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中国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大。然而, 与巨大的翻译需求相比, 翻译能力却严重不足。人才和技术的欠缺导致大量的外文信息得不到完整、准确的翻译。有多种因素制约国内翻译市场的快速发展, 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从业者不够“专业化”、“职业化”, 对翻译行业了解不足, 对自身业务水平、职业素质缺乏严格要求和明确定位。口译资质认证是口译职业化的重要保证。目前, 国际上最较威的翻译资质认证机构有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AIIC) 、欧盟口译认证 (JICS) 、加拿大口译和笔译工作者委员会 (CTIC) 、澳大利亚口译和笔译工作者权威认证有限公司 (NAATI) 。在国内比较热门且含金量较高的口译考试有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 (NAETI)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 (水平) 考试 (CATTI) 、上海外语口译资格考和厦门大学英语口译资格证书 (EIC) 。在中国,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考生参加各类口译认证考试, 期望证书能成为其具备口译能力的背书。
认证考试和证书固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但口译资格认证是否能够作为口译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否助于考生口译能力的培养?是否有助于形成对于口译职业的正确评价和认知?是否有助于提高口译职业素质和水平?本文以上海外语口译资格考试为例, 研究口译认证考试与大学生口译能力培养的相关性问题, 旨在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 以期获得一个对口译认证考试较为客观的评价。
二、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 调查背景
由于口译人才的缺乏, 1995年上海市率先设立了面向中高级口译人才的口译证书考试, 自1995年6月首期开考至今累计考生已达126万人次。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项目从长三角地区合作起步, 覆盖10个省市17个大中城市, 有21所本科院校参与, 目前共设有23个考点, 常州工学院为其中之一。自2009年9月设立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笔试考点, 截止目前已有近万名考生在常州工学院考点报名参加英语高级口译、英语中级口译和日语中级口译三个级别的考试。同时, 在中国口笔译市场上, 长三角地区凭借经济优势, 历来是口笔译使用和口笔译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 这也激发了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学生参加口译资格认证意识和热情。本研究以上海外语口译考试参考人员为调研对象, 数据的采集较为便利。
(二) 调查对象、内容和方式
本次调查以问卷的形式, 主要针对常州工学院参加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的在校大学生考生进行调查。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 随机抽取本校150名学生参与此次问卷调查。样本容量大致与学院英语专业学生比例相一致。本研究的工具是自编问卷, 采用了从“没什么作用”至“用处很大”的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问题主体包括两部分, 一是对参加上海外语口译考试的大学生基本信息进行调查, 二是调查上海外语口译考试对大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课题组经过问卷预测, 删除并调整了部分问题。实测中的问卷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4和0.800, 意味着信度很高, 整体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2, 表示该测试整体信度非常好。
本次调查从问卷设计、发放与回收、资料收集、分析及撰写报告, 历时1年。共发放问卷150份, 有效回收134份, 有效回收率为89.3%。利用SPSS软件对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形成有效结论。
三、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讨论
(一) 基本信息调查与发现
本部分主要针对参考大学生的性别构成、英语能力、参考目的以及口译实务基础、认证考试重要性认同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参与者134人, 其中男生12人, 占8.96%, 女生122人, 占91.04%, 女生比例大大高于男生, 这反映了英语专业女生比例明显高于男生的现状。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委员会和上海市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英语、中高级口译考试项目要求报告人员原则上要具有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的水平”。针对这一点, 调查发现, 在受访者中, CET4的通过率为97.01%, CET6的通过率为97.01%, 其中有67.16%的学生参加并通过了TEM4, 除此之外, 有少量学生参加并通过了BEC、CATTI和LSCAT等考试, 分别为4.48%、1.49%和1.49%。只有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 才能“在学员和考生原有大学英语学习基础上进行专门的训练和考核, 以帮助学生‘盘活’知识与能力资源, 在实践应用中得以‘变现’”。调查显示, 在上海外语口译的系列考试中, 97.01%的受访者参加并通过了中级口译笔试, 11.94%的受访者通过了中级口译口试, 13.43%的受访者通过了高级口译笔试, 2.99%的受访者通过了高级口译口试。由这一统计结构可见, 目前我校学生在口译资格认证上主要停留在通过中级口译笔试阶段, 口试一次通过率较低。
在对参加口译认证考试目的的调查 (见表1) 中发现, 激励学生参加口译考试的最强动机为外在动机, 即有76.63%的受访者参加考试的目的就是获得口译证书, 更多的证书使就业更容易。70.15%的受访者是为了提升英语能力, 59.70%的受访者抱着提升口译技能的目的参加口译认证。而从事口译职业这个看似最相关的选项只有16.42%的受访者选择, 同时有11.94%的受访者称他们参考的行为是受到了同辈压力。这反映出除了受内在动机 (诸如提升英语能力等) 的驱动, 在校学生更明显地受到外在动机的驱动, 诸如为了找到好工作、为了获得证书、为了提高社会地位等。
