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汉语语法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认知语法学理论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开阔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解决了传统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难题,丰富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关键词:汉语语法认知语法研究现状一、什么是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汉语语法学研究论文 篇1:
汉语核心句的“学习者-构造”双成素分析
摘 要:到目前为止,汉语语法学界仍未就汉语的核心句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要想进行汉语句子的构造特征及其句法成分的认定,第一步必须挖掘出汉语的基础构造特征。可以采用“学习者-构造”双成素策略,即从汉语学习者角度演绎出最小述谓构造。做法是:在英语语法学家关于英语核心句论述的启发下寻找出判别汉语基础构造的标准,然后以此标准寻找出汉语的最小基础构造。从而得出汉语共有9种最小基础构造。此理论方法具有普世意义,能帮助我们找出人类其他语言里的最小基础构造,促进世界语言之间的同构性对话。
关键词:构造 学习者 最小述谓构造 核心句
一、研究的必要性: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汉语句型,前人已经做了不少研究,但是对于什么是汉语的基础语句或核心句型,人们尚未达成共识(施兵,2009)。究其原因,汉语语法学界还没有从语言哲学的高度看汉语句型,没有从认知角度分析汉语句型,进而挖掘汉语核心语句(kernel clause)与其他语言里核心语句的共性。这种现状显然不利于汉语的国际推广。因此,如何建构一个理论上符合汉语事实、实践上满足学习者需求的句型系统,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二、研究任务:需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
句型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难题。句型研究应该着眼于整个句子的构造格局,通过概括分析,突出反映富有典型性的句法特征组合,从而明晰汉语语法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学习者角度和构造角度,探索汉语的构造类型学特征。作为核心句型研究的第一步,应当弄清汉语的构造类型特征。从语言学家关于语言(主要是英语)构造的研究中,提取基本思想。以此为出发点,抽象出汉语构造类型学特征。本文致力于解决的主要技术难题是“汉语句子的构造特征及其句法成分的认定”,技术方案是“最小述谓构造”和“学习者角度”,即“从学习者角度出发的最小述谓构造”。第一步首先要完成“汉语句子的构造特征”的研究,至于“句法成分的认定”,将在后期研究推出。
三、研究的设计方案:双视角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一些所谓汉语特有的现象,语法学家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给这些现象冠上一些新术语。可是这样带来的麻烦是,汉语分析语句的术语与西方任何语言学或语法学流派所使用的术语都不太对应。术语不统一,研究对象不一致,对语言共性和特性研究就无从谈起,对汉语的研究也就无法深入。为克服这个问题,笔者将借鉴国际语言学界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来重新界定一些重要概念,这将为核心句型的研究带来一股新风。
(一)理论视角之一:构造
construction由“struct-”加前缀“con-”和后缀“-ion(名词标记)”构成,中文对应词有“建造、修建、建构、构筑、建设、建筑、构造”等。这些词或只能用作谓词(如建造、修建、建构、构筑),或虽既有谓词用法,又有名词用法,但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使用范围(如建设、建筑),因此作为语言学术语,“construction”译成“构造”比较好。
索绪尔被公认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基础是结构主义。索绪尔(1983:177)对“构造”是这样解释的:用来指类比时,构造意味着在一次言语举动中把从各种联想系列中获取的数个成分一下子排列在一起。索绪尔认为,构造既可指词语历时的复合和派生,也可以指词语内部成分的共时结合。
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将“构造”界定为“体现为由两个(有时更多)自由形式(free form指可独自使用的语位)结合成的短语”,依据“心”(center)的性质上又细分为向心构造(endocentric construction)和离心构造(exocentric construction),这是对结构主义理论对“构造”的重要贡献(Bloomfield,1955)。
近年来兴起的“construction grammar”通常译成“构式语法”,因为其创始人Lakoff(1987)、Fillmore et al.(1988 &1990)以及Goldberg(2007)将construction定义为“形式-意义的匹配体”(a form-meaning pairing)。
