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宏观政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每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外界研判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2004年底的会议已经表明：中国政府2005年将以更多市场手段继续宏观调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2005年中国GDP的增长目标为8%，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第一篇：宏观政策论文范文
宏观经济、宏观政策与费用粘性
【摘 要】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发挥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的作用。费用管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企业实现开源节流，达到费用精细化管控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以2007年以前在沪深A股上市的104家房地产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7年度财务指标，结合宏观经济及宏观政策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从产业政策导向的时序性变化角度，检验房地产上市公司在不同期间的费用粘性程度。此外，以费用粘性的三个不同成因为基础，从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解释。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现象;受宏观政策影响，随着间隔期间的延长，费用粘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宏观经济上行会抑制费用粘性，通货膨胀会促进费用粘性;紧缩的产业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抑制费用粘性。
【关键词】 费用粘性; 房地产上市公司; 宏观经济; 宏观政策; 时序变化
一、引言
房地产业是受国家经济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政府为规避市场风险，稳定整体经济，推出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但是宏观政策与当时金融体系的不匹配，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业，进而加剧房地产业的泡沫程度。而供给侧改革的实行是以宏观政策为导向，对房地产业泡沫逐步消化，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机制尚不成熟，政府会出台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以迫使市场供需向政策预期靠拢。因此房地产市场通常会受到国家宏观经济以及政策的影响而波动。在宏观经济以及宏观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为了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需要对日常经营中的费用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实务中，由于受到内外部因素影响，费用在业务量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与业务量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呈现非对称现象，学者们称为“费用粘性”。房地产上市公司通过加强费用精细化管控，有效抑制代理成本以及调整成本，从而降低费用粘性影响，提高整体盈利能力。因此，明确经济发展、政策变化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进行费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费用粘性及其成因
从传统的管理会计成本性态的角度看，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视为单纯的线性关系。Anderson et al.[1]从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角度对美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业务量上升1%，其费用上升0.55%;业务量下降1%则费用仅降低0.35%，随之提出费用粘性的概念。Threinen et al.[2]选取20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存在运营费用粘性的有19个国家，由此证明了费用粘性的普遍存在。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孙铮等[3]通过分析1994—200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发现，费用粘性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
不同的理论前提，费用粘性的成因也有所不同。学术界较为公认的成因有三种：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以及代理成本。
调整成本。企业因持续经营所需通常会签订长期契约，一旦企业经营出现短期变动，由于向下调整成本会造成无法履行契约，其成本较高，管理者可能会选择暂不调整，由此费用没有随收入降低而及时降低，出现费用粘性特征。管理层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会产生调整成本。Subramaniam et al.[4]、Banker et al.[5]依次从不同类别资源、销量幅度变动以及劳动市场角度验证了调整成本导致费用粘性。华雯雯等[6]對企业不同决策动机所带来成本粘性的变动进行研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尽量避免亏损时所做出的资源调整能够使粘性降低，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效果更显著。
