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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哲学论文 篇1：
文化哲学视野下西方文明精神的生成
摘要：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的演进是建立在两种观念基础上的，一是否定宗教神学和追求世俗生活的人文主义观念，二是继承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用对象化的态度来对待世界，把自然、社会个人都看作科学认识,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的技术理性观念，西方文明就是在这两种观念彼此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俗生活以科学为工具来满足自己，科学以世俗生活的欲望作为发展自己的动力，随着技术理性不断取代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并成为支配性的力量时，西方文明危机不可避免出现了。
关键词：西方文明；人本精神；科学精神
一、现代西方文明中人本精神的生成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技术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就其历史和文化渊源或其内涵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的西伯来精神构成的，二者的结合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
垂历千余年之久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为一切世俗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神圣的支撑和终极的根据。在它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建立近代文明的大厦。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近代化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摆脱基督教制度束缚的过程。特别是经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和由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开始进入近代化过程。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开端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创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基本特征。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精神。虽然说现代西方文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理性化(技术理性)的过程。但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却始终以人为核心，只不过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侵蚀了人本精神，并取得了主导地位，才造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
英国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在谈到西方文明时，他在看待人和宇宙思想上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聚焦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聚焦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在这三种模式中陆续产生以来，就是同时并存的，但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生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是人文主义模式和科学主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主义模式又是从人文主义模式发展而来。而人文主义模式和科学模式又都起源文艺复兴时期。
“当中世纪的宗教文化陷入价值危机时，在危机的另一面则表现一种新的世俗价值追求的精神曙光开始在地平线闪现出来，这就是对人和自然兴趣与关注，表现为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精神的孕育”。发端于这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与神圣文化相对的、带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的文化运动。人文主义的思想的实质是确立人、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新观念，人文主义在肯定上帝的至尊地位的前提下，他们把研究的重心从人神关系转到了人物关系，人突出了它的优越地位。人的本质不再是体现在人与上帝的区别中，而是体现在人与万物的区别中，在人与万物的区别中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再也不是面对上帝时的卑微罪恶，而是人特有的跃居万物之上，自主生活的高贵本性和崇高尊严。这样一来人文主义就肯定了世俗人生的意义和感性生活的幸福，肯定了个体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和个体价值等一系列全新的观念。人文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而基督教人文主义则成为宗教改革的先导，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结合，最终，促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
二、人本精神下科学精神的兴起
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对当时教会禁欲主义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和现实幸福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按照中世纪的神灵理想，人的真正幸福在于达到上帝的真善美本性，只有来世或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们在现实必须克制自己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限制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对于人主义者来说他们并不否定来世的幸福，认为人应该按照本性去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去追求感官的满足。因此物质欲望的满足、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就成为人生活的惟一目的。公民人文主义在这两方面为启蒙运动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一是他对个人需求的倡导和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道德提倡：其二它促进了作为为启蒙运动基础和推动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首先，对人的自然欲求和世俗感情的追求有助于现代技术产生，人文主义者充分肯定人性及世俗生活的合理性。“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名言。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指出“欧洲启蒙时期对于需求驱动的、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道德提倡，也就是对于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比新教伦理少一些名气，但与后者有同样影响——提倡，做出一些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尘世生活的热爱与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相结合，造就了欧洲近代“尘世的天国”的神话，进一步确定了技术理性统治的根基。