生成语法学派(Chomsky,1957&1965)视每个完整的语句为“二元构造”(binary construction),即把它分成主语(subject)和述谓(predicate)或NP和VP这两部分,然后再对主语和述谓或NP和VP分别进一步一分为二,直至不能继续切分。这种一分为二贯彻到底的分析法其实是一种语言哲学式的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分析。
以上是语言学家对“构造”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论述,他们各有其存在的道理,但是笔者从探索汉语核心句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各家的界定,认为这些界定并不能直接套用。出于本研究的需要,笔者在此将“构造”重新界定为“以谓词为中心携带其必有成分而形成的能称之为一个单位的复合体”。
(二)理论视角之二:学习者角度
前人研究句型主要是从语法学家的角度进行的,是为了方便语法学家讲语法,而不太考虑研究结果对外国人学汉语有什么帮助。基于这个出发点,笔者从如何让汉语学习者(本文将之界定为“母语为非汉语的外籍人士”)更有效地产出语言出发,提出研究汉语句型优先需要解决的议题是:当选用一个词作谓语,组成一个述谓构造,表达一定意义时,需要哪些必有成分,这些必有成分的顺序应该怎样排列。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汉语以谓词为中心形成一个最小基础构造时的情况,这为确定汉语句型提供了一个工具。
鉴别汉语最小基础构造,必须借助于可行的标准。但是,由于前人研究者并未在此领域进行过探索,并无任何现成的标准可供参考。笔者重读英语语法学家(Quirk 1985;Huddleston & Pullum,2002)的经典论述,从中得到启发,创造性地提取有效成分,发展了关于汉语基础构造的两条鉴定标准。
1.构造的直接成分是必有(obligatory)成分,因为必有成分是补足谓词必不可少的。必有成分是谓词句法投射所要求的,如果缺失,语句要么语义不明,如例(1);要么谓词的意义发生改变,如例(2);要么根本不能成立,如例(3)。
(1)在看电视。
(2)叫他小神童。
(3)(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
可选(optional)成分不是谓词句法投射所要求的成分,删掉后语句依然合乎语法,谓词的意思也不发生变化。例如:
(4)带来了关于地震的消息。
(5)去过长城两次。
2.构造的直接成分有其默认(default)或正常(normal)的位置。确定一个成分默认位置的办法是把它和谓词搭配在一起,组成一个最小述谓构造(minimum predicative construction),看该成分在这一构造中居什么位置。以谓词“问”和代表三个不同语义角色的名词短语“我”“老师”“问题”为例:
(6)a.我问
b.老师问
c.问老师
d.问我
e.问问题
f.问老师问题
g.*问题问
h.*问问题老师
i.*我问题问
j.*我老师问问题
k.*我老师问题问
l.*我问题老师问
从例(6)可以看出,提问者(我)在最小核心构造中的默认位置是谓词之前,被提问者(老师)和提问内容(问题)的默认位置是谓词之后;而且被提问者和提问内容也各有其默认位置,不能随意调换。由此可见,研究构造类型的标准或依据只能是直接成分的配置。直接成分的配置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成分的数目,二是直接成分的性质,三是直接成分的顺序。
(三)学习者视角下的汉语构造特征
从学习者角度出发,根据语句直接成分的配置情况,本文初步得出汉语有9种构造类型:
1.系谓词+名词/形容词
系谓词包括“是”和表示“成为、变化、感觉”等的“成、变、感觉”等:
(7)是一个学生。
(8)成了大师级人物。
(9)变聪明了。
(10)感到很累。
2.非及物谓词
(11)来。
3.处所+及物姿态谓词
(12)在台上坐着。
(13)在床上躺过。
有时处所附语可在谓词前,也可在谓词后。例如:
(14)a.在北京住。
b.住在北京。
4.处所/时间+非及物运动/姿态谓词+了/着/过+动作主体
(15)对面来了一个人。
(16)天空飞过一排大雁。
5.单及物谓词+支配成分
(17)看见她。
6.把/将+支配成分+单及物谓词+处所/目的地
(18)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19)将革命进行到底。
7.单及物谓词+支配成分+名词/形容词
(20)大家叫她小神童。
(21)学校任命她为系主任。
8.单及物使动谓词+支配成分+行为谓词
(22)使我改变主意。
(23)请她跳舞。
9.双及物谓词+关系成分+ 受事(受益或受损)成分
(24)给了他100块钱。
(25)偷了他100块钱。
(26)教我英语。
(27)问了我许多问题。
以上是通过演绎的方法求得的汉语的基础构造,目的在于取得分类上的穷尽性,进而能对汉语核心句进行推导。接下来的工作是用实际语料对这些分类加以检验,使之逐步完善。
四、研究意义
本文提出的“学习者的构造”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借助于这个方法得出的9种最小基础构造,是核心句研究的初步,反映了汉语的结构组成特征,直接构成汉语各类核心句,有益于汉语的国际推广。而且,通过这个方法也能找出人类其他语言里的最小基础构造,进而具有普世意义,这是上升到哲学的角度审视人类语言,有益于世界语言之间的同构性对话,对最终消除人类语言沟通中的“巴比伦塔”具有地标性意义。
参考文献:
[1]Bloomfield,L.Language[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2]Chomsky,N.Syntactic Structures[M].The Hague: Mou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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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1965.
