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教育产业化争议分析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我国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正处于攻坚期，这种攻坚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与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又是对现阶段改革目标与行为的调整与评价，更是对未来发展蓝图的构思与规划。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维对接中，突显出理论引导对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的极其重要性与极端紧迫性。
教育产业化争议分析管理论文 篇1：
论高校继续教育专业化的道路建设
随着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和构建学习型社会工程的推进，人们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受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已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后的继续教育日益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高校要适应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分散、缺乏制度与规范化的办学模式，建立制度完备、管理科学、操作专业的办学系统，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做到体制建设、师资建设、市场开发、课程设计、教学管理以及理论研究等的专业化。
一、继续教育专业化的内涵和概念界定
专业(Profession)最早从拉丁文演化而来的，原意是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或信仰。作为一个科学术语，目前有两种意义上的理解，一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主要指学科分类专业。另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被看成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含义而又变化的概念，主要指一部分知识含量极高的特殊职业。专业是专业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进一步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化的基础。不同的领域对于专业一词界定也各不相同，进而大家对专业形成不同的诠释。专业属性和特点的不同，使特定领域就会形成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专业化理论，构建起不同的专业化演进模式。因而，对专业概念的澄清与界定是进一步分析专业化，进而分析继续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那么，怎样的继续教育才是专业化式的继续教育呢?继续教育专业化是指对已经取得某个职业任职资格者(有任职资格者并不等于他已达到专业化的标准)继续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和提高，使准专业或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成为专业化水平较高的职业，或在已有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专业化的过程，使从业人员不断走向外行人无法替代的专业化境界。它是一种系统性、专业性、开放性和终身性的教育活动。一言以蔽之，继续教育专业化就是要实现以高标准求高质量，即通过从业人员高标准的教育培训达到提高培训者综合素质尤其是使培训者具有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目的。
二、继续教育专业化的社会背景
(一)建设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需要
随着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对高层次继续教育需求增大。如今，终生学习、建立学习型组织不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正在变为可操作的实践。许多党政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领导人意识到，组织惟一持久的优势，就是具备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爱学才会赢”。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把高端培训的眼光瞄准了国内一流大学，寄希望通过名校巨大的品牌感召力、优秀的师资队伍、良好的校园氛围来为其培训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骨干精英。
(二)经济结构演变和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
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部门中的行业结构变化及各部门或行业的技术结构变化为特征的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现代社会的职业岗位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新的技术含量高的岗位不断产生，旧的技术含量低的岗位持续消失。同时，原有教育制度培养的大量“标准化人才”已不适应今天信息化经济对富有独创性和个性人才的需求。因此，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形式，继续教育必须不断调整、更新教育结构和内容，使继续教育不断专业化，以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学习需求。
(三)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技术变革创新的需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必须为科学技术人员建立知识更新的机制，以保证我国科学技术跟上世界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处于国际的前列。同样，企业必须为工程技术人员和岗位操作人员建立知识更新体系，以保证企业工程技术跟上国际经济和工程技术的发展，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从业人员必须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而且要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劳动岗位的需要。又由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也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现代社会文明的需要。
(四)人力资源向人才资源转化的需要
我国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每年因操作工技术不过关造成的生产事故和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千亿之多。此外，科学技术的转化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因而，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却不是一个人才资源强国。要改变我国落后的人力资源状况，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之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任务非常艰巨。继续教育专业化是一条基本途径。
(五)全球化效应的影响和全球性人才竞争的需要
发达国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强大的人才、科技优势，对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仅仅通过国民教育和引进人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人才的培养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问题，更不能缓解这种竞争压力。因此，必须认真开展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努力实现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深入挖掘现有专业技术人才的潜能，加快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因应世界教育强国开展强劲的“教育贸易”攻势，为了能与国外教育机构进行较平等的竞争，为了抢占中国教育市场，我们必须不断深化、拓宽继续教育的内涵，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三、继续教育专业化的方法与途径
(一)树立专业化的教育理念
