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新闻学教材内容重复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文章提出了编辑学理论教学中长期存在的课程角色困惑问题，探讨了在教学实践中如何确立编辑学理论课的主体性。文章认为，传播视阈的引入可以提升编辑学的理论内涵，拓宽编辑出版的研究视野。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通过教材选取、内容安排、视野引导来达到这一目的。
新闻学教材内容重复分析论文 篇1：
迷茫·重构
[內容提要]新闻学作为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一门学科，由新闻理论、新闻史以及新闻业务三大主体共同构建。新闻史作为新闻学当中一个大的分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相比，新闻史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老师难教、学生不想学”的窘境以及在研究中也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如何使这种窘境转变为让“老师好教、学生愿意学”的良性发展态势，又能让新闻史有新的研究范式，大数据将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史教学;新闻史研究
一、前言
新闻史一直以来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该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很多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倾向于把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往新闻业务的实务操作方面去培养，当然这不仅符合了社会工作的岗位需要，学生自身对新闻业务方面更加感兴趣。这就导致了很多高校把新闻史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时长进行压缩，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新闻史学习过程中，新闻史教学和新闻史研究是非常关键的首和尾。新闻史的课堂上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学生在教室里昏昏欲睡，原本作为专业必修课的新闻史，在同学们的心目中还不如一些选修课。在新闻史研究上，很多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对新闻史研究的热情不高，研究范式更多的也仅限于对于史料的堆积，得到的研究成果都较为浅显，也没有像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对史学研究那样的多方面视野和维度。近年来，无论是对新闻史的教学还是对新闻史领域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提出了相关改进意见和看法，互动式、情景再现式等教学方式，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以及以社会史研究范式研究新闻史，但是这些意见和看法对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或许还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结合当下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大数据的出现和利用，也让我们对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启发。
大数据又称巨量数据集合，是当下最热的概念之一。通过对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促成更好的决策力、洞察力以及最佳化处理。在更多的时候，很多人把大数据和商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商家心中数据就是金钱，就是能够盈利的法器;但在学者眼中，大数据则是能够帮助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拓展新思路，解决问题的新范式。
二、数据“迷宫”中的新闻史教学、研究
目前，大数据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越发频繁。制造业、金融业、互联网行业、餐饮行业、生物医疗都已经把大数据融入其中且运用得非常成功。在大数据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很多高校的老师、学者已经把大数据列入自己的学习领域，以此来量化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实现新的突破。课堂上展示借用大数据分析出来的课程内容，让同学们更容易理解相关内容要义，但是在繁杂的数据面前，如何把这些数据转化成自己教学和研究的辅助材料，对于文史学科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在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也是一样，面对数据，都清楚大数据有可能改变教学模式和研究方法，可是在没有真正行之有效地利用之前，身处数据“迷宫”中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却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
（一）新闻史教学面临的困境
“新闻史无用论”“教师难教、学生不想学”的窘境已经存在了许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新闻史课程本身在教学过程中是一方面，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是一方面。学生学新闻史迷茫，老师教新闻史也迷茫，那么在新闻史教学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呢？有以下这么几点：其一，教材内容形式陈旧，在我国大多数高校中，学习的新闻史教材都是以时间线为主轴，多数停留在简单对每个时间段内的著名报人、报纸和报业进行相关信息的梳理，然而带有史实性的历史图片、作品以及案例都比较少，更别提在新闻史教材中呈现出一些让学生和老师更能直观感受到的一些可视化的历史数据。虽然说时代在发展，但还是留存了一些老报纸，却大都陈列在博物馆，有些连复印品都没有进入新闻史教材中。如此简单的新闻史教材的结构形态，导致了新闻史缺乏独特的专业特色以及思想内核。其二，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一板一眼，手段单一。很多高校老师在教学中，都是按照教材以及自己PPT上的内容进行讲述，很少让学生们参与进来，实则应该留出时间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给学生一定的压力，学生们才会有学下去的动力。“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让教室成为了死课堂，学生的学习效率肯定不高。其三，学生自身对新闻史课程的兴趣不高。在新闻史的教学方面，不仅因为新闻史的教材，老师们的教学方式，更是因为学生自己对这门课的态度。互联网时代下，学生们的注意力纷纷转向手机，对于这种相对枯燥无味的的史学课程提不起兴趣。教师作为新闻史的传播者，教材作为新闻史内容的传播载体，学生作为新闻史传播受众，很好地诠释了新闻史学习在传播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存在着困境。
