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圳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深圳市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作者：沈正言 编辑：邓楚楚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2年01月22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近3年来，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深圳市坚定不移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以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为统领，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初步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格局。深圳市的探索，给人们带来了有益启示。瞄准科技创新前沿，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转化周期日益缩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界限日益模糊，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突破。深圳市在实践中认识到，必须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稳步向创新链高端攀升的同时，实现从技术引进和应用研发为主向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转变，在前沿和新兴产业领域推行“成果转化”创新模式，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创新方式;必须提高源头基础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实现从跟随发展到局部领先、部分超越的转变，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为此，深圳市加快了在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领域的布局。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深圳中心部署的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位列中国第
二、世界第四，华大基因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大基因组测序与分析中心，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的宽频隐身技术被认为是过去10年中的10大科技突破之一。这些领域的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成果正在加速实现产业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优势产业
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科技基础研发、应用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产业化良性互动，形成了引领式、超越式与裂变式的自主创新态势。
把握企业创新规律，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深圳市已进入要素高成本发展阶段，原有的政策和体制机制优势逐渐弱化。面对这一新形势，深圳市把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扶持和服务。一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推动企业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2010年，财政科技投入70.2亿元，占地方本级预算的7%;全社会研发投入346.2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64%，企业研发强度位居全国前列。二是推进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针对中小企业量多面广、创新动力强劲但实力较弱的特点，重点打造以重大共性和关键技术为主的行业公共技术研发平台和以提供检测、实验条件为主的检测实验平台;针对大企业创新实力雄厚的特点，重点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进行前沿技术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发挥自主创新活动的引领作用。近年来，新增创新平台175家，相当于以前年份组建数量的总和，大大提升了企业创新研发能力。三是推进研发专利化、技术标准化、产品品牌化同步发展，增创竞争新优势。2010年，全市企业国内专利申请量近5万件，PCT(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主导或参与制订各类标准1037项，拥有中国驰名商标61件、中国名牌产品80个。知识产权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有力武器。
四是打造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培育全球化创新优势。积极扶持企业建立跨国研发机构，深入实施《深港创新圈三年行动计划》，融入全球科技创新分工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促进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整合集成，努力打造全球创新成本低、收益高的先进城市。
顺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构建“高新软优”的现代产业体系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推动着全球产业深刻变革。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广泛运用，一方面加速了三次产业的相互渗透融合，促进了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知识化、信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使软件开发、创意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产业转移的新热点，服务外包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这些为深圳市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良好机遇。深圳市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发挥自身产业优势，着力构建“高新软优”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是抓住“高端”，抢占现代产业制高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全球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链、价值链整合规律，制定产业链配套发展政策，推动高端化发展，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推动高新技术、信息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变。二是扶持新兴产业，增强未来产业话语权。紧紧抓住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和增长潜力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着眼长远、及早布局，集中力量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推动结构“软化”，增强产业发展驱动力。加快发展智力密集型的
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服务经济，推动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增强人力资源、知识技术等“软要素”对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四是坚持“优质”原则，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引进和培育一批优质产业，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创造一批具有核心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的国际知名品牌。
突破要素制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使深圳市更早面临空间、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制约，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圳市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和第一推动力，努力实现在创新中转型、在转型中跃升。一是突破创新城市发展的空间瓶颈，促进发展空间向多维拓展。以创新土地资源利用方式释放土地空间，以协调区域创新功能开拓合作空间，以开发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虚拟空间，以融合催生新业态创造产业空间。二是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加快推进以绿色和低碳技术为标志的能源环境技术研发、成果应用和示范推广，突破一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支持建筑、交通、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三是促进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四是围绕改善民生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健康、食品安全检测等领域的低成本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让科技成果更多惠及民生。
