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文章以2009年我国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为样本，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在整体上不存在明显的IPO效应，但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上市公司在IPO之后，有些实现了持续性高成长，有些则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性衰退。
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 篇1：
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现状与评述
摘要：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的快速变化，当前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问题已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比管理效率的提升更难解决的难题。根据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内涵及实现的根源等问题的文献梳理，发现当前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缺乏从动态角度来深入揭示可持续成长的内部机理。为此，如何从动态能力角度研究企业可持续成长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际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动态环境；企业可持续成长；动态能力
Review and Research Status of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Growth
CAI Shu-t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2,China )
Key words:dynamic environment;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growth; dynamic capabilities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推动下，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动荡，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依赖某种技术或产品优势一直保持成长态势，必须依据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产品、技术或能力，以迎接环境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成长。如何在动态环境下实现可持续成长，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际企业管理工作者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了有利于此问题的深入研究，现就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给予评述。
一、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内涵
对可持续成长内涵的理解，目前有多种观点：
1．李占祥（2000）［1］认为“一些企业一直在活着，但它们不一定在成长，比如有的百年包子店。我们说这样的企业是有持续但无成长。另一类企业，设立之后快速扩张，几年内就成名了，但很快又由于战略失误或环境变化而销声匿迹了。这类高台跳水运动员型企业是有成长而无持续”。按这一观点可持续成长企业不是上述这两类，而是把可持续成长定义为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不断变革的过程，并指出这一概念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持续性，较长时期是持续性指标；二是成长性，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是企业的成长性指标，可以用企业的各种资源、绩效不断提高或增强来反映；三是不断变革，不断变革是实现成长性和持续性的手段。
2．杨杜（1996）［2］认为产品有生命周期、事业有生命周期，企业本身也是有寿命的。他同时指出“这丝毫用不着悲观，尽管一个企业有着早晚必然走向衰退消亡的“宿命”，但企业可以通过努力，延长自己的寿命，这一点正是企业家或经营者的使命”。他还指出“企业延长寿命或持续成长的手段就是革新，首先是技术——产品的革新，超越某一具体产品的寿命而持续成长；其次，事业革新，跨越某一事业寿命而持续成长；最后是可通过制度革新，为企业注入活力而持续成长”。由此可见，杨杜的企业持续成长的观点明显地建立在寿命周期概念基础之上，是通过革新来延长企业寿命。从杨杜对持续成长的理解，企业的持续成长至少超过一个产品生命周期。于是，一个企业超越的产品或事业周期越多，说明企业越实现了可持续成长。
3．持续竞争优势意义上的持续成长（黄群慧，2008）［3］。或者是说，持续成长就是持续竞争优势，只要企业实现了（产品）持续竞争优势，就说该企业实现了持续成长（黄群慧，2008）。这一观点认为，产品——技术革新意义上的持续成长基本上就是这一观点，产品——技术不断革新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4．基业长青。从整个寿命上看，如果企业做到了基业长青，就说企业实现了持续成长（Collins and Porras,2002）［4］。此观点下的可持续成长测量，是看企业是否实现了基业长青。基业长青是企业家终生努力的方向，追求持续成长还是从眼前做起。
根据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企业可持续成长可界定为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不因环境变化而影响成长。这一定义与前面常被学界引用的可持续成长的概念（李占祥，2000）［1］，实质上是一致的。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不因环境变化而影响成长，就要不断变革，通过不断变革、适应环境变化，从而实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二、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根源
目前，关于如何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根源或内部机理研究，大致可归为外因论、内因论和内外因结合的动态观点，现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外因论
1．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企业可持续成长。企业持续成长的产业组织理论，又称为产业选择的观点，认为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发展的空间和可持续成长的可能性。选择成长性强、盈利空间大的产业能够带来企业的成长；而成长性差、盈利空间小的产业则会阻碍或延缓企业成长的步伐。
产业选择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可从两方面分析：（1）企业所在产业的吸引力或所处产业的竞争结构，是决定企业的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产业内的竞争越激烈，产业的吸引力就小，在这样的产业里很难获得高水平的盈利率。关于产业的重要性，Porter（1997）［5］在《how much does industry matter，really?》一文中，实证研究得出：产业是真正重要的，对业务部门的利润的影响为19%。（2）产业的演化。一般地，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每个产业都会经历产生、成长、成熟、衰退的演变过程，把握这个过程，适时进入和退出，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广东格兰仕集团公司之所以能长期持续成长，与其适时进入、退出产业进行业务转型有很大关系。
2．基于竞争战略理论的企业可持续成长。Poter（1980，1985）［6-7］从市场结构—行为—绩效模式出发，提出了基于行业结构分析的竞争战略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在产品市场上成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根据行业结构分析选择“好的行业即有吸引力的行业”；二是根据行业的竞争状态，正确定位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战略，或成本领先、或差异化别具一格、或聚焦一点。如果企业能在产品市场上成功实现上述三个一般战略的一个，则企业可在此产品市场上实现成长，并且如果这一战略不被模仿或替代，则企业可以持续成长。可是，在动态环境下，竞争战略常常被模仿，甚至被破坏，所以基于竞争战略理论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在动态环境下的指导作用在下降。
（二）内因论
1．基于资源基础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关于资源基础学派的起源，学术界公认起源于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彭罗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简单理解为生产函数，不利于对企业成长理解。其理论框架可以概括为“企业拥有的资源决定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并最终决定企业的成长性”。
20世纪80年代后，Wernerfelt（1984）［8］，Barney（1996）［9］，Collis & Montgomery（1994）［10］等在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11］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资源的竞争理论，从企业内部所拥有的独特资源的角度来研究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认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企业内部独特资源基础之上的，这种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不可替代的。后来，Barney（1991）［12］在其论文“企业资源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又作了补充，提出了VRIO框架，即价值问题、稀缺问题、不可模仿性问题和组织问题。价值问题就是企业的资源或者能力是否能够使企业对环境的机遇或威胁作出反应？稀缺问题就是这些资源是否当前仅为少数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不可模仿性就是没有这些资源的企业要获得这些资源是否面临成本劣势？组织问题就是企业的组织、政策、程序支持企业利用这些资源吗？VRIO框架的提出，使基于资源基础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日趋成熟。但是，一些学者指出，资源固然重要，而仅有资源是不够的，离开了资源背后的具体人，是不能促使企业成长的，也是无法取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Prahalad & Hamel，1990）［13］。于是基于企业能力，重视企业内主体——人的作用的企业能力理论产生了。