管理者预期。企业管理者对企业发展预期过度乐观会增加费用粘性程度。Itay et al.[7]研究得到管理层对行业未来的预期会决定企业在业务量下降时对闲置资源再配置的决策。李粮等[8]在模型加入了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发现预期乐观的管理层较少地会对闲置资源再配置，导致费用粘性上升。梁上坤[9]通过对非国有企业分析得出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影响费用粘性，并且随自信程度而加剧。
代理成本。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使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业务量下滑时并不会及时削减费用、规避风险，费用下降的滞后就形成了费用粘性。Dierynck et al.[10]从公司治理模式和盈余管理动机的角度出发，验证支持了代理成本影响费用粘性。谢获宝等[11]研究发现，经营者可能会在不充分考虑企业的经营情况而过度投资，扩张其资源占有量，使资源利用率低而导致费用粘性升高。
(二)宏观经济、宏观政策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Calleja et al.[12]将多个国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国家社会环境、经济政策以及政治的不同，导致其存在费用粘性差异。谢获宝等[13]通过对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发现，公司的经营、融资以及投资都受到了宏观经济的影响。然而非效率投资将造成公司在未来收益不明确的状况下费用加速提高，使费用粘性上升。马文超等[14]将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十年的财务数据分析发现，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的费用粘性越大。叶玲等[15]发现，产业政策与企业的投资规模正相关。李海英等[16]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相关信号传导到资本市场，使投资者以及管理层对行业未来发展做出高于实际的乐观估计。江飞涛等[17]认为，政府会对通过宏观调控干预市场，取代市场本身的自由机制。
以上对费用粘性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整个经济市场或制造业所进行的，而针对房地产业以及从时序变化角度对费用粘性影响的研究很少。本文以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宏观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从时序变化的角度，检验房地产上市公司在不同期间的费用粘性，以期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以及宏观政策的应对提供一定的帮助。
三、假设的提出与模型构建
(一)提出假设
基于前文研究所述，本文提出H1：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管销费用与营业收入存在费用粘性特征。
随着观测间隔期的延长，管理者通过一定时间观察内外部环境，会更准确地预测以及判断，合理地配置闲置资源，企业的费用粘性程度会相应减弱。因此，提出H2：随观测间隔期的延长，费用粘性程度将逐渐减弱。
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上行的环境中，若企业营业收入下降，管理层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会延缓实施对资源的调减措施，减慢费用降低速度，从而致使费用粘性恶化。相反的，在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中，管理层会对企业现有资源进行迅速调整，合理配置，降低费用，从而抑制费用粘性。因此，提出H3a：宏观经济与费用粘性呈正相关关系。
在通胀较高水平的环境中，房地产企业各项材料、人工等其他成本费用也会相较于低水平通胀环境中的各项成本费用有所提高。所以，通胀水平较高时，若企业营业收入下降，由于受到较高的材料、人工等其他费用水平的限制，费用下降程度要比在通胀水平较低时的费用下降程度小，使费用难以达到管理目标，导致费用粘性增大。因此，提出H3b：通货膨胀与费用粘性呈正相关关系。
宏观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层面。
产业政策层面，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完善，政府会以产业政策的形式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但产业政策并不可能完全影响房地产市场供需机制，因此，在产业政策没有达到预期调控效果时，政府会在短期内连续出台导向性政策，迫使市场发展方向趋向产业政策调控方向，见表1。
政府产业政策调控最终是通过房地产市场销售面积及销售价格得以体现。一方面，当市场遇冷时，随着刺激性产业政策的出台，会给市场传递利好信号，使得管理层对行业做出乐观估计，带来投资行为扩大，增加规模，成本费用控制弱化，加重费用粘性;另一方面，当市场过热时，政府会出台相应的紧缩性产业政策，降低或控制销售面积和销售价格的增长速度，给楼市降温，管理层基于不良预期，会调整配置资源，减少费用，费用粘性相应减弱。因此，提出H4a：紧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费用粘性;刺激的产业政策会加重费用粘性。
货币政策层面，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会有所提升，房地产上市公司易于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不同渠道获取资金，扩大投资规模，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费用管理的积极性，费用粘性程度随之增大;另一方面，货币很可能超发，推高通货膨胀，增加企业对费用管理的难度，导致费用粘性增大。在緊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房地产获取资金的成本提高，难度加大，投资规模降低，管理层会强化费用管理的积极性，导致费用粘性降低。因此，提出H4b：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重费用粘性;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费用粘性。
(二)模型设计
1.费用粘性的测量模型
