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及信息管理系统，会计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一、我国会计史研究现状（一）我国会计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我国在会计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会计史研究组织不断进化。
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 篇1：
明清史研究与明清档案
摘要：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历经了较为复杂与曲折的过程，且整理难度较大。目前，明清档案整理工作无论是在体量，还是在类型方面，都初步形成既定体系。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明清档案可以根据类型的不同，分为中央档案、民间档案以及地方档案。上述档案资料为我国明清史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准确的史料，有效推动了我国明清史的发展进程。鉴于明清档案的重要性，本文主要立足于明清史研究现状，简述明清档案整理问题及互动问题，并对于误区问题加以及时改正。
关键词：明清史;明清档案;档案整理;研究问题
纵观中国历史研究体系，明清历史始终是见证着中国历史变迁与过渡变化的历史阶段。可以说，科学、客观地评价与分析明清历史，有助于真正理解与解决当代中国历史遗留问题。足以见得，明清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开展意义及价值。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介于明清档案史料价值的意义性，研究学者通常会将明清时代历史作为档案史料研究的重要依据。其中，明清档案、官修与私修史书、域外汉籍基本上可以视为明清史研究的主要材料依据。也就是说，在展开明清档案研究及整理的工作当中，研究学者需要结合上述材料依据进行重点归纳与整理。
一、明清档案问题的相关研究
（一）明清档案概念
关于明清档案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学界主要以明清两代王朝的管文书及公务记录为主要记载内容，基本上可以视为我国文化典籍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从狭义角度上来看，所谓的档案主要是指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具备保护性、价值性的原始记录，可称之为档案。从广义角度上来看，档案可以视为一切具备原始记录特点（明清历史特点），并且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明清档案[1]。
（二）阶段划分
1.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的明清档案一般多以“大内档案”为主，主要是从内阁大库、军机处、内务府等地收集而来的档案内容。从档案来源不难得知，该类档案更多地是反映出明清两代中央政权情况以及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等，也可以称之为“中央档案”。纵观历史，民国时期所发现的中央档案主要源于档案贩卖事件当中，部分有识之士积极抢救中央档案。
并将其购买回来进行收藏与归类，促使明清档案开始进入历史学术研究界的视野当中。之后，由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开始针对明清档案内容进行整合与编纂，目的在于确保明清档案资料得以完善保存。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民国时期整理得出的明清档案资料始终处于极度分散与混乱的状态当中，仍待进一步加强[2]。
2.建国至今
建国初期，国家政府部门及相关学者针对明清中央档案研究工作进行了深化分析与研究，并积极从新档案材料发现的视角进行观察与分析，针对现存资料内容进行積极整合。这一时期，部分散落在民间乡规民约、地方性政府机构乃至家族族谱等档案资料被政府部门广泛搜集出来，目的在于加强对明清档案资源的收集强度，为明清史研究工作提供可靠资料。
举例而言，对于明清地方档案而言，清代东三省总督及军政衙役在日常管理工作以及政务工作残留下来的文件内容或者其他资料都被妥善保管起来，便于明清研究学者借鉴，为明清史的研究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力。迄今为止，关于明清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一直未停止，仍有新的材料不断被挖掘，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史料价值[3]。
二、明清档案与明清史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明清档案作为档案材料领域范畴中的一种代表类型，原始记录特点基本上可以视为明清档案管理的本质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明清档案在某些层面上可以视为明清历史的鉴证材料，为明清史研究工作提供大量参考资料。根据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凡是明清档案涉及到的领域，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明清档案与明清史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关联性。一般多可以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当中，分别是明清档案整理过程当中与明清档案编纂过程当中。换句话说，明清档案与明清史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针对明清档案整理与编纂问题而言，在学术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了具备一定规律及特点的明清档案学体系。在这样理论体系的推动作用下，明清档案基本上可以视为明清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在这一过程当中，秦国金为我国明清档案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信息与资源，其所著作的《明清档案学》一书涵盖了明清历史渊源及背景，为后续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鉴价值[4]。
另一方面，针对明清档案整理与编纂工作，在多年的研究进程当中逐渐形成明清史研究服务概念。与此同时，明清史研究工作不断朝向现代化理念驶进，为明清档案编纂工作指明了道路。举例而言，明清档案馆于1959年针对《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档案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与深化，重点针对明清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内容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明清史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档案资料在某些层面上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史料价值方面并不能以偏概全。也就是说，对于档案资料的真实性还是需要加以辨别。举例而言，像罗尔纲针对太平天国运动历史进行了部分纠正，相继出版了《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敕谕》等著作，纠正了以往历史资料存在的误区记述。足以见得，部分档案资料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是上述问题并不影响明清档案与明清史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性，仍旧可以呈现出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规律特点[5]。