[4]Fillmore,C.J.,P.Kay & M.C.O’Connor.Regula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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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illmore,C.J.Construction Grammar[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0.
[6]Huddleston,Rodney D.& Geoffrey K.Pullum.The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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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rtvik.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London: Longman,1985.
[9]Saussure,F.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London:
Duckworth,1983.
[10][美]戈德保(A.E.Goldberg).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
究[M].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施兵.句型研究的操作准则[J].语文学刊,2009,(9).
[12]施兵.句型研究的回顾及展望[J].语文学刊,2009,(12).
(施兵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100083)
作者:施兵
汉语语法学研究论文 篇2:
认知语法学与汉语语法研究
摘 要: 认知语法学理论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开阔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解决了传统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难题,丰富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
关键词: 汉语语法 认知语法 研究现状
一、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凡是将人的语言能力当做一种认知能力加以研究的,或专门研究语言和认知之间关系的,都叫认知语言学。这是广义的认知语言学。狭义的认知语言学是: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我们一般所讲的认知语言学,都是指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二、认知语言学的产生
语言的认知研究从乔姆斯基就开始,生成语法主张研究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但他认为认知是天赋的、先验的,句法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由此后来引起一场对乔姆斯基革命的反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吸收语用学、生成语义学和认知科学诸多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认知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是:Langacker,Lakoff,M.Johnson和Haiman等。
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有它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基础,其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即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家所主张的经验主义不同于哲学史上早期的经验主义,也不是指被动地印在“白板”上的感知印象,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经验主义哲学观的主要观点是:(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2)思维具有想象性。(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4)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具有完形特性。
四、认知语法
认知语法是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认知语法源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语言学教授Ronaklw.langacker创建的一种崭新的语言学理论——空间语法(space grammer)。认知语法认为,认知和语义是语言形成其句法构造的内在动因,句法构造的外在形式是受认知和语义因素促动的。因此,认知语法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种认知方式是如何形成和约束语法构造的,并深入解释语法规则背后的认知方式和心理基础,以及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仔细描写人脑在使用语言和形成规则时的心智活动及人们掌握语言单位和构成更大构造的能力。认知语法尝试给语法范畴和语法构造给出一个较系统的、一致的解释,从而为语法解释寻找经验和概念上的理据。认知语法的代表人兰盖克(Langaker)在《认知语法基础》中为认知语法描绘了一个理论框架,他认为语言是由词到句的大小不同的语言单位组成的象征系统。每个语言单位都是由相互对应的两极(语音和语义)组成的象征单位。语义的形成是概念化的过程,是认知的过程。概念的形成涉及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认知域,一个是意象。认知语法对词类和语类进行了重新定义。首先,认知语法认为词类和语类是语言范畴,与其他概念范畴相同,它们是对具有相似功能的一组词抽象的概括,是对语言范畴化认知的结果。同一词类中的成员也有中心的、典型的和边缘的之分。另外,词类是用语言对事物从概念上进行勾画,如名词不是指事物,而是凸显事物“名词”的一面,即从概念上将它看成名词。任何事物、动作、关系和过程都可以用名词指称,这样就冲破过去对词类不能自圆其说的界定,同时将名称与内容区分开来,为词性之间的转化提供认知基础。
相对于生成语法学,认知语法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
1.象征性:认知语法认为语言中只有三类单位:语音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单位。语音单位和语义单位是构成象征单位的两极,即象征单位是双极性的,可表示为{[语义]∕[语音]}。所谓象征symbolic是指一定的形式代表一定的意义,而且这种代表是规约的conventiionnal.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过去语法分析中大大小小的单位,各种各样的语法范畴和语法式全都是象征单位。语法结构是既复杂又抽象的象征单位……词汇和句法只有具体和抽象程度上的差别,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