基于前人对费用粘性的研究，本文运用Anderson et al.[1]提出费用粘性检验模型来检验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成本粘性现象，具体模型如下：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公司管销费用、营业收入选取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宏观经济增长率(GDP)、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商品房销售面积(Area)、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Price)选取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广义货币供应量(M2)选取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07—2017年统计数据。其中，样本公司管销费用、营业收入选取的步骤如下：
1.以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准，选取2007年以前在沪深A股上市的房地产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数据。
2.剔除2007—2017年ST、*ST的样本企业。
3.剔除在此期间存在异常、缺失的观测值的样本企业。
经过筛选，最终样本房地产上市公司为104家，共计1 144个样本观测值。
(二)假设的检验与分析
1.对H1的检验和分析
利用模型1对H1进行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中α、β1与β2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β2<0。通过回归分析可知：房地产上市公司的β1=0.585，β2=-0.115<0，则表示当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每上升1%时，相应的管销费用也会上升β1=0.585%;相反，当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每下降1%时，相应的管销费用却只会下降(β1+β2)=0.47%。预期H1得到验证。
2.对H2的检验和分析
运用模型2对H2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当N=1、2、3时，β
逐渐增大，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时间间隔延长，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在逐渐增大。这与“反转性”的H2完全不符合。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以下原因：从宏观形势来看，在观测期间，房地产业先后经历5次调控政策的波动(2008年前紧缩、2009—2010年刺激、2011—2013年再紧缩、2014—2016年再刺激、2016—2017年再紧缩)。面对每一次产业政策的波动，企业都要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方案，由此产生新的调整成本，从而加重了费用粘性程度。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来看，宏观政策的调整需要企业及时应对，但实际上，从公司决策的迟缓与联动的滞后性，再到具体调整后的经营策略落地实施，如此长的时间会导致费用粘性的增加。
另外，当N=3、4、5时，β2分别为-0.177、-0.158、-0.102，β
不断减小，这一现象表明，当间隔期大于3年，费用粘性开始逐渐减小。可能因为当时间间隔大于产业政策调控的间隔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产业政策调控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反转性的特征。
3.对H3的检验和分析
运用模型4对H3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
其中，β3=0.309>0，实证结果与H3a不符合，出现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宏观经济形势上行，管理层对未来发展形成乐观预期，理论角度费用会增加。但管理者也会充分利用宏观经济环境，紧跟趋势发展企业，管理层会更注重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水平，加强费用管理能力，从根本上削弱费用粘性。
β4=-0.084<0，H3b得到验证。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原材料(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劳动力价格也相应提高，当企业营业收入下降时，受到较高的材料、人工等其他费用水平的限制，从而费用管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导致费用粘性增大。
4.对H4的检验和分析
运用模型6对H4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
从产业政策角度，β3=-0.371<0，β4=-0.452<0，H4a得到验证。作为调控政策的主要影响结果，刺激的调控政策相较于紧缩的调控政策，销售面积以及销售价格增长率有所提高，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也随之增加，企业持有现金水平又与企业代理问题密切相关，管理层往往利用对持有现金的不当处理来牟取个人利益，实现管理者自利行为，而这种代理问题的出现弱化其费用管理的积极性，导致更大的成本粘性。
从货币政策角度，β5=-0.221<0，H4b得到验证。宏观层面，较高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会提高超发货币与加重通货膨胀风险的概率，进而加深费用粘性(上文已提及);企业层面，房地产企业可获得更多资本，企业面对闲置资本(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的调整又会产生新的一轮调整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费用粘性。
为进一步研究宏观政策变化对费用粘性产生的时序性影响，以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标准，将观测期间2007—2017年划分为五个阶段：2007—2008年、2009—2011年、2011—2013年、2014—2016年以及2016—2017年，并基于模型1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表6所示。
2007—2008年，β2=0.224>0，呈现反粘性的现象，这一时期，以紧缩的调控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宏观经济层面，受次贷危机影响，国际经济整体受挫，而国内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等问题日益严重，加上受到2007、2008年调控影响，房地产业从降温变成了冰冻，土地流拍、地王退地，销售面积下降14.72%和销售价格下降1.66%;企业层面，市场上供大于求，同时管理层消极的预期迫使加强成本费用管理，费用粘性减弱;另外，2007、2008两年为了实现控制货币供应量、缩紧银根的目标，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资金，费用粘性相应减弱。
