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青春亚文化立场范文
鲁迅的文化立场
鲁迅的文化空间2010年11月22日 9：30——12：00北京现代文学馆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现代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庆东老师，让我们欢迎孔老师。今天虽然风很大，但是来的人特别多，所以气氛也很好，我想从大家期盼的眼神中也看出来了，今天我的开场白应该是越短越好。而且我觉得在孔老师本人强大的气场面前，任何介绍、开场白可能都是浮云。孔老师也不需要我多作介绍，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孔老师太有名啦，因为以前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每次去外地，人家知道我在中文系，首先会说“哇，好厉害”，然后下一个题目就是：“你认识孔庆东老师吗?”可见认得孔老师更厉害，而且后来我也经常看孔老师的博客，我发现人人都爱孔庆东。虽然有些人的爱有点另类有点各色，而且我觉得孔老师可能也打破了北大中文系教授给公众的某种刻板的形象。孔老师他亦庄亦谐、雅俗共赏，也可以说是超越雅俗，以孔老师的话说就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得的。孔老师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我在这里也就不多作介绍啦，但是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细节。这两天我就在看孔老师的视频，然后重温了一下孔老师在04年获得“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之首的一个宣传片，在这个宣传片上，有孔老师的一个自我介绍，是这么说的：孔庆东，男的;大好人，装的;(笑)北大教授，副的;(这点应该改改，现在早就转正啦)，文学博士，真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排球裁断，专业的。我想从这一段短短的话也可以暴露出孔老师比较可爱的一面，然后今天孔老师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鲁迅的文化立场》。这也是近些年孔老师在百家讲坛、在北大课堂，经常讲的一个话题，而且孔老师的鲁迅研究课曾经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一等奖。我想之所以孔老师鲁迅研究这么受欢迎，不光是因为孔老师很幽默，更重要的是孔老师的鲁迅研究，他能够冲破陈规，他不但是正说也是新说，能够给我们提供新的东西，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犀利的现实指向。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孔老师。孔庆东：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陈燕的介绍，以前陈燕在中文系的时候我没发现她口才很好。北大有一句话：北大是一条虫，放出来是一条龙。但是外面的一条龙，到了北大就是一条虫。我这样说不是说陈燕，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在北大不算什么，北大学问比我好的教授应该是一百一百数的，不是三个五个。当然学问好是一方面，学问好不见得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真正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也不见得是学问好的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像在座的各位这样的看上去不像是学者的这些人。今天来到现代文学馆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很久没有来在这里讲话了、在这里作报告了。感到现代文学馆，星期天讲座工作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好啦。我不知道是不是自从陈燕来工作之后，可能跟她的工作有关系。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站着听讲的人，今天竟然加了这么多椅子还不够，让我感觉这里越来越像北大了。其实在北大站着听课从来是一种常态，我1983年到北大上学，习惯了要站着听课。你想坐着听课也好也行，那要付出代价，付出时间的代价，或者是要跟人打一架。所以，站着听课的人里可能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是更多的。我虽然很久没有来到这里了，其实周末也经常不闲着，到处乱跑。因为现在不知为什么，现在凭我自己得到的信息，好像全国人民越来越需要上课。有人来请我我总是一口谢绝，因为我不能够像柳宗元说的“若为化得身千亿”， 一个人不可能切成那么多份儿。虽然说是总在谢绝，但是其实也总在演讲，谢绝了99个还剩1个你必须要去。为什么马不停蹄的到处要跑，谢绝也谢绝不过来?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需要人上课?其中固然包括一些地方有附庸风雅的要求，有一些地方政府要办一些文化论坛，要完成它的政绩，这都有。但是，竟然有人听，有这么多人要听报告，这说明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思想，需要启蒙的又一个时代来临了。那么这就越来越印证我前几年讲的话，不是前几年，大概十来年，我都在讲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又一个鲁迅时代降临了” 。我们现在是又一次回到了鲁迅时代，说回到也可以，不愿说回到，说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鲁迅时代。当这个世纪降临的时候，那么多文人欢天喜地的拥抱这个所谓的新世纪，好像新世纪就焕然一新。我们受“新”字的蛊惑太大，自从一百多年前，“新”这个字儿在中国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以后，“新”就是具有巨大魅力的。在古代“新”不见得是一个褒义词，新和旧都是客观的。新的不一定好，旧的不一定不好。比如说有人到你家说，“呦，你家的墙挺新的，你家墙上挂的画挺新的”，这都是骂人话，说你家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墙上挂的画至少是五百年以前的，说你家画是新的，是骂人的。现在“新”不是，现在的“新”是褒义词。所以新世纪，很多人欢欣鼓舞的去拥抱它。在1999年，那一年很多文章欢呼2000年，我就说，我们从小就被宣传2000年到来会多么幸福，现在2000年就在我们怀里了，低头一看，恶心无比。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感觉，所谓像那首歌唱的：走进新时代，走进一个恶心无比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我把他概括为鲁迅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并不同意。因为我们大家都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也不能反驳历史是越来越好的。