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2022-04-25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关键词:农业税;工业税;工业化;环境污染摘要:取消农业税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为改善自身的财政困境,地方政府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发展税率高、见效快的粗放型工业产业成为首选。本文以安徽省16个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取消农业税与农业大省环境污染的关系。

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篇1:

农业税取消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探析

摘要:农业税取消后绥化市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但仍未根本扭转该市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局面,为此本文从培植壮大龙头企业、巩固和发展品牌+“中心户”的发展模式、办好科技特派员试点、发挥网络载体作用等方面,探讨了农业税取消后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农民收入;龙头企业;科技特派员试点;网络载体

收稿日期:2009-12-09

基金项目:绥化市2008年社科联项目。

作者简介:王文刚(1976-),男,黑龙江庆安人,绥化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寒地黑土经济。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取消农业税,这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前,在绥化市农民收入水平总体较本市城镇居民相比偏低的情况下,全面取消农业税,不仅能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而且能够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发挥绥化市农业生产特色优势,对进一步提高绥化市农村消费水平,拉动绥化市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将起到重要作用。但农业税取消后,由于绥化市农业结构简单等传统因素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仍然有限,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绥化市农民增长途径。

一、绥化市农民收入现状

目前绥化市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农村基础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农村社会保障得到进一步完善。然而,从总体上看,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农民收入总体水平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虽然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但农民收入增幅仍然不大,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民增收体制。

二、农业税取消后影响绥化市农民增收的因素

绥化市是“农业大市”,农业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农民收入水平,农业税取消后,原来制约绥化市农业发展的因素,仍然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包括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含量低,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资金匮乏,农民思想观念相对落后, 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相对淡薄, 农业产销信息不畅通,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等方面,这些因素成为长期制约着绥化市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增收对障碍。从当前情况看,影响绥化市农民增收最突出的因素是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差,先进实用技术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致使农民增收困难。

三、农业税取消后提高绥化市农民收入的途径

2008年12月绥化市委书记胡世英在一次党建调研活动中强调,要着力发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高效农业、规模农业和品牌农业,以便构建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稳定增收、产业不断升级的长效机制,为绥化市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见,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了农业税取消后提高绥化市农民收入的途径。

(一)培植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道路是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有效途径。过去绥化市通过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等措施,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强,优质的农产品种一方面更需要持续有效的销售渠道来进一步拓宽销售市场,发挥质量优势,增加销售额;另一方面也需要进行深加工,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进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为此,可以在绥化市县域范围内有目的建立、培育一批起点高、带动强、功能全、辐射面广、潜力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这些龙头企业吸纳广大农户的初级农产品,从而带动千家万户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从而促进农业的集体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更好地发挥农业生产综合效益。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庆安县的绿色水稻的产、加、销的一体化模式。为推进绿色食品水稻产业又好又快发展,这个县坚持走绿色加科技加服务之路,在本县龙头企业双洁天然食品公司等的带领下,先后投入2亿多元,引进先进的水稻精深加工生产线,使水稻加工“净选、色选、抛光、精装”实现了一条龙,在此基础上又实现了单一品种种植脱粒收购、单一品种储存加工、单一品种包装销售的“七单工程”制,使庆安大米身价倍增。目前,庆安县绿色大米热销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自2003年以来,先后向日本、俄罗斯、南非等13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大米6万多吨。庆安县绿色大米产业的兴盛,加快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推进了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再如2008年4月12日,嵩天集团投资3亿元人民币的30万吨马铃薯农业产业化项目在绥棱落户,将拉动绥棱及周边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20万亩,可为农民增收3200万元。[1]总之通过培植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使贫弱县有了产业支柱,各县财政实力增强,城镇面貌发生可喜变化,百姓有了强县富民的盼头。