三、明清档案研究明清史方面的误区问题及解决对策
毋庸置疑，明清档案与明清史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明清档案研究明清史的过程中，介于部分档案资料准确性与真实性亟待商榷的影响，导致部分明清档案研究明清史的过程存在一定的误区问题。
所谓的误区问题正如上文叙述那般，历史档案资料在某些层面上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史料价值方面并不能以偏概全。也就是说，对于档案资料的真实性还是需要加以辨别。如果过分地关注档案资料而不是历史本身，很容易就会出现研究误区问题。再加上档案所反映的历史不过是对单一历史事件的概述，而不是整段历史，真实性亟待考量。
针对于此，建议档案研究人员以及明清史研究人员应该正视明清历史发展规律，从多个维度分析与研究明清史发展进程。其中，对于明清档案的使用问题应该始终秉持适度的原则，杜绝过于依赖问题。与此同时，适当运用有机结合方式，根据明清历史特点，正确使用明清档案资料，防止走进碎片化误区当中。
四、结论
总而言之，明清档案整理过程与分析过程历经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始终面临较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而导致档案整理过程存在一定误区。针对于此，建议从事于明清档案整理的研究人员应该立足于明清史的研究进展，科学、合理地运用明清档案资源，为明清史研究工作提供大量史料资源。鉴于明清档案与明清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建议从事于明清档案整理的研究人员应该客观评价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要过分依赖档案资源，以免给明清史研究工作造成误区影响，这一点必须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马美玲.明清档案与明清史研究[J].办公室业务，2015 （09）：14-15.
[2]周喜峰.故宫学与明清史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13，4（05）：101-103.
[3]段晓亮.郑天挺史学研究[D].南开大学，2014.
[4]侯贤祥.明清历史与明清档案[J].科技信息，2015 （02）：369.
[5]张江珊.明清档案研究述评[J].档案学通讯，2016 （01）：98-100.
作者：王刘波
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 篇2：
我国会计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及信息管理系统，会计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一、我国会计史研究现状
（一）我国会计史研究取得的成绩 我国在会计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会计史研究组织不断进化。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确定了学术研究计划。1996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对专业研究组进行整合，成立了6个专业委员会，其中继续保留会计史专业委员会，作为其开展学术研究的主要形式。2003年，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再次对专业委员会进行调整，组建了10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仍然保留会计史委员会。（2）会计史学术研究活动日渐活跃。自会计史研究组织建立以来，先后在全国不同地方举办了5次主要的会计史研究学术活动。这些学术活动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其学术活动内容由宏观到微观，其范围由狭窄到宽泛，其对象由抽象到具体，其主题由历史到现实，其视野由国内到国外。（3）会计史教育逐步规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财经类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会计史课程，自1990年起开始培养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1995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国家级科研课题立项及具有广泛影响的出版社出版计划中均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如由郭道扬教授主持的《会计史研究——历史·现实·未来》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计划教材，由王建忠教授主编的《会计发展史》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计划教材，这些教材的编撰和出版都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会计史教育逐步趋向规范化。（4）会计史教育和研究人员队伍日益壮大。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后改为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以会计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尤其是以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年龄构成合理，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高水平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5）会计史学研究成果水平较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方面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方面的，有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方面的，有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方面的，还有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方面的等。除了会计史著作以外，还有很多会计史专题方面的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另外，我国会计史组织还对我国会计史知识组织普及和教育活动，并加入国外会计史研究组织，开展同外国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二）我国会计史研究的不足 我国在会计史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1）会计学术界对会计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在理论分类时，将会计史与高级财务会计、会计理论等课程一起视为高级类层次，但与会计专业的其他核心课程相比，它不是核心课程，不属于显学，往往有被边缘化的感觉。（2）从事会计史教学研究的人员数量较少。正是由于上述认识的不足，再加上就业困难等原因，很多人不愿意从事会计史的研究工作，造成会计史的研究人员数量较少。（3）会计史学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学科体系。与会计类其他专业课程相比，会计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内容结构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还没有探索出学科发展规律，因此，还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4）会计史学的研究存在投入高、见效慢的矛盾。会计史是以会计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探索并揭示会计发展内在客观规律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还广泛地使用经济史学、历史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期法和双重分析法，甚至还运用到考古学、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鉴于会计学的学科性质及特点，导致会计史学虽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没有收到应有的研究效果。