但我认为即使这样认为，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可以这样说，一百年、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这样说可以说历史是进步的。但是十年、八年，时段放小的时候，时代很可能是倒退的。像鲁迅所说是“进三步、退两步”，有时候进的少退还大。“进步一尺，反动一丈”，有的时侯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是鲁迅时代?我们不从学理上加以证明，只从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的感受中就可以知道。现在的时代和鲁迅时代在哪里相似呢?概括的说：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回来了。我说的这“三座大山”还不是今天我们讲的“新三座大山”，不是房价、学费、医疗费的问题，就是纯粹的“三座大山”，已经又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纯粹的“三座大山”是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扎扎实实的“三座大山”今天又回到了我们人民的头上，压得我们喘不开气。就像今天早上的大风一样，大家坐着在这里济济一堂，感到很温馨，可是到门口，出现代文学馆，走出这个氛围，到大街上去，那种氛围。在这个真正的“三座大山”之下，才有许许多多的小山：广大人民群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现在是一个生老病死无依靠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没有安全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了，他到一家很好的公司去做广告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大概赚了一百多万。当时是特别高兴，他说“我这些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了，人生太好了”。一百多万那时是天文数字，1990年那还不是天文数字吗?他认为一辈子都花不完，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人兜里装一百万就可以万事无忧了。那么今天再看看，你家有一百万算什么，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一场大病，100万就没了，马上就没有了。那我们在毛主席时代，家里没有这100万，但是你可以随便生病，不怕生任何病，不怕动任何手术。也就是说家家等于有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在国家那里、在党那里，在整个中华民族那里，随时可以给需要的人。你说你现在家里挣多少钱算是有安全感，有一千万你有安全感吗?有一个亿你有安全感吗?没有!现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我有一个朋友是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服务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每一次讲话之前的那个戒严工作，需要我们党的另外的高级领导人，把这个椅子全部摸到，底下全部摸到，杯子全部检查好，然后说：戒严。不是这屋里戒严，是杯子戒严、椅子戒严、桌子戒严。哪里能随便摆这些东西，万一哪个爆炸了怎么办?(笑)就是说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安全感。我们是泱泱大国，任何一个人、任何时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没有依靠。整个国家，大家会觉得国家有安全感吗?可能大家是爱国的。我很理解那些不爱国的人，有的时候理解汉奸，我想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这个人是天生良心被狗吃了吗?不是啊。首先他是对国家确实没有好印象。我知道有一些出国留学人员，他本来也挺纯洁，说我到外国学了技术，回来为祖国服务。可在他到机场的时候，两个机场就把他的印象颠覆了。在我们的机场受到百般刁难，然后到对方的机场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飞机一起一落之间就把一个爱国青年变成一个汉奸了。他发誓要灭掉中国，当然他办的这个事是不对的。但是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给我们的子民以安全感。大家都不爱这个国了，多数人不爱这个国了，在岗位上的人，特别是那些掌握着权利、金钱、话语的这些人，没有爱国之心了，所以大家都纷纷有意无意地卖国。卖国并不是找了一个主子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我卖给你，你给我多少多少钱。破坏这个国家、损公肥私就是卖国。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业买办化、三农破产、国防疲软、外交阳痿、官场腐败、文化糜烂，合起来看没有一个领域让人省心，总结起来是内忧外患，用文学术语描述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那些感觉又回来了。为什么现代文学馆越来越重要，按理说国家要是正常的话，我们现在并不是现代，我们是当代啊，现代文学1949年就结束了。现代文学馆应该荒凉破败，没人来，那才是我们国家繁荣的象征。所以我就怀念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没有这个地儿，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就在西三环万寿寺，离中央民院不远，就是一个荒凉的破败的老园子，没人理，谁去呀?礼拜天去?过年都不去，没有人去，院里长满了荒草。那时舒乙是馆长，吴福辉老师是副馆长，想把草除了，都没有钱。就像当年鲁迅住在绍兴会馆一样，间或有几个朋友来坐一坐，其中便有一个叫孔庆东的。(笑)就是那种情景。那时候现代文学不受人注意，说你们这些都是老古董了，巴金有什么用呀、赵树理有什么用啊、冰心有什么用呀?没人理。这很奇怪，现代文学现在越来越受重视了，这就证明我们又回到1949年之前了。大家看看对面，现代文学馆又在盖新的大楼，很快这里要成为专门展览的地方，办公机构迁进新大楼。一个只管短短30年文学史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在这个国家这么受重用，这不是说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时代了吗?我经常去各地开会作报告，从生活角度，我很喜欢那些地方，可是我在哪里不能呆时间长了，因为我已经习惯北京了。人家说北京这么不好，你天天骂北京，生活这么不方便、气候这么恶劣、交通这么拥堵、人情这么冷漠，你为什么要活在北京?我说活在北京就是要体会它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战士只能活在这样的环境。我知道在你们这很享受，你们这里小桥流水、桥洞里面看月亮，多美的地方。但是时间长了我忍受不了，因为我知道沙漠上虎狼在叫，鹰隼在飞。