从理论上说，继续教育是大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其客观而言，继续教育长期以来在学校事业发展中处于极为边缘的地位，学校内部对开展继续教育一直持争议态度，认为：大学的主体在于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在于开展科学研究，而开展继续教育可能会冲击到大学的教学、科研。
但近年来，继续教育在学校日益受到重视，继续教育正从教育事业的边缘慢慢向中心靠近，学校逐渐认识到，继续教育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视窗，是社会了解大学的重要渠道。通过开展继续教育，大学不仅将先进文化传播给当代中国社会各层的精英人物，更重要的是传播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的人文精神，使社会对大学的使命有着切身的认识和了解，从而给学校带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大学的功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大学应该是“多样性、研究型、开放式”。继续教育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体现，大学通过市场运作开展继续教育，取得经济效益，本身就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体现。通过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为社会培训高素质的人才，对大学来说，这也是利用自身优势办学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展继续教育，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继续教育也因此在大学内部日益受到重视。上述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大学继续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创建专业化的法制环境
要进一步建立完善与创建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继续教育法律、法规，完善继续教育法规体系，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继续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明确办教育
者、受教育者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各种社会团体在发展继续教育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全体国民的受教育权利不被侵害和剥夺：在贯彻落实《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要积极制订、完善相关法规和配套制度，加大继续教育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力度，逐步形成多层次的继续教育法规体系，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提供法律保证同时建立法律监督、检查机构和制度，建立教育资格审查机构，保证各种社会团体和个人依法行事，保证继续教育质量，积极建立教育经费审计机构，保证教育投资的正确、有效使用：促进企业高校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创建专业化继续教育机构：增加对继续教育的国家投资，扶植优秀的继续教育机构：禁止垄断特别是政府机关的办学垄断，鼓励竞争、优化教育资源组合，督促行业建立技术标准，建立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为不同教育形式、不同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建立统一的行业入门标准，提升人才的使用效率。
(三)完善专业化的管理机制
专业化的管理机制是继续教育运行机制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发展方向，初步建立科学化、制度化、网络化的管理体系，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继续教育运行机制；加快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的步伐，全面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提供有力的继续教育支持。
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专业化团队是高校继续教育专业化的组织保证。大学的良好声誉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加上继续教育良好的发展前景，很容易吸引到一批学历层次高、基本素质好的人才。但是，人才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一定的规律和过程。继续教育本身是一个教育、培训人的工作，在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从事继续教育的高校有着天然的优势。从事继续教育的高校不仅是推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建立的重要力量，而且也应该是学习型组织的亲身实践者。继续教育开出的培训课程，要受益于社会，就必须首先受益于自己的员工，不断提高员工的专业化素质，让员工的个人成长与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机结合，从而使自身成为社会上学习型组织的典范。
(四)建设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开展继续教育的关键。一流大学开展继续教育的师资队伍，主要来源于大学内部，但又不完全局限于大学内部。大学内部除了一些优秀的在职教师之外，还有一大批教学经验丰富、颇具造诣的退休教授。他们热心教育事业，常常把与高水准、高素质学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当作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延伸，因为在与这些高水准学员的交流中他自身也得到启迪。
其他高校的优秀教师、来自政府机关的决策者以及执行者，以及来自各个行业的精英都可以成为继续教育主讲教师的来源。特别是聘请来自政府机关和各个行业的主讲教师，对于启发学员的智慧、拓展学员的视野都很有益处。此外，来自在港、澳、台以及国际上的一些优秀教师和成功人士都可以吸纳为高端培训的师资。
作为专门的继续教育机构，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一定要对教师倾注感情和心血，让他们感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在课堂之外要创造机会让他们跟学员多多交流，以使他们的课堂讲授更具有针对性。
(五)建设专业化的技术人才队伍
随着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和构建学习型社会工程的推进，人们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受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已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当坚持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方向，进一步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工作。人事部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决定实施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即“653工程”，是从2005年至2010年6年间，在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现代管理等5个领域开展专项继续教育活动，重点培训300万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照“653工程”的要求，继续教育专业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新局面应是积极建设专业化的技术人才队伍，即：加强专业职业道德的教育，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教育，职业能力教育和终生学习的教育。
(六)开发专业化的培训市场
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应该有自身市场开发战略定位，大力开发、整合和充分利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等现有继续教育资源，提高资源的开发使用效率，逐步实现继续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共享。
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和发展继续教育市场，引导相关机构、用人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继续教育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调节作用，通过市场实现继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加强对继续教育市场的规范和管理，尤其是加强对继续教育机构及其培训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实行培训基地资格认定制度和教育质量评估制度。