其次，公民人文主义在吸取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主张用人的理性取代信仰才能发现真理，并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这种自然科学观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中世纪晚期不仅人被发现了，确立人文主义观念，而且自然也进入了人的视野，产生了科学的需要，这有赖于当时生活条件的变化，首先在意大利，而后在西欧其他国家兴起的建筑业、造船业等一系列领域或变化、经营体制和方式的革命性以及日益复杂的计算，要求对人的活动和自然过程进行的经验的和试验的研究。于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一方面艺术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然，另一方面，对自然的兴趣，对人自身力量确信，又进一步推动了人们依照理性去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追求，从而促发了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诞生。
在中世纪人文主义者始终把古典思想和哲学学习同基督教信念、对人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相互容纳起来，因此在公民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此公民人文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的自然神学，并以此为自己追逐尘世生活作论证。自然神学认为诸如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据这样不涉及物理世界的存理性论据之外，通过考察上帝创造物也可以知晓关于上帝的真理。因此对于自然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展示上帝完善、完满性，因此自然是上帝按照理性形式设计的，随着17世纪科学成就的增长，这种源自上帝设计的论据开始取代了先验的理性论据，甚至常常取代基督教《圣经》和《启示录》而作为主要的宗教证据。如哲学家约翰，洛克热情地声称“自然的作品处处都在充分地证明一个神。因此可以说，”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完美治理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化造成的。正是这种自然理性发展，造就现代西方文明根本推动力的科学技术。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技术理性。
但这种自然理性的发展为启蒙运动造成了两个没有解决的悖论。自然理性讲究规律性，倡导理论和实践、经
验和理性相结合的原则，缺乏人的目的性，因此启蒙思想家通过自然科学来建构人的现实生活，必陷入矛盾之中，其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的目的是找到能够完全和精确地预言未来事件的控制自然现象的规律，并企图探求自然中更大决定性，同时将自然规律运用于人，并认为会给人以更大的自由，然而在完全决定物理世界中的事件和使人之自由的自然规律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结果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使人丧失了存在的自由，这种矛盾导致的结果在于，自然理性侵蚀了人的精神领域，在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排斥了人文科学的作用，从而使其自身丧失了外在的批评维度——人的价值判断。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危机。但是，“由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是统一的，技术理性仅仅是作为批判宗教神学武器进入人的精神领域。启蒙理性的这种内在矛盾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两种文化的分家还没有产生。”
无论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启蒙运动，它们的影响主要停留在社会精英层面，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领域，而真正实现启蒙运动的是北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发展起来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它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场宗教改革，打破了天国理想和人间生活的截然对立，是虚幻遥远的彼岸建立在世俗的此岸，从而超越了中世纪人的生活观念。而在另一方面，伴随着宗教统治模式的瓦解，近代民族意识开始真正觉醒，民族国家迅速成长起来，神性与人性、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融合，确立了人性的尊严和精神的自主性，激发了人们恪守天职，勤俭生活，努力工作，追求成功的世俗的热情，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西欧社会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并创造出一种理性主义的现代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之中人的自由、理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展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又逐渐形成了一种理性的契约精神。
借助于一种理性的文化模式的形成的完成。在人们之间原始的关联丧失之后，一方面为了人类社会不至于理性精神和自由创造性地确立是借解体，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斗争毁灭人类自身，必须重建人与人之间联系。这种新联系的确立只能依赖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这使人摆脱自然共同体而获得独立过程，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生成过程。正是由于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自由、平等的关系，将契约引入了人类的生活。这种新的生存方式之中，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是一种真正人的生存方式，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科学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自律的技术理性逐渐取代了人的自由理性，并进一步侵蚀了人本精神，从而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
参考文献
[1]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北京：三联书店，2000
[3]托马斯·L汉斯金，科学与启蒙运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隽鸿飞，发展：人之生存方式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周来顺]
作者：李继峰
西方文化哲学论文 篇2：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文化根源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哲学的转向，这种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哲学的其他转向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其文化根源是什么？弄清楚上述问题，无论是对于我们深刻领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还是对于我们领会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意义都是重大的。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哲学 转向研究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诸多差异，各个流派本身也存在着特定的缺陷，但都展现出对资本主义，包括对后工业社会和现存文化的批判而形成的共同的理论定位。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总体性的文化革命观，到当今正在活跃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针对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与20世纪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同呼吸、共命运，关注着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关注着发达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和自由。