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价值观与政治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持。从现实实践来看，价值观冲突使主导价值观地位被削弱，诱发价值认同危机，价值认同危机易导致政治认同问题出现。为此，要以政治认同为诉求培育核心价值观，坚持利益调节、制度建设以及榜样文化为指引作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向路。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篇1：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视域分析
摘 要：意识形态通过“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相联结。意识形态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为政治认同的生成提供稳定环境，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渐变以及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均对其所在时代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利益分化、虚拟网络化、社会思潮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乏力等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对政治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应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巩固和发展。
关键词：政治认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合法性
当代中国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利益结构分化、社会阶层复杂化、政治文化变迁、思想观念多元化，这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导致了既有价值共识的消解和政治认同的削弱，维系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共同体遭受了多方面的挑战。为此，大力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巩固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提升全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当前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是政治认同最原初的构成因素，也是较为持久的因素[1]。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通过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国家繁荣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缘由，是推进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和保障。基于此，本文以意识形态视域管窥当代中国政治认同，梳理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回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互动的历史演进，审视当前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并探讨我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逻辑。
一、理论缘起：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天然内在关联
意识形态由18世纪法国学者特拉西首次提出，其后经历了不同视角的阐释，成为了公认的内涵飘忽不定、难以界定的概念之一。概括来看，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它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并有助于说明统治阶级的合理性。政治认同即如何使政治取信于民，主要指一个政治实体中的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倾向，它关乎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通过“合法性”这一概念，意识形态与政治相联结，并成为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能够科学地引导和提升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情感归属和认知水平，通过合理的整合为政治认同提供稳定的环境，通过满足现实诉求为政治认同的维系提供动力。
1.意识形态能够维护阶级利益，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政治合法性是维护社会制度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关键因素，是政治认同的情感来源。现代政党政治中，统治集团应重视对自身合法性资源的挖掘，“唤起并维持个体或团体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从而‘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2]。实现合法性的资源有很多，如传统的世袭制、法律规则、领袖的独特魅力、执政绩效、意识形态等等。然而，传统的世袭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已经失去存在的根基；法律也只有建立在公意基础之上，才能具有合法性功能；领袖魅力对于统治合法性的保障具有不穩定性；高水平的执政绩效可以在短时期内保证执政权力的稳固，而从长远发展来看，一味追求政绩的增长而忽视民众的政治诉求，将不利于政治稳定。于是，意识形态在众多合法性资源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意识形态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念，是影响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价值判断的核心因素，是合法性资源中最深层次的因素。任何一个清醒理智的政治集团，都会重视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如波朗查斯所说：“合法性里面特别包括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3]
2.意识形态能够进行社会整合，为政治认同的实现提供稳定的环境。社会整合是指统治阶级运用多种手段对多样化、异质化的社会成分进行协调和统一，从而实现凝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社会整合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国家政治力量为载体实现社会整合，如政治制度、权力结构配置、社会管理体制等；二是以意识形态的教化为手段实现社会整合，如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媒体传播、公民道德教育等。比较而言，国家政治力量的发挥须以暴力的国家机器为保障，具有强制性和压制性，而意识形态的教化则更具柔和性，能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效果。统治阶级通过对自身意识形态进行理论的阐释和论证，将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向人们进行灌输，使人们形成与社会相一致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弱化现实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政治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社会中多样化异质化的成分得到了有效的整合，政治体系会获得稳定的发展。
3.意识形态能够回应现实感召，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从现实存在来看，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乌托邦”，它依赖于实践，是以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实践要求，并在与实践的结合中获得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否根源于该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的感召。意识形态不仅能够为当下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而且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合理预见，使民众以积极的情感接受政治发展的蓝图，将民众的信仰系统与认同系统有机连接，为政治发展提供现实力量。从未来发展来看，单纯依靠经济发展的社会很容易陷入亨廷顿所说的“政绩困局”，即“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5]。这是因为政治认同过分依赖于执政绩效可能会导致民众在经济增长停滞时产生对政治的怀疑和否定，而且物质条件的满足必然会导致民众精神需求的增长，如不能得到满足，会导致政治共识的破裂。因此，政治认同的发展和巩固不能单纯依靠绩效性资源，更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资源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塑造和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为政治认同的生成和政治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动力。
二、历史回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关系的动态演进
作为一种本原性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广大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文化最核心的体现是主流意识形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古代的儒家思想到西学东渐之中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历史演变。意识形态孕育着其特有文化情景下的政治模式，意识形态的异质与流变也预制着政治认同的不同样态。
