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方位词研究五十年历史的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本文主要就对日汉语词汇教学中汉日同形词的现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指出了研究的薄弱环节和今后的研究重点。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基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的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基础还不够扎实，理论还缺乏高度，应用也缺乏操作性。今后的研究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向纵深方向发展。
方位词研究五十年历史的论文 篇1：
近二十年来《水经注》研究综述
摘 要： 对《水经注》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二十年来《水经注》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补缺。研究者主要从概述、版本、考证、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对《水经注》作的探讨，笔者试兹及所见，择要作一综述。
关键词： 《水经注》 郦学 研究综述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水经》是我国第一部专记河道水系的地理学著作。北魏郦道元有效地充实了这部书，其注文不仅在文字数量上远超原书，而且在内容上也摆脱《水经》格局而自成体系。其因突出的价值和特色，引来历代学者的研究和探讨。
对《水经注》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自九零年以来出版的《水经注》新版本及研究专著有14部，发表的相关论文近190篇，研究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多个学科，还包括对《水经注》版本、《水经注》体例、历代郦学家治郦过程、回归原典等问题的探讨，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补缺。笔者现兹及所见，择要作一综述。
一、《水经注》版本与专著
近二十年来研究《水经注》的专著，最应介绍的就是陈桥驿的著作。陈先生出身郦学世家，从事《水经注》校释工作也已四十多年，《水经注校释》是他毕生研究郦学厚积薄发的成果。该书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各种《水经注》版本33种，地方志120余种，其他文献近300种，其中包括残宋本《水经注》等一批不易获见的珍本或孤本，可以说是“《水经注》众多校释版本中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作”［１］，该书问世后，在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评论文章也不断问世。周筱云在《郦学研究的新成果——评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浙江学报》，1999年06期）中高度赞扬了《水经注校释》在版本校勘、历史地理学上的成绩，及在校记中对地名差异的重视和每卷卷末的《释》，同时也指出该书没有索引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实用价值。《水经注校证》则继承了《水经注校释》的优良学术品质，并增补了近代郦学研究成果及中外学术成果，是研究《水经注》不可多得的佳本。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水经注校证》也不例外。宋震昊《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校点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4月）择出该书标点错误二十余条，颇有补益之效。王先谦先生的《合校水经注》则是便于一般读者使用的版本，该书影印光绪十八年思贤讲舍原刻本《合校水经注》，弥补了1985年巴蜀书社以新化三味书室的翻刻本为底本，而没有采用王氏原本的遗憾。但其没有对校像残宋本和《永乐大典》本等早期传本，颇以为憾。
《郦道元评传》、《水经注研究四集》、《郦学札记》、《水经注图》、《水经注论丛》等则是陈桥驿先生近二十年来的《水经注》研究专著，分别从不同侧面记述了作者的郦学成果。《郦道元评传》从郦道元所处时代及其家世出发，在《水经注》中寻索郦氏业绩，同时也阐发了《水经注》中的爱国主义情怀。该书末附有按笔画编排的索引，使得查找极为便利。《郦学札记》则汇集了陈先生多年的郦学心得。《水经注图》分为图本和文本两册，校勘注释，深入浅出，精思密致，经纬厘然。《水经注论丛》则精选了以往四集郦学论文中侧重版本知识和郦学家两方面的部分成果结集出版。此外陈先生还有一些版本方面的论文问世，如《〈水经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杭州师范学校学报，2000年01期）使读者对《水经注》各版本的源流以及校勘成果有了清楚的认识。
此外，《水经注全译》、《水经注选译》、《水经注选评》使得《水经注》的可读性大大增强，起到了普及读物的作用。《水经注农桑辑要》、《图解水经注》、《〈水经注〉与北魏史学》则从农桑、地理、史学的不同的角度对《水经注》进行了解读。
二、考证与诠释
因为时代、版本、传抄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水经注》原书引用前代的典籍数量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差错。陈桥驿《〈水经注〉之误》（《中国地名》，2001年04期）从河流水道方面列举了《水经注》中以黄河河源错误为代表的河流记载之误，并阐述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金文明《〈水经注〉标点差错举偶》（《编辑学刊》，2001年03期）、王浩《三版〈水经注〉标点商兑》（《文教资料》，1996年05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宋震昊《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校点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04期）对不同版本中存在的标点问题及错误予以分析考证。王勇《〈水经注疏〉校读札记（一）》（《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02期）、嘉昆《杨守敬〈水经注疏〉纠谬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04期）分别纠正了《水经注》中有关文字和澧水县的错误。杨世灿《杨守敬〈水经注疏〉稿本辨伪》（《三峡大学学报》，1995年04期）对诸稿本源流及关系进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澄清了郦学研究中所谓“誊清正本”之讹。
关于《水经注》中河流的考证也一直是学术的热点。鲍善淳《〈水经注〉“乱流”考释》（《古汉语研究》，2001年03期）、刘茂真《〈水经注〉记述西江水系一些河流的源头和流向有谬误》（《广西地方志》，2002年04期）、朱圣钟《〈水经注〉所载土家族地区若干历史水文地理问题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06期）、张晓东《〈水经注〉所载漕运史与运河史资料及问题考述》（《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06期）、朱士光《论〈水经注〉对潧（溱）水之误注兼论〈水经注〉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9年01期）、罗平《〈水经注〉中的白渠水即今洼阳河》（《文物春秋》，2004年01期）等文章通过史料的考证，指出了《水经注》中词汇、水文记载等的相关问题或存在的谬误。
三、历史地理学研究
