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水库移民工作，采取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等多项措施，水库移民相关政策日益完善，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水库移民脱贫解困工作整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因种种原因，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未脱贫，已脱贫解困移民距离小康还有一定距离。长期以来，我国水库移民的脱贫解困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难点，也是制约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热点问题。
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 篇1：
水库移民家庭搬迁安置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水库移民安置模式的选择对移民在搬迁安置后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前景具有深远影响。基于水库移民家庭的视角，探究影响搬迁安置模式选择的具体因素，依据行为经济学和农户行为理论，将移民假设为 “行为人”，从移民家庭决策时的能力与动机入手，构建了移民家庭安置模式选择行为的解释框架。以河南省出山店水库移民样本户为例，研究了移民家庭对农业安置（以就近后靠安置为例）与非农业安置（以异地城镇化安置）两类安置模式的选择行为，并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移民家庭的恢复与适应能力、学习与认知能力，以及移民家庭受到的外部驱动和自身的心理预期都对移民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了要分别在搬迁前、中、后期结合移民家庭安置模式选择的意愿和能力，研究制定更适宜于移民家庭个性化发展的安置规划和后期扶持政策等建议。
关 键 词：
水库移民; 移民家庭; 搬迁安置模式; 影响因素; logistic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 TV211.3
文献标志码： A
DOI：10.16232/j.cnki.1001-4179.2021.06.036
0 引 言
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虽然政府、业主与农民有着“以水致富”的共同目标，但存在因过于追求搬迁效率而忽视移民搬迁安置模式选择合理性的现象，这与移民希望通过搬迁致富，以牺牲短期利益来换取未来利益保障的意愿产生矛盾[1]。现行的安置思路一般是基于移民自身安置意愿与安置地环境容量等现实情况而制定的，未充分考虑移民家庭对其所选安置模式的适应性，因此会出现移民难以迅速适应安置地环境，与自身家庭的原始发展目标脱节的情况。移民作为搬迁安置的主要参与者，享受搬迁安置后的发展结果，也承担搬迁安置的责任，从移民家庭层面寻找影响其搬迁安置模式选择的因素，對于研究移民安置规划和后期帮扶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水库移民安置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即主要关注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与完善，而从微观角度对移民家庭安置模式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水库移民的安置模式可以归纳为货币安置、非货币安置和组合安置：其中货币安置分为分期货币安置与一次性货币安置;非货币安置分为非农业安置与农业安置;组合安置分为货币主导型与非货币主导型[2]。现有研究多从“成本-收益”等经济学理论出发探究移民安置的意愿，而移民在实际生活中并非为理性经济人，部分移民因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不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以消除最大的风险作为安置目标，在行为选择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3]。近年来经济学领域逐渐出现“行为人”替代“理性人”的探索，研究者普遍关注能力与动机的综合作用[4]。吕小康、殷志扬等论证了个体基本心理过程是制约理性的最大化决策因素，针对不确定情境中决策行为提出预期理论，逐渐开始探讨描述方式、情绪、偏好、时间感知等各种行为本身及影响行为的因素对个体决策的作用[5-6]。因此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探究水库移民安置模式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了解水库移民的发展需求与发展瓶颈，并提出推动水库移民发展的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模型构建
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的基本思想，本文将移民假设为“行为人”，认为移民家庭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是移民家庭自身能力与搬迁动机的综合作用结果。移民家庭自身能力是做出选择的基础，包括移民家庭经历搬迁安置后的恢复与适应能力，以及移民家庭的学习与认知能力[7-9];搬迁动机是移民家庭做出安置模式选择的诱因，包括外部环境的驱动与移民的心理预期。本文将目前常见的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模式大致分为农业安置与非农业安置两类，结合国内外有关被征地农户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10-11]，构建了移民家庭搬迁安置模式选择行为的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解释框架，本文设定移民家庭搬迁安置模式选择行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
Y=fZa，Zb，Zc，Zd+ε
（1）
式中：Y代表移民家庭安置模式的选择结果，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Za，Zb，Zc，Zd为影响因素，分别代表移民家庭的恢复与适应能力，学习与认识能力，外部驱动以及心理预期;ε为误差项。上述影响因素又被具体划分为以下14个自变量，如表1所列。
1.2 变量选取与理论假设
1.2.1 恢复与适应能力
恢复与适应能力指的是移民家庭搬迁安置以后承受外部冲击，保持系统结构和功能，恢复并做出反馈的能力[12]，主要与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关，包括人力资本、实物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13]，具体的指标为移民家庭的人口规模、劳动力占比、原有房屋及财产价值、农业收入占比、家庭社会资本等。基于移民户规避风险的思想，人口规模越大的家庭更倾向于农业安置;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家庭会更加倾向于生产效率较高的生产经营方式[14];原有房屋及财产价值越高的移民户生活水平越好，更有可能选择非农业安置[15];农业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可一定程度上代表该户的生计模式类型[16]，农业收入占比越高，更有可能倾向于农业安置;社会资本衡量了农户的人际交往网络和社会信任程度[17]，在当地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移民户更有可能继续利用该项资源选择农业安置。
1.2.2 学习与认知能力
学习和认知能力指的是移民家庭通过学习和交流，获取知识提高认知，并转化为实际生计的能力[18]，主要体现在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主要劳动力技能、户主年龄等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户对风险的接受能力较高，更有可能做出使全家利益达到最大化的决策[19]，无法判断移民家庭的决策倾向;主要劳动力技能指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劳动力价值越高的移民户，对非农业安置倾向性越大;根据调查了解到，户主年龄越小对新事物的接受、把握和适应能力越强，对农业安置的倾向越小。