1.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认同的稳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其主流意识形态，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时期，经历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世之显学”到秦朝时期的“焚书坑儒”遭遇重创，再到汉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折发展，逐渐从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统治阶级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关照现实、顺应时代发展的理论品质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条件相契合。首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较为简单，男性家长是主要劳动力，由此形成了安土重迁以及对男性家长的依赖心理，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社会契合了儒家学说“礼乐仁义”的基本要求。其次，宗族制是古代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族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通过家族构建起的具有聚集性、等级性的社会网络。儒家学说是宗族制的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反之稳固了这种社会结构，符合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理念。再次，儒学适应了古代专制王权的统治需要，儒学倡导的尊君抑臣、礼制等级、德治仁政等思想，维护了君主的权威，实现了治国安民、维护统治的目的。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将儒家思想中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教条化、简约化，并对民众进行灌输，使民众接受和认同，君主专制统治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维护政权稳固、巩固社会秩序、实现政治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中国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渐变与政治认同的消解。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击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多重压迫和剥削，为了救亡图存，各阶级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良方，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各种主义、学说、思潮纷沓而至，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纷繁复杂。无数仁人志士对救国救民道路苦苦探索，但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封建地主阶级以自救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宣告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展了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最终在顽固派的镇压中宣告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了封建制度以致命一击，但仍然没有使中国走出军阀割据、战争混乱的局面。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遭遇重创，“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回望近代以来我国的发展历史，民众对于清朝政府的认同危机伴随着国家危机而不断加深，并开始触及传统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和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均遭到了质疑，在这一阶段，儒学思想日渐式微，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无序，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逐步削弱，由此导致了政治认同的消解殆尽。
3.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与政治认同的理性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束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党的方针路线一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左”倾化的严重后果，给党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浩劫过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反思历史，最终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得以重新确立，并在不断结合中国实际中得到了发展，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理论需求，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和认同，提升了民众对于国家发展中的政策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等，维护了社会稳定与政权的稳固，成为了实现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三、省思审问：当前我国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
省思审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流变，不难发现，当既有政治认同所依附的意识形态被其他因素所消解之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式微和政治认同的弱化不可避免。身处变革时代，利益分化的加剧、网络社会的延伸、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马克思主义创新不足等，成为了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
1.社会分层利益分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率，与此同时，伴随着简政放权、开放搞活，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内部分化，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模式被打破，出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的竞相登场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其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比如获得市场经济发展先机的社会阶层会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丰厚的物质财富，由此成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在财富和地位的熏陶之下，该群体内成员较易产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低俗价值观。中间阶层和底层群体会更加关注切身利益，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他们往往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来决定意识信仰，不同阶層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构成挑战。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利益差距的拉大容易导致利益受损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取向产生偏差。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获利能力有着天然的差异性，大量的社会财富往往会聚集到少数群体手中，在较大的利益差距对比之中，无法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群体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一种否定甚至排斥的心理，这种消极情绪极易在群体中传染，并最终发展成为群体共同的情绪，严重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能力。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利益分化导致了认同主体的多元化和关系的复杂化，社会异质性成分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加剧了政治认同主体价值选择的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下降，人们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多种价值观念的杂糅中逐渐消解，从而削弱了我国政治系统的权威合法性，滞缓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2.网络社会的延伸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现今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国家内部结构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网络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密切了人们的思想交流，促进了信息的有效传播，使得不同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取长补短；另一方面，信息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霸权性、交互性、平等性等特征，造成了舆论导向的虚假性和思想管理的复杂性，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网络社会的开放性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作用的发挥。在传统媒体时代，党可以通过主导较为单一的主流传播媒体实现社会舆论的统一。然而，网络社会赋予了民众接受信息的快捷性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遭受挑战。其次，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信息霸权地位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大力倡导“西方中心主义”，致使发展中国家原有的价值观念逐步被边缘化，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被大肆传播和模仿，对我国文化安全产生不良影响。再次，网络社会的平等性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方式受到质疑。网络交流注重的是信息，任何身份、地位的网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获取、提供或是评述信息，传统社会中的具有高度目的性和身份性的“灌输”方式在网络社会之中已经日趋乏力。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下认同主体的个体性特征彰显，权利意识逐渐苏醒，政治认同对象也伴随着网络的平等性和开放性而更加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下降，“信息茧房”使得不同的价值观念被不同的群体所认同和固化，对现有的政治认同产生强烈的冲击。
