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叙事学理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提要本文根据叙事医学理论对老病死叙事话语进行分析。老人临床诊断患绝症，意味着其走到了生命历程的末端，老、病、死3个话题被压缩到一个短暂的时间段，无法避免地一起谈论。
第一篇：叙事学理论论文范文
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西方叙事学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就吸引了各界学者的研究与运用,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对复调现象的把握、对叙事时间的考察、对叙事策略的重视上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文本艺术建构的重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改变了他们考察作品的传统视角、扩展了文学批评的关注对象,并促使中国文艺理论家们注重对文学叙事的跨学科研究,深化了文学的人本研究,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中国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西方叙事学;中国文学批评;跨学科研究
戴冠青(1951—),女,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福建泉州362000)
西方叙事学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就吸引了各界学者的研究与运用,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
叙事学是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研究叙事的理论,它是研究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的学科,它所研究的对象包括故事、叙事话语、叙述行为等,它的基本范围是叙事文学作品。西方对叙事结构和技巧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堪称叙事学的鼻祖。但与传统文体研究相类似,在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叙事学诞生之前,对叙事结构的研究一直从属于文学批评或文学修辞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叙事学首先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叙事学诞生的标志为在巴黎出版的1966年第8期《交际》杂志 [1](P4) ,该期杂志是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题的专刊,它通过一系列文章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公诸于众。法国结构主义作家托多洛夫于1966年提出了“故事”与“话语”这两个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的素材与表达形式。而托多洛夫的研究主要围绕叙事作品,从结构主义“科学”的角度对文学加以分析。他在1969年提出了“叙事学”的术语,从此早已有之的对叙事作品的研究才有了一个学科的名称。叙事学一出世就很快从法国蔓延到其他国家,并且受到很大的关注,而且其叙事理论也得到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其中有托多洛夫对叙事学的关注集中在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和叙事语式等几个主要方面;有以普洛普为先驱的功能叙事学,集中对“故事”的表层或深层结构进行分析;有以热奈特为代表的话语叙事学,集中对“话语”层次进行分析;有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活动,认为现实中的作者并非文本中的作者,叙事文本是由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和隐含读者构成的;有巴尔特的叙事结构分析理论;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分析;有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等等。这些都为叙事理论,尤其是小说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叙事学的主要理论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文艺理论者们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创造了叙事模式,它在从语言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力图找出那些不仅在单部作品中,而且在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结构原则,建立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来把握文学,以达到有理性、有深度的认识。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的理想是:通过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来观察世界上所有的故事,他们设想可以从每一个故事中提出它的虚实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这就是隐藏在一切故事下面的那个最基本的故事。他们相信存在某种可以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各种虚实媒介的独立故事。如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归纳出人物行动的31种功能,虽然故事中的人物不同,行动也不一样,但它们却是由这31种功能组合而成,故事的结构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我们可以从那不变的结构中来分析故事,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基础。
其次,强调整体观,重视部分之间的关系。它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由各种因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封闭的结构整体,不仅强调文学系统内部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具体的神话模式分析中,注重寻找不同神话或同一神话的不同变体在功能上类似的关系。他把神话分割为一个个小的单位,即“神话素”,这在神话的叙述中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并组合起来产生意义,它们被运用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神话叙述之中,并被人们明显地感知到,这不仅考虑到同一神话的历史性叙述,而且还考察共时存在的各种变体以及其他神话。
再次,强调对叙事作品深层结构的研究。在叙事作品中,我们综合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对文本进行剖析,表层结构,指的是事件与事件的先后结构关系;而深层结构指的是叙事内容与故事之外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性。情感的深层结构是由人的心理素质与生活经历长期造成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很隐秘,制约着情感的表层结构。深层与表层两条线的分析,使作品的结构脉络和主题思想更加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解释并说明隐藏在文学意义背后的一些观点与事实。例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的表层结构可以分析为:(1)陈奂生天天上城卖油绳(初始的平衡状态);(2)陈奂生舍不得买帽子,受凉得生病(平衡被破坏);(3)陈奂生住招待所(进入新的环境——不平衡环境);(4)陈奂生回家(新的积极的平衡)。作品情节从初始的平衡状态到平衡被破坏,进入新的不平衡环境,再到试图恢复平衡,最后取得新的积极的平衡。表层线索诱导读者跟着情节发展进行阅读,但深层结构却对文本内部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揭示叙述内容在叙述背后的内在关系,即陈奂生生活在一个常规状态中,性格弱点被遮蔽了,虽自得其乐,但这是一种封闭的落后的生活状态。他一旦进入一个非常规的生活状态,性格弱点就突现出来,从而使我们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和严峻性。
从这些叙事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叙事结构技巧的分析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经典叙事学从结构主义发展而来,宗旨就是将叙事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客观上使其难以与语用、语境融合。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语言学不断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叙事学界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叙事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也就是说,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从“规则”走向“语境”。同时,叙事学在各国的蓬勃发展,并得到一大批学者们的重视与研究,并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修辞学、社会学等建立联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叙事学理论得以延伸,开拓了它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更好地为其他学科服务,也更好地发展叙事学理论,使其趋于完善。这样,它深化了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叙事艺术的水平。
二
由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很强烈,它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中国对叙事学的接受和传播便迎合了这种趋势。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新奇的目光投向叙事学,在20世纪90年代更兴起了叙事学热。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发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为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此后,结构主义便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国蔓延、深入概括近30年来中国对叙事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对国外叙事理论的译介阶段。叙事学刚传到中国时就引起极大的反响,国内学者纷纷介绍国外的叙事理论,特别是对国外叙事学理论书籍的翻译,数量很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诗学与访谈》、《叙事虚构作品》、《当代叙事学》、《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结构主义诗学》、《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这些都为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激发了学界对叙事学的兴趣,增强了研究的热情。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叙事学主要处在诠释的阶段,即以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这种研究方式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作品,西方理论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存在被使用的。在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探索阶段,这种研究方式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路径。但有些却出现了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痕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批评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谭君强的《叙事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等论著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叙事学批评的成果。
