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与新加坡关系
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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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E032012003
一、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两国于1990年10月3日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杨尚昆主席(1993年)、江泽民主席(1994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5年)、李鹏总理(1997年)、朱镕基总理(1999年)、胡锦涛(副)主席(200
2、2009年)、李岚清副总理(2002年)、吴邦国委员长(2005年)、温家宝总理(2007年)、习近平副主席(2010年)等先后访新。黄金辉总统(1991年)、李光耀总理(1990年)、吴作栋总理(199
3、199
4、199
5、199
7、2000、2003年)、王鼎昌总统(1995年)、纳丹总统(200
1、2008年)、李显龙(副)总理(199
5、2000、200
5、200
6、2008年)先后访华。
2013年4月，新国务资政吴作栋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访问广东。5月，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新加坡。同月，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访华。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式访华。9月，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访华出席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并访问广东。同月，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访华，出席天津生态城5周年庆祝活动。10月，张高丽副总理访问新加坡并主持双边合作机制会议。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访问新加坡。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赵乐际赴新出席“中新领导力论坛”。
2014年4月，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访问山东。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访新。6月，新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访华。7月，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来华举行第二届中新治理高层论坛。8月，新加坡总统陈庆炎来华出席南京青奥会开幕式，习近平主席会见。同月，杨洁篪国务委员访新。
两国外交部自1995年起建立磋商机制，迄今已举行8轮磋商。两国除互设使馆外，新加坡在上海、厦门、广州、成都和香港设有总领事馆。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中新经贸合作发展迅速。2013年，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两国间主要合作项目有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吉林食品区、川新创新科技园等。新加坡与山东、四川、浙江、辽宁、天津、江苏、广东等7省市分别建有经贸合作机制。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双边贸易额为759.14亿美元，增长9.6%。其中，中方出口458.64亿美元，增长12.6%;进口300.5亿美元，增长5.4%。2014年1月至7月，双边贸易额438.2亿美元，同比增长2%，其中中方出口260.1亿美元，同比增长1.3%，进口78.1亿美元，同比增长3.1%。1999年10月，中新签署《经济合作和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两国经贸磋商机制。双方还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漏税协定》、《海运协定》、《邮电和电信合作协议》、《成立中新双方投资促进委员会协议》等多项经济合作协议。2008年10月两国签署中新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1月1日正式生效。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日前在中国—新加坡双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四次联席会议上表示，当前，中新两国经济都在经历转型升级，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两国经贸合作将呈现更多的契合点，不断获得新动力。
中国—新加坡双方投资促进委员会作为促进中新两国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应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巩固合作成果、扩大合作领域，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双方应推动新对华投资合作深化发展，加大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继续推进在华园区合作项目建设，并共同开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
三、在金融、人文、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
1. 金融
近年来，中新金融合作发展迅速，成为两国互利合作新亮点。201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加坡金管局在华设立代表处。2013年5月，新加坡金管局北京代表处正式揭牌。2012年7月，两国签署中新自贸协定框架下有关银行业事项的换文。10月，新方授予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特许全面拍照。2013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4月，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在新人民币清算业务正式启动。
2013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续签中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3000亿元人民币/600亿新加坡元，有效期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确定新加坡市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2.人文
1996年，两国文化部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2006年，两国政府签署《文化合作协定》。项目每年逾200起。双方在文化艺术、图书馆、文物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
1999年，两国教育部签署《教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及中国学生赴新学习、两国优秀大学生交流和建立中新基金等协议，中国15所高等院校在新开办了20个教育合作项目。2013年，我在新留学人员13985人，新在华留学生5290人。
2001年起，新方定期派中高级官员团访华。2004年5月，双方决定成立“中国-新加坡基金”，支持两国年轻官员的培训与交流。2007年7月，双方签署《关于借鉴运用新加坡园区管理经验开展中西部开发区人才培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以来，双方已联合举办四届“中新领导力论坛”。
2012年9月，首届中新社会管理高层论坛在新加坡举行，双方签署关于加强社会管理合作的换文。2014年7月，第二界中新社会治理高层论坛在华举行。
3. 科技、教育
两国在人才培训领域的合作十分活跃，主要项目有中国赴新加坡经济管理高级研究班、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赴新考察、两国外交部互惠培训项目等。
1992年，两国科技部门签署《科技合作协定》，次年建立中新科技合作联委会。
1995年成立“中国-新加坡技术公司”，1998年设立“中新联合研究计划”，合作项目共计28个。2003年10月，中国科技部火炬中心驻新代表处正式挂牌成立。
4. 其他
两国在旅游、质检和环保等领域也进行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2013年，双边人员往来229万人次。2007年，两国有关部门分别签署《出入境卫生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在城镇环境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3年10月，双方签署《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粮食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四、重要双边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90年10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2000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
五、军事关系
新加坡地处全球战略枢纽位置，是与中国关系最差的华人国家，也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同时新加坡与台湾交好。总体看，中新并未组织过联合军演，只在安保领域进行过三次联合训练，参训双方人数自2002年至今从未超过100人。 1. 1973年台湾以“联星计划”为代号，派遣现役军官协助新加坡训练海空军，并出任其海空军司令。1975年，台湾和新加坡签订“训练议定书”(“星光计划”)，由台湾提供场地和人力，协助新加坡训练地面部队，也就是俗称的“星光部队”
2. 2002年曾传出中共为拉近与新加坡关系，向新国提议愿提供海南岛作为星光部队演习场地，以削弱台新关系。但该项消息始终未获新、台、中三方证实。
3. 2009年6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新加坡武装部队安保联合训练在广州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展开，双方均派出观摩团进行现场观摩，这是我军首次与外军进行安保联合训练。军事专家表示，这次中新两国联训以“安保领域”而非“反恐”名义，为两国今后在安全领域合作埋下伏笔，假以时日可能深化到其他领域。
4. 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新加坡武装部队19日在新加坡开始“合作—2010”安保联合训练，旨在进一步巩固两国两军传统友谊，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两军务实交流与合作。
5. 2014年11月2日代号为“合作-2014”的中新陆军联合训练，2日在南京军区某综合训练场举行开训仪式。 这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军队首次组织传统安全领域联合训练，课题为“步兵连山地联合战斗行动”。
第二篇：中国与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新加坡在教育投资中出现的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在教育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投资教育事业不仅能够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国民素质，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经济发展。但是应当看到新加坡政府过分的强调教育投入存在的弊端。
新加坡采取大力投资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最根本原因在于其本国的自然资源相当匮乏，而人力资源就是唯一的资源。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发唯一资源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其投资教育的主要目的，强调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功能，这样就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过分夸大了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简单化。它强调了人的工具性，忽视了培养人才的目的，导致了人看不到教育在促进人的感情、意志、个性发展中的作用，对教育基本功能的认识片面。过于追求高学历、重视科学，忽视了人文，结果导致了人们对于教育的单一认识与崇拜，弱化了教育的教化功能和传承功能。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必然扭曲教育的本质，其结果可想而知。我曾经看过一则报道，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对国外学生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这种优越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新加坡学生前往共度学位，但是学成归国的新加坡学生所占比例非常小，有大部分人都选择留在美国或者前往更好国家发展。由此可知，新加坡政府这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方针使得学生普遍只关心自己的前途，他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
