善美滿之人生樂趣，始得與物同享。佛法曰：離苦得樂。是祭之道不亦大矣哉!
佛陀教育乃師道，而師道必建立於孝道之基礎上，無孝道即無佛道，亦無師道可言。孝道、師道、佛道斷絕世間，則一切災難必隨之而來，此即世間宗教所言之末日也。故凡我佛弟子，皆應大力提倡孝道，以期全球凡華人居處，皆有祖宗紀念堂在。由一國一族
之先祖紀念，進而推廣及九法界眾生之先祖紀念，如此大行孝道，而後必有聖賢師道之示現，化惡為善，化迷為悟，化凡為聖之學術生焉，斯生民之最大福善也。
香港「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成立，旨在令我國民，人人得以追往古繼孝思;以至情內固民心，外結僑情，暨為大陸十數億同胞孝心之所皈依。是其恩澤所及，上至萬姓宗祖，下及其萬代子孫。佛曰：其功德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信哉言!
孝慈為中華文化精神之大根大本，亦是大乘佛法的根基，孝無則無儒無佛，中華文化亦蕩然無存。孝道如此之重要，望天下有識之士認真努力共同推行之!則真善美慧之人生必然光照寰宇。
第二篇：论清明祭祖的意义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三月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故“清明”有冰雪消融，草木青青，天气清彻明朗，万物欣欣向荣之意。因为清明是阳气与阴气交合点，在这一点上春天的阳气正上升，冬天的阴气逐渐下降。这个节气是阴阳互相交替产生生命的季节。在自然界是播种和种子萌发的季节，也是孕育生命的起始，所以清明是宇宙、人和自然三者的生命交汇点。古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把清明节定位为缅怀先人的节日。 对于中国人来说，清明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清明节不仅是中国人传统的一个文化现象，同时更是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产物。扫墓、踏青和播种是中国人特有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表象行为，正是中国人传统哲学的产物。所以清明节是中国的哲学日，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产物。中国哲学之源《周易》讲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和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清明节所蕴含的哲学理念的体现。中国人的自然观是人可与万物“并游”，可与万物“同和”。人类生命与万物是一个整体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观念。
以唐诗为例，“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清明》写出了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节的特殊的气氛。
《清明》其诗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哲学意义。前两句描写是祭拜扫墓和追思先人的感觉;后两句是表达清明也是人类与大自然亲近的季节。在春回大地之时、诗人的所遇所感，复得返自然的怡然自得，颇有些天人合
一、物我为一的哲学意境。
不仅如此，曾子曾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里的“终”是指人的生命的结束，“远”是指时间上的久远。“慎终”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真诚、慎重地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怀念、感恩;“追远”是指不忘本，尽量远的追溯自己的祖先，所谓“树高千尺不忘根”。哲学或说人之为人的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慎终追远”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清明的祭祖便是我们所做的一次追思之旅。先辈与我们已无直接利益关系，祭祖只是一种单纯而真挚的情意的显露，其实，真情实意更应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往往为无处不在的利害关系所掩盖。此外，祭祖能够引发我们对生死问题的思索，珍惜我们拥有的，努力发现生命中的美好，使社会道德能够趋于淳厚。
有人说，人死如灯灭，那祭祖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方面，祭祀或者是出于对自然地敬畏，不仅如此，它有更深的涵义。
从另一方面来说，祭祀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组成。中国社会的组成必须是由人与人相互产生积极的情感保持稳定的，包括父子之间的孝悌，君臣之间的忠信，朋友之间的仁义。中国人讲究仁，这种仁是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间和谐的状态，即便是死人。即使形体俱灭，也不妨碍让人想象他的精神永存，和他神交，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祭祀就是一种和死人交流的仪式其本质就是在拜祭的人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以加强这种精神的交流。 最后，可以从论语中找到答案。父死，三年不改其志。所以，祭祖就是一种仁德传承的措施。祭祖可以让后人怀念先人的精神，忆祖辈之德以正己身之行，乃是持家之道。与西方的祭祀不一样，中国的祭祀更多地承担了社会稳定和教化的责任和功能。
总之，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不仅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纽带，更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哲学理念的最生动的体现。中国人将祭祖、扫墓与踏青、播种相结合，在怀念逝去的生命时，把自然界的迎接新生命看成新的希望的起点。这种自然界的万物复苏激起人的生命的喜悦和期望，使人感受到自然界万物与人类生命的联系和“天人合一”哲学理念，正是清明节的魅力所在。
第三篇：祭祖的意义及各地风俗
各地风俗