(二)巩固和发展品牌+“中心户”的发展模式,拉动农民增收

县域经济作为一种地方经济,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机遇各不相同,必然导致县域农业的结构、品种、质量,区位的优势与劣势等方面,总是各有特色。特色就是“比较优势”,就有可能发展为特色经济,进而为创立特色品牌和发挥品牌效应打下良好基础。而品牌又是商品在市场中流行的通行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以自己的品牌走向市场是必行之路。在这方面,绥化市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缘优势,即独特的寒地黑土资源,被誉为中国寒地黑土特色农业物产之乡。国际社会对绥化市寒地黑土物产极为重视。为促进绥化市域绿色物产的整体体系建设,加快绥化农业发展,2004年“寒地黑土”作为一品牌,为绥化市所注册,包括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10大系列109种产品的寒地黑土质量证明商标和15个寒地黑土原产地证明商标,使绥化市绿色物产以统一的品牌捆绑进入市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绥化市早以寒地黑土物产闻名遐迩。2006年第十七届绥化市的旱地黑土物产又是喜获丰收,伊犁集团与肇东市签定了投资3.8亿元人民币的30万吨液体奶加工项目;黑龙江欣欣大庄园食品公司与绥化签定了1.2亿元人民币的牛羊鹅养殖加工项目;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印度、蒙古总代表莫纳专程来到绥化展区,表示愿为推介寒地黑土品牌做出努力。“寒地黑土”品牌的推出,为农民搭建了致富的平台。但是,如何才能使更多的农民借助品牌这个无形资产致富?绥化市委、市政府深入村屯和农户调研,发现各地都有一些植根于广大农民群众中的“能耐人”和“明白人",他们有文化、有特长、有威信。如果把这些骨干户组织和调动起来,就能使他们成为乡村干部的好帮手,成为生活在群众中不走的工作队。于是,绥化市在开展以理论学习中心户、思想政治工作中心户、文体活动中心户、精神文明创建中心户、小康建设中心户为内容的农村“五户”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对中心户工作进行了科学定位,将“五户”统称为“新农村建设中心户”。目前,绥化市已确定“新农村建设中心户”近10万个,占到全市农户总数的10%左右。三年多来,绥化市通过开展“新农村建设中心户”活动,使中心户带头解决村屯环境建设投入和管理等典型难题1600多个;推广试验新技术50多项、新品种100多个;发展种、养、加工等各类合作组织1800多个,帮扶近10万贫困户脱贫;通过中心户引带内转外输劳务人员近40万人,累计增加农民收入6亿多元。[2]

(三)办好科技特派员试点,切实保证农业科技工作取得实际效果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精神的指导,做好绥化市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尽快达到为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服务,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农民增收服务的目标。为此,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要围绕促进农民增收整个中心工作,紧紧围绕绥化市农村经济的特色和重点,按照先试点、后普及的工作思路,组织部分科技人员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通过大面积推广,高起点嫁接先进技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加速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科技特派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绥化市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和市场化生产,提高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结构,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四)注重效益,为促进农民增收发挥网络载体作用

为发挥网络连接绥化市农民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先是强化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工作,不断加强农业信息资源建设。2007年绥化市上报省网农业信息2000余条,望奎县东郊乡正白前二村农民周广军,网上搜集发布黄麻子土豆信息400多条,同时把春种、夏管、冬藏、来春销售等一系列生产环节全部公开于网上,销售黄麻子土豆50万吨,收入达2700万元;绥化市宝山镇新胜村任亮,通过农产品供求全国一站通系统年销售生猪5万头,纯利润10万元。

除以上几点外,还要积极开展农产品企业网上展厅工作,要组织绥化市下属各县区进行农产品企业及产品上网。目前,绥化市农委完成了116个企业220种农产品的中国农业信息网网上展厅注册申报工作,超额完成了省给绥化市核定的任务指标,为展示绥化市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企业市场竞争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农产品供求信息全国联播系统的有效应用,全市各级信息员不仅把市场信息、科技信息、政策信息及时传递到农民手中,而且运用农产品供求全国一站通系统,广泛收集、发布农民的农产品供求信息,促进了绥化市农产品销售。目前绥化市已注册申报一站通会员471个,在黑龙江省省13个地市中名列第一。肇东粮食大户张安林,通过农网供求信息与大连客商签定玉米收购合同3000吨,创利润100多万元。

参考文献:

[1]王强.绥化找到破解“三农"问题金钥匙产业化催生食品工业大发展[EB/OL].2006-09-4.