我们都知道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能够懂得如何理解帮助他人，促进人的共同进步发展，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更多地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学会如何做人的道理和本领。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实现人生价值。我国投资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丰富的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以便更好的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实现富国强国的梦想。虽然我国与新加坡在投资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的原因有一定差距，但是人力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也是彼此共同关注的。这点启示了我国在教育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人为本，发展人的道德教育，培养爱国思想，公德意识，通过教育对人们输送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第三篇：廉政建设论文：中国与新加坡廉政建设比较研究
【中文摘要】如何将腐败尽可能地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使其不至于危害国家的发展战略,同时通过廉政建设,使国家政治体系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新加坡政府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努力,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效廉政体系,它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本文拟通过对中国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两国的经验,从中找出差异和共同点,并为中国廉政建设提供可行性的参考。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单介绍本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对国内外研究中国和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文献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正文分为五章,分别对中国与新加坡的廉政预防机制、监督机制、惩处机制和教育机制进行具体的比较,评析它们的运行效能,在评析对照中找出中国廉政建设的经验与不足。最后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在合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公民社会四个维度,提出加强中国廉政建设的总体思路。本文认为,中国的廉政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作用;健全廉政法制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培育社会廉政文化,构建廉洁价值体系;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促进社会自治自律。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展望中国廉政建设的未来。
【英文摘要】How to contain corruption to a minimum extent
as much as possible, to the manner as not to endanger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rough honest politics construction,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all complex and profound issues. After decades of exploration and effort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system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China and Singapore have simila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hina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this paper will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two country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clean government for China.There are three parts of preface、text and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In the preface, the basi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 were introduced briefly, China and Singapore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ean government in China and Singapore will be summarized、introduced and analyzed, and describe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arrangements of this study.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It conducts specific comparis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on following aspects, like the preventive mechanism, supervision mechanism, punishment mechanism and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lean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ir operating performance, to find out the experience and lack of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China’s social reality, the last chapter tries to sum Singapore’s experience up in a reasonable manner through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civil society, and propose to strengthen the general concept of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must tak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le maintaining command of the role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mprove the integrity and legal system,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cultiv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grity, build clean value system; to develop civil society and promote social self discipline.In the Conclusion part, the whole text will be summarized,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a.
【关键词】廉政建设 预防机制 监督机制 惩处机制 教育机制
【英文关键词】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preventive mechanismsupervision mechanismpunishment mechanismeducation mechanism
【目录】中国与新加坡廉政建设比较研究
3-4ABSTRACT4-5摘要1.1 选题
1.3 第1章 引言9-15依据和意义9-10
研究内容及结构14-15
较15-26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10-14第2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比2.1.1 2.1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15-18
严格的公务员选拔和录用制度15-16
廉政义务规范16-17
17-182.1.2 周密的公职人员2.1.3 实行政务公开,减少腐败机会2.2.1 不2.2 中国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18-23
断完善的公务员廉政勤政保障机制19-20
廉政规范立法建设20-212.2.2 深入推进的2.2.3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廉
2.2.4 对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逐步改
第政预防组织建设21-22革22-232.3 中-新廉政预防机制的比较分析23-26
3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监督机制比较26-34
设的监督机制26-29
26-273.1 新加坡廉政建3.1.1 独立权威的反贪机构27-293.2 中国廉3.1.2 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
29-31政建设的监督机制
制29-30
30-313.2.1 反腐职能机构的制度约束机3.2.2 多重监督形式构成的责任约束机制3.3 中-新廉政监督机制的比较分析31-34第4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惩处机制比较34-42
设的惩处机制34-374.1 新加坡廉政建4.1.1 完备严密的廉政立法
34-364.1.2 及时严厉的腐败行为查处36-374.2 中国廉政建设的惩处机制37-39
律法规37-38
38-394.2.1 不断完善的反腐肃贪法4.2.2 在腐败案件查处上的不懈努力第54.3 中-新廉政惩处机制的比较分析39-42
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教育机制比较42-49
设的教育机制42-45
42-43
43-44
44-455.1 新加坡廉政建5.1.1 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5.1.2 加强对公职人员”心治”教育,倡导奉献精神5.1.3 倡导儒家价值观,培养社会廉政文化5.2 中国廉政建设的教育机制45-47
45-465.2.1 重5.2.2 坚持以
5.3 中视公仆意识教育和实践,倡导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工作方法教育,密切干群关系46-47
-新廉政教育机制的比较分析47-49
经验,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49-65
心,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廉政建设50-54
指导,在发展中推动廉政建设50-51第6章 合理借鉴新加坡6.1 以经济建设为中6.1.1 以科学发展观为6.1.2 大力促进经济发展,
6.1.3 完善社会主义
6.2 健全廉政法制
6.2.1 健全反腐肃贪立为廉政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51-52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寻租和腐败机会52-54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54-58
法,违法必究惩处必严
权力制约机制55-57
职人员财产透明度
值体系58-6157-5854-556.2.2 科学配置公共权力,完善6.2.3 推行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增强公6.3 培育社会廉政文化,构建廉洁价6.3.1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将廉洁纳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树立廉洁从政观念
价值体系的社会基础
自治自律61-65
设61-6258-5959-6060-616.3.2 强化公职人员廉政教育,牢固6.3.3 注重公民廉洁教育,夯实廉洁6.4 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促进社会6.4.1 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推进公民社会建6.4.2 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参与
结论与展望65-66致谢和监督效用62-65
66-67
69
参考文献67-69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第四篇：契合与投射：庞德与中国古诗关系
