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族复兴哲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发挥着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大作用。建设有中国自信、中国理论、中国表达、中国智慧、中国评价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力量和文明素质。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
民族复兴哲学论文 篇1：
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动力源的哲学解析
[摘 要]中国梦已经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来源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心理积淀和集体意识的强支撑，来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现实需求而赋予的现实性、实践性及价值理性，来源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三位一体”而带来的心理稳定感和精神爆发力。
[关键词]中国梦;民族精神;自觉自信;民族复兴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5-03-03
[作者简介]王迁，女，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邓淑华，女，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梦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取得的新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中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梦正以其独特方式发挥着巨大的精神凝聚作用、思想动员作用和实践引导作用。中国梦的凝聚、动员、引导功能和作用，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根源，一是来源于通过历史积淀和群体无意识而形成的心理精神能量;二是来源于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现实及实践支撑力和人民群众对梦的自觉自信;三是来源于中国梦内涵的完整性和理性。中国梦这三个方面独特的优势，必将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凝聚作用、动员作用和引导作用。
一、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形成的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使中国梦具有了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正能量的强支撑
“中国梦”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整个民族和每个人的强烈共鸣和广泛认同，并在精神和实践两个层面发挥着凝聚、动员和引导作用，这首先得益于它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社会理想在心理和精神上长期的历史积淀及由此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集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于一体的“小康梦”和“大同梦”。从“小康梦”和“大同梦”的提出起，这个梦就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精神的“同心结”和“红丝线”，横向将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纵向使中华民族传承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心理精神支柱。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一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面小康社会”，“小康梦”和“大同梦”贯穿始终。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小康梦和大同梦又与复兴梦、强国梦融合在一起，复兴梦、强国梦成为中国梦的近现代的主要表达形式。从历史进程看，“小康梦”和“大同梦”历史积淀了两千余年，而作为近现代表达形式的复兴梦、强国梦也积淀了一两百年，在这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日益强大的心理精神正能量。这种心理精神正能量随着民族的迁徙、交流和融合，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体的心理意识之中，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却又发挥着巨大心理精神作用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原型。正是这种漫长历史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明延绵不断、生命力经久不息、文化标示异常鲜明的民族群体。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梦，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形成的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中，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小康梦”“大同梦”和“复兴梦、强国梦”中。中国梦融“小康梦”“大同梦”“复兴梦、强国梦”于一身，不仅使它具有了更加丰富和完整的内涵，更主要的是它获得了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形成的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的强大支撑，使得纵向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无缝对接、横向与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体息息相通。中国梦深厚的历史支撑、鲜明的民族归宿、强大的精神动能，使其成为当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一面伟大而光辉的旗帜，我们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中始终高高举起，使其成为凝聚人心、动员人气、引导人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日益自觉自信，赋予了中国梦以鲜明的实践性、现实性和价值理性
“中国梦”尽管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但它绝不是这种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的自然延伸，更不是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而是一种基于集体无意识基础上的觉醒，一种民族历史心理积淀的升华，一种具有现实需要和实践支撑的“理想”，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情感、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统一的“梦想”。
1.中国梦是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而激发的梦想，因而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尽管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一直为民族梦而奋斗，但始终没有奠定这一梦想的现实基础，赋予这种梦想以现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民族梦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和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这不仅为中国梦的激发、强化和实现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提供了人民群众极为现实而迫切的需求支撑。社会发展水平的现实支撑和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改善后的需求支撑，使得中国梦具有了鲜明的现实性，从而区别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小康梦”“大同梦”“复兴梦、强国梦”，因为那是一种没有社会现实基础的梦想，这种梦想不可望，也不可及，其凝聚、动员和引导功能及作用也就大打折扣。