[2]张萍.“中心户”给绥化农民增收六亿[N].生活报,2006-05-11.

[责任编辑:王建武]

作者:王文刚

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篇2:

农业大省环境污染与取消农业税关系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 农业税;工业税;工业化; 环境污染

摘 要: 取消农业税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为改善自身的财政困境,地方政府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发展税率高、见效快的粗放型工业产业成为首选。本文以安徽省16个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取消农业税与农业大省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环境污染问题,并通过增加工业税收的渠道破坏了生态环境。进一步将安徽省分为皖南、皖中和皖北,可以发现取消农业税对皖北地区的环境影响最严重,因此取消农业税将恶化农业大省的生态环境,特别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地区。

文献标志码: 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tax; industrial tax; industria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reduces the fiscal revenue of local governmentTo relieve their fiscal difficulties, the local government starts to look for new tax sources,so developing extensive industry which brings about high taxes and quick benefits becomes the first choiceTake 16 cities of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build a panel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vince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mak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re seriousAnd it damages environment by increasing industrial taxDividing the Anhui province into south, middle and north, find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has a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As a result,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causes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agricultural province, especially for the regions whose leading industry is grain production

一、引言

2015年霧霾在全国集中爆发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广大民众普遍意识到,经过30多年的粗放增长,身边的环境遭到了严重地破坏。传统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式增长效益低下,资源利用率低,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过度消耗资源。环境问题不仅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①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在

参加一次座谈会时说到,按照现在的能耗产出 比,要维持国民经济以6%7%的速度平稳增长,

到2020年,全世界的资源给中国都不够。因此,寻找环境污染的深层次原因,加快环境治理的步伐,已成为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有关环境污染问题,大量学者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了研究。Grossman和Krueger分析了GEMS的城市大气质量数据,发现SO2和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首次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1]方齐云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异质斜率面板数据模型,证实城市化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提出可以根据各地区是否达到其拐点来制定相关政策。[2]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征收农业税的历史悠久,俗称“皇粮国税”。长期以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广大劳动农民失去了反抗精神,任由政府对其进行搜刮,农业赋税日益加重,[3]这就是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秦晖:《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载于《今日农村》2001年第1期。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根据黄宗羲“积累莫返之害”的观点总结而来的历史规律,即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下降一段时间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标志着 8亿多农民从沉重的农业赋税中解脱出来,我国开始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无农业税时代,实现了“以农促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转变。张广花指出,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改善城乡关系。[4]陈建宏认为,农业税的取消可以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和集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切断了各种搭车收费项目的依附载体,减轻农民的负担。安徽省作为首个农业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改革成效显著。[5]

但是,部分学者质疑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果。王学华指出,农业税的取消不仅造成了乡镇财政困难,还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6]于凌云等研究得出,尽管取消农业税后各级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但还是难以弥补财政缺口,乡镇政府开始减少公共产品的供给。[7]李瑞林等在肯定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同时,指出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效果有限,政策预期的效果没有充分达到。[8]此外,刘乐山等、董江爱、陆小丽等学者也都研究得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收入普遍降低,政府基本职能难以实现。失去农业税的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农业大县急需缓解财政危机。[913]

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2015年,全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1518户,占全省总户数的641%,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为47177亿元,占县域GDP比重为438%,较2010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工业发展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97%,主导作用日益明显。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网站。 地方政府在享受工业企业发展带来的GDP和高税收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2016年5月8日,安徽省环保厅环境科学研究院与安徽财经大学联合发布《安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大气污染防治专题报告》显示,安徽省的空气污染形势比较严峻,20052014年,安徽省仅黄山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2015年全面执行空气质量新标准后,当年只有黄山与池州两市空气质量达标,PM25污染问题日益严峻。

