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智库库范文
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
——发展特点与政策建议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4日 16版)
编者按
在中国智库发展的时空经纬中，尚未远去的2014年正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坐标。“中国智库迎来春天”“中国进入智库时代”，对于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与蓬勃态势，公众、媒体、智库成员均给出肯定评价。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过去一年间，中国智库的总体状态、活跃程度如何?哪些问题成为智库聚焦的研究热点?怎样补足短板加强智库建设?1月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智库报告》系列2014年版问世。项目组在广泛收集中国智库信息、观察评估智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虽为一家之言，但对于纵览智库状况、思考智库发展不失为一种有益参考。本版特摘登其中精要部分，以期与专家、读者共享信息，共同研讨。
1.科学内涵逐步明晰：“特”在何处，何谓“新”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色”，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与国情条件下形成的智库格局、内涵与功能。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及民间智库为主的板块格局，呈现出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特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致力于为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服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集聚了社会各方有识之士，能从不同视角对公共问题提出治理建议并引导公民参与，为国家治理过程提供集体理性，这是现阶段中国智库的重要使命。为实现这一使命，中国智库还需创建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功能机制，包括理论创新、决策咨询、舆论引导、国际交流等功能，以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功能等。在公务员制度及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中，需考虑留出“旋转门”的通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型”，主要是针对“传统”而言，具体包括四层含义：首先，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决策咨询研究虽然是基于现实问题和实践需求，但不能脱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应通过话语体系的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其次，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科学制政”必先于“科学执政”。“科学制政”提供可选择的方向和目标，如果方向和目标不科学，“科学执政”就是无源之水。再次，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必须具有实践意义与可操作性。研究成果应当可以落地，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且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合理性。最后，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体现出权力与知识互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总之，要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完整诠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需要同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结合起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作用上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着“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多项功能。 “资政”，智库介入政府决策，在制策、选策、施策和评策等不同阶段，为政策形成提供意见与建议;“启智”，智库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想、主张、理念;“制衡”，智库为不同利益主体解决分歧提供平台，在多元利益和价值导向下，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聚才”，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水平和素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国”，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活跃智库日渐显现：新发展、新动态、新特征 在中国数量众多的智库中，相当一部分有着常规性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能够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同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或国内影响力，成为持续发挥作用的“活跃智库”。统观“活跃智库”在2014年的发展状况，得出如下结论：
▲智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合作与交流是智库快速提升研究能力、扩展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一年来，借助智库联盟、论坛、峰会和备忘录、战略合作框架等多种形式，各地各类智库之间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其中包括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之间的跨国合作、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政智合作，而且诸多交流活动均为“首届”，表明中国智库逐步走向开放，智库合作的机制与框架初步显现。例如，2014年1月，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与波兰经济大会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智库峰会举行。10月，首届中原智库论坛召开，并拟定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12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光明日报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高层智库论坛(2014)等。
▲新型智库发展尤为活跃 与传统智库组织形态不同，新型智库拥有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而不拘泥于固定的人事关系，比如，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已享有一定的知名度;2014年新成立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闪亮登场。这些智库紧密依托具有一定学术和公众影响力的专家，以大型论坛、专家研讨会、闭门会等形式组织以研究项目为导向的研究团体，撰写研究报告，并通过智库内部渠道报送相关决策部门，由此对中国高层产生决策影响力。论坛类智库本身从事两类业务，一是募集资金，使智库专家从烦琐的课题申请和经费筹措中解脱出来;二是将论坛观点整理汇编成决策咨询成果，提高智库成果质量和运行效率。
除了论坛类智库外，一些地方政协、参事室等政府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和发挥智库平台功能。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协和参事室不是智库，但它们确实起到了类似于欧洲党派智库的平台作用，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建设进程中，政协、参事室和各类智库之间相互促进，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1+1>2”的协同效应。
▲高校智库建设方兴未艾
高校人力资源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因而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可以为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支持。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旨在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主要基础，培养高校智库队伍，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整体提升。高校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等八大领域，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在实践中，上海市教委先行先试，2013年3月启动第一批上海高校智库建设工作;同年11月确立了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等17家上海高校智库。同时，依托复旦大学成立“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聚拢高校学术和咨询资源，为国家和上海发展建言献策。截至2014年底，天津、安徽、云南、湖北等地也已启动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
3.加快发展势在必行：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正在走向数量型智库大国时期，但智库发展现状与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和要求还不相符，与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无法更好地向世界说明好和阐释好中国故事。 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推动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多元有序发展，持续提升各类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最终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尊重智库发展规律，明确分工与定位，促进各类智库合理有序有效发展。其中，党政军智库应主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着眼于各类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确定选题方向，组织社会各界力量进行系统研究并推进成果转化;高校智库应发挥人才和多学科优势，瞄准前沿性、战略性课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重大基础性、理论性、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服务;社科院智库应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突出地方特色，发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势和理论分析工具优势，为党和政府提供有血有肉的世情、国情、省情或市情调研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建议;民间智库应发挥其灵活多样的机制和优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新活动，发挥智库的创新引领作用。