2．基于企业能力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包括核心能力理论和后面的动态能力理论，这里先来分析基于核心能力竞争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20世纪90年代，普拉哈拉德和哈梅尔（Prahalad & Hamel）提出了核心能力理论，从企业内部能力视角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认为企业可持续成长是建立在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础上的。普拉哈拉德和哈梅尔（1990）［13］把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定义为“企业内部的累积性学识，特别使如何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各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核心能力“也是组织工作和提供价值”；它“需要各事业单位间充分沟通、参与和投入，涉及到许多层次上的人员和所有的职能”。1994年，Hamel & Prahalad在《Competing for the future》［14］一书中又有所补充，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由于以往的投资和学习行为所累积的技能与知识的结合，它是具有企业特点的专长，是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业界一流水平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一般具有如下特征：独特的不易学习和模仿的、对顾客是有价值的、为进入相关经营领域提供了通道。
核心能力与企业成长有密切关系，那些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都能牢牢掌握主动，使自己超越别人，立于不败之地。比如：日本本田公司的核心能力就是它的发动机技术，凭借此在摩托车、割草机、汽车、发电机行业，牢牢占住发动机供应商的主导地位，为本田赢得了优势。所以，在技术不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核心竞争力常常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环境的变革，核心竞争力的价值也会贬值，甚至由于长期培育核心能力过程中企业做了大量的投资与努力，面对环境的变化而不愿改变，呈现出刚性特征。因此，在动态环境下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能永远为企业带来持续成长。
3．基于知识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异质性的核心是企业之间积累的知识库存不同，企业之间之所以在做同类业务时表现出不同的能力，其背后隐藏的是企业在这方面积累的知识不同，任何人或任何企业都不会做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或事情。从上面介绍的核心能力的概念也可看出，核心能力的本质也是知识，无论是生产技能、各种技术流，还是它们的有机结合或协调，本质上都是企业内部的知识。 企业能力，尤其是核心能力的价值及不可模仿性，本质上是有其内部所隐藏的知识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根植性知识，在动态环境面前往往却表现出刚性特征，不能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所以，在动态环境下，企业为了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培育快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三）基于动态观点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
以上企业成长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皆是基于静态的视角，属于静态分析。这些分析皆隐含着这么一个假设——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稳定不变的。这一假设显然是一理想的假设，远离企业的实际。基于动态环境来分析企业的成长才能真正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之前，已有一些从动态角度研究企业成长的观点。
1．基于业务发展三层面理论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研究。巴格海（1999）［15］认为可持续成长企业必须同时考虑三个时间层面的发展机遇并构建起三个层面的业务：第一层面拓展和守卫现有核心业务；第二层面建立新兴业务；第三层面创造企业有生命力的的候选业务（见图1）。他指出如果一家企业以持续成长为目标，其业务更新的步伐必须快于衰亡的步伐，为求持续成长，企业必须接连不断地开创新的业务，开发新的利润来源。保持新旧更替的管道畅通，在核心业务出现减退势头之前，新的业务已培育起来。但对如何实现三层面业务的优化组合，其并未讨论。
2．基于创新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研究。 此研究认为创新变革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动力和源泉。企业惟有不断地根据动态环境变化变革创新，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在市场上继续生存和发展。美国著名企业历史学家钱德勒（1962）［16］通过研究认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成长是适应技术革新和市场扩大形势而在管理结构方面出现的反应，提出了著名的“组织结构跟随战略”的企业成长观点。1989年，伊查克.爱迪思［17］结合系统论与生物学的相关思想，发表了《企业生命周期》一书。在此书中，他把企业成长的一个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初期、官僚期以及死亡期等10个阶段，并提出：一个组织在经历了停滞后，可通过变革、创新来实现组织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超越，恢复生机，求得可持续成长。20世纪90年代， 小乔治•斯托尔克、大卫•K•毕高特［18］在《打破惯例：寻求增长契机》一文中认为，企业成长的有效组织原则是打破惯例进行的创新活动，创新是最有力的成长方式。W•詹金、雷尼•莫博涅［19］提出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战略理念：价值创新。
约瑟夫•熊彼特［20］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笔者认为这里企业家是个泛称，是指与创新有关的所有人）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以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他将企业创新归结为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2）引进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取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上的新组织。同时熊彼特也认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家的主要职能就是进行创新，企业家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企业进行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企业进行创新也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由熊彼特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强调企业创新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企业持续成长的作用，如果企业不进行创新，企业就不能持续成长。
3．演化经济学观点下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以纳尔逊、温特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宏观的经济理论，建立的是产业的演化模型（Nelson and winter，1982）［21］。但在他俩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开创新地将企业视为“一系列惯例”的集合。因此，企业状态的变化，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惯例组合的变化。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决策是由其惯例决定的：即由企业内部实行得很好的活动模式决定（Nelson and winter，1982）［21］。惯例类似于生物遗传中的基因，企业的惯例也是可以遗传的。企业的惯例之所以可以遗传，是因为企业的惯例实质上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企业之间因为这些惯例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而相互区别。纳尔逊和温特进一步指出，如果企业按照现有的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的话，那么这些惯例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当企业对收益不满意时，企业就会对惯例进行调整。于是，企业就在惯例的不断调整中成长。
惯例的调整过程，一般要经历搜寻、创新和选择。搜寻是在已有的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惯例，创新则是通过研发去发明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惯例，从而使得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优势，并获得较多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也可以进行创新，这就可能使得后来者逐渐赶上先行者，先行者就会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选择，是环境的选择，因此会受到选择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即市场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和内部环境即行业内和企业内的环境如已有的知识和能力）的影响。纳尔逊和温特认为，选择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成败兴衰有着很大影响。由此可见，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成长机制是搜寻、创新和选择。