《水经注》是一部包罗广泛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以水道为纲的地理著作，它对历史人文地理及历史自然地理的记载历来受到郦学家的重视。刘不朽《〈水经注·三峡〉之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价值》（《中国三峡建设》，2004年05期）、梁中效《〈水经注〉中的三国经济地理》（《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刘景纯《〈水经注〉流域地理的发现与撰述》（《西夏研究》，2011年02期）、汪一鸣《〈水经注〉黄河银川平原段若干历史地理问题讨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3月）、刘景纯的《〈水经注·漳水〉记载的区域山水地理》（《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9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流域、不同时间、不同角度论证了《水经注》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地理、历史价值，一些文章颇有见地，如《〈水经注〉黄河银川平原段若干地理问题讨论》讨论了五个历史地理问题，其中重点探讨了黄河银川平原段不同时期的古河道位置，指出所谓“东枝”实为人工灌渠。
刘景纯《〈水经注〉祠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丛刊》，2000年04期）则对《水经注》所载近二百个词庙作了研究，从而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祠庙解释作了进一步说明。陈隆文《〈水经注〉与祖国江河的生态危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徐中原、王凤《郦道元〈水经注〉生态思想管窥》（《江南大学学报》，2010年04期）均从生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水经注》中表达的生态保护思想及今日的河流生态危机。
四、语言及文学价值
范文澜先生说“《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2］对水经注的文学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
王东的《〈水经注〉词语拾零》（《古汉语研究》，2005年02期）、《〈水经注〉词汇性质浅论》（《唐都学刊》，2006年09期）、《试论〈水经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语料价值》（《燕山大学学报》2010年03期）几篇论文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水经注》中的词汇系统，为我们了解南北朝时期北方语言特色提供了重要参考。方向东教授的《〈水经注〉词语举隅》（《语文研究》，2002年04期）、鲍善淳《〈水经注〉词语札记》（《古汉语研究》，2003年02期）则就《水经注》中几个多次出现而又意义较为特殊的词语作出深层次的考释，补充修订大型辞书及现有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疏误。
罗明月与王东的《〈水经注〉地名反映的词汇现象》（《学术探索》，2006年03期）、赵永慧《〈水经注〉地名词语浅析》（《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03期）、刘建《〈水经注〉复音形容词研究》（《重庆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11年）等分别从《水经注》中的地名词语、方位词、复音形容词入手，归纳中古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诸多特点。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句式的语法特征，如刘光明《〈水经注〉“是”字判断句考察》（《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张延俊《〈水经注〉引文被动式语料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1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陈桥驿《〈水经注〉和它的文学价值》（《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03期）、钱光华《〈水经注〉的文学价值》（《治淮》1997年12期）、张涛、罗明月《〈水经注〉的语言艺术》（《南都学坛》，2006年11期）、黄华南《〈水经注〉山水景物描写的特点》（《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07期）、张鹏飞《片言只字妙绝古今——〈水经注〉山水文学价值探析》（《船山学刊》，2010年03期）均高度赞扬了《水经注》的文学价值。高建新《论〈水经注〉对中国山水文学的独特贡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03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颂扬了《水经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紧密结合的写作观，并认为其直接导启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记。
五、概述类
对于“郦学”这样一门宏博之学，做总体研究确属不易，即或做一全面介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桥驿《〈水经注〉概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则凭借深厚的郦学功底，深入简出地介绍了《水经注》的撰述与流传、郦学的形成等情况。《郦学札记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02期）则通过对《水经注》若干名本校勘次数、《水经注疏》初稿、《水经注图》、方志等七个不同方面展开对《水经注》的论述。
郦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资料的不断涌现，也促使一些综述文章的出现。陈桥驿《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中华文史论丛》53辑，1995年）赓续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全面总结了民国以来八十余年郦学的成就，堪称经典之作。郗志群《最近十年来〈水经注〉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05期）、徐中原《二十世纪以来〈水经注〉研究综述》（《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09期）等文章则关注了不同时期的郦学研究。
六、其它
近二十年来研究《水经注》的文章专著层出不穷，数量大、范围广，上文提到的五个方面并不能将其全部囊括其中，仍有一些文章从新角度阐释《水经注》中所蕴含的价值。
张鹏飞《〈水经注〉引〈诗〉考》（《文史博览》，2006年09期）对郦道元引《诗》的独到之处作了阐述和讨论。钟少华《电脑与考据学与〈水经注〉》（《博览群书》，2009年08期）论述了电脑考据带给《水经注》的便利与变革。李艳凤、王嘉川《回归原典：学术批评的必要与必须——由〈水经注〉引发的一场学术争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09期）以《水经注》“万城”之说而引发的千年聚讼为例，严肃指出回归原典，重读原典的必要与必须。严燕子的《〈水经注〉案与现代思想史上两条道路的争论——胡适重订〈水经注〉案的学术动机再探》（《湘潮》2009年03期）是对胡适晚年重新考证赵戴相袭案的学术动机的探讨。
基于以上介绍，笔者认为近二十年来《水经注》研究的成果是比较丰硕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版本与专著方面，尽管由于历代学者的努力，已难以出现集大成之作，但仍有《水经注校释》、《水经注校证》这样的优秀作品问世，不能不说是郦学界的一大喜事。考证与诠释、历史地理学研究、语言及文学价值、概论等方面的文章也层出不穷，有不少的考证文章来论述《水经注》存在的问题，非常值得提倡。《水经注》在语言及文学价值、编目特点、回归原典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零散的查漏补缺。除此以外，《水经注》的生态意识也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重视，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表明，《水经注》研究正日趋完善，其空白与疏漏也在不断减少。然而，如果从更为深刻而立体的层面对《水经注》进行阐释，那么将会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的去开拓。
参考文献：
［1］严军.陈桥驿《水经注校释》评议.北京大学学报，2004.3.