(二)叙事学在中国发展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对叙事学的研究特征主要体现为作品与理论的互动,许多研究者不仅对叙事学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阐发,而且做到了作品与理论的互相印证、互相生发,以取得相得益彰的动态效果。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批评论著大多体现了这种追求,如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通过对历代经典作品的解读,来探求中国叙事学的独特体系;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试图对叙事理论中“空间叙事”这一薄弱环节有所补益;龙迪勇在其多篇论文中则力图构建“空间叙事学”[2][3][4]……叙事学批评中作品与理论的互动,赋予了一些批评论著相当浓厚的理论色彩,这标志着中国叙事学文学批评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三)叙事学的移植和创化阶段。这是当代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策略,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是激活思维、打开新路的重要途径,因此,只要西方叙事学始终是我们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参照体系,中国叙事学的建设就必然还要进行巧妙的移植。而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并非我们的目的,因此,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叙事学体系,我们还要有创造性地对其进行转化。即在吸取中国古代和现代叙述理论话语的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使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相结合、当下实践与历史遗产相结合,建设起符合中国文学创作实际的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大厦。可以说,这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叙事学研究者的共识,并被其研究实践所证明。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等著作,都抛开了西方叙事学的语言学模式,而贯穿了文化学的深层思考。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更是直接以先秦时代的叙事工具、叙事载体、叙事形态为研究对象,直指中国叙事学之源。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赋予中国叙事学以本体论的地位,并融入了“还原‘参照一贯通’融合”的自觉的方法论追求。祖国颂《叙事的诗学》则力图建构本土性的叙事学理论话语。这些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消除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拆除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樊篱。与中国叙事传统的血脉相连,不但使其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赋予这些论著以理论话语和批评话语的双重品格。而主体精神的注人又体现了研究者对西方著作文风干涩枯燥和价值判断缺失之弊所保持的警惕——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叙事学研究对西方叙事学尤其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某种超越。
(四)中国学者对叙事学理论的补充和突破阶段。20多年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从整体上看,历史、文化意识相当强烈,研究者的文化思路尤为突出,同时也更强调科学性和学理的建构。如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以对西方叙事学平实、系统的介绍而广受入门者喜爱,从叙事学在中国走过的近30来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已经从经典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对小说的批评也开始走出长期的“反映论”的阐释模式,重视对文本的解读。叙事学研究不再仅仅是对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也不仅仅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事作品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
中国叙事学的研究领域,就其大者而言,至少有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分。就文学而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中国古典叙事学、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和外国叙事文学。它在20多年间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叙事学的文学批评和中国叙事理论建设三个方面。而叙事学文学批评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或许由于研究主体叙事学理论储备之不足,由于“方法论”背景下的某种浮躁心态,一些批评文章的理论深度不足,露出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痕迹,有分量的文章不多;进人20世纪90年代,叙事学批评在质和量上都大为改观,叙事学批评专著也都问世于这一阶段,如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李庆信的《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等,胡日佳的《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更是将叙事批评的对象扩展到了外国文学领域。在这后一阶段,不少研究者都在其批评实践中融入对中国叙事传统的思考和建构中国叙事理论的探索,其中以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尤为典型。这类成果,实际已构成对运用理论批评作品这一模式的超越,表现出批评实践与理论建设的互动。
另外,叙事学批评实践的发展,呼唤着中国叙事学理论的建设。事实上,在叙事学文学批评尚未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者已迈开了建设中国叙事学的步伐:1988年出版的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可视为中国叙事学建设的发韧之作,而2008年出版的董小英的《超语言学——叙事学的学理及理解的原理》则从艺术逻辑的角度来研究叙事学,力图揭示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的生成过程及其规律,由此建立起她独特的理论体系。目前国内已出版的这方面专著已有20部左右。根据研究目的之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建设文艺学意义上的叙事学理论为目的;另一类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旨归。前者一般以对西方叙事学的审视为前提,在理论的横截面上对叙事学的范畴、术语、概念、命题、原理乃至叙事学的学科本质、研究对象等等展开探讨;后者则大都贯穿着更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历史意识,力图以对中国叙事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缜密考察为基础,探索中国叙事学的独特规律。两类成果相汇,中国叙事理论的研究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框架和方向。
三
叙事学在中国发展的几十年时间中,不管是在理论的梳理与阐释,还是对中国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作品鉴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文学批评界解放了思想,开始认识到艺术规律的重要意义,作品的形式审美由此格外受到重视,文学批评从对作者、文本、叙事技巧的研究到对读者接受心理的关注,这一视角的转移和发展都促进了叙事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台阶。概括起来,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复调现象的把握深化了文本的情感内涵
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他指出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他借用了音乐学中的术语“复调”来说明这种小说创作中“多声部”现象。而对话体小说、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具有对话性质,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是复调小说的两种对话模式。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但他绝不是我们所说的隐含作者,他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文本,作为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主体,叙述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叙述声音。在文本中,任何叙述都离不开叙述者,只要有语言,就有发出语言的人,只要这些语言构成一个叙述文本,那就意味着必然存在着一个叙述主体,有一个叙述者“我”的存在。叙述声音的强弱与叙述者介入的程度恰好成正比,叙述者介入的程度越深,叙述声音也就越强,反之则相反。例如,北村的《玛卓的爱情》是一部叙述声音很强、很典型的复调小说。作品由于叙述者的变化,即刘仁、玛卓和“我”———刘仁、玛卓的同学兼好友而形成“多声部”叙事模式。“我”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向一个“伙计”讲述悲剧发生的全过程,在讲述过程中,插入了刘仁的叙述,刘仁出国后,“我”几次去看玛卓,又插入了玛卓的叙述,最后又回到“我”的叙述。每个叙述者都以第一人称“我”来讲故事,从而具有三种不同叙述声音,而叙述声音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人物性格也不尽相同,它代表着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其内心世界。另外,叙事角度的转换也带来结构的变化,北村的这种“多声部”叙事特点使《玛卓的爱情》作为一部小说,更具有了故事阅读以外的艺术魅力,它增大了叙述内容的容量,欢迎读者的参与,使读者在听到不同声音的同时思考每个声音的合理性,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使事件更可信、更真实,让读者在阅读与接受的过程更加倾向于叙述者,更加同情玛卓、刘仁、“我”的困境,从而体会到现代人的精神现状及其追求。