4．基于动态能力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在动态环境下，由于外部市场环境快速变化，任何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的价值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优势资源和能力的价值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动态变化而贬值，难以持续支持企业获取竞争优势Collis & Montgomery（1994）［10］。因此，随着环境快速变化，企业必须建立起能促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否则企业因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难以持续生存和成长。
传统的资源和能力理论，由于偏重于静态分析，对资源和能力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关注不够，忽视了资源的粘性和核心能力的刚性，无法解释企业如何在动态环境下持续获得竞争优势和实现持续成长（Barton,1992）［22］。Teeee、Pisano和Shuen［23］在1997年发表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一文中，把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模型和企业资源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动态能力”分析的框架，认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不断更新自身能力。这种更新能力的能力就是动态能力。他们认为在动态环境中具有较强动态能力的企业，可以随着环境的动态变化而不断整合、构建或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技能和职能性竞争能力，以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从而实现持续成长。但是，他们及后来学者只是进行这一思想或抽象概念层面的研究，没有对动态能力如何作用于企业成长进行具体分析，也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四）国内学者的研究回顾
1．基于业务转型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李烨（2005）［24］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业务转型是企业面对环境变化（尤其是巨变）为谋求可持续成长的一种战略选择,并对业务转型的内涵及特征、企业为什么要实施业务转型以及怎样实施业务转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按照“动态环境、业务转型与企业持续成长”这一分析框架，分别从经济学视角和自组织理论视角剖析并揭示了企业为什么要实施业务转型的内在机理和动因。在借鉴波士顿矩阵、三层面业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并构建了企业经营业务链动态优化重构模型。该模型全面展示了企业业务转型的过程实现机理和转型路径，并为理解企业为什么要树立战略管理意识和提高战略管理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他的业务转型研究显然缺乏资源基础分析和能力保证机制，在实践中只能提供一般业务转型的思路，并不能给出具体的资源和能力培育及实施方案，因此在实践中指导作用受到限制。
2．基于矛盾论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李占祥等（2000）［1］运用矛盾分析法来研究企业的可持续成长，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可持续成长是现代企业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目标，并对可持续成长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可持续成长是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变革的过程。他们强调企业可持续成长包括三层含义：一个较长时期为持续性指标、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是成长性反映、不断变革是企业实现持续性、成长性的手段。如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呢？他们基于矛盾分析法提出内涵素质提高、外延规模扩张的两条路径，并分析了制度、创新、企业家、伦理和企业形象等诸多方面在企业可持成长中的作用，但缺乏从能力视角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动态分析。
3．基于知识、能力、产品协同演化的研究。王核成等人（2005）［25］首先研究了知识、能力、产品和竞争优势之间的静态关系，认为竞争优势实质上是产品的竞争优势，而能力是产品的支撑，没有能力就没有产品；知识又是能力的本质；于是，知识、能力、产品和竞争优势构成了如下的相互关系（见图2）。
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要维持竞争优势，实现长期成长，知识、能力、产品必须共同演化，知识、能力和产品共同演化是企业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企业如何才能成功地推动知识、能力、产品的共同演化，从而维持长期竞争优势呢？能让企业不断地创造出新知识、新能力和新产品并能适应动态变化着的市场环境的动态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于是他们提出动态能力是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动因。但是他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且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
三、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的评述及未来趋向
1．从以上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研究回顾可看出，当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对可持续成长的内部机理问题并未研究清楚，以静态环境为背景的一些企业成长理论，如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解决不了动态环境下企业可持续成长问题，必须从动态视角去研究。
2．从现有的以动态观点来研究企业成长的理论成果来看，虽然提出了一些思想和观点，如创新的观点、业务转型的观点、演化的观点和动态能力的观点，但大都处于抽象、不系统、不深入的定性研究状况。比如，从动态能力角度来研究企业可持续成长，目前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急需回答：为什么说动态能力就能影响或促进企业在动态环境下持续成长？如果说动态能力对企业可持续成长有作用的话，那么它是如何作用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动态能力作用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中介变量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有文献对动态能力作用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机理进行研究，给出动态能力作用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中介变量。
3．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实证研究。当前管理学研究普遍缺乏定量研究，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对管理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第一，要构建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理论模型，找到决定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一些核心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如果企业的动态能力影响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那么企业的动态能力是如何作用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呢？中间有没有中介变量？是什么变量？第二，这些变量如何测量？如何检验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三，运用什么方法采集数据？运用什么工具分析数据？第四，所得出来的结论有典型案例支持吗？这些都可以作为企业可持续成长未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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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核成.长期竞争优势：知识、能力、产品的共同演化［J］．企业经济，2005（8）.
（责任编辑：石树文）
作者：蔡树堂
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 篇2：
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实证分析
【摘 要】 文章以2009年我国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为样本，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在整体上不存在明显的IPO效应，但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上市公司在IPO之后，有些实现了持续性高成长，有些则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性衰退。进一步对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与IPO前后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而公司规模、是否存在风险投资以及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创业板； 上市公司； IPO效应； 成长性
一、引言