1.2.3 外部驱动
水库移民的搬迁安置是在政府的鼓励和调节作用下的搬迁行为[20]，因此搬迁安置政策和不同安置方式对应的社会经济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条件、居住环境、发展机会、生产资料、搬迁补偿补助方式和社会保障等，均会对移民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有不同的驱动作用。如选择非农业安置的移民家庭可能更看重其安置的发展机会和较高的土地补偿，而选择农业安置的移民家庭可能更加在意当地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以及熟悉的社会经济环境[21]。
1.2.4 心理预期
根据农户行为理论和预期-效价理论[22]，移民家庭对某件事预期获得收益越高，则意愿越强烈。因此移民对搬迁后收入水平的期待，或对搬迁后生计模式的期待是移民做出安置模式选择的主要动力因素。期待未来收入水平有较大改变的移民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利用自然资本置换金融资本的非农业安置方式，而选择规避风险、遵循以往生计模式与生活方式的移民家庭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与搬迁前更为接近的农业安置模式[23]。
2 实证研究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河南省出山店水库的搬迁移民作为研究对象，出山店水库是一座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溉、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出山店水库工程的建设涉及到当地部分农村和集镇人口，搬迁安置方式主要有就近后靠安置和异地城镇化安置，分别属于农业安置与非农业安置的范畴。因此本文选取就近后靠安置和异地城镇化安置两种安置模式作为移民家庭的选择结果，分析研究移民家庭对安置模式的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
本次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2018年对当地移民户进行的生活水平恢复情况的监测评估，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调查对象为枢纽工程建设区和淹没区需要进行搬迁安置的移民户，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移民户家庭特征、个体特征、生计方式、经济情况和搬迁意愿等方面内容。样本选择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本次研究共抽取3个乡镇的3个村组，共计180户移民，其中选择了就近后靠安置的有125户，选择了异地城镇化安置的有55户。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列。
2.2 估计方法与结果
由于因变量是非连续的且为二分类变量，一般常用的分析模型为logistic模型和Probit模型。因logistic模型是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不要求样本呈现正态分布，应用更为广泛，因此logistic回归模型是分析个体决策行为的理想模型 [24-25]。由于安置模式只有两种选择结果，本文设就近后靠安置时因变量y =1，概率为p（p的取值范围为0～1）;异地城镇化安置时因变量y=0，概率为1-p。相应的logistic回归方程为
Y=lnp1-p=β0+β1x1+β2x2+…+βnxn（2）
式中：β0为常数项，表示回归截距;xn为自变量，表示第n个影响因素;βn为第n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本文运用SPSS 22.0对样本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拟合度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的值分别为0.666和0.94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具体结果如表2所列。
2.3 结果与分析
2.3.1 水库移民家庭自身能力对安置模式选择的影响
（1） 在移民家庭的恢复与适应能力中，移民家庭的人口规模、劳动力占比、农业收入占比和社会资本均对安置模式选择有重要影响。其中：① 家庭人口规模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与预期一致，家庭人口数越多的家庭，越有可能选择就近后靠安置方式，因家庭人口较多造成了生活必要支出的增加，移民家庭的负担更重，就近后靠安置是规避风险的最佳选择。② 家庭劳动力占比变量也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一致，移民家庭的劳动力越充足，移民家庭选择生产效率较高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可能性越大，城镇化安置更有机会满足家庭中全部勞动力的生产需要。③ 原有房屋及财产价值变量未通过检验，说明家庭固定资产对移民搬迁安置模式选择影响不明显，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固定资产拥有量的多寡主要体现在移民家庭对搬迁安置后生产生活系统重建的投资方面，原固定资产拥有量较多的移民家庭在搬迁安置后会更快地适应当地生活水平与发展速度，但不能显著影响移民家庭在安置模式上的选择行为。④ 农业收入占比变量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搬迁安置前农业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就近后靠安置，因长久的农耕技术与农耕思想使得移民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高，选择就近后靠安置可以继续农业生产，获取的农业收入可以作为移民家庭的基础收入来源。⑤ 社会资本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一致，移民家庭在当地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安置模式选择结果的影响显著，移民家庭选择就近后靠安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网络大小和社会信任程度，进而享受社会资本附带的便利或经济效益等，而社会资本较低的移民家庭，其生产生活受当地人文环境和人际交往的约束较小，选择异地城镇化安置的意愿更高。
（2） 在移民家庭的学习与认知能力中：① 仅有劳动力平均技能水平对安置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移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劳动技能一定程度上代表移民家庭可选择的生计类型，对于劳动技能较高的移民家庭而言，其从业类型主要是二三产业和打工，劳动技能越高的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就越低，选择异地城镇化安置的意愿较就近后靠安置的可能性高。② 平均受教育水平变量对移民家庭搬迁安置模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当地移民受教育的水平差距甚微，对选择结果的影响不明显。③ 户主年龄变量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户主个人因素对移民搬迁安置模式选择的影响也不显著，与预期不相符，因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其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是基于整个家庭综合能力做出的决定。
2.3.2 搬迁动机对移民家庭安置模式选择的影响
外部驱动来自于安置地的资源环境、经济水平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心理预期主要是移民家庭对自身在搬迁安置后的发展规划和期望。