3.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双重作用下，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蔓延，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鼓吹私有制的新自由主义、妄想以改良主义消融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贬损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主张以儒学代替马列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等。与此同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警惕性的增强，西方国家更加注重隐性渗透，规避公开的、显性的意识形态输出，如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形式上，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观念”为标签，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美化为全人类意识形态，以放松人们的警惕。在输出内容上，资产阶级往往将其意识形态嵌入到学术著作和大众文化产品之中，打着“价值无涉”的幌子让别国民众在阅读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其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意识形态宣传途径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为我国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国内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泛滥使得一部分人抛弃了原有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认同，转而寻求别样“主义”的精神慰藉，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消解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不足、创新乏力弱化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并在实践中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体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意识形态的发展策略，保持了其生命力和吸引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核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不足，政治认同亦无从谈起。然而，在多元文化冲突、马克思主义创新乏力、意识形态话语权疲软的三维危机笼罩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弱化。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回应多元文化冲突之下的质疑、冲击甚至边缘化的声音乏力。在多元文化冲突之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无用论”，共产主义“破产论”“死亡论”等等言论沉渣泛起，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削弱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相较于经济发展而言仍较为落后，比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重视体系设计，忽视体系的宣传，在民众中的认同感仍有待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发展中更加强调以政治权威为保障，忽视了说理论证的理性权威，通过灌输的方式在民众之中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理论缺乏号召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敏感性较弱等。再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应对错误观念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话语权疲软现象，在西方文化话语权的强势压迫之下，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张口闭口谈西方”，削弱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地位，消解了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深层文化支撑。
四、逻辑重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形塑
1.在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认同的目的是寻求同一性和稳定性，以给自身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同一性强调的是用一种主导性力量包容和整合多种差异性因素。面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纷繁的意识形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政治认同实现的首要条件是用主导性意识形态引领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以实现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意识形态领域若缺少主导性会导致民众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无序，若缺少多样性则会导致社会万马齐喑、一潭死水，失去生机与活力。苏联的意識形态领域中就曾出现过斯大林时期的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反对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两个极端，给苏联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深入发展，加速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多样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张力扩大，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了社会基础和传播空间。因此，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始终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仅仅是通过法律、行政手段来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具有人文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如同葛兰西认为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以人们的“认同”和“同意”为条件。在坚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努力达成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契合点，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弘扬主旋律，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达到全体成员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
2.在“灌输”与“对话”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认同是在不同主体的交互之中以及自我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之中形成的，认同强调的是个体与自身之外的他者的对话。政治认同的实现依赖于政治认同主体通过特有的传播机制实现与权威阶层的交流与对话，进而自愿地接受和服从其意识形态。在传统社会之中，政治实践过程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公共话语权由执政党所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国家主导之下的社会学习行为灌输至民众的思想理念的形成之中，民众是单方面的被动接受。然而，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产生与传播不再是完全受制于执政党的设计，而逐渐下移至社会力量的手中，形成了以网络虚拟空间为主的新的话语中心。我国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将单向灌输与网络对话结合起来，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不断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传统媒体建设。传统媒体对政治方向的把握、社会责任的承擔，以及对政府服务的延伸，要比新兴媒体更有优势，且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理论解析能力强、社会公信力高的有利条件，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阵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健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提高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水平，建立相关的监控机制，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丰富网站内容，创新网络沟通形式，实现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转换。