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首次上市发行股票简称为“IPO”，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现在许多公司都将能否IPO作为公司经营成功的标志。2009年10月30日，我国创业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板，创业板作为二板证券市场，上市门槛低于主板和中小板，在监管制度、信息披露、交易者条件、投资风险等方面和主板市场也有较大区别，这为许多中小创业型公司带来了走向IPO的机遇。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多数都属于具有高成长性和创新性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但这些公司成立时间较短、规模相对较小、发展底子薄弱，尤其是发展资金的缺乏是制约其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创业板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为中小新创企业提供融资平台，扶持企业快速成长，为风险投资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因而，一般分析认为能够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经过上市融资后，可以有效解决公司发展融资瓶颈，使公司迎来一个新的高速成长期，投资者也往往看重创业板公司未来的投资价值。然而，创业板市场经过五年的发展，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如何？创业板上市公司是否通过IPO就迎来了新的高速成长期？哪些因素会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上市前后成长性差异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揭示创业板对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在帮助上市公司经营决策者利用证券市场促进公司持续成长，以及证券市场管理者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IPO前后业绩的对比研究始于美国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Jain，B.A and Kini，O.（1994）对1976—1988年间在美国上市的682家公司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样本公司在上市后经营业绩均显著且持续下滑并呈现出“倒V字型”，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IPO效应”。随后Goer-gen，M. and Rermeboog，L.（2003），Trautena and Schulz（2006），James and Mar-sha Pearce（2008），Scott Latham and Michael Rraun（2010）等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其他相关国家股票市场样本公司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上市公司上市后均存在明显的IPO效应。国内学者关于上市公司IPO效应的研究伴随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也相对较少，更多是对我国主板和中小企业板市场相关上市公司样本是否存在IPO效应的验证研究（朱武祥、张帆，2001；陈奇山，2001；江永沛，2005；林略、邓作强，2009；周孝华、吴宏亮，2010；祝锡萍、严轶斐，2011）。虽然学者们研究的方法、视角和样本选取不同，但都基本证实了我国证券市场IPO效应的存在性。
基于上市公司存在IPO效应的研究结论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市公司IPO效应的产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Shiller（2003）提出了伪市场时机假设，即公司往往选择在公司业绩最好的时机进行IPO，这样带来公司股价上升和较高交易量，会使出售的股份获得更高的收益，募集更多资金。而Jain，B.A and Kini，O.（1994）提出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被认为是形成IPO后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为了符合上市发行股票的资格，往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业绩粉饰，形成短期盈利水平增加的假象，但在其上市后很快就出现经营绩效的下降。国内学者李常青和刘清昌（2005）在对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研究中认为企业上市后，分散的外部投资者的股权比例会上升，而原有的大股东或管理者的股权比例会下降，这样，外部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和代理成本就会相应增加，出现不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林略和邓作强（2009）针对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得出，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整体绩效表现优于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其上市后业绩的下滑更明显。喻凯、罗阳（2012）探讨了募资规模高低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一年业绩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募资规模与创业板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归纳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IPO前后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方面。由于我国创业板发展时间较短，单独对创业板公司IPO前后成长性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更缺少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成长性特点的成长持续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出现成长持续性个体差异的内在原因探究不够。虽然创业板上市公司上市前普遍具有较高的成长性，按照一般分析其通过上市解决了融资困境后应该会迎来更快的成长，但与主板上市公司上市后遇到的成长性问题类似，创业板上市公司如果缺乏具有战略性和策略性的产业投资规划，再加之其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内部管理的不规范性和风险控制能力弱等特点，尽管成立之初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但是难以保持持续的成长性。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是否存在IPO效应进行检验，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分析
（一）样本与指标选择
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9年在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作为成长持续性差异分析的实证样本，并基于2007—2012年的财务数据，数据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辅以上市公司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及各年的财务报表，运用SPSS 19.0统计软件和Excel 2013软件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输入整理。
从以往研究来看，不同学者对上市公司成长性的评价经常会选择不同指标，而评价指标的选择往往会影响研究的结论。由于我国处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阶段，上市公司的成长面临着复杂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影响因素很多也很复杂，要想清晰界定一些非财务因素非常困难。综合考虑到目前我国股市特点和上市公司高成长性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基于财务因素的角度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四项财务指标来综合反映上市公司的成长性。
由于研究是针对上市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进行比较，所以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先通过同花顺数据库提取四项财务指标在IPO前后各年的原始指标值，再分别计算IPO后三年（2010—2012年）的年度平均值和IPO前两年及上市当年（2007—2009年）的年度平均值，最后计算样本公司四项财务指标在IPO前后年度平均值的差值作为分析因子。具体指标选取及分析因子见表1。
（二）成长性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表1中的四项反映公司成长性的财务指标在IPO前后的差值项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使用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选取原则，选取两个对总体方差有较大影响的公共因子。在数据处理中，本文运用方差最大法进行了因子旋转，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得出：公共因子F1在净资产收益率差值和总资产净利率差值上均具有较高的载荷，而这两个因子对应的财务指标反映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因此将公共因子F1命名为盈利能力差异因子；公共因子F2在营业收入增长率差值和净利润增长率差值上具有较高的载荷，而这两个因子对应财务指标反映了公司的发展潜力，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维持其持续成长的基础，因此将公共因子F2命名为发展潜力差异因子。然后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和两个主成分公因子可以构造因子得分函数：
根据以上函数计算各样本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综合得分，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28家公司成长持续性在IPO前后整体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各个公司之间成长持续性的差异。样本公司成长持续性的特征统计如表2。
对比样本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综合得分（表2）可以看出，创业板首批公开发行的28家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在IPO前后有升有降各占14家。通过对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差异、发展潜力差异和成长性差异三项得分值分别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3，三项得分值的样本t值均为0，显著值均大于0.05，样本与检验值0没有差别，可以判定样本公司无论是盈利能力、发展潜力还是总体的成长性在IPO前后没有明显差异，表现平稳。