（1） 在外部驱动中，安置地的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劳动力转移机会、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对移民搬迁安置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其中：① 安置地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变量在5%的水平下显著，与假设相符，因实地调查了解到移民家庭在搬迁安置前的生产生活环境多有不便，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因此移民对安置点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影响了移民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结果，更看重安置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适宜性移民家庭选择就近后靠安置模式的可能性更大，而异地城镇化安置对于移民家庭来说生产生活环境几乎完全改变，不确定因素较多。② 移民家庭劳动力转移机会变量在5%的水平下显著，与假设相符，说明移民未来能够找到非农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越大，移民选择就近后靠安置模式的可能性越小，城镇化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农村年轻一代的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的接受度远高于传统农业，因此移民未来能够得到的非农就业机会成为影响其选择后续安置模式和生计方式的重要因素。③ 搬迁补偿补助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不符，说明虽然不同安置模式对应的搬迁安置补偿补助会给移民家庭短期内带来不同的影响，但移民家庭更加重视家庭长远发展超过眼前利益。④ 社会保障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是影响移民搬迁安置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土地对于移民家庭来说不仅是生产资料，同时还承担着经济功能和保障功能，土地在养老、就业等基本生活保障的效用超越了经济效用[26]，因此对于安置地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包括合作医疗、制度性养老、规范化的管理与帮扶等较为看重的移民户选择就近后靠安置的可能性就更大。
（2） 在移民家庭的心理预期中，对收入的预期和对生活方式的预期都对移民安置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且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其中，对收入预期较高的移民家庭更可能选择异地城镇化安置;而更看重生活方式适宜性的移民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就近后靠安置。以上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体现出选择不同安置模式的移民家庭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期望的不同：追求未来经济收入高的移民家庭，更多地会选择城镇化安置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27];追求生活方式稳定宜居的移民家庭，通常选择就近后靠安置，生计模式变化较小，且生产生活环境一般优于搬迁以前。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水库移民家庭为视角，对家庭搬迁安置模式选择的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依据行为经济学和农户行为理论，本文将水库移民假设为“行为人”，考虑到水库移民在实际决策时，以家庭为单位，以消除最大的风险作为安置目标的特点，研究移民家庭进行搬迁模式选择的能力与动机，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安置模式选择行为的解释框架。通过对河南省出山店水库的180户移民家庭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关于移民家庭禀赋与心理预期的第一手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移民家庭的恢复与适应能力，学习与认知能力，以及移民家庭受到的外部驱动和自身的心理预期都对移民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人口规模，农业收入占比，社会资本，安置地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方式预期对移民家庭选择就近后靠安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劳动力占比，劳动力平均技能，劳动力转移机会，收入增加预期对移民家庭选择异地城镇化安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推测选择不同安置模式的移民家庭在自身能力和选择动机上存在差异：选择异地城镇化安置的移民家庭多数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对于家庭未来的发展目标更为明确;选择就近后靠安置的移民家庭多是基于规避风险的思想，将自身家庭的发展置于当地农村发展的进程中。
本文结合水库移民安置模式的选择行为和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帮助水工程移民搬迁安置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满足移民家庭短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
（1） 在移民安置的规划阶段，应提前评估当地水库移民的發展能力，包括面对风险的恢复和适应能力，以及调整生计的学习和认知能力;同时也应开展移民意愿的调查，了解移民家庭短期内和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发展需求，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搬迁安置规划。
（2） 在搬迁安置实施的过程中，建议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提前做好周密的搬迁安置任务计划，为每一户家庭提出公平且合理的搬迁安置规划，根据移民户家庭的实际情况指导其选择最适合的安置模式。
（3） 在搬迁安置结束以后，建议政府部门根据选择不同安置模式移民家庭的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因户而异对其进行后期帮扶，例如：选择就近后靠安置的移民户，应重点关注该家庭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生产条件的提高等，通过当地特色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移民家庭经济的发展;而选择异地城镇化安置的移民户，应重点关注移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生计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网络的重新构建等，帮助该类家庭尽快适应新环境，达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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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谢玲娴）
Research on selection of resettlement mod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eservoir immigrant family
ZHANG Dan，GONG Yichun，YAO Kaiwen