我国会计产生与发展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会计史的专著、高等院校的《基础会计》教材及与会计史相关的学术论文中。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大多是按照社会发展的时间顺序，简要叙述我国会计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很少对会计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做出概括性、特征性的定性，更没有对会计产生发展的规律做出较为完善的总结。笔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为线索，以更加翔实、更加具体、更加新鲜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比较、分析、归纳与综合，对我国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做出概括性、特征性的定位，并对我国会计产生发展的规律做出较为完善的总结，依据会计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测我国会计的发展趋势，以促进我国现代会计的发展。
二、我国会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一）原始社会末期是我国会计的萌芽阶段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劳动产品日益丰富，产生了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情况下，计数成为经济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使用实物、绘画、结绳和刻契等方式对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关系进行反映。这些计数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就是当时的会计行为，这些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
（二）奴隶社会是我国会计的形成阶段 到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在西周时期，实行了以井田制为主的奴隶主贵族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青铜工具应用也逐渐增多，使其成为我国奴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在西周之前的夏代，设置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职“啬夫”，这是我国最早的会计人员。据文献资料记载，这一时期已产生国家贡赋，这是我国政府会计的历史起点。到了商代，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这一时期，数字、文字高度发达，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汉字体系。不仅利用甲骨文记载有关会计事项，而且数字从一至十都已成型，并且使用“卯”和“埋”表示支出，“毕”和“获”表示收入，这是会计的雏形。这一时期，还形成了最早的会计制度。西周时期，不仅出现了会计科目、记账符号和会计报告，而且还对经济业务进行货币计量和实物计量。“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也均起源于西周，“会”与“计”连用构成新词，用以表示会计核算的基本含义，其科学性是我国西周时代的会计位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周礼》记载，西周设立了对国家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的“司会”一职，为了对会计业务进行详细处理，在其中还分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种职务各司其职，并建立了一些会计制度，即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在西周前后，我国已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为了保证财计方面职官的来源，还对奴隶主贵族子弟进行书计教育。在会计方法方面，产生了政府会计采用的入出记账法和民间采用的收付记账法，还出现了三柱结算法的萌芽。
（三）春秋战国是我国会计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地主封建经济得以确立，自由商人得以形成，货币经济得到发展，文字得到了传播，这些方面均促进了会计的发展。首先，在会计术语方面，确立了“会计”的命名；其次，在会计制度方面，西周的岁计、大计制度被继承，并命名为“上计制度”；再次，在会计方法方面，会计的各种要素基本形成，货币计量较多的使用，会计记录方法由文字叙述过渡到定式简明记录方法，会计凭证有所发展，名称不统一的账簿得以普遍使用；最后，在财经理论方面，理财家从不同方面论述并明确了会计在理财中的作用。
（四）秦汉时期是我国会计的成熟阶段 秦汉时期，封建国家逐步统一，封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统一了度量衡，使会计也得到了统一和发展。在秦朝，将财计制度基本内容法律化，并在后来得以传承和发展，我国的记账方法正式进入定式简明记录时期，整数整盘成为当时的实物盘点方法。到了汉代，在会计记账方法方面，建立起一种新的单式记账法，即“入出（或收付）记账法”，它以“入” 和“出”为会计记录符号，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定期的会计账册和会计报表，进一步确立了会计报告制度。西汉时采用的“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这是中式会计方面的一大基本建设。东汉时期对“上期结存”这个结算要素有了初步认识，为唐宋时期“四柱清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外，该时期会计凭证的运用、会计簿书的设置、盘点方法的发展，对后代会计的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