但就样本公司个体而言，分析发现在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上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其中有14家上市公司在IPO之后表现出持续上升的成长趋势，特别是机器人、亿纬锂能、安科生物3家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得分值大于或非常接近1，说明这些公司通过IPO实现了高速成长；而另外14家上市公司在IPO之后却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性下降趋势，尤其是排名最后的上海佳豪、神州泰岳、特锐德、吉峰农机、宝德股份、中元华电6家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性差异比较显著，得分值小于或非常接近-1，说明这些公司在IPO之后的成长性出现了严重的下降趋势。28家样本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由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统计分析来看，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整体上在IPO前后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不存在IPO效应。但基于上市公司个体之间的比较来看，这些通过我国创业板发行审核首批挂牌交易的高成长公司，在IPO之后却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有些公司保持了持续的高成长性，通过IPO实现了更快速的成长；而有些公司则没有保持高成长性，在IPO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性下滑趋势。对于这种不同公司间的成长持续性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上市公司之间在IPO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持续性差异。
四、创业板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使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在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样本公司IPO前后的综合成长持续性得分值。结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色以及其他学者如陈良华等（2005）、彦轶裴（2011）、张光宇（2012）的研究成果，主要选取公司的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资产规模、公司上市前的盈余管理、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例变动五个因素作为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差异的解释变量，针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和变量设定如下。
作为创业板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一直是VC/PE这些风险投资者追逐的对象，他们正是看中了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机会和投资价值，风险投资在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与发展中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23家曾获得VC/PE投资，占总数的82.14%。一般而言，由于风险投资的资金注入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资金实力，有利于优化股权结构和市场扩张，可以有效增强其未来的成长性。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X1来表示，如果有风险投资背景取值1，其他为0。
H1：风险投资背景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正相关。
创业板各个上市公司的规模分布并不平均，存在规模差异。一般而言，当公司规模较小时，通过短期的业绩突击和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快速增强公司的成长性；而随着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则公司的成长空间会变小，成长速度下降，所以假设公司规模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公司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可以使用总资产的对数来反映，具体衡量指标值采用上市当年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在回归模型中用X2表示。
H2：公司规模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负相关。
有些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通过上市前运用股权转让、固定资产处置等非日常经营活动项目，从而调高财务数据中的短期利润，美化和粉饰报表，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这种非日常经营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具备长期的获利能力，会影响公司成长的持续性，所以假设上市公司在上市前的盈余管理与其成长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本文使用上市公司上市前两年和上市当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比率的平均值来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用X3表示。
H3：上市前的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负相关。
股权集中度主要体现为所有股东持股比例的集中化程度，它代表着公司股权分布的结构和状态，也是衡量公司稳定性的标志。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过高，会造成大股东缺乏约束，出现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违规行为，影响公司成长持续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反倒会增强大股东的企业经营责任，并可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等。本文假设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有正面影响，采用公司上市当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反映股权集中度，在回归模型中用X4表示。
H4：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正相关。
对于创业板的高科技公司而言，在成长初期，经营的专业化水平越高经营的风险相对较低，也越容易集中资源获得快速成长。对于公司的经营专业化程度可以使用主营业务利润占比的变动来衡量。主营业务利润是公司最核心的利润，也是公司保持成长持续性的基础，主营业务利润比例变动会影响公司成长持续性，比例越大且不断上升，将带来公司成长性持续走强。本文采用主营业务利润与利润总额的比例表示主营业务对利润总额的贡献程度。具体指标值采用上市后三年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平均数减去上市前两年及当年的平均数，在回归模型中用X5表示。
H5：经营专业化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正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使用SPSS 19.0对以上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和验证，得到第一次回归的结果，见表4。整体上，虽然模型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F值为18.165，模型拟合的效果较好，但从每一个自变量的T检验来看，自变量X1、X2、X4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也就说明了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背景、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与创业板公司上市后成长的持续性不相关或者相关性不明显，研究设计中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4无法得到验证。
针对模型的上述问题，重新进行回归，剔除未通过检验的变量，得到如下新的回归模型：
该模型R方值为25.4%，拟合较好。X3和X5的P值分别为0.004与0.012，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利用这个回归模型可以有效解释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差异现象。公司IPO前两年的盈余管理水平即非经常性损益比率前面的系数为-5.532，说明IPO前非经常性损益比率高，存在盈余管理嫌疑，这类公司在IPO后的成长性往往会下降，这也验证了假设3，即盈余管理与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而作为反映公司经营专业化程度的变量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额前面的系数为0.641，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后成长持续性与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验证了假设5，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质量越好，公司成长的持续性越好。