2.概括性:概括性是衡量各种语法理论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概括性是“认知语法”的重要特征,沈家煊说:“认知语法以追求概括性为首要目标,力图找出一些基本的认知原则对语言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存在的并行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以收以简驭繁之效。”如认知语法在描写词语的意义时不用语义特征而是用认知域cognitive demaims。认知域定义为描写某一语义结构时涉及的概念领域。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知觉或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极其烦琐的知识系统。时间域、空间域、颜色域和情感域是最基本的认知域。又如沈家煊的“有界”和“无界”、“正负颠倒”等理论能够对语言中的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做出有力的解释。
3.认知性:认知语法认为所谓的“语法”只不过是“一系列语言习惯单位的集合”而已。“语言习惯单位的集合”指的是:语法是不可能生成的。新的表达方法可以说话人自己创造,也可以是他人提供的。新的表达法主要是语言使用者在解决问题的行为过程中认知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或自生的。认知原则符合已经得到验证的认知心理的规律,因此认知语法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
认知语法从自己的哲学观和语言观出发,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主要包括:(1)语言和句法不是自治的,具有体验性;(2)以语义(等于概念化)分析为基本出发点;(3)依据几种基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对语法做出统一的解释;(4)只设三个单位:音位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5)用“识解”来描写语法;(6)支持整合观,接受部分组合观;(7)语法具有象似性;(8)语法具有模糊性,词素、词汇、词法构成一个连续体;(9)通过典型事件模型解释英语基本句型(王寅,认知语法概论)。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认知语法已经成为欧美语法研究的大趋势,正在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因为认知语法学的方法和理论既可以解释汉语以前尚不能解释的语言现象,又可以将过去零散的解释研究上升到认知的高度,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所以二十世纪末自它引进以来,逐渐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五、认知语法的引进
国内语法学界最早引进认知语法应始于1988年,当时黄河和叶蜚声分别翻译了戴浩一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和《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介绍了认知功能语法的哲学观,语言观和诸多原则,之后,一些国内学者才开始重视认知语法。当时的一些学者,如沈家煊、石毓智、赵艳芳、王勤学、林书武等相继学表许多关于认知语法的文章,但几乎都是理论介绍和探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张伯江、方梅、刘宁生、石毓智、沈家煊、袁毓林、张敏等一批学者借鉴认知语法的观念、方法研究汉语的具体问题,如汉语里多项定语的排列次序、词的重叠、词类的本质特点、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名词配价原因,领属构造中“的”字的隐现、方位表达等,取得重大成果。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是最早系统介绍认知语言学的专著。他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主张、经验基础,尤其是句法的象似性等做了较系统的介绍,并运用句法的象似性解释了汉语的名词短语问题。赵艳芳的《认知语言学概论》对认知语言学做了综合阐释,尤其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他应用阐述得更详细、深刻,但缺少汉语具体问题珠分析。外语学界有一批学者如胡壮麟、林书武、束定芳、王寅、王德春、文旭对认知语法学进行了大量的评介与研究工作,推动了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发展。
六、认知语法学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利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汉语的人可以说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取向各有不同,指导理论和研究策略有异,研究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有不同。目前已初具规模,影响较大的认知语法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与文化结合的认知功能语法研究,以戴浩一、张敏为代表。
第二种,与心理学结合的认知语法研究,以石智、沈家煊为代表。
第三种,与计算机结合的认知语法研究,以袁毓林为代表。
三家各自的取向不同,但是其中共同的地方是:主张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语言观;认为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往往由句法之外的因素促动;重视人类认知机制对语言机制的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认知规则解释语法现象,在几个专题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就,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句法象似性研究。句法象似性,又称“临摹性、具象性,类象性”,是认知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相对,指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据的,跟人的经验、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联系。这方面主要有:
戴浩一的“顺序象似性”研究。他在1988年提出汉语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和时间范围原则。