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服务业，加快推进继续教育产业化进程，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到继续教育中来。鼓励、扶持专业化程度较高、运行机制灵活、具有“品牌”项目的继续教育企业的发展。
(七)完善专业化的课程设计
高层次非学历培训，对于教学内容也捉出了更高的要求。参加高层次培训的学员大多是某个岗位的重要领导，或某个行业的专家，他们参加培训的目的是希望在更大层面上开拓自身的视野、改善已有的知识结构。因此，课程应该在体现前沿性的同时，还要注重综合性和跨学科性。
(八)实现专业化的教学管理
在教学管理方面，需要有一套专业的、规范的工作流程来保障。整个教学管理工作可以包括四个方面，即前期准备工作、全套管理服务工作、全程质量监控、后期教学评估工作等。其中，“前期准备工作”是基础，主要包括联系师资、安排课表、确定场地等；“全套管理服务工作”是重点，主要包括：在教学过程中及时与教师、学员做好沟通，倾听教师、学员对教学的意见，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全程质量监控”是关键，在教学过程中要随时监控教学质量，及时在教师和学员中回馈双方的意见。后期教学评估工作主要包括：全体学员对课程设计和教师讲授的问卷调查，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及时对培训班的整体教学质量做全面评估，撰写书面评估报告。
(九)进行专业化的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实践的先导，对于继续教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继续教育方面的研究著作相对较少，且理论性不强，研究者主要是教育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从事继续教育实践工作的则比较少。应该积极鼓励相关管理人员结合工作的实际开展理论研究。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形式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扩大理论研究的规模：一是开展、组织广泛的课题研究，提升自身的理念水平和增强继续教育市场的开拓能力。二是组团考察国外高等继续教育开展状况，加强国内外继续教育比较研究。三是组织专题研讨会，定期进行学术交流，为继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促进继续教育领域的学术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四川大学教育科学中心
[责任编辑：王红军]
作者：宋江洪 陈 理
教育产业化争议分析管理论文 篇2：
我国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的理论视阈
摘 要：我国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正处于攻坚期，这种攻坚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与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又是对现阶段改革目标与行为的调整与评价，更是对未来发展蓝图的构思与规划。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维对接中，突显出理论引导对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的极其重要性与极端紧迫性。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开发、教育社会化、市场经济等等现代理论的视阈，探究我国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内涵与外延，为我国社会证书考试的管理机制、认证机制、资源机制的改革提供必要借鉴。
关键词：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理论视阈
作者简介：李斌（1974-），男，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实验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网络教育；曾青云（1958-），男，江西吉水人，江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课题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社会证书考试与学习培训协调发展研究”，主持人：郑义寅。
我国社会证书考试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主要是解决当时的社会证书考试规模与市场需求的矛盾问题，并没有触动最为重要的运行机制问题。进入新世纪，在我国社会证书考试发展迅速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开始浮显，考试机制改革风起云涌。而密集型机制改革部署与不断展开的改革实践昭示，我国社会证书考试以外延性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思路，正逐步被以内涵性发展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所替代。这种发展思维的转型，不仅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证书考试的本质关系，强调了现代学术思辩对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实践的影响，同时也在更宽更高的界面上，促发人们从非制度化教育理论、非学校教育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谐社会理论、教育公平理论、资源投入理论等等现代社会科学视阈，对社会证书考试的管理机制、认同机制、资源机制等三大改革，进行既重理论意义又重实践效果的深度反思，寻求理论与实践匹配、发现理论与实践差异，以便为社会证书教育未来关联边界变化与发展方式变迁提供认知支撑。
一、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溯源
我国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时代特色鲜明，面对的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广大考生的极切期盼，体现的是国家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改革创新”的科学发展观。
（一）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意识缘起
管理机制改革是我国社会证书考试改革的重中之重，与其他教育制度不同，社会证书考试并没有对管理机制进行单一性改革，构建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或“成人高校招生教育”相似的集权化管理机制。虽然在某些领域，比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了理顺考试体系，通过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相关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的变革，以更好地解决自考事业发展与社会需求矛盾问题，但考试管理机制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改变。管理社会证书考试的实际运行中，多元化与行业化仍是我国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的主要形态，例如劳动、司法、教育、人事等部门都设有专门的考试管理机构和运作机制。尽管从社会证书考试整体发展上看，这些以行业划分的专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都有可取之处，但却有分而治之和划地为牢之嫌，且带来诸如增加考生负担、发展目标冲突管理、政出多门，有限资源内耗、考试要求差异、考试行为失衡等等诸多弊端。这也意味着，在现阶段甚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多元化还将是我国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以国家考试院及各省市区考试院成立为标枳，我国社会证书考试和多元化管理机制改革表现出抻展势头。然而，面对我国社会证书考试现况，社会和学界对管理机制改革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理解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为依，认为社会证书考试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教育体系，其管理机制应当符合“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社会公共组织和社会其他组织两大类”的认识要求，多元化管理机制是应有之义。另一种解读，则以现代组织结构学理论为据，认为社会证书考试作为国家权威性教育体系，其权威性与命令性必须相一致，命令统一性原则有助于保持权威性的连续性，如果命令统一性遭到破坏，就可能造成管理者或被管理者的冲突或次序紊乱，而社会证书考试的多元化管理机制的存在，则与有悖于上述理念。从某种认识而言，无论是公共管理理论抑或行政学理论，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本质、定位、取向等等理论性问题，更勿论对其社会实践的可操作性指导了。