而这些正是20世纪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文化根源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都和“语言的转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西方“语言的转向”既发生在英美哲学中，也发生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其共同点都是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主义。他们要求放弃对世界终极本质和价值的追寻，认为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来消除因语言误用而导致的各种“哲学病”，因此他们不是把语言升华到真正哲学的高度，而是把哲学降到了工具性的语言的层面；那么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要求哲学，因此他们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阐释了“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的生活经验，并力图通过语言的解释来阐释人文世界的意义，使哲学具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语言的转向”，使西方哲学家要求划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井逐渐发展到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复兴。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转变，和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不同的只是，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批判的主要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通过接受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把哲学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应该看作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源，不断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发展进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支文化哲学的传统。○1这一传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本人所奠定。马克思继承了维科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和实践论传统，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确立了用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自由。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把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作为哲学本体，并以此出发进行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在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特质的出发点就是在厘定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他坚决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世界观，产生于马克思的思想创造，但这种思想决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结果。因此，这种哲学充满了历史的内容，它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又必然要落实到政治实践领域，体现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2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3从他们理论发展的实际轨迹看，青年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曾经受过当时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如齐美尔等人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葛兰西则是在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特别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共同特点是要求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要求哲学等人文科学应该研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总的来说，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哲学的复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宏观哲学文化背景；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分化的内在根源；理论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决定了理论家理论的价值趣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文化根源。
注释：
【1】关于此点，可参看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第2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关于此点，可参看钟慧琼：《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4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3】 关于此点，可参看钟慧琼：《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作者：张志强
西方文化哲学论文 篇3：
理论自觉的哲学意蕴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表面上来认识理论自觉的问题,对理论自觉的主体缺乏深层次的理解,以至于片面和简单化地认识理论自觉。实际上,如果不能对理论自觉的主体进行准确把握,就无法定位理论自觉的价值目标。理论自觉的主体实质上说来是社会主体,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自觉就会毫无意义。理论自觉是社会主体实践活动的理论自觉,实践活动作为主体与外部条件的中介与桥梁,凸显了理论自觉的实践意义。正是由于社会主体成为理论自觉的主体,所以合社会主体的目的性应该是理论自觉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主体;社会;理论自觉;价值;实践
收稿日期:2008—12-08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视域”(2008sk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殿林(1969--),男,安徽全椒人,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对于理论自觉的命题,一般研究者立足于从两个角度来展开:第一种着眼于运用,分为两类,一是将理论自觉作为概念运用于评价文学作品或者作家.例如钱激扬在《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发表文章《论卡里尔·丘吉尔在(优异女子)创作中的理论自觉意识》,即考证和研究了作家的理论自觉意识及其审美接受效果;粱道礼《中国古代文论对“艺术精神转型”的理论自觉——论刘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说的话语意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指出刘勰在对“楚艳汉侈,流而不反”的文学现象的反省中,察识到恰当把握“艺术表现度”,乃是攸关文学未来发展命运的大问题,而对“艺术表现度”的自觉意识,只有在所谓“古典型”精神氛围中才能展现出来,此一意识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文学活动中艺术精神的转型。