（二）新闻史研究面临的困境
作为一门历史性的学科，新闻史研究也遇到了不少困境。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方面所遇到的最大考验就是“学术内卷化”的问题。为什么称之为“学术内卷化”，其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美国的学者杜赞奇对它的阐述是：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吴廷俊、阳海洪的文章《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指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学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闻史研究人员史学意识不强，功力不足;二是学术视野呆板，研究范式单一;三是对研究对象缺乏透彻的认识，新闻史观不明确。当然这是新闻史出现“学术内卷化”的原因。除了“学术内卷化”，当下我们新闻史研究还存在研究的主体不清晰、内容分析不全面的问题。在我国，在近代新闻史研究的领域和革命史联系紧密，去分析某些报纸、报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个研究面似乎过于狭窄，其实新闻史的研究应该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新闻报纸在当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新闻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收集，当下很多学者存在着只对史料简单的整理，并没有对史料当中反映的具体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探讨。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在谈到新闻史研究时说到，在新闻史研究上一定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这样才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面对这样的困境，或许在大数据的介入下，这样的困境才会有所缓解，和数据合作，研究者也将会对史料有新的认识，数据一直都在，面对庞大复杂的数据矩阵，我们身在其中，怎样去利用好这些数据，跳出“迷宫”，也许通过把数据有机整合，进行分析，把新闻史研究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两者互相影响。高校新闻史教学的好坏决定学生的学习状况，学习状况的好坏决定新闻史研究的好坏，一环扣一环，紧密相连。新闻史教学是首，新闻史研究是尾，首尾相顾，一起突破现有的瓶颈，形成一个优质的新闻史研究生态环境，达到良性循环，也将促进新闻史教学的发展。数据“迷宫”之所以称之为迷宫，是因为目前新闻史学界对数据的认识还不够，身在迷宫当中，没有跳出迷宫，就无法从整个大局去把握和认识数据，更无法利用数据，这也是一直以来，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依旧存在许多困境和难题的原因之一。
三、调适大数据，重构新闻史
随着大数据的运用越来越成熟，大数据不仅运用在商业领域，很多专业的学术领域也在利用大数据。跳出数据“迷宫”，站在更高的格局上看数据，不能把这些数据当作是简单的数字，而要从这些数字里面发现把握其中的奥秘，进而调适大数据，重构新闻史，让新闻史在教学和研究上有所新发现、新突破。比如说：在新闻史教学方面通过大数据来分析学科的特点，分析学生在学习新闻史当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以制定可以解决的方案。在新闻史研究方面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做出最为科学的文献综述，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实现新闻史研究的创新。那么大数据在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具体能发挥哪些影响和作用呢？
（一）大数据对新闻史教学的影响
在新闻史教学方面，利用大数据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整合，进行可视化新闻史教学。大数据背景下，可视化教学的实施必须借助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作为底层支撑，利用文字描述法、结构示意法、图形比较法、表格说明法、图像再现法、视频播放法展示教学内容。新闻史教学也可以借鉴其他学科对于大数据的利用，跳出数据“迷宫”，掌握和利用数据，这样就可以把新闻史当中的内容具体用某些可视化的概念图、思维导图以及知识地图来呈现，这些图表都可以非常直观的向同学们展现逻辑性紧密的知识内容。其次，把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承载新闻发展史的历史图片，以及一些相关新闻史方面的音视频一起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课堂上更加生动形象的理解新闻历史事件，增强新闻史教材的可读性。可视化教学会增强学生学习新闻史的兴趣，能够让老师好教，学生们更加容易理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闻史“老师难教、学生不想学”的窘境。这样的可视化的教学方式在过去科技水平相对较低、数据挖掘分析技术不成熟时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但在现如今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各种数据挖掘分析技术也趋于成熟，这样的可视化教学完全可以得以实现。利用大數据进行即时性的教学评价，还能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作教务评价参考，把学校、老师、学生三者之间通过数据反映出来的信息联系起来，架起互动反馈的桥梁。当然，大数据不仅能够完善课程内容，还能够通过对学生自身信息的收集，了解学生对该课程的看法，分析出学生更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教学方式，通过数据来帮助教师们制定新闻史的教学方案和计划，更加科学的了解学生群体。用数据来直观反映各方面的现实情况，实现精准化管理和培养。大数据背景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微课”“慕课”“云课堂”等移动互联应用平台综合数据来源，可实现数据的实时精确采集。并在组织、整合和提炼采集数据的基础上，经过训练和拟合形成自动化的教学决策模型，进而实现学校从基础学业、数字化教与学到综合素质评价的全过程精细化管理。通过调试大数据，重构新闻史，这样的举措，能够良性改变新闻史教学的现状。让新闻史教学内容回归新闻逻辑，使之回应传媒实践的要求，避免新闻史教学沦为“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尴尬局面。