张敏的“距离象似性”研究。他认为领属构造中“的”字隐现,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概念距离大小有关,最后他得出名词短语遵循距离象似性的规律,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说服力。
张敏的“重叠象似性”研究。对重叠现象做了统一的解释,比以往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沈家煊的“数量象似性”研究。他运用认知上的有界和无界概念统一解释与数量词制约作用有关的语法现象。如“盛碗里鱼”不能成立或不自由,是因为其中的有界动词跟后面的名词不匹配,“鱼”前面应加数量词。他还用“有界”、“无界”统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重要小类,说明划分词类的形式标准后面隐藏的概念或意义上的理据。“有界—无界”这对概念在句法结构的解释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石毓智的“意义临摹”研究。石毓智认为句法规则间的象似性并不全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由于人们的认知视点不同,同样的现实规则在语言中的表形式也会不同。他认为除成分和关系临摹外,还有意义临摹。意义临摹不仅包括对外界物质世界意义的临摹,还包括对人造的自然(如知识系统、文化系统、语言自身等)的临摹。如运用认知上的数量特征对语法结构做出解释,如汉语重叠式表示基式的概念义定量化,因此重叠式动词不能再加动量词。
2.标记与不对称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石毓智和沈家煊。石毓智系统研究了汉语中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用数量特征统一解释了词语、句法结构和语义上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即用定量和非定量的概念解释肯定和否定的使用,用离散和连续的概念解释“不”和“没”的分工。沈家煊提出用多分关联的标记理论描写和解释语法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还用关联模式建立了形容词、名词、与句法功能之间的联系,即性质形容词作定语用形容类名词是无标记的,状态形容词作谓语用来形容个体名词也是无标记的,而统摄这个模式的是恒久性和临时性这对概念的对立。
3.空间方位与参照点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认知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代表人物是刘宁生。张伯江、方梅对名词和动词的词类活用现象进行了认知解释。方经民分析了汉语的空间方位参照,也得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结论。
4.意象图式研究。意象图式是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人们在对事物之间基本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结构。李宇明提出空间图式是一种能产性极强的认知图式,人们习惯于把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如时间范畴和社会范畴。
沈家煊提出句式是一个“完形”,即一个整体结构。句式的整体意义的把握,受到一些基本认知原则,如顺序原则、包容原则、相邻原则、数量原则的支配,并解释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法现象。
张旺熹认为“把”字句是一个以空间位移为基础的意象图式及其隐喻系统。
5.语法化研究。认知语言学对语法化研究非常重视,因为对语法化的研究是从历时变化来看共时现象。从语言演变的规律解释语法规则,寻找语言认知动因和语言和语言变化对现代形成的作用,对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研究研究重要。目前语法化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词虚化,即有实义的词单位逐渐演变为虚义的语法成分的过程,偏重于从人的认知规律来探索语法化的过程。二是词汇化,即短语或句法结构逐渐固化而成单词的过程。张伯江、方梅、和石智。张伯江、方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用“从空间概念发展为时间概念”基本原则揭示了汉语口语中“这”、“那”从空间意义衍生出时间意义的新发展,如“这”由指示较近的事物虚化为表示程度,“亏你活了这大年纪”,还引申指“现在”、“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袁毓林的范畴化研究,蓝纯的隐喻研究,沈家煊的转喻研究。
七、认知语法学的不足之处
认知语法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大大推动了对汉语语法现象的深入探究。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理论,它与以前的语言理论一样,同样存在不足,正如石毓智曾经在《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认知语言学有它的局限性。认知语言学是传统结构主义、特别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反动,它弥补了这些学派的一些缺点,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抛弃了其他学派合理的地方。并指出了几个具体的问题:(1)忽略了语法系的统性。(2)完全否定了结构之间的可能的“转换”关系。(3)忽略语法系统对认知的反作用。(4)过于强调语法系统的开放性,忽略它的相对独立性。(5)过于强调语法与语义的相关性。(6)在语音研究上无能为力。(7)烦琐而随意的图解式。
八、结语
认知语法体系与过去的语言学理论有很大的区别,这种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同时因为汉语的特点与认知语法的观点具有更强的亲和性,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理论,汉语的语法研究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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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文字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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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宇明.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考察[J].湖北大学学报,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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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袁毓林.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5).