［2］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白凤娜
方位词研究五十年历史的论文 篇2：
基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的汉日同形词研究
摘 要：本文主要就对日汉语词汇教学中汉日同形词的现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指出了研究的薄弱环节和今后的研究重点。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基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的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基础还不够扎实，理论还缺乏高度，应用也缺乏操作性。今后的研究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汉日 同形词 研究现状 对日汉语词汇教学
进行语言对比是促进外语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汉语或日语学习而言，由于汉字的存在，这显得更有意义。汉日同形词数量巨大，其研究成果不仅可应用于国内日语教学中，还可应用于对日汉语教学中，作用广泛。本文拟立足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对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反思。
一、汉日同形词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一）汉日同形词的内涵
“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都很重要。学界对同形词的概念大多比较含糊，但也有论文（刘富华，1998；鲁宝元，2000）对同形词内涵的界定比较具体，只是还不够全面。下面将鲁宝元先生文章中的具体分类转述如下：
1.所用汉字完全相同的词。如：山/山水/水
2.中国的汉字简化了，而日本汉字未简化。如：意見/意见経済/经济
3.日语为了表示词性加了平假名词尾。如：大きい/大 来る/来
除以上三类外，我们认为还有四类需要考虑进来。
4.日本汉字简化了，而中国汉字未简化。如：渓流/溪流陥落/陷落
5.中国汉字和日本汉字简化的方法不同。如：辺境/边境変化/变化
6.中日汉字相同（或只是繁简体的区别）、字序不同的同素逆序词。如：言語/语言栄光/光荣
7.中日汉字的笔画笔形仅有细微差异。（万玲华，2004：27）
此外，上述的一些综合形式也应属于同形词，像第2类和第3类的综合形式，如：正確だ/正确。有了这样相对清晰的对汉日同形词内涵的界定后，研究对象会变得更加明晰。不过，汉日同形词除上述分类法外，还可按照音读、训读来划分，但考虑到教学的实用性需要，我们仍坚持前一种分类方法。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汉日同形词的研究目的有很多，万玲华（2004）的论述比较全面，可以参见。下面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刘富华（1998）认为研究同形词的目的是让学生很好地把握其中的区别与联系，“准确地更深刻地认知理解汉语词汇，更有效地运用汉语词汇，使汉语的词汇教学更上一个新台阶。”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在对比中明确各自的特点，“以汉语为基点讲清楚在两词同形又同义的情况下的不同语义范围、不同语义中心、不同用法、不同词性及不同义位搭配、不同语用对象等等，从而使学生及时地排除母语的干扰，准确地把握汉语词汇。”鲁宝元则指出，同形词对比研究的成果可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编写《汉日同形词对比词典》；研究在语言教学中汉日同形词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以找出教学对策；研究在翻译工作中汉日同形词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探讨最佳翻译方法。
二、基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的汉日同形词研究现状
鲁宝元（2000）明确指出，“从教授日本学习者汉语的角度看，教师如果能够弄清日汉同形词在意义上的异同，对词汇教学一定会有很大帮助。”这一思路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也具有普遍性。因此，对外汉语界关于汉日同形词的研究，目的比较明确，研究也比较有针对性。
（一）同形词分类和统计
一般认为，汉日同形词包括同形同义词、同形异义词和同形近义词。日本学者芝田稔（1991）统计了2502个口语中的高频双音词，其中同形同义词809个，占32.29%；同形异义词114个，占5.75%；异形异义词1536个，占61.31%。李泉（1991）对汉日字形基本相同或相近的3817个汉语常用词进行了分析统计，日语的词义完全相同和基本相同的占53%，完全不同的仅占4%。曲维（1995）统计汉日同形音读语词义基本相同的有1805个，占87.53%，完全不同的有52个，占2.52%。可见，汉日同形词数量巨大，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崔立斌，1997）。
（二）同形词辨析
鲁宝元（2000）探讨了汉日同形词的分析方法。他以意义（意义的范围和轻重）、色彩（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和用法（搭配对象和语法功能）等作为标准来进行分析。他还指出，“这些分析标准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完全分明的，它们相互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但运用这些标准基本上能判断一对汉日同形词的异同。”鲁宝元还对三类同形词进行了抽样分析，对部分同形同义词从意义上做了一定的划分，比如有许多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方位词和自然科学术语等等。万玲华（2004）进一步指出，“词义用法相同的往往是意义比较单一的词，其中以表示科学术语及动物、植物等事物名称的词居多。”这使我们对汉日同形词分布的意义领域有所认识。这样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归类有助于学生从语义类上进行宏观把握。