3.在建构和批判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各种力量互动的产物。在建构认同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他者”的建构，因为认同必须通过对“他者”的排斥而得以体现[6]。政治认同所具有的“排他性”要求认同主体对偏离政治系统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之外的任何思想都要保持警觉性和批判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西方国家凭借其优势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抵御其消极影响，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批判是相统一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批判”不是简单的抛弃、拒斥，而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是理性的分析与取舍。一方面，应重点对我国社会上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进行批判，批判的重点是揭露其虚假性和危害性，同时应对其合理成分和普遍因素进行分析和借鉴，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和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富有说服力，还应具备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自我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以求获得不断发展、完善。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应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及时清除自身潜在的落后因素，以保持活力和创造力。只有在建构与批判的互动之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才会获得提升，并自觉规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极腐蚀。
4.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本源性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弱化的现实诱因[7]，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进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否认继承、背离坚持，盲目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走向邪路，如苏联的剧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戈尔巴乔夫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和更新。离开创新和发展，只讲继承和坚持，就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僵化，使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如苏联早期意识形态的刚性化使得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本本出发，失去动力。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应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为此需要做到：一方面要推进理论创新，提升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理论的创新应与实践相一致，并根据实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试，不断提高自身适应性。另一方面，理论的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彻底抛弃，它是在继承原有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老祖宗不能丢。只有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方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与解释力，进而夺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高地。
参考文献：
[1] 李素华.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5）∶23-28.
[2]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3] 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4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2.
[5]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59.
[6] 范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J].世界民族，2008（2）∶1-8.
[7] 陈付龙，胡志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政治认同本原性基础[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1）∶92-98.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张红建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篇2：
价值观视角下的政治认同
摘要：价值观与政治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持。从现实实践来看，价值观冲突使主导价值观地位被削弱，诱发价值认同危机，价值认同危机易导致政治认同问题出现。为此，要以政治认同为诉求培育核心价值观，坚持利益调节、制度建设以及榜样文化为指引作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向路。
关键词：政治认同；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利益调节；制度建设
文献标志码：A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政治认同，一直是国内外政治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早在1960年路辛·派伊（Lucian·Pye）首次使用了“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一词。随后，美国政治学家罗森堡姆在其著作《政治文化》中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政治认同进行了界定：“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 国家、民族、城镇、区域） 、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方面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1]6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是政治认同达成的意识性资源。本文基于价值观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探讨价值观冲突对政治认同问题产生的影响，提出以政治认同为诉求来强化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基本路径。
一、价值观：政治认同达成的意识性资源
价值观与政治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持。
1.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治理有效性体现的利益基础、公正性体现的制度基础、价值观渗透性体现的理念基础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基本因素。但其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价值观念上的一致，基于个体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主导的价值规范一致基础上达成的价值观基础，乃是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
政治认同作为认同主体对政治体系情感或意识上归属的反映，其最终反映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反射。政治认同的达成是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的产物。认同主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是以政治体系是否满足了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现实生活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等利益问题都会影响原有认同的维系，改变以往确定的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政治体系的统治绩效即其在治国理政中的绩效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个体利益的满足度，是政治认同实现的绩效基础。这是一种基于发展创造物质财富来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物质利益需要从而获取认同的事实性认同资源。虽然提高统治绩效，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能获得认同，但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还受诸如公平正义、民本、民主等价值因素的制约。价值观念作为观念的思想体系，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其是在个体的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主导的价值规范一致前提下达成的价值观基础，通过“唤起并维持个体或团体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239，以此为政治体系的统治获得合法性支持。
此外，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问题与现代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社会转型期，契约认同逐步代替了传统简单的社会认同，也使由契约而形成的制度在政治认同的养成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公正有效的制度是维护认同主体利益与需求的保障，认同主体只有认可政治制度，并自愿遵守和维护政治制度时，才会产生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政治认同也才会实现。公正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现对权利的分配和保证，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最高价值要求，也是政治体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公正的价值诉求是制度发挥作用的根本，不管是制度在制定时本身的公正还是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公正都有助于克服和规范现实中道德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行为。可见，保证政治体系运作与社会成员遵守的制度基础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