就具体公司的实际情况分析，通过前面对主成分因子分析计算结果的描述统计得出，我国创业板发行审核首批挂牌交易的28家高成长公司，在IPO之后公司的成长性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尤其是机器人、亿纬锂能、安科生物3家公司通过IPO实现了持续的高速成长；而上海佳豪、神州泰岳、特锐德、吉峰农机、宝德股份、中元华电6家公司在成长性方面却出现了成长性衰退。通过查阅这9家公司的上市公报和年度财务报表，对他们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主要反映为非经常性损益比率指标）和公司经营专业化程度的变量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额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如表5。由表5可以发现，实现持续高成长的3家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即非经常性损益比率指标都远低于存在IPO效应的6家成长性衰退公司；同时，3家公司的经营专业化程度指标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额却都远高于6家成长性衰退公司。这些数据也进一步验证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即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后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创业板首批挂牌上市的28家公司在IPO前后持续6年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在整体上并不存在明显的IPO效应，即上市公司整体上在IPO前后的成长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但就28家公司的具体分析而言，他们在IPO之后公司的成长性却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其中有3家公司通过IPO实现了持续的高速成长；而有6家公司在成长性方面具有明显的IPO效应，出现成长性衰退。进一步对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后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而公司规模、是否存在风险投资以及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并无显著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无论对上市公司的决策管理者还是普通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于上市公司决策管理者而言，一定要尽量避免上市公司出现严重的IPO效应。需要从根本上加大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控制公司在IPO之前的盈余管理水平，不断加大公司主营业务投入并提升其利润占比，保持公司的规范运作和诚信经营，提高公司的成长质量，避免短视效应。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公司有效利用创业板这个融资平台，吸引投资者长期投资，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和持续健康成长。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选择创业板投资对象时，要给予上市公司成长性足够的关注，尤其是上市公司在IPO前后成长持续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投资那些保持较高成长持续性的公司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证券市场的管理者而言，首先要继续扩大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推进创业板上市政策由现有的核准制向市场注册制转变，让投资者通过市场化机制决定证券的投资价值，并严格执行退出机制，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其次，加大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在上市之初就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信息披露，预防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加大盈余管理操作行为惩罚力度，规范上市公司的管理运作，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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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辉
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 篇3：
新双轨制人口红利土地红利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公权力为背景，大量攫取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性要素以获得巨大利益的新动向。这种新动向正逐渐演变成制约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和导致城乡二元社会重新分化的重要根源。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了深层调整期。人口红利在为中国30年经济成长提供持续动力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单纯依靠“士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的模式不可持续，作为特定时期权宜之计的土地创收绝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双轨制；土地红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取了城乡分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以及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形式，实现工业对农业过度抽取。长期的城乡对立和工农业对立，导致了中国独特的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双二元结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市场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公权力为背景，大量攫取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性要素以获得巨大利益的新动向。这种新动向正逐渐演变成制约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和导致城乡二元社会重新分化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为中国30年经济成长提供了绵延不断的动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和劳动在农业和其他领域的作用尤其显著。在新的背景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曾经对中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与此同时，人们对土地红利的疯狂追逐正在以土地财政、高房价和过度城市化等形式愈演愈烈。可以说，(新)双轨制、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是现阶段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面临的重大问题，三方面问题紧密相连。需要重新认识和考察。
一、城乡二元结构下双轨制的演变及其影响
1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变化趋势
1978年以前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于政府行政千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城乡二元分制政策使然。最早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大多数人受益的“旧双轨制”。当时，政府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体制内价格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城乡推行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渐进宽松的经济政策，给予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经济成长空间，壮大了非公经济的增量。农村打破大锅饭，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粮食批发价格，新旧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有效衔接——正是由于这一系列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人民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革，逐步升级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引发了城乡经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和社会资源配置从扩散转向重新积聚。此时，主要由自由市场引发的更为深刻的城乡间断裂激化了城乡矛盾，城乡关系进一步尖锐起来。
孙立平、林风等(2002)把1978年前后因政府行政干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把由于消费品升级和社会资源重新积聚所带来的城乡断裂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将从以农村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为主。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则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城乡二元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作用下，社会生产要素重新向城市和政府部门集中。刚刚缓解的中国城乡矛盾又重新激化，刚刚缩小的城乡差距又继续扩大。并且，“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更耐人寻味。尤其是最近几年，二元性特征不断强化，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内部失衡。经济发展在质量方面受到严重损失。
2 新双轨制及其主要表现