（五）唐宋时期是我国会计的完善阶段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会计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具体表现为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推进和会计机构的设置。第一，会计理论蓬勃发展。唐宋时期的《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都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第二，会计方法有所创新。期间，创立并运用了“四柱结算法”，这一方法将我国的簿记提升到一个更加科学的水平。会计上的方程式就是来源于“四柱结算法”中的四柱平衡关系，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式簿记中还采用了会计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法来分析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这都标志着我国会计核算和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三，设置了政府会计组织。在隋朝“五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宋代建立了“会计司”，这是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这一会计组织总核全国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此外，在宋朝的文献中出现了“簿记”一词，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簿记”文字的记录。
（六）元朝时期是我国会计的停滞阶段 元代战乱频发，社会经济很不稳定，官厅承袭汉制。在会计方面，大体沿用了宋朝的会计方法和财计制度，会计制度有名无实，会计方法停滞不前。元朝终结时，民间会计运用“四柱”形式记账和编制报表，并且有了各种特殊的账簿名称。
（七）明清时期是我国会计的鼎盛阶段 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政府要求按照“四柱”即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来编制报表，体现了国家对会计报表的极大重视。明朝代表性会计著作《万历会计录》编著条理清晰，数据前后对照，尤其是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明末清初之际，我国又发明了“龙门账”，这是一种适合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不仅可以计算盈亏，而且能够检查账目的平衡关系，“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这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清朝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虽然政府重农抑商，但还是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会计上，对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进行了创新和改进。以大清银行为代表的官办企业，着手进行会计改良，会计制度在“龙门账”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这种记账方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
（八）清末及民国时期是我国会计的衰落阶段 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列强欺侮，经济发展停滞，会计逐渐衰落。这一时期，西式复式记账法开始传入我国，这是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08年大清银行的创办，标志着借贷记账法在我国企业中得以实际应用。自此，我国会计处于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并存时期，中式会计渐趋衰落。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力求仿效西方，在建设财政会计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方法等方面有所发展。在财计组织方面，北洋政府部门首次采用了“财政部”这一名称，它成为会计的主管部门；在会计法制方面，制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会计法》和《审计法》，这是中国会计法制化的开始；在会计方法方面，统一了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与会计报表的名称和格式以及登记和编制方法，这是中国会计规范化的标志；会计人员队伍和会计学术组织得以产生和发展，著名会计学家谢霖、徐永祚、潘序伦等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九）新中国以后是我国会计的振兴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之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商品经济时期，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南巡讲话之后至今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为适应每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会计也逐步得到了改革、发展和全面振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建设方面。建国之初，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独立的会计法律，会计工作规范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和财政部制定的会计核算制度。1985年颁布了中国会计工作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会计法》，期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会计行政规章，这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建立。1992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实现了会计核算制度和财务管理模式的重要转变。这次会计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为了规范企业财务报告，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2000年国务院又发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同年财政部还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实现了会计制度的真正统一。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
第二，管理体制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财政部设立会计制度司，这标志着我国会计管理工作的起步。政务院先后发布《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和《国有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和预算会计管理体制。后来还不断健全与完善，但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财政部恢复会计制度司，并更名为会计司。在修订的《会计法》中，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我国的会计管理体制作出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会计管理体制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第三，会计理论方面。建国之初，会计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批判旧中国和西方的会计理论，学习苏联的会计理论。