2009—2011年，β2=-0.110<0，费用粘性有所增加。这一时期，以刺激的调控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产业层面，在积极的调控政策的刺激下，楼市大幅回暖，2009年，销售价格和销售面积双双止跌，销售价格上涨23.18%，销售面积暴涨43.63%，管理层信心有所提升，由消极转为乐观。货币政策层面，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融资难度减弱，可获取更多的自由现金流，因此，较次贷危机时期费用粘性有所增大。
2011—2013年，β2=-0.100<0，费用粘性较上一期间有所减弱，以收紧的调控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产业政策层面，为抑制上一时期房地产市场强势复苏，调控力度加大，遏制房价上涨，总体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暂时抑制，但房价与销量均实现稳步增长。货币政策层面，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规范性发展，在为公司提供良好的筹资渠道的同时，约束公司资金使用。因此，费用粘性有减弱。
2014—2016年，β2=-0.397<0，费用粘性大幅增长，达到分断观测期间的最大值，以刺激的调控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基调。这一时期，我国进入新常态，国内经济增速平缓下降，整体经济发展体制、方向等都在悄然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楼市的调控政策也在相应变化，去库存、分类管理成为新的调控重心。产业政策层面，先后颁布四次刺激楼市调控政策，表现为对限购限贷政策的松绑，提高信贷方面支持以及加大税收优惠。对于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来说，相较于上一时期，在整体政策的刺激下，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企业费用粘性大幅增长。
2016—2017年，β2=-0.192<0，费用粘性较上一期间有所减弱，以从紧的调控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基调。2016年后半年至2017年，国内经济转型趋于稳定发展，以及上一时期刺激房地产稳增长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但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效果存在区域差异性问题。同时，通胀预期抬头，金融潜在风险日益显著，产业政策开始从刺激转向收紧。宏观政策层面，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和促改革，政策長短结合，短期依靠限购限贷，长期寻求建立长效机制。从企业层面，经过政策调控，房价和销量迅速降温，管理层的乐观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因此，费用粘性较上一时期大幅下降。
五、结论
通过对沪深A股上市的104家房地产企业2007—2017年数据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在2007—2017年期间，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存在费用粘性的问题，并且宏观政策调整频率对费用粘性的反转性产生了影响，当N=1、2、3时，受频繁政策调整影响，费用粘性逐渐增强，当N≥3时，跨越调控政策期间，消除政策调控频率的影响，费用粘性逐渐减弱。
2.宏观经济方面，宏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宏观经济向好时，房地产企业整体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提高，费用管理能力相应提高，费用粘性不增反降;通货膨胀会导致费用粘性增加。
3.宏观政策方面，不同的调控政策和货币政策趋势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当产业政策趋于收紧与货币政策趋于稳健，可以稳定市场发展，费用粘性会减弱;反之，当产业政策趋于刺激与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可以加速发展，费用粘性大幅增加。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M C，BANKER R D，JANAKIRAMAN S N.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3，41(1)：47-63.
[2] BANKER R D，BYZALOV D，THREINEN L.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asymmetric cost behavior[D]. Working paper，Temple University，2013.
[3]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26-34.
[4] SUBRAMANIAM C， WEIDENMIER M. Additional evidence on the behavior of sticky costs[D].Working paper，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2003.
[5] BANKER R D，CHEN L.Predicting earnings using a model based on cost variability and cost stickines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81(2)：285-307.
[6] 华雯雯，耿玉环，张婧超.保盈动机、所有权性质和成本费用粘性研究[J].财政监督，2015(23)：31-38.
[7] ITAY KAMA，DAN WEISS.Do Earnings targets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affect sticky cos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3，51(1)：201-224.
[8] 李粮，赵息.公司高管乐观预期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64-69.