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奠定的国力基础和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升级进化，中国梦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鲜明而且强烈的现实性，使得梦想具有了可望可及的现实性、亲近性和吸引力，由此也就自然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动员和引导功能及作用。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2）理论如此，理想、梦想也是如此，因为能够实现的理论和理想才是科学的理论和理想，而这完全取决于理论、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联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对社会现实需要的满足程度。中国梦既满足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满足了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心理情感的现实需求，它必然是一个能够充分实现并能有效推动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2.中国梦是因中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实现着的梦想，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中国梦的现实性，只说明它具有现实的基础，而具有现实基础的梦想，如果离开实践性，离开主体的“感性活动”，最终就会失去现实性，而成为抽象和虚幻的梦想。中国梦不同，不仅具有鲜明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不仅是指中国梦诞生形成于中国人民伟大的实践中，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才是中国梦实现的唯一途径。空想社会主义曾经给人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梦想”，这个梦想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由于离开工人阶级的伟大实践，仅仅着眼于教育、示范和人们良心的发现，从而使社会主义梦想变成了空想。马克思主义给人们提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梦想，之所以去掉了空想成分，成为科学的理想，就是因为它着眼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认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P527），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成为一定会实现的社会理想。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理想的实践性，所以才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87）。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P17）离开无产阶级的物质武器，哲学所倡导的人类理想就不能实现。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实践是一种能够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力量，是直接改变物质世界的力量，因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3]（P207），而且人们的主观世界的真正改变最终也要依靠实践这种物质力量，正是实践具有这种主体对象化、客体主体化的双重品格和功能，才使得它赢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梦的实践性首先是指它必须在中国人民伟大实践中孕育诞生，其次是讲它必须在中国人民伟大实践中不断实现，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转变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实践活动，使之变成改变中国社会强大物质力量，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P207）。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反复强调，只有人民的伟大实践和每个人的辛勤劳动，才能使中国梦变成现实。民族的实践，人民的实践，每个人的实践，只有与中国梦形成互动，才能形成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合力”，这是一种实践与梦想互动后形成的“合力”，是民族实践、人民实践与个体实践互动后形成的“合力”，是能够真正创造历史的“合力”。
3.中国梦是建立在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理想追求高度自觉自信基础上的梦想，因而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一提起梦，人们往往与心理学的梦联系起来，并赋予它许多非理性的色彩。但“中国梦”绝不是如此，“中国梦”更多的是与民族精神和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具有非常强烈的自觉自信和理性色彩，而且不是个体的自觉自信和理性，而是民族集体的自觉自信和理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中国梦之前，首先在2010年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文化自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表明中国人民在自信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这种高度自信，绝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自觉的自信。自觉，就是对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正确判断，就是对发展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有机统一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就是对民族命运、人民命运和国家命运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解和完整把握。这种自觉，就是从感性认识基础上飞跃来的理性认识，中国梦就是在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础上诞生的。中国梦不仅是自觉的梦，理性的梦，是建立在对规律科学把握基础上高度认知了的梦，而且是自信的梦，情与意高度统一的梦，是建立在充满激情、充分准备、坚强意志基础上的高度情意化的梦。梦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完美程度，而在于主体对梦的自觉自信程度，在于梦的知、情、意有机统一的程度，中国梦就是这样的梦。中国梦的自觉自信和知、情、意的有机统一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凝聚、动员和引导功能作用，绝不是只来源于个体的自觉自信和知、情、意的有机统一，也不是来源于部分群体的自觉自信和知、情、意的有机统一，哪怕是先进组织的自觉自信和知、情、意的有机统一，而是来源于全民族的自觉自信和知、情、意的有机统一。中国梦的这种品格和特点，使得它蕴含着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正能量，必将成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有机统一的科学内涵，使得中国梦具有了“三位一体”带来的心理稳定感和精神爆发力
在讲到中国梦的具体内容时，人们都会不约而同认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就是中国梦的科学内涵，但很少有人深入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继承性和借鉴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的开放性。