针对会计科学的属性、会计记账方法、会计职能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改革开放后，会计理论的研究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一时期，在学习和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不仅对上述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探讨，而且还就会计对象、会计要素和会计准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除了对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之外，还讨论了如何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会计核算体系，主要围绕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质量等会计热点问题展开探讨，为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四，会计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会计教育初步在高校展开，后来拓展到其他层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会计专业教育体系，对会计的学科体系进行了不断建设和完善，出版了很多高水平的会计教材，为各行各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会计人才。
第五，对外交流方面。建国之初，我国引进苏联的会计模式，改革开放后，会计的对外交流全方位展开，不仅参与国际会计组织的交流，如参与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工作，加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亚太会计师联合会，而且会计市场也对外开放。
此外，在企业会计、预算会计和会计电算化方面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会计的发展和变革也越来越快。
三、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一）生产活动是会计产生的前提条件 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生产活动中，一方面可以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要发生劳动耗费。人们总是力求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对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进行观察、计量、记录和计算。这些生产活动为会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二）科学管理生产活动是会计产生的根本动因 最初的会计只是生产职能的一个附带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以外的，按照生产发生的日期，附带地把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进行计量和记录。就当时来说，会计并非一项独立的工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和复杂，对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及其比较，仅靠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附带地进行观察、计量、记录和计算，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发展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了，为了满足这种对生产活动进行科学管理的需要，会计逐渐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委托有关当事人的独立的管理活动。因此，对生产活动进行科学管理为会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三）使用文字和数字计量记录会计的行为，是会计产生的标志 原始社会，人们“刻木记数，结绳记事、记数”，这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这些计量、记录和计算活动，蕴含着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标志着会计的萌芽。到甲骨文字和数字产生以后，则使用文字记录计量会计行为，书写会计思想，这样才标志着会计真正产生了。
（四）经济发展是会计发展的内在动力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心经济效益。为了综合核算、计算盈亏、经营管理、科学决策，会计工作人员必须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会计理论，完善会计制度，设立会计机构，谋求会计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经济发展是会计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发展了，人们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数量就会增加，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就更丰富，会计需要记录计量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对会计记录计量的要求也会更高，因此，经济发展将促进会计的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也发展了。会计的发展，促使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更加完善，更有利于对经济业务进行核算和监督，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五）与会计相关的重要理论和事物的出现是会计发展的标志 人们对生产耗费、劳动成果方面进行记录和计量，这仅仅是会计的萌芽和产生。会计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与会计相关的理论和事物的出现。具体表现为会计制度的制定、会计方法的运用和改进、会计原则的遵循、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学术组织的成立、会计术语的形成、会计理论的总结、创新和吸收等方面。
（六）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会计技术方法的改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人们对会计数据在记录、计算、分类整理、储存和报告等操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应用的不断深化，信息系统工程的逐步完善，电子计算机在会计领域的应用更加深入和完善，这也推动了会计技术方法的改进。
参考文献：
[1]王建忠：《会计发展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编辑 熊年春）
作者：孙长新
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热点分析与理性思考
摘 要：通过对1977—2018年CNKI收录的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识别并深入探讨了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五个热点领域。研究认为未来应该注重商帮研究新生力量的培养，通过建立专门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研究人员、创新合作机制等途径激发学界研究热情，拓展商帮研究视野和史料挖掘渠道，以期对深入挖掘商帮的历史功绩和现代价值有所助益。