[9] 梁上坤.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约束与成本粘性[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3)：122-131.
[10] DIERYNCK B，RENDERS A.Earnings management incentives and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labor costs：evidence from a Non-US setting[C].Glob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Symposium，2009.
[11] 謝获宝，惠丽丽.代理问题、公司治理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14，26(12)：142-159.
[12] CALLEJA K M，STELIAROS M，THOMAS D.A note on cost stickiness：s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6，17(2)：127-140.
[13] 谢获宝，惠丽丽.成本粘性、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企业风险视角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17，29(3)：110-125.
[14] 马文超，吴君民.货币政策变更、费用粘性与企业债务融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34(6)：105-113.
[15] 叶玲，李心合.管理者投资羊群行为、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5)：24-32.
[16] 李海英，毕晓芳.制度条件、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2)：5-14.
[17] 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中国工业经济，2010(9)：26-36.
作者：冯套柱 白杰
第二篇：宏观政策加重市场色彩
每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外界研判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2004年底的会议已经表明：中国政府2005年将以更多市场手段继续宏观调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2005年中国GDP的增长目标为8%，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一方面，从经济的惯性考虑，2005年经济增长不可能回落到更低的7%左右，与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形势并不太协调，与预期相差太大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变得没有意义，且有人为压低经济增长率之嫌；另一方面，目标也不宜过高，设定为8%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宏观调控的政策仍然趋紧，当局将继续推动从追求增长速度到追求增长质量的转型。
因为要大规模推进多项改革，所以，高层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之年”。
每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外界研判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200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使中国很多学者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中国向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从这次会议中，很多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转变。
为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更强调平稳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代过去行政色彩相对要强的积极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转向市场
持续了一年多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会议公报的仔细阅读、逐条分析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钢明说：“在当前宏观经济大幅度波动因素仍然存在，围绕过去和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尚未结束之时，会议公报的论述，给认识和展望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走向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理论启示。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将转向重视市场手段。”
这一点成为了学界的共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宣布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对于稳定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是大有好处的。同时表明，2005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将更多地采用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总量手段，这也是非常好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也认为，在调控的方式上，中央政府将注重使用经济手段，减少行政干预，运用经济杠杆，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回顾一年多来的宏观调控，袁钢明以2004年4月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4月底前，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2004年4月底以后一段时期主要采用行政手段。
袁钢明认为，经济手段调控与行政措施不同，两者对投资及经济运行状态产生了差别很大的影响。2004年初未采取行政措施前，投资增速猛然上涨，采用行政措施后投资增速顿然下降，很多人认为由此可以看到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的失灵及行政措施的有效。但从另一视角看，投资增速突然高涨，既可能是行政措施临近出台所引发的投资逆向选择，也可能是经济调控不到位，未及时上调利率抑制需求所致，如果充分采用经济调控手段而不是行政措施，有可能不会出现投资的大起大落。2004年10月底央行上调利率，终于表现出重视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新动向。
公报在论述此次宏观调控所运用的手段时，没有提及前一段时期很多论述极力主张的行政手段，指出此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深了对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关系的认识，增长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袁钢明说：“中国政府对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深化，远比宏观调控取得的当前成果意义更为重要和深远。”
财政货币走向稳健
在2004年10月底的加息之后，就不断有消息透出，中国的财政政策要转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这样的政策指向：2005年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形成了中国经济对财政支出扩张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局部经济过热现象。况且如果继续大量发行建设国债，会使财政风险进一步积聚。应该承认，在过去的经济过热中，对原材料的强烈需求及煤电油运出现的供应紧张，政府投资的大项目难辞其咎；而稳健财政政策正是为了抑制投资需求，防止过热。