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在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占有优先的地位。政治认同就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观与政治体系的主导价值观的趋同过程，就是认同政治体系及其价值规范，并将政治体系的价值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价值共同性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层次，也是构成政治认同的诸要素中最稳定的因素。价值共同性不仅能够为政治体系执政合法性提供理念基础，也能够为社会成员自身提供意义、目的和价值取向。
2.价值观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持。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政治有着必然的联系。价值观一方面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观念的支撑；另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社会政治纲领性特征使任何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它，都需要核心价值观为其提供理念的支撑。价值观作为一种“散布性支持”，是作为观念系统发挥作用，通过对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影响与塑造，以此来影响社会成员对其所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生活的认知和态度，以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系所主导的价值规范相一致，获得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自愿认同。一方面，价值观作为政治认同的理念基础，通过潜移默化的传播与教化能够将政治体系的主导价值观内化为社会成员个体的价值观，为政治认同的获得提供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价值观能够为政治体系提供道义上的支持，通过不同途径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将政治统治转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和自觉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冲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过失。价值观对于政治认同的作用，被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称之为“散布性支持”。“散布性支持”直指政治权威、政治秩序或政治共同体，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而达成的支持。因为“只要存在这种相信当局和他们借以运行的秩序的正确性和适当性的信仰，那么这就是正式承认输出具有权威性及约束性的一个先兆。同时这种信仰也表明了一种普遍的认可或赞同，所以它同样表明了对所赞同对象的散布性支持。”[3]338“散布性支持”相比于“特定支持”更长久、更深入。任何政治体系都会利用作为“散布性支持”的价值观为自己的统治提供长效的支持。
二、价值观冲突：引发政治认同问题的关键因素
认同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政治认同问题不断凸显，其实质就在于社会成员难以对现存的政治体系产生意识或情感上的归属，对政治共同体所拥有的集体意识难以达成，政治权威不断弱化和消失。价值观冲突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
1.价值观冲突使主导价值观地位被削弱，诱发价值认同危机。社会转型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的利益调整使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利益排斥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出现。多元价值观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社会价值系统的平衡，产生了深层次变化及认同过程的无序与冲突。在这一转变中，新的价值观的出现，传统价值观受到质疑，不同价值观以冲突的形式表现自己。价值观冲突反映了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中的观念冲突，具体表现为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性价值与无私奉献以实现自我与他者、社会统一的非功利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西方崇尚个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商品等价交换确立的公平原则与市场经济运作动力支撑的效率原则之间的对峙与矛盾以及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之间的冲突、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等。
在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会确立自己的主导价值观，然后采用多种方式宣传它，进而用之去整合社会上的其他价值观，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心理的支持和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论证，这是主导价值观社会整合功能的必然体现。整合的过程也是与其他价值观争夺社会成员认同的过程。价值观冲突的出现意味着原有的价值观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控制力的缩小，社会主导价值观功能弱化。一方面，当个体面对多元的价值观在进行选择时，如果主导价值观不能给予其他价值观以有效地整合、调控，个体就会基于自身不同的价值标准，出现价值取向上的迷惘与矛盾，主导价值观的引导作用难以发挥。个体面对价值观的冲突，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主导价值观的批判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主导价值观的引领和整合功能有所弱化。当主导价值观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时，其他的价值观就会来与其争夺价值观的话语权、领导权，加上人们认识水平的有限，认同某种价值观就会淡化或排斥其他价值观，人们的政治心理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主导价值观认同危机就会出现。
2.价值认同危机是导致政治认同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认为，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统治绩效、基于规范作用发挥的制度基础、基于价值观的理念基础是政治认同获得的三大来源。由此推出导致政治认同问题产生的三大原因：政绩困局、制度的缺失与非公正、价值认同危机。统治绩效强调通过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社会成员对利益的追求。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说当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满足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成员就会产生其他的需要，诸如对民主、公正、法治等仅仅靠经济发展所无法满足的需要，这就是被称之为“政绩困局的东西”。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指出：“60年代和70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4]59当下存在的“认同感政治”“无直接利益冲突”等即是绩效困局的表现，也在另一方面彰显了共同价值观在政治认同中的作用。对社会不公正的社会价值规范的不满和强烈的价值诉求是“认同感政治”“无直接利益冲突”出现的根本原因。价值认同危机是当前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关键因素。价值认同危机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和行为冲突，弱化了人们对执政党和国家、对政府、对政治制度、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政治体系的运作的认同。其结果是心理和情感上与政治体系的疏离、行为上不支持甚至是与政治体系对抗，政治认同呈现出不认同或者虚假认同的碎片化现象。价值认同危机也使党员的公共精神缺失、公平正义、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的弱化，这是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下政党认同有所式微的最主要原因。价值认同危机对主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消极影响，也导致政治认同问题出现。当社会成员面对多样性与统一性、外在物质与内心精神、理想与现实等选择困惑时，主体难以平衡与把握，难以为自己找到心灵的家园，而陷入迷惘浮躁之中，自我认同难以实现。而且价值认同危机也使价值评价标准双重化，在主体自身就表现为双重人格，使主体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自我迷失，自我认同难以实现。政治认同就是主体在政治体系与个体自我之间关系中解决个体的身份感问题，个体对自我意义感的认知与评价是其重要的认同。当前由价值认同危机导致的自我认同危机也影响着主体的政治认同度，产生了部分政治认同问题。
三、机缘生成：以政治认同为诉求培育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冲突在消解着政治认同的同时，又折射出政治认同的契机。我们需要以政治认同为诉求来培育核心价值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具有共同信念的价值规范，也为个体提供了以真善美为基本符号的基本行为准则。