（School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The selection of resettlement mod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development after reservoir resettle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rvoir immigrant famil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lection of resettlement mode.Based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farmer behavior theory，this paper assumes that immigrans are “behavioral man”，and constructs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resettlement mode selection behavior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family from their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motivation.Taking the sample immigrant households from Chushandian Reservoir in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lection behavior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family on two types of resettlement modes，the agricultural resettlement（taking local retreat resettlement as an example） and non-agricultural resettlement（taking urbanization resettlement as an example），and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o tes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ility of recovery and adaptation，learning and cognitive，as well as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their own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famil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lection of resettlement mode.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study and formulate resettlement planning and subsequent support policie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family according to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for resettlement mode before，during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Key words：
reservoir immigrant;immigrant family;resettlement mode;influencing factors;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 篇2：
进一步做好水库移民脱贫工作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水库移民工作，采取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等多项措施，水库移民相关政策日益完善，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水库移民脱贫解困工作整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因种种原因，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未脱贫，已脱贫解困移民距离小康还有一定距离。长期以来，我国水库移民的脱贫解困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难点，也是制约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热点问题。为此，民进中央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库移民脱贫工作的提案》。
【背景】
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正在实现从粗放式向精准式的转变。而准确找到贫困问题中的重点和难点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水库移民脱贫解困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难点，也是制约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热点问题。据统计，2014年水库移民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同期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的76.5%，年均纯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农村移民仍有370余万人，占全国2400多万水库移民的15.4%。这一问题在长江流域的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水库移民脱贫问题不仅事关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水电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移民贫困是一种特殊的贫困问题，移民与贫困问题相结合，演变出特殊的困难性，使得移民贫困问题日益成为国家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问题】
一、老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多、贫困程度深。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落后，生存环境差，面临各类民生困难。农村移民特别是就地后靠安置移民耕地匮乏，生存空间狭小，缺少替代生计，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移民贫困程度深，长远生计缺乏保障，扶持难度大。
二、重点水电开发区的资源环境容量有限，水库移民脱贫致富的难度增大。随着我国水电开发的重点逐步向云南、四川、西藏等西部地区推进，水库移民呈现出向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趋势，再与生态等问题相互交织，使水库移民脱贫致富的环境条件更加复杂，工作难度更大。
三、水库移民的无形损失没有得到合理的估计和补偿，返贫现象时有发生。目前水利水电工程的经济补偿仅仅是针对移民的房屋、耕地、生产资料等“有形资产”进行补偿，而对“无形”的社会关系、人力资本、宗教服务、生态环境等所造成的损失因难以用价格衡量而得不到补偿。
【建议】
一、创新水能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坚持水库移民安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鼓励和规范水电企业参与解决移民脱贫解困工作的社会责任，帮扶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立水库移民及影响区贫困群体对库区水库养殖、旅游和消落区土地资源的优先分享机制。探索利用市场机制用好用活后期扶持资金带动水库移民安稳致富的有效措施，开展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扩大移民后期扶持的受益面。