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前三十年，跟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跟那个时代比，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进步的一面，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有发展有进步。但是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当我们无法确认的时候，只好找一个参照系，我们找到了1949年之前的这个参照系，跟那个时候何其相像!我刚才来的比较早，在外面马路上溜达了一会儿，去体会1949年以前的那个精神氛围。物质肯定不一样了，马路、大楼、汽车都是新的发展，但透过这些东西，看到背后，人，所透露出的那些气质。街上的人就没一个有精神的，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不管穿得怎样，他没精神。我是研究人的，我总在想，我在街上，不论是走在王府井还是走在西单我看这些人都在想什么呢?有时我过马路的时候站在过街天桥上往下看，看看茫茫的人海车流，看看车里的人车外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当然我这种去琢磨人心理活动的习惯，是受了现代文学馆馆长长陈建功先生的影响。我上北大的时候，参加第一个作家座谈会，里面有陈建功老师，我向他提问：“你小说怎么写出来的?平常都琢磨什么?”他说：“我平常就琢磨人，我等公交车的时候看看这人他在想什么呢?我就心里边给他编一篇小说。”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好。我们随时随地去琢磨你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加上你整体性的考察，你才会对时代有一个比较深切的把握。那我说我们现在是鲁迅时代，我们这个新的鲁迅时代和旧的鲁迅时代有一个区别，就在于现在却没有鲁迅。如果加上一个定语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鲁迅的鲁迅时代”，这就更加悲哀，更加荒凉。所以我们要问，鲁迅是怎么面对他那个时代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鲁迅面对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文化立场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立场?否则的话我们概括今天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用。因为我说今天是鲁迅时代，有的学者可以把我驳倒。他说今天不是鲁迅时代，他说今天就是繁荣昌盛的新时代，怎么办?他有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说“你看我家房子值多少钱呢?买的时候30万，现在值300万了”，他有很多证据。最近我在博客上引用了这样一个材料，最近北大中文系韩毓海教授，他上课的时候不知犯了什么“病”，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鲁迅有什么了不起，鲁迅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他不也就是个孔庆东吗?”(掌声)后来我就严厉谴责韩毓海教授，我说“你这是害我啊，既害我，又害鲁迅，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他说“当时我说了这句话，同学们都热烈欢迎，同学们认为我讲的很深刻讲得很有道理”。他说，鲁迅如果后来他的思想没有毛泽东继承并实现的话，鲁迅就是一个发牢骚的孔庆东啊，对社会不满，说点这说点那。以后人们说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喜欢发牢骚，喜欢批评政府，也就跟今天的孔庆东一样。当然鲁迅不是孔庆东，他确实是一个伟人，而且是能够辉耀千古的伟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立场，需要知道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谈到鲁迅，鲁迅是一个说不清的学术对象，北大的现代文学，不论学者具体做那个方向，多多少少都要接触鲁迅，鲁迅是我们的基本功。全国研究鲁迅的人大概是数以千计，说鲁迅说了八九十年，众说纷纭。一个伟人的标志，大家老忘不掉，老得说他，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文化立场。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左派右派中间派，都不断地提到鲁迅，对他是既尊重又批评，有崇拜有污蔑有咒骂，这正是伟人的特点。没有一个伟人，所有人都不赞美，或者所有人不骂他。肯定是有赞美，有骂。刚才我们引用韩毓海说“鲁迅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是孔庆东”，这是左派的观点。右派对鲁迅最大的批评，也跟毛有关系，说鲁迅怎么堕落了，鲁迅怎么和共产党混到一块啦?在右派看来，鲁迅最大的缺点是跟共产党混到一块了，巴结共产党，助纣为虐，导致中国走向什么专制社会。到台湾香港会看到许许多多把鲁迅骂得体无完肤的文章，说鲁迅就是大恶魔，没有一点好事，思想专制、心理变态、道德败坏。有那么多的人仇恨鲁迅。那鲁迅自己是左还是右呢?我这个学期在北大开的通选课是金庸小说研究。我研究鲁迅也好，讲金庸也好，其实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本，来研究知识分子的心理，这也是从钱理群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思路。我讲金庸小说第一课我讲的问题就是：金庸是左还是右?金庸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这是当下人们很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当下的人们就喜欢站队。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批判文革，说文革这不好那不好。文革中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这些批判文革的思路、做法跟你所批判的对象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文革时整人，那么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整了多少人?文革中被整的人后来都平反了，文革结束后被打成四人帮余孽、爪牙，三种人等等，受迫害受冤屈的那些人何日才能平反?假如文革中整了三十万，或者五十万人，那么八十年代整了多少人?“杀人如草不闻声”!文革中有一条错误就是，强迫人站队，你要表明，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你是新北大还是井冈山?要站队。我们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强迫人家站队。人家不站队给人家划好了队，他是左派，他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在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想，有没有人能够超越站队，不好排队?