1.利益调节：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利益是社会一切活动的现实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5]187价值观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价值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人们认同这种价值观而不认同那种价值观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利益追求是隐藏在人们价值观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及人们价值追求的内在动力。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内在的契合客观上决定了利益调节成为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内在机制。当下，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机遇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多元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原有的主导价值观日益衰微，在整合多元利益和价值观中的作用和功能逐步弱化，进而会导致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是深层次利益关系在价值层面的表现。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消解需要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利益调节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为此，首先要有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要使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充分的利益表达有助于提升对人们对共同价值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自我价值观，以指导其具体的行为。其次，要健全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要使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得到合理的分配，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夯实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基础，以不断提升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再次，要建立利益心理调控机制。具有意识活动的人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利益关系复杂化、矛盾化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与利益相关的失衡心理、病态心理等不断出现。利益心理调控机制有助于调节利益主体的失衡心理、理顺利益关系，营造健康的客观环境。
2.制度建设：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外在保证。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问题与现代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社会转型期，契约认同逐步代替了传统简单的认同，也使由契约而形成的制度在政治认同的养成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正如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97任何制度本身就是一定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诉求特别是公共价值观的承载是制度建构的客观要求。制度对价值观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价值观的引领和保证作用，影响公众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公共价值观的确立又引导着制度的公正与创新。核心价值观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相适应的制度载体。制度建设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外在保证。
为此，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制度保障和依托，使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成为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制度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物质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政治保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核心价值观培育创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据自身所蕴含的价值规范对个体价值观予以引导和约束，对与制度价值取向一致的价值观念予以约束与排除。通过这一过程，社会核心价值观逐步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社会成员逐步达成价值共识。为此，要不断遵循价值观的内在规律、立足客观实践，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利益，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和制度优势，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要不断强化制度公正。公正是制度的内在要求和灵魂，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7]3不管是制度在制定时的本身的公正还是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公正都有助于克服和规范现实中道德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行为。此外，作为制度不断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推动人们价值观的更新，调动主体的积极性。
3.榜样文化指引：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向路。核心价值观由一些价值规范构成，这些价值规范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对过去的记忆从思想上诠释政治体系统治的合法性。个人需要或个人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对接是人们认同并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规范的前提。榜样是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范例，是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现实化。榜样体现了核心价值观主体性要求。榜样文化通过一系列榜样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引导人们认同和接受榜样所代表的价值规范，使人们的价值规范与榜样所代表的价值规范具有一致性，凝聚成政治认同，转化为自觉行动。榜样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榜样文化形成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榜样的选拔、宣传、推广要坚持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核心价值观为标准严格要求榜样，体现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实践性。榜样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榜样文化体现了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契合，是诱导和激发个体认同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驱动力。榜样以其自身的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点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精神实质等的理解。榜样具有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染力，能够营造积极健康上进的氛围，通过精神激励，提高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可。榜样形象的人性化和易于学习、模仿的性质使得榜样具有极大的群体模仿效应，能够推进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因此，要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引领榜样文化建设；运用榜样文化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
结语
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获得合法性与社会成员遵从信任的双重过程。价值观作为影响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深层次基础，能够为认同主体提供精神支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整合、统领多元社会价值取向，消解价值观冲突背景下政治认同问题，是有效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有助于促成价值塑造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从而在政治行为与心理体验的良性互动中使政治认同度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美]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陈鸿瑜，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
[2]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林荣远，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3]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黎峰】
作者：李清聚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篇3：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南 优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的思考