着眼事业发展，建设高素质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人才是创新之本，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第一资源。深圳市高度重视建设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队伍，编制出台了《深圳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建设“人才特区”五大战略以及针对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的“1+6”政策体系、面向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孔雀计划”等，着力打造人才政策新优势、搭建人才培育新载体、构建人才引进新机制、完善人才服务新模式，不断加大对各类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服务力度。截至2010年底，全市拥有全职“两院”院士7人，中央“千人计划”人才22人，深圳市领军人才1796人，研发人员29万多人，海外留学回国人员近4万人。同时，主动参与国际创新人才竞争，大力引进国际一流高端科技人才，积极借鉴国际顶尖科研机构运作模式，构建从科学发明、基础研发到应用研发和产业化的整体运营模式，形成“科研+产业+资本”的集成创新组织模式，推动科技单元发展成为科研产业混合体，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创新体制机制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保障。深圳市注重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动力更加强劲。在宏观上，一是完善创新科技决策机制。深化重大科技计划和决策体制改革，完善科技管理决策程序，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二是建立跨区
域创新协同机制。加强与中央部委会商沟通，加强与各地和高校战略合作，搭建创新联动平台;加强与港澳台科技合作，建立与国际前沿技术对接的创新资源聚集平台，促进创新资源集成。三是推进大部制改革。整合科技管理部门职能，加强创新资源的规划和布局，促进创新资源优化整合。在微观上，一是完善创新主体动力机制。强化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制，坚持政策引导扶持与企业自主相结合，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联盟建设，建立以项目为载体、以利益为纽带、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完善以应用为导向、以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为核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技术市场体系，发展技术评估、咨询等科技服务机构，建设网络化专业化的创新服务体系，鼓励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创新投融资机制，促进金融与创新链、产业链有机结合，形成从科学发明、技术创新、创业孵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投融资体制机制。二是完善创新激励保护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新机制，颁布实施知识产权法规和政策，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激励知识产权创造和转化运用;构建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四位一体”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以行业协会为主导的国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
第二篇：荷兰奶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俊玲
荷兰位于北海之滨，疆土狭小，国土面积仅4.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600万，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但荷兰却是世界上奶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奶类人均占有量约700公斤，年人均消费量约300公斤，奶制品年出口总值可达25亿欧元，其中一些重要的奶制品出口额约占世界的1/6。其奶业发展以单产高、质量好、效益可观而闻名全球。
一、荷兰奶业发展的经验
1、立足资源现状，政府大力扶持和引导奶业发展
荷兰地势低平，有1/3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1/4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地下水位高，气候温和湿润，适宜种花种草。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为荷兰的草地建设和奶牛的高产创造了条件。荷兰政府顺应这种资源条件，对奶业发展给与了大力的扶持和引导，为奶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如荷兰制定了鲜奶和乳制品的基本定价，然后通过政府部门确定采取输出收税或输出补助的措施来平衡价格的波动;对饲料粮的购入、供给尽量以欧盟确定的最低价供应，而奶油、脱脂奶粉的收购以确保养牛户有个稳定合理的价格为目标。不仅如此，荷兰政府还不断增加对包括奶业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创汇农业产业的投入。如荷兰政府为围海造田，改善条件发展畜牧草场花卉，每年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近50亿美元，政府还负担奶业的技术政策研究、教育培训、示范推广、市场开发、出口补贴和国际交流的大额资金，荷兰政府对华的无偿援助项目北京畜牧培训中心和河南奶业示范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荷兰政府对奶业发展的大力扶持和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奶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为荷兰奶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国际奶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以适度规模的家庭奶牛场为经营主体，奶农素质普遍较高
家庭奶牛场是荷兰奶牛生产的基本形式，而且其规模中等，大部分是30~70头。这样的生产形式和规模是荷兰奶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练、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而发展形成的，也是与荷兰各草场的最佳载畜量相适应的。如1970年荷兰有奶牛场116000个，奶牛总数190万头，平均每个牧场饲养16头奶牛;到1999年时奶牛场总数减少至31800个，奶牛总数为160万头，平均每个牧场饲养50多头奶牛。奶牛的单产水平也由4700公斤/头/年提高到现在的8000公斤/头/年，在奶牛场和奶牛数量减少的同时奶牛生产水平大大提高，牛奶产量仍保持原来的水平(作为农产品过剩的欧盟成员国，荷兰的奶产量是限额的，超过限额会被罚款)。
荷兰奶农的素质普遍较高。荷兰十分重视对农民的培训，大部分农场主或农民都是经过高等教育之后才去经营农场的。荷兰还有很多职业技能的长、短期培训学校，十分方便农民继续深造学习。荷兰奶农的素质普遍较高是荷兰奶业高度发达的一个基本要素。高素质奶农的科学生产和市场竞争意识都十分强烈和先进。在生产方面，荷兰奶农十分注重科学饲养管理奶牛， 1
比如他可以根据奶牛的生理状况、生产性能和生产季节配置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方，使奶牛的生产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在市场竞争方面，荷兰奶农强烈的竞争意识使得他们不断地追求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荷兰奶农十分注重和追求应用新技术，这使得各项新技术能够得到迅速应用和普及，从而有力地提高了荷兰奶业的竞争力。例如，荷兰的劳动力价格很高，雇人挤奶的成本很高，近几年很多奶牛场都采用了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挤奶机器人来给奶牛挤奶，这样虽然购买机器人的一次性投入较高，但由于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而雇工加班挤奶要付高额的加班费)，而且机器人的挤奶效率很高，挤奶量更多，挤出的奶受污染的几率更小，所以生产效率是大大提高。奶农对新技术包括新设备的热情和积极应用使得荷兰奶业的技术进步很快，从而推动了其奶业的快速发展，现在荷兰奶牛业的年生产总值达到75亿荷兰盾以上，成为荷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3、合作社在奶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受到欧洲合作社传统的影响，荷兰农民的合作意识很强，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在荷兰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奶业发展亦然。荷兰奶业的经营模式虽然以家庭为主，规模不大，但各种合作社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专业群体，奶农借助这个群体的力量来获得各种各样的服务，如产品销售和加工、贷款、获得技术服务、获取信息、获得法律保护等，可以说合作社是荷兰奶业稳定协调运转的枢纽。