导读：古代对冬至十分重视。有“冬至大似年”的说法，古人认为冬至阳气生而君道长，是乱而复治之机。从汉代以来都举行庆贺仪式，到了宋代，达到顶峰。冬至前一天叫做小至或小冬，冬至叫做长至或大...古代对冬至十分重视。有“冬至大似年”的说法，古人认为冬至阳气生而君道长，是乱而复治之机。从汉代以来都举行庆贺仪式，到了宋代，达到顶峰。冬至前一天叫做小至或小冬，冬至叫做长至或大冬。冬至后一天叫作至后。节日三天，百官朝贺，君不听政，民间三日歇市，北方地区又称冬至为亚岁、小年，同春节差不多，只是没有拜年这一条。据说孟子死于冬至日，乡人非常悲痛，于是废除庆贺冬至的仪式
冬至的由来
至祭祖之俗，早在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已有记载，说民间要向玄冥和祖祢供荐黍羊之物。
冬至祭祖的记载，至宋代多起来。《东京梦华录》讲京师最重冬至节，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武林旧事》说以馄饨享先。
明清时代冬至祭祖盛行。嘉靖《江阴县志》记载：“节朝悬祖考遗像于中堂，设拜奠，其仪并依元旦。”在宗族制度兴盛的南方地区，祭祖往往在祠堂进行，嘉靖江西《南康县志》：“冬至祀先于祠，醮墓如清明。”福建省流行冬至祭祀始祖的风俗，如万历《建阳县志》说：“是日大族行祭始祖之礼。”福建祀祖用专门制作的粉米圆子。清人冬至祀祖一般是祀于家，祭于墓，聚族而居的南方。往往像清明和中元一样，在家庙祭祀祖先。 冬至作为节候甚或岁首，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祭祖所表达的正在于此。
各地祭祖习俗
台湾：从除夕转进春节，三更时分，第一件大事是祀神、祭祖。那时红烛高照，上供清茶、红豆等祭品，人们严肃诚敬。祀神后要叩拜祖先，这叫“开春”。迎接新正，也叫“开正”。祭典进行到最后，是烧金纸献给祖宗。
浙江宁波：正月初一，在祖先遗像前，点着香烛，供陈汤团、糕、饼、水果，家人依次跪拜。也有把祖先遗象供在祠堂里的，家人就同去祠堂行祭祖礼仪。
广东东莞：正月初一，大多数人家先在历书上择一个吉利的时辰，举行祭祖典礼，祭品是茶、酒、白饭、攒盒、生果、如龙(年糕)、禄堆和斋菜。祭祖程序：焚香、点烛、烧元宝、放串炮，全家人依辈分、年龄的秩序拜祖先。中上人家的祭祖，都是灯火长明，香烟不绝。
河南开封：守岁的到五更时候，先行盥洗，穿着礼服礼帽，在供桌之上摆好祭品，香烛齐燃，爆竹争放，一家人依长幼辈分，连续向祖宗跪拜致祭，拜祝“年福”。
湖北罗田：新正初一早晨，到祠堂去祭祖拜年，看守祠堂的人早已准备祭品供奉在祖宗神位之前，又准备一支长竿挂着鞭炮，等族人来到时，便点火燃放，表示欢迎前来祭祖，等到祭祖仪礼完毕，有果盒、茶点或丰盛的早餐相招待。
东北地区：一到初一那天的子时时分，大大小小都换上新衣、新帽、新袜、新鞋、祭拜祖先，在供奉祖宗的神位前面，点烛、烧香、焚纸、放炮，子孙跪拜如仪，称为“发纸接种”。
粤桂地区：初一上午
五、六点钟，摆设丰盛酒菜在祖堂之前，全家男女老幼都穿上新衣，按尊长辈分，排前后次序，向祖宗跪拜叩头。
豫东地区：初一早餐以后，全家大小都要祭祖，照辈分长次，先男后女，对着祖宗神位，一一磕头跪拜。
川西地区：祖宗神位前的香炉中，点了轻烟缭绕的长香，红烛燃起辉煌的亮光，铜磬在一声声的敲着，弥漫肃穆的气氛。长辈带领男女老幼，男左女右衣冠整齐地站立两旁，向祖宗神位，焚香点烛烧纸，按辈分长次，向祖宗跪拜，上酒，供饭，焚化纸钱。
祭祖意义
祭祖起源于商朝，传承至今已近四千年。中国古代重祭祀，为人生之重大礼仪。《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治，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一切治理人民的措施中，再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礼有五类，没有比祭礼更重要的了。祭礼不是外物迫使人那样做，而是出自人的内心。内心有思念亲人、祖先的念头，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祭礼。所以只有贤者才能充分理解祭祀的意义。
我们常讲“百家姓”，《百家姓》中有四百多个姓氏。据中国科学院统计，目前我国共有二万二千多个姓氏。子孙虽有万姓之别，而实为同根同源。追根溯源，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每一个姓氏就是一个族群，这么多不同的族姓团结成一个国家，靠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孝道和师道。
祭祖是对祖先和圣贤念念不忘，这是表孝道和师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祭祀祖先就是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中国汉字是智慧的符号，“孝”字是由“老”和“子”组成，把上一代和下一代联系在一起就是“孝”。我们的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我们和上一代、下一代都是一体。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就是教导我们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培养有德行的下一代，使得家庭、国家后继有人，这是师道。
对久远的祖先和圣贤，我们尚且念念不忘，那么对眼前的父母、老师，我们能不孝敬吗?对所有的长辈，我们能不尊敬吗?对自己的子女，乃至一切晚辈，我们能不倍加关心和爱护吗?因此清明祭祖，意义非常重大，提醒我们要尊老爱幼，提醒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要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地对待，这是大孝。
由此可知，祭祖之根本意义在于教人返本报始，知恩报恩，乃为古圣先贤提倡孝道之重要教育活动，以德治国、和谐社会之要道也。《论语》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孝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大根大本，孝没有了，儒就没有了，中国文化就没有了。人人能敬祖先，爱父母，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根在此地。
第四篇：儒学的现代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汤一介
2006年12月18日
作者介绍：汤一介，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现任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
一、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上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不仅我讲，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讲，为什么?