实际上，从2002年～2004年，长期国债发行量就呈现依次递减的趋势，分别是1500亿元人民币、1400亿元人民币和1100亿元人民币。这可以视为中央政府为财政政策转向所释放出的明显信号，亦是官方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步骤淡出悉心铺路的表现。
为防止收油过猛，2005年会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释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国债项目的投资建设有个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续投入。第二，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资源，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调控能力，有利于主动地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认为，2005年国债发行量在8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为合理数字。
同时有专家认为，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投向将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项目建设，扩展至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以及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国债资金很可能承担起一部分税制改革的成本。
改革开放多年，市场化配置资源已是共识，而不宜过多强调政府配置资源。财政政策走向稳健是大势所趋。
全面推进改革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后，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在面临全面开放的WTO后过渡期和中国“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改革成为了最响的声音。高层已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之年”，致力于改善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各项深层次改革将在2005年全力推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认为，双稳健的宏观政策为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2005年改革会获得更多的机遇，改革的机遇会大于改革的挑战。
在2005年，中国将加快实施中央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诸多行业的改革也要加速推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认为，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现在已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除了通过政策按部门、按地区地细化，可以做到“有保有压”之外，同样会给人们一种信号，即结构调整今后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由利益趋向来引导，并将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实现。随着人们信心的增强，对结构调整的有利影响是可以预料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表示，2004年已经开始的投融资体制改革，2005年将会出台一系列配套的融资措施；此外的改革重点还将包括：集中在资金、土地以及能源的价格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及继续推进农村费税改革等。
另外，2005年是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后汇总的一年，为同2006年开始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衔接，各种重要的经济项目等有必要看到相应的结果。
作者：易 如
第三篇：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摘要：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文献标识码：A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货币政策在处理金融市场问题时的低效和不足，许多国家因此开始构建满足自身要求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期抑制金融失衡，降低系统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演化的角度看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延伸，主要政策工具也较多涉及金融范畴。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执行时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特别是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基于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比较高的实际，中央银行提出建立逆周期的信贷调节机制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目前已实施的措施包括窗口指导、缓冲资本要求、动态拨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调整按揭比例等，拟通过加强审慎管理来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本文借鉴国外成熟研究范式，通过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
一、模型构建概述
本文对格瑞里等(Gerali et al.)建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简化和修改。引入信贷摩擦和贷款约束，在模型中添加银行部门，同时参考斯麦茨、沃特斯(Smets.E&R.Wouters)和克里斯坦(Chris-tiano)对于真实摩擦和名义摩擦的设定，构建包含家庭、企业和银行的三部门经济，其中家庭分为存款家庭和贷款家庭，存款家庭将钱存入银行赚取利息，贷款家庭和企业按抵押品价值从银行处贷款，企业生产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商品，家庭提供劳动力与资本，银行资产以贷款形式借给家庭与企业，同时其负债是存款和资本。还引入艾德里安(Adrian)和申(Shin)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并认为其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来源。
银行旨在保持资本充足率接近外生监管水平，即巴塞尔协议Ⅲ中规定的监管机构对银行实施的资本要求，从逆周期资本需求出发，银行资本由净利润累积产生，银行通过留存盈余来增加其资本存量。贷款家庭和企业行为受制于贷款利率，而贷款利率的变动受信贷约束，银行贷款供给增加时资本与资产的比值下降，当其低于资本要求后，银行需提高贷款利率来满足监管指标。存款家庭的消费和储蓄选择由存款利率决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独立性体现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资本要求只影响贷款利率，而由货币政策调整的基准利率则对存贷款利率均存在直接影响。