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其他很多伟人也都是这样。大家想孔子是左派是右派?庄子是左派是右派?耶稣是左派是右派?释迦摩尼是左派是右派?毛泽东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你认真的去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你不能用左右去概括他，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不是中间派，他也不是此外单独的一派，他有时候左他有时候右。但是他左也好右也好，他左的时候左就是对的，他右的时候右就是对的。他永远是站在一个佛的立场，佛家讲，“有一双佛眼”，佛眼是哀悯众生的眼，永远看着人民的苦难，哀民生之多艰。所以人民需要左的时候他就是左派，人民需要右的时候他就是右派。你说他是随风倒也可以，他随人民之风而倒，他不随权贵之风而倒。或者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顺天应人”吗?顺天应人。那么回到鲁迅这个具体的人，鲁迅本来就是一个凡人，是一个普通人。受过教育的都知道鲁迅的原名——周树人。我小的时候听收音机里广播：鲁迅，周树人。我很奇怪我说鲁迅不是绍兴人吗?(笑)什么时候变成周树人了呢?因为我在书上看到的是鲁迅是绍兴人，现在说鲁迅是周树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后来知道周树人是他的原名。其实周树人也不是他最开始的原名，周树人是他后来自己取的一个名，他本来叫周豫才。这个名字的历史我们不考证了，他小时候这个名字的演变很复杂，反正他长期的、正式的官名叫周豫才。比如他去领工资签名的时候签的字，不是鲁迅不是周树人，是周豫才。周豫才这个名字就挺好的，挺古雅、挺大气的，挺有学问的名字，为什么改名成了周树人了呢?我觉得鲁迅的名字是理解他文化立场的一个钥匙，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名字打开一扇小门，从这个小门往里走。取名，特别是自己取名，显然是一种励志的倾向，大人给孩子起的名是包含着一种希望，包含着一种吉利的希望。人长大了给自己取名了，那一定是励志，包括取外号、取字、取号，都是这样一种现象。秋瑾为什么自号“鉴湖女侠”?鲁迅为什么给自己起名 “周树人”?鲁迅为什么不给自己起名“周树侠”呢?他不叫“周树侠”，他叫周树人，“人”这个字，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树人。他的弟弟起名叫“作人”，周作人;他的三弟起名叫“周建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周氏三兄弟，下联是宋氏三姐妹。(笑)你说人家的孩子怎么培养的?周氏三兄弟不得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可以没有宋氏三姐妹，当然宋氏三姐妹也很了不起，但是就像孔乙己一样，没有她们人民便也这么过。但是周氏三兄弟不一样。树人作人建人，都是一个动宾词组，人都是所指的对象。人不是天然存在的，人不是自足的，人需要去建、立、树，人需要去作。如果没有一个主观的动作，没有一个主观的努力，这个人不会天然的完成，不会自我完成，所以人是需要树的，树立的树。立人、树人是鲁迅的一个核心的文化立场。这个立场很早就形成了，形成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那么现在我们文化界思想界斗争很激烈，都拿鲁迅来做武器，但是主要借重鲁迅的两个时期的思想：一个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二十年代的鲁迅;一个是大革命以后的鲁迅， 27年到37年，鲁迅的最后十年，或者叫革命时代的鲁迅。用这两个鲁迅来互相打。右派喜欢五四时期的鲁迅，左派喜欢后期的鲁迅。在我看来，鲁迅更重要的时期不是他声名显赫的时期，而是还没有鲁迅的时期，就是从周豫才变成周树人这个时期，那是鲁迅的“晚清时期”，我把他叫“晚清鲁迅”。那时候还是清朝，还没有辛亥革命，没等辛亥革命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和那些革命党都不一样。鲁迅有一首《自题小像》的诗，大家都熟悉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我们中学就会学到的，我们一般就说这首诗是爱国主义的诗篇，表达了爱国思想。这首诗当然是爱国的，但是这首诗给人的整体的感觉、美学上给人的印象是孤独的。“灵台无计逃神矢”，他没说我天生就特别爱国，他说是“无计逃神矢”，他说我本来不想爱国，爱神的箭一下子就射到我心上了，如果是谈爱情的话，这首诗的意思是“我本来不想爱你，没办法，可爱神把你推在我面前，不爱不行”，是这样一个意思，想逃逃不掉。在中国爱国其实有时是无奈的。所以有时候我很同情汉奸，觉得他们不爱国有一点点自然的合理性，就是国家有很多缺点，国家对他们不好，但我觉得汉奸们没把问题想明白。你不爱国你害这个国家对你就有好处了吗?其实汉奸们思想没有往前进，你再往前进就能进到鲁迅这里，你想一想你不爱这个国你害这个国你更痛苦，你更不是人。所以你还应该想一圈再回来，还得爱这个国。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缺点，我们承认，这是我们和汉奸共同的立场。我们都认为国家腐败、官僚主义，到处都是坏事。这一点左派右派都是共识。分裂点只在于，面对这样的惨状怎么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灵台无计逃神矢”，说明他有逃的欲念，想逃过，这个国家我不爱不行吗?我知道有一些海外的第二代香蕉人恨自己的黄皮肤，到处寻医求药能不能变成白皮肤，买点细砂纸成天蹭，能不能蹭出嫩肉来，长出白皮肤来?他不能，发现自己怎么弄还是这个皮肤，出去的时候人家就把你当二等公民。唯一使自己有尊严的一个办法就是爱这个国，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这是唯一的路，你想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啊。有很多人跟外国人结婚，跟外国人结婚每日每时的日常夫妻生活中，得忍受多少文化屈辱啊，除非你是个没文化的人，你不想这些，只要一想就回避不了。两口子过日子，存在着文化等级，一方是以巨大的文化优势感在对待另一方。除非你鸵鸟，你避过不见。我知道很多跨国婚姻，最后不能成功，或者忍气吞声的维持，就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文化的先天因素。“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故园并不好啊，故园是风雨如磐哪。和我们今天一样，鲁迅没说这个国家好。我遇到的一些国家的人特别爱国，比我们国家的人爱国多了，他爱国的表现就是他们国家特别好。“我们国家特别好啊，我们国家什么都是世界第一，你们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那我就问这个国家的公民，假如你的国家不好怎么办?他经不起我这一问。我说你爱你的国家原来是因为你们国家好，那你的国家如果不好呢?假如你的国家什么都没有了，假如我给你证明孔子不是你们国家的人，曾子是我们国家的人;李时珍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毛泽东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姚明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端午节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你们最后啥都没有，你还爱这个国吗?