重视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应用创新手段和科研方法，加强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的转化效率。深入研究政策形成不同阶段的规律、特点与需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在政策窗口期内有步骤、针对性地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推送自己的制策观点。采用各类方法手段，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形成推动政策变迁的持续性力量，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改革创新智库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形成灵活多样的管理方式，激发智库潜在活力。根据智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深化科研考核评价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突出决策影响力的前提下，倡导兼容并蓄的科研考核办法;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把人力资本作为智库经费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解开传统报销制度对科研活力的禁锢与束缚;深化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创新和完善研究选题、立项以及研究过程跟踪机制、成果质量评审机制等。
坚持开放性、国际性和全球化理念，加强智库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国际竞争力。国外著名智库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如美国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每年接受国际个别委托研究与咨询2000余件，与世界65个国家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中国智库也要善于运用资源，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如建立联盟、举办论坛、提供培训等，在国际对话中持续提升中国智库的战略眼光和原创能力，提高中国智库国际化水平。
填补智库及智库产业方面的立法空白，促进行业监督，完善智库发展监督机制。为防止智库建设“一哄而上”，亟须引入智库发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其规范、纠偏功能。主要做法是：加快智库立法，使各类智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依规清除思想市场的“假冒伪劣”;加快制定智库发展标准，确保高质量智库有序有效健康运行;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开展智库行业监督，查处和抵制数据造假、观点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推动智库发展供需对接，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各级政府应提高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将智库纳入决策参考体系，积极听取智库建议，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同时，应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保持“政智”渠道顺畅。这样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公共政策形成和调整过程中的内在一致性、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体现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有助于智库专家在一定研究领域进行长期深化研究和跟踪研究，推进形成专业特色明显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智库名片】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是全国第一个专门开展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心旨在紧密围绕智库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国内外智库研究，发布研究信息，出版研究成果，举办智库论坛和研讨会，努力成为“智库的智库”。智库研究中心以课题和论坛为主要方式，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研究、进行交流，自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11年起，智库研究中心成员作为专家被邀请参与麦甘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评选工作。2014年起，中心每年定期出版《中国智库报告》。现任中心主任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荣华。
(项目组成员：洪民荣、权衡、王健、李轶海、金彩红、李凌、陈骅等)
第二篇：“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来源智库(2017-2018)入围名单
“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来源智库(2017-2018)入围名单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不分先后)
(一)党政部门智库(66家) 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 财政部关税政策研究中心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公安部公安发展战略研究所 公安部现代警务改革研究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河北省财政科学与政策研究所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 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研究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江三角洲研究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二)社科院智库(46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
创新型城市发展与评估研究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福建社会科学院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西社会科学院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海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宁夏社会科学院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山东社会科学院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天津社会科学院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意识形态研究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
(三)党校行政学院(44家)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 甘肃行政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国家行政学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河北行政学院 山东行政学院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行政学院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贵州行政学院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海南省行政学院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河南行政学院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湖北省行政学院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省行政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行政学院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院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行政学院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中共陕西省行政学院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 新疆行政学院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市行政学院 中国云南省委党校 省行政学院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四)高校智库(254家)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经济发展研究院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经济预警运行与战略协同创新中心 安徽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安徽省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基础教育研究基地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北京学研究基地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重庆大学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与大数据法治战略研究院 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大理大学云南宗教治理与民族团结进步智库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福建师范大学竞争力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研究院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市场与政府采购研究所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海南低碳经济政策与产业技术研究院 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研究院 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 河北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 河北省道德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 河北省生态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