在产品销售和加工方面，由于牛奶是易腐品，所以其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或协调运营对奶牛业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其他农产品，而合作社模式就可以将奶业产、加、销各链条上主体的利益很好地协调起来，达到最佳的经营效果。荷兰1886年就创立了乳品加工合作社。奶农自愿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有自己的乳品加工厂。奶农加入后，所生产的牛奶必须全部交给合作社的乳品厂加工，合作社的乳品厂也有义务收购社员生产的牛奶，这样既可以解除奶农售奶的后顾之忧而使奶农可以专心搞好饲养管理，提高牛奶质量和生产水平，又可以使合作社的乳品厂获得数量稳定和质量较好的原料奶，可以均衡地组织生产加工和乳品销售。奶农合作社使得奶农和乳品加工厂之间的整体利益一致，关系易于协调，为促进荷兰奶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贷款方面，著名的荷兰拉博银行(Rabobank)就是农民用自己的力量筹资建立起来的合作银行，它服务于农业及食品部门，为荷兰全国农场主提供了90%的农业贷款，有力地支持了荷兰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在技术服务方面，荷兰也有各种不同的合作社组织提供各方面的服务。荷兰皇家养牛总合组织就是一个为奶农提供奶牛注册登记、牛奶产量记录、体型评级和人工授精登记服务的合作社，它存放着荷兰每一头奶牛的完整记录，奶农参加该合作社可以在育种指导、改善经营方面得到帮助。荷兰国家育种公司也是一个为奶牛场提供优质、低价的育种技术的合作社，荷兰90%的奶牛场主是其成员。
4、高度市场化运作和健全的奶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
在荷兰，整个奶业生产社会化分工十分精细并且配合密切，奶业的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高度市场化运作。
首先，荷兰的家庭奶牛场与市场紧密结合，以市场为导向，自我积累、自负盈亏，促使奶牛场主高效、节俭、高产、优质地做好奶业产销的每一个环节。而荷兰奶牛饲养的专业化也为奶农高效、优质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荷兰拥有十分健全而发达的商业化网络服务机构向奶农提供各种服务， 包括奶牛育种、奶牛繁殖技术服务、兽医服务、饲养技术指导服务、饲料、牧草种子、肥料供应服务、机械设备安装维修服务、牛奶测定服务等。所有这些服务，政府既不干预也没有补贴，完全是奶农与技术服务部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奶牛育种公司、种公牛测定站、农民协会、研究所、饲料公司等单位都是私营或集体的，有些是合作社性质的。其日常运转的费用都是在为农民有效服务中得到回报，农民的生产需要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这些服务机构的专业性都比较强，而且由于荷兰的交通和通讯极为发达，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做到十分及时。荷兰健全的多层次(初级、中级、高级、大学等层次)的农业教育服务体系也为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奶农及推动奶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5、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长期以来，荷兰对其生产的奶制品进行了非常严格而有效的质量控制，保障了奶制品的高质量，保证了奶业的正常发展。
为了控制和保障奶制品的质量，荷兰不仅要求最终产品必须达到各项标准，而且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也必须严格按照质量控制标准去组织生产。为此，荷兰奶业对奶牛、饲料、牧场、牛奶检测、奶制品加工、最终产品等都有严格的书面标准。这些法令、规章是在政府和行业的各个参与者广泛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以法令或以行业规章的方式颁布，并由政府或行业授权的权威机构监督执行。
在实践中，荷兰不定期地对各奶牛场的微生物、冷冻点、氧化物、酸度、乳酸、杂质、体细胞、抗生素以及乳脂、乳蛋白等指标进行抽样分析，以按质论价、不合格处罚的办法保证原料奶的质量，对奶制品的加工则全面实行ISO9000系列标准和HACCP质量控制体系，使荷兰奶制品的质量得到世界公认。
二、启示
荷兰疆土狭小，国土面积仅相当于我国江苏省的2/5。这样的一个资源小国却能成长为一个农业尤其是奶业高度发达的贸易强国，其发展经验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1、引导和扶持适当的奶牛规模饲养和专业化饲养
我国奶牛的饲养规模普遍较小，占全国奶牛饲养场(或户)95%以上的个体奶牛饲养户平均饲养规模仅为7头/户(1997年)。这种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存在着很多弊病：既保证不了原料奶的质量，又因其分散性而增加了牛奶生产、收集、储藏和运输的成本;既使奶牛育种和饲养的新技术推广、疾病的防治很难进行或成本很高，又使挤奶机械和低温冷却设备的应用受
到限制，不利于提高原料奶的质量。同时，由于个体奶牛饲养户生产规模太小，无力抗拒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旦遭遇到自然灾害或原料奶市场价格波动就随时有可能转产或在地区间流动，生产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引起我国奶类市场供给的波动。总之，生产规模普遍偏小既会影响到奶类产品的供给质量，又会影响到其供给数量及其稳定性，从而会对奶业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后果。
另一方面，我国奶牛饲养的专业化程度还很不够，绝大部分奶农除了养奶牛外，还依靠种地或养猪、养鸡等来维持生活。兼业饲养奶牛会阻碍奶农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的进程。
从荷兰的发展经验来看，奶业的发展需要形成一定的规模，适度的规模化和集约化饲养可以克服小规模分散饲养和兼业饲养的上述弊病，既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又有利于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同时，还容易形成合作组织。所以，我国政府应引导和扶持奶农适当地扩大奶牛的饲养规模并进行专业化饲养，逐步地提高中国奶牛的生产水平和原料奶的质量，提高中国奶业的发展水平。
2、提高奶农的素质
荷兰奶农的素质普遍较高是荷兰奶业成功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相比而言，我国奶农的素质则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而且很多奶农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认识不够，质量意识差。即使有些奶农渴求科学技术，也会因文化程度低而难以应用新技术。这既不利于奶牛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鉴于此，大力提高我国奶农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现阶段，最具实效的方法之一是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对素质稍高一些的农民，可采取集中办班、专家授课的方式，让其接受新技术的同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对观念落实、思想保守的奶农可采取参观学习、实地考察等方式，让其在新技术成果面前接受教育，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其接受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借鉴荷兰的经验，建立包括大学本科、初、中、高级职业教育等多层次的农业教育和培训服务体系，为农业的发展输送高素质的农民以及技术服务人才。
3、奶业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合作组织和制度
由于奶牛业对产、加、销一体化或协调运营的要求更高，所以要推动奶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合作组织和制度来协调好产加销各方的利益。荷兰通过奶农合作建立乳品加工合作社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协调好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尤为重要和关键。因为目前困扰我国奶业健康发展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协调好奶农和加工企业的关系，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屡屡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就是奶农和加工企业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未处理好的结果。在现阶段，要协调好我国奶农和乳品加工企业的关系，提高奶农的市场地位，就必须有一定的合作组织与制度，通过组建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奶牛改良合作社、牛奶销售合作社等形式，来缓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单个农户的生产风险与交易成本。