(二)对叙事时间的考察扩展了文本的意蕴层次
叙事时间指文本上所指的时间,叙述者想办法从一个意识流进入另一个意识流,让他的人物在同一个地点会面,让他们听见同样的声响且目睹同样的故事。鲁迅的《祝福》是作者在见过了祥林嫂,后得知她死了之后才回忆她在四叔家做女佣人的一系列事件的经过。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让读者有一个欲望,迫切地想得知祥林嫂为何会在沦为乞丐的情况下问“我”世上是否有灵魂的存在,从而也填补了故事中的空白。这是一种预叙,在作品中比较少出现,但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却常有采用,比如话本小说的作者常常在故事开头三言两语将故事的大致经过,包括结果,预先告诉听众,先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再从容详尽地展开故事。
在叙事时间上,热奈特首先提出了频率这个范畴,它指的是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在鲁迅的《祝福》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作品中的一段描述: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5](P148)
祥林嫂反复地说这话,见了人就说,而且一次又一次毫无变化地重复着她的故事,然而周围人们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由刚开始的“四婶有些踌躇,但听完她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周围的人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到后来的冷漠、厌烦,直至最后冷酷地把祥林嫂推开。祥林嫂根本就无法从他儿子阿毛的悲剧中得到释放,周围的人又认为她是个不干净的人,她的精神又处在边缘地带,那么,她的重复就不足为怪,而且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在现代小说中,重复叙事常被用来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如心理上始终被一件事所纠缠,不能解脱,致使它在人物对话、思想以至潜意识中重复地出现。在作品中,祥林嫂对阿毛悲剧的话语重复和祝福时祥林嫂反复被拒绝的情节重复的交替和照应,使这部分的故事叙述在繁复的频率中具有了鲜明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呈现出明显的聚焦点,从而达到鞭挞国民的看客心理和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形象地揭示了祥林嫂在周围人们的麻木和冷漠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三)对叙事策略的重视凸显了文本的艺术建构
叙事学众多理论的提出,其实都在强调作品的叙事策略和艺术建构。不同的作家即使对于同样的一件事也具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叙事方式,这就使有些作品读了令人觉得平淡无味,而有些却是生动逼真、曲折动人,这就是叙事策略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叙事是最常用的方式,叙事就是“讲故事”,也就是用话语讲述一个虚构的生活事件(包括人物、情节和环境)的过程,通过生活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来演绎和突出文学形象。中国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且各有千秋,它们是如何吸引读者阅读的兴趣呢?有些文学作品通过建构不同的叙事视角作为一种重要的形式技巧和叙事策略,因为事件在不同的视角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作者在选择视角的时候就隐含着一种叙事判断和价值倾向,由此造成一种新奇的艺术效果。而有些作品则善于巧妙使用悬念使情节发展具有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艺术魅力,给读者营造出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独特感觉。有些作者则利用读者关切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紧张心情,采用倒叙、插叙或在紧急关头设置特别情节的策略,不断地诱惑读者急于寻根问底的心理,由此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如巴金的《寒夜》通过梦幻和感觉将外界的写实和心灵的内窥结合起来,深入地表现了家庭、社会和自我这三个方面的艺术冲突,突出了曾树生“女性解放”的独特形象,给人以深远的启迪。还有很多微型小说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人,也归功于其精妙的叙事策略,选择奇人奇事,描写非常人物,创造个性化语言以及出人意料之外的情节设计等等。总之,叙事文学作品的审美魅力均离不开作者的叙事策略和独特的艺术建构,只有善于通过巧妙的叙事策略来进行独特的艺术建构,才能把读者带进一个奇特的艺术宫殿,让读者流连忘返。
四
叙事学理论进入中国后,影响深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面貌。中国文艺理论家们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进行借鉴、吸收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中国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开启了批评家的视野,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叙事学理论改变了考察作品的传统视角。叙事学理论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或语言的考察,而是把眼光转向了对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人称等综合性的分析,使读者不仅更清晰、更透彻地去了解作品,而且由此去探究叙事作品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6]传统的解读关注的是“作品的意义是什么”?但叙事学理论却要求从每一细小的技巧入手对作品深入解读与研究,从而探讨整部作品是如何产生的,把注意力转向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对具体叙事作品意义生成奥秘的探讨,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此外,叙事学理论也促使了作家有意识地去提高他们的叙事技巧,例如,对话本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现象,巴赫金赋予对话独特内涵,认为它既是语言的本质,也是人类的思想本质,甚至自我的存在状态就是一种对话。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对话的出现,一个人物具有两种甚至多种的叙述声音,造成心灵的不断碰撞,矛盾的不断激烈,使人物的性格更加丰满,情节更加丰富曲折。这种复调理论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故事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建立起了以自己的思想和对话为核心的叙事艺术。
其次,叙事学理论扩展了文学批评的关注对象。叙事学理论的批评家不仅关注作者和作品,也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这促使作家不再只注重自己的心理感受,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能吸引读者,作家还应该关注读者的心理感受,因此,这也促使作品拥有更多读者,在社会上产生更加积极得影响。为了使文学作品更有可读性与吸引力,讲究叙事策略,注意叙述结构和叙述类型的创新,注意叙事话语的独特,就成为许多作家写作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也给叙事学批评提供了许多考察作品的新角度,由此也丰富了文学阐释。例如,在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中,它涉足较多的一个领域是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的关系。研究者把叙事学的有关理论应用在作品批评之中,探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在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中的不同,由此考察性别政治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揭示这一影响背后的社会现实及其批判意义。例如,在沃霍尔的《劝导》这篇文章中,只有安妮这样的女性人物能够通过对身体外表的观察来阐释内在意义,解读男性人物的动机、反应和欲望。沃霍尔指出,作为叙述“视角”,安妮的眼光与故事外读者的凝视往往合而为一,读者也通过安妮的眼光来观察故事,这是对英国18世纪感伤小说男权叙事传统的一种颠覆。总而言之,沃霍尔通过叙事学批评将注意力从女性主义批评集中关注的“故事”层转向结构主义批评较为关注的叙事“话语”层,同时又将注意力从后者关注的美学效果转向前者关注的性别政治,较好地揭示了《劝导》中的叙事话语结构如何颠覆了故事层面的权利关系,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
再次,叙事学理论也促使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叙事学理论的批评家知道如果只对叙事层面进行研究的话,结果就会显得有些单薄和片面,所以批评家们把与文学叙事有关的学科相互融合起来,使其理论更加完善和深入,从而也进一步地促进了叙事理论的发展。戴卫•赫尔曼在《新叙事学》中说:“叙事理论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论和视角,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顽强地存活下来。” [7](P1)可见,叙事学理论正是希望通过跨学科研究来丰富现有理论、拓展研究范畴、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当然,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发展叙事理论为归依的。中国的文学作品大部分都较为含蓄,叙事学批评在分析叙事者的叙事话语时,就必然要涉及到隐喻这一概念,如“桃之夭夭,其灼华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中的新娘与桃花间亦构成一种隐喻。玛丽-劳勒•莱恩在他的《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中说:“我在文本中尝试将叙事学的隐喻资源扩展到电脑文化和计算机技术,这个领域的活力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熟练地用隐喻表达思想。”[7](P61)计算机科学领域已经展示出无与伦比的隐喻创造力以及自身的活力:譬如病毒、垃圾压缩、废纸篓、回收站、冲浪、网上漫游等等,这些术语有的已经成为时髦用语的一部分,使其使用者已经成为数字行家中的少数精英分子之一的标志,但我们不应该低估隐喻所具有的解释价值,它使计算机科学能够吸收和采纳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正是日常生活使计算机从一种令人生畏的数字捣弄器转变成受用户欢迎的多功能机器。通过隐喻创造力实现的这种发展和更新所提供的教益,叙事学是不应疏漏的。另外,其他领域如用语方面也侵入并丰富了叙事学词汇,对叙事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与促进作用,如转换语法(深层结构、表层结构、转换),光学(视点、聚焦),地形学(故事空间、话语空间)等这些语言对叙事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叙事学理论深化了文学的人本研究。文学即人学,运用叙事学理论来考察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考察作家是如何构造和演绎自己的生命体验的。作家在再现独特的感情逻辑的时候,自己本身并不是冷漠的,他按着自己的感情逻辑去观照每一个个体的独特的感情逻辑,同样的感情逻辑在不同作家笔下又可分化为不同的变体,因而任何一种情感的再现都不能不同时表现出作家的自我感情。比如我们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从叙事学的叙述视角入手就可以窥视到作家的情感世界。热奈特将视角分为三种聚焦类型,即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1](P212)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实质性区别就在于二者与作品塑造的那个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不同。因此,小说家可以通过改变人称来调节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事动机是切身的,是植根于他的现实经验和情感丰富需要的。他与读者的距离是最近的,读者可以通过文本中“我”的行为、言语、神态、细节等直接地了解“我”的家庭、生活、思想,让读者认为这个“我”就是作者,因此,曼海姆在小说的开头说:“我希望现在不用第一人称写这部书,像一个十足的傻瓜那样当众展览自己毕竟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8](P172)确实如此,但运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却是能够更好地让读者体会“我”所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让读者与“我”连为一体。