连你们国家的泡菜都是我们山东生产的，(笑)你还爱不爱这个国?他就懵了。他的爱国就崩溃掉了。我说，哦，原来你爱你的母亲，是因为你的母亲长的漂亮!这叫什么爱国呢?真正的爱自己的母亲，并不因自己的母亲长得漂亮，不因为自己的母亲有钱有文化，不。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感动于艾青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只要他养育了我，我就爱她，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这个国家风雨如磐也好，鸡鸣不已也好，我都“灵台无计逃神矢”，这是鲁迅跟其他的那些爱国者，跟其他精英不同的地方。他的这份心是“寄意寒星荃不察”，这是来自屈原的离骚，“荃不察余之钟情兮”，没有人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人家理解。不需要理解是孔子和屈原的共同点。不患人之不己知，人们怎么评价我都可以，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我自己想明白了。在别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的前提下，仍然“我以我血荐轩辕”。所以，表面上看鲁迅经常常反对一些爱国者，鲁迅嘲讽那些爱国者是“自大的合群”。鲁迅自己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冷静的思考，他自己先成了一个冷静的个体先觉者。鲁迅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派了。我们笼统的说鲁迅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参加过这个革命团体那个革命团体，但你发现他跟谁都拢不到一块，他跟谁也拢不到一块，不是因为他不会事故不会做人，不会搞人际关系。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确太独特，也可以说太超前了。当时晚清的时候救国论很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是洋务派，一个是立宪派。立宪派对于洋务派是具有革命性的。那我们想一想和今天的情况不是一样吗?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又变成了洋务派和立宪派了吗?当然洋务派和立宪派在打。洋务派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解决了。结果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垮了。这是洋务派。所以立宪派攻击洋务派，说你看你这个不行，虽然经济搞上去了，还是专制野蛮，必须要立宪，必须要实现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加强法制，加强民主，让记者随便说话，随便跑到人家去采访。我们今天不还是洋务派和立宪派吗?洋务派和立宪派其实都有一点道理，就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想到了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把他们想到的好东西无限放大。结果就制造了比它那个好，要坏百倍的后果。鲁迅当时面对的主要的主流意识就是洋务、立宪。因为洋务派、立宪派失败了，才有革命派的出现。但是革命派，革了命要干什么呢?不知道。革了命之后还是立宪。清朝在什么时候垮的?什么时候崩溃掉的?清朝不是在最黑暗最反动最腐朽的时候崩溃掉的，清朝最黑暗最反动的时候都已经熬过去了，都已经接受了革命派的很多思想，你们不是说要立宪吗?清朝准备立宪了。已经准备好接受普世价值了，就是你们说什么都对了，我们反正都错了。慈禧太好也好、光绪皇帝也好，虽然是帝党后党，但其实整个满清统治集团都认识到自己这一套不行了，准备接受你们资产阶级那一套了，你们说民主要办报纸给你们办，要想办邮局，随便发个手机短信、发个email吗?可以，都容许了，当时所能够容许的全都容许了。就在他容许的时候崩溃掉了，在他想到改的时候，完蛋了。他们以为一接受普世价值就把自己救了，错了。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认为自己错了，准备全盘接受美国价值，就在你一接受的时候垮掉了。戈尔巴乔夫和慈禧太后何其相像!可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一个鲁迅，他就不把洋务放在心上，也不把立宪放在心上。他自己求新路，学的就是洋务派的东西啊。鲁迅早年在南京上学，上了俩中专，鲁迅没有大学文凭，鲁迅上的都是中专。鲁迅上日本去了仙台医专，我现在搞不清它是中专还是大专，完了还没毕业。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非要读博士读硕士，有什么用啊?根本没用，比不上鲁迅几个乱七八糟的中专。鲁迅上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一套东西是没用的。他上的江南水师学堂、路矿学堂，就是用挖了煤的能量抽水，用抽了水的能量挖煤，就是倒腾GDP，自己糊弄自己，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就是倒腾账面那点钱，最后把地下挖空。鲁迅早年的文章我们一般都不重视，我们一谈鲁迅就从1918年《狂人日记》开始。其实早在晚清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已经非常非常深刻了，如果后来他没有成为鲁迅，可能这些思想就淹没了。偶尔被哪个学者翻旧杂志翻出来，抄袭几段而已。鲁迅再1926年编了他的一本杂文集叫《坟》，收录了他早期的四篇文章，都写于1907年。1907年其实是清朝已经要洗心革面的时候了，当然离自己翘辫子也差不多了，但那时候它满心欢喜，以为自己只要改了就好了。那么鲁迅早期的几篇文章特别重要，《坟》里收的这几篇，一个叫《人之历史》、一个叫《科学史矫偏》、一个叫《文化偏至论》、一个叫《摩罗诗力说》。我们看鲁迅他自己1926年编文章的时候，主要编的是五四时候的文章，但是他舍不得把他早年的文章舍弃掉，特意把它们找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在前边。鲁迅在题记中说：“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他有点不相信)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鲁迅很俗的人，知道文章长稿费越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其实是受章太炎的影响，鲁迅首先是大学问家、大学者，鲁迅写的字可能现在我们中文系的教授加起来也认不全，鲁迅是一流的古文学家)„„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我注意鲁迅所说的激昂这个状态，鲁迅在晚清的时候是激昂的。很多人是一辈子由平静到崛起到激昂，越来越激昂。我们习惯于看人这样的生平，发展观的生平。比如说闻一多，诗人学者战士，在生命的最激昂的时刻被杀害了。可鲁迅不是，鲁迅是年青的时候激昂，但是并没有出名，后来出了大名，却并不是因为激昂。这是鲁迅的特点。)”在我刚才说的这几篇文章中，第一篇是《人之历史》，我很重视这个第一篇，第一篇谈的是人，鲁迅开篇重视的是人的问题。第二篇是《科学史矫偏》，鲁迅很重视科学，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