央行作为政策当局，可以通过调整存贷款利率直接影响不同家庭的消费选择。存款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当期及未来储蓄的实际收益，贷款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当期及未来贷款的实际成本。此外，贷款家庭消费选择还受制于贷款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通过紧缩贷款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对贷款家庭的消费选择产生影响，即由于抵押品限制收紧和乘数的上升，贷款家庭支付消费和住房投资的能力减弱。注意到，宏观审慎监管的独立性源于代理人信贷约束的存在，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拉格朗日乘数降至零以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将出现线性相关特征。
本文遵循已有研究成果中的设定，假设央行的货币政策采取泰勒规则形式，关注通胀目标与实际通胀率的差异及产出增长，基准利率具有调整刚性，央行以稳定通货膨胀和产出为目标;将缓冲资本要求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资本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银行需要持有更多资产来供给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借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研究成果，假设央行将信贷作为监管金融稳定的重要指标，并对其异常行为做出相应调整。当杠杆率变大时，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因此模型中将损失函数目标设定为最小化信贷产出比率。此外，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指出宏观审慎监管需要缓和金融服务突然中断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因此本文继续假设监管部门还需注意产出波动的最小化。
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
本文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第一种情况：两种政策合并使用，中央银行通过利率和资本要求两种工具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最优组合，以稳定通胀、产出、信贷产出比率以及政策工具自身改变的波动为目标，进行两个政策损失函数的联合度量。第二种情况：两种政策独立使用，分别最小化各自的损失函数，该情况下最优政策的选择视为另一方政策已给定。
(一)技术冲击
首先考虑以技术冲击作为引起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因素的情形，模拟结果如表1所示。在合并使用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返回值分别为0.94和1.5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考虑到产出的负增长，建议收紧资本要求(系数为1.96);在独立使用情况下，由于两个政策的策略完全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体现顺周期性，而货币政策则体现强烈的逆周期特征，此时的损失由两部分政策损失函数直接加总得到，可以看出比合并使用情况下有所恶化(提高了6.1%)，其中货币政策目标函数的损失增加了12.3%。
比较两种情况下的政策工具波动：基准利率在独立使用情况下升至原利率的10倍，资本要求也扩至原来的3倍。该结果反映出央行对产出增长和顺周期行为的强烈反应，同时也意味着独立使用情况带来了较大的政策协调问题。
在独立使用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关注信贷产出比的上升，将其作为信贷过热的信号，进而采取提高资本要求的操作，同时货币政策也会被诱导采取措施减轻冲击带来的影响，如此循环导致产出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交互作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高资本要求的实质是信贷产出比增加的表现，而产出仍在持续下降，同时货币政策也为弥补波动而大幅降低利率，显然这样的政策决策是次优的，甚至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就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这种冲突源于两种政策相互独立却又共同作用于关系密切的变量之上(利率和信贷供给)，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只关注金融变量，货币政策只关注产出和通胀，由于技术冲击带来信贷产出比的上升和产出的下降，故产生政策操作的冲突。
表1最后一列为不存在宏观审慎监管，央行按照泰勒规则最小化其损失函数，相比合并使用情况下的均衡状态，联合损失函数基本保持不变，但利率的波动大幅下降，信贷产出比的方差也较之前的两种情况显著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即可达到两个政策的目标，即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此时显得作用甚微。
(二)金融冲击
遵循Gerali et al.的设定，金融冲击通过信贷供给和贷款利率渠道影响实体经济，模拟结果如表2所示。在合并使用情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增长有显著影响，且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亦体现出显著的逆周期性(系数为9.48);在独立使用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不变，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明显变弱，损失函数值比合并使用情况下增加了6.2%。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冲击假设下与技术冲击情形下有两点主要不同：一是不存在政策冲突问题，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冲击导致产出和信贷产出比的同方向变动。二是两种政策的合并使用带来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显著成效和货币政策影响作用的削弱，这主要是因为货币政策在协助达到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偏离了其原有政策目标。
表2最后一列给出了仅使用货币政策情况下的实证结果。与技术冲击情形比较，单独使用货币政策不足以使宏观经济达到稳定，而协调不同政策工具使之有效组合，则可以对产出和信贷产出比的稳定起较大作用。
为进一步评价整体经济对银行资本受到冲击较为敏感时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重置该部分的计算，增加银行资本与资本监管要求的偏离度，该假设可理解为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或融资费用昂贵时，资本具有较高的调整成本。经模拟获得以下结果：第一，调整会增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当将参数值设置为5倍于Gerali et al.研究结果的基准值时，合并使用情况下的联合损失比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减少35%。第二，产出波动和信贷产出比波动大幅下降(均比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情况下减少40%～50%)，然而这种下降却带来通胀率的上涨(10%)，这一结果表明当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且两个政策处于合并使用情况时，货币政策将金融稳定作为目标内在化，这使得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有的损失函数目标。第三，合并使用情况下和独立使用情况下的差异显著增加，同时合并使用情况下政策组合的收益也显著增大。
三、完善我国金融调控体系的建议
在经济波动由供给冲击驱动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很小，而且存在两种政策冲突的可能，这会加剧经济的波动，这种冲突主要是因为两个目标各自独立的政策共同作用于关系密切的变量而引起的。即在技术冲击下，使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略低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的效果，由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试图稳定信贷产出比而货币政策只关心产出和通胀，因此缺少共同目标的两种政策会加剧政策工具的波动。