据调查结显示, 仅有2.99%的受访者在考前参加了培训班。在是否有过口译实践的项目上, 47.76%的受访者表示有过很少的口译实践, 37.31%的受访者称无任何口译实践, 11.94%和的受访者口译实践为一般性水平, 只有2.9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口译实践比较多, 无受访者表示口译实践非常多。在认证考试重要性认同上 (见表2) , 50.75%的受访者认为口译证书很有用, 29.85%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口译证书的重要性一般, 有17.91%的受访学生认为口译证书用处很大, 而认为口译证书无用或不太有用的受访者则为0和1.64%。这一数据说明总体上看, 口译证书在学生群体中认可度较高, 是学生选择用以提升或证实英语能力的重要手段。
(二) 口译资格认证对大学生口译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
口译职业化以及高科技带来的口译工作方式的巨大变革对口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口译能力的拓展, 即从以往的口译技能传授转向译员口译潜能 (能力) 开发上。正因为如此, 近十年间, 口译能力研究成为口译教学研究的热点, 如, 国外学者Ericsson&Charness (1997、2001) 就口译能力的核心内容“口译专业技能”进行了研究, 区别了专家译员和新手的口译专业技能在多个方面存在的差别;Moser-Mercer (1997) 研究了专家译员和新手在口译技巧和策略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Kalina (2001) 从语言加工的角度探讨了口译能力;Kiraly (2000) 在分析了翻译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译者能力”的概念, 并强调了译者的职业能力。国内许多知名学者也在口译能力研究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 如国内著名的“厦大模式”就详细探讨了影响口译过程中各个阶段的重要因素和所需技能 (陈菁, 1999) ;蔡小红 (2001) 在总结口译各种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口译能力发展模式;王斌华 (2007, 2012) 提出口译的客观评估模式, 并区分“口译能力”和“译员能力”;仲伟合 (2007) 讨论了专业口译教学的原则与方法;董燕萍 (2013) 尝试建立口译能力结构方程模式等。可以肯定地说, 有关口译能力的理论讨论已然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就口译能力构成来说, 多数研究者认同口译能力 (口译技能) 可以分解为三大模块: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和口译技巧 (王斌华, 2012;董燕萍, 2013等) 。
本研究在问卷设计时需要首先明确口译能力的详细构成, 并对每一个能力因素进行详细的定义, 以确保受试者对每个构成因素的概念明确理解。因此, 本部分问卷的设计尝试即将译员的口译能力区分为“智力因素模块”和“非智力因素模块”, 智力因素模块主要考察双语转换能力、言外知识、口译技能 (包括笔记、记忆、演讲和数字处理等技巧) 非智力因素模块则主要考察译员心理素质、译员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以及译员身体素质等 (王斌华, 2012) 。问卷以李克特五级量表呈现, 考虑到问卷的易读性, 对每项能力都加上了内容说明, 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问卷上就以“对理解文化差异能力的作用 (文化典故、文化禁忌与跨文化交际常识) ”的语言表述出现。问卷统计数据录入SPSS分析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智力因素模块的主要数据如下:
“智力因素模块”中归纳了“增强词汇、语法与句法能力”、“增强口语与听力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语感”、“增加知识储备”、“提高笔记技巧”、“提高语言转换技巧”、“提高口译记忆技巧”和“提升公共演讲技能”等九大核心能力。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考察, 可以发现口译认证对“增强口语与听力能力”的认同度最高, 均值为4.2836, 方差最小, 即学生对这一点的看法差异最小, 由此可见积极备考对于学生的口语和听力有极大的提高。而在这九项能力中, 学生分歧较大的为“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反映出考试驱动型学习与文化浸入式学习的差异性。总的来说, 李克特五点量表的中数为3, 也就是说大学生对认证考试作用和影响所持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肯定的, 但从标准差来看, 学生对所具影响力的大小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智力因素模块”中归纳了“提升身体素质”、“提升口译实践能力”、“提升专业拓展力”、“提升沟通合作能力”、“培养职业道德”、“改善口译焦虑”、“改善注意力”和“提高临场应变力”等八项核心能力。通过对问卷考察, 可以发现口译认证对“提高临场应变力”和“改善注意力”的认同度最高, 其中方差最小的为认证对“提升专业拓展力”的影响, 这说明, 在这一点上, 学生的观点差异最小。而均值最低的为“提升身体素质”, 说明从总体上来说, 学生对这部分的影响力认同度最小, 而方差最大的为“培养职业道德”, 这说明学生对口译认证可以提升职业道德的看法差异最大。
四、研究结论与思考
总体上看, 口译认证考试对大学生的口译学习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其提升口译各项能力的作用是积极肯定的。然而, 从以上量表的统计数据可见, 参与认证的大学生对于口译认证考试对口译能力的作用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 尤其是一些均值较低的能力环节, 如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公共演讲技能、提升身体素质、提升沟通合作能力和培养职业道德作用的认同度。这些能力环节得分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1.在口译认证考试的测试中未能加入相应的能力测评环节;2.在口译认证的备考教材中未能体现相应的能力环节。因此, 有必要强化口译认证考试对均值较低能力环节的正影响。在未来的译测试中可以加入一些交互性的环节, 以体现口译认证考试对这些能力环节的重视。同时, 也建议在口译认证教材的编写中更加重视口译能力培养, 如在目前的中级口译的教材中, 除了为数不多的基础知识讲解 (共22页) (梅德明, 2014) , 基本上都是专题口译内容, 这对于未接受过口译课程训练的一、二年级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会给他们一种口译只是单纯的语言转换练习的错误印象, 从而忽视了口译技能和职业素养等其他口译能力的自我培养。