黑龙江大学文化发展战略协同创新高等研究院 湖南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智库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湖南大学信用研究智库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智库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汉语国际推广研究院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 湖南师范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 华东检察研究院
华东理工大学能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健康江苏建设与发展研究院 江苏道德发展智库 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 江苏省公共安全研究院 江苏省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 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江苏紫金传媒智库
江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理工大学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 教育现代化研究院 金善宝农业现代化研究院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南昌大学江西发展研究院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 气候与环境治理研究院 青海大学青海省情研究中心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能源政策研究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山西大学管理与决策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 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 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 首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 首都服饰文化与服装产业研究基地 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 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 苏北发展研究院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安全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西部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 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教研究院 西部交通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西藏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现代服务业智库 现代服务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
湘潭大学地方立法与区域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 沿海发展智库
“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边疆民族问题智库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 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心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院 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 中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中国文化法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中央财经大学公共采购研究所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中原发展研究院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紫金文创研究院
(五)军队智库(6家) 北京系统工程研究所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技与军民融合研究中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中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六)科研院所智库(24家)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浙江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中国航空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七)企业智库(2家) 阿里研究院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八)社会智库(36家) 21世纪经济研究院 北京国观智库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察哈尔学会 重庆智库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 广东中策知识产权研究院 海国图智研究院 海南亚太观察研究院 蓝迪国际智库 盘古智库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新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长江教育研究院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 中国南海研究院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智科学技术研究评价中心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九)媒体智库(11家) 第一财经研究院 封面智库 凤凰国际智库
光明日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瞭望智库 南方舆情研究院 南风窗传媒智库 人民网新媒体智库 新华通讯社
第三篇：赢在中国企业家智库
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卓越商业资源分享平台，
以财经媒体《赢在中国》杂志为依托，
以全新理念为导向，为中国中小企业家提供专业与先进的资源整合服务;
成员由政界、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等精英代表组成;
为有梦想、有学习力、有使命感的企业家，提供全国网络平台和智力支持;
布局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的40多个地区，形成连锁互动;
“赢在中国企业家智库”每月组织企业家去全国各地参观考察，举办有影响力的圈层活动;群策群力，打造学习型组织。
“赢在中国企业家交流基地”每周举办各种主题的企业家沙龙，交流、交友、合作。
赢在中国企业家智库助您赢在未来!
www.wininchina.hk
第四篇：中国智库首次发布2020年中国亚非战略
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邱丹 | 上海报道
中国十大智库之
一、被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评为“美国以外环球十大公共政策智库之一”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年底出台了两份战略报告---《建设合作共进的新亚洲---面向2020年的中国亚洲战略》(以下简称《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评估与展望》(以下简称《中非战略报告》)。
这两份国内首次以中国智库名义发表的亚洲和非洲战略报告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多方关注。“星岛环球网”评论说，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发布相关战略报告是外国智库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作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出台这两份报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与国际智库接轨”方面迈出的一步，“有利于外国了解中国学者的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促进国际沟通和交流”。
并非“政府报告山寨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政府。该院副院长、《亚洲战略报告》项目主任陈东晓告诉本刊记者，一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两大战略任务：“服务于中国大外交、服务于上海大外事”。陈介绍说，每年他们都会按计划把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分析以内部报告的形式反馈送到北京相关政府部门的案头，甚至可以“直达中南海”。
2007年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酝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主发布为战略报告。
杨洁勉院长说，产生这个想法是源自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2006年中央外事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了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对智库发展的一大鼓舞; 其次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输出物质产品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思想性公共产品”; 第三就是与国际智库接轨的尝试。
杨和陈两位院长都对本刊记者强调说，两份报告只是本院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来自“政府授意”。“绝非‘政府报告山寨版’、民间版”，陈东晓说，“不过我们对政府政策了解比较多，知道领导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因此是为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应该说，政府部门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们表示了支持。”
陈介绍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09年计划继续推出更加切合当下热点的新一轮战略报告，如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演变等报告。他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目标，是成为“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际问题智库”。
为何选择2020年为时间标点