1.民族复兴是中国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动力和保障。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和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责任。民族的历史性、文化性、群体性，决定了任何国家和个体都必须在民族基础上才能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离开民族而谈国家、人民和个人，都会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错误，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都不能超越和凌驾于诞生自己的民族之上，否则就会成为民族的“不孝子孙”。强调和强化中国梦中的民族复兴梦，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和整体中，赋予国家、人民以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当年有人尖刻地问毛泽东“你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人”时，毛泽东机智地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像是问我先有母亲，还是先有儿子，我可以明确的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心中，民族永远具有优先地位。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国家，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民族之中，才能由于历史连续性而取得心理情感上的合情合理合法性，才有民族归属感和安全感，才能基于民族的广泛性、整体性和文化性而获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及动力。
2.国家富强是中国梦的核心，是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之所以强调国家富强是中国梦的核心，并且是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完全是基于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实际及其“国家事实上已经成为民族存在发展的基本载体及形式和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依托及国体保证”这一现实，在当代世界，无论是离开国家而谈论民族发展，还是离开国家谈论人民生存和发展，都是不现实的，也是脱离实际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国家一直作为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载体和形式，作为人民和个体存在的基本依托和群体保证，这一现实决定了国家富强在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中的核心和保证地位。在当代中国，国家富强首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富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载体和延续，它的富强程度就决定着民族复兴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民的基本依托和国体保障，它的富强程度也就决定着人民幸福的程度。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凡是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中国人民幸福的，就应当希望国家富强，就应当以国家富强为己任，并在实践中为国家富强贡献力量。全社会必须由此形成共识，国家富强梦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复兴梦和人民幸福梦，为国家富强做贡献就是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做贡献。要坚决防止和杜绝在否定国家或离开国家的基础上谈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倾向及其行为。
3.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灵魂，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每个个体构成的人民群众，是民族存在的最终形式，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所在。没有人民，没有个体，民族就是虚无的，国家就沦为空壳，只有有了人民，有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民族和国家才有了生命，才有了生气，才有了活力。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民族存在和发展是为了人民和个体的幸福生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内的人民和个体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优良传统就很好地反映了民族、国家和人民之间本末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宗旨，邓小平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江泽民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要求国家、政府和社会要“保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习近平要求共产党人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执政目标，就很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关系上的科学理解和正确选择，体现和践行了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讲到人民幸福时，充分尊重和考虑每一个个体的幸福追求，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创造出人人出彩的社会环境，并给每个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作为人民幸福的梦，既是作为整体的人民幸福梦，也是作为个体的人民幸福梦。我们不能用个体否定或质疑人民整体，也不能用作为整体的人民忽视或否定个体，人民幸福与个体幸福是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人民就是整体与个体的有机统一，人民幸福就是整体幸福和个体幸福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中国梦具有鲜明特色、显著优势和强大活力的重要根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郑百灵
作者：王迁 邓淑华
民族复兴哲学论文 篇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担当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发挥着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大作用。建设有中国自信、中国理论、中国表达、中国智慧、中国评价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力量和文明素质。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哲学社会科学使命崇高、责任重大，必须勇于担当、大有作为。
一、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但与时代和事业发展要求比，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 哲学社会科学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滞后实践创新、软实力滞后硬实力，这一软肋严重制约民族复兴崛起。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经济规模实现了几十倍的增长，登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中国的大国战略、全球布局也越来越清晰。但是，中国的大发展、大变革没有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突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显滞后于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滞后于改革开放新时代，二者没有实现协调发展。中国的全球软实力明显滞后于全球硬实力，这一软肋严重制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2.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阵地意识、抓新生代意识亟须提升，“两个巩固”、“两个宣传教育”方法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待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全面深入，大量西方文化思潮通过公开或地下渠道不断涌入，这些思潮纷繁杂陈，立场迥异新奇，彼此激荡消涨，对在网络新媒体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影响巨大而深远。他们中有的人视西方价值观为圭臬，而对现实愤懑、对传统文化反感抵制，对先进人物如董存瑞、雷锋、焦裕禄等进行歪曲甚至丑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果不能占领主流阵地并有力发声，不能紧紧抓住新生代队伍，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亟待改进，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亟待增强。