第二篇：模拟联合国立场文件朝核问题 澳大利亚立场
代表: ..
学校: ..
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裁军及国际安全委员会
国家: 澳大利亚
议题: 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朝核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
亚太地区一直是我国外交、贸易政策的重心，而朝鲜拥有核武器对整个东北亚的安全稳定局面造成威胁。朝核问题与我国自身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我国虽未直接参与六方会谈,却一直密切关注朝核问题并积极斡旋、参与其中。
我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决反对朝鲜半岛拥有核武器,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尽快解决朝鲜问题。早在2003年我国代表团前往平壤斡旋时就表明过立场,又于2004年我国总理再次重申。
从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至今，国际上虽就朝核问题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双边、多边谈判，但朝核问题不但没消失、反而愈发严重,美对朝的敌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冷战后美国在加强对朝外交孤立的同时与日、韩两国达成同盟、并在东北亚保持驻军，这使得朝鲜感到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也因此成为促使朝核问题愈演愈烈的因素之一。
此外，朝鲜政府期望利用朝核问题牟取外交、经济利益的企图也在朝核问题上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回顾历史，从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的签署,到2005年第四轮六方会谈中通过《共同声明》,朝鲜正不断地打出核牌以期获得、并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证、经济援助甚至外交利益等;朝鲜愈发认识到朝核问题有利可图，并愈发地想以朝核问题为筹码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也更加坚定了实现核国家地位的想法。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法虽赋予了每个国家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但朝鲜在发展利用核能的问题上不但一再违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甚至还一再宣布拥有核武器,这与和平利用核能的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基于对朝核问题的上述认识，我国提出如下几点看法及建议：1.主张通过非战争方式妥善解决朝核问题，要求朝鲜重新加入《核不扩散组织》、并就朝核问题重新接受对话形式，不让朝核问题无期限地拖延。
2.反对通过军事手段来给朝鲜施压，坚决反对有核大国对朝鲜进行核震慑等行为;并呼吁美国能在对朝政策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调整，并做出不对朝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3.但国际上应对朝鲜公然违约行为有所惩治,以儆效尤，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其他东北亚各国纷纷效仿发展核武器而出现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局面。
4.应在后续的对话过程中达成一项可核实性的具体约束协议，即明确朝鲜“无核化”、“和平利用核能”的具体标准和措施; 确保朝鲜在切实履行条约义务、“弃核武”的情况下，各国绝不以“防核扩散”为借口剥夺朝鲜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5.在朝鲜明确“弃核武”的前提下，呼吁世界各国在保证朝鲜国家安全和经济能源发展等方面给予朝鲜以人道主义援助。
6.呼吁有核大国率先垂范，加大自身核裁军的力度，共同为维护全球秩序和加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采取积极行动。
在朝核问题上, 澳大利亚将响应联合国号召， 在继续积极促谈劝和、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作出努力的同时，作出承诺：一旦朝鲜被证实“弃核武”,澳将愿意提供重大发展援助及能源支持, 及助朝拆除核武器的核安全技术,绝不干预朝鲜和平利用核能。
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中，澳大利亚希望在会期中同与会各国一道探讨朝核问题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呼吁有关各方多做有利于缓和局势、解决问题的积极努力。
第三篇：政治立场鉴定
政治立场鉴定核心提示：2月2日重庆市政府称，王立军不再兼任公安局长，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工作，政治立场鉴定。王立军此前分管公安、国安、司法、人武、信访、政府维稳工作。对于王立军，重庆市政府给出一个约800字“官方评价”，称其政治立场坚定，群众口碑好。不足之处是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发布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工作。
昨日下午，记者从重庆市政府公布的市政府领导分工获悉，王立军具体分管的工作为：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工作。
据了解，王立军于去年5月27日当选重庆市副市长。曾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他，素有“打黑英雄”之称，据称他身上大小伤达二十多处。
曾全票升任重庆副市长
重庆市政府昨日公布的市政府领导分工显示，王立军分工变动前分管的工作为：公安、国安、司法、人武、信访、政府维稳工作。
2011年5月27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王立军以54票赞成满票当选重庆市副市长。
出生于1959年的王立军当过知青、部队文书、职员、民-警、派出所所长，曾任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2008年6月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副书记，2009年3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于王立军，重庆市政府给出了一个约800字的“官方评价”。评价称其“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