石慧敏（2001）对同形异义词的比较模式进行了探讨。石文以“背”为例指出，可将其主要词汇意义加以罗列，进行汉日对照。石文认为，“通过对照，让学生一目了然地对词汇的汉日意义有个大致的了解，为他们的进一步学习做个铺垫，然后再由浅入深。”此外，作者还指出，“注意把课本上出现或不久可能会碰到的异形同义词，列表加以对照，以便学生能多快好省地掌握其词义区别，少走弯路。”对比较模式的理论探讨将有助于编纂易学易用的《汉日同形词学习词典》。
万玲华（2004）还首次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国家汉办，2001）（下文简称为“词汇大纲”）中的同形词做了系统而穷尽的研究，其博士论文的附录三就是作者参照有关辞书，对《词汇大纲》中“基本义不同的中日同字词”“有同有异的中日同字词”和“同字异词”进行比较的结果。遗憾的是，比较的目的不够明确，受众缺乏针对性，因而比较的方法有些简单，操作性不强。
（三）同形词教学
1.同形词对教学的作用
鲁宝元（2000）指出，“有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有的同形词日语和汉语是同义的，学习中只要掌握汉语的读音就可以了。有的影响是负面的。例如，有的同形词意义完全不同，学习中容易发生误解和误用。有的影响是正负兼有。例如那些意义同中有异的词，意义相同的部分，有助于对汉语词汇的理解和运用，意义不同的部分则可能造成误解和误用。研究汉日同形词对日本人学习汉语和运用汉语进行交际都有重大意义。”刘富华（1998）则提醒我们，“两种语言中完全相同的词几乎是没有的，我们要看到其中的不同”，“我们要透过同看到异，不要简单地划等号，这样才能看到语言的本质。”总之，汉日同形词对于日本学生学习汉语词汇而言，利弊并存，对此应有全面的认识。
2.同形词的学习难度
王顺洪（1999）认为同形近义词比较难，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往往是越近似越不容易辨别，越容易使人迷惑。”鲁宝元（2000）也认为应以同形近义词为教学重点，“因为汉日同形词中，有的是同形同义的，这类词的教学比较方便，只要让学习者掌握日汉词汇的读音差别，学会汉语的正确读音就行了。同形异义的词汇对学习者相对来说也不难，由于意义差别很大，反而容易区别和记忆。”
鹿又悠希（2004）从词义方面辨析了中日同形词的差异，提到了中日同形词差异对日本人学习的影响。由于作者是日本留学生，论述多为亲身体会，所以值得注意。作者认为“中日同形词按照学习难度排序依次为：词义基本相同的同形词、词义完全不同的同形词、词义完全相同的同形词。词义基本相同的同形词之所以最难是因为，该类的汉语多义词有时可以跟日语一样理解，有时却不适合用于对日语理解，学生学习时不易区分，容易混乱出错。对于词义完全不同的同形词，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掌握起来虽有一定难度，但因为这类同形词的词义差别非常大，会给学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候反倒容易区分，学习起来不是特别难。词义完全相同的同形词则很容易掌握”。不过，因为该文的结论只是根据个案得出的，故还有待证实。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同形词对日本人学习汉语的影响，还需要从语言输入和输出的角度予以考虑。我们认为其影响是不同的。同形词对阅读的积极作用比较大，因为尽管存在不少同形异义词，可是由于上下文语境的提示作用，学生一般不会将日语词生搬硬套为汉语词，但对于写作，同形词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尽管有的同形词意义完全相同，但语法特征却有所区别，学生写作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
3.具体教学
刘富华（1998）就《词汇大纲》的甲乙丙级词与汉语书写形体上相同的单词作了比较分析, 并对这些同形词的类型及其成因做了对比研究，揭示了汉语和日语的相互影响在词汇上的表现及规律。他首先把汉日同形词分为同义同形词，异义同形词和语义异同交错词，并对每部分举例分析，提出在对不同类别同形词的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鲁宝元（2000）还强调了要注意纠正同形词使用中的偏误问题，他认为“偏误包括两方面，一是理解上的，一是运用上的。在理解方面可以设计听力或理解练习，让学习者听后或读后做同形词理解的选择练习。在运用方面可以让学习者做同形词的造句练习。在作文训练中也应重点纠正同形词使用上的错误。”邹文（2003）也提到了同形词在学习和使用上易出现的偏误问题，认为望文生义是主因。不过这样的偏误归因有失笼统，对教学帮助不大，还需深入研究。
（四）汉日同素逆序词对比
邹文（2003）虽然未将汉日同素逆序词纳入汉日同形词范围，但对汉日同素逆序词的分类、词义对比、结构对比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且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其意义将在今后的《汉日同形词学习词典》编写中凸显出来。比如，该文将同素逆序词分为三类：一为汉语和日语逆序且一一对应的；二为汉语和日语一方同序、逆序都使用，另一方只使用其一；三为汉语和日语中同序、逆序都使用的。分类清楚，举例充分（且可穷尽列举），便于教学和相关词典编写的操作。
（五）日中同形词对比词典
1995年东京光生馆出版了上野惠司和鲁晓琨合著的《おぼえておきたい日中同形異義語300》一书。该书的服务对象是学习汉语的日本人，作者将300对日中同形异义词进行了逐个对比。将这些词语分成三类：意义和用法均不同的同形异义词；意义和用法相近的同形异义词；意义部分相同的同形异义词。三类下面又作了小类的划分。这样便于学生自上而下地对日中同形异义词进行总体把握，便于他们按大类、小类进行记忆。具体对比如下：
安心（音①）/安心（音）
中 ①落ち着く
◆安心工作（音）。/落ち着いて仕事をする。
◆安心养病（音）。/落ち着いて養生する。
②（よくない）考えを抱く
◆安心不良（音）。/料簡（りょうけん）が悪い。
◆安的什么心（音）/なにを企んでいるんだ。
日 放心（音）
◆仕事がこんなぐあいに進行すれば、もう安心だ。/工作这样进展，可以放心了（音）。
◆ご安心ください。/请放心吧（音）！