3.哲学社会科学聚焦重大问题不够、研究不深，中國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亟待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新常态带来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并作出科学、有说服力的回答。比如，在根本性问题上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面貌问题、文明问题、价值自觉与价值追求问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问题、依法治国问题、腐败问题、生态文明问题，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研究不足的背后，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问题的导向性、聚焦性不够，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厚度，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还远未形成。
4.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亟待提升，主动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的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
近些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虽有较大发展，但整体上仍然水平较低，缺乏原创性，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依然存在，学术创新能力不足，具有原创性、体现世界水准的重大标志性成果还不多，真正有影响力的科学研究还不多，代表时代高度的学术大家、学术流派和学术群体没有形成;真正扎根沃土、承接地气，反映时代和人民心声的大众化的创作还不多。面对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话语权较量的总体态势仍然是“西强我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缺乏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话语体系，国际话语权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不少学者总是或习惯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因而不能很好解释、说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鲜有说服力强、具有世界水准的精品力作问世。当代西方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的是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信仰缺失，中国要想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就必然需要较强的意识自觉和足够的能力储备，而这些正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欠缺的。
5.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机制缺乏活力，学术生态亟待优化。
哲学社会科学的组织管理机制手段陈旧、方法落后，现有资助经费报销方式及有关管理办法没有体现对研究者智力劳动成本和价值的认可，评价激励机制还很不完善;研究成果的转化率较低，成果转化机制亟须健全;队伍建设特别是高端人才培养相对滞后，少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风浮躁，功利化、工具化倾向明显，“学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亟待加强。
二、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1.坚定中国自信，从迷信西方思想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定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坚定不移地广泛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中国自信，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警惕迷信西方、迷失自我，丧失中国学术的独立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广泛吸收包括西方思想文化在内的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但是，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体系，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不能迷信盲从，更不能以其为参照系和评判标准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主体或主导，逐步在创新中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现代化，而非“洋教条”式地与国际接轨或“土教条”式地搞复古主义。
必须清醒认识到，西方思想体系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它们大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输出与传播西方价值观;贬低甚至抹黑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西方思想体系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以西方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肆意评论、指责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企图颠覆非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发展道路。如果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听之任之，放松警惕，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它将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重干扰我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实现颜色革命，使我们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况且，西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本身也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西方世界本身也是乱象丛生，漏洞百出。西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只适合西方，并不适合中国。因此，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对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斗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既要斗争，也要尊重、包容、借鉴、吸收。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脱离了中国发展的实际，一切以西方思想体系为标准，就意味着中国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精神与中国创造的丧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因此，坚定中国自信，首先就要从迷信西方思想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2.建構中国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构中国理论，就是要努力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有力的运行机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立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研究“中国为什么能”时，国外有识之士的评论是中国独具“五有”——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益文化、有用基因。在这“五有”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动，重要经济基础是高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真正能持续发力的是正在被激活、被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这也是建构中国理论的源流和根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讲清楚”的要求，根植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结合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追求;必须进行国家、社会、家庭三大伦理实体的“精神”建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家园，最大限度地形成中国社会价值共识。