“不足之处是，工作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黑-社-会曾出500万买其人头
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王立军是中国公安界仅有的几位还活着的一级英模之一，身上有20多处伤，鉴定材料《政治立场鉴定》。早在东北期间他就是公安系统出了名的“打黑局长”。因打黑太狠，黑-社-会曾出价500万买其人头，并派杀手半路打黑枪。因做事很有个性执法不讲情面，他曾被同僚排挤、诬告，多次接受调查，甚至当过18个月的被告。
事实上，王立军的“打黑”和“铁腕”，早已被世人所熟知。2008年6月，王立军赴任重庆后掀起的打黑风暴，赢得了民众高度赞誉，称其为“打黑英雄”、“公安楷模”。
相关资料显示，从2009年6月起，在王立军的带领下，重庆警方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打掉了黑恶团伙近300个，抓获约3000名涉黑嫌犯;曾在当地呼风唤雨的陈明亮、龚钢模、黎强、王天伦等“黑老大”纷纷落网;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等黑恶势力的“保护杀被关进大牢。2010年3月，在王立军的部署下，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各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的派出所，从副科级到副局级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
因为打黑功绩卓著，王立军在2011年1月14日被补选为重庆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双起论”讲话稿曾热传网络
2010年底，王立军的“双起论”讲话稿成为争议话题。
当时，王立军在重庆市公安局党委第22次会上讲话称，要“专题研究民-警维权工作”，提及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被称为“双起论”。在这次讲话中，王立军称：“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王立军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双起论”的合法性。他说，这是一种理性维权，改变过去警-察用公权力或自身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警-察把自己和媒体、以及需要维权对象放在一个平台上，这应该是法治的进步。同时，他肯定了社会媒体存在的正义性。
2011年12月4日，王立军被北京邮电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在受聘仪式上，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指出，王立军教授不仅是一个“铁血警魂”的警界铁腕，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
第四篇：立场文件(英文)
Position Paper
Delegate: Zhang San, Wang Wu
School: Beijing No.1 Middle School
Country: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ommittee: ECOSOC
Topic: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become a world focus, for it has close relationship to many other important issues. On one hand, migration is contributive to global culture and economic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migration touches on numbers of sharp problems, inclusive of human rights, refugees, public education, healthcare, racial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As a developed country in west Europe, UK is evidently fac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UK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migrants in UK is about 5 million, which forms 10% of the nation’s population. As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Tony Blare has stated, migrants has become a strong contributive power in UK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lo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migration. In 2003,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s created to study ways that governments and UN agencies can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migration issues.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of Human Rights is also working on important human rights issue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re have also been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produced which affect the treatment of migrants, such as the 1990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The UK government is always making effort in many aspects to provide better treatment to legal migrants and prevent illegal migration. UK is always working to constitute better social environment for legal migrants. For instance, UK put forward the new bill on migration in March 2006, which includes fin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migrants and standardizes migration to some extent.