可以看出，其编写体例大致为：分别列出词语的形、音、义，汉语的同形词分列出义项，并举例（词语搭配）说明，然后用日语分别解释词语搭配义。日语的同形词则是列出义项后，分别以日语和汉语例句来进一步说明。此外，该书中还就某些语素的意义进行了汉日比较，如该书第2页比较“暗算”时，还就“暗”和“算”的多个义项作了进一步的讲解。这样的比较对于学习非常有效。但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成分。从内容来看，有些举例失当。如上例中的“安心不良”并不常用，可不列出,还有“工作这样进展，可以放心了”不够地道。从形式来看，若加入一些表格或者示意图，便会一目了然，更有助于学习者归纳和记忆。总体而言，该书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举例性地对中日同形词进行比较了，是一部有份量的中日同形异义词比较的著作。
此外，还有几部词典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日本人学习汉语编写的，但有助于今后对日汉语教学中汉日同形词词典的编写。《现代日中常用汉字对比词典》（唐磊主编，1996）对日本1981年公布的1945个常用汉字及其组成的词语，主要从音、义和用法异同的角度进行了中日对比。尽管该词典不是专门的日汉同形词词典，但它用“共时比较”的方法辨析了中日语言中的同形近义词和同形异义词。当日语词的义项多于汉语词时，以日语为参照系，反之，以汉语为参照系，分别表明其含义和用法在汉日语中的同和异，可谓“对比深入，分析精当，解释详尽”。（周有光序）此外，该词典还选出了部分同形异义词并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对比研究，写成了35个小专栏，帮助读者追根溯源，加深理解。《日汉同形异义词词典》（黄力游、林翠芳主编，2005）共收录日汉同形异义词500余对，由“解释”和“日汉对比例句”两部分组成，词条按日语五十音图的顺序排列，学习者可根据此顺序来学习，也可根据词典后面的汉语拼音索引有选择地学习。《日汉同形异义词词解》（秦明吾，2005）专供高级阶段学习者使用，收录了3000多个词条。这些成果十分可喜，但对日教学汉日同形词的词典编写来说，路还很长。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基于对日汉语词汇教学的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基于对日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和教学应用研究两个方面。
（一）本体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
1.广度
应该扩展汉日同形词的研究范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例证的罗列上，而应该从整体规律上去总结同形近义词的辨析方法。也不应该仅仅就某几个词语进行对比，因为只研究小部分同形词，不足以发现规律，也不足以指导教学。此外，汉日同形成语的研究也应该早日进入研究视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见（郑丽芸，2004）。汉日同形词研究必须拓宽研究范围。
2.深度
正如王顺洪（2003）对于整个汉日对比研究所反思的那样，“有些文章仅是对比描述了汉语日语的某些现象，算不上真正的研究。也有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劳动。”很多文章的写作路子基本相同，都是从词义大小、词汇色彩、搭配用法等方面去比较研究，举的例子中有不少是重复的，且大多浅尝辄止，缺少相应的深入分析。万玲华（2004）指出，“对汉日词汇共时比较的多，而对词汇变化的历史进行考察的不多，就语言本身分析的多，能结合文化、民族心理综合分析的不多。”总体而言，文章主要处于知识性介绍的层面上，研究层次不高。很多关于同形近义词的文章只是停留在现象的罗列上，很少有作者从整体规律上去探究同形近义词辨析方法。如果对辨析方法的整体规律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无疑将对那些面对错综复杂的同形近义词而不知如何分析的人们，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我们的研究“不能满足于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不能停留在个别的、分散的研究上，也不能停留在直观的、感性的认识上，在一定基础上必须系统化，上升到理论高度。”（王顺洪，2003）
（二）应用研究亟待加强
由于汉日同形词“众多的似同非同、似异非异”，因此引起了大量的词汇偏误。我们认为，汉日同形词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现有的研究对教学尤其是学生的自主学习作用不大，应用研究亟待加强。同形词数量大、关系复杂，光靠课堂时间显然无法完成，必须将其延伸至课外，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来最终完成，而前提就是为学生提供操作性强的《汉日同形词学习词典》。
1.理论上
现阶段应建立同形词分类标准和等级划分标准，并选择其中一部分从音、形、义和用法等角度分类，在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易学易用”为目标的汉日同形词分类和对照范式，为以后编写《汉日同形词学习词典》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编写框架。现有的《词汇大纲》未考虑日本学生的母语特点，有些词语（汉日同形词）的等级划分对于日本人而言是不科学的，如同形同义同用法的同形词对于日本人而言相对要容易些，像现有《大纲》中将“绅士、设置”等汉日同形同义词放在丁级词部分，对日本学生而言显然有些欠妥。刘富华（1998）认为，“（同形同义词）比较容易进行汉语词汇教学。即使乙丙级词出现在初级教学阶段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被学生认知或掌握。”可是现有的《词汇大纲》并没有也不可能只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考虑该问题。因此，今后有必要编写专门的针对日本人的《词汇大纲》。
2.实践上
应将现有的研究成果积极运用于课堂教学中，并将其进一步延伸，如对应于《词汇大纲》，穷尽性地列出汉日同形词，编写《汉日同形词学习词典》，增强对日汉语教学和国内日语教学的可操作性，为学生自主学习汉日同形词提供可能。