以“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为例
张 曼﹡
内容提要：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是庞德对李白诗《长干行》的创造，曾入选《美国名诗105首》，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美国现代诗歌选读”课程，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美的诗”。可是，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代表，庞德为什么借东方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抗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庞德的“中国化”诗歌取之于中国的仅仅是素材吗，是否有技巧甚至诗歌美学?艾略特不懂中文，却为什么称庞德是“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论文将通过细读
文本，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契合与投射;庞德;李白;中国古诗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the poem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rewritten and translated by Ezra Pound from a Chinese poem “Chang Gan Xing ”by Li Bai, a famous ancient romantic Chinese poet ,as an example, makes an analysis of why Pound choosing Li Bai to counteract the romantic poetry of the west world, of what pound learning from China in his poetry creation, and of why Eliot praising Pound as the inventor of Chinese poetry, and so on. Hopefully, A close reading of both the poems of Chinese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rewritten will lead to an appropriate answer. Key words: consilience and projection; Ezra Pound; Li Bai; ancient
Chinese poetry
自胡适、闻一多首次把庞德及其意象派介绍到中国，至今庞德研究已成蔚为大观之势。庞德研究在中国涉及到庞德对英诗现代化的贡献，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等等。在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研究中，有为数可观的或以单篇论文形式，或以专著形式，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意象派诗歌实验的积极作用，尤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意象派诗歌技巧如意象叠印、意
象叠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重点将不再继续探讨庞德意象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中复杂的问题，去创造强烈的反差，而是对一些在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关系的研究中较为具体、微妙的歧见，如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如何能成为庞德对抗20世纪初期英美的浪漫主义诗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他不懂中文，通过媒介走进中国古诗，在翻译时由于改写兼顾创作，原诗张力、瞬间生命力之真实性失落了，那么译诗是否具有张力，如果有，新的张力又是如何形成的;庞德的“中国化”诗取之的仅仅是中国诗素材，技巧上仅仅是借鉴了意象叠加、叠印吗，在美学上是否有借鉴;艾略特不懂中文，那么他断言庞德是“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可以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此话的真意何在等等。 美国诗歌界认为，庞德写得最出色的意象派诗是“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这首诗是庞德对李白诗《长干行》的创造，曾入选《美国名诗105首》，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美国现代诗歌选读”课程，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美的诗”。因此，论文将主要以庞德的这首“20世纪最美的诗”为例，通过
文本细读，企图解决这些问题。
———
﹡[作者简介]：张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
中外文学关系和英美文学研究。
一、 反浪漫主义的意象派如何与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契合
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代表。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辞典等权威工具书的定论。“李白，唐大诗人。••••••其诗表现出蔑视封建权贵的傲岸精神，对当时政治的腐败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对安史叛乱势力予以斥责，讴歌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又善于描绘壮丽的自然景色，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辞海 1262) 庞德首次接触李白诗，是1914年帮助费诺洛萨夫人整理丈夫手稿时，读到了中国古典诗歌费氏的英译和日本俳句诗的英译。这时，他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已经形成。庞德意象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基本都体现在《意象主义几个‘不’》一文中。这篇文章刊登于1913年3月号的《诗刊》杂志。而庞德在1914年读到李白时，他说“刘彻、屈原、李白等都是伟大的自由诗作家。”
(Ezra Pound 293)
浪漫主义对中国文学界是个外来概念。对李白作浪漫主义的解读，是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1922年，梁启超首次把中国文学分为“浪漫”和“写实”两派，屈原和李白被视为典型的浪漫诗人(梁启超 2001：3461-3465)。1949年后，由于受到前苏联马列文论体系的影响。对浪漫主义解读，在视角上较1949年之前有所不同，论及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时，一般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决定论的视角加以解读，将其看成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反映。“浪漫主义是理想主义，其最基本的品质就是按照理想的形态去反映生活，阶级斗争是推动浪漫作家追求理想生活的重要动力。”(蔡仪 257)但两者对浪漫主义文学一些基本艺术特质在认识上是接近的。因此文学史书上，至今基本一直延续着梁启超对李白的定位：李白浪漫主义品质在文学精神上，推崇表达自我、崇尚激情、追求自然;在文学写作风格上，注重想象、神话和对艺术形式规范的突破(梁启超 1941)。 庞德等同辈诗人视李白为“自由诗作家”，继庞德之后，美国学者的李白研究，也没有视其为浪漫主义诗人。如Paul Kroll 讨论李白的艺术，认为他的成就在于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艺术传统，综合变化以传达个性的声音。(Victor H. mair 296)宇文所安关注李白诗歌艺术在诗歌史上的意义(Stephen Owen 101-130)。
相同的李白，为什么在中国研究者眼里是浪漫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西方研究者却将其概括为“传达个性声音”、“天
才诗人”等不同的称谓?
其实，在漫长的20世纪李白研究中，虽然文学史教科书、权威词典等主流话语视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但这种定论却也遭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如1925年初版，1933年第11次再版，以及1961年香港光明书局修订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里，著者谭正壁就是用“自然”、“豪放”等类似的概念论述李白的艺术特征(谭正壁 1925)。1932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里，著者曾毅在具体分析李白艺术成就时，采用了传统品评手法称概括为“李之品如仙，杜之品如圣”。(曾毅 30)1936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读本》里，撰写人龚启昌用“豪放”一词概括李白。1948年戚惟瀚的专著《李白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53年骆侃如撰写，香港现代文教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叶庆炳著，台湾文广书局1965年版的《中国文学史》等在论及李白时都没有借用“浪漫主义”概念。1980年代之后，如袁行霈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对李白的撰写虽然提到了“浪漫”的概念，但在具体的批评中，其核心术语是“豪放”和“自
然”等术语。1[①]
这些不同的声音，与学者对相同术语的中西不同内涵的不断深化了解有关。Jonathan Chaves 在其关于公安派的“自我表达”的论述中，详细分析了用“浪漫主义来理解中国文学的枘凿之处，如浪漫文学以注重自我、崇尚自然为其特征，而‘自我’、‘自然’在中国文学中有复杂的内涵，不能与欧美文学传统简单类比;中国文学对创造性的看法，也有独特之处。”( Jonathan Chaves 1985:128-146)是的，“在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篇章中，自然意象携带着深远的意蕴，那不是欧洲式的自由主观强加于意象之上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文字历史地积储的象征意义。由于与自然事物终生接触，诗人和读者在经验中共同储藏着这些‘智性和感情的
复合体’。”(赵毅衡 1998：1060)
这就是庞德选择东方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对抗欧美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原因所在。而且，庞德认为李白的天才之处，不仅仅是诗歌意象，还有他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及诗歌表达的简朴、自然与清新。人们一谈到庞德和意象派，就自然想到他对意象主义的经典定义：“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可是庞德同时也主张诗歌要关注生活。“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和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 (戴维•洛奇 119) 在费诺罗萨的手稿原件中，原本还有李白的《古风》，庞德却舍弃了。因为李白的《古风》系列企图“叙他自己的怀抱志趣”，企图“藉了文学的变迁来说出作者对政治批判的企图。”(俞平伯 1959)《华夏集》的编选目录也是佐证：如《华夏集》中选择了三首有关战争的古诗——《诗经•小雅•采薇》(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 )、 李白的《胡关绕风沙》( Lament of the Frontier Guard )和《代马不思越》(South Folk in Cold Country)，这与当时一战正酣有关;还选了4首有关离愁和女人的诗歌，包括《长干行》，仍然与战争有关——战争环境下女人的悲苦。战争给造成了许多家庭的生死离别和对亲人的思念。可见庞德对日
常生活描写的关注。
庞德后来非常推崇王维，“从庞德后来对王维的高度赞美来看，如果费诺罗萨笔记中有更多的王维，庞德肯定会放弃不少李白诗。”(赵毅衡 1998：104)其原因是王维的诗歌表达更加简
朴、自然和清朗。
意象主义是20世纪英美现代诗歌中的一个流派，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庞德是英美意象主义诗人的集大成者。自1908年休姆创作第一首意象主义诗歌《秋》，至1915年《华夏集》出版，一般评论家都笼统认为“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意在反驳当时充斥诗坛的后期浪漫主义的或维多利亚诗风，如内容上因循承袭，无病呻吟;形式上华丽辞藻，意象模糊等。但如果细究就可发现，庞德反对的不是维多利亚诗风的全部，而只是反对诗歌远离生活，无病专事追求诗歌的韵律、辞藻、含混的抒情、陈腐的
说教、抽象的感慨等等。
1890年到1910年，一般的英国诗歌是一个可怕的肥料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模仿之模仿，伊丽莎白时代铿锵语言之模仿的模仿，毫无锋芒，软的不成形状 (T.S. Eliot 205)。
对这个时期的丁尼生诗歌的“丰富、多样和完整”，勃朗宁诗歌的“戏剧独白”，斯温伯恩诗歌语言的“生机勃勃”和“非个性化特征”等等，庞德是极力推崇的。
这些与李白的诗产生了某种程度上契合。“李白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艺术传统，综合变化以传达个性的声
音。”(Paul Kroll )
二、“A Letter”取之中国的是素材、技巧拟或诗歌美学?