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二、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
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进入21世纪，可以说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因为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有一个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余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
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对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另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
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地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前不久部分学者讨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合理性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先生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其意义。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我自己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
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
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不都比我们今天不如，有些问题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即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道统”的儒学，是指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三、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也许可以说为我们解决三大命题提供某些宝贵的思路和应该特别重视的思想资源。
对于一种学说作出价值判断，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考虑，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等方面来考虑，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应是对它的价值作哲学的判断。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社会国家、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以此作为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
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有什么?我想，归纳起来有三大问题：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而这三个问题应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当今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我认为，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也许可以说为我们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某些宝贵的思路和应该特别重视的思想资源。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光靠儒家思想都可以解决。
关于“人和自然矛盾”的问题。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其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话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虽然可以给人们造福，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自身的武器。对自然界的无量的开发和破坏，资源的浪费，不仅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这种情况的存在，应该说和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有关，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以“外在关系”(“人”和“自然”是互不相关的二元)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的二元，研究一个可以不牵涉另外一个(但西方哲学在现代有一转向，例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对西方原有的二元思维方式进行了批评)。这就是说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客”(即“心—物”或“天—人”)二分立论。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是在轴心时代就以“天人合一”(即“主客相即不离”)立论。
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可以说是《周易》，在1993年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这条竹简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前的东西。从这个记载看，“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说的是《周易》是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研究“天”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当然如何处理和看待“天人关系”，自古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应顺应自然;有的学者认为应利用“天”来为人服务，“制天命而用之”;有的主张“天人交相胜”等等。但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其起源很早。我们知道，《周易》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易经》记述了这些，所以这就成为“天”、“人”关系的书。所以宋儒对“天人合一”思想发挥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朱熹说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有人矣。”在人产生之初时，虽然得之于天(由天产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如何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如何体现“天”的“自强不息”，“地”的“厚德载物”呢?所以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为二。所以，《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这样才叫做知道“天”和“人”有一个统一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知道“天”(天道)和“人”(“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我们可以说，“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不同，“外在关系”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各不相干的;而“内在关系”是说在“天”、“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天人合一”虽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很古老的哲学命题，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它同时也是一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命题。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问题时，必须考虑与“天”(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且应结合“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不断深入探讨“天”和“人”存在着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当前人类社会不正是由于长期严重地忽略了“天”与“人”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正在受惩罚吗?不是“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吗?
由《周易》开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易，会天道，人道也”的思想)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发：
1.“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技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科学主义”否定了“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这样就使人们的人文精神失去了依托。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的恩惠。“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该如何认识“天”，同样也包含着“人”应该尊敬“天”，因为“天”有其神圣性。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儒家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这就是它认为“人”依“天”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经过自我德行修养而实现其“超凡入圣”的“超越性”。
2.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道理无法彰显，谁来担当实现“天道”的责任呢?这种对存在于“天”和“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认知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王夫之对此有一重要的说明，他说：“抑考君子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天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而不可违。”王夫之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是“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的很好的解释。“人道”本于“天道”(因“人”是“天”的一部分)，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人道”，这是因为“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的秩序。所以张载说：《周易》这部书“得天而未始遗人”。
3.为什么说儒家哲学认为，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盖自古以来，至少由西周以来，在中国的思想中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传统，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这样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有个说法也许反映出孔子“仁学”的一贯思想，他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朱子文集》卷67)“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的生长发育的功能，故“人”要效法“天”，要对人慈爱，对万物使之得益。这是因为“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在世当以实现“天”的“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得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有其实现“天道”的责任，人生之意义就在于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关于实为一内在关系。
就以上几点来讨论“天人合一”，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才能洞见其真精神、真价值。它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路径来看“天人关系”的，它的意义在于赋与“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必须在“同于天”的过程中(提高到“天”的境界)，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大可能直接具体地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一个“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思路。“哲学”不大可能直接解决人类存在的具体问题，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哲学可以被视为“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一一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视为“大用之学”。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中发掘出其无用之大用，以贡献给人类社会。
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也许孔子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即造就“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较之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到“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对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而有“帝国霸权”和“恐怖主义”等等。过分注重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享受，特别是统治者的贪污腐化，欺压老百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帮派林立，黑社会的猖狂等等。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犯忌，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理解和仇视，心灵上的隔膜，使社会的和谐全失，这样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儒学是否能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呢?