钟伟(2005)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不同于“旧双轨制”的“新双轨制”，即在公共权力背景下，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与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以资方利益为导向的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国有企业的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等问题。武力指出，农业为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农村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为城市发展、经济开发区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工程提供廉价土地资源。乡镇企业将大量的农村资金直接注入到城镇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方松海，白瑜洁(2009)对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增长情况的研究表明：1978年到1989年，劳动力在两个部门的增长指数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1990年到2002年，非农就业增长指数与农业就业增长指数之比同样先升后降，到2002年农业就业人数与非农就业人数第一次相等；2003年至今，经过30年改革，市场参与主体的自主权约束基本解除，全国性劳动力要素市场进一步推进，非农就业人数继续大幅增长。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由农民工所带来了巨额人口红利成为城镇与发达地区攫取利润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新双轨制的出现导致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愈演愈烈，企业肆无忌惮榨取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和农村资金大量被城镇所攫取等严重现象，大大加剧了本已缩小的城乡差距。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劳动要素的不断投入，尤其是农村“短期相对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不断投入，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1 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制的条件下，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对“人口红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进入闲置阶段；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阶段；第三，农村劳动力城市化阶段。
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抑制了劳动工资上涨，使得前两个阶段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一直比较低，造成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足。与此同时，住房、教育、养老和医疗等市场化改革强化了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利益主要为资本所有者获取，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扩大，社会边际?肖费倾向
由此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短期相对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要素的工资水平将会有所提高，并将带动城镇劳动工资上涨和市场消费支出能力整体提高。来自农村的简单劳动要素的知识和技能等不断增强，进而带动中国的劳动迁移过程进入第三阶段。由“民工荒”引起的劳动工资上涨迹象表明，第三阶段的劳动迁移正在进行当中，并推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三阶段，以及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国的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将会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时，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将出现较大调整。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和衣着类)比重逐步下降，发展型和享受型(包括居住类、交通通讯类、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类、旅游)消费比重不断上升。
中国的劳动力供需结构从劳动力供给过剩向供需平衡乃至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变过程开始于2004年。自2004年以来，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民工荒”，并波及到了江苏、上海及渤海湾地区，且有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的趋势。从2004年全国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开始，国内劳动力市场进入了深刻调整期。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将面临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双重矛盾。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研究认为，由于劳动供给中“水平效应”具有收益递减特性，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必须走以知识、技能等人力素质提高来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
2 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劳动力的贡献率高达69％，说明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中科院2005年的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已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也就是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人口红利消失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是实际工资将不断上调。农民工人数的减少将推动工资上涨压力增加。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会悄然发生改变。考虑印度等一些出口竞争国家目前正处在人口红利爆发期，“中国制造”必须要深入挖掘潜力，变革生产方式，实现技术创新来应对。这或将提振高新科技与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速度。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将向消费主导过度。人口结构的转变将终结中国高储蓄率的现状，日益强大的老龄化人口队伍将成为消费市场生力军。未来若政府针对日益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全社会消费能力将被进一步激发，这将有助于中国消费持续增长。三是短期资产泡沫或将形成。2010年施行的货币刺激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剩，而货币的增发如果没有对应相同数量的商品产出，普遍的物价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趋势是否会影响最终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带动物价出现上涨，这将是今后两年需要关注的重点。四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新一代就业群体以技校、中专、大专学历的毕业生为求职群体的大多数。过去那种依靠对人力的大规模简单使用的生产模式难以为继，这也是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应有之意。
另外，随着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劳动素质的提高，他们在进一步融入城市方面有了更高的希望和要求。奚建武(2008)指出，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周围，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包容性广、开放度大，辐射性强的特大型城市，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嵌入了新的一元，产生了原住民(主要是当地农民)与外来移民(主要是流动民工)之间的新二元差别，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特有的复合型二元结构。
当前，进城农民工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进程表现出“半城镇化”的特点。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劳动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的愿望。因此，我国的城镇化需要尽快实现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市以后的地域转移、职业转换，身份变换的“三维转换”。农民向城镇迁移不是简单的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更主要的是农村人口在这种城市化迁移中享受到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权益。
三、城乡二元结构下土地红利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土地红利”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本应归土地要素所有者所得的收入转化成了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收入或再投资的资本，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成本。
1 中国城乡土地资源利用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所谓土地红利，是指土地资本化所得到的红利。有学者乐观的认为，“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辉煌，未来经济的发展要转向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新一轮土地革命和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开启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势能。
党国英根据长期的研究指出，长期以来“土地红利”对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土地红利是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奧秘。1979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GDP平均增长率为9.8％，在2006年和2007年甚至达到了12％。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特点更加突出。中国经济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明显。据统计，1978年城市化率仅为18％，2007年已经上升到45％。1978年至2004年间，全国约有497.78万公顷的耕地转变为非农利用，平均每年占用耕地18.44万公顷。