（二）大数据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
大数据的利用对于新闻史研究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一直以来，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之一。依托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在很多领域（商业、交通运输、公共管理、医疗卫生等等）已经被挖掘被利用，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把大数据运用到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也慢慢的产生兴趣并有些成功的案例。大数据应用对学术传播的影响，既指大数据技术本身对学术研究和传播的意义，同时也包含大数据应用环境对学术传播的影响。二者有异又彼此牵连。大数据的发掘与利用，会不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重构新闻史，这个还需要研究新闻史的学者、专家一起努力去验证。无论如何，大数据对新闻史研究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往对新闻史的研究一般是寻找文献资料以及相关的史实资料，文献资料的获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一些史实资料获取绝非易事，通过互联网爬取，基于大数据分析，获取将会更加方便，而且还能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将采集到的相关内容，科学有序的分好类目，呈现的内容也会更直观，更好地启发新闻史学者的研究思维和视野。学会利用大数据，研究者会对新闻史的研究更加有信心，相关论文数也会逐渐增多，这种通过数据量化分析出来的研究成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很多人可能会对此存有疑虑，新闻史既属于人文学科又属于历史学学科，认为大数据很难介入这样的学科，所以有些人不相信新闻史研究能够利用大数据实现新突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贾斯廷·古力马认为“政治学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数据密集型学科”，连如此复杂的政治学都将成为一个数据密集型学科，新闻学中的新闻史也一定能够依托大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并突破现有的研究格局。由于大数据的支撑，定量评价、形式评价等客观的评价方式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促使学术评价更趋于精确性与客观性。利用大数据不仅仅能够帮助新闻史本体的研究，它还能够衍生出其他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比如通过对研究者研究的内容、相关检索的次数、地域的分布等等，也能拓宽新闻史研究的外延，使新闻史的研究更加多元化。
大数据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把大数据运用到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上，我们可以从以前单向的定性分析问题，转向为定性分析和定量相结合，很多问题能够分析得更加全面和透彻。“可以尝试变传统的‘重教轻学’为互联网时代的‘重学轻教’教学模式。”母庸置疑，大数据技术将给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带来更大的机遇，可能会达到以往没有的高度。跳出数据“迷宫”，站在数据的肩膀上去，利用数据，调适大数据，重构新闻史。但是，大数据也带给人们诸多挑战，想要利用大数据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得会运用爬虫软件进行数据爬取，甚至得学习一些计算机语言的编程知识，这样才能够理解这些爬虫软件的工作原理，对于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和同学来说，有着不少的难度。当然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这种数据的爬取，很多高校已经组织老师和学生进行学习，以便将来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教学和学术领域。
四、结语
新闻史作为新闻学的主体之一，对新闻学这一学科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了解新闻事业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现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新闻史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也能促进新闻理论的发展。对于如此重要的新闻史，很多学生却没有任何兴趣，或许利用大数据，重构新闻史，改变新闻史的教学方式和增加新闻史的研究深度，才能让新闻专业的学生不再去排斥，而是自己主动愿意去接受，在数据的引领下，激发对于新闻史的热爱，实现大数据对于新闻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作者：徐健 方炼
新闻学教材内容重复分析论文 篇2：
走出“编辑无学”的困境
摘要 文章提出了编辑学理论教学中长期存在的课程角色困惑问题，探讨了在教学实践中如何确立编辑学理论课的主体性。文章认为，传播视阈的引入可以提升编辑学的理论内涵，拓宽编辑出版的研究视野。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通过教材选取、内容安排、视野引导来达到这一目的。