二、完善水库移民政策顶层设计，加快《移民条例》的修订。调整征地补偿政策，提高移民土地补偿标准；提高移民生活和生产安置标准，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需求；重视移民安置区社会治理创新，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设，在移民安置和后期扶持规划中增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完善移民社会保障体制，实现移民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提高移民保障水平，真正实现移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三、加大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力度，建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长效机制。提高直补标准，并建立与物价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向移民贫困群体倾斜的就业培训、自主创业等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投入保障机制，以整村推进为载体，以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为重点，从根本上改善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移民自我发展能力；加大移民安置地产业扶持力度，通过制定和实施移民收入倍增计划，加快产业发展，促进移民收入的全面提高；整合中央和地方资源，把移民资金与安置地农业开发、水利建设、林业发展、扶贫解困和其他社会投入的资金捆绑起来，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提高移民资金的综合效益。
四、把水库移民扶贫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改善移民人居与生产环境。探索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生态经济模式，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生态环境管理和建设，形成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
作者：民进中央
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 篇3：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水库移民贫困问题研究
摘要：水库移民的贫困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为此，我们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微观社会关系网络的失去、中观各种组织功能的缺失以及宏观水库移民所嵌入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所确立的资源在网络之间分布不合理等是移民致贫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移民个体社会网络、重建移民社会组织和社区、提供合理的制度保障等三个层面帮助和鼓励移民重建并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从而为水库移民的反贫困提出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水库移民；贫困；社会资本
文献标识码：A
水库移民的出现源于国家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建设，属于非自愿移民。从世界范围来看，水库移民贫困具有普遍性。世界大坝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全世界约有4000～8000万人因大坝建设而被迫迁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计没有得到恢复[1]。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水库移民贫困发生率较高，据1985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00万水库移民中，约有1/3移民重建了家园，恢复和改善了生活水平；1/3移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还有1/3移民处于绝对贫困之中[2]。80年代之后水库移民反贫困措施的不断推行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移民的贫困状态，但情形仍不容乐观，移民贫困人口比例从 1985年的80%下降到1999年的30% 。2004 年全国农村水库移民人均纯收入为1557 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3%[3]。贫困问题成为当前水库移民研究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移民贫困的研究维度
移民究竟为什么会陷入贫困？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水库移民的贫困既有原生贫困也有次生贫困。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地区一般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城市而言相对落后，这属于原生贫困。次生贫困是指因为搬迁而导致的贫困，美国学者迈克尔·塞尼总结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认为搬迁给移民带来了八个潜在的贫困风险，分别是：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土地不够肥沃，耕种无利可获）、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的权益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4] 6-13。
国内学者对于移民陷入贫困原因研究的视角可以归为三类，即个体主义范式、社会结构范式以及可持续生计范式[5]。个体主义范式把移民贫困的原因归于个人，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移民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同时文化素质、身心素质较低，难以适应移民带来的重大变迁。社会结构范式认为，社会应当对移民的贫困负责，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从社会性别、贫困文化以及社会制度三个方面去阐述。可持续生计范式主要从搬迁给移民生计资本带来的损失方面着手分析，这些损失存在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五个方面。
从以上国内对于移民贫困原因的三种研究范式中可以看出，在认同塞尼关于移民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方面风险的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将这些风险细化，加入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因素，或者应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对这些因素进一步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综合性视角来分析移民贫困原因的，也有从不同理论视角，如贫困文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但鲜有研究者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研究上的空白。