摘 要：“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内容体系，需要依据反映新时代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科学理论指南，对课程教学体系进行优化与完善，落实好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发挥好课程的育人作用，培养具有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思政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培养具备一定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知识，具有全球化视野与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人才培养目标的一门概论性政治理论课程。课程的理论体系一般由几个板块构成：（1）当代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板块;（2）主要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板块;（3）时代主题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和作用板块。主要涉及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国际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国家利益、综合国力、和平与发展等相关理论，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理论性、时事性、政策性和思想性特征。课程内容体系需依据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与国际社会发展变迁规律的科学理论进行调整与优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际社会出现的各种现象、问题与本质，并通过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阐述，用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树立“四个自信”。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超越”[1]，是当代中国外交与外交工作以及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科学理论指南。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一门课程的育人作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习近平站在世界全局及未来发展大势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国际社会发展与变迁，以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原则、目标和实践方略，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思政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1）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了世界发展大势与发展规律。习近平多次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是对当今国际社会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做出的科学准确判断，是分析研究国际社会发展变化趋势和国际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基础，也是判断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面临调整与变革，以及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客观依据，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体系的主体框架——格局、秩序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完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了国际社会人类共同美好的价值追求。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以及过美好生活的愿望是各国人民长期以来共同的孜孜追求，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正确的义利观”等新理念不仅体现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也明确了实现这些价值追求的原则和路径。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各国人民通过体现“公平正义”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共商共建共享”机制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多元化、差异化的国际体系中，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原則与目标，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长远目标与原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美好愿望。因此，需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价值内涵及其价值引领作用。
（3）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关乎国际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思考。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各国交往的不断加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习近平主张建立以尊重、平等、民主和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即国与国之间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并相互尊重，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与纠纷，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张建立的新型国际关系，本质上就是要打破霸权和强权思维模式下的国际关系体系状态，正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指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念，激励人们实现合作共赢。”[2]“构建公平正义公正合理新的国际秩序”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尤其是“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关乎国际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思考，对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4）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新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新中国外交经过70余年发展也经历了相应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彰显的大国外交特色更加鲜明，中国外交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机制，探索新型经济合作，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以及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大变局”中的引领和塑造作用更加明显。
二、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优化课程教学体系
（1）在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教学板块，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判断为基础，从实力变化引发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化与调整变革入手，结合习近平对国际格局、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相关论述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与完善。
第一，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演进。习近平多次强调，国际力量的对比关系正发生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当前多级化格局呈现出新形态，即“东升西降”趋势明显，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实力增长，美国竭力维护其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奉行“美国优先”“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政策，破坏全球多边合作体制，对国际秩序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中国积极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但遭遇困境。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受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进一步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反对经济全球化，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趋势在西方主要国家影响力不断扩大，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美国的频繁“退群”，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但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3]。“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4]因此，课程教学要突出经济全球化是客观规律的认知，短期虽遇到困难遭受挫折，但是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波折时期，习近平主张“共建开放合作的经济、共建开放创新的经济、共建开放共享的经济。”[5]这些主张对推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三，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改革与建设。应突出在国际力量出现“东升西降”的变化背景下，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面临的变化与变革带来的冲击。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全球治理与治理机制，由于美国的频繁退出，以及新的治理领域难以形成治理共识而出现“治理赤字”，加之现有的治理机制也未能反映和满足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诉求，因而不能有效推动全球的协调均衡发展。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不仅突出了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也为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气候、网络、环境、反恐等全球治理合作，并推动和维护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核心的多边合作机制及其改革，努力构建公平正义、公正合理的國际新秩序。
强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核心是对现有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积极“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6]。通过这些知识的介绍加深学生对全球治理相关知识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认识，增强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