关键词 编辑无学 编辑学概论 传播 教学
罗映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系讲师，暨南大学新闻学在读博士。
自1985年我国首设编辑学专业以来，该专业就一直承受着自创设以前就存在的“编辑无学”观念的审问与质疑。尽管曾有过很多支持的声音，如1983年胡乔木写信至教育部，要求在几个高等学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他认为“并不是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编辑”。同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要创立编辑学”，然而，在近30年的发展中，编辑学专业从面临困境到逐步找到自己位置，确实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探索，而作为专业基础的理论课程——《编辑学概论》，其承受的困惑之重尤甚。
一、角色之惑：理论课还是实践课
在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专业模块包括3个板块的设置：编辑理论、编辑史、编辑实践。三大板块课程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形成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然而，长期以来，实际教学中的《编辑学概论》，无论从教材内容看，还是从实际授课看，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如果是理论课程，其理论内涵又体现在哪里？
教材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载体，也是教学的基本依据。长期以来，《编辑学概论》教材理论内涵薄弱，与编辑专业应用类教材区别不大，失去其本有的意义。
第一本冠名“编辑学”的教材是1949年广东国民大学新闻学系李次民教授著的《编辑学》，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该书共22章，其中有19章的篇幅大量讲述新闻纸的编辑知识和方法，同时又特设3个专章，分别讲杂志编辑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方法，以及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特征和艺术方法。显然，这本编辑学教材的内容侧重于编辑的知识与技能。考虑到当时编辑专业尚未建立，理论内涵的单薄尚可理解。
编辑出版学教材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开办编辑出版专业以后，有过4次较大规模的出版，[1]所出版教材中，编辑学理论教材的基本情况如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1988年）；辽海出版社只有《出版学概论》，没有涉及普通编辑学理论的教材；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振铎《编辑学通论》（1989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树广《编辑学》（1997年）。
此外，还有一些其余时间出版的教材，如向新阳的《编辑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方毅华的《编辑学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吴平的《编辑学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邵益文、周蔚华的《普通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从内容分析，以上教材与应用类课程教材的区分不明显，学理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可以选取几本主要的教材进行分析（见表1）。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学理论教材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体例基本没有变化，一般由基本原理与实际操作内容组合而成，并且以实际操作内容为主。这种状况，虽然是编辑出版专业应用性特点的反映，但也说明长期以来该专业理论思想滋养匮乏，这种现象给授课带来一些困惑：如何确立该门课程的主体地位？如何避免与其他课程尤其是实践课程的低层次重复？
二、传播视阈中的《编辑学概论》教学实践
正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学对传播学的理论吸纳让新闻学的研究视野豁然打开一样，传播学理论的滋养，同样也可以让编辑理论走出一直难以摆脱的形而下的境地，焕发新的生命力。
从本质来说，编辑活动是一种传播行为。远古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在于收集、选择和整理文献资料，使之便于储藏，同时也使之利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人士阅读，无疑，这种活动与传播有很密切的关系。大众媒介社会兴起以后，编辑活动的传播特性就更加明显。2007年，河南大学王振铎先生“编辑学是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编辑与出版本是传播媒体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主张，[1]正是考虑到编辑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行为而提出来的。此视野一打开，编辑学就不再只局限于组稿、选稿、编审、校对、发行等具体流程的研究，而提升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层次。
在近10年的编辑理论教学中，当我真正把视野投向人类传播行为这一层面的时候，《编辑学概论》的教学，从内容到体系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并且找到了该门课程自身的立足点：这是一门普通编辑学，而非具体编辑工作的编辑学。我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努力贯彻这一思路：