精装成册的《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战略报告》封面分别采用了代表太平洋的深蓝色和象征非洲阳光的金黄色。《亚洲战略报告》指出了“亚洲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等趋势，并具体提出了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各次区域的战略，有中、英、日三种版本。《中非战略报告》则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评价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提出了未来5-10年中非关系中的可能变数与应对策略，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两个报告的字数均为一万字以下，远远短于国际智库动辄几十页的篇幅和国内社科院发布的学术类报告。陈东晓强调说，这是为了突出“专题性”---“与国内社科院的绿皮书、白皮书不同的是，我们的报告专题性更强，篇幅也相对精悍得多。”
而之所以选择亚洲和非洲作为首次发布的外交战略关注地，也是有着深意的。
首先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区域化趋势。“过去我们的外交政策强调国别和双边，现在的重点则转向了区域。比如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关系，更是亚洲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关系”，陈东晓说。
选择亚洲和非洲是因为两个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的地区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最成功、最活跃的一块，成就很大，但中国政府目前有对非洲政策和拉美政策白皮书，对于中国周边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了这个空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陈说。
“而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这是个将在以后影响全球外交格局的变化，2008年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而我们对于下一步如何推进中非关系做的不多，因此希望这个报告为筹备2009年的埃及会议提供参考”。
两份报告的“时间标点”均是落在2020年前后，这与国际智库通常选择的2030年、2050年也有差异。陈东晓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这体现了中国智库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将2020年作为中国初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间标点。可以预计，到2020年，中国外交政策将趋于成熟，战略取向更加定型。而未来的十一二年将是中国领导集体从第四代向第五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也将是中国在外交上完成一系列战略部署、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选择了2020年。”
首次提出“非西方发展模式”和“建设性说服”
在两份报告、特别是《亚洲战略报告》中还首次提出了一些外交新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
《亚洲战略报告》在总结亚洲发展趋势时指出，“亚洲的‘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但其可持续性仍是最大挑战”，并随后进一步解释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阿联酋和俄罗斯等经济发展或转型主要采取了‘非西方发展模式’并获得初步成功，即发展中或转型国家可以在维持符合其国情的政治体制下发展经济并逐步赶超发达国家”。
陈东晓坦言，“非西方发展模式”提出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模式还不够成熟，但我们课题组专家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亚洲新兴大国已经培养出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这个非西方的途径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提出了这个概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室主任、《亚洲战略报告》课题组成员赵干城对本刊记者进一步解释说，“非西方发展模式”是受到“北京共识”的启发提出来的，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认同的西方发展模式，“我们暂且称之为‘非西方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目前在亚洲主要体现在中国和印度。中国提供了一条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是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史中没有的案例，具有创新意义。而与传统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则提供了一条跳过工业化时期，直接进入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道路，这也很有特色。”
在对2020年亚洲政策建议时，《亚洲战略报告》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寻求‘建设性说服’的途径，即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并在获得联合国或其他权威机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斡旋、调解、调停与维和。”
陈东晓认为，“建设性说服”是对传统的“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以更积极的态度推动地区事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室执行主任、《亚洲战略报告》课题组成员叶青介绍说，“建设性说服”是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下，提出的一种积极介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建议运用经贸、文化、外交等‘非胁迫’杠杆，向相关政府进行‘建设性说服’和影响，一方面转达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同时加强当地政府治理和控制局势的制度和能力建设，为此，中国已经向非洲等地派出特使，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外交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地区稳定等问题上姿态会更积极，手段会更多，步骤会更大”，陈东晓说。■
《建设合作共进的新亚洲——面向2020年的中国亚洲战略》节录
* 亚洲仍处于“泛亚”合作的起步阶段。
*当前亚洲地区化的进程主要还是在次地区层面展开。亚洲现有的初步认同感尚不足以形成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内生动力。
*对于综合国力正在迅速上升的中国来说，有效应对传统热点问题是重要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应对潜在热点问题上要确立未雨绸缪和预防为主的原则，塑造地区性“和平降温”。
*展望今后12年的亚洲发展趋势，我们向有关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建立大国协商的多边机制;提供战略思维型公共产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寻求“建设性说服”的途径。积极应对恐怖主义、贩毒走私、防疫减灾、有组织犯罪和海盗等威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成立“亚洲大学”以推进亚洲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建立地区公民社会网络，实现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建设性对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评估与展望》节录
未来5-10年内，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的反应模式将进一步发展变化，具体可能有以下四个发展趋势：
(1)非洲对中非合作的期望值将持续上升，甚至可能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如一些国家期望中国成为应对西方“民主”、“人权”及“良政”等压力的抗衡力量。
(2)中非合作将面临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将继续强化其对非洲政策，挤压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另一方面，其他新兴国家也在加强与非洲的合作，中国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也对中非双边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3)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与中国在非洲展开合作的意愿上升，但同时也试图通过合作“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将中非合作纳入其预设轨道。
(4)西方国家还可能继续利用非洲热点问题妨碍中非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2008年中国亚洲外交大事记
4月12日，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在三亚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博鳌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5月6日-10日，胡锦涛访问日本，展开为期5天的“暖春之旅”。
5月30日-6月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月18-26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亚洲五国进行友好访问：朝鲜、蒙古、沙特、卡塔尔、也门。
7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札幌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8月25日至3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对韩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
10月14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访华，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0月24-25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45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12月13日，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会议。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发表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合作行动计划》。
2008年中国非洲外交大事记
2月27日至3月1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奥马鲁·亚拉杜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后首次访华。