在上述知识的逻辑体系安排上，要注意世界经济政治、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与治理机制（包括全球、区域、地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在“大变局”视域下，突出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面临的改革，以及国际秩序在不同价值理念和方案影响下的走向。
（2）在主要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课程教学板块，以习近平“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相关阐述为主线，对课程内容和体系进行补充和调整。在介绍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外交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主要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国家间相互关系发展的现状、问题，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包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发展，构建“亲、诚、惠、容”的周边关系等，尤其是稳定的大国关系，即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等。尤其要突出发展中国家间合作（南南合作）的新发展，如G20、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平台。
（3）在时代主题和中国对外战略板块，以习近平对“时代主题”特征认识判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相关理念与实践为依据，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目标、原则和实践方略等进行梳理，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突出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的创新特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这一时代主题的判断，奠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走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则成为中国处理与一切国家和国际组织相互关系及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准则;“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型开放式经济合作、促进全球治理变革等重要理念与方案的实践探索平台，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目标、原则和实践在继承新中国外交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与发展。
（4）增加维护国家利益和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认知相关知识内容。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在美国看来势必会威胁和损害美国的霸权利益，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由于美国对中国认知判断的变化，双方的竞争合作正在转变为对抗甚至冲突。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就开始强调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采取更加极端化的政策措施，经济上从贸易战入手升级到技术战;政治上重新突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性;军事上，拉拢周边国家进行军演，并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加大对台湾的武器销售，通过对中国展开“新冷战”，以削弱、遏制中国，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课程应注重提升学生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意识认知的相关知识内容，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通过对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的了解认识，使当代大学生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增强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紧迫感和爱国情怀。
三、发挥好“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在新时代的育人作用
要发挥好课程的育人作用，“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7]“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作为一门理论性和思想性很强的课程，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与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以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8]，以及培养“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9]的需要。“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作为一门国际化视野的、面向世界的基础性、概论性课程，在本科教育阶段应充分发挥它的基础和引导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10]，在向学生传授国际政治经济基本科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向他们讲述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逆流，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新冷战”思维重新抬头等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坚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努力建设以稳定、平衡、协调和合作为基础“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推动中美俄欧之间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避免恶性竞争与对抗;继续积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友好合作，推动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打造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出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里的代表数量和诉求，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合作机制，并主张加强各国在多领域的治理合作，特别是面对当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在自身以强有力措施抗击疫情为全球疫情防控做出贡献的同时，还助力全球的抗疫合作，积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冠疫情多边决议》，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并承诺“将以捐赠和无偿援助等多种形式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11]。在全球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出现衰退，仍坚持不断扩大开放，努力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在实践和理念层面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12]通过讲授这些内容，使学生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责任与担当感到自豪，使他们感受中国外交和理念的价值引领作用。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感悟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成长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凝聚力、引领力、塑造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凝聚国际社会各方力量，引领国际社会走向“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主导力量，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增强他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王毅.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超越[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7-20/9243233.shtml.
[2] 鳩山由纪夫.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N].人民日报，2020-03-02：3.
[3]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N].人民日报，2018-11-06：3.
[4][5] 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N].人民日报，2019-11-06：3.
[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1.
[7][10]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9-12-13：1.
[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N].人民日报，2016-09-29：1.
[11] 外交部：中方将以捐赠和无偿援助等多种形式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21/c_1126640357.htm.
[12]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责任编辑：周晓燕]
作者：应霄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