二、问题的原因：社会资本的缺乏与移民贫困
社会资本理论最早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系统提出，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和探索之后，布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梳理，其定义较有代表性。他从系统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 [6]。既然是“系统”，它必然包括要素、结构和环境，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个体自我是在一定的结构或者社会组织当中进行资源分配，而这一结构又嵌入更大的环境系统或者说是社会大系统当中。因此，社会资本不但包括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包括个人所嵌入的社会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处的社会制度、规范以及文化当中。研究者们按照社会资本的外延将其进一步层次化，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下面我们从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来分析移民贫困问题。
（一）个体社会网络的缺失产生移民贫困
布朗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6]。这实际上是指个体的社会网络，即我们自出生以来逐步建立的各种网络，如朋友网络、亲戚网络、家庭网络或同事网络。在互惠和信任的基础上，这些关系网为个体提供各种资源，如互助、财政支持等。
水库移民在搬迁过程中几乎失去了个体全部的社会网络，尤其是集中外迁移民，他们失去了“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初级社会关系，多数情况下初级社会关系被破坏，而且无法在安置区重新恢复。”[7]这对于移民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风险，在中国尤其如此。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在这里血缘、地缘关系起着支配作用[8]。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但农村社会浓厚的“乡土”色彩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一阶段移民实际上失去了可以为其提供各层次上帮助的全部先赋资源。这对于水库移民而言，失去了亲缘与地缘关系所能够提供的“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服务和资金支持”的功能[9]，因此在生产生活恢复和重建阶段必须由个体来承担这些由于搬迁而失去的互惠功能，并且，移民在搬迁之后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并非易事，个体必须首先重建与他人的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样，重建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也随之增加，这无疑加剧了移民的贫困。
（二）社会组织的消解加剧移民贫困
中观社会资本分析集中在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化，即该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及该网络个体的联接是如何在个体之间分配资源的。这些“联接”可以看作是“群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网络，它作为个人和整体的社会之间的一个层面，以区域性协会和地方性社团的形式而存在”[10]。同时，由于我国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社区也属于移民的中观社会资本。
搬迁使水库移民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社会关系网，还包括个人运用社会关系网的载体——社会组织及社区。正式社会组织是在移民间进行利益分配的社会资本，它们主要包括行政性组织，垄断性事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以及市场性组织。移民失去了后两者所带来的利益，如搬迁前乡镇集体企业给村民的年终红利，而搬迁后又未与安置地基层政府建立常态性的联系，存在着一些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沟通障碍问题。非正式社会组织承担着移民情感寄托、心理归属的功能，由于水库移民的分散化这些非正式组织也随之消解，移民容易陷入社会混乱。社区是移民所赖以生存的空间，在社区中移民逐渐积累个人的社会资本以获取资源，移民在社区中的社会互动是以信任和规范（人与人之间互动时的一些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搬迁后社区内彼此间的信任和规范不复存在，“从物质上说，人还是原来的人，但以往的群体关系不复存在了[4]88。另外，对于整体搬迁的移民而言，新社区功能尚未完善，短期内不能处理移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发送其福利状况。
（三）不合理的制度供给固化移民贫困
宏观社会资本是关于“嵌入结构观点”的，这一层面要考虑的是“社会资本的网络何以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或较大的文化或规范的系统之中” [6]。宏观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指社会资本网络所嵌入的社会制度层面，它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析如何影响资源分配的，同时它又是如何影响资源在网络之间分布的。
造成移民贫困的宏观社会资本主要在政治和文化系统中起作用。政治系统通过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以及移民所在的行政区划级别对社会资本网络间的资源分配起作用。学者对于移民贫困原因在移民政策方面的一个共识是补偿制度不合理，对移民的补偿标准偏低，从而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从总体的补偿范围来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各类建设项目只需以被占耕地常年产量的一定倍数来补偿农民的直接损失，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另外，移民所在的行政区域级别也在起作用。一般而言，移民所处的行政区域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补偿标准也就越高，换言之，就是能起作用的社会资本网络越有效。文化系统中，远迁移民面对着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语言、气候、生产方式、民风民俗等方面均存在着文化适应性问题。有研究表明，这也成为移民贫困的原因之一，因为移民文化在迁入地的生存方式之一是“始终无法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形成了下层阶级，或形成‘贫民窟’现象” [11]。
三、问题的解决：社会资本积累与反贫困策略
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Narayan和Pritchett通过对坦桑尼亚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有积极影响，并且社会资本成为人们贫困和富裕的基础[12]。社会资本在世界银行的反贫困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10]。以下将从社会资本的各个层面说明通过积累社会资本反贫困的路径。
（一）建构移民个体社会网络