目前,国内学者对取消农业税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其直接政策效果上,认为取消农业税可以增收减负,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而对于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果主要集中在财政收入紧张和公共服务缺失等方面,很少有研究关注农业税的取消对政府行为进而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认为,农业税的取消将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县、市失去重要税收来源,迫使地方政府加快本地工业化进程。由于以农为主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难以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不得不引进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致使本地环境急剧恶化。基于此,本文选取20002014年安徽省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取消农业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揭示环境污染背后的制度成因。本文的贡献在于:(1)相对已有研究,本文首次研究农业税取消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估取消农业税的效应;(2)以农业税取消作为一个自然实验的研究前提,丰富了税制调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为环境治理的税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洞见。

二、理论分析

借鉴Fredriksson和Millimet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崔亚飞的理论分析,[1415]我们假设某个农业大县地方政府j的辖区内环境污染水平E主要来自工业污染的排放。如果將一个地区内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值定义为工业化率ir,那么环境污染水平E可以看成是工业化率(ir)的函数,即E(ir)。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其一阶倒数E′大于0,二阶倒数E″小于0。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污染水平首先会不断上升,但是,随着科技水平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提高,人们对环境的重视也能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周黎安认为,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即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提升和私人利益而牺牲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16]地方政府j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十分重视GDP的增长,而经济增长Q会带来税收收入(T)的增长,即税收收入是经济增长的函数T(Q)。我们进一步把税收细分为工业税IT、农业税AT和其他税收NT之和,即:

T(Q)= IT(Q)+AT(Q)+NT(Q)

假设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U取决于税收收入(T)和环境污染水平(E),即U(T(Q),E(ir)),则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如下:

U(IT(Q)+AT(Q)+NT(Q),E(ir))

其中,UT′大于0,UE′小于0。地方政府以效用函数U的最大化为目标,即努力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地方政府会在税收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进行策略权衡,当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环境保护力度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税收水平时,便产生了“趋劣竞争”(Race to the Bottom,RTB)。[17]在取消农业税后,AT为0,总税收T显著下降(假设地方政府j为农业大省,因此农业税所占的比例相对高于其他地区),地方政府j的效用水平也随之下降,地方政府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会采取放松环境管制的方式维持甚至提高自身的效用水平,从而造成了环境污染水平E(ir)的上升。

取消农业税对于减轻农民负担、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收入肯定具有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遭遇瓶颈。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地方政府失去了重要税源,而上级的转移支付大多属于专项支付,地方政府很难挪作它用。为了保障自身的效用水平,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税源,以改善自身面临的财政困境。因此,地方政府更加积极的引进工业企业,加快本地工业化的进程,以工业税取代农业税。但是,农业为主的县、市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陈旧和不足,而且有的地区的区位条件很差,从而很难吸引产业链高端企业,不得不引进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因此,农业税的取消引起的农业大县环境污染恶化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地方环境污染。

假说2:取消农业税通过增加工业税的渠道间接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三、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1样本选择。农业大省的地方经济一般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税收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因此,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大省的财政冲击最为明显。但农业大省往往是工业小省,这是因为农业大省的各项政策都向农业倾斜,加上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缺乏,导致工业落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18]。农业大省,特别是农业大县交通闭塞、矿产资源匮乏、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欠缺使得工业发展先天不足,因此农业大县的工业化进程更加困难。地方政府为了尽快走出财政困境,盲目推进工业化进程,将高收益率作为支持生产发展的主要标准,一些高污染的企业趁虚而入,为地方生态环境埋下了隐患。本文选取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安徽省作为研究样本,能很好地反映取消农业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研究的是2006年以后取消农业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所以选取了安徽省16个市(原巢湖市自2011年被划为合肥等地管辖,故本文不予考虑)20002014年的相关数据,共计240个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笔者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安徽省作为国家农业税费改革的试点省份,在2005年就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的征收,故本文取消农业税的样本区间为20052014年。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p)。考虑到近年来雾霾问题严重,选取工业废气作为被解释变量,更具有代表性。