本文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得到了李榕、林畅等同学的帮助，特此致谢！
注 释：
①“音”代表汉语拼音或日语假名注音，本文不作具体标注，下同。
参考文献：
[1]黄力游，林翠芳.日汉同形异义词词典[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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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上野惠司，鲁晓琨.おぼえておきたい日中同形异义语300[M].东京：光生馆，1995.
[8]唐磊.现代日中常用汉字对比词典[Z].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9]万玲华.中日同字词比较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4.
[10]王顺洪.汉日同形词给日本人学习汉语造成的误区[A].张起旺，王顺洪.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王顺洪.二十年来中国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1）.
[12]王顺洪.三十年来日本的“汉语热”[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3，（5）.
[13]郑丽芸.日汉对应成语对比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3）.
[14]邹文.日语汉字词与汉语相关词汇的对比分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
（朱勇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100089）
作者：朱 勇
方位词研究五十年历史的论文 篇3：
契丹四楼问题研究述评
摘 要：契丹四楼问题是契丹史学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其对于10世纪初期契丹国家形成及政权早期形态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四楼”的学术探讨成为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并一直延续至今。围绕“契丹四楼”及其相关问题，学者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目前已有学术成果进行检讨、梳理的同时，亦能推动“契丹四楼”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契丹；四楼；西楼
收稿日期:2014年3月12日
有关契丹四楼的问题提出较早，在20世纪40、50十年代，日本学者以平岛贵义《关于辽初历史的几个问题（之二）——太祖的四楼》[1]、村田治郎《西楼小记》[2]等为代表开始了对契丹西楼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考证阿保机是否建立了西楼这一历史事件的真伪为主。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陈述先生《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3]为代表，不再将研究的问题局限于西楼真伪的考证，而是从契丹四楼问题着手进行探讨。其后王树民、田广林、任爱君等多位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并对一些相关问题有着相当深入、独到的见解。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批契丹四楼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关于四楼记载的最早出处史源讨论
对记载契丹“四楼”史料的研究是讨论“四楼”问题的最基本前提。目前已知的完整记载契丹“四楼”史事的史籍资料主要有赵志忠《虏廷杂记》、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22《番界有名山川·木叶山》、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明宗天成元年（丙戌，926）考异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六月条所引宋仁宗《实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和卷23《宫室制度》、元修《辽史》卷116《国语解》等。
陈述先生在《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中认为《辽史·国语解》、《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契丹》、《续资治通鉴长编》、《虏廷杂记》这5种是记载契丹四楼最为完整的史料，但是考其文字可知出于一源，即《国语解》抄自《契丹国志》，《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抄自《虏廷杂记》。《契丹国志》编修之时亦是采择当时旧闻。所以契丹四楼之说应是源自于赵志忠。王树民在《略论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中则认为《契丹国志》《虏廷杂记》所载四楼史事并非同源。同时，其见闻应当是真实可信的[4]。对此，杨军在《契丹四楼别议》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有关契丹四楼的最初记载，应是早于《虏廷杂记》的《武经总要》，使辽语录应为其本[5]。
二、有关四楼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
由于出现了对史料的来源及内容的不同理解，学界就契丹四楼是否真实存在提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看法：