二是评价一种文化、理论、政党本身的自觉意识,例如刘振怡《论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一文(《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梳理了西方文化哲学发展的脉络,得出了西方文化哲学发展的理论自觉;聂运麟《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觉的新高度——“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理论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指出了“与时俱进”和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得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觉所达到的新高度;王长纯的文章《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论纲)——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论及在比较教育领域里实施跨文化哲学对话重要的是实现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第二种就理论自觉本身来论述其重要性。如孔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化理论自觉》(《编辑之友》2007年第2期),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从强化理论自觉就是要重视理论,要善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三个角度,强调了理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张艺缤的《理论自觉的几点思考》(《安徽文学》2008年第5期),从理论的组成、理论自觉的条件和特征,对理论自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哲学的视角对理论自觉整体进行观照,认为首先确定主体性是实现理论自觉的关键,进而强调了社会主体的实践性及其价值目标的厘定,突出理论自觉是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旨在批判实践的感性崇拜,另一方面提醒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要关注理论自觉的价值目标。
社会生活实践的展开,应该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诚然,人是有意识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意识的支配下进行,但是感性的实践活动也属于人有意识实践的范畴,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感性崇拜现象不胜枚举,与理论自觉背道而驰。虽然感性实践本身也是人有意识的活动,但这种活动不能称作理论自觉活动。那么,什么是理论?按照杰弗里·亚力山大的解释,“所谓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理论自觉就是主体运用高度的抽象和一般来“同化并控制世界,好像是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符合自己的目的的具体实践。从哲学的角度看,理论自觉蕴含了如下论述的几层意思。
一、理论自觉实质上是社会主体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实质上是主体的理论自觉。马克思明确指出:“主体是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简单地指出人的理论自觉,正是因为主体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称谓,而且包含着能够反映人这个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论自觉即体现着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确立理论自觉是主体而不是人的理论自觉为第一步骤。
可是,“主体是人”便能够说明理论自觉的一切问题了吗?主体与外部关系如何反映?理论自觉与主体的何种形式存在着根本意义上的关联?对主体的进一步追问不仅必要而且应该。
早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理念主体论作出过如下批判:“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如果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末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就会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即是说,马克思把家庭和市民社会解读为“现实的主体”。的确,主体根本不可能是主观臆想出来的,离开了社会空谈主体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得出了“主体,即社会”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不应该像黑格尔那样,把头脑中思维活动的结果理解为主体,而应该把头脑之外的实在,即社会理解为主体。
那么,“主体是人”与“主体,即社会”是否矛盾呢?这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在批判蒲鲁东的经济思想时写道:“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蒲鲁东的说法]就像下面这样的说法一样:从社会的角度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这就是说,一方面,社会不是个体人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人也不是单个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社会谈论人的个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回到理论自觉主体的话题上来。主体作为
社会有机体中活动的人,从主体存在的状态看,它包括个体主体、集团主体、类主体和社会主体四种基本形式。理论自觉的主体应该体现为何种形式主体的理论自觉?答案是社会主体。这是因为:首先,社会主体始终是个体主体的基础。撇开社会主体或社会生产关系,根本不可能对个体主体的现状、本质和特征作出合理的说明。个体主体理论自觉如果仅仅体现为其本身,那只是该个体内在的东西、观念的东西;只要他表现出来,就必然与社会建立联系,他的理论自觉要建立在社会的关系之中,通过社会关系才能发挥作用。其次,社会主体通过各种关系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一切可能的集团主体的表现形式、内在本质和实际作用。集团主体表现为阶级、阶层、社团、政党、国家、宗教团体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无论何种形式的集团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利益集结体,它们都要受制于当时社会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集团主体理论自觉要受到社会主体各种关系的影响,有可能集团主体的理论自觉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能够起作用,但其作用都是有局限性的。如此说,是否就是否认集团主体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呢?也不是。集团主体理论自觉对于推动社会关系的有序化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具有共同利益集结体的“集体共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速或者延缓社会的运行。再次,唯有充分理解社会主体,才能对类主体获得真正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理解社会主体乃是理解类主体的前提。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与动物不同,因为人是有意识的,作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使得类同人相异化,使人的类生活蜕变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这种类本质的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写道:“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即是说,类主体本质及其异化的结果也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产生的,抽象地谈论类主体会觉得无从着手,它必须放在它们体现的社会的规定性中去看待。同样的道理,类主体的理论自觉表现在哪里呢?整个人类么?那样太空泛了。可以认为自人类社会发展以来,人类这个类主体总体上是体现着理论自觉的,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则另当别论。当然还是要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待理论自觉的问题。