建构中国理论，构建和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要坚持一个立足点、把握四个要点。一个立足点就是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增强人民主体性，以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为基础，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特色、理论特色和制度特色，彰显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还要把握四个要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四是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创造的文明成果。这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用邓小平的话说：这是一项“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这也需要加强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学习与思考的统一、学习与运用的结合，把书本上死的、别人的东西，变成活的、自己的东西，为我所用，学以致用，用以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做到坚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3.提升中国表达，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作为语言和文字表达体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提升中国表达力，用融通中外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形成解释力、支撑力和引导力，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话语权。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建立有别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维护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的重要保障，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有力支撑。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话语权，包括六个要素，即“坚实的话语基础”，有底气;“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思想;“坚定的话语自信”，有自信;“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有感染力;“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有影响;“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有主导权。在全球化进程中，既有话语交流、话语交融，也有话语冲突、话语交锋。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直接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
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两个巩固”为根本原则;必须融通古今中外，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借鉴、转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文化中的有益成果;必须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阐释，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概括出具有深刻解释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取得原创性的新成果，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学术话语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穿透力。这就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做学问。历史的制高点就是对所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潮流和分野，在内在逻辑上有个完整准确的回答;时代的制高点，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对时代问题作出理性回答，也就是弄清学科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处的方位、时代对学科的要求以及如何去回应。
4.建设中国智库，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力支持体系。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努力建设高质量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咨询作用，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任务。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积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积极服务群众、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特点，统筹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在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社会等领域的智力支持系统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清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力支持体系。
5.形成中国评价，优化哲学社会科学生态体系。
要学习国外先进理念与成功做法，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中国评价体系。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用中国理论评价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发展问题，服务中国和世界发展。改革评价激励体制，建立起公正、高效的经费投入机制，完善研究队伍管理选拔机制，加强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优化学术生态体系。
首先，充分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方向标、动力源作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制定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指南，激发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热情，提升了其研究水准，指明了其研究方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路人、领航员，应进一步发挥引导、协调、服务作用，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龙头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