4、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奶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加强，奶牛饲养场(户)对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依赖
也必然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分散饲养的农户，其依赖性更强。荷兰及其他奶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健全、完善而周到的服务可以使奶农专心养牛，达到高产优产的目的。由于目前我国奶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如很多地方的奶农根本就得不到与饲养管理有关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有些地方的奶农即使得到服务，服务的质量也不高，部分服务收费不合理和不透明的现象屡有存在等等。所以我国应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为原料奶生产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良种供应、配种、疾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指导、原料奶收购、储运及市场研究与预测、市场行情通报等等，使奶农或奶牛场能够安心生产、专心生产且不盲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奶业的发展需要有科技的支撑，因此健全和完善我国奶业生产的技术服务体系尤为重要。如良种繁育技术的推广可以大大提高奶牛的产奶量，改善饲养管理条件、加强疾病控制，使奶牛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此外，牛奶处理加工等技术又可以为产品的质量提供保障等。
5、采取措施，大力提高奶类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由于我国奶牛的饲养粗放，奶农的产品质量意识又比较差，造成我国奶类产品的质量相对较差，而且质量差异较大，部分奶制品甚至存在食用安全问题，前段时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奶类产品的声誉和市场竞争力，对奶业的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国应采取措施，大力提高奶类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为此，我们可以借鉴荷兰的经验，对牛奶生产的各个环节如奶牛管理、饲料供应、牧场管理、牛奶检测、奶制品加工、产品销售都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要在有条件的乳品企业推行HACCP质量控制体系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并逐步推广到全行业，最终淘汰掉那些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作坊式的乳品加工企业。另外，要加强对乳品生产、流通各环节安全性的研究和检查检测工作，杜绝任何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残留在乳品中，保证乳制品的食用安全性，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和身体健康。
第三篇：三：韩国人口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韩国人口发展经历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与我国比较相似。当前，我国人口计生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问题日益显现，需要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方法，从满足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出发，以促进群众生育、生产、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韩国在生育调节、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各种生殖保健活动、疾病预防(寄生虫防治)老年人福利帮助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人文为重的工作理念，把生育同生产、生活有机结合，实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人口福利事业，善于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生育。韩国对生育的调节都是通过政府倡导、利益驱动、家庭计划、社会服务来实现的。我国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推动力度，善于运用社会福利调动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三是坚持行政管理、技术服务、群众组织“三位一体”的工作体制，不断充实完善协会组织的工作职能。“三位一体”的工作体制是我国与韩国开展人口计生工作共同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协会职能是人口计生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尤其要发挥医疗保健机构的作用。借鉴韩国的经验，一方面要加大男女平等观念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终止妊娠事件的处罚。韩国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卫生保健部门发挥了突出作用。我国医疗保健机构是由卫生部门实施管理，如何强化卫生部门在这方面的责任，加大其工作力度，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同时，宣传、教育、社会保障、妇联等部门和组织也要加强配合，综合协调，共同做好工作。
五是大力发展生殖健康事业，完善各级技术服务机构的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提高群众的生活、生命质量，是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人口计生工作赢得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的关键所在。
第四篇：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实践证明农村小额信贷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存环境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小额信贷持续为低收入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基础上的。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了小额信贷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尽管不多，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 国外可持续运作的农村小额信贷的典型模式
国
际上公认取得成效的小额信贷项目多始于70～80年代，经过30年的实践，特别是近10年的发展，小额信贷已经从世界的某些区域扩展到几乎覆盖整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目前，就其展开的规模而言，已有达到全国规模的样板。
小额信贷在迅速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有效扶贫方式的同时，也适应各国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典型的成功模式有：(1)非政府组织(ngo)模式。(2)正规金融机构模式。(3) 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紧密联系模式。(4)社区合作银行模式和村银行模式。(5)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
(一)非政府组织模式：格莱明乡村银行模式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小额信贷的例子。格莱明乡村银行创建于1974年，80年代在政府支持下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银行，但其实质上仍为非政府组织。到2003年末，格莱明已经拥有1195个营业所、1.2万名员工，并覆盖了312万贫困农户，存款余额2.27亿美元，贷款余额2.74亿美元，基本贷款年利率20%，贷款回收率99.06%，净利润110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格莱明为摆脱依赖补贴的负面形象自1998年起不再接受政府和国际机构援助资金的注入，还针对客户需求和同行竞争压力，开始发放额度较大的中小型企业贷款。格莱明以小组为基础的农户组织，要求同一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贫困者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贷款小组，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相互监督项目实施，相互承担还贷责任;在小组基础上建立中心，作为进行贷款交易和技术培训的场所;无抵押的、短期的小额信贷，但要求农户分期还款，定期参加中心活动。对于遵守银行纪律、在项目成功基础上按时还款的农户，实行连续放款政策。经营机构本身实行商业化管理，特别是以工作量核定为中心的成本核算。