在过去30年，中国的土地资本化由政府主导，即政府垄断土地转让权。这种形式在经济起飞阶段，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协调、启动成本和外部性等问题，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固定投入基金，催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是也滋生了很多弊端，尤其随着我国东部沿海某些地区(比如江苏、浙江、广东)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土地资源的日益短缺，各种因土地收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目前，我国各地正积极探索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为今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各地纷纷围绕土地开展一系列尝试和试验，主要集中在加强土地的宏观管理和统一规划，建立完善科学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增强土地供应调控能力，建立和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土地市场交易机制，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等领域。但是，从长远来看，把开发利用土地红利
作为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过度依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发展经济，实际上走的是一条老路。如果今后中国不能有效摆脱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集约型的新路子，顺利实现经济转轨，中国很可能会陷入“后发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2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高房价等现象愈演愈烈是土地红利在中国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其中土地财政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所谓“土地财政”是指中国现有的体制造成的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所带来的相关税费和融资收入的非正常现象，即一方面通过划拨和协议出让土地等方式招商引资，促进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超常规发展，以带来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地方税的大丰收，另一方面通过招、拍、挂等方式收取土地出让金，并以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获得土地融资，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土地财政的现实源自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降低，同时其职责却在不断扩大一一财政收入不断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导致了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虽然，中央政府财政重点转移支付了一定的资金，但是资金只能用于被指定的地方实际上起到了制约地方政府财权的效果。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使地方政府成为高地价的直接受益者。
土地财政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资金来源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李季平(2010)研究认为，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单纯依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土地财政”在城市建设初期，政府主导的土地经营模式可以形成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互相带动的双赢局面，很多城市凭借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但“土地财政”绝不应该成为我国财政的常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造成了我国许多城市税收超常规增长，产业结构畸形，各地对房地产行业依赖严重。另外，土地财政产生的“驱赶效应”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将收入的重点由依靠企业的预算内收入转到依靠农民和土地的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由侧重工业化转到侧重城市化。由此进一步影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转轨的顺利实现，危害性不言而喻。
四、余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土地红利还是人口红利都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两者具有共性，归根结底都是在旧的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束缚和“新双轨制”制约下，简单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与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间的租金。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过度依赖资源型(土地、劳动力、环境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样一方面会对当前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今后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设置重重障碍。
第一，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加耐人寻味。根据国际一般经验，中国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这一阶段，人民消费结构开始深刻变化，生存型消费比重逐步下降，房产类、交通通讯类、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类、旅游等发展享受型和耐用品消费比重上升。消费品升级和社会资源重新积聚会带来城乡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且解决起来也更为困难。这一隋况尤其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和加以警觉。
第二，“民工荒”开始出现的2004年以及随后几年，正是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最好的几个年头，传统的通过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达到了巅峰。此后国内劳动力市场进入了深刻调整期，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目前，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将面临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双重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目前所遇到的人口红利减少问题，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有效摆脱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束缚。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中国不可能长期停留在对人力资本的简单开发利用的水平而止步不前，必须走依靠知识、技能和劳动力素质提高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路子，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转型。
第三，曾经为我国30年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土地红利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要不要将之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过度依赖需要我们冷静应对。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单纯依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在城市建设初期，很多城市凭借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但作为特定时期权宜之计的土地创收绝不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一方面，过度依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发展经济，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老路。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土地红利容易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土地财富的“驱赶效应”导致经济发展的重点由侧重工业化转到侧重城市化。
第四，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简单投入获取剩余价值的低成本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因高代价付出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上来，把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资源节约型转变。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以技术、人才、资金和较低的资源投入换取高附加值的经济成果。
责任编辑：晓 立
作者：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