质量是口译考试项目的生命线, 要真正做到“切中传统学校教育体系中对人才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薄弱的弊病, 立足于学员英语口语和口译综合能力提升的实际需要”, 需要口译认证考试的设计和开发者不断纠正测试中的弊端, 不断完善测试体系。同时, 作为受测者, 大学生需正确看待口译认证考试, 做到真正了解口译、了解口译技能、了解口译行业, 才能更好地发挥口译认证的效用与价值。
【相关链接】
《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培训与考试项目是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共同设立的上海市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的高层项目之一。又称SIA (Shanghai Interpretation Accreditation) , 考试每年开考两次。3月中旬和9月中旬的一个周日为综合笔试, 合格者可参加口试。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项目1994年启动, 1997年3月开考了英语中级口译。1997年9月开考了日语口译。十年来, 报考总人数已达160000人。
一名合格的译员应具有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且都能达到较高的水准。因此, 对于选英语中级口译课的学生也应有较高的要求。
一) 听力能力和水平
提高听力水平是其它基本技能发展的关键, 也是综合英语交际能力的基础,
要求学生达到四听懂、两听译。
1.听懂一般说话者的
2.听懂交际英语会话;
3.听懂一般性讲座;
4.听懂一般广播或电视短篇;
5.听懂和理解英语短句并译成汉语;
6.听懂和理解英语片段并译成汉语。
二) 笔译能力和水平
译者不仅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 而且对汉语亦应有较深的造诣;否则会造成理解上的困惑和措辞上困难。
译者应知识渊博, 广泛涉猎。这样笔译时才能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
笔译是文字工作,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下笔应慎之又慎, 切忌马虎懈怠。
三) 口语能力和水平
1.具有口头交际手段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口语能力, 可从事一般的生活翻译、陪同翻译、国际研讨会翻译
以及外事接待、外贸业务洽谈等工作。
四) 口译能力和水平
1.具有基本口译技能, 可从事一般的生活翻译、陪同翻译、国际研讨会翻译以及外事接待、外贸业务洽谈等工作。
2.英语中级口译考试旨在测试考生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口译能力以及对口译基本技巧的掌握程度。考生在口译时应能准确传达原话意思, 语音、语调正确, 表达流畅、通顺, 句法规范, 语气恰当, 用词妥切。
摘要：本文以上海外语口译资格考试为例, 运用问卷调查等实证法研究口译认证考试对大学生口译能力培养的作用, 以形成对口译认证考试较为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口译资格认证,口译能力,相关性研究
参考文献
[1] Ericsson.A.&N. Charness. 1997.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 factors in expert performance[A]. In P. Feltovich et al. (eds) .Expertise in Context:Human and Machine[C].Cambridge:MIT Press. 1997.
[2] Kalina, S. 2 001. Interpreting competences as a basis and a goal for teaching[J].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10) :3-92.
[3] Kiraly, E. 2000.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Empowermentfrom Theory to Practice[M].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
[4] Moser-Mercer, B. 1997.The expert-novice paradigm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A]. In E. Fleischmann et al. (eds) .Translationssdidaktik. Grundfragen de Ubersetzungswissenschaft[C]. Tuubingen:Gunter Narr.
[5] 鲍刚.口译理论概迷[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1.
[6] 蔡小红.口译评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7] 董燕萍.学生译员能力结构的测试与分析[J].外国语, 2013, 4:75-85.
[8] 胡庚申.中国口译研究又十年[J].中国科技翻译, 2000, 2:40-44.
[9] 刘和平.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教学法研究[J].中国翻译, 2011 (01) :37-45.
[10] 刘和平.翻译教学模式:理论与应用[J].中国翻译, 2013 (2) :50-55.
[11] 马霞.广西-东盟博览会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社会科学家, 2007 (04) :170-172.
[12] 梅德明.中级口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13] 严诚忠, 董秀华.回顾与展望——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培训与考试项目研究报告[J].教育发展研究, 2005, 15:58-63.
[14] 王斌华.从口译能力到译员能力:专业口译教学理念的拓展[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 6:75-78.
[15] 仲伟合.口译课程设置与口译教学原则[J].中国翻译, 2007, 1: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