1. 教材选取。编辑学理论教材有几十甚至上百种，但真正具有内在完整体系和理论内涵的教材不多，大多是流于实践操作的泛泛之谈。对众多教材作了比较后，我选取了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该书摆脱了《编辑学通论》（1989年版）中的陈旧思路，建立了一个全新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意识地体现了对编辑活动作为一种传播行为的思考。全书除了结论和附录外，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编辑概念论、编辑原理论、编辑管理论和编辑教育论4个模块，系统地阐述了普通编辑学（或曰理论编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把全部的编辑实践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各种专业编辑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众多编辑活动的共同特征”[2]（于友先语，见该书序），避免了其他教材就事论事、拘泥于具体编辑工作的缺点，真正体现了一本概论教材高屋建瓴的眼光。
因为该教材针对的是本科高年级学生，在给大二学生开设该课时，我把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学概论》（张天定编著）作为配套教材。该教材核心内容与《编辑学原理论》一致，但在具体章节设置与内容表达上，抽象思辨色彩没有后者强烈，更适合本科低年级学生接受。
2. 内容安排。考虑到授课对象为本科低年级学生，并且编辑出版属于应用性专业，在实际授课中，我对授课内容作了适当调整与补充。
“编辑概念”与“编辑原理”是该门课程的重中之重，在课时安排上，我给予了充分强调，分配了整个课时（36课时）的1/3（12课时）。在“编辑概念”一章中，除了阐述清楚编辑概念的三个不同阶段——“收藏编辑”“著述编辑”“出版编辑”外，我还引入了学界对“编辑”与“出版”关系的争议这一内容，供学生思考探索。在“编辑原理”中，安排了8个课时，从符号、讯息传播、文化建构3个维度讲授“符号建模原理”“讯息传播原理”“文化缔构原理”，使学生真正懂得普通编辑活动的内涵。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它通过对符号的恰当使用，选择和传播各种讯息，从而最终建构起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大厦，它不是任何具体的编辑活动可以替代的，高于具体的编辑活动，但其原理又体现在各种具体的编辑活动中。
其他章节的设置则充分考虑知识的承接性。如在“编辑概念”之前，我增添了“编辑活动”一章，概念是对实践的抽象，使学生对编辑活动的历史有所了解后，能更好地理解编辑概念。此外，在“编辑原理”后，我增添了“编辑素养”一章，让学生了解编辑基本的职业素养与伦理道德。最后，考虑到与实际操作课程的衔接性，我补充了“图书媒体简介”“期刊媒体简介”“报纸媒体简介”3个章节。在这3章中，我避免了其他教材的不足——对具体编辑方法与技巧过多强调，而只从宏观角度介绍3种媒体的基本知识、特点与发展状况，让学生有所了解即可，为他们即将进入实际操作课程的学习作些铺垫。因为专业必修板块已开设相应课程如《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图书编辑》，如果在理论课中过多讲授实际操作，一是失去了理论课的意义，二则造成与实际操作课程不必要的重复。至于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则略去不讲。因为纸质媒体历史悠久，其基本编辑原理与规律其实同样适用于声像媒体，例如在“符号建模”“讯息传播”等原理的讲授中，电视媒体与广播媒体的传播符号、传播形态，就有详细的分析。
以上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课程体系。
3. 视野引导。专业概论课都带有导入性，能帮助学生掌握该门学科的性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规律、基本伦理规范，为后面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从历史发展来说，编辑活动的最初对象是档案文献与图书，这种思维延续到今天，形成了一种狭隘的编辑观。在《编辑学概论》的教学中，我强调学生要打破狭隘的图书媒体观念，把目光投向更大的社会与传媒视野中，并以这个视野为背景，来观照自己感兴趣的媒体。
例如，借鉴传播学“5W”模式，我们可以对编辑出版学获得更新也更深入的认识。“5W”模式1948年由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提出来，在这个模式中，“谁”（who）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说什么”（Says what）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组合而成，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渠道”（In which channel）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诸如信件、电话等的人际媒介，也可以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谁”（To whom）就是受传者或受众。受众是读者、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效果”（With what effects）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由“5W”模式引出了传播学五大研究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这五大研究领域，也非常适用于分析编辑出版学的读者、作者、编辑、出版物等话题。同时，这5个研究领域，融汇了社会学、符号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理论与方法，以这样一种视野来观照编辑出版的话，我们能够超越传统思维的狭与局限，也能弥补应用性专业在理论思辨上的不足。事实上，这五大研究领域，给新闻学与广告学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新闻学界与广告学界的研究者也承认传播理论的融入，拓宽了这些学科的视野。
结 语
编辑出版学是应用性专业，它的实践应用性在近些年一再被强调，在课程方案的设计中，一些实际操作课程、与市场对接的课程，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在对市场与实践强调的同时，我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种现象：学生思考能力下降，视野狭窄，在一些要求较高的工作单位发展后劲不足。
其实，各种技能技巧的背后，最终还是思想与方法的较量。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拓宽他们的视野，在今天浮躁的市场时代尤显重要。这也是我在教学编辑学理论课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振铎. 编辑学：中国特色的传播学[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
[2] 王振铎. 编辑学原理论[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02.