UK affirms its intention of coopera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on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K would like to utilize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to standardize migration. UK would also like to optimize the information-exchange system among countries to provide more efficiency in solving migration issues. Moreover, UK is willing to establish stable cooperation on migration issues with third-world countries. In details, UK intends to establish express gateways to welcome legal migrants and work with third-world countries on preventing illegal migrants. To sum up, UK is convinced that with th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ll contribute more to the world and cause less trouble.
第五篇：学生立场
1、教育者要有“学生立场”。教育是直面人、发展人的事业，不懂得人就不懂得教育。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学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所以，教育者心中眼中要把学生的立场摆在第一位，以促进学生生命成长为目标，一切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教育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2、教育者要有教育的眼光。教育即生长，就是教育者应有的眼光和尺度。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明确的知道，学习是苦的，是一种修炼自身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必然要忍受身体不适和心灵煎熬。正如陶行知先生说“必使学生得学之乐，而耐学之苦，才是正规。若一任学生趋乐避苦，这是哄骗小孩子的糖果子，绝不是造就人才的教育”。学习，就会形成压力、就会添加负担。“减负”不是“去负”，减掉的是过多过重的负担，去不掉的是“负担”本身。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么从促进生命生长的角度，考虑加以什么样的任务和负担才能满足和提升他们的学生的需要?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学生的需要生长了、发展了么?同时教育眼光还有具有道德重量。在对一切不利于儿童生长的现象保持敏感和进行谴责的同事，还承担了建构的重负——建构促使儿童生长的环境生态，用自己的热情、真诚、智慧和细致入微的行动，为儿童的健康成长遮风挡雨、开辟道路，这种目光里饱含道德的柔情和建构新世界的力量。
3、教育的内容要生活化。
从成人的角度，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小接受的厚重的教育内容，沉淀在心里、扎根在记忆里的着实不多了。那么同样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生命能量，为什么有的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有的却顽强的经过岁月的淘洗留了下来?其实，除了学习者自身的原因之外，教育内容有没有和学习者的生活联系起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满足了学生生活需要，唤醒了学生生活经验的教育内容，才有可能留存心底，发挥教育的力量。在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看来，生命生长的挑战和危机无处不在，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学生应对重重挑战和危机，促其走出危机，迎接新生活。能够有此功用的教育，就是最有价值的教育。那么让教育内容在学生的世界中“剩下”，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让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沟通，让喜欢躲在象牙塔的书本知识走出来，走进学生的现实生活之中。
学生的课业负担迟迟减不下来，是因为不是“减”的问题，而是应该思考给孩子添加怎样的负担是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是利于其生命成长的，是支持其精神世界合理建构的，而这样的负担又怎样添加，以什么样的方式添加才是适合的。 课业无效，减多少都嫌少;课业适合，负担加多少，都不嫌多。
3、理想的学校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很多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学生来说，怕的不是各种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各种岗位练兵，怕的是应付各种上级的检查，应付突发的行政决策。于是乎全校总动员，甚至加班加点不眠不休。有的教
育区域为了抓工作有成绩，连续五年教育局各科室领队年均5次左右下到学校检查工作，所产生的问题可想而知。那么类似这种兴师动众的活动，是否是深思熟虑、真能促进学校发展、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呢?(幻灯片)稍有所得，就忙于展现;稍有亮点，就忙于宣传;稍有成绩，就忙于汇报，以搞运动的方式管理教育忙于各种层出不穷的任务、检查、屏蔽，种种忙造成了闹，闹加剧了忙，各种忙和闹，都可能是对教育本意的南辕北辙。我觉得这是缺乏最起码的教育常识、管理常识的，尤其是对于学校而言。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在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而就李正涛教授在书中对这一问题，有这样一段论述“作为事业的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安静的。教育是一项静悄悄的事业：静悄悄的校园，静悄悄的课堂，静悄悄的生长，静悄悄的教育，是教育本应有的原貌。教育者心灵的躁动会引发受教育者更大的焦躁，这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心灵躁动的互传互动，在双方的生命之湖中会引发波澜，甚至是毁灭性的巨浪，教育的灾难，由此产生。一颗贪图热闹的心灵，收获的必然是灾难后的荒凉”。
想起，于丹教授《趣品人生》一书中说起一个故事，说清代文人李渔，在家乡兰溪建了一座亭子，传说在建造之初一个财主出自赞助，所以要给名字取名为富贵亭，李渔觉得恶俗，就阻拦说“且停停”。财主不悦，说反正也没取好名字，李渔便说就叫“且停亭”。后来有一副对联提及“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着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教育就应该是这样的，把空间和时间还给教师和学生，像夸美
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设想的“要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育者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少些喧嚣、硝烟、无意义的劳动，独具闲暇、快乐以及精神的进步”。这我觉得才是理想中的学校教育。现今的社会是快速发展中的，因此处在其中的人是越发忙碌的，烦躁的，内心荒芜的，重视常识、回归常识、尊重规律、敬畏生命才是教育者该有的一份清醒的认知。《教育常识》这本书我把它比作荒漠里的甘泉，时刻提醒我们为了“那些正在发生的未来”，让我们不只是活着，更要有意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