以陈述先生为代表，提出四楼为附益之说，所谓的“四楼”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理由有：1.《辽史·太祖纪》中3见西楼，而不见其余3楼；考《地理志》中仅祖州、永州、龙化州条目有涉西、南、东楼事，而无北楼之名。地理志晚于本纪，亦无北楼，可见四楼之说实为附益。2.《册府元龟》卷980中，有关陈继威的记述中只出现了西楼、扶余府、木叶山等名目，而无南楼、东楼之名，说明阿保机建四楼之说不足取。
而王树民则认为“关于四楼的资料，有只举其中一楼之名者，有合举四楼之名者。合举者皆出于后世追述”，而且比较《契丹国志》《虏廷杂记》认为四楼史事不出于同源，正是由于四楼并非同一时间修建，所以当时没有完整的记载，因此四楼并不是牵强附会之说，当是真实存在的。与王先生观点一致的学者较多，如任爱君也认为《辽史》中关于“四楼”的记载是正确的：1.太祖时期的事迹，百年以后的契丹贵族，记忆必亦明晰，不至或忘。而赵志忠和陈襄的记录应属口碑材料，是可靠的记录。2.《契丹国志》是在博采当时契丹族及汉族的历史实录的基础上刊定的，因此不可能对道听途说的“妄语”加以辑录。同时，认为“西楼”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名多见，必定是事实。不能仅仅认为西楼是契丹大部落的别称而否定4楼的存在[6]。葛华廷提出契丹民族有四时游猎的传统,所以在阿保机时期的四时游猎活动中,就有了相对固定的春、秋、冬、夏四时捺钵之地，他们大致处于契丹腹地的东、西、南、北的4个方位。当这4个捺钵之地出现了契丹腹地少有的楼这类汉式建筑物时,人们就在楼字之前冠以方位词作为地名，于是遂有东楼、西楼、南楼、北楼之称[7]。
三、关于契丹四楼因何得名的讨论
关于四楼因何得名的问题，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集中在对“楼”字的解读之上，即“楼”是汉字汉译还是契丹语的汉字音译。
首先，陈述先生虽否定了契丹“四楼”的确实存在，但是认为阿保机时代有“西楼”的存在是无疑的。并提出所谓契丹“西楼”，本是契丹大部落迭（音佚）剌的对音,迭剌即昔刺（或西拉），意为黄色。乃是契丹族建国前，对阿保机所出身的大部落（迭剌部）的异称。2010年，刘一在硕士论文《契丹西楼研究》中也提出西楼应为契丹大部落居地，“四楼为楼阁之说”源自欧阳修，番汉史籍中虽多次提及西楼，但是并未有其得名原因的确切记载，因此西楼之义要从契丹民族内部追寻，是受突厥影响的结果。“西楼”一词应是契丹从古突厥语中引入的外来语，本义应为土耳其语“K?觟yler”一词，现代语作“村庄”、“村落”解，古代即为“部落”或“部族聚居地”。
王树民则认为契丹“四楼”中的“楼”不必是只供享乐用的楼阁，其应为具有多种用途的建筑，不过取名为“楼”罢了。也就是说王先生认为此“楼”即是汉语中的“楼”。田广林认为辽初契丹社会所说的楼可以是单一建筑，也可以是整组建筑，甚至可以指代某座城邑或这座城邑所在的某个区域。最初的契丹西楼是指明王楼所在地的汉式建筑群，当时尚没有完备的城垣沟池设施，这便是后来辽朝上京的雏形[8]。
任爱君提出“楼”不应该是指楼阁建筑，应是契丹语的汉字音译，而四楼也不可能是因楼阁类建筑而得名，应该是汉语方位词，加上了契丹语的称谓[9]。其后的几篇相关论文都以此观点为出发点，进行探讨，明确提出从匈奴人的瓯脱——鲜卑人的楼(又称“阿计头”)——回纥人的楼(或依史之称“楼居”)——契丹人的楼(斡鲁朵)——蒙古汗国的“斡耳朵”[10]，这样一条演变的轨迹。杨军先生则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楼是龙或龙城的不同音译。西楼则因其在龙廷之西，所以称西龙廷，转称西楼，相对而言原可汗龙廷被称为东楼。即可汗牙帐所在之地。
四、关于四楼的存在时间与功能等问题的探讨
在认定契丹四楼确实存在的基础上，任爱君推定其建立的时间应当不晚于太祖建置龙眉宫和明王楼的年代，即908年。杨军则认为阿保机时代存在两种四楼,前期是以辽上京为西楼、龙化州为东楼、木叶山以南的永州为南楼、山北的唐州为北楼;后期是以祖州为西楼、降圣州为东楼、永州为南楼、庆州为北楼。
关于四楼的功能，傅乐焕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首先提出“楼即捺钵”[11]这一观点，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任爱君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四楼”的创建，同时具有维系四边的重要用途，与其政治、军事意图等相辅相成。阿保机时代的“四楼”与契丹族的社会风俗及神权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同时亦与契丹人的始祖或先代名王的活动地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王树民也同意建置四楼是阿保机巩固其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而杨军先生更认为四楼的宗教职能更为强烈。
五、笔者的几点看法
（一）史料本身的问题存疑
通过对完整记载契丹四楼的几条史料的对比可知：
第一,《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中对四楼方位的记载与《虏廷杂记》一致，但是多出了“北楼之地，后立唐州”之语，说明《国志》的著者的确参考了当时的其他记载。
第二，比较《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与卷23《宫室制度》对于契丹“四楼”两种详略不等的记载，可知二者的来源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4次上进，可知其成书在此之前。虽然《契丹国志》的成书年代尚有争议，但其书中多有抄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情况，故可知其成书当时晚于《长编》。因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出现的“四楼”史料应该是李焘对当时所能见到几种史料的综合总结，而且其中的一种史料很有可能被《契丹国志·太祖纪》所抄录。史料出的越晚，契丹“四楼”的记载越是完整、明确，可见其确实存在整理、加工的痕迹。