2解释变量。取消农业税变量为虚拟变量Dt,取消农业税的年份,Dt取1,其余年份取0。此外,选取工业税对数(lnitr)作为取消农业税对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渠道变量。工业税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税求和所得。

3控制变量Xit。考虑到模型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选取了相关控制变量。以工业化率ir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率ir以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为考察工业化水平和环境污染的线性关系,在模型中加入了工业化率的平方项(ir2)。以人口密度取对数(lnpd)衡量生活消费因素,由总人口/地区占地面积计算得出。以地区工业企业数目的对数(lnen)代表地区的工业发展规模。以非农业从业人员比例(uaer)作为劳动力影响因素,计算公式=1(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人数/劳动力总人数)。考虑到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中部地区污染的重要因素,以安徽省各市平均工资水平和上海市平均工资水平的比值(wage)衡量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因素,其比值越小,说明上海市和安徽省的工资水平差距越大,即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越高,越可能诱发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越严重,预期待估参数为负。对除比例数值外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问题,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取消农业税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性,构建如下面板基准模型(1),其中下标i代表市(i=1,2,3……16),j代表年份(j=2000,2001……2014),Xit表示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残差项。

除了研究取消农业税和环境污染的影响之外,本文还对农业税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取消农业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并不会对环境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制度变革会影响政府的行为选择和偏好,从而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根据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政府急于寻找新税源,会放松对污染企业的环境管制,以工业税来代替减免的农业税。因此,借鉴吴俊培等提出的传导机制模型,[19]在基础模型里加入刻画传导机制的渠道变量工业税itr,如果加入后原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仍然显著且变小,渠道变量也显著,那么说明该影响机制成立。引入渠道变量后的传导机制模型(2)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表2是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F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是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取消农业税变量与环境污染正相关,验证了前文的假说1,取消农业税会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削弱环境治理这一公共服务职能。同时,还发现工业化水平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说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环境的污染。模型(2)是传导机制模型的回归结果,引入工业税这一传导机制后,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且由05041下降为0457,说明这一传导机制成立,即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空缺,通过放松对污染企業的环境管制来扩大工业税收,导致环境污染状况恶化,假说2得以验证。人口密度对数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生态环境压力也日益加大。工业企业数对数系数为负,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集群带来的技术溢出和基础设施共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污染。非农劳动力从业人员比例和工资水平均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工业废水排放量,考察取消农业税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同样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回归结果见模型(3)。模型(3)的取消农业税虚拟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工业化水平及其平方项显著,工业税收变量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发生显著改变,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三)区域异质性研究

安徽省作为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之一,其内部产业布局具有差异性。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皖南、皖中和皖北 参考官方划分,皖南地区包括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皖中地区包括合肥市、滁州市、六安市、马鞍山市、芜湖市;皖北地区包括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蚌埠市、阜阳市、淮南市。 三大板块,皖北地区多平原,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粮食作物、棉花和油料,农业发展水平位于全省领先水平,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皖南地区多丘陵,主要以林茶业和旅游业为主。皖中地区濒临长江,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模型(4)、(6)、(8)分别是皖南、皖中、皖北的基准模型,模型(5)、(7)、(9)分别是皖南、皖中、皖北的传导机制模型。皖北模型(8)和(9)的农业税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取消农业税对以种植业为主的皖北地区环境污染最重,而且引入工业税这一传导机制后,取消农业税的系数显著下降了,证实了农业税取消后地方政府寻求利用工业税替代的机制。皖南地区模型(4)和(5)的取消农业税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环境质量要求高,环境监管更严格,也有可能是皖南地区人均耕地少,取消农业税前后废气排放差别不大。皖中地区模型(6)和(7)的取消农业税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高污染企业向皖北农业大县、市转移,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取消农业税对工业较发达的皖中地区产生了正向环境效应。皖北地区模型的工业税收渠道变量最为显著,而在农业生产比例相对较低的皖中地区显著性较弱,皖南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取消农业税对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环境污染更明显。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运用20002014年安徽省地市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研究取消农业税与农业大省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和偏好产生影响,加重了地方环境污染水平。深入研究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工业税的渠道,以工业税代替农业税,缓解财政压力,以重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带来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取消农业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具体来说,对以粮食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皖北地区,取消农业税的环境恶化效应最强,皖中地区环境相对改善,皖南地区不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大省,特别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环境污染影响最为严重。