作者:朱卫国 段福德
汉语语法学研究论文 篇3:
述往思来构建汉语历史语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吕叔湘写了几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被称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黎明’。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努力,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无到有,从草创到逐步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第1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尤其是近几年,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已经成为汉语学界的重镇,不断涌现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在这一形势下,对“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总结,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捧读《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一书,发现该书在对半个多世纪“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果给予认真总结、恰当评述的同时,更有关于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学科理论、治学方法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学科发展的展望与思考,乃又高于“综述”者许多!掩卷沉思,方悟该书名为“综述”,其实在“作”;“述”是基础,“作”是重点;“述”是手段,“作”是目的。该书“述而有作”、“为作而述”集中体现在通篇以构建汉语历史语法学为主线,形成了“述往事有理论高度”、“思来者有明确目标”两个突出特色。
说该书“述往事有理论高度”,是因为它以汉语历史语法学为理论立足点。书名日“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但书中多次使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学”两个概念,“以往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通常是在汉语史框架下进行的,我们很少将汉语的语法演变置于人类语言演变的范围内来考察。”(第49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与“汉语史”(自然包括“汉语语法史”)并不是相同的概念,根据笔者粗浅的理解,“汉语语法史”强调汉语历史上语法实事的发现和语法现象的描写,侧重于“史实”;而“汉语历史语法学”则强调历史事实的分析、历史现象的总结和历史演变过程的解释,侧重于“史论”。“汉语语法史研究”以描写为主,“汉语历史语法学”则以“解释”为主,“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作细致的描写,从纷纭繁杂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是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这些语言规律的前因后果。前者使人知其然,后者使人知其所以然。”(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第3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至于汉语历史语法领域中的“解释”,《综述》引用了蒋绍愚先生的一段话:“什么叫‘解释’,照我的理解,解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寻找各种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2)解释语言发展的机制……(3)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第496页)至于“汉语语法史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学”之间的关系,书中说“历由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语法演变的规律,因此研究汉语历史语法不仅要对语法演变作出准确的描写,而且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解释。”(第510页)如果笔者的理解不误,可以看出,“汉语语法史研究”是“汉语历史语法学”的基础和初级阶段,而“汉语历史语法学”则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深化和必然归宿。书中说“一般说来,语法演变的描写是历史语法研究的基础,也是解释工作的前提:要对一个语法演变进行解释,首先必须把这个语法演变的过程准确地描写出来,如果语法演变的事实还没有弄清楚,或者对语法演变的过程刻画得不准确,那么解释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能够把一个纷繁复杂的语法演变准确、清楚地描写出来本身就包含着对语法演变现象的探索,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描写已是解释的一半。”(第495页)在“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兴起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汉语语法史”领域中描写性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该书鼓励和倡导以“描写”为基础的“解释”,显然对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所以,该书评述“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具体结论时,既大力肯定对语言实事的准确描写、又积极鼓励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解释。例如:关于现代汉语的“们”缀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书中说:“近代汉语‘们’缀的研究始于吕叔湘(1940),他的《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1940)、《说‘们’》(1949)、《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等对‘们’缀的形式、来源、用法等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此后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梅祖麟(1986)、蒋绍愚(1994)、江蓝生(1995)、冯春田(1991、1997、2000)等也均有过讨论。”(第77页)书中把各家发现、引用的典型例句进行综述,在“‘们’缀的书写形式”部分,分别论述了唐代的书写形式“弭、弥、伟”,宋代的书写形式“懑、满、瞒、门、们”以及元代的书写形式“每”,并评述了各家关于这些书写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述,至于‘们’缀的来源问题,则属于“解释”的范围,书中分别评述了吕叔湘(1940、1949、1985)“来源于‘辈’”的观点、江蓝生(1995)“来源于‘物’”的结论、太田辰夫(1958/2003:316)“来源于‘门’”的认识以及罗杰瑞(1988)提出的源于“每人”二字合音说。然后总结道:“以上几种看法都从语义、用法、语音、字形上对‘们’缀的来源进行了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第84页)书中虽然指出了以上关于“们”缀来源的几种结论存在的问题,但肯定各家进行的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完全是积极鼓励的态度。
该书的“思来者有明确目标”,大致说来,有以下数端:
一是微观方面,即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和继续探讨的思路。上文所引关于“们”缀的起源问题,书中评述了各家的结论,指出存在的问题之后说:“总之,‘们’缀的来源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85页)这就吸引学者继续思考。再如,该书综述了学术界关于“述补结构”的研究之后,说:“此外,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述补结构与汉语史其他重要句式如处置式、被动式等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初步的,对述补结构与其他语法现象如何渗透、融合的研究还有更广阔的探索空间,相信今后在这方面会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出现。”这是指明新的研究动向。还有,关于“处置式”的研究,应该说是研究得比较充分了,但书中评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之后,专列“余论”部分,“笔者尝试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作为将来处置式研究的对象:(一)各类处置式的出现是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还是若干分离的产生过程……(二)处置式中介词‘把’与‘将’的消长是否有方言背景的差异……(三)处置式中否定词的两种位置是否有语用功能的差异……(四)‘把’字句的主观性是如何产生的……”(第375—377页)这就提出了具体学术问题,把处置式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是宏观方面,指出汉语历史语法学领域中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领域。全书的“结论”部分,共有六条,多是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历史上汉语长期与周边的异族语言具有较深层次的接触关系,因此语言接触状态下的汉语语法演变无疑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第510页)汉语历史语法学研究和
近几年兴起的语言接触研究的结合,应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课题。有时则提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但有时间因素,也还有地域的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汉语历史语法演变时应该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第510页)这是启示汉语历史语法学和方言语法研究的结合。
三是在研究模式方面呼吁和强调“语法史专题研究”,为下一步的学科发展指明方向。
在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学界一向推重“专书语法研究”,郭锡良先生《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漫谈》一文中说:“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是建立汉语断代语法和汉语语法发展史的可靠基础……1958年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出版后,揭开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新篇章。人们意识到要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史必须以专书语法研究为基础……语言所又组织了先秦专书语法研究等重点研究课题,北京大学等单位也把专书语法研究作为研究生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之所以这样重视专书语法研究,是因为“专书语法研究是一个全面锻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全面积累经验、全面积累科研素材的过程……全面研究了一部专书语法,不仅对一个时代的语法系统将具有深刻理解,对该书前后时代的历史语法的比较研究也将具有深厚的基础。”(郭锡良:《汉语史论集》第307—31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样,“专书语法研究”成为从事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工作,许多研习汉语语法史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多是在“专书语法研究”的模式中进行。“专书语法研究”与传统小学中“治小学必须专治一书”(黄侃著、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的传统一脉相承,都是强调“专、精、深”,强调“以小见大”。唯物辩证法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个性是认识共性的途径,因而辩证认识论强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科学研究一般采取“解剖麻雀”的方式。所以,“专书语法研究”的理念也是科学认识论在汉语语法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专书语法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模式。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书语法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许多新的学术问题涌现出来,一些语法形式、语法规则的历史来源、形成原因、发展过程、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及其相互之间的制约影响等需要“解释”,仅仅“专书语法研究”就不够了。就是说,学科自身的发展对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述》在“余论”部分,特别讨论了“共时状态与历时演变”,说:“汉语史学界通常把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模式分为1.专书语法研究、2.断代语法研究、3.语法史专题研究三类。专书语法研究和断代语法研究都是对特定的单个时间层面的语法现象进行静态的描写而不特别关注历时的语法演变。二者的差别是,前者以历史上某一典籍或文献的语法现象为考察对象,后者则以某一历史断代的语法现象为描写对象。与专书/断代语法研究不同,语法史专题研究关注的是语法现象跨时间层面的演变,换言之,这种研究模式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语法演变进行动态的研究。按照一般语言学的表述方式,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其实就是共时语法状态的描写,语法史专题研究则属于历时语法演变的研究。”(第483页)该书充分肯定“专书语法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受到普遍关注,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并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可以说,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的专书/断代语法研究迄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以致成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最为兴旺的研究领域。”(第483页)同时强调今后的研究模式应该转变:“在当前共时语法状态的描写(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异常兴旺而语法演变的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形下,我们亟需加强的是语法演变的研究。”(第486页)显然,和以往的汉语语法史著作相比,该书大力提倡下一步的研究模式应该是“语法史专题研究”。
在汉语语法史研究兴起已经半个多世纪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综述》及时述往思来,其用意是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引向深入,而其影响必然是开辟汉语历史句法学的崭新局面。
笔者于汉语语法史研究羡鱼久矣,至今仍盘桓于数仞之下而不得其门。手捧这本由十几位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撰写的述往思来之作,妄加议论,实属不知天高地厚。但书中关于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全方位的评述,如数仞之开一亮窗,使人领略了该领域之美之富;至于今后研究的指导性建议和启发性思考,尤其使人倍受感召,蠢蠢跃跃然有结网之想。遂不自料其浅薄,略陈粗陋如上。于斯著必多有着粪之损,遇方家或幸得赐教之益?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版,46.00元)
作者:张诒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