（二）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学术争鸣
作为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兴起的新型教育类型，社会证书考试的发展应与终身教育理念国际风行密切相关，也是非学校化教育思潮在我国引入与推进的因果，表现了人们对制度化教育体系与“学历社会”的抵触。因而，我们在关注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争议时，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社会化教育理论发展现状。实践显示，尽管不少人都认为主流社会化教育理论已相对完善，许多结论已成社会共识，但必须强调的是，正如富尔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公式或局部的改革，不能满足有待完成的新任务和新职责对教育的空前需要”，主流社会化教育理论虽然可以解释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的本质与定位问题，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的体系与结构问题，也不能解答什么样的管理机制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
上述问题还可让人回味曾经关于教育产业化与教育社会化的论争。“教育产业化”论者依据市场经济理论，认为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通过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在以教育成本分摊为主导的机制运行过程中，可以实现对现有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利于学校教育的资源的流动与增长。而教育社会化论者，同样证明通过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最佳组合，充分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也能达到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特别关于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产业化虽然可能对推进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甚至快速增长，但却是以将教育当成营利的行业，片面运用国有企业改制的思路来“改造”教育，忽视了教育的公共属性，忽视了教育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对公众造成误导，并成为部分民办学校的出资者和举办者牟取利益的依据，有悖于教育的根本宗旨与责任使命，这场争论被政府叫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在这场论争中，教育社会化论者胜出，教育社会化理论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包括社会证书考试发展的基本理论支撑。
（三）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支撑
尽管目前有关教育产业化与教育社会化的争论已告段落，但所得的结论对于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并不十分切适。其主要原因是，人们还不能从教育产业化与教育社会化的争鸣中，得出从根本解释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诸多难题的信息或结论，包括对它的性质与取向、体系与结构，方式与行为等等核心问题的合理注释。而社会证书考试实践表明，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要符合社会发展与广大群众的需求，必须在管理体系与考试体系改革两个方面有所破题，其中“管理机构统筹化”和“考点设置城乡化”是重点与亮点。这不仅表现了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的权威性，又体现了它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意识的增强和管理行为的强化。因而，社会证书考试还需要在更为广泛与更为深度的理论界面上，寻获相关理论支持。
目前，我国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的认知基础主要是非制度化教育理论，以库姆斯等人陈述的非正规教育概念和伊里奇所主张的非学校化概念为主要理论导向。虽然非制度化教育理论对社会证书考试现行管理机制的“坂结化”与“狭隘性”弊端有诊治功效，对其在一定范围内能降低了考试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实现的特点有彰显之实，但这些理论对于诸如，如何形成全新的与综合的社会证书考试系统和考试管理理念？如何促进现代化与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改革相融汇？如何使社会证书考试管理机制成为一种“可以为每个人创造一种将生活的时间转变成学习、分享和养育的机会”的社会系统等等实践性问题的诠释则显得力不从心。从某种视角上甚至可以说，虽然非制度化教育理论还在发展，无论是非正规教育概念还是非学校化教育理念，至少在关于社会证书教育管理机制构建实践问题上，还存在重大理论缺撼，这也是我国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迄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的深层因果。
二、社会证书考试认同机制改革的理论索引
我国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改革势在必行。就理论意义而言，证书认证机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认证标准制订、认证制度建设、认证机构布局、认证评价体系建设等很多方面，而我国社会证书认同机制的改革同样走一条特色化之路。
（一）课程互认试行的理论困惑
目前，我国社会证书考试的快速发展也突显出行业证书应用范围狭隘，社会对证书认同度不高，证书效用力较弱，应试者精神与经济负担增加问题普遍。甚至出现由于行业竞争缺乏协作和无序，导致证书的发放和使用相互排斥或互不承认等极端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开始积极探索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改革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推进社会学历证书考试的内部课程互认是改革的破冰之举，甚至可以说是社会证书机制改革的前导，比如在普通高等教育序列获得专科学历进行自考“专升本”，或者在普通高等教育序列获得本科学士学位进行自考“二学位”考试，自考部门以普通高等教育为参照系，也作出了可以免考一部分课程的规定，但不涉及自考与其他高等教育形式之间的课程认可。尽管此类课程互认的范围不大，但这种证书认证机制的初级改革，是在社会证书考试基本没有实行机制改革，或者更为精确的说是没有进行大层面的管理机制改革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与我国其他教育制度改革思路差异很大。
面对这样窄性一个改革思路，社会和学界仍有 很大争议。持制度化教育论者认为，从理论上来讲，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各有其侧重和特征，其人才培养的目标、方法也有很大差异，彼此之间的学习课程相互替代缺乏现实基础。因而，在教育社会化和推进教育分平的环境下，构建规范化的社会证书考试体系比推进证书认证机制改革更为重要，决定社会证书考试效能的核心因素，更主要地体现在规划考试机制建设方面，学历考试课程互认对推进社会证书考试或推进社会教育公平方面的实际意义十分有限。这种观点加快构建规范化社会证书考试制度提供了支持。而持非制度化教育论者则认为，社会考试课程关系的改革，应是社会证书考试机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径，这与是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改革的前导，更是推进教育社会化和教育公平的的前提。
相比较，争论的焦点还是认证机制建设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持制度化教育观点或是持续非教育论者，都没有从理论的高度上，直面社会考试课程互认的状况进行正面诠释与解读，仅是作了些表象性阐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非制度化教育理论作为我国社会证书考试建立与发展的基础，明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证书考试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等理论问题，但没有回答在多类考试与多元管理的环境下，课程互认要在怎么样的范围内或达到什么样的层度，才能达到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改革的要求等等的实践性问题。以此相适应，这些理论上的困惑带来的是实践上的困顿，尽管社会对课程互认改革的呼声很高，广大应考者期望很大，然而此类课程互认改革之路却似乎更为“任重而道远”。
（二）证书互认推进的理论迷惘