(二)政策建议

1完善农业税减免政策的配套措施。考虑到地区差异,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大省或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大县的转移支付水平,缓解农业大省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减少地方政府因为扩大财政收入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加大对农业大省地方政府的引导,严格控制地方污染企业的进入和污染物排放,以税收和停产等综合措施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将环保督查长期化,减少工业发展对农业大省环境产生的破坏,提高农业大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能够有效增加财政税收的同时,也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首先,地方政府努力推动工业结构的内部优化,对第二产业发展进行扶持和引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企业,严格控制污染企业的规模。其次地方政府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切不可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努力实现“一二三”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转型。

3农业大省地方政府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寻找绿色新税源。大部分农业大省生态环境优于工业大省,自然风光秀丽,适合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业。同时,地方政府要支持金融、信息、交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工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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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孔庆洋

作者:周端明 陶欣欣

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篇3:

“十一五”期间河南农民负担问题研究

摘 要:三农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农民问题,农民最首要的问题是负担过重。河南税费改革在农民减负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农民政策性负担减轻,各种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等,但是新时期农民负担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一度减轻的显性负担又出现了反弹,另外,农民巨大的隐性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关键词:税费改革;河南;农民

2005年的农业税费改革是“十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2010年是河南农业税费改革的第五年,取消农业税已经满五年,系列辅助政策相继开始执行,这对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起到如何推动作用,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到何种程度,取消农业税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农业与农村经济如何发展的,发展的成果是如何分享、如何惠及最大多数农民,分享惠及程度如何,政府新经济政策对取消农业税后产生的三农新问题影响力度。这些问题都在随时间的增长而显露出来。税费改革前,三农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农民问题,农民最首要的问题是负担过重,这种农民收入方面矛盾尖锐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财税管理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因此,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减负的一项措施,它的实行化解了农民问题中的矛盾的尖锐化,但是新时期农民负担依然存在,而且具有了新的特点。

一、农民的显性负担总体趋势呈现下降,但有反弹迹象

显性负担是指农民所承受的明显的、以征收项目形式表现出来的、很容易定性、定量、界定的经济负担,包括税收、乡统筹与村提留、义务工和积累工、农民缴纳的行政事业统筹费等。

从内容上看,显性的农民负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的税费负担。取消农业税后,我省农民显性负担发生了如下的变化:第一,税收—农业税(狭义上的)、农林特产税、屠宰税三项涉农税收已经正式被取消。第二,乡村两级的“三提五统”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中被规范为农业附加税,已经与农业税同步被取消。第三,“两工”逐步被取消。河南省份取消了原来由农民承担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第四,“三乱”有所抬头。农村乱收费现象又以新的形式出现:首先,计生、婚葬费用增长显著。计划生育收费户均比上年增长1/3,其中违规罚款户均100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婚姻登记收费户均比上年增长近1/7,除办证工本费外,其他收费占一半。目前河南省农村许多地方火化后,再按农村传统习俗进行土葬,农民除承担殡葬改革前的土葬费外,还额外负担火化费用,火化费用800元~1 000元。其次,农业灌溉费用增长明显。灌溉收费亩均25元左右,比上年增长一成多;灌溉电费亩均30元左右,比上年增长近5%。亩均灌溉水费、灌溉电费超过50元的分别占总面积的1/7左右,比上年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再次,道路集资浮出水面。道路集资的实际面比上年增长3/4,人均集资额比上年增长1/4。最后,村民自治中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有所增长。农业税取消后,许多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弥补乡镇经费缺口,“一事一议”筹金就变成了乡镇向农民收费的一个固定渠道,并向各村下达收费任务,一度减轻的农民负担又开始反弹了。