确立理论自觉的主体是社会主体这一命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体的理论自觉,其他任何主体的理论自觉都会因为丧失社会条件的特殊语境而变得毫无价值;不仅理论意义上如此,而且实践意义上也如此。当然,社会主体的理论自觉可以通过不同的主体形式得以体现,比如,在阶级社会中,个体主体、集团主体的理论自觉往往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同时又为了避免因利益的纠纷而在斗争中毁灭,维持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个人主体和集团主体的理论自觉表现为其必须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所要求的范围以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体和集团主体理论自觉实际上就体现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主体理论自觉。
二、理论自觉是社会主体实践活动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的目的不是针对理论本身来说的,理论是现实的,无论从它的产生还是从它的发展来说,都表明“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在这里,非事实性过程是指诸如研究机构或人员的信仰,知识社会化和科学工作者的想象力和推测能力等。这些东西既建立在科学工作者本人的想象力之上,也建立在外部的现实本身之上。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所有这些过程都无不受到‘真实世界’的修正,但它们却永远也不会被彻底否决,因而,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双边关系。”理论与现实双边关系的中介不是别的,是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科学工作者、研究机构人员的研究活动还是外部现实中的个体主体和集团主体的实践活动,都内在地规约于社会主体的实践。实践活动的展开一方面得益于已有理论经验的指引,另一方面又给现有理论以不断的修正。社会主体与理论之间的双边关系如此复杂又是如此互动地纠结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之中。
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人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来体现。在现实中,人总是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离开了个人,“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或神学家的天国中存在。社会主体的理论自觉表现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的理论自觉,不是个体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它有效避免了“社会主体”的“无主体论”之嫌。的确,在铺叙理论自觉的主体乃社会主体的论断过程中,强调社会主体的主体地位,给人的感觉是以社会主体取代其他一切主体。其实不然。着重于重申社会主体的具体历史条件性非但不是要以社会主体代替其他主体,而恰恰说明在社会实践层面上,个体主体和集团主体唯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他们的实践活动不能不受制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体的理论自觉要尊重客观条件的要求,尊重现实的可能,这样才会使实践活动在现实性中展开。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在社会层面上发生作用的结果,诚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之上展开,是实践活动本身的需要。实践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唯一手段,是实现人的价值、目的的中介。在实现人的价值、目的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路径,寻求什么样的路径可以达到成本最小化,是社会主体不能不加以考量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使用社会主体而不是使用个体主体或者集团主体的概念,用意是特别的,即是要求从社会整体的维度来给出答案,不能依凭个体主体和集团主体的标准来计算成本,这样,理论自觉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便凸显了出来。理论是他人或前人实践的总结成果,经过了不断的纠错和矫正,能够可能性地提供解决方案。比起个体的感性实践和个体的直接经验来,理论明显具有效率。实践的感性拒斥理论的自觉而生发的“实践感性崇拜”,不顾效率和社会成本,盲目地以实践为上,是非理性的表现。
理论自觉唯有通过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彰显理论的存在意义,理论贯穿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类活动和自然活动不同,人类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合主体的目的性和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结构的基本因素,从而也构成了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矛盾。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主体的思维性和肉体感性的矛盾外在化的表现;其二,社会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
互动。这是由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在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必然先形成主体的感性需要,然后经过理性的选择,使这一感性需要升华为活动的价值目标,进而形成活动主体企图克服自然外界阻力与束缚而达到目标的各种路径,此即理论的意义。因此,从总体角度看,社会主体经由社会实践的持续展开而会不断地向理论提出各种要求,刺激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社会实践起一定的指导和规约作用。
三、理论自觉价值目标的厘定
主体是人,人最终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为了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把人以外的一切存在物以及人自身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通过各种活动形式构成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人类活动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观念的认识活动与现实的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人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解决上述关系中的各种矛盾,追求并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从而使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自由,也即达至合乎人的目的。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无论处于人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和层次上,概莫能外。
从一般意义上讲,人在观念的认识活动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总是自觉运用已有的理论成果力求合目的性(少数盲目的感性实践不在此列),而且使理论具有价值。马斯洛说过:“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需要,给了科学以起因和目标。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这里的“科学”概念可以视同于理论。可是仅仅从合目的性上说显然空洞而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主体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对于理论自觉的价值目标在定位上就有不同,不同的主体形式确立的目标可能有极大的差异,甚至于产生强烈的冲突;另一方面,由于主体利益的关系,主体的理论自觉与其利益联系紧密,理论自觉对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理论自觉的价值目标如何厘定?