第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1041)八月乙未条:以契丹归明人赵英为洪州观察推官,赐绯衣、银带及钱五万,更名至忠。至忠尝为契丹中书舍人,得罪宗真,挺身来归,言庆历以前契丹事甚详。所以赵志忠的《虏廷杂记》成书当至少在1041年之后，与《武经总要》的成书年代相近。但两者的记载差异颇多，如《虏廷杂记》中记大部落之地先称西楼，今谓之上京，其余东南北3楼均以西楼为方向参照物；而《武经总要》中称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北楼以木叶山为方向参照物，东楼又以大部落为方向参照物，可知其史料的来源是不一致的。
第四，比较各家记载，可知西楼地位显要，是四楼之中最早建立的。《虏廷杂记》的记载比较完整且逻辑性较强，仅就史料本身来看，东南北3楼的方位是以大部落为参照物的，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一点，东南北3楼是因“西楼”得名，“西楼”之名的由来应与方位关系不大。
（二）当前研究的困惑
自从契丹“四楼”问题提出开始，四楼是否真实存在是摆在中外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陈述先生虽然否认四楼的说法，但是也认为西楼和东楼（东府）是确实存在的。王树民先生虽在肯定四楼真实存在的基础上，指出太祖逐步建立四楼是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但是并未对四楼营建的确切时间、地点以及因何以“楼”为名提出无可争议的结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开始试图在史籍中寻求史料去证实自己已经设定的答案。
任爱君曾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希望解决契丹“四楼”因何以“楼”为名的问题，将契丹的“楼”向上追溯到了回鹘时代的“楼居”，提出“楼”系“斡鲁朵”一词的音译。但是葛华廷先生持不同意见，认为其对契丹民族学习、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接受新事物的主动性、开放性估计过低，而对契丹民族坚守民族传统的惯性又估计过高[12]，“楼”只不过是与“斡鲁朵”的发音相近，并不能说明音译问题。“楼”就是汉语语境中的意思，并提出“西楼”即“明王楼”、“东楼”即“金玲阁”的看法。2010年杨军先生撰文将匈奴祀龙习俗与契丹的“楼”联系起来，提出四楼名称之中的楼是“龙”或“龙庭”的不同译音，并且提出西楼得名是因为其地处“龙庭”之西，而龙庭所在之地“东楼”则是因其在西楼之东而得名。刘一在其硕士论文中虽未专篇讨论四楼问题，但是对西楼的得名提出其源于突厥语词这一新的观点。
除此，就“四楼”是一地之名还是一个地域范围的名称；阿保机时期的四楼与史料中整理的四楼是否为同一事物；四楼与捺钵、斡鲁朵、汉式五京哪个关系更为密切；阿保机建四楼的目的是维系四边还是宗教祭祀，抑或二者兼有之等等问题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三）关于“西楼”
西楼是一个契丹词汇的音译还是意译。在探讨契丹四楼问题的时候，关于四楼为何名为“楼”，学者多以西楼为例，一方面是因为西楼见诸史籍的次数最多，另一方面是西楼于四楼之中地位最显。那么解决了西楼为何称“楼”似乎成为解决四楼名称问题的关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解释“西楼”得名原因时，将其分开，单独讨论“楼”字是否是音译还是意译，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对“西”字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西”在汉语语境中作为一个方位词，是应该有其参照物的，如西方，是相对于一个中心点而言的西方。那么“西楼”是以什么为中心点的“西方”呢？四楼四方的参照物是不同的，足以说明四楼既非同一时间建立，也不是由同一套理论所构建。如此看来，把“西楼”作为一个词汇来讨论似乎更合常理，也更具有说服力。
西楼应是大部落驻扎地的称呼。而且五代时期称西楼的地域范围要比皇都或上京更为广阔，包含了祖州一带阿保机部族始兴之地。后来随着皇都、上京的营建，阿保机政治中心渐趋向中心地带集中，西楼之名才被上京所取代。而作为阿保机早期统治基础的龙化州一带，在其肇建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西楼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地。耿延毅墓志亦称其“肇国辽东”，又因其在西楼之东，所以称为东府或东楼，应是合理的。契丹人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和记载。因为有西楼跟东府，有鉴于阿保机对四边的维系，所以又衍生出南楼跟北楼的建置。这南北二地对于阿保机来说亦是十分重要的地区，但是很有可能当时并没有南楼与北楼的具体称呼，只是后世修史之时将阿保机时代存在的“不齐全”的一次补齐。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契丹四楼问题的探讨，既存在观点的分歧，同时也有一致的观点，即学界基本同意“西楼”的存在。那么西楼就成为四楼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弄清了契丹西楼，所谓四楼的相关问题应该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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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军.契丹四楼别议.历史研究，2010,(4):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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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89.（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search Commentary on the “SiLou” of the Khitan
Li Yuexin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China)
Key words: Khitan; the fourth building; West Building
作者：李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