虽然,西方叙事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的理想是,通过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来观察世界上所有的故事,他们设想可以从每一个故事中提出它的虚实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这就是隐藏在一切故事下面的那个最基本的故事。他们相信存在某种可以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各种虚实媒介的独立故事。如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就是试图找出每个故事下面都具有的统一的结构模式,也许这样可以更方便读者去研究作品,更一目了然地分析作品的结构,但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却有一定的弊端性。如果每部作品的叙事模式都一模一样,那么作家就没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可言,作品也就缺乏创造力和新鲜感,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乏味。其次,研究文学应从整体观念出发,把文学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打破孤立研究个别作品而带来的视野局限。在把叙事学理论运用到对作品分析、鉴赏和批判的时候,也不应该仅仅只针对于某一个作品,而应以整个文学形态为视角,包括国内外文学作品,只有这样才能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去考察整个文学体系,也才能更好地建构符合创作实际的文艺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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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戴冠青
第二篇：基于叙事医学理论的老病死叙事话语探析
提 要 本文根据叙事医学理论对老病死叙事话语进行分析。老人临床诊断患绝症，意味着其走到了生命历程的末端，老、病、死3个话题被压缩到一个短暂的时间段，无法避免地一起谈论。本文在简要介绍叙事医学理论和汉语死亡词汇知识本体后，将3种谈论死亡的视角作为理论框架，讨论了：(1)近身亲历谈死亡，即绝症患者本人如何谈死亡;(2)远身亲历谈死亡，即患者亲属和医护人员如何谈死亡;(3)亡后谈死亡，即亲属、医护人员、同事、朋友等如何谈死亡。最后简要提及“白喜事”丧礼和悼词。
关键词 叙事医学;死亡词汇本体;老病死模型;谈死亡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504
Aging， Disease and Death： A Narrative Medicine Approach
Wen Yingxi and Di Shi
Key words narrative medicine; late adulthood; death narrative; biomedical reasoning; narrative reasoning
引 言
生、老、病、死是生命中的4個重大事件，各自有对应的庞大学术体系，如生命科学、老年学、医学、死亡学（thanatology，Simpson 1979）。20世纪下半叶问世的人生历程学（life course，Mortimer & Shanahan 2002;亦称“人生发展学”，life-span development，Overton 2010），把生老病死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发展阶段进行一体化研究。在人生历程学里，生与死是人生历程的两端，病与老发生在生命历程之中。生命历程的时间跨度是因人而异的。夭折的婴儿，生病死在短暂时间内发生;相比之下，百岁老人从出生到寿终长达百年，病（指绝症）和死则可能发生在末端的短暂时刻（如“昨晚还好好的，早上就走了”）。本文讨论的“老病死”在学科上定位于人生历程学，关注的是60岁以上老人的老病死问题。在时间上，以被诊断患绝症为始，亡故为终。老、病、死，原先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话题上都是分开对待的，现在突然被浓缩到一个短暂的时段里，其对患者及其亲属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根据心理学研究，儿童对死亡的认识，跟成年人的当然是不同的;老年人的跟成年人的相比更加不同。患绝症老人跟健康老人相比，原来心理上可以跟死亡拉开距离，现在突然零距离接触，对死亡的恐惧是后者无法体会到的（Talwar，Harris & Schleifer 2011;Jenkins & Merry 2006）。
生老病死在生物生理上属于生命个体现象，但因为人类是社会化动物，它同时也是社会群体现象。因此，老人的“病”与“死”不仅事关自身，而且涉及老人周围的社会成员。一般来说，因“病”致“死”的过程涉及3类人：（1）当事人;（2）治病的医生和护士;（3）当事人的亲属。死亡是这三类人关注的焦点。简要地说，当事人惧怕死亡;医生护士帮助当事人抗争死亡;亲属一方面帮助当事人抗争死亡，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当事人死亡带来的后果。这三类人如何面对死亡，就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本文从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角度探讨上述问题，以该理论为基点，用语言学方法，对老病死叙事话语进行整合探析。文章首先简要介绍叙事医学理论。这个理论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因韩启德院士等的推动才刚刚在中国起步，但是其学术生命力以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接着介绍本文的研究架构。然后给出汉语死亡词汇知识本体，这些词汇凝固了前人对于死亡的意念及其表达方式。再接着分两部分讨论死亡的3个视角及其叙事话语：第一部分为医学专家谈死亡，含近、远身亲历;第二部分为患者与患者亲属谈死亡，同样含近、远身亲历。丧礼和悼词作为人生历程故事的最后一章。本文语料来自作者用民族志法现场采录的笔记和老年多模态语料库。最后指出本文的不足和将来研究方向。
一、叙事医学简述
在介绍叙事医学之前，有必要对“叙事”做简要说明。杨义在《中国叙事学》（1997：10～11）中写道：
在古中国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常常称作“序事”。……此时所谓“序事”，表示的乃是礼乐仪式上的安排，非今日特指的讲故事，但已经考虑到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和顺序了。
尽管“序事”和“叙事”使用甚早，但它们往往是作为一个动宾词组应用的。“叙事”作为一种文类术语，则是唐宋时代的事情。
“叙事”本是文学用语。浦安迪（1996：4）指出：
“叙事”又称“叙述”，是中国文论里早就有的术语，近年来用来翻译英文“narrative”一词。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叙事”，……探索西方的“narrative”观念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运用。当我们涉及“叙事文学”这一概念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叙事？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
本文用的“叙事”概念，跟浦安迪一样，也是源自“narrative”。有所不同的是，本文的“叙事”超出文学上的叙事。在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y）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至今已经形成多个分支，如小说叙事学、诗歌叙事学、文化叙事学、电影叙事学、混合现实叙事学等。研究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1）叙事媒介不仅限于自然语言，还包括手势、影像、体态、数字符号等。（2）叙事不是作家专有的特长，恰恰相反，人人都能叙事，儿童也不例外。“妈妈，今天我们小朋友一起野炊了。我吃了热狗。”这就是叙事。“叙事不是在艺术作品里才能见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每日都会遇到无数次。……我们所有人都是叙事者，只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罢了”（Abbott 2002：序言）。在生命历程学里，生命个体从出生到寿终，整个生命历程就是一部叙事史。这个“叙事”不是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历程叙事最突出的纪事方式，是“生命历程记忆”（autobiographic memory），其次是文字日记，以及当今出现的数字语音和影像日记等。口述生命历程、访谈、田野民族志法等，是生命历程学研究人生叙事史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医学是建立在现代生物学、细胞学、分子化学等学科基础上的，一般统称为“生物医学”。然而，叙事医学把叙事跟生物医学结合起来，乍听起来好像是驴头不对马嘴。韩启德点出了这样做的本质：“叙事医学强调了医学的叙事本性。”（转引自郭莉萍2018a：3）为什么说叙事是医学的本性？现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对于人类疾病来说，其知识是不完备的、残缺的;对于许多疾病以及将来会出现的新的疾病，它是无能为力的。个体生病发生在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节点上，相当于生命历程叙事史中的一个故事情节。患者对医生讲述这个故事情节，对于医生做出恰当的诊治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叙事医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197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在全美首次聘请文学专家Joanne Trautmann为医学院全日制教授，为该院学生讲授文学，开了医学与文学互动的先河。其后，一组人文学者和医学专家于1975～1976年间5次聚会，围绕文学与医学的互动关系开展对话。研究成果收录在Trautmann于1981年出版的《对话中的治疗艺术：医学和文学》中。Edmund D. Pellegrino在该书序言里画龙点睛地指出：
医生和作家都是特别敏锐的观察者，目睹人类生存的悲剧以及荒谬。人类死亡、临终、疾病、不幸以及其他人生体验中的生死攸关节点，都是双方寻求的原材料。
然而作家和医生的观察，其目的是不同的。医生介入是为了减低或解除他们面对的身体上的痛苦以及精神上的磨难。他们甄别、分类和治疗疾病。作家做的是澄清和解析，弄清楚人生事件的意义之所在。……