其次，改善评价激励体制。评价激励体制是评价体系的重要环节，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积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科学合理、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考核激励机制。实行智力成果采购制度，购买制度。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经费投入，建立起公正、高效，有利于理论创新的经费投入机制，有效地整合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使其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完善研究队伍的管理选拔机制。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方式，建立既能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又能发挥市场作用的开放、灵活的人才配置机制，鼓励人才合理流动。推行聘用制，改革职称制度，完善职称评聘体制，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进一步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激励、选拔和任用的良好机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茁壮成长。
（执笔：邹德文 占学识 李明）
责任编辑：狄英娜
作者：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民族复兴哲学论文 篇3：
１９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追踪
19世纪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文艺发展势如破竹，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19世纪的俄罗斯文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足以与西欧各国称雄并列的杰出人物。哲学与文艺评论上有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学上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音乐上有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等，在绘画上则有列宾、苏里柯夫、克拉姆斯柯伊等。
一、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民族特征
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发生发展，也是与其特定的文化艺术的历史相关联的。俄罗斯绘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深受拜占庭影响的古俄罗斯绘画；二是彼得大帝到叶卡捷林娜女皇统治下的18世纪全面改革和欧化阶段。所以，历史上具有俄罗斯民族绘画特征的应该是在19世纪，此前的俄罗斯绘画艺术滞后于欧洲画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罗斯绘画得到了迅速发展，至19世纪时显露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涌现出一大批关注现实、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画家。随后出现了“巡回画展”，为俄罗斯绘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成于19世纪30-40年代，50-60年代走向繁荣，70-80年代发展到鼎盛。
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代表画家之一是克拉姆斯柯伊。克拉姆斯柯伊是巡回画派的组织者和思想领袖。他的作品善于揭示当代人物的内心世界，主人公显得深沉、智慧、宁静。列宾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绘画的巨匠，他的画作全面地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和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列宾塑造的人物雄强，画面构思宏大，他笔下的人物常常雕像般厚重，是壮士般、勇士般不可战胜的人们。另一位杰出的19世纪绘画巨匠是苏里柯夫，他画了许多大型巨作，场面悲壮、宏大。他善于运用黑白两极，营造肃穆宗教般的气氛。瓦斯涅佐夫是巡回展画派之一，也是位描绘人民的力量、意志和智慧的画家。列维坦和瓦西里耶夫是19世纪俄罗斯风景画的杰出代表，他们被称为大自然的诗人和歌手；他们笔下的天空、大地、云气、树木都是诗意的组合，景色显得沉郁、壮阔、苍茫，体现了沙皇统治下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那徨、伤感、忧郁的情感。
在学习和借鉴欧洲艺术家所创造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上，19世纪俄罗斯的画家们有所发展。在俄罗斯的“欧化”过程中，肖像绘画的色彩开始比较单调，构图缺乏变化。至18世纪中期后大批艺术家出国，国内则请来外国艺术家来俄，在建筑装饰艺术及肖像绘画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画面上构图开始变得宏伟。列宾及其他一些画家，采用直接上色画法，运用厚画法，使画面上留下厚重的笔触。笔触本身很有张力、很有表现力和具有美感，笔触成为画家性格、情感、艺术秉赋的自然流露，表现为画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特征。画面以其雄强、悲壮、沉郁、凝重、静穆为主要艺术特征，体现了极强的民族个性。他们的绘画有别法国、意大利的浪漫、洒脱、梦幻、理想化，在世界绘画史上独树一帜。
二、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民族心理渊源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和欧洲现实主义绘画内涵不同，在社会文化、民族精神和审美价值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个性风格。
纵观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们具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充满哲理、崇尚理想、追求真理、渴望变革，具有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其特色是真实地描绘了俄罗斯人民的历史、社会生活和大自然，揭露沙皇专制统治和落后的农奴制，把人的命运、祖国的前途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他们把艺术从贵族沙龙里解放出来，使绘画艺术根植于人民，充满永恒的生命力。
俄罗斯没有古老的文明古迹，俄罗斯文化起步晚，但发展快。早在6-7世纪时，勇敢的瓦良格人开发了这片原始的土地，并深入到伏尔加河流域，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最终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民族结合形成了最初的俄罗斯民族。
1472年俄罗斯君主伊凡三世同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结婚，于是他便称帝国的正统继承人。1497年伊凡三世把拜占庭王室的徽号的双头鹰定为国徽，以此表示俄罗斯继承了第二罗马—拜占庭。恺撒是古罗马的大独裁者。叶卡捷林娜女皇上台后，更是对外实行扩张政策，成为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大帝国的第一女主人。总之，俄罗斯国民崇尚“强权”和“强大”的心态，倡导强国主义，以此凝聚国民思想。
俄罗斯疆土辽阔，广大的空间造就了俄罗斯民族豪放的性格，给了俄罗斯人高大魁梧的体魄，宽大豁达的胸怀，慷慨、豪爽的性格。但是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沉重与压抑、恶劣的气候使俄罗斯人饱尝了艰辛，因此俄罗斯人的表情显得庄严、肃穆、凝重，心情忧郁、伤感。俄罗斯人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勇敢、坚毅，像鹰一样的性格。历史上的彼得大帝、库图佐夫和朱可夫是震惊中外的叱咤风云的英雄，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全民战争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不屈不挠、勇敢顽强的民族性格。
地跨欧亚的俄罗斯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它横跨亚欧大陆，它的文化是在欧亚两种文化双重影响下发展，既不同于欧洲文化，也不属于亚洲文化。
三、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民主主义浪潮
任何一种艺术不是孤立发展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的；受到民族的政治、地域特征、宗教信仰，历史命运等方面的影响。一种艺术如果离开其民族艺术文化的整体，离开与其他艺术种类的联系，其发展是困难的。