我国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的另一重要改革是试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证书之间的互认。湖北省曾在试点基础上开始推行“双证”之间的互认，即对全日制在校学生实行“一教两证”，即同时颁发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对社会人员实行“证书换文凭”，即持有一种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时限不超过6年的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的办法和程序，将职业资格证书折算为学分，达到规定即可获得相应的文凭。对此学界争议颇为激烈，有人认为，“双证互认”肯定是不行的，与国家的教育体系不相符。职业教育属于函授教育体系，而学历教育则属于国民教育体系，二者之间是不能随便转换的。而且，在国内，受职业教育的人员的基础是不明确的，这对于能不能接受相应的学历教育有很大影响。在一些发达国家，职业学院是大学层次的，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员具有高中学历，在这个基础上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的转换是可以实现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职业证书代表一种职业能力，本应该是与学历相联系的。证书互认对于提高社会对职业资格的认识，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和国家重视职教一样，是向国际接轨的一种表现，应该予以支持和鼓励。
深入分析就可发现上述争论的要害还是认证机制构建与创新问题。从理论层面上看，由于我国社会证书考试具有鲜明的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的特征，是国家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甄别与选拔人才、培养与配置人才，以及使用人才的重要方面，那么要以何种模式、在多大范畴内推行证书互认才有实际意义，就应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有关。举凡熟悉人力资源理论与制度化教育理论的人都清楚，在制度化教育或学校教育的情境下，人力资本学者可以明晰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的证书认证是最好的人才资源安排，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证书互认最能提升人力资源效率，这也就成为一些省区在普通高校范围内实行课程成绩或学历文凭互认的理论依据。但在社会化教育和非学校化教育的环境下，无论现代人力资本开发理论多么完善，人们对如何推进社会证书互认并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在现实中，社会证书考试既不存在教科书式的充分认证条件，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考试情形，特别是在社会证书考试还处在“政出多门、管理多元、需求多样、层次多类”的条件下，有关社会考试证书互认的争议是没有结果的，所推行的认证举措也只具有实验意义。
（三）证书认证机制改革的理论假设
在我国社会证书考试领域中，长时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在正规教育或学校教育条件下的政策权威作用，几乎所有证书的层次与适用范围都是以国家政策为支撑，而不是以一种社会化的认证机制为原点。然而，非规范化教育和非学校化教育条件下，各类社会证书考试所颁发的证书效应与适用范围，并不是由国家政策法规统一规定，而是由考试主考或办考机构自行拟定，且每种证书所获路径差异巨大，所蕴涵的“含金量”相差悬殊，在此复杂情形下，要实现国家证书与机构证书之间的互认与互通，从哲学理论上是一种“现象与本质"的差异，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一种“非等价交换”的悖象，在教育学层面上则是一种对社会化教育理论的苛求，上述状况也意味着，我国社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还存在结构性盲区。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从教育大众化理论、学习型社会理论、乃至终身教育理论对证书互认进行阐释，但这些理论只能对证书互认的意义与趋势作平面式引导，而对其在实践中的推进取向与有效行为方式的引领则爱莫能助，这种理论导向缺失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建设始终停顿在理念中或纸面上，大大滞后于社会发展与民众需求。那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作为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改革的基础？这不仅是学界更是政府高度重视的命题，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地区，正在大力开展社会证书互认的专项研究，项目的规模与规格都很高，但由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带效应，以及“投鼠忌器”的关系纠结，大多进展缓慢，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解决不了职业证书与学历证书互认的心理平衡问题，更找不到两者互认的价值均衡交接模式。
由此，笔者认为，作为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构建与改革的基础理论，至少必须满足二个方面的要求。一要满足社会发展意义要求。即能从顶架层面上对我国社会证书考试认证机制的思想体系与实践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对社会证书认证的本土实践进行切适的理论凝炼，充分阐释它的本质何在、个性何在、目的何在、功能何在、关系何在等核心问题，为未来社会证书认证机制发展提出理论畅想。二要满足实践行进意义。即能从底层支撑界面上，细腻解读社会证书认证机制的主体结构与时空格局、层次分部与内容要素、方式选择与行为推进、资源聚合与社会联系，并真实展现这些最具边界意义与根本意义要素的本质与现象的内在关系，为社会证书认证机制改革实践的发展提供务实性指南。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有此蕴盖，这样一来，理论创新就成为证书认证机制改革的瓶颈问题了。
三、社会证书考试资源投入机制改革的理论探索
当下，我国社会证书考的资源聚合机制改革十分紧迫。以往人们只注重学校资源在社会证书考试中的作用，忽略了社会考试资源的作用。而资源聚合机制改革就是要最大限度把社会资源转化为考试资源，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证书考试存在的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
（一）资源投入政策倾向的认知挑战
社会证书考试资源机制改革的第一界面是政府层次上的政策调整。在众多相关政策中，最为关键的是制定与完善社会考试资源互动的相关政策。在社会资源层面上，包括硬件资源即各种网络教育设施、设备，软件资源即各种考试操作系统、考试应用软件和考试教学资料，以及人力资源等等，时时表现出抓襟见肘的窘况，不适应大规模社会证书考试的要求。这种状况，也反映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政策倾向问题，即在社会证书考试的投入成本高，考试网络建设、考试平台建设、考试软件开发、考试题库建设等所需费用巨大的情形下，一些地方政府却不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社会证书考试的相关资源投入政策供给十分有限，却再三强调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把市场作为社会考试资源投入与流动的主要平台。致使人们普遍质疑，现有社会考试资源不足的状况，究竟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够高，还是政府教育资源配置还不甚合理的结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政府资源投放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行业资源上，尽管行业社会考试资源不菲，但存在着行业资源流动壁垒，行业之间乃至行业内部重复设考的现象十分普遍，国外通行的依托行业协会、发挥行业资源优势发展社会证书考试的通行做法，也因当前国内行业协会对行业部门的管理权威性不够而难以推行，行业资源闲置与浪费的情况突出。随着考试规模的扩大，人们对证书壁垒的反感持续增强，这种政策倾向已面临巨大的挑战。
面对挑战，人们也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是从市场成本分摊机制理论的角度，考虑如何在高强度的社会证书考试资源需求与低强度的市场考试成本分摊之间找到平衡点，以解决资源投入与需求失衡问题，但并没有考虑到政府政策倾向对考试资源投入的导引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可能面对的重要市场变迁甚至转型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运行并不充分，且市场竞争趋烈的情况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成本分摊机制才适宜？在市场考试资源流动日趋缓慢的压力下，应如何调整成本分摊机制模式才相适应等等。而这些要害性问题恰恰是市场成本分摊理论的软肋。
（二）资源投入体制改革的理论借鉴