作者：罗映纯
新闻学教材内容重复分析论文 篇3：
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初探
摘要：通识教育在大陆发展已有二三十年，通识课程也成为了各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缺失的一环。然而受现实环境的影响，通识课程的实施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以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为研究对象，结合问卷与深度访谈的形式探究学校及学院层面通识课程的实施成效，并以此提出课程改革的相关路径。
关键词：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学院
一、国内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通识课程是实施通识教育的载体，对于课程设置与范畴，各高校各有差异。最早推行通识教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规定，本科学生前两年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包括人类不同文明的历史、科学、艺术、宗教、哲学、伦理以及西方文学经典，这些通识教育课程的学时和学分约占总学时和总学分的1/2。而具有通识教育特色的香港中文大学则将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大学通识”及“书院通识”。大学通识教育主要由四大范围通识课程及通识教育基础课程组成，分别是：中华文化传承，自然、科学与科技，社会与文化，自我与人文以及名著研讨课程。书院通识则由崇基、新亚、联合、逸夫、晨兴、善衡、和声、伍宜孙、敬文九个书院自行设计与提供，根据各书院的教育理念及文化传统，对学生进行心智的熏陶。大陆地区高校通识课程也各有区别，部分高校将外国语、计算机科学、马列课程和德育课程、数学、文学和艺术、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伦理学、历史研究、自我认识和心理咨询、写作、社会分析和宗教思潮等都列为通识课程。有些高校则通过课程性质把通识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包括政治理论课程、外语课程、计算机课程、体育和军事课程等在内的全校性必修课；另一部分为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计算机、语言、艺术和技能等七个领域的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
二、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理工创新实验班”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高等研究院于2014年成立，包含本科与研究生培养、侧重跨学科教学与研究，是深圳大学内部一个探索全面改革创新的学术特区。高等研究院“理工创新实验班”（简称实验班，下同）旨在培养能掌握扎实的基础学科理论与交叉学科前沿知识，能具备良好的人文和艺术素养、具有探索和开拓精神、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理工科特色创新人才。
根据课程性质，深圳大学将通识课程划分为公共必修课及各学院面向全校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含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英语课、计算机基础课、军事理论课、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必修课及体育课。结合培养交叉创新人才的教育目标，实验班在深圳大学通识课程的大框架下对通识课程进行了改革探索。
1.改革了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及“计算机基础课”。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及“计算机基础课”由外国语学院及计算机学院统一开设，教材内容、教学大纲及教学方式由学校统筹规划。而实验班打破了传统模式，在师资力量、教学大纲、教材编排、授课模式及考核方式上积极探索，力求创新。特别是对“大学英语课”的探索，成为了实验班通识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
首先，实验班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师资优良的教师团队。自开班以来，实验班就聘请香港知名大学的资深教授担任英语课程顾问，负责实验班课程设计及教材編订。再由该教授牵头，在全校范围内寻找合适且优秀的青年教师组成稳定的师资队伍。教师们定期开会讨论教学成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及时修订教学方案。其次，实验班结合人才培养目标，采用符合培养需求的教学方式及教材内容。实验班改变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方式，将以老师为主导的教学课堂转变为以学生为主导，积极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互动。教材内容自编，教学内容由学术英语、通用英语组成，涵括听、说、读、写和词汇。学术英语包含总结性写作、图表写作、综合性写作、议论文写作等，通用英语则采取“主题式教学范式”，主题选择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及学习兴趣。再次，实验班采取小班教学，每班学生控制在20人左右。教师会实时地追踪记录每位学生的课堂表现及语言程度，课后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辅导。考核也以过程式考核代替期末考核，过程式考核平均分布在每个学期，考核形式多元，包含写作、演讲、辩论、上机听力及课堂参与度等等。