主体存在形式的差异是客观的,尊重主体的利益选择也是必要的和必需的,就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尚没有达到主体利益无差别的阶段,因此,抽象地说剥夺主体的利益性是不应该的。但是主体的理论自觉如果仅仅是达至本主体的利益,实现本主体的价值目标甚至害及其他主体的价值目标,这样的理论自觉还值得提倡吗?
理论是从广泛意义上讲的,它至少包括科学和技术。自从工业文明以来,不可否认的一个突出事实就是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科技的自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科技也成为了人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走向了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科技作为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人们过分关注非人格化逻辑关系、拒绝一切价值思考的介入,使得人的主体性丧失而被对象化。环境危机、人性危机、社会生活的异化等都是对于科技顶礼膜拜的结果与代价。应该认识到,这一切危机的结果还是根源于主体的利益作祟。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人类的理性反思能力——它能够认识自身行为,并将这种认识的成果——知识——运用于未来的行为,因此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认识自身需要把人类自己区分为‘此’和‘彼’两个方面,并使他们有所不同,这样,‘彼’(原则规则)才可能超越‘此’实体利益,并引导‘此’的变化。用黑格尔的话说,这反映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历史过程与思想过程的区分与统一”。那么,痛定思痛,厘定理论自觉的价值目标就不能不着眼于如下几个关系维度:
一是主体关系之维度。主体利益被尊重,决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张扬,任何主体都是社会存在,不得不服从于社会条件。理论自觉也是针对社会条件的理论自觉,进行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定位恰恰是必要的。可是,长期以来这一点被许多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忽略了。过分张扬个体利益、集团利益,而不去考虑社会利益,其最终结果是个体利益与集团利益的得而复失。二是主体与理论自觉的“理论”关系维度。理论自觉价值目标的厘定,离不开理论内涵的积淀。主体是人,就需要在理论之中渗透人文主义精神,不能只看主体不看人,把人当作机械的毫无生命力的抽象主体;要将工具主义理性颠倒过来,弘扬人文主义精神,以人的发展作为价值旨归。三是主体的能动性与自然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维度。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往往是理论自觉的表征,自然的客观性内在地指其规律的客观性,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揭示还处于低层次水平,所以,不是任何主体都能够驾驭理论本身,夸大主体能动性的作用只能使理论自觉产生负效应。那么,理论工作者、科学家等特殊群体的作用应该予以重视。因为理论工作者以及科学家等特殊群体对于社会公正问题、人的生活幸福问题,以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问题有着深刻思考,所以这部分主体的理论自觉更加重要。斯诺在《科学在道德上的非中立性》一文中指出:“科学家同其他人比较并无很多区别。他们当然也不比其他人更坏。但是有一点确实与众不同……不管愿不愿意.他们所作所为对人类至关重要。它从精神上改变了我们时代的气氛。对整个社会来说,它将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并决定我们怎样生和死。它拥有行善和作恶的决定权。”在这里,尊重这部分主体理论自觉的价值选择正是从社会发展前景的角度来考虑的,是力求合乎社会主体目的性的表现。
综上所述,理论自觉价值目标的厘定既要充分顾及不同主体的利益,又要兼顾理论本身的属性,同时还要对主体能动性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要求所有主体理论自觉的水平一致;但是,追求社会发展的价值应该是不同主体能够寻求到的平衡点。由此,合社会主体的目的性应该成为社会主体进行理论自觉价值目标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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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华生 韩顺友]
作者：陈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