(二)正规金融机构模式：印尼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bri-ud)和泰国(baac)是正规金融机构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印尼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下设地区人民银行、基层银行和独立营业中心。独立营业中心是基本经营单位，独立核算，可以自主决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机构内部建立激励机制。独立营业中心实行独立核算，每年经营利润的10%在第二年分配给员工。实行商业贷款利率以覆盖成本(年利率32%);如果借款者在6个月内都按时还款，银行将每月返回本金的5%作为奖励;储蓄利率根据存款额确定，存款越多，利率越高 。这种政策使bri吸收了印尼农村约3300万农户手中的小额游资，储蓄成为其主要的贷款本金来源。严格分离银行的社会服务职能和盈利职能。银行不承担对农户的培训、教育等义务。bri-ud高利率和鼓励储蓄的政策，使金融机构实现了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三)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紧密联系模式：印度国有开发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bard)是将非正规农户互助组(shg)与正规金融业务结合起来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该模式开始于1991年，nabard通过其员工和合作伙伴(亦称互助促进机构，指基层商业银行/信用社/农户合作组织/准政府机构)对由15-20名妇女组成的农户互助组进行社会动员和建组培训工作，农户互助组内部先进行储蓄和贷款活动(俗称轮转基金，类似国内的“会”)，nabard验收后直接或通过基层商业银行间接向农户互助组发放贷款。nabard对提供社会中介和金融中介服务的合作伙伴提供能力建设和员工培训支持，并对基层商业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提供再贷款支持。在2002-2003财政，nabard共向26万新成立的农户互助组提供约16亿美元的新增贷款。截至2003年3月，nabard已累计对国内1160万贫困家庭提供贷款，覆盖全国近20%的贫困家庭 。
(四)社区合作银行模式和村银行模式：社区合作银行(又称信用联盟)是完全由社员管理、自助式的金融机构。它由特定的群体或机构组织管理。合作银行是一个民主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合作社。由所有社员拥有并管理，每个社员有一票的投票权来选举合作社的负责人。
村银行是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finca)开创的一种提供小额信贷的组织形式，它采用经济民主化的方式运作，提供市场利率的贷款是其主要业务。村银行与社区合作银行的区别在于村银行不是一人一票，可以一人多票。村银行小组就是由10-50人组成的互助小组，小组成员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会，小组会为自己提供三种基本服
务：(1)提供小额自我就业贷款来开办或扩大自己的生意;(2)提供一种储蓄激励和一种积累储蓄的方法;(3)建立一个提供互助帮助并鼓励自立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系统。村银行小组的成员相互担保彼此的贷款并在组织内部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五)国家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孟加拉国批发式小额信贷机构pksf独具特色，是一个成功的自
主性批发小额信贷机构，受到了国际小额信贷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和推崇。为了集中管理国内外捐助机构和政府的扶贫资金，并推动小额信贷机构的持续发展，孟加拉政府于1990年设立了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该基金会注册为非盈利性股份制公司，注册资金1.7亿美元，由国内外赠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组成，其董事会成员由7名独立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主席和其中2名成员由政府推荐，另外4名成员由15人组成的理事会推选(格莱明乡村银行总裁尤诺斯教授就是董事之一)。pksf仅对符合其标准的合作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免于担保的小额信贷批发业务。截至2003年底，pksf已接纳189家合作机构，通过他们为213万贫困农户提供了1.65亿美元的小额贷款。pksf通过现场调查，审计和提交会计报表对合作机构实行监督，并帮助其制定长期发展规划。pksf这一国家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设立，促进了小额信贷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的推广，推动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也大幅度减少了国际和国内用于小额信贷扶贫资金的设计成本。正是由于存在一个有效竞争的小额信贷市场，pksf的合作机构才能不断创新，提高效率，pksf自身的持续发展也得到相应保证。
二、 国外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通过对上面可持续运作的农村小额信贷的典型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下面三点经验：
(一)强调穷人的偿还能力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小额信贷发展的第一个10年中，孟加拉的“乡村银行”(gb)和拉丁美洲的“行动国际”(accion)已开始先驱性的工作，发展了各种方法论以实现其还贷率持续稳定在95%以上。在当时银行界和发展机构普遍认为穷人意味着高借贷风险，因为穷人在高商业风险的环境中操作，他们缺乏正规金融规章制度方面的经验。穷人信贷项目的高拖欠率经常归结为天气、不完善的市场设施、不完善的市场机制 、经济衰退、缺乏商业机会，以及客户错误的将资金用于消费活动。
成功的信贷项目通常表明：还贷率主要取决于借贷机构可控制的因素，例如：贷款的可靠性和服务的质量、明确的还贷预期和还贷前景、管理的有效性和与客户的密切关系等。客户企业的非正规特征和其资本的特征，使传统还贷技术在选择借贷人和实现即使还款方面几乎无效。因此，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必须是非正规的、建立在熟悉客户特征基础上的借贷技术，更依赖于借款人表明的还款意愿，而不是他们担保的资产。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更多的是建立在先行贷款行为风险评估基础上的，而不是花费时间和资源用于还款人还贷能力的技术分析。对于新客户，只提供小额度、低风险贷款，随着他们表明的还款能力和意愿，逐步加大贷款额度。
事实上，只有那种符合客户需要的，根据他们的特点所设计的金融业务才能持续。金融机构的持续发展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才能实现，也就是要建立减少金融风险、降低操作成本的制度，确保高的贷款偿还率;同时贷款利率能补偿成本和风险。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来持续地扩展为穷人服务的金融市场。大部分的小额信贷机构利用各种风险管理工具的组合来降低贷款的风险：小的贷款规模，通常起始于50美元;短的贷款期限，大抵适合于3-12个月的周期;奖励按时还款以将来有权使用更高的额度;必需的存款保证金，与借款数额成比例;定期的小组会议;逾期还款处罚，例如收费，拒绝给予更高的贷款额度;培训借款者金融和商业经营方面的技能;反映风险因素的利率。在评估贷款申请时，根据申请人的资产，或申请项目预计的现金流，或申请人的信用。就放款的方法，有对个人放款，对小组放款，或在村级建立代办机构或二级信用机构。就金融产品而言，提供比较灵活的满足借款人需要和存款人需要的产品。
缺乏正式的抵押品，如土地和房屋，这是贫困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障碍。小额信贷是以非传统的方式处理抵押担保和风险方面的关键问题。当商业银行放贷时，借款人通常需要提供抵押品。穷人没有有价值的抵押品，这使得他们被排除在商业信贷市场之外。小额信贷机构依靠抵押品的替代形式进行贷款。社会担保是最常见的替代方式，并且被用于村银行模式和小组联保型借贷。通常对抵押的替代为组成连带小组。建立小组并承担本小组成员还款责任是给成员贷款的条件，小组成员相互担保各自的贷款。这种方法的实现能使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和连带责任的作用。小组往往有5-8个人。逐步增加贷款额是抵押的另一种替代。在下一贷款周期能获得更多贷款的保证，有利于鼓励还贷。此外，以低收入阶层为目标群体的小额信贷项目多采用直接担保形式或小组联保和直接担保相结合的形式。采取灵活多样的动产抵押形式也是一些小额信贷机构采取的办法。
(二)收取高于商业银行利率的市场利率，使收入覆盖成本从而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即使是合理的贷款客户识别技术和高还贷率降低了小额贷款的成本，很小的贷款额度，成本仍显得过大。所有成功的小额贷款机构，它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有着远高于一般银行的利率。表1展示的是各个国家小额贷款利率和商业利率的对比。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商业利率是18%，而小额贷款利率是28%以上;在印度，商业利率12%到15%，小额贷款是20%到40%，在孟加拉，商业利率10%到13%，小额贷款利率在20%到35%。一般说来，小额贷款的利率都要比商业贷款利率高十个百分点以上。
小额贷款的利率高与不高，要看跟谁比。小额贷款是给贫困人群的贷款。他们很难拿到商业贷款。 虽然商业利率较低，但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高利贷才是他们唯一有可能借到的钱。如果与农村的高利贷相比，小额贷款的利率并不高。表1也列出了各国高利贷的利率。 例如， 在印度尼西亚，高利贷的利率要高达120%以上，远远高于28%的小额贷款利率。
那么，为什么小额信贷就够的贷款利率要远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呢?