2.改良了“拓展阅读与研讨”，新增“人文社科艺术讲座”及“名师讲堂与学术讲座”。为培养学生的欣赏与鉴赏能力，实验班在深圳大学传统实践课程“读书报告”的基础上改良了“拓展阅读与研讨”，新增了研讨部分，并编排至通识课程。每位学生需自行选择并阅读文学类名著，在导师的指导下于第一、二学年参加四次研讨。研讨以小组方式进行，每组人数控制在4人左右，各小组以PPT的形式向导师及其他组别分享阅读心得。导师根据PPT内容、演讲状态、语言表达及整体印象对研讨学生进行评分，四次成绩的平均分为该门课程的最后得分。
“人文社科艺术讲座”鼓励学生大一至大二学期积极参与校内外人文社科类讲座，每学期各撰写6篇心得报告。讲座学科可涵盖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法律、心理学、新闻学、音乐学、社会科学等。
“名师讲堂与学术讲座”则通过鼓励学生参与院内讲座，拓宽学生在自然科学、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眼界。院内讲座嘉宾通常为海内外知名学者，讲座内容涵盖高等教育学、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书法等方向。
3.新增“海外学术研习”。为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营造与国际接轨的培养环境，实验班每年都会组织数名优秀学生于第三学年夏季学期赴国际知名高校短期访问，学习时间为一周至半个月时长不等，学习内容包含专业及文化学习两部分。专业课程包含数理化生课、实验室访问、写作辅导等，文化学习包含研讨会、专题讲座、文化参观等。研习归校后，所有学生会被分成小组，在面向全院的分享会上，以PPT、Vedio等多元化形式作分享报告。此门课程以专业结合通识的形式，能有效地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习兴趣。
三、理工创新实验班问卷调查及访谈结果分析
结合高等研究院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学科设置，实验班在通识教育课程方面进行了以上改革。但在课程的具体实施中，教学成效可能因条件限制等因素出现预期偏差。为更好地改进课程，推进教学成效，本章节尝试以问卷及深度访谈的方式，分析高等研究院“理工创新实验班”学生对学校及学院通识课程实施看法，以此总结课程改革中的不足。本论文针对实验班全部学生（178人）共发放140份问卷，回收137份，回收率达到98%。根据课程影响面与群体分布原则，分别在现有的三个年级中选取了8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其中男生4名，女生4名，大一至大三学生各2名。
1.实验班学生对通识课程的满意度。在“对学校设置的文科选修课满意程度”上，44.53%的学生选择非常满意和较为满意，45.99%的学生选择了一般满意，还有9.49%的学生选择不满意。受访者认为学校开设的通识课程质量参差不齐，希望加强。而在“对学院设置的通识课程满意程度”上，受访者总体满意，满意度最高的是“大学英语课”（75.93%），其次分别是“名师讲堂与学术讲座”（69.35%）、“海外学术研习”（58.4%）、“拓展阅读与研讨”（43.8%）及“人文社科艺术讲座”（41.61%）。
2.实验班学生对通识课程的教育成效认识。在“是否从通识课程中获得收获”选项中，选择受益匪浅及有所收获的学生占53.29%，选择一般、收获不多及没有收获的学生占46.72%。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课程种类及师资水平成为了是否获得收获的关键。受访者A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无考研计划的学生来说实用性不大，而根据兴趣选修的公选课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积极影响，学生从中收获的不仅是学分与乐趣，还增长了知识与见闻。受访者G认为，选修人文艺术和思想道德方面的课程能开拓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眼界，也能调动学生的创新思想，使思维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发散性和包容性。但在课程质量方面，师资的优劣直接决定通识课程的课堂效果。受访者C认为，全校公选课的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教师上课认真，授课风格也很幽默，学生能快乐学习并从中积累到相关知识；但某些教师上课纯粹是敷衍了事，课程质量没办法保证，进而影响到学习成效。
在“对通识课程的具体收获”中，透过变异数分析（ANOVA）比较受访者、各项目的收获感受，可看出每位受访者对于通识课程的收获明显不同，在通识课程中各项目的收获感受也有所不同；受访者对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感受有显著差异，并且课程设置与内容存在的问题在通识课程中有显著差异，但无法提供哪一项是受访者收获程度最大的，以及认为最应该优先改善的项目，故本论文拟进一步通过资料包络分析法，提出第二阶段的改善建议。