医学和文学结缘已经不知有多少世纪。医学上发生的事是作家的口粮，作家笔下的人类命运激发勤于思考的医生反刍自己的实践。每位患者的个案史是医生的第一手资料。个案史可以视为患者的生命故事或小说。……
每位患者的历史即是一部叙事作品……
当时的课程名称是“文学与医学”（literature and medicine），后来被“叙事医学”取代，后者成为学者普遍接受的学科名称。200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卡伦（Rita Charon）的Narrative Medicine： 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被視为本学科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叙事医学进入中国，“有两次重要的座谈会，第一次由韩启德院士召集，于2011年11月4日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举行;第二次座谈会由《医学与哲学》杂志、《健康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共同主办，于2018年3月31日在宣武医院举行”（郭莉萍2018b）。2018年《叙事医学》杂志创刊。金昌晓（2018）在发刊词里写道：“面对那些缺乏温度的治疗过程，医生的诊疗、护士的服务、病人的体验，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主体，需要叙说。”
“缺乏温度的治疗过程”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美籍黎巴嫩裔作家Evelyne Accad于1994年被诊断患乳腺癌。她每天坚持写日记，2001年以《受伤的乳房》一书公开发表。其中1994年2月27日的日记写道（Accad 2001：42）：
昨天我看了癌症专家，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他让我们等了45分钟，却没有因让我们久等而道歉。……他面露傲慢和自满。他没有看我的病历，几乎没有看我几眼。他更感兴趣的是发一串手术前要做的检查的单子。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发检查单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收费。事实上，这位专家收了我高额门诊费：15分钟255美元。
本文作者之一也有过类似经历：在北京某大医院花了300元挂特需专家号，但门诊时特需专家却半侧身体，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他的手机。患者得的是急性肌肉痉挛，疼痛难忍，所以高价挂了特需专家号，却受到专家如此照看，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中国病人多，医生工作十分辛苦，病人必须理解医生;反过来，医生也要有“温度”。韩启德指出：“临床实践的前提是医者和患者的互相了解。医者需要了解患者的病史和诉求，患者需要理解医者做出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其中最为基础的是医者对病情的了解，而这主要是在患者讲故事和医者听故事的过程中完成的。……卡伦提倡‘自由地倾诉、专业地倾听’，我认为非常精辟。”（转引自郭莉萍2018a：3）
当初，让医学院学生学点文学的初衷，是提高医学院学生的人文素养，做到理解患者，与患者共情。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Charon（2006）的第6章专论如何精读文学作品。她强调这是培养医生和护士叙事医学能力的重要手段。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叙事医学成为一种医学哲学思想实践。Marcum（2008）在《人性化的现代医学：医学哲学引论》第3章专门讨论了“患者是生物体还是人”的问题。Marcum指出，对患者本质的定性是任何医学世界观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假如患者不占医学世界观的中心地位，医学就没有必要存在。对患者的本质定位直接关系到对疾病和健康的定位。在生物医学模型里，患者是生物机体，由行使不同功能的分离部件组成。在人文医学模型里，患者一方面是由身脑心整合的生命主体，另一方面还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成员。患者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患者独立人格性——在叙事医学实践中占据首要位置，用Charon的话说，尊重患者叙述的疾病故事。韩启德也指出，“我们医务人员首先应学会倾听，融入患者的生命，产生共情和共鸣，将患者的感受转化成自己的表述，并再次转化到患者心中。希望医学人文真正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转引自郭莉萍2018a）叙事医学的产生与发展让人文医学思想落实到临床实践上。
在语言学领域，研究医患交流比叙事医学还要早（Fisher & Todd 1983;von Raffler-Engel 1989;Gu 1996，1997）。但在语言学家眼里，医患对话只是会话的一种类型，他们分析医患对话主要是为了揭示会话本身的运作机制，改进医患交流只是研究的副产品。而从叙事医学的高度审视医患交流，则使我们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当老病死被压缩到一个短暂的时间段而不可避免地一起谈论时，3个话题自然分出轻重：死最重，病次之，老最轻。话题如此排序，是病人临床诊断身患绝症所致。当病人被告知患了绝症，等于把原来遥远的死亡话题变为当下必须体验的“命题作文”，而且不是关于他人的死，是自己不得不亲身体验濒死的过程。据此我们区别3种谈死亡的视角：（1）近身亲历谈死亡，即绝症患者本人如何谈死亡;（2）远身亲历谈死亡，即患者亲属和医护人员如何谈死亡;（3）亡后谈死亡，即亲属、医护人员、同事、朋友等如何谈死亡。我们以脑死亡为核心节点，谈死亡的3个视角在生命历程末端的位置，如图1所示。
叙事医学中的“叙事”是很宽泛的概念，包括讲、谈、说、倾述、倾诉、叙谈、叙说、叙述等。在语言使用主体上，除个体行为外，自然包括双方或多方的交谈、相互倾诉、相互叙说等。当一位老人确诊患绝症后，即进入生命历程的末端，开始编写其最后一程的“故事”。按照图1的架构，这个末端故事不是由老人一个独叙，而是由多人合叙：亲属、医生、看护人、好友等。独叙一般来说意味着临终时的孤独无助，那将是人类文明的丑闻。合叙的人愈多，愈呈现人间的温暖与关爱（见下文第5节进一步讨论）。
死亡是人类的共同话题，自人类有了语言就开始言谈，形成大量的词语。下面我们先归纳一下汉民族合叙死亡所累积的词语。
二、汉语死亡词汇知识本体
汉语经过代代相传，保存了大量关于死亡的词语，即死亡现象词汇化。根据部分传世辞书收录的条目，本文采集到单字词17个、双字词99个、三字词3个、四字词26个，总计145个词语。我们用语言哲学里常用的概念分析法（conceptual analysis，Grice 1987）对这145个词语做概念分析（表示同一概念的同义词只收录一个），据此重构汉语死亡知识本体，如图2所示。
本体解读如下：
（1）所谓知识本体（ontology），是借用人工智能的概念，将某个领域知识形式化，以便计算机可以识读。图2很容易转换成机器可读语言，如网络本体语言（OWL）。
（2）当代医学早先把心脏停止跳动作为死亡的标记，后来更新为以脑死亡为死亡的标记。古人把断气视为死亡的标志。“某某咽气了”等于说某某死了;“气绝身亡”即气绝=身亡。气绝即身亡代表关于死亡的原始概念（当然僅为一种）。图2用椭圆标出。
（3）气绝前即临终。汉语表达临终的词语，见图2右侧。
（4）气绝后即死亡。由此产生4个概念：死因、死讯、尸体、永别。在认识上，死因自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余3个跟后事处理相关。
（5）围绕死因，汉语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概念网络。首先在概念上区分“疾病致死”和“非疾病致死”。表达疾病致死时考虑逝者的身份，即词语表达跟逝者身份挂钩，由此产生3类不同情感的词汇群：敬畏的、中性的和蔑视的。表达非疾病致死的，死因再次成为焦点：死于道义、死于非命、死于罪过、死于自杀。如图2所示，不同的死因引发不同的词语表达。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跟生物医学伦理“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是相一致的。然而关于死亡的表达则不同。上面死亡词汇知识本体明确显示这一点。此本体可视为汉民族“死亡文化”（王夫之2018）的冰山之一角。疾病致死属于自然死亡，属于平等性死亡，而长期的儒家礼教等级制度把谈论自然死亡跟逝者的身份、地位等聯系起来，并且凝固到词汇里。
非疾病致死的人与疾病致死的人，他们的死亡观往往是截然不同的。社群主体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宗教等往往产生群体死亡观。如当“命”与“仁”冲突而只能择其一时，杀身成仁作为儒家推崇的死亡观，往往为不少爱国将士所采纳。关于非疾病死亡观，王夫之（2018）、具圣姬（2003）有详细的阐释。本文下面讨论死亡，仅限于自然疾病死亡，以及相关的死亡观。
三、医学专家谈死亡
医学专家谈死亡包括近身亲历（受伤的我）和远身亲历两个视角。
（一）近身亲历：“受伤的我”视角
近身亲历谈死亡，语法上即第一人称“我”谈死亡。当原先健康的“我”变为患绝症的“我”时，死亡开始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意识。叙事医学推进者Arthur W. Frank（1997：xii）把这种变化称为“受伤的讲故事人”（the wounded storyteller）。Frank的身份很特殊，他是职业医生，后患癌症，是作为职业医生叙述他患绝症后的人生体验。对于许多绝症患者来说，“癌症”“死亡”是非常忌讳的话题。“受伤的我”一般都是无声地与自己对话，无言自语时，都可能拒绝接受这些概念跟自己发生关联这个事实;周围的人，无论是近亲还是朋友，在患者面前自然更是绝口不提。Frank则不同，他不仅把无声变为有声，而且著书立说。这正是叙事医学要做的。他在《受伤的讲故事人》一书的前言里写道：
但是述说（死亡）并不容易，倾听（死亡）亦是如此。重病患者不仅身体患病而且难以发声言语。他们需要变成故事的叙述者，以此来恢复他们那些被疾病及治疗夺去的声音。声音代表着他们的思想，表达他们的灵魂，同时（发声部位）也是身体的一个器官。那些神秘的疾病故事就是他们身体的表达：（身体）组织在无言地述说。这本书是介绍如何从病人言语中倾听其身体。
Yvonne Yi Wood Mak也是职业医生，专长为临终关怀，不幸患上绝症。她跟Frank一样，撰文叙述身份转变的人生体验：从医生、研究员、亲友到病人。
缓痛疗法不是临终，丧慰不是哭泣。相反，他们是联络、关爱与尊敬——这正是生活的精髓。如果你勇于赋予激情，你会像我一样被这份工作深深吸引。从事缓痛疗法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往往感到他们的工作劳有所获，鼓舞人心，而不了解这份工作之美的人则经常如此评论：“这活儿肯定令人抑郁！”实际上，关爱临终病人会让人丰富见识，因为每一个患者的叙述都是我们可以为之反思、从中学习的经历。久而久之，从事临终关怀的人可以从他们的关爱和交流中获取柔韧性，这是一种对待生死的健康态度，是生命中面临挑战时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架构。（Mak 2006：31）
上面两位医学专家面对死亡的逼近，上升到人生哲学高度谈亲历体验。依照Frank的观点，死亡是身体的一种表达，是身体要叙述的故事。这反映了关于死亡的自然观。Mak自己面对死亡的经历使她更深刻地认识到如何更好地关爱他人面对死亡。这是死亡的最高伦理境界。
（二）远身亲历：从避而不谈到正视
所谓远身亲历，指当下照看绝症患者的亲历，主要发生在医院和家庭。医生和护士因工作关系，这样的亲历成为常态;亲属照看绝症患者产生的亲历跟前者相比属于偶发。医生和护士应不应该跟患者直接谈死亡？值得深思的现象是，长期以来医学院几乎不设关于死亡的课程。美国哈佛医学院、公共健康学院教授，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在《最好的告别》（葛文德2015：前言）里写道：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包括死亡。第一个学期，我得到一具皮革似的干尸用于解剖，但那仅仅是了解人体解剖学的一个途径而已。对于衰老、衰弱和濒死，我仍旧一无所知，教科书也几乎只字不提。这个过程如何演变、人们如何体验生命的终点，对周围人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好像都无关宏旨。在我们看来，教授们一门心思地教导我们如何挽救生命，以为那才是医学教育的目的，眷顾垂死的生命完全是一个“界外球”。