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19世纪西方诗人仅仅取之中国素材。比较之，庞德取法的也仅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素材吗?在技巧上，除意象叠加和叠印外，是否还有其他?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是否
有所取法?
首先，比较翟里斯《怨歌行》英译与庞德对翟理斯《怨歌行》
译诗的修改：
原文：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译诗：
The Autumn Fan
O fair white silk, fresh from the weaver’s loom, Clear as the frost, bright as the winter snow--- See ! friendship fashions out of thee a fan, Round as the round moon shines in heaven above At home, abroad, a close companion thou,
Stirring at every move the grateful gale.And yet I fear, ah me! That autumn chills, Cooling the dying summer’s torrid rage, Will see thee laid neglected on the shelf, All thought of bygone days, like them bygone
庞德修改后译文： A Fan Piece, To her Lord O fan of white silk, 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blade
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通过“洁白的绸扇”，“你”两个意象对照，又通过“你”和“她的帝王”两个意象形成呼应，绸扇和绸扇主人被人遗弃、幽居冷宫的诗意自然流露。庞德一改翟里斯的铺成和缠绕，采用意象并置的技巧使诗歌简洁、坚实、硬朗且诗意缠绕。因此，庞德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东方猎奇，转向了对东方诗歌的内
部技巧的实践。
诗的意象被直接处理，语言的社会性、神话性特征被取消，只剩下中性的形式状态。这在中国山水诗里，的确比较多见，表现物象的语言摆脱了历史的语义层次，直接以细节的具体性呈现达到诗意效果。正所谓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可是中国古典诗歌并非都是如此，古典诗歌中许多都有典故的使用，许多意象都有传统的意蕴等。如《长干行》诗中“抱柱信”、“望夫台”等历史典故，含有深刻寓意。就文学翻译与传递而言，庞德的这种中
国化只是突出了中国诗的某些方面，
李白写诗喜欢借用数字表达情感。《长干行》用年龄序数法，巧妙地把初婚、婚后和丈夫经商远行等一些生活片段连缀起来，写出了初婚时的羞涩、婚后但愿同生共死的信念和对远出经商的丈夫的怀念。同时采用数字单用如“千唤不一回”和数字叠用“一一生绿苔”等。如“千”和“一”形成前后呼应并产生对照，使诗歌形式更工整,更具韵律美。“ 一一”两个字，暗示女主人公对丈夫思念的时间之长，更见其情之深厚与忠贞，同时也暗含着女子的寂寞，等等。这些在庞德的译诗里都没有完整再现。因此，庞德的“中国化’诗歌使中国诗的风格变得狭窄了。 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庞德在翻译时是否有所取法呢?试以庞德的“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与李白的《长
干行》作对照分析。
《长干行》延续了乐府古题《长干曲》的传统写法，以代言体，追述商妇的爱情。诗歌以一个妻子年龄变化为时间顺序，运用四季相思的民歌手法，巧妙地把女主人翁的生活场景串联在一起，表达了妻子在丈夫离家后对丈夫的思念。诗的内容有三部分构成：与丈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含羞的初婚以及婚后的甜美，
丈夫离家后的思念。
这虽是一首叙事诗，但他不失古典诗歌的美学特征：模糊之美。古典诗歌的模糊美，具体到诗句上、诗句的语法关系上，诗人与读者的体验上就是若即若离，在定与未定之间形成张力、造成冲突。读者诠释与作者传意之间达成互为表里又互为歧异的张
力。
汉语古诗的语法有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叶维廉先生总结为词法语法之间的关系处在“若即若离、定位与不定位、指义与不指义之间”(叶维廉 20)一言以譬之，即“不涉理路” 。
如“松风”、“云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词语，英文大多翻译成如下几种表达：“winds in the pines”、“winds through the pines”和“clouded mountain”、“cloud like mountains”、
“mountains in the clouds”。
在原诗里，这两个意象：“松”和“风”、“云”和“山”是并置的，他们的关系是模棱两可，意象呈现在读者感受中是两者之间若即若离，欲定关系却又不欲定关系，读者的情思活跃在其间。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以上几种翻译的表达。可是一种表达即判了另外几种表达的死刑，也判了“不定关系”的死刑。这种定位、定时的损失破坏了读者置身其间的可能，由此诗歌的意境美
也就受损了。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庞德翻译的《长干行》里。如“落叶秋风早”一句。译文是：“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该句回译成中文就是“树叶在这个早秋的风中飘落”或“早秋里，树叶在风中飘落了”。原句中“落叶”可解读成：“飘落的树叶”、“正在飘落的树叶”或“已经飘落的树叶”; 句子可解读成“在早秋的风中飘午的落叶“、“被早秋的风吹落的树叶”“早秋的风在吹落树叶”等等。可是上文无论哪种的解读都使原诗句失去很多;
1、加上in字便把视觉视像改为陈述说明此视觉事象了。诗中的秋是时间，但是空间化的时间。事象的本意：“事象的呈现发生须既是时间的亦是空间的。This 和in 的加入，将原是时空不分割的现象活动作了知性解析。
2、“落叶”中落是动词或形容词，皆可。但译文里，落变成动词，限制了汉语词的多元阐释的可能性。同样，句中的“早”也是如此。同样的例子是“折花门前剧”， 庞德的英文表达：“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文言句法里，景物自现，读者置身其中，可以自由进出其间。经过英译和白话式解读，景物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受到限制，“定位与不定位，指义与不指义之间”的自由空间变成单线、限指、定
位的活动了。 古诗的若即若离，定与不定的关系还表示在事件发生之际，时间空间的一体， 因果不分等等。如“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的英译“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中，因为英文文法的关系，加了冠词“the”, 动词“are”，介词“over ”、“ in” 、“with ”等，这样的英文将原是直观视觉事物或改为限定的事物，或改为时间的标记、或改为因果式的主从关系或改为状态、条件的说明等。但如果这两句诗如果用电影蒙太奇手法表现的话应该是：the Paired butterflies(飞着的双蝶)、yellow(黄)、the west garden(西园草)同时出现在同一镜头里，“两个象形元素的交合不应视为一加一的总和，而是一个新的成品，即是说，它具有另一个层面、另一个程度的价值;每一个形象元素各自应合一件事物;但组合起来，则应合一个意念…..” (Sergei Eisenstein 1942:29) 虽然有了文法上的损失，但时间、人事的变迁，不同经验、不同意向的并置，无需多语，其间所包含的张力、冲突仍然都尽在不言中。
当然这并不妨碍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在美国的霸主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说：“影响与被影响两者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主动与被动、影响与接受的单向关系，而往往存在着一种相互契合、彼此投射的辩证关系。”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影响往往牵涉到“接受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主观性之选择和修正(即使是不自觉的)”(奚
密
157,180)。
二、 艾略特称庞德“中国诗歌之发明者”解
析
艾略特1928年为庞德诗集《华夏集》写序时，称呼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艾略特本人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诗，他所能见到的几首中国诗只是英美诗人的英译。可是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匪夷所思的话。而且研究者也总是不假思索地引用这句话盛赞庞德英译中国诗成就，从而遮蔽了庞德实际翻译时对原诗的背离，或含混地总结为庞德所译中国诗是对中国诗神韵的把握等等。 其实，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美国新诗运动中，以改写中国诗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不仅仅庞德一人。“当时靠写仿中国诗或写中国题材取得名声的诗人为数甚众，”“许多新诗运动当时的活跃人物，今天读者已不感兴趣，但他们的传世之作，往往是他们的‘中国诗’。威特•宾纳之被人记得，是因为他是《唐诗三百首》的英译者。埃米•罗厄尔‘只有她的译诗《松花笺》和诗集《浮世绘》中仿中国诗至今尚可读’，次要诗人如约翰•哥尔德•佛来琪，‘当他表现出中国画意境时最为出色’;麦克斯威尔•波登海默，‘只有当他写仿中国诗时，才摆脱冗词和逻辑，变得可
爱’。”(赵毅衡 1998：99)