微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的能力，因此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是重要的反贫困路径。对于水库移民而言，首先要通过信任和规范的重建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原居民之间的网络联系。由于原居民与移民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以及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上的差异，两个群体之间很难建立相互的信任以及一定的规范，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政府应积极建立一些两个群体间沟通的平台，促进他们共同参与社会生活，使他们在互动中逐渐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和交往规范，从而增加移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其次，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增加水库移民的社会资本积累。目前，越来越多的移民在安置过程中选择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或者顺应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大潮步入城市寻找工作，这样，亲缘、地缘之外的业缘关系产生了，移民可以逐步积累个人的后致资源。业缘关系的产生为移民突破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提供了可能，它使移民的社会网络从家乡扩散至家乡以外的各个地区，移民更可能通过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和需求。鉴于水库移民大多属于乡村人口，且处于社会结构底层，而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移民更倾向于也更容易与上一阶层人士之间的互动，因此，要通过提升其人力资本的质量来促进移民与上一阶层的互动。而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主要有赖于政府对于移民安置区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资。
（二）重建社会组织和社区
如前所述，中观社会资本包括移民所嵌入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因此，移民所在的社会组织及社区应当在促进他们利用社会资本掌握资源的能力，同时承担一些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加移民的中观社会资本存量。
首先，社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移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区所占有的资源也是移民个人资源来源的一部分。在安置初期，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暂时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所代替。这两个组织机构要承担移民因搬迁所失去的一些社会互助功能，同时帮助传播农业或其它方面的信息，鼓励移民共享个体所拥有的资源，通过合作来摆脱贫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社区还要帮助培育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移民与其他阶层、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通过这些方式，社区得以在承担部分社会资本功能的同时增加移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其次，工作单位和一些非正式协会要从组织层面为移民的脱贫承担责任。对于以“农转工”方式安置的移民，他们最早接触的社会组织就是工作单位。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越好的工作单位不仅代表经济地位上升，也代表社会地位上升”[13]。因此，工作单位有必要为移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给移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救助，同时促进移民与其他职工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从而帮助贫困者培育个人社会网络。另外，一些组织如工会和老乡会等，承担着一些非正式的社会救助功能，如在移民陷入经济困境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也承担着一些司法途径之外的权利救济功能，如帮助移民讨薪等。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应当尽力扩大并完善自己在这方面的功能，为移民摆脱贫困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其他信息。政府也应当鼓励、支持并且帮助移民加入或建立此类组织，发挥其应有作用。
最后要强调的是非营利性组织在移民反贫困中的作用。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到了移民生活和工作的重建过程当中，这些组织不但承担了相当的社会职责，如负责矛盾调解、扶危济困、修路筑桥等方面的事务，而且为基层社会保留了足够的自治空间，弥补了由于基层组织行政化趋势所带来的对社会资源和价值体系的侵蚀。更重要的是，非营利性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对一些基本价值理论、行为准则和互惠规范的使用和传播有助于在移民群体中形成更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水平，正如帕特南所言，作为“公民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是公民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并且这种规范和价值因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得到强化[14]。
（三）合理的制度供给是反贫困的重要路径
对于水库移民而言，宏观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搬迁、安置以及后期扶持过程中通过移民嵌入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对于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合理使用。因此，要通过宏观社会资本来使移民摆脱贫困，最重要的是在以上各阶段中制定合理的补偿和分配政策。这已在学界形成共识，此处不再赘述。
在文化系统中，不同的民俗文化应该成为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各个阶段要考虑的问题。在搬迁阶段，要尽力使移民安置在文化、语言、环境比较相近的地区，减少移民的文化调适程度。对于已经迁往文化差异较大地区的移民，在后期扶持阶段要通过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各层面促进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文化融合，避免因无法融入主流文化而产生下层阶级或“贫民窟”的现象。综上所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上促进水库移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有助于为移民的反贫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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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作者：嵇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