关键词：商帮 晋商 徽商
我国商帮发展历史悠久，不仅对资本最初积累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帮经济又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起来[1]。学界对商帮研究方兴未艾，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亮点。以CNKI学术文章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技术，从现实基础与热点领域两个层面勾勒我国商帮研究的整体图景，以期对商帮研究有所助益。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时间范围为1977—2018年。以“商帮”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剔除通知公告、书评、约稿和报刊载文等非学术文献记录，有效样本文章共计3310篇。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Citespace和Netdraw软件。
2 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
2.1 发文作者分析
参与商帮研究的作者共2862人，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高产作者包括李刚、范金民、杨涌泉、刘建生、梁小民、王世华、徐志频、郎咸平、燕红忠、宋伦、黄滨、孙善根等，他们代表了商帮研究的中坚力量。图1是商帮研究者成果发表的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李琳琦、王世华、李刚和范金民等学者长期致力于商帮研究;而杨梓润、汤庆慧、杜平和杜君立等学者近几年才涉及商帮研究，是商帮研究的重要新生力量。利用Netdraw软件绘制作者合作关系图谱时发现，研究中存在明显合作关系的作者并不多，且高产作者之间几乎没有合作现象，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商帮研究的深入开展。
2.2 研究机构分析
组织机构是科研工作的重要载体，所在地域、研究氛围与条件等都会对科研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开展商帮研究的机构共有1609家，累计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机构有26家，其分布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这些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的社会历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专门科研院所。近年来，行业协会也大量开展商帮研究，如中华商帮文化發展促进会、浙商研究会等，成为商帮研究的新生力量，拓展了研究主体的单一性，为商帮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研究机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主要分布在安徽、山西地区，福建、江浙地带的研究机构分布相对较少，河南、北京、上海、云南等地也有研究者涉及商帮研究，但相比之下并不活跃。安徽地区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占比26.19%;山西地区次之，占比23.64%;浙江和福建成果数量占比分别为6.85%和6.46%;上海、陕西、南京、河南、北京地区成果数量分别为4.93%、4.25%、4.76%、4.59%、4.42%;江西、江苏、湖北、广西和云南等地区商帮研究成果占比均在3%以下。
2.3 载文期刊分析
经统计发现，刊载商帮研究的期刊共有1035种，其中载文量超过10篇的有35种。《潮商》的载文量最多，而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只有《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
3 商帮研究的热点分析
3.1 商帮兴衰的原因考究
从外部原因来看，商帮的兴衰都与政治变革、地缘纽带以及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商帮资本积累主要依赖于封建政治势力，因此作为其附庸的商帮无法摆脱封建制度瓦解而趋于解体的命运。地缘和宗族血缘纽带则使商帮更具凝聚力、活力和外向拓展力[2]。明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育及其产生的需求为商帮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创造了巨大的商机[3]。但光绪中叶以后，因国际市场上洋货冲击、入侵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压、经营成本大大增加等因素，迫使商帮部分业务逐渐走向衰落[4]。从内部原因来看，经营理念、商业道德与文化观念等则是商帮兴衰的主要内因。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坛，除了自身素质较高，具有儒商风采之外，其经营颇具特色，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也十分关键[5]。周以岗认为群体社会心态构成和表现特征等是山西商人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6]。应该说商帮兴衰的原因是复杂的，只将其归咎于外因或者内因都有失偏颇，但外因尤其是政治和战争因素既成就了各大商帮，也造就商帮衰落不可避免的归宿。
3.2 票号研究
学界对票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票号上。晋商所经营的票号、账局、钱庄、当铺、印局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7]。晋商在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方面曾有过重要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权分离，经营有方;转账结算，加强监管;钱市交易，同业拆借;票据贴现，支票旅行;首创密押，防范欺诈。这些创新对现代金融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山西是全国开设典当最多的省份[8]，典铺资本雄厚，规模庞大，业务繁多，在北方占据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贫富悬殊的加剧、典当业的丰厚利润及政府对典当业的扶持是其兴起的一般原因。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3.3 经营理念与价值观念研究
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方面也属晋商和徽商最具代表性。晋商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的特殊商业群体[9]，他们鲜明地树立了“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思想观念，有着相对稳定的经商伦理道德观[10]。在坚守以崇尚商誉、恪守信用、诚信不欺、义利和衷、勤劳节俭等为核心内容的经营理念的同时，向明初以来对儒家观念的贱商传统提出挑战，较早地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偏见和束缚，广泛接受了儒贾相通、义利相合的价值观念，牢固树立了重商是实现人生价值重要途径的进取思想[11]。徽人经商的目的不在于求利而在于谋生，坚守“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道德准则，不惜耗费大量商业利润用于“义举” [12]。