3.实验班学生对通识课程存在的问题分析。根据Charnes，Cooper和Rhodes三位学者于1978年提出的资料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分析实验班学生对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感受。将受访者勾选的结果转换成效率值，数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对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则越需优先改善。透过包络分析法可看出，通识课程选择太少是受访者普遍认为的最大问题，在后续课程的开设上可多增加课程种类，供学生选择；其次是通识课程授课方式太过单一、通识课程缺乏深度，后续课程开设上可调整教师的授课方式，加深授课内容的强度；最后是通识课程过于陈旧、通识课程教学效果不佳、通识课程设置不合理，如何增加吸引学生、对学生升学/就业有所帮助的课程，并设计教学效果评量的依据，是后续要进一步思考的改善方向。
四、结论
立足于实验班学生对深圳大学与高等研究院通识课程的实施成效，不难看出学校通识课程存在课程数量、开课质量、设置类别、教学水平等方面的问题，而学院通识课程也存在课程种类偏少等不足。针对以上调研结果，应该从学校与学院两级主体出发，共同改善通识课程实施状况，进一步推进通识课程建设工作。
（一）学校层面
1.调整通识课程结构，构建通识课程体系。根据受访者的反馈意见，希望增加创新创业知识、中华文化知识及沟通能力等对学生有实用性的课程。但构建良性循环的课程体系并不止是简单的增加课程数量这么简单，学校应遵循最优化原则，整合现有的通识课程资源，完善课程结构体系，对通识课程种类、数量、内容等進行科学系统的设置。合理地优化课程种类，减少重复课程，避免教育资源浪费；规划课程开设内容，加强课程的广度与深度；出台扶持政策，加强MOOC线上课程、品牌通识课程及核心通识课程建设。
2.加强师资建设，构建优秀的教学队伍。师资是课程实施之主体，是教学成效之根本，教师的通识素养及教学能力是课程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学校应多鼓励具备高级职称且具有资深教学经验的教授参与通识课程的制定与开设；学校还可通过定期开展通识课程及交叉学科论坛、经验交流会、座谈会等形式，给青年教师提供足够的学习机会，以提高其通识理念和职业素养。
3.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加强学生学习引导。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改变以往灌输式的教学观念，摒弃权威者的地位，平等地对待学生，创造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在教学过程中拟采取开放式的探究性教学，主动创设科学探究的情境，引导学生以问题为中心，主动发现问题、搜集信息和解决问题，激发学生以跨学科的视角看待所学课程，最终解决生活和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多开设实验课和研讨课，在教学中多给学生动手的实践机会。
4.加强评价体系的构建，定时追踪反馈意见。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是通识教育思想和通识课程真正得到落实的有力保障和关键支撑点，把通识课程评价纳入到通识课程整体体系中来，使通识课程评价与课程设置形成一种开放和良性的循环系统。评价体系至少包括教师授课评价、学习效果评价及课程设置评价三个维度，主要表现在：制定灵活的成绩评价标准和达标制度，提高通识课程的标准；制定合理和详尽的评价方案，统计和管理通识课程教师执行情况的评价结果；改善教学效果，提高通识课程教育教学质量；虚心听取教师、学生的意见，根据课程评价不断调整和完善通识课程的建设。
（二）学院层面
1.加强课程管理，鼓励通识课程创新。传统意义上的通识课程主要由教务部门牵头，各院系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扮演被动的角色。为提升学院参与积极性，把控课程质量，应搭建学校-学院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学院在学校的管理下，负责通识课程的组织与推荐，把控通识课程的质量；学院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总体指导思想、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特色，有针对性地开设通识创新课程；学院通过课时补助、工作量核算、评优评级等方式鼓励院内专职教师参与课程教育，开设专业方向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课程。
2.实时追踪课程动态，适时调整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是培养学生的纲要性文件，它应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结合师生反馈意见而不断修订。为此，学院应定时追踪通识课程的教学成效，根据现存问题对症下药，将施行效果显著的措施修订至人才培养方案，探寻出一条更符合学院培养创新型人才及社会合格公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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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曼丽，等.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四所院校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2）.
作者：邹莎 林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