在国外，随着叙事医学的兴起，这种状况才逐步改变，死亡作为首要话题的著作不断问世。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终身教授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在其《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一书中这样描述死亡：死亡如同骄阳，难以直视又无所不在;时刻想着死亡如同直视骄阳一样是极其困难又痛苦的事情（Yalom 2008：5）。要对死亡保持觉知，拥抱死亡这个人生阴影会让我们受益匪浅：这种觉知会让生命之光与死亡阴影融为一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拓展丰富自己的人生（Yalom 2008：147）。亚隆坚信我们应该直面死亡，就像正视其他恐惧一样;我们应该去审思自己最终的归宿，去熟悉它、了解它、分析它、研究它、思考它;有引导地直视死亡，而不是压抑那种恐惧，会让人生更加珍贵、更加深刻、更加有活力（Yalom 2008：276）。
努兰（Nuland）是耶鲁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外科医生，在其著作《死亡的脸》中写道（Nuland 1994：xvi）：只有在坦率地讨论死亡的详细过程时，我们才能面对那些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以此了解真相与准备去面对，我们才能超越对未知的死亡世界的恐惧，免于自我欺骗与毁灭。
葛文德也著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人可以逃脱，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都在不断老去（Gawande 2014：18）;死亡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死亡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死亡是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的（Gawande 2014：17）。
中国医学界也已开始直谈死亡。死亡成为201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北大医学人文国际论坛的主题之一。韩启德（2018）指出：我们对出生、衰老和死亡应该有深刻的认识，最根本的是对生命要有深刻的认识;应该把人的生命放到大自然中与其他生命联系起来，这样会看得更清楚，所有生物的出生、死亡各有其不同特征，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适应自然的变化，保持物种的延续性，自然界所有生命的核心是繁殖与生育;一旦我们把人的生命放到这个大视野来看，我们就会对出生、衰老和死亡有更好的理解。
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赵斌主任在主旨发言中说：生命中最确定的事就是我们都会死亡，而最不确定的事是死亡何时降临;死是医学的必然结果，死亡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既然无法战胜死亡，就应该与死亡达成共识，放下是最好的解脱;任何成功取决于有备而来，对死亡的准备也是人生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赵斌20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急诊科郭伟主任在主旨报告中说：长生不老是永恒的社会意识，要正视衰老与死亡，开展死亡教育是正视死亡的最好办法，探讨死亡的本质以及各种濒死、丧恸主题与现象，促进人们深切省思自己与他人、社会、自然及至宇宙的关系，从而能够认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只有了解了人的生死的基本过程与现象，才会消除关于生死问题的神秘感、恐惧感和心理困惑（郭伟2018）。
这两小节医学专家从近身和远身这两个不同角度谈死亡，差别是巨大的，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关于死亡的自然观。在他们的推动下，医学院和学术会议开始直视死亡这个“骄阳”，把这个话题放到前台直言讨论。这的确是一大进步。
四、患者及其亲属谈死亡
死亡一般会涉及两方：逝者和经历丧亲之痛的亲属。我们用民族志调查法与患者亲属交谈，内容涉及近身亲历、远身亲历和亡后丧慰。下面来自真实生活的语料，我们力求保持原样，理由很简单：老年看护现场调查显示，医患之间、患者与看护人之间，在专业知识、传统认识与价值、言谈方式、相互理解与情感沟通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交织在一起的。通过保持原样——这是本文依照叙事医学原理所采用的方法——让读者远身体验医生、护士、病人、亲属在人生生命末端的真实故事。
（一）患者近身亲历：直面与被瞒
上一节谈到一些作为“受伤的我”的医学专家能够直视死亡“骄阳”。非医学专家的患者也有能够直视的。如一位临终的姐姐（70岁，对看望的弟弟）：（平静地）“我活够了。我有件事要拜托你。”弟弟不知道如何安慰姐姐，一时无言以对。又如，弟弟回家看望半身不遂多年的哥哥（当时76岁，现已去世）。哥哥（对弟弟）：“我不能跟我不认识的野鬼葬在一起。”这些话反映出濒死者接受了死亡将至这个事实。
患者惧怕死亡，接受不了绝症这个事实是人之常情的反应。Accad被告知患乳腺癌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会是我？”（Why me？）美国有个民间组织以此命名“Y-Me”（Accad 2001：14）。我们的患者亲属访谈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十天后基本控制病情出院，医生建议转到肿瘤内科治疗，长期体弱多病的M3第一反应是：‘不去肿瘤科住院，那里很阴森，感觉住进去就没有希望了，还是拿药回家吃吧。’”
我们的亲属访谈中有位患者（已经去世）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有记病情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5月22日晚10时突感左手麻木无力，不听使唤。”“5月27日晚9时起，感胸口痛，（字体不清，不能识读）但总是不舒服。难受。”“8月8日11：30右中指麻木5～7分钟。”“8月12日晚9：10，突然头晕眼花5分钟。”“10月13、14日上午9点多钟，头晕眼雾，看物有双影，持续3～5分钟。”
通过日记倾诉病痛对患者有益，也是叙事医学鼓励的。此外，根据上面医学专家的观点，接受濒死现实的患者，其精神痛苦应该会小一点。对不能接受濒死现实的患者，医生和亲属会努力隐瞒真实病情。我们的亲属访谈里有这样一段记录（访谈4，恶性肿瘤晚期患者M4，78岁）：
医生拿来检查报告单跟我说：你爸爸脊柱上都是瘤子，……都没有治愈的可能了，……年纪这么大，化疗效果也不理想，没有价值，还是建议不要过度治疗，也不要穿刺检查了，后面的重点在提高生活质量上;……医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和医生商量好了不让爸爸知道病情，所以医生这样跟我爸爸说：“老爷子，你得的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你的骨头像玻璃一样脆，一碰就碎，很容易骨折，骨折后就治不了了，你不能提重物，不要弯腰，不过你可以回家，回家后可以散步、练字，开心时也可喝一两小酒，但不能喝多哦。”
这位医生此处采用的是下一节评析的叙事医学推理。
（二）亲属远身亲历：叙事推理
下面我们从访谈语料中举一例做详细样例，评析采用“叙事推理”分析法。叙事推理译自Marcum（2008：116）的“narrative reasoning”，Montgomery（2006：46）称之为“narrative rationality”。叙事推理是在实用推理和溯因推理的基础上与叙事医学相适应的临床推理。临床医生对某一患者做出诊断时，是调用他的生物、化学、医学知识——普遍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用于具体的、个体的患者。这是西医通行的生物医学推理（biomedical reasoning）。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患者相当于生物化学药品或治疗手段的一个新的试验对象。临床医生知道原先有效概率（如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等等），但对眼前当下病人是否有效，他也不知道。
叙事推理则不同，需要调用患者的生病故事，包括体验、感受、期盼、忧虑、要求、信念、困惑等。概言之，患者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成为叙事推理的要素。临床医生做叙事推理时最具挑战性的，是了解患者及其亲属的思维方式。医生要做到这一点，临床医生要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努力使一切内心杂念失声”，全神关注患者（Charon 2006：132）。一半注意力看病人，另外一半看手机，显然是不可能做叙事推理的。
用叙事推理分析法包括3个视角：临床医生视角，患者视角和亲属视角。临床医生视角理论上涉及两种推理：生物医学推理和叙事推理。患者和亲属视角涉及患者对绝症、治疗和死亡的理解、情感、诉求、决策等。
下面用中国传统诗话和词话喜好的插注法做分析。分析显示：叙事推理分析归根结底是对立矛盾冲突分析。临床医生面对的是生物医学推理和叙事推理之间的冲突，患者面临死亡与求生、治疗与痛苦的冲突，亲属面临治疗与痛苦、重症监护与普通治疗、插管与放弃等冲突。访谈记录和评析见下。
患者M3（70岁），恶性肿瘤晚期。亲属叙述如下（叙述较长，为节省篇幅删去部分内容）：
患者M3肿瘤切除术后11个月发现肺部出现不明黑点，怀疑是癌转移，由于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到B医院做射波刀术，射波刀术后5个月回到B医院做第三次复查，加强CT检查结果出来的当天，患者M3对亲属转述医生的话：“H医生告知我说，原来的黑点经射波刀术后坏死，可能有炎症;但在肺门另一处出现一大黑影。一月份（复查时）还没有，一下子就大了。经讨论认为恶性的可能性大，想给我做纤维镜检查，但很辛苦的，且成功率仅有35%左右。我问医生的意见，他倾向再做射波刀，无论做不做纤维镜检查，都可以做射波刀治疗。”
评析：临床医生调用生物医学推理是显而易见的。临床医生诊断需要科学证据。而证据以及相关药物知识是不完整的，不精密的。医生的“可能性”“成功率仅有35%”等用语就反映这一点。对患者和亲属来说，专业医生都说不准，他们自然心里没有底了。按照叙事医学的做法，医生是要有“温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可能性”、很低的“成功率”。生物医学推理与叙事医学推理的矛盾正在这里。
亲属为此去找H医生的上级L主任医生咨询，L主任医生对照患者M3的CT片跟亲属说：“你爸爸原来做射波刀的病灶可能已经消失，在片子上看呈发射（放射？）性炎症的状态，只要身体没什么表现就可以不用处理，大多数射波刀术后患者都如此;但糟糕的是在左肺门处另外发现一片阴影，这是新长出来的，之前复查时从没表现出来（L主任拿出以前复查的片子对比着说），这应该是恶性的;建议由呼吸科做纤支镜取样出来检查，看看这是肺原发癌还是肝癌转移过来的，这样对后续治疗比较有针对性;但是做纤支镜不一定能取得到这个病灶，取到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而且这个部位做纤支镜可能有风险……无论是否做纤支镜，都要对这个病灶做射波刀术。”
评析：亲属寻求更多医生的意见是患者和亲属常见的思维模式。L主任医生用的也是生物医学推理。表达上“这应该是恶性的”比前面医生的更加确定，不过成功率没有变。这反映了当前医学所能达到的水平。
慎重起见，患者M3转入三级甲等A医院住院治疗。医生查房讨论后告诉患者M3的亲属：“我们讨论后认为：一方面虽然可以做纤支镜小探头活检，但由于病人基础疾病多，病灶旁边又有大血管，风险比一般人要大，有大出血风险，而且不一定能取中;另一方面，如果不做纤支镜小探头活检，就无法诊断病因，无法开展后续针对性的治疗。”亲属问医生：“你们是医生，有专业知识，我们不太懂，那你从医生的角度出发，你认为是否应该做纤支镜呢？”医生回复：“这个要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亲属和病人商量，由你们选择。”亲属：“如果不做纤支镜，后面怎么办呢？”医生：“不做纤支镜，真的没法用药，因为无法准确判断这是肺原发癌还是肝癌转移，我们医生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肝癌转移，有的认为是肺原发癌，这两种情况用药是完全不同的。”病人和亲属都很矛盾，很难做出选择。另一医生（跟亲属比较熟悉的医生）建议：“因为之前做过肝癌手术，要不就赌一把，反正不做纤支镜就不能对症吃药，不吃药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碰运气，直接试试肝癌靶向药，如果对症最好，不对症也就是有一些副作用。”但另一个肝胆科医生说：“我对比了你爸爸手术前后的肿瘤标记物水平变化特点，目前肝癌复发转移的证据尚不充分，原來术前甲胎蛋白>1000，现在只有19.3。”没有医学知识背景的患者M3和亲属面对这些言语，心里无比纠结，难以取舍，既想知道确切病因，又担心手术风险。