从19世纪起，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大地上急剧发展，但是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与沙皇封建专制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俄罗斯社会的先进之士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看到了专制制度的没落和腐朽，尤其是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全民战争。另一事件则是1825年由贵族知识分子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两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促进了俄罗斯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俄罗斯人民与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斗争的勇气和信心。30-40年代，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等紧握时代脉博，提出了文艺的民族性和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素材的口号。
19世纪中期以后崇尚文学艺术的习俗风行，俄罗斯绘画得以升华。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等作家揭露畸型的社会现象，揭示生活的本质，是19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端。1855年，哲学家、作家和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著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明确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由诗人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现代人》杂志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强大阵地，把革命民主义思想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家契诃夫、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在各自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俄罗斯社会问题，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主人公形象。19世纪上半叶，格林卡倡导了俄国音乐民族化之路，柴可夫斯基音乐为俄罗斯人民所喜爱，蜚声全世界。紧跟文艺界的动态和思潮，绘画界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热潮中，俄罗斯的绘画创作同样具有使命感。画家们高举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旗，激情、豪迈、强劲，大笔挥洒。可见，从理论导向开始，19世纪初的俄罗斯画坛由纷呈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等流派逐渐转为现实主义。此时，绘画艺术真实地表现生活，再现社会风貌，揭示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彼罗夫的《送葬》等表现出社会责任与义务，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描写现实生活的真实形态，苏里柯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等描绘矛盾冲突和精神世界，都具有着悲剧的力量，展现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鼎盛。
四、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宗教文化影响
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中体现了这种宗教性气氛，画面上大多庄严、静穆、悲壮、宏大。俄罗斯艺术家这种沉重的宗教使命感，不仅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自己的生命实践证明了人生能达到了的神圣境界。
在俄罗斯历史上，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深入到俄罗斯人的灵魂之中，尤其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以前，宗教文化几乎是俄罗斯主流文化的唯一形式。
还在10世纪时的基辅公国时代，俄罗斯就与欧洲发达的拜占庭有了密切联系。基辅公国在公元988年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在作为国教的影响下，拜占庭的圣像画随之流入俄罗斯，这为17世纪后肖像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世纪是俄罗斯东正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著名的大教堂和宗教名胜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如莫斯科著名的“基督救世大教堂”，彼得堡的伊萨大教堂，喀山教堂及圣血教堂（又叫复活教堂）。伊萨大教堂在世界上同类型园型顶教堂中，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19世纪末兴起的俄罗斯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一样建立在概念和理性精神基础之上，但它在思想由来和理论指向等方面却带来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主要形式是宗教唯心主义。在俄罗斯宗教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东正教，受东正教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的影响，俄罗斯人生产一种超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和救世主义思想。
俄罗斯人的心里充满了对全人类的担忧和对全世界命运的忧患。俄罗斯人总是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也同时得到了具体展现。
五、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具备了这些优秀的秉性。当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精湛的技术、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艺术修养共同作用于一个画家时，他的艺术就会成为不朽。
俄罗斯人对文化艺术执着的追求和向往，对文艺作品的熟知和了解，对芭蕾、戏剧、绘画作品的高度欣赏力和鉴赏力。早在1764年叶卡捷林娜二世从商人戈茨科夫斯基那儿购得225幅西欧著名画家的油画藏在埃尔米塔日皇宫里，现在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成为世界上馆藏量足以与法国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相提并论。彼得大帝18世纪实行的改革，基本上打破了俄罗斯闭关自守的保守局面，农奴制的生产趋于瓦解。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国家经济实力走在欧洲前列，这些都为文艺的发展、繁荣，以及强盛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
俄罗斯人崇尚艺术，追求知识。俄罗斯人不仅喜欢看书，而且喜欢藏书。几乎每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作家全集、选集、丛书、词典等，有的家庭简直就是一个小图书馆。俄罗斯人喜欢看芭蕾，听交响乐，听歌剧。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白夜》中描述过看戏前的玛钦卡要怎样精心地梳妆打扮。19世纪俄罗斯的芭蕾成为国粹根植于俄罗斯民族，19世纪俄罗斯的交响乐与歌剧也誉满全世界。
19世纪俄罗斯的画家们掌握了欧洲最精湛的油画技法，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由1757年建成，到了19世纪已培养了好几代专业人才。在这所学府中有从法国、意大利请来的教师，也有派往欧洲各国留学的人。像列宾、苏里柯夫、谢洛夫等这些一流的大师，他们毕业于皇家美术学院，后又去意大利、法国留学深造。
综之，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描绘人民的生活，描绘俄罗斯大自然，表现俄罗斯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彰显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它们以新颖的内容、深刻的思想、真诚的心灵、高超的技巧与欧洲的绘画艺术媲美，成为世界绘画艺术的瑰宝。
徐莉萍：浙江省宁波教育学院信息与艺术分院
责任编辑：赵卓
作者：徐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