社会证书考试资源投入机制改革的第二界面是资源投入体制问题，或者说是资源投入结构与布局问题。国际证书考试改革过程似乎显示，建立专业的具有合理调控职能能范围的独立机构是推进社会证书资源投入良性循环的关键。但在我国社会证书考试实践中，并没有按这样的轨迹行走，而是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试资源聚合的道路。具而言之，就是继续完善与部门行业合作开考的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并没有采用建立职能机构或政府平台的方式，只是对现有的资源投入方式进行了某些改进。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对以往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资源投入方式的改进。实际上，我国政府在现在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度的纠结中，一直在进行社会证书考试资源投入体制改革的实验，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非学历教育考试的若干意见》等等权威性政策的密集出台，对社会考试资源投入问题多有涉及。从整体上看，尽管这些政策文献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指导，或框架性的方案，但表明了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在现行教育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行下，如何构建合理的考试资源投入体制，解决考试资源聚合与流动障碍问题。
从资本理论上讲，资源投入体系构建，主要是解决资源投入中权益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包括政府与行业之间，市场与行业之间，机构与考生之间的权益与义务的冲突。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Pfeffer）与萨兰奇克（GeraldSalancik）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资源是任何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社会组织自己却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其他组织互动。因而，组织的生存是建立在一个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体制基础之上。这种理念也从某种角度阐明，社会证书考试资源投入体制必须是一种能与环境进行资源交换社会机制，以便于社会证书考试能通过多样化的策略，扩展到多个领域，以避免依赖单个领域内的主导性组织交换资源。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研究框架，不仅适用于纵向考试资源聚合投入，也适宜于横向考试资源的互动交流。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非学历教育考试的若干意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中国现代成人教育大学发展论坛[EB/OL].2010. http：//www.ourelearning.com/qydx/.
[5]王建成.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非正式规则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6（08）.
责任编辑 王国光
作者：李斌 曾青云
教育产业化争议分析管理论文 篇3：
从政府责任的视角看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摘要]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学前教育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可以为接受学前教育的适龄儿童(及其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广泛而长远的经济与非经济收益，而且这种收益可以为绝大多数公民无排他性地共同享有。然而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日渐弱化，不仅入园率低，发展不均衡，学前优质教育资源明显分配不均，而且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减少，家长负担十分沉重，“入园难、入园贵”的呼声日益强烈。造成学前教育公益性弱化的主要原因从认识根源上来看，是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还缺乏正确、清楚的认识，而从客观实际来看，民办幼儿教育的非营利性没有得到保证、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学前教育补偿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学前教育立法层次较低，缺乏制度保障等都是学前教育公益性日益弱化的重要原因。提升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不可能单靠社会、市场或学前教育机构自身解决，而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因为政府是实现学前教育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第一责任人”。为提升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政府应科学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调整学前教育结构体系，保障公办民办幼儿园协调发展；应加大资金投入，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学前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与各项经费监管机制，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学前教育，完善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体制和政策；应完善管理体制，加强调控力度，各类学前教育机构应通过多种形式的转变归口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应以公平为价值取向，优先扶持各类社会处境不利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充分发挥学前教育对他们的教育补偿功能：应加强质量监管，建立健全教育质量检测与评估标准；应尽快制定全国性的学前教育专门法，使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学前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学前教育；公益性；政府责任
学前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是指学前教育能为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及其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带来经济和非经济的收益，而且这种教育收益是为大多数甚至全体公民无排他性地享有的。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基础教育之基础的学前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最大短板，其公益性在不断弱化。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学前教育公益性的不断弱化?应如何应对学前教育公益性的弱化?从政府责任的视角进行分析，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前教育公益性弱化的现状分析
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是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体现出来的。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学前教育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入为主，教育部门、妇联、卫生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纷纷举办公立或福利性质的幼儿园。随着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全国各地幼儿同纷纷改制，推行学前教育民营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断减少，占幼儿园总数70％以上的非公办幼儿园基本上得不到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持，社会普遍认为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在不断弱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主要方面：
(一)入园率低，发展不均衡