评析：生物医学推理和叙事医学推理之间的冲突凸显无遗。生物医学推理本身有冲突：“我们医生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肝癌转移，有的认为是肺原发癌。”叙事医学推理要求医生进入患者及其亲属的内心世界，想他们所想，这个没有做到：“这个要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亲属和病人商量，由你们选择。”医生为什么不能替病人或亲属做选择？这是因为绝症与治疗之间的冲突。对于绝症不是某个医生没有办法，整个当前医学界都没有办法。叙事医学推理要求医生能够把冰冷的事实用温暖的方式告诉患者和亲属。“跟亲属比较熟悉的医生”对亲属做出明确的选择建议。这是“暖的”。他能这么做是因为不怕亲属“翻脸”，事后追责。
一两天后，患者M3看到隔壁床两个病友做纤支镜后平安无事，又问医生：“医生，他们说纤支镜还是比较轻松的，我看病房里这两个病友做回来都没什么事。”医生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比如体质、病灶所在地方，有人很轻松，也有病人下不了手术台的，当然这是极少数，你的病灶旁边有大血管，而且基础疾病多，风险比别人大。”患者M3和亲属几经商量，最终决定不做纤支镜。
评析：同病房患者相互之间会影响思维和决策。医生回答也是根据生物医学推理做出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正是生物医学推理中把普遍的医学知识用于临床个案时面临的困境。Marcum（2008）和Montgomery（2006）都把这个无法解开的困境作为推进叙事医学推理的动因之一。临床医生面临的都是个案，个案的“生病故事”要成为临床诊断推理的一部分。
几天后，患者M3病情加重，高烧连续多日不退，身体浮肿，患者M3情绪低落。医生约谈亲属：“你爸爸病情加重了，这几天肺部感染导致高烧，有积水，身体浮肿，复查CT，阴影增大，可能在扩散，出现心衰，呼吸困难，如果控制不好可能要进重症监护，随时有危险，现在下病危通知书，你看完后请签字。”亲属回到患者身边，结合医生交代的事项并隐瞒病危实情，耐心地跟患者解释：“医生说连续多日发烧是肺部感染，因为你的肝肾功能不好，担心其他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决定用最好的进口抗生素针剂——醋酸卡泊芬净，这个是自费药，医院里没有，等会我去买;身上的浮肿是肾功能问题，医生等会就给你用白蛋白，并安排做血透，这些都是对症治疗，不用太担心……”
评析：进重症监护、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是患者亲属面临的冲突到了炽热点。亲属对患者说谎，隐瞒病情，这是医学伦理所允许的。但医生对患者是否可以这么做？对亲属是否可以这么做？
十几天后，患者M3病情继续恶化，当天晚上九点半，医生再次约谈亲属，语气沉重地说：“老人家病情继续加重，非常可能就在今晚离去，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要准备好他的身份证、衣服……”当天深夜，患者M3与世长辞。
评析：医生这里用的叙事推理语言：“语气沉重地说”“老人家”“离去”。作为医生他无力回天，生物医学推理自然也省去了。
（三）亲属叙述的价值
叙事医学有个重要的倾诉原则，包括医生听患者倾诉，亲属听患者倾诉，第三方（即所谓的局外人）听亲属倾诉，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我们用民族志调查法让患者亲属对我们倾诉，把倾诉的实况报告如上，让读者远身亲历这样的倾诉，以提高社会对老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同情和理解。
亲属叙述反映了生物医学推理与叙事医学推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评析对于增进医患之间的理解、缓和医患矛盾是有益的。医生诊断思维主要基于生物医学推理，患者及其亲属的思维方式是叙事医学推理的一种。两种思维方式是做不到无缝连接的，在临床实践上医生是难以兼顾的。Marcum、Montgomery、Gawande等都强调指出，医学（medicine）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science），因为医学知识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概率性的，医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practice）。假如有朝一日医学发达到如此程度，可以无病而不治，两种推理之间的矛盾就自然消除了。
五、丧礼与悼词
脑死亡标志老人所有生命活动的终结，生命历程故事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然而，上文说过，如果是独叙故事，那将是人类文明的丑闻。为什么是这样呢？张捷夫在《丧葬史话》（2000）引言里这样写道：
……最早的人类，生活与普通动物差不了多少，白天成群结队地寻找食物，夜间住在树上或洞穴里，行动无意识，死后弃尸荒野，任凭禽兽啄食。所以，当时的人是没有丧葬可言的。直到灵魂观念出现以后，才开始逐步形成埋葬尸体的风气。
“弃尸荒野、任凭禽兽啄食”显然还是原始的，不文明的。随着原始人对自身的认识，加上对死亡的观察与惧怕，开始寻求解脱的办法。灵魂观念是怎样产生的？
一般认为，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对自身和外部的自然现象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解释。睡眠中偶然梦见已经死去的人仍然同活着的人一样进行各种活动时，便误认为人除肉体以外，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存在，这就是灵魂。
张捷夫接着指出早期人类对灵魂作用的认识：
当时的人认为，灵魂附在肉体上，能主宰一切，灵魂一旦离开了肉体，人便死亡，人死以后，灵魂却还活着，仍能干预人间的事务，祸福子孙。随着人类亲情观念的浓重，对死去的亲人往往产生怀念之情，希望死去的亲人能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得好些，并能庇护子孙。于是，便开始重视对死人的处理，从而产生了丧葬。
21世纪的今天，生物医学早已证明肉体以外是没有灵魂的。无神论者也不相信死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然而，“中国很早以来就将长者的丧事称为‘白喜事’”（王夫之2018：197），為亡故老人操办“白喜事”的习俗还是相当普遍的。从社会心理健康和孝敬之情的角度看，这样的丧礼民风有可取的一面。我们的老年多模态语料库收录了发生在内蒙古某地的一个影像样例（即全过程录音录像）。堂屋设为灵堂，84岁老人的遗体摆放在灵堂中间，“白宴”在屋外举行。告别悼词节选如下：
我代表家人，向各位，及街道会的各位人员，感谢各位的到场。让我们一起鞠躬。冰冷的雪花，是我们儿女胸中悲痛的眼泪。我们的妈妈，你给我们做了美味佳肴，天寒时候，你温暖我们，每一次电话，听到您的声音，我们就无比的欢喜。而现在你就这样忍心的抛下我们，您关心、惦念着我们，怎能离去？我们想念您，我们的妈妈。请您放心地去吧，我们子女，会照顾好我们的爸爸，让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请您安息吧。我们子女会在各项事业上继续进步，都会把各自的家庭建设好，把我们的儿女培养好，妈妈您就放心地去吧。妈妈，您别太累了，一路走好。您的儿子、儿媳，还有孙女、孙子永远怀念您，您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妈妈。
这是告别倾诉！对于本文主题而言，这是84岁老人人生故事的最后一章，是她的后代跟她的亡灵一起做的合叙。从最早弃尸荒野到悼念合叙故事，是人类丧葬文明的进步。
六、本文存在问题以及将来研究方向
本文以叙事医学理论为基点构建老病死的叙事故事。故事以诊断患绝症为起点，患者亡故为终点，其间老病死3个话题汇聚一处。中外医学专家有近身亲历（“受伤的我”）谈死亡的，也有远身亲历谈死亡的。他们都表达了死亡自然观。这跟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生死观是不谋而合的。与专家对应的是患者亲属，他们远身亲历绝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以及日渐逼近的死亡。他们的叙述虽然缺乏生命哲学的高度，但是直接触及痛苦的现实。本文有对普通绝症患者的近身亲历记录，但没有做访谈，这是文章明显的不足之处。
文章第二部分歸纳死亡现象在汉语中的词汇知识本体，在本文中起背景铺垫作用。本质上，死亡现象词汇相当于我们汉民族编织死亡大故事的情节节点。在叙事医学理论的引领下，把大故事讲述出来，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有待感兴趣者去承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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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颖茜 滴石
第三篇：基于叙事学理论的红色纪念性景观空间组织表达策略研究
摘要：在多元语境背景下的纪念性景观设计中，突破传统设计理念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代景观设计人员的共识。红色纪念性景观与普通景观设计不同，其更具故事的言说性，将文学中的叙事方法运用到其中，可以增强景观的故事性，同时也可以为景观设计赋予更深的文化认知和人文内涵。为此，本文基于叙事学理论，对红色纪念性景观的空间组织表达特征、作用和应用进行分析，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员带来启示。
关键词：叙事学理论;红色纪念性景观;空间组织;表达形式
0 引言
在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红色旅游景点成为众多国民旅游的首选之地，这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红色纪念性景观的发展。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基于自身的红色历史背景，兴建起各式红色纪念性景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青海原子城纪念园、香山革命纪念馆等，这些红色纪念性景观不仅为城市添加了一抹亮色，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形象。不过在诸多红色纪念性景观中，也存在一些重量不重质的设计，其缺乏主题思想和文化特色。事实上，红色纪念性景观本身就包含一种特定的主题，通过叙事手法，可以从全新的视角对红色纪念性景观进行解读，挖掘其蕴含的深层次含义，为景观赋予更高的文化价值。从这一方面来看，加强对叙事学在红色纪念性景观空间组织表达中的研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1 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的特点和表达方式
1.1 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的特点
红色纪念馆是典型的红色纪念性景观，是由红色和纪念馆两大要素组成，这也使其除了拥有纪念馆的本质特征以外，还有一层红色的内涵。下文以红色纪念馆为例分析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的特点。与普通纪念馆相比，红色纪念馆的景观设计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故事性。以红色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纪念性景观并非凭空设计出来的，其设计需要基于中国革命史。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过程中会通过特定的景观设计手法，将在特定时期发生的革命事件重新向人们讲述，所以其与普通景观相比，更具故事性。二是主题性。红色是红色纪念性景观区别于其他景观的重要因素，同时红色也为红色纪念性景观的设计赋予了特定的主题和特殊的意义。三是教育意义。红色纪念馆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红色精神的重要载体，在设计中也应体现这一点，将爱国主义融入其中，让人们在参观的同时，能学习和体会其中的精神文化内涵。四是地域性。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形成的红色精神是不同的。因此，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必须基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将当地的红色主题和地域特色融入其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纪念性景观[1]。