艾略特对庞德的评价，来自于他读这些仿中国诗，而不是汉字书写的中国诗后的自觉。艾略特对中国诗的无知，不是无意而是有意。于他，虽然反对维多利亚式浪漫主义末流，反感“乔治时代诗人”的保守性，波尔战争与一次大战掀起的沙文主义狂热，以及罗伯特•布里其为代表的学院派“桂冠诗人”，但是他崇尚的正宗的文化传统仍然“是一个排他性的希腊—希伯莱—欧洲文化传统，而且英国诗为正宗，甚至对法国象征派他也只取与玄学派接近的那部分。”(赵毅衡 1998：103)
那么，庞德优于同代其他诗人在何处呢?具体到诗歌文本，庞德是通过自己的诗歌翻译比较好地实践了费氏的以汉字的形象性为基点的诗歌理论：“
1、运动说——诗歌应传达力的转移;
2、隐喻说——诗歌的本质在于隐喻;
3、弦外之音说——诗歌应富有
附加的意蕴。”(周发祥 72)
比较:
原诗：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译诗：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
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playing with blue plums. And we went on living in the village of Chokan: Two small people, 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
At fou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 I never laughed, being bashful. Lowering my head, I looked at the wall. Called to, a thousand times, I never looked back.
这首诗的翻译特点可注意之处：
1、译者实践了费氏的“生动图画”说——视觉意象，如“the front gate”、“flowers”、“bamboo stilts”、“horse”、等等;2译者将原诗诗句分成若干个较小的视觉单位，如“playing horse——walked about my seat——playing with blue pllums”，从而强化了它们的独立性，使之在并置后，互相映带，生发新意。且因其间关联成分的省略，这在西方传统的作诗法里，打破了语法严谨、逻辑性强的句型，是新颖的手法。原诗拆散开来的一个个 “部件”，犹如汉字里带有具象性的偏旁部首;一行行新诗句，犹如用这些“偏旁部首”组合而成的汉字;整首诗像一个个汉字的连缀，产生了戏剧性的流动感。中性、客观的语言形态代替了社会性、历史性的语言形态，又如庞德故意将“长存抱住信”改译成“forever, forever, forever”;“这样思维就单独负责，而不受制于形式对非其本身历史的一种次生的义务。”《长干行》诗中有许多包含传统意蕴的意象。庞德超人般略去了这些意象之后，整首诗仍有“去词去意而后诗有在矣”(杨万里)的
效果。
上文分析了庞德译诗中国古典诗歌张力、瞬间生命之真实性的失落。其实，原诗张力在失落的同时，新的张力却在诗中形成。比较庞德的译诗和费诺罗萨手稿，就会发现庞德对诗歌处理的匠心之处。在River-merchant’s Wife一诗里，诗的第一行中“still”一词，在李白原诗和费氏手稿里都没有出现，这是庞德有意加上去。”still”一词让诗歌的叙述从开始少女时期，就预设了少女将来的命运——怨愤、怀念、失意。这是庞德对汉诗的模糊美学——没有时态、数的分别——的改造，原诗用年龄序数法和四季相思的格调，巧妙地把一些生活片断联缀成完整的艺术整体。这样“still”一词就把全诗连缀成一个整体，并且在读者与叙述者之间
形成表达与理解的张力。
同样的例子是：“猿声天上哀。”古典诗句的语言由一定的文法，在表现上常常与经验文法互动，形成诗歌的张力。 如“猿声天上哀”一句就是叙述者经验文法与语言文法间交互后形成了张力，增强了哀怨的效果。英文“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是经验前的概念，而不是经验当时的实际过程，但却是纯知性、纯理性的行为，先“知”虽阻碍了物象涌现的直接性，却仍然兼顾了内涵和外延，完美展现了张力的艺术效果。在这里，猿声的有限声音和它代表的怨声(谐音在此失落了)的无限性形成矛盾。但是这个意象却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猿声是哀怨的，而且由于它在不断地“swirling”，因此使人产生了哀怨、凄凉、无望、无助等联想。塔特认为“诗应该是所有意义的统一体，从最极端的外延意义，到最极端的内涵意义，我们所引申出来的最远的比喻意义也不损害文字陈述的外延。”(赵毅衡 1988：116)
因此，艾略特虽然对于中国诗不屑一顾。但他对庞德的盛赞，一方面源于两人志趣相投，庞德发现并提携了艾略特;一方面由于他们某些诗歌主张的一致性，除上文提到之外，庞德对艾略特主张诗歌应具有应该关注生活，应该有时代内涵(后来同意艾略特的主张即诗歌要有历史意识)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艾略特在众多以“中国诗”留名的诗人群中，通过阅读仿“中国诗”，在庞德的“中国诗”里找到了费诺罗萨的诗学主张的成功的型塑：简约、明朗、开放以及经庞德改造后的中国诗较好地实践了意象主义诗歌宣言。巧合的是艾略特的意见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意见，如人们就曾指责魏雷翻译的中国诗读来皆相似，宾纳也指责过罗
威尔《松花笺》不够简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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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与德国的贸易关系
一、德国概况及中德贸易简史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实力位居欧洲首位，在国际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为第三经济强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大国。
中国分别于1949年10月27日和1972年10月11日同原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建交。两德统一后，中国与德国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的数年中，两国关系的贸易额不断增长， 1991年仅54亿美元，到1995年猛增至137亿美元，1999年又攀升至161.14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2.1%，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对德国的出口贸易额为77.78亿美元，同比增长5.8%，进口额为83.36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近年来，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商品品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是唯一成功地将出口结构从提供食品和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改变到工业产品领域的国家。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德国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商品为电工技术产品、服装、机械设备、玩具、皮革和五金制品;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商品是机械设备、电工技术产品、机动车及其零配件。
二、中德贸易的状况及特点
(一)财政和技术合作。1985年，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财政合作协定。迄今为止，德政府已向我承诺提供财政合作资金39.48亿马克，其中赠款5.12亿马克，其余为软贷款。双方共签署贷、赠款协议金额50.1亿马克，其中财政合作资金33.5亿马克，用于近80个财政合作项目。2000年，德承诺给予我国1.4亿马克的财政合作资金。技术援助属无偿性质。援助形式有技术合作项目、粮食援助、紧急援助、项目外奖学金生和资助研讨会等。技术合作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派遣长短期专家、培训中方专业人员和提供硬件设备等，合作领域近年来集中在扶贫、环境与资源保护、职业教育和国家体制改革。截至目前，中德技术合作已完成38个项目，正在执行的项目43个，还有18个项目已经双方专家考察，现处在签署项目换文和确定专家阶段。
(二)直接投资。截至2000年9月底我共批准德国对华投资项目2341个，协议德资金额100.32亿美元，德方实际投入57.93亿美元。1999年我批准德在华投资项目196个，吸引德协议外资金额9.38亿美元，同比减少56.81%;德实际在华投资13.73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36.48%。2000年1至9月，德对华投资项目213个，协议德资金额6.74亿美元，同比增长4.79%;实际使用德资金额7.3亿美元，同比减少7.62%。这些项目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最近三年，德商在华直接投资虽有所增长，但实际金额数仍仅居各国在华投资第9位。