当经济波动主要来自金融冲击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经济整体的稳定作用优于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合并使用可以获得较好的实际效果，即产出稳定、信贷产出比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收益的成本是基准利率和通胀率的波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在协助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有目标。如，在独立使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只关注价格稳定，而忽视金融冲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即在金融冲击下，采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比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更有效，政策收益与银行需要调整资本偏离监管要求的成本成正比，如果在经济波动中金融冲击是主要驱动因素，那么货币政策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合并使用可有效帮助产出和信贷产出比恢复稳定。
上述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当前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同时从侧面论证，货币政策仍是稳定整体经济的主要工具，也是当前环境下无可争辩的最有效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各国央行意识到需要设计新的工具应对金融冲击，但这种新的工具并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替代，也不能被认为是全能的维护经济稳定的工具。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货币政策的补充，是应对金融冲击的工具，实施宏观审慎政策需十分谨慎，不当使用对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
我国大部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均为国家控股且运营较为稳健，因此短期内并不具备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但由于金融机构的同质性，长期看依然存在释放系统性风险隐患，央行已在2011年开始提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将新的观测变量和监管工具与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及工具相结合，以应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变化形势。本文认为在完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时应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予以关注。
(一)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
不管是传统框架下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还是新体系中强调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规避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都是新形势下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只关注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还要兼顾传统职能以外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不能完全作为政策当局施行管理措施的单一手段。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都是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有效协调两个政策的最终目标、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的关系，金融改革应通过最大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来抵御金融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危害。
(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
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尚不健全，在金融监管机构联合出具的监管备忘录中，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的中央银行被隔离在外，这人为的加大了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协作难度。因此，在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时应尽快研究并确立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新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有效强化其职能和监管权限，以消除不必要的外部冲突。
(三)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
宏观审慎监管在应对经济波动时并非始终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对于宏观审慎监管而言，一方面，选择正确的时机实施监管并在适当的时点退出。另一方面，也需要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积极配合。在安排宏观审慎监管时可以尝试由中央银行和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组成金融稳定委员会，整合对我国金融稳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和信息，通过统一平台对金融市场进行整体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1]Gerali，A.，S.Neri，L Sessa and F.M.Signoretti，“Credit and Banking in a DSGE Model of the Euro Area”[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10，Supplement to Vol.42，No.6，pp.107-141
[2]Smets，F.and R Wouters，“An Estimate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Euro Area”[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Association，2003，Vol.97(3)，pp.1123 1175
[3]Christiano，L.，M.Eichenbaum and C.Evans，“Nominal Rigidities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 Shock to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Vol.113(1)，pp.1-46
[4]Bank of England，“The role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R]，2009，Discussion paper
[5]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Macroprudential instruments and frameworks：a stocktaking of issues and experiences”[R]，CGFS Papers，2010，No.38
(责任编辑：李琪)
作者：庞晓波 王作文 王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