我认为，也许孔子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和谐，即造就“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自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之后，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从人类历史上看，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并不少见，就是进入21世纪虽未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局部地区的战争则不断，其中政治、经济问题无疑是引起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文化问题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如何化解这种因文化上的原因而引起的冲突甚至战争，也许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有所谓有“和同之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可见“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的、历史的和某些偶然的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因为有文化上的不同，人类文化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互补和互动的格局。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特别是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也许人类将毁灭其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现在中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对话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例如哈贝马斯提出“正义”和“团结”的观念。我认为，把它们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哈贝马斯的“正义原则”可理解为，要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原则”可理解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只有不断通过对话和交往等途径，总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
2002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为“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可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可以说，伽达默尔所持的主体——对象平等意识和文化对话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重要理念。这种理念，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中外文化关系、民族关系等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无论哈贝马斯的“正义”和“团结”原则，或者是伽达默尔的“广义对话论”都要以承认“和而不同”原则为前提，只有承认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和谐相处，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广义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因此孔子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原则应成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条基本原则。
五、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
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
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为此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道”，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大学》(大人之学)这部书更加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它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如果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混乱了，治好“家”、“国”、“天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庸》一书中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治理社会是要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就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道是以合不合“道”为标准，这里的“道”是指“天下之达道”，即“和谐”，而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
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就是要求建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和谐社会。儒家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修养。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学”(讲究学问)也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要能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作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就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
儒家的“修身”是有目的的，《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们为人行事要益于社会而安身，以达到对道德的推崇。个人通过道德修养，以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实践“立大本行达道”的大事业。这对个人自身说，其人生境界自有一内外和谐的“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儒所追求的“孔颜乐处”了。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在于此。”儒家认为，找一“安身立命”处，对自己的身心内外之和谐至关重要，所以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乖错。一国一家，莫不然。”
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能够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在自己和天地万物之间，对自己的身心安宁康泰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做不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将是不安和错乱的。无论治世、乱世，自己都应修德敬业，这样就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尽伦尽职，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将是很安宁的，所以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话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
儒家一向都非常着重“安身立命”，所谓“安身立命”就是要对自己有个道德修养上的要求，这样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内外调适，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做人的道理”，这样身才能安，命才能立。至于那些有碍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外在影响，应该排除。要做到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很不容易，但应该是人们努力去追求的，这样自己才可以有个“安身立命”处，其身心内外自然和谐了。然而追求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温习阐发孔子儒家的思想，发掘其中对当今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资源，无疑是重要的。但古来圣贤的思想、理念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今社会存在所有的问题，也并不能全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它只能给我们一些思考的路子，启发我们去用这些思想资源，在给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我们的使命是使我们的社会不断革新，而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第五篇：中国文化现代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发展史。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崇尚优秀文化的民族。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风劲吹，大众文化愈来愈向自私化、娱乐化、庸俗化等方向发展，这时我们必须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具有现实的精神生命和文化范式，富有时代意义和现代价值。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
在传统文化日益衰弱的当代社会，国民的道德素质也逐渐下降。所以，加强优秀传统精神的教育变得刻不容缓，尤其是提升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朝着礼让、严谨、和谐的方向发展。
引人孔子的儒学例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原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其过分节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应该予以消除或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我们相信，通过吸收儒家传统礼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完全可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礼仪规范，并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细分到最后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一个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应该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现代的知识修养，也就是说需要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全面发展的人。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很多，但对于中国而言，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当代的大学生群体，是中国高素质人才的代表，关于对他们的培养，更是需要传统文化的帮助。中国传统的 价值理念不仅能激励现在的现在的大学生奋起图强，更让他们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来迎接全球化的到来。现在的中国是由传统蜕变而来的中国，相信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和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光大，世界的东方将再次站起一位儒雅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