(三)技术引进。德国是我国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1998年，我共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610个，合同金额23.5亿美元，其中技术费2亿美元，设备费21.5亿美元。主要项目有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全套电站锅炉及辅机设备(1.48亿美元)、仪征化纤聚酯短纤维装置(3140万美元)、重庆电厂烟气脱硫项目(3033万美元)、北京第一热电厂烟气脱硫项目(2781万美元)、半山电厂烟气脱硫项目(2690万美元)、鞍钢连续酸洗-冷轧机连机项目(4738万美元)。1999年，我共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662个，合同金额27.5亿美元。截至1999年底，我共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4154个，总金额达192.3亿美元。 特点：1.中德贸易在中国与欧盟贸易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我海关统计，2001年我国与欧盟贸易为766.27亿美元(出口409.04亿美元，进口357.23亿美元)，其中中德贸易为235.26亿美元(出口97.54亿美元，进口137.72亿美元)，占30.7%.如果单从进口看，比重更大，为38.6%，超过占第二位英国的1.28倍，大体上是法、意、荷3国之和。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据德方统计，2001年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排列第十一位。如果单从德方进口看，中国居第十位，排在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前。
2.中德贸易我方是逆差国。引起我方出现逆差的原因，除了存在着限制的实际情况外，与双方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要使我方逆差出现较大的改变，首先要依托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大力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其次要了解德国市场，在经营、管理、推销上下功夫。
3.发展中德贸易与欧盟的整体状况联系起来。在欧盟单一市场形成，统一外贸政策、法令、法规的情况下，发展中德贸易要与加强与欧盟合作联系起来。例如欧盟制定的反倾销规定，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带有某些歧视性色彩等，对此采取应对措施是必要的。
4.机械设备进口是中德贸易的重中之重。德国是我国传统的机械设备进口国。从6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更新，开始转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德国是首选国家之一。有一个时期，我国每年从德国进口的90%以上是机械设备。目前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在80%左右。5.对德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德出口的产品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有很大增加。以2001年与1991年相比，10年间我国对德出口的包括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运输设备、光学和精密仪器产品成倍增加。2001年我国的这类产品占我国对德出口近一半，金额达48.35亿美元。6.中德贸易中的技术贸易占有一定地位。在引进机器设备的同时引进相关技术这是中德贸易的一个特点，也是德国技术出口的一个特点。技术贸易是扩大中德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技术进口中，欧盟占了近一半，而其中德国又是最大的技术引进国。
三、中德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欧关系一直呈现一种经贸合作与观念冲突并存的“双层”发展格局。一方面，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相对顺利，虽然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的挑战，但是双方互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经贸合作的大局并未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内部对于中欧关系的观念却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民众层面上，欧洲人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西方民意调查的结果，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受调查者都将中国视为世界上对欧洲威胁最大的国家。在媒体层面上，由于鼓噪“中国威胁”具有吸引眼球的效应，欧洲媒体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屡见不鲜。在成员国政治层面上，在中欧经贸关系中受到负面影响的既得利益集团频繁向政府和议会施压，要求通过政策调整改变利益结构。由于在欧洲长期存在着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中欧经贸关系中获益的欧洲行为者为中国辩护的声音相对微弱。2005年以后中欧关系的波折，从根本上说正是欧洲国家这种观念变化的结果。
首先，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德国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立足中国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贸政策和法律制度方面亟待完善，尤其在执法方面力度不够，从而造成中国企业缺乏知识产权和合同方面的法律观念，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的现象。所以尽管中国在生产领域急需西方的技术，在华投资企业也需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有时外国企业还是不敢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到中国。其次，在华德国企业所需的富有经验、诚实守信和努力扎实的当地合作伙伴以及高素质的员工尚待充实。同时由于在中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经商方式，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以及市场极端聚集，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市场”等原因，造成在华投资企业产品销售方面存在问题，不能迅速建立较为完善的分销体系。多变性、项目批准程序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在华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另外一些隐蔽性的倾销和潜在的政府补贴依然存在，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使得市场缺乏公平竞争机制。市场方面的无序发展，也令人际关系在经济交往中的作用突显，在华投资企业往往因为不明白中国的人际关系而丧失了一些市场机会。因此德国企业的本土母公司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本地情况而做出一些失当甚至错误的投资决策，造成在华德国企业的亏损。
四、中德经贸关系的前景
1. 中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都在完善中，而德国在这些方面就相对完善，可以用来借鉴，引用，加快中国发展的进程，而德国方面国土面积，资源丰富方面明显没有中国泱泱华夏广博的土地，丰富的矿产等相媲美的势力，而这些人力，物力也是德国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正好能为两国经贸合作搭建更好的桥梁。
2.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德两国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尤其在国家领土统一上，中国在两德统一问题上，采取尊重德国人民的立场，而德国也始终支持和推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默契的立场，必将得到两国人民的相互推崇，促进友好邦交，贸易发展的顺利进行。
3. 德国人本质谨慎，对于事物的要求精益求精，诚实守信。如此不但能带动中国对德国商品的需求，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关，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的口碑。
4. 德国是欧盟的一员，并且是创始国之一地位重要，通过与德国通商可能进一步打开欧盟其他各国的贸易市场，而中国处于亚洲中心位置，环境，气候适宜人类生存，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是人口大国，泱泱华夏五千年历史，酝酿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秉着狐狸共荣的原则，相信双方的贸易也会持久稳固的逐渐发展繁荣。
5. 德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而德国商报综合报道： 德国出口商协会(BGA)于2007年08月15日称，到2009年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也正在朝着这一幕边稳固发展着，如此的巧合也是得中德两国的贸易前景更加可观。