1.操作方式的不同。商业银行是坐台制，需要存款、贷款的人，都得到银行来办理。而小额贷款是送货上门制。信贷员要到农民的家门口去收放款，以方便农民。商业银行是一年收一次款。而为减少农民的还款负担、降低风险，小额贷款往往是一周或一个月收一次款。一笔贷款要收12至50次款。操作成本大大增加。一般说来，这一操作成本的差别就等于将近10-15个百分点的利率。
2.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大，一笔贷款起码几百万甚至上亿。而小额贷款一笔只有三千、五千人民币，但是操作成本却很高。在商品市场上，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同样， 我们也应该理解小额贷款的价格应该高一些。这一差别，至少有2-3个百分点利率的差别。
3.资金来源不同。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是可以吸收储蓄的，储蓄的利率才2%左右。 商业银行是靠国家的政策，靠国家的信誉得到了非常低价的储蓄资金。而小额贷款机构用的绝大部分是自有资金，成本很高。资金来源不一样，导致了小额贷款机构要有比商业银行更高的利率。考虑这一因素，小额贷款的成本至少要高5-10个百分点。
4.是风险成本。银行每笔贷款都要求有抵押。还不了贷款要拍卖抵押品。而小额贷款完全是信用贷款。贷款者没有财产做抵押。因此，小额贷款机构要承担较商业银行大得多的风险。就拿市场上担保公司收的担保费来算，有无抵押就应该高3到4个百分点的利率。
把这些成本相加，小额贷款的成本至少就应该比商业银行高20到32个百分点。而一般小额贷款的利率只比商业银行高10个百分点。从成本的角度来比，小额贷款的利率收得比商业银行低了而不是高了。
(三)以寻找商业渠道资金实现金融可持续性。小额信贷项目运作约20年后(20世纪90年代初)对小额信贷项目的评估表明：以发展为驱动力的小额信贷项目已初步实现运作的自立，贷款有较高的还贷率，借款人能够承受发放贷款的操作成本。这两点就拓宽了覆盖大量穷人客户的前景，由此导致捐助机构的廉价资源对小额信贷的支援不可能持久地存在，捐助机构的重点会发生周期性的改变，而且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下捐助的资源远远低于最终的资金需求。
自20世纪80年代末，几个小额信贷项目开始从当地储蓄寻找资金，而不是仅仅依靠捐助机构。拉丁美洲非政府组织的先行项目从各银行部门找到资金渠道;印尼的几家机构通过为穷人提供储蓄服务得到资金。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两种策略都有成功的典范。到1992年，拉丁美洲主要的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项目中，一半以上的小额信贷资金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已从相关的金融主管部门得到执照，由此可以动员商业储蓄;印尼人民银行的乡村信贷部，已从大约1000万个贫困家庭动员了20亿美元的储蓄，存款几乎是其贷款客户的5倍。到1995年，11个先行机构的实践已经反驳了传统的观点，即：不能动员商业资金服务于穷人客户。
为了吸引当地的储蓄和商业银行贷款，机构必须证明其金融行为具有稳定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实现。杰出的机构已处于这样的位置：投资于小额贷款的资金已是其初始资金的2～3倍，由此到达大量的客户。他们可以力争从当地金融主管部门带到许可证，直接向一般公众吸收存款，大大增加了其投资和到达潜在客户的能力。
三、 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一)转换政府在小额信贷发展中的职能
传统的观点，农村金融市场对于贫困群体来说是失灵的，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如控制面向贫困群体的信贷利率，采取补贴信贷模式，甚至对于贫困群体的债务进行豁免等措施。这种干预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果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那么，小额信贷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时，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定位，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要创造一个有助于小额信贷发展的环境，促使商业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成长、壮大和竞争。前文已经述及可持续运作的农村小额信贷的成功模式并不局限于一种，我国应该鼓励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机构共存。小额信贷发展的首要哲学是其民间性，也就是充分动员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以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弥补正式金融机构的不足。政府要把管理的重点从管理资金使用方向、进行利率管制等方面转向贫困地区市场化建设和信用环境培育上来。要能够做到(1)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2)鼓励不同的经济部门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保证他们在竞争时处于同等地位;(3)制定满足特别目标群体特定需求的法律、法规;(4)要逐步消除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城市倾斜政策，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其次，要大力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如果说传统的政府干预是一个扭曲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那么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小额信贷就应该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让真正有偿还能力的人得到金融服务。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分配金融资源，而是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大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道路、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市场化建设，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提供更多的赚钱的机会，有利于贫困人口获得的商业化信贷资实现最大化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积极加强培训，提高贫困者发现盈利机会的能力。
最后，要加强市场信用环境建设。形成信用大环境不仅可以有利于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也可以为地方吸引更多的资金，从而有效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采取更加灵活的小额信贷利率政策
首先，经验证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需要合理的利率。合理的利率被经验证明是小额信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采取商业化利率原则是小额信贷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基本条件。所谓合理的利率是指这样的一种利率，它能补偿管理费用、资金成本、与通货膨胀有关的资金损失以及贷款损失。国外的实践表明，实行市场利率更有利于识别贷款资金需求的目标客户，满足目标客户的金融需求。实行市场利率，对于利率补贴将不复存在，非目标客户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不是把目标盯在对于他们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小额信贷资金上;实行市场利率也可以限制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对贷款的超额需求，减少其滥用金的行为的发生。实行市场利率后，目标客户会认真仔细的考虑每一笔资金的使用效率，考虑每一笔资金使用的成本收益，而不是盲目的要资金，上项目。