4月11日，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
4月23日，中国南非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6月12日，南非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访华。
6月10日，苏丹共和国副总统阿里·奥斯曼·穆罕默德·塔哈访华。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残奥会闭幕式的尼日尔总理奥马鲁。
10月16日，南非海军“斯皮恩卡普”号护卫舰抵达海军上海扬子江码头，成为第一艘访问我国的非洲国家海军舰艇。这是我国与南非建交1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11月6日，埃及外长盖特来华访问。
11月6-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非洲五国，阿尔及利亚、加蓬、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塞舌尔。
12月16日，塞拉利昂议长斯特朗访华。
12月17日，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访华。
第五篇：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王莉丽责任编辑：孙敏来源：学习时报日期：2013-04-08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因素，随着类似于金融危机、环境问题、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具有思想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智库的智力支持。如何提升中国智库的创新能力、产品(研究)质量，已经成为中国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责任。中国智库现状与未来发展图景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至今只有 3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数量很多，但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却与美国智库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智库尚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的需求。另外，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小严重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公共外交的推进。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完善和发展中国智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目前，中国智库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官方智库发展得比较成熟，数量众多，影响力很大。民间智库数量少，影响力薄弱，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体上没有形成官方、大学、独立三种智库模式的互补机制。
第二，官方智库靠近政府领导和高层决策层，其研究成果很容易传达给直接决策者，也更易于被接受和采纳。但是由于与政府的附属性关系，官方智库在研究选题的确定、研究的纵深度以及创新性方面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第三，大学智库数量很多，但是由于缺乏相对稳定与科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在政策制定领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优势。在目前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大环境下，大学智库最具备成长为大国智库的必要条件。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图景及主要功能：
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官方智库依然保持其核心影响力，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创新性、前瞻性政策建议。但是一部分官方智库将在其资金来源、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上进行大幅改革，吸取西方独立智库的经验，从而使其研究选题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加多元化，研究成果更具独立性和创新性，从而真正助力于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全球化的发展。
第二，中国的大学智库将承担起思想创新、政策建言、人才培养、影响舆论、国际交流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大学智库最具备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必要条件。首先，大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次，大学具备充足的人才资源;再次，大学智库在资金运营和人事管理上相对官方智库而言更具弹性;最后，就国际交流、公共外交而言，中国的大学智库与官方智库相比在全球智库市场上更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三，独立智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稳步扩大，逐渐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智库市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立智库将主要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功能，助力于公众参与民主政治，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中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依然相对不足，虽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信息量过大，无法真正满足公众参与政治的需求，而智库可以承担起这一影响政府决策的理性渠道的作用。
政策建议
邓小平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
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同样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中国智库的发展。诚然，美国智库影响力的产生依赖于其生存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中国智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其运行机制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从而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智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中国应该从政府、智库、公众三个维度上努力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同时还要具备“责任意识”、“全球意识”和“品牌意识”。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首先，进一步完善政策咨询机制，为智库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其次，政府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要对智库尤其是独立、大学智库给予大力扶持，鼓励中国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再次，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对智库的认识;最后，政府要给媒体的政治传播创造更加宽松的舆论空间，让各种智库的观点和言论可以充分表达。
就智库本身来讲，一个智库是否能产出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人才和运行机制。因此，中国智库首先应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在内部机构设置上，应明确智库以研究部门和学者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资金外，应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智库所从事的是指导现实政治决策的对策研究，而不是关在象牙塔和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在研究人员设置上，应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模式，大胆启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另外，中国高级别的官方智库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渠道优势，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国外智库的合作，善于整合研究资源;对于中国的大学智库而言，应进一步加强大学智库的结构与平台建设，加强对政策研究的重视和人才的选拔，不断推进大学智库与世界各国智库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智库应充分借鉴西方智库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智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的，其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引导社会思潮、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目前，中国大部分智库在拓展公众影响力方面非常薄弱，这一方面源于智库领导者本身没有意识到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源于缺乏与媒体沟通的专业人才和经验。除此之外，智库的市场营销不仅要着眼于本国，还要着眼于世界，要充分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意义和价值。
所谓“责任意识”是指从事智库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国家利益和社会民生角度出发，独立思考、大胆直言。所谓“全球意识”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智库的领导者们要站在全球的视角考虑智库的发展战略，加强与西方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二是专家、学者们研究政策问题时一定要有全球意识;三是中国智库不但要影响本国政策还要走出中国、影响世界;四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面临的共同问题，如金融危机、气候变暖、能源环境、反恐等问题越来越多，仅凭借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需要各国智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品牌意识”指的是中国智库要有明确的使命和目标，围绕这样的目标来构建整体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品牌的传播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