6.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大潮冲击后，中国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不过依旧坚强的让经济增长额稳固上升了，相对来说处在欧盟的德国面临了更大的冲击，德国国内一半(51%)企业表示，金融危机已对其业务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18%受到了严重影响，33%所受的影响比较轻微。工业企业受害范围最广，54%已受到 危害，明显高于贸易企业(49%)、服务业(44%)和建筑、能源业(39%)。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受影响程度尤为严重，其中巴符州、不来梅和黑森州 受损企业的比例高达62%、60%和59%，比相对落后的德国东部地区高出约20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对德企业的国内业务影响最 大，三分之一企业表示国内业务已经受损。17%的企业国际业务出现了下降。企业融资所受影响不大，仅14%企业通过开户行融资比以前困难，13%申请贷款 时需要提供更多文件，12%的贷款利率有所提高，十分之一企业在获取私募基金等融资时更加困难。为了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七成企业采取了各种措施 来降低成本，四成企业推迟投资，三分之一企业提高自有资本、增强支付能力，仅5%通过裁员或缩短工时方式应对。由于融资问题不很突出，大部分企业没有采取 相应措施，仅四成企业已经或计划改变融资方式。工业企业的资金需求大，46%的企业正在或已经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贸易企业的比例为41%，服务企业和建 筑、能源企业的比例低于平均值，各为38%和35%。现在德国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相信会有更多的市场等待中国企业去开拓。
综上所述，至少迄今为止，中德的贸易前景还是极度客观的，先进两国的通商贸易也开展的十分频繁，相信在今后的日子中，中德两国商家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开创更多的商业空间，为中德两国的贸易发展，文化交流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五、中德贸易发展对策
1、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在封闭经济中，我们不得不通过不断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来为自己提供粮食，不得不通过支付昂贵的价格来使用自己的石油，也不得不企图通过抑制消费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森林资源。事实上，中国自然资源的稀缺并不代表全球资源的不足。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中东也有充足的石油资源，我们进口粮食、石油、木材和纸浆等，实际上就是进口土地、矿产和森林，这对于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非常有利。从理论上说，如果中国不加入WTO也可进口这些资源产品，但实际上不容易做到。没有机制上和法律上的保证，任何一国中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是不易开放的。局部的和行业的利益往往会被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加入WTO，承诺市场开放，撤销保护，看上去对本国资源产品生产行业不利，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合理利用稀缺资源，有利于长期持续发展。
2、开放市场，融入全球经济，迫使企业面对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效率。人们通常把面对竞争作为一种“挑战”，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的，而从一国经济整体来看，可以更多地把加强企业间的竞争看作为一种提高效率加速发展的"机遇"。靠中国自己来加强竞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目前不少行业仍由国有企业垄断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加上保护民族工业的理论，使得这些行业长期受到保护，没有效率。打破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的垄断光靠国内的改革是不那么容易的，而开放市场，允许外国商品、服务和资本进入中国的市场，就一下子建立起了一个竞争的经济体制。因此，开放市场虽然给中国企业带来冲击，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亦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机遇。
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应该慢慢适应中国特有的、灵活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要明白中国经商的独特方式，设身处地的将自身资源有效的放置中国。对于中国企业与员工来说，也要尽量学习和理解欧洲人的经商习惯。其次，在华投资企业不应期望会在短期获利，而应从长期投资角度考虑企业整体经营思路。总之，兼容并蓄、理解渗透是两国贸易合作的支柱。
在华投资企业还应该遵守商业法律，尊重经商伙伴和环境，否则中方不会对你产生信任。中方企业也应注意遵守外方有关知识产权及合同方面的规定，要注重信用，讲究实效。此外，在华投资企业应该仔细挑选在华投资企业的合作伙伴、分销商和经商伙伴，因为中外经商的习惯和标准差别很大，双方应尽量相互了解，最终做出的合作决定应是建立在充分的互相了解基础之上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彼此的还款能力、资金情况和其他可能的隐蔽性负面因素。为了避免本土母公司对在华投资企业的误解，应及时向母公司说明中国的情况，因为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在华投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很重要的，最好母公司能派一个熟悉中国情况的专家来中国工作，他不仅能够沟通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且亦可以建立一个文化桥梁。
六、发展中德贸易的有利条件
从今后发展来看，中德贸易有很大的潜力，目前的条件十分有利：
1. 中德两国关系很好，无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近几年通过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德国从本身利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始终支持和推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德国不论那一个党派当政，这个对华政策的前提是没有分歧的。中德关系已进入全面和深入的发展时期。 2. 中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的潜力很大。德国经济发达，资金雄厚，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一切，为发展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 德国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通过德国可发展多边合作，进一步扩大与中欧、东欧和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德国是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带头羊。上世纪90年代欧盟多次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大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和推动。
4. 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制订了新的亚洲政策。德国企业十分重视潜力巨大和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市场，期望通过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带动德国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增加德国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5. 德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市场很大。我应加强对德市场的调查研究，提高产品的档次、质量及服务水准，增加自主创新，开发新的出口商品，大力发展非配额、非敏感性商品出口。外贸企业应认真履行合同，维护对外信誉。
6. 大部分德国商家的守信原则有助于建立长期的跨国贸易关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
7. 德国每年举办许多著名的国际展览。给中德贸易提供了好的交流平台和对外窗口。中国企业参加展览会应做好各项准备，认真落实客户，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8. 由于两国关系较好，德国对华关系的开展是全方位的。不仅有经济和贸易合作，而且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我驻德中资机构对推动双边合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多数机构分散、人力不足、经营面较窄，进入德国市场开拓进取不够。
七、中德经济合作应拓展合作领域
自2002年中国成为德国在亚洲的第一大市场以来，双方在各自的经贸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成为德国出口市场的“特殊热点”。2003年中德贸易总额达到420亿欧元，2004年更有望达到480亿欧元。目前德国在华企业已经达到2500家，参与中国3500个项目，投资金额达到了100亿欧元。中德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互访，进一步促进了中德经济关系。那么，处在经贸往来高峰期的中德经济应如何拓展?为长久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应该开拓哪些新的合作领域?