截止到2009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机构13.4万所，其中民办幼儿园约8.34万所，公办幼儿园2.7万余所，集体办园和企事业单位办园约2.3万所，但是现有学前教育机构仍然不能满足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上园难、上好园更难”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议题。多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增长幅度一直不大且发展不平衡，现有大量适龄幼儿尚未入园接受学前教育，这种现象以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学前三年入园率已达95％以上，中西部农村地区学前三年入园率还不到35％。此外，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难也正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二)公共财政投入少，家长负担十分沉重
尽管目前我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但与基础教育其他阶段相比较，公共财政对幼儿教育的投入仍然偏低，广大幼儿家长普遍反映孩子的保教费用太贵。据报道，在北京市某小区幼儿园，小小班(婴班)2008年每月学费2300元，小班每月收费超过3000元，有的贵族幼儿园每月学费甚至超过10000元。该片区公立幼儿园的月收费一般也在1500-2000元。近年来，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年收费达10万元的幼儿园，月收费5000多元的幼儿园在北京也已不在少数。昂贵的学前保教费使广大普通年轻家长不堪负荷，苦不堪言。
(三)学前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1，投入太少，分配不均。目前学前教育获得的教育经费仅占总教育经费的1.3％，而这有限资金中的70％被用于极少数示范幼儿园，城镇和农村普通公办幼儿园所获得的财政教育经费不足30％，占绝对主体地位的民办幼儿园则长期享受不到政府的经费资助。更为不公平的是有的地区甚至还按照企业标准向民办幼儿园收取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政府的这种“杀贫济富”式的资金投入政策导致好的公办园越办越好，逐步向高标准、豪华型发展，而薄弱幼儿园越办越差，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从而造成世界上最好的幼儿园和最差的幼儿园都在中国的局面。经费投入的不足与经费划拨的不合理使学前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弱化。
2 地域和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悬殊。根据教育部2008年的教育统计数据，当年全国农村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数的74.81％，城市占25.19％。但城乡学前教育以及地区学前教育差距越来越大，2008年全国城镇学前三年入园率56％，农村36％，两者相差20个百分点。北京市学前三年儿童入园率为82.3％，学前一年受教育率为95％，而云南学前三年儿童毛入园率仅为47.3％，学前一年受教育率仅为70％。可以说城市基本上解决了入园的问题，城市幼儿家长普遍关心的是让孩子上哪所幼儿园的问题，而广大农村地区70％以上的适龄儿童还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此外，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激增，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问题正日益突出。
二、学前教育公益性弱化的成因分析
(一)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公益性缺乏正确认识
随着我国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全国各地纷纷推行学前教育民营化和产业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管理职能迅速发生转变，计划体制下政府与学前教育机构之间的单一直线关系逐步演变为政府、学前教育机构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关系。改革一方面使我国学前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学前教育的公益性问题引发很大争议，很多人认为学前教育社会化就是将学前教育私有化，幼儿园以社会为依托，就再不需要政府的投资和扶持；以市场为导向，就再也不要政府的管理和引导。有的地方政府正是以此为由，推脱和转嫁自身应负的财政责任，开始对幼儿教育撤资和减资，甚至变卖政府办的幼儿园以生财减负。这种状况严重困扰和影响了政府学前教育管理职能的发挥，必然导致学前教育公益性的丧失。
2008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有15％的教育管理者不明白公益性是学前教
育的基本性质之一；学前教育行政与业务管理者中有75％的人对此不理解；更为严重的是县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职成教和社会力量办学部门、民政和工商部门、企事业单位和部队等幼儿园举办单位、负责幼儿园审批注册的部门相关管理者中有90％对学前教育公益性的认识模糊。可见，各类管理者对学前教育公益性的认识不清是导致目前学前教育公益性弱化的重要原因。
(二)学前教育的非营利性没有得到保证
由于政府对学前教育管理职能的缺失，加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幼儿园是民办幼儿园，其中约八成的民办幼儿园举办者是公民个人，民间团体举办的幼儿园数量很少，尤其是非营利组织举办的幼儿园几乎没有，这就使得我国的民办幼儿园大都按市场方式运营，普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甚至有些地区还给幼儿园限定了巨额的一次性前期注册费用，要求每年上缴高比例的企业所得税或营业税，完全违背了学前教育的基本特性。我国民办学前教育的非营利性无法得到保证，也是学前教育公益性不断丧失的重要原因。
(三)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自进入本世纪来，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虽呈递增趋势，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投入金额还是远远不足的。从我国学前教育投资的外部比例来说，近十年我国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0.03-0.06％之间；从学前教育投资的内部比例来看，从2000年到2008年，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所占的份额一直维持在1.19％～1.22％之间，相对于幼儿教育的在园人数和教职工人数来说，这一比例是相当小的。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是导致学前教育公益性不断丧失的根本原因。
(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补偿功能发挥不够
随着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原有的企事业单位逐步分离办园职能，致使其原先举办的幼儿园性质归属不清，失去原有的资金来源，靠自收自支维持生存，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尚未建立公共服务体系，造成一小部分高端民办幼儿园实行高收费，只有少数高收入人群才能够承受，而大量民办幼儿园由于缺乏起码的办园条件和人员素质，处于无序发展状态。这使学前教育对广大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学前儿童的补偿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学前教育公益性的弱化成为事实，将来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五)学前教育及其公益性缺乏制度保证
目前，我国最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专门法规是国务院1989年颁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仅处于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第四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较弱。在《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段中，只有学前教育没有自己的专门法律。学前教育相关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在学前教育管理上的缺位、失位、错位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三、确保学前教育公益性的应对措施
学前教育公益性的提升不可能单靠社会、市场或学前教育机构自身解决，而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政府是学前教育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第一责任人”，推进教育公平、凸显教育公益性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最核心的教育职能。
(一)制定发展规划，调整结构体系