1.2 红色纪念性景观的表达方式
由于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的特殊性，决定其景观设计在表达方式上具有独特性。而叙事手法是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比较常用的表达方式。叙事学实际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概念，其是一种将一个主题划分为多个相互联系的单元，借此来完成对文本内在构成机制的研究的创作手法。在景观设计中应用叙事手法，实际就是将景观作为文本，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并通过对各种景观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观赏性与叙事性兼备的效果。
另外，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与叙事学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较高的契合度。就以红色纪念性景观的结构设计而言，其景观系统往往是由多个空间优化组合而成，在这里空间就成为叙事语义中的重要载体。在叙事学理论中，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文章结构，而事件则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红色纪念性景观的特征而言，纪念性是其显著特征，这种特征也是红色纪念性景观的灵魂所在;而叙事学并非单纯利用某种载体进行简单的故事陈述，其更为关注的是精神的传达，就这一方面而言，这二者之间存在较高的契合度。
2 叙事语汇在纪念性景观设计中的主要作用
2.1 展示和阐述
阐述是叙事语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事件进行陈述时，这一手法会被反复使用。叙事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发生过的事件或行为进行加工的一种方式，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叙事将各个事件串联起来。红色纪念馆有着明显的纪念性特征，在其景观设计过程中会将重心放在纪念事件上，而在这一方面的景观设计则通过合理使用阐述语汇，有助于对纪念性事件进行展示和阐述，促进体验者的理解和交流。
2.2 象征和催化
象征语汇在叙事中是指叙事对象指向对应的领地，在景观设计中，象征语汇的运用能够有效增强景观的意趣。但在叙事中的象征交流往往会发生在对具有同一原则事件的表述中，也就是说，象征语汇在叙事表达中绝非独立存在的，其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或背景下。在景观设计中的象征语汇也同样如此，虽然景观的造型、颜色等能给人带来直观感受，但要想实现景观意境的升华，则需要将景观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以引发体验者的联想和回忆的投射，实现对叙事氛围的催化[2]。
3 叙事学理论在红色纪念性景观空间组织表达中的应用
空间组织表达是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内容，因而景观设计往往是以对空间的划分为开端。红色纪念性景观的红色主题决定了在景观设计过程中空间的性质和空间的序列方式。设计人员需要充分考虑空间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并通过对空间的优化组合，达到与周边环境保持和谐一致的效果。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运用叙事学理论，则可以保证空间组织表达的合理性。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实现对叙事学理论的合理运用。
3.1 叙事主题的确定
与普通景观相比，红色纪念性景观的主题非常突出，并且其主题往往与当地遗存的红色文化有着较大的关系。因此，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首先需要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背景，明确叙事主题，这样才能将红色精神的内涵进行有效传达。在叙事主题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從传统视角对当地的红色革命历史或伟人的功绩进行陈述，也可以从全新的视角，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对红色文化或精神进行解读。例如，贵州中关村长征纪念馆的设计视角就非常独特，其将一位红军小战士的一生作为景观设计的主题，通过普通且微小的红军墓，观者能从中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并且园路的设计也别出心裁，通过弯弯曲曲的园路，体现了长征道路的坎坷、艰难。另外，在红军墓的设计上，为了能够凸显每一位红军战士的个体价值，设计者没有把纪念碑做成高大巍峨的样子，而是采取平等视角进行设计，让体验者在游园过程中，能深刻感受和体会每一位默默无闻的红军战士为国家奉献生命的高尚精神。
3.2 叙事结构编排理论下的景观空间顺序设计
以叙事学理论为指导的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的空间顺序有着一定的叙事逻辑。通过叙事结构编排对空间顺序进行调整，可以使景观更具秩序性，同时也可以营造特殊的氛围，推动叙事进程。这就要求相关设计人员按照叙事结构理论对景观的空间顺序进行安排。例如，设计人员可以按照参观人员的空间体验路径实现对空间顺序的合理安排，这样可以使空间产生主次变化和节奏，建立起更具感染力的景观场所。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常见的叙事手法主要为以下三种。
第一，顺叙。这也是叙事文本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叙事手法，在景观空间顺序设计中顺叙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按照某一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对空间进行合理编排。这类设计手法通常被用于有着清晰时间线的红色景观设计中，这样可以保证空间组织的合理性和连贯性。例如，韶山毛泽东纪念园中红色景观的空间组织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生涯为时间线，并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进行景观空间的编排，通过园路将这些景观进行串联，让体验者在观赏景观的过程中，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一生中重要的革命经历[3]。
第二，倒叙。在叙事文本中这种叙事手法也常被用到，其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倒叙实则是一种逆时序，在文本表达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将事件的结局或突出片段放在文章开头的情况，这样可以凸显主题，并达到引发读者兴趣的目的，然后再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慢慢展开叙事。实际上，倒叙的手法也常被运用到纪念性景观设计中，用于强调主题。例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景观设计中就使用了这种手法，其将烈士英勇就义的群雕设置在陵园的入口处，用于凸显陵园的主题，同时也可以有效增强参观者的体验感。
第三，插叙。插叙顾名思义就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将一些与中心事件相关的事件或回忆穿插到其中，阻断叙事的正常顺序，用于展开情节或刻画重要人物。这一叙事手法在红色纪念性景观的设计中也时有体现，即将一个异质性的场景插入另一个场景。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合理使用插叙手法，可以使叙事主题变得更加清晰、明朗、生动。并且在场景的转换过程中，也可以为参观者带来全新的体验。
3.3 叙事修辞策略在单体空间中的运用
在叙事文学作品中，经常会使用一些修辞手法，用于提升作品的表达效果。叙事学理论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不仅体现为基本叙事表达方法的运用，而且还可以通过运用一些特定的修辞手法，达到提升景观表达效果的目的。
第一，隐喻。隐喻是叙事文学作品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其是指将一件读者不熟悉的事物（本体）通过一些熟悉事物（喻体）进行表达，让本体不再具备表达意义。在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往往会运用叙事修辞手法中的隐喻，用于体现景观空间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美国越战老兵纪念碑的选材是花岗岩石，并且园内道路也是弯弯曲曲的，用于隐喻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是在历史上走弯路[4]。
第二，对比。在叙事文学中，对比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手法。而在景观设计中，对比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空间修饰手法，将具有明显差异的景观放置在一起，通过对比的方式，凸显事物的本质。例如，在青海原子城的景观设计中，有一个3m宽的封闭钢筒通道，当通过这个通道后，全园最高点“和平之丘”就会赫然出现在观者眼前，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3.4 叙事语法转换在空间组织中的应用
第一，叙事语法简单来说就是叙事逻辑和叙事序列。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将叙事序列又具体分为基本序列和复合序列两种。而在纪念性景观设计中，这两个叙事序列都得到了运用，具体表现为按照一定的流线组织空间转换，使各个空间组织关系更加流畅，秩序感也更加强烈。
第二，基本序列在纪念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景观设计中的基本叙事序列是指由序景、起景、前景、主景、后景、结景顺序构成的景观空间布局，这是一种常见的红色纪念性景观空间组织顺序。例如，香山革命纪念园中的景观设计就运用了这一叙事手法，设计者将“赶考砚石”组景作为景观叙事中的序景，将新中国的建立喻为“赶考”，作为整个叙事时间的起源。而后以毛泽东主席的诗歌《春江水》中的诗句作为叙事线索的开端，实现对这个空间的串联。接着巧妙运用“南京解放”的雕塑群、水景作为主景，使参观者明确“南京解放”这一主题。再接着以“人民民主专政”的石组雕塑作为后景，用于凸显主题。最后，園区景观是以“赶考”的新砚石作为结景的，这引发了参观者的无限深思和想象。
第三，复合序列。与基本序列相比，复合序列更加繁杂，其是由嵌套式、圆圈式、并置式构成。在景观叙事中，嵌套式运用得最为广泛，其主要适用于拥有相同主题，且可以分层叙述的景观设计中。圆圈式在景观叙事中也常有体现，其是一种首尾相连的结构，经常被用于循环往复的叙事题材中;而并置式则是指多条线索，并且这些线索之间不存在因果或时间关系，因而其主要被用于具有共性主题、人物的景观叙事中。
4 结语
叙事学理论的合理引入，对于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通过叙事这一特殊的表现手法，可以为红色纪念性景观的设计赋予更多的时代和人文价值，让景观由以往的单一呈现向具有人文特征和历史价值的场景构建转变。因此，相关人员应加强对这一方面的重视和研究，并结合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的特征，合理使用叙事学设计手法，为红色纪念性景观设计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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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渊（1974—），男，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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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渊 卢春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