二、隐形负担仍然沉重

隐性负担是指农民所承受的比较隐蔽的、不以征收项目形式表现出来的、很难进行定性定量界定的经济负担。它常常以农民生产经营中某些机会成本增加后机会收益减少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质是农民承担了政府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外部性结果。本文仅讨论其中最主要的二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生活成本负担。

1.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取消后,涉农物资大幅涨价,使农民刚刚得到的实惠,立刻被企业和中间商几倍、几十倍的要了回去。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变化,部分抵消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政策效力,甚至一些地方感到农民负担较农业税取消前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超过了减负的速度,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

据河南省政府公布的信息得知,从2010年河南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分别为2005年河南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为 131.3(2005年= 100),增幅比2005年提高了31.3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涨幅强劲,除了2009年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以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对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带来严重冲击。例如,河南省在近两年的前三季度中,也因购买化肥而致使全省每农户多支出40元~160元。若按河南全省2 050万户计算,农民每年因购买化肥一项就多支出8.2亿元~32.8亿元,必然使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影響。

2.教育负担。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投资严重倾斜于城市教育。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可以依托国家福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贫穷的农民却必须自己承担孩子的大多数教育费用。就河南省而言,2004年河南省教育经费支出231.26亿元,占财政支出比例为20.72%,虽然就那几年,教育投资有所增加,如2010年河南省财政教育支出853.5亿元,但是现行“以地方财政负担为主、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形式补助” 的投入模式使财力薄弱的县级财政难以改善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根据黄超英在2007年对河南开封某县农村教育负担调查显示,该县被调查家庭一年的平均年收入为12 899.01元;所有家庭平均一年支出7 698.68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2 846.46元,人均支出为1 722.46元,所有家庭一年对一个子女的初中教育支出平均为1 408.83元,最高的则达5 180元。家庭总的教育支出平均为3 069.97元,最高的则达13 000元,主要是有在读的大学生子女所发生的。

3.医疗负担。河南省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存在严重的失衡,城乡卫生资源严重的过剩,而农村卫生资源相对短缺(包括资金、设施、设备、技术、人才等)。城市医院拥有50万元~100万元的大型医疗设备占了全省总量的69.8%,对于100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设备,城市医院就占了95.7%,农村分别只占了30.2%和4.3%。河南省的大型医疗设备大部分都分布在城市,农村所拥有的大型医疗设备相当少,尤其是100万以上的医疗设备更是少得惊人。在对部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定点医疗机构村级卫生所进行的调查中,笔者发现村级卫生所的条件简陋,设备不齐全,大部分都没有达到村级卫生所基本标准。2003年,河南省作为国家四个重点联系省份之一,正式启动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它采取了不少新举措,比如住院费用按比例补偿的,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农村医疗保障状况得到改善,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不完善的方面,如资金筹集难度大,管理和监督不规范,办理农合手续繁杂,农民多跑冤枉路等,说明现在河南农村许多农民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依然非常弱,在不少农村地区仍存在着“小病扛、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不正常现象。农民患了大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使家庭收入急剧减少。

4.红白事负担。在广大农村,“邻里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对于婚丧嫁娶来说,近些年来盲目攀比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农村,一个儿子从定亲、建房到结婚生子共需要费用10多万元。农民只靠种地一生也“种”不出这么多钱来,而为了自己孩子的所谓“幸福”,东讨西借也要把媳妇娶到家。农村办丧事花销也很大,七八千元很常见,上万元也不希奇,有的甚至达到2万元~3万元。可以说,婚丧嫁娶中的“大手大脚”,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广大农民“自我减负”也成必然。

总之,零农业税不等于农民“零负担”,在显性负担隐性化的趋势下更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一些社会人士和媒体大肆渲染农民“零负担”。但正如前文所言农民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负担。尤其是隐性负担还呈加重趋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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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师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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