3.4 商帮重要历史人物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重点关注某个人物、家族或商行的案例研究。对徽、晋商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赵丽[13]和王贤辉[14]梳理了徽商著名代表人物胡雪岩的人生历程和形象。郑毅探究了胡沇源及其后代经营茶叶生意的历程[15]。武世刚[16]认为祁县乔氏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乔致庸“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经营之道，代表了那个时代商贾精英的开放思路[17]。孙翔深入剖析了晋商代表曹家的家族构成、经营、教育及与乡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与关系[18]，展示了晋商商贸习俗的全景画卷。对其他商帮人物的研究也始终没有脱离研究者视野。如陈厥祥对宁波帮典型代表包氏家族进行专题研究，勾勒并揭示了宁波帮之所以能笑傲商海、长盛不衰的原因[19]。重要历史人物的发家史就是商帮发展的缩影，其中领军人物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等对商帮发展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
3.5 商帮文化研究
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各大商帮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地域的差异又促使不同商帮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学界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归纳、阐释商帮的独特文化表现。物质表现的商帮文化根植于商人会馆及其附着物，商人故居及遗存物，以及这些故居所构成的古村、古镇、古街等。精神层面的商帮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经营理念、价值观念、组织形式、行事方式以及商人个性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赣商文化是指与赣商相关的方方面面物质和精神的东西[20]。闽商则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海洋文明的商帮，闽商的国际化、市场化特质与晋徽商等依附于农业文明和封建集权制度之上的商帮是截然不同的[21]。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作为商帮营商思想的文化底蕴，以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角色从伦理观念和法律约束两个层面规范了商帮营商行为[22]，也正是这种文化的非正式约束成就了各大商帮独特的商帮文化。
4 商帮研究的理性思考
4.1 现有研究力量、机构分布及期刊布局不利于商帮研究的深入发展
商帮研究者数量可观，但持续开展商帮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过少。缺乏合作研究已成为制约商帮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商帮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且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刊载商帮研究成果的核心期刊数量不多，且成果集中度不高，尚未形成稳定的期刊群。未来需要积极探索商帮研究的政策支持和人文关怀，有条件的单位，尤其是具有地域优势的各商帮发源地高校应当及时成立致力于商帮研究的科研院所，积极培育后生力量，要注重商帮研究人才的联合培养，促进研究者及机构间的合作研究，形成关系精密的科研合作网络。树立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避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式研究行为。有条件的学术期刊应主动通过约稿、组织专题学术会议、设立商帮研究专栏等方式引导和激发学界研究热情、保持研究持续性。
4.2 商帮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商帮兴衰原因、经营活动以及商业文化等方面
早期研究重在介绍各大商帮的发展历史，描述其鼎盛时期的经营项目、经营范围、经营特点、商业资本等。之后侧重于对史料的深入分析，探讨商帮整体或某种经营活动的意义，说明其在商业史、交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贡献。较为深入的研究热点是探究商帮兴衰原因，外部原因包括地理位置、政治环境、军事战争、宗族势力、国际市场等，内部原因包括经营理念、营销手段、商业道德、文化观念、群体心态等。近年来更关注人文与文化方面，商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他们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自身经营活动相结合，培育出蕴含“仁、德、诚、义”的中华商帮文化。但目前的商帮研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书斋阶段，未能充分地挖掘其应用价值，并未真正转化为现代企业家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存在这个缺陷而为后续商帮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4.3 商帮研究发展不均衡，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研究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首先表现在重视程度的不均衡，体现在研究者与成果数量以及研究机构设置等方面。比如，对晋徽商研究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商帮，这不仅反映了晋商和徽商具有更高的历史地位，同时也表明学界对小商帮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激发出当地学者进行商帮研究的激情。即便晋徽商研究中也存在不平衡现象，晋商研究更加关注商帮中“人”和“机构”的研究，尤其是对票号和会馆的研究更为突出;而徽商则更加关注商帮“贾而好儒”的商业伦理研究，以及当前国家政策和当地经济现实需求下的现代徽商研究。存在不平衡现象可能是因为学界过于关注地域商帮明显的“历史光环”而忽略了商帮另一方面的潜在研究价值所致，值得反思。商帮研究的不均衡性，以及其他商帮（非十大商帮）研究的不充分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商帮研究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总而言之，对各商帮的历史功绩和现代价值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是其他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更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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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建生，燕红忠.晋商与传统文化[J].晋阳学刊，2002（04）.
①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云南迤西三大商帮研究”（2018JS312）。
作者简介：姚建峰（1973-），男，汉族，四川达州人，教授，主要从事滇商研究;
田生湖（1984-），男，汉族，甘肃武威人，讲师，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
喻凡（1988-），男，汉族，江西南昌人，讲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研究。
作者：姚建峰 田生湖 喻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