基于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失衡、差距过大的现状，各级政府首先必须充分考虑幼儿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准确把握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在公办民办幼儿园协同发展中寻求最佳平衡点。然后，各级政府应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城乡学前教育二元结构，加大对民办幼儿园、薄弱幼儿园、农村边远地区幼儿园、流动人口子女幼儿园的政策扶持力度，确保在园所建设资金配套、教育教学设施配备、教师待遇保障、师资培训组织、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定等方面对这些幼儿园实施优惠倾斜。此外，还应扩大公办园比例，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增加公办园数量及其事业编制数量，确保学前教育的基本普及。
(二)加大资金投入，合理配置资源
提升学前教育公益性的主要责任在政府，而保障财政投入是政府行使学前教育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财政投入对于学前教育机会的增加、办学条件的改善、师资队伍的稳定、教育质量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作用。财政投入不足则将会严重制约学前教育机会公平和质量公平的实现。因此，各级政府在资金投入、资源配置上应考虑如下几点，从而为提升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一方面应加大财政投入，建立起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学前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将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列入各级政府预算，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学前教育专项经费，确保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日趋合理化，并保证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一步到位，做到专款专用。
另一方面应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学前教育，完善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体制和政策，不断提高社会资源对学前教育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优质幼儿园，在土地规划、税收征收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如土地由规划部门按公益性用地标准规划，初次举办的优质民办幼儿园可享受三年的免税免费期等，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同时，还应加强经费监管，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各项经费监管机制。加强对学前教育经费的预算、监督和管理，逐步建立健全学前教育经费使用问责制度，确保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此外，应在明确学前教育性质和学前教育在社会生活以及国民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和政府责任的前提下，积极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合理分担学前教育和托幼服务成本的机制。
(三)完善管理体制，加强调控力度
基于学前教育管理混乱的现状，当前最为迫切的是探索新型的科学管理机制，加强政府的学前教育管理力量，健全管理机构，完善管理体制，将评估、督导、专业辅导与培训纳入其中，实现管理服务一体化。同时，应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审批、管理制度，明确监管部门责任，加强管理、引导和支持。此外，还应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范管理幼教机构的责任意识，如各系统举办的幼儿园应逐步通过改制、转制归口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分管；政府对于民办幼儿园的资助统一由教育行政部门归口管理，各地民政、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应协助管理；统一协调将自收自支系统举办的幼托机构调整为属地管理，或移交当地教育部门管理使用。
(四)维护教育公平，搞好办学导向
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以公平为价值取向，要求各级政府教育职能在学前教育阶段的界定体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具体来说，政府应保证每一位适龄儿童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不过，对于弱势儿童而言，仅仅强调平等对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遵循积极的差别原则，实行优先扶持策略，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平等的目的，为此应建立以政府为主、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资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所有符合教育专项资助标准的家庭子女能够享受到长期无差别的资助。此外，政府应积极建立和完善对城乡困难弱势群体的扶助机制，通过政府一系列完善而有效的政策举措，加大对农民工子女、城市下岗职工、残疾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贫困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让学前教育惠及全体适龄儿童，并为每一位适龄儿童提供质量大致相当的学前教育，充分发挥学前教育的补偿功能，维护和实现学前教育的公平。
(五)加强质量监管，完善服务体系
针对目前私立幼儿园管理混乱、教育质量滑坡的现状，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树立全面的学前教育质量观，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建立健全教育质量检测与评估标准，实施严格的学前教育质量责任制度和问责制度。同时，应逐步完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以有力地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积极、有序的发展。
(六)健全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
教育立法是国家调控和管理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家对教育体制的管理和运行的调节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的。提高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层次，赋予学前教育应有的法律地位，制定科学适宜、有力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是解决当前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诸多问题的迫切需求。近些年，我国江苏、北京、青岛、广州等省市在学前教育立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已先后制定实施了《学前教育条例》；上海、山东等省市也即将完成学前教育立法工作，可为全国性的立法提供重要的经验与参考。总之，各级政府应抓紧研究和制定学前教育专门法，通过法律强化学前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使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保障并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10]劳凯声，中国教育改革30年(政策与法律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7。252
[2][5]冯晓霞等，世界幼教发展趋势：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研究,2007，(5)
[3][7]庞丽娟，中国教育改革30年(学前教育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8,48
[4]蔡迎旗，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与政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
[6]刘占兰，学前教育必须保持教育性和公益性，教育研究,2009,(5)
[8]庞丽娟，韦彦，学前教育立法——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学前教育研究,2001，(1)
[9]刘焱，对我国学前教育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兼谈我国学前教育未来发展思路，教育发展研究,2009。(8)
作者：刘鸿昌 徐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