其二，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加灵活的利率政策。现阶段利率政策是制约我国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前所述，采取商业化利率原则是小额信贷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对小额信贷的利率是市场化历来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理论界在反对小额信贷低利率方面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就是否要实行市场化利率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主要是担心穷人因投资项目的回报率低而无法承担市场利率。但是有很多研究表明，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的资金投入具有较大的正的边际贡献率，表明对贫困地区农户的贷款可以取得较高的回报率。对国外的小额信贷的实践也表明，只要能够连续获得贷款支持，具有正常能力的穷人完全可以按市场利率偿还贷款并能够从贷款使用中增加自己的收入。
中国小额信贷不长的实践己经证明，农村低收入的贫困人口可以接受商业或高于商业贷款的利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合作社项目于1993年末开始时确定的有效利率接近16%，大体相当于或略高于同期政府规定的商业贷款的基准利率。到1999年政府最后一次降低贷款利率后，扶贫合作社小额信贷的利率大体高于商业贷款利率十个百分点左右。再如草海村寨信用基金在实施过程中把当地存在的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作为参照数，使自己的利率水平位居于国家金融机构商业利率和民间高利率之间。规定年息在24%～60%之间，这种利率规定高于或远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水平。至今，还看不出这种高利率的政策对客户的稳定性和项目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利率是金融市场上资金使用的价格。按照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价格的高低反映了市场上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博弈的结果。因此在利率政策上，不应该是进行直接的干预，而应该是对市场上供求进行调节。就拿面向贫困人群的金融产品的供给来看，供给是短缺的，贫困人群金融需要是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国家就应该制定合适的政策改变这种供求不平衡的状况，而不是对利率进行管制。市场能够决定的事情就交给市场去做，政府应该把自己的手收回来，或者说把自己的手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因此，对于是否要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利率，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要做出明确的硬性规定，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资金供求双方自己去决定，相信中国的农民是最有创造性，也是最具有经济头脑的农民，当年可以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伟大的创举，现阶段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出是否需要市场化利率的结论来，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监管和市场的培育。
(三)发展商业性可持续的农村小额信贷
从上面小额信贷成功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高还贷率和高利率，还需要小额信贷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国际机构的赠款和软贷款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小额信贷机构扩大资金规模的主要方式一是从当地吸收储蓄，这需要当地金融主管部门的批准;二是吸收商业资金投入，这两者都需要小额信贷机构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商业性是小额信贷机构良好业绩的基本保证，商业上的可持续性也是吸引大量投资者加入小额信贷事业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笔者看来，除市场化利率外，小额信贷经营的商业性至少还应该包括以下两个个方面：
1、以需求为中心的产品设计。从国外成功的小额信贷实践来看，他们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都是需求为中心，在产品开发上满足贷款户的需求与偏好。小额信贷产品是面向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的，因此，了解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设计适合他们需要和特点的金融产品对于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还款率具有重要意义。
2、提升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从国外成功的小额信贷实践来看，他们的成功并不是说他们改变了外部环境，而是他们根据外部环境进行了创新，降低了成本。提升小额信贷的经营管理水平一方面要培养高素质的经营者与管理者。在小额信贷定位明确之后，应该培养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专业人员，他们应当是既熟悉相关金融业务知识，同时也熟悉农村经济发展和微型企业经营知识的综合性人才。另一方面，也要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保证这些从业者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能够有一定的晋升预期，使他们能够稳定的从事这项业务，而不是培养一个走一个。另外，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对于提升经营管理的效率是必要的。
第五篇：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一、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20世纪中叶，人类开始了环境意识的觉醒，人们的食品安全意识也随之提高，消费者对纯天然、无污染的健康食品的需求逐渐增加。全球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体系应运而生，有机农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奥地利是世界上主要的有机农业生产国家，同时也是有机食品消费的大国，借鉴奥地利发展有机农业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十分有益。
奥地利在有机农业发展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机农业发展运动创始人Rudolf Steiner就是奥地利人。1927年，有机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首次引入奥地利。1962年，出现了第一个有机农业合作组织，1979年成立了奥地利最大的有机农业农民协会——Ernte。1980年有机农业农民协会制定了有机农作物生产标准，这一标准于1989年编入奥地利第一部有机食品生产标准法典—ACA(Austria Codex Alimentarius)。1994年，有机食品开始在超市出售。两年后，市场营销代理(eco-land)出现，旨在提高分散的单个农民的弱势地位，增强农民的议价能力。
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府大力扶持，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迅猛。1991年有机农业生产农户为1970家，1992激增为6000家。1998年有机农户数量达到了空前顶峰为20316家。2003年数量减少至18591家。目前，奥地利近10%的农产品都经过了有机认证，这在欧盟国家
中所占比率最高。
目前，奥地利有机农业的发展处于稳定阶段，国内的有机食品市场趋于饱和，正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Vogl，C。R。 and I。Darnhofer (2004)认为要想解决目前的发展瓶颈，建立环境良好的能提供度假旅游服务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是创新之举。有机农场不但可以提供从一顿简单的有机餐饮到一周或更久的假期活动安排，而且也可以让顾客参加有机农场劳动和本地传统特色手工艺品制作。
二、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成功的主要原因
(一)政府的大力扶持
1990年始，奥地利有机农业得到了欧盟大力的财政支持。1994年起，按照欧盟农业环保2078/92法规，有机农业生产者在转换期前后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财政直补。奥地利政府还对有机食品的市场营销。有机农业协会等专业咨询活动给予适当补贴。同时作为解决欧盟农产品极度过剩的一种良策，有机农业在奥地利已深入人心。除了政府政策支持外，一些热衷于有机农业的企业、社会团体、城市市民等也都自愿对有机农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不同形式的资助。
(二)成熟的有机农业协会组织
有机农业协会是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发展有机农业的农户都依托一个或两个有机农业协会、有机农业协会与政府有机农业推广工作互为补充，相对于政府的工作而言，协会的
工作更加细致具体。它主要负责新成员的入会申请、协会成员的组织管理、监督、抽样检查、技术咨询、市场营销等工作。目前，奥地利主要有ABG、SGS、BIOS、LVA、LACON、GmbH、BIKO等7个有机农业协会。
(三)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较高的认知度
奥地利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有着较高的认知度，这也是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成功的原因之一。笔者于2007年8月10-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BILLA.Hofer超市以及有机食品专卖店进行随机调查，结果显示：100%的消费者知道有机食品，84%消费者能够说出有机食品的正确定义和主要特征，96%的消费者曾购买过有机食品，80%的消费者经常购买有机食品。有机食品的消费主要集中在30-45岁、受教育水平中等或较高、收入水平中上或更高的群体中。
(四)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
奥地利有机食品目前的销售形式有：有机农场作为有机食品的批发市场销售给超市和有机食品专卖店等二级销售点。超市零售连锁店是有机食品销售的主渠道，占据有机食品市场份额的70%。另外，有机食品专卖店所占比例为20%，其他10%为直销。有机食品餐馆直接消费和互联网络销售等营销方式。实现营销渠道多元化。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体系是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成功的基础。
(五)健全的有机食品认证体系
奥地利有着三位一体的有机食品认证体系。首先，联邦社会保障组织部的功能是贯彻实施EU 2092/91法规，主要目标是保护消费者
远离假冒伪劣产品和阻止生产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其次，联邦经济事务与劳动部按照EN 45011(ISO 65)规定对有机产品进行检查与认证。最后，联邦农业部、联邦林业部、联邦环境部与联邦水利部主要进行环境保护工作。
(六)天然的区位优势和区划的合理性
奥地利具备发展有机食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属内陆国家，境内多山，多河流湖泊。东面阿尔卑斯山脉横贯全境，山地占全国面积的70%，多瑙河流经东北部，形成维也纳盆地。奥地利气温温和，属温带阔叶林气候，年平均气温7-10度，年平均降水量700-900毫米。全国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和区位优势，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另外，奥地利在凭借天然优势的基础上，也对有机农业生产土地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管理。
1995年，奥地利实施有机管理的土地中，10%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其面积为198000公顷，截至2002年底，，其比例增至32%。奥地利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集中在阿尔卑斯山系附近，其中的萨尔茨堡50%以上的农场都是有机农场。
三、加快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与奥地利相比较，中国在有机农业发展上处于初始阶段，存在着生产技术水平低、生产成本高、消费者认知程度低、政府扶持力度小、生产认证标准体系不健全、市场集中度低、生产规模小、市场营销网络不健全的问题，中国应借鉴奥地利等发达国家有机农业发展的成功
经验，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有机农业发展道路。
(一)加强领导，多方支持，建立与完善有机农业协会
一是重新给政府定位，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使之产权明晰。二是建立有机农业的市场信息体系和有机农业行业协会。进一步探索“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行业协会+农户”等不同类型的产业组织方式。引导和支持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企业、科研单位和其他组织，通过有机农业生产者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订立合同或者创新建立各种企业等形式，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以抵御市场风险。
(二)加强有机食品知识的宣传，增加消费者的认知度
一是增强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系统性，即不仅要宣传有机食品的品质，更要注重宣传有机食品在生产、储存、运输等过程中的作业标准及其对于环境保护的功能，以强化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消费的积极态度。二是挖掘中华传统消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运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全社会宣传和推广有机消费行为。
(三)完善有机食品的市场营销网络体系
一是确定以超市连锁经营为主渠道、有机食品专卖店为辅助、电子网络营销为补充的新型市场营销渠道。二是加快高效、无污染、低成本流通的有机食品物流体系建设。
(四)提高有机食品生产技术与认证水平，努力与国际标准接轨 国际市场通常对有机食品采用两种认证方式：一是进口国的认证机构按照本国标准到出口国认证，加贴认证标志;二是两国政府或双
方的认证机构在标准上达成相互认证，由出口国的认证机构认证产品，加贴认证标志。目前，中国有机食品的出口采取的是第一种认证方式，这样增加了成本，对出口不利。因此，要想扩大中国有机食品出口，应当在产品本身进行科技创新，提高有机食品的科技含量，努力与国际有机食品认证标准接轨。
(五)依托天然资源优势，加强有机农业发展的区划管理
一是按照“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农牧业循环理念，突出规模化有机畜牧业和有机种植业两个重点、将品牌打造与产业循环、效益提高结合起来，使产业之间强强推动。二是按照循环经济链的发展模式，积极推动产业延伸，逐步建立有机饲料加工厂、有机肥料加工厂、有机产品包装厂、有机肉食品加工厂等主要产业，以二次或多次开发初级有机农产品，增加有机产品的高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