根据中德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存在着的潜在问题以及德国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长处，中德应该在扩大双边经贸数额的基础上，向双边和多边经济政策领域的合作方向发展.为此，双方更应该重视政策合作层面的对话。其中重要的方面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只有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中德贸易在2010年翻番的目标才有可能顺利实现。
近来，对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强劲发展，欧洲个别国家出现_种“中国产品冲击论”，有些国家甚至向欧盟提交了所谓中国“不规范竞争”的文件，试图推动整个欧盟采取“海关措施”，要求欧盟对中国商品的“入侵”进行“全面有效的反击”。尽管德国的经济界和学术界也感到来自中国出口的竞争威胁，但德国政府对双边经贸关系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不赞同“中国产品冲击论”的观点，而是肯定中国在入世后的积极努力。
中国入世后，欧盟对华贸易的非关税限制有所增多。欧盟现行的配额制度、反倾销政策以及进口产品标准制度有一定合理成分，但其动机是市场保护。虽然这涉及中欧贸易中约5%的商品，但对中欧和中德贸易的发展有消极影响。德国在中欧贸易中约占1/3，对中欧贸易影响举足轻重。德国对华贸易政策表明，德国在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中并不充当“先锋国家”。德国总理施罗德明确表示，“无论是从贸易还是投资来看，中德经贸关系对双方经济的积极意义越来越明显。”但由于中国的出口能力上升、德国对华贸易存在较大逆差，德国经济界也感到中国对国际市场、欧洲市场以及德国市场正在形成竞争压力。德国作为世界出口量最大、经济特别依赖外部市场的大国，对这种发展十分关注。同时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由于法律制度方面尚不完善，特别是执法方面力度不够，造成中国企业缺乏知识产权和合同方面的法律观念，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令德国企业对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感到担心。因此在德国对中国入世后的市场抱有更大的期望的同时，在市场开放与保护方面也可能更加审慎。
针对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双边贸易政策中，中国和德国应对双边或中欧间可能出现的经贸争端或问题做些预期绸缪，尽可能避免出现贸易争端。﹁旦出现贸易之争，应促使其向积极方面转化。重点可以放在改进贸易结构和建立协调机制：
首先，及时协调和调整贸易结构。中国和德国都有劳动力过剩问题，出口对就业市场的压力很大。德国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出口结构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类型，目前制成品已占中国的90%，对德国出口中约占93%，而且比重还在上升，其中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如机器类、电子类产品的比重明显提高。德国经济界和学界有人担心这种变化会引发一部分产品在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但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就可看到，中国的出口结构对德国没有实际威胁。中国与德国有明显的差别，中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主要在纺织、特别是服装上有明显扩大，电器和汽车方面的出口虽有所增加，但相对缓慢。而德国的出口强项依旧是汽车、化学产品、机器和电子与电气产品。为使中德贸易长远顺畅发展，中国与德国有关方面应静心坐下来进行沟通与协调。我国也应该有计划地对国内和国际过时的、过剩的行业应减少投资，以防投资过剩导致生产过剩，造成产品在德国以及欧盟受到出口准入限制。
其次，主动化解贸易争端，避免贸易纠纷。欧盟一些国家，包括德国由于经济持续疲软、需求不振，对中国潜在的巨大劳力资源在国际市场的配置感到惧怕。近年来欧盟将中国作为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国、设置技术性壁垒以及延缓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都有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我应使德国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有客观认识。德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科技含量高，主要集中在化学、机器制造电子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对中国提高工业基础水平有卓著贡献。同时德国通过在华办厂实现了这些产品进入中国。中国和德国在进行贸易合作的同时应跳出双边市场准入的框架，从全球经济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着眼协调贸易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强贸易政策协调，防止竞争加剧。具体可从建立行业协会之间的对话和“预警”联系入手，形成协商机制，不搞“制裁突然袭击”，妥善消除争端隐患;发挥如亚太委员会(Asien-Pazifik-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北京或上海德国中心以及中德混合委员会等机构的协调作用;制定法规，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执法力度，用条约或规定形式解决贸易投资障碍，并促进投资和打击假冒伪劣等事宜。德国公司在华经营中常常担心中方复制其最先进的技术，这种担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中国方面应该加强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力度，特别是加强专利法、商标法和版权法的执法力度。中国入世后，重新修订了知识产权法，但应进一步注意加强执法力度，彻底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建立公正的竞争秩序，使德国出口机械设备等先进技术产品有放心的环境。
进入21世纪，中国的贸易条件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全球贸易的增长大大超过全球生产的增长;(2)不仅美欧日发达国家，而且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也明显增大; (3)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欧一些国家开始频繁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并试图通过扩大地区一体化，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的弱点，影响全球贸易制度。多边贸易体制将受到威胁。
中国是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最大经济实体，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德双方在各自的区域化进程中不仅对本国和各自集团，而且对世界贸易政策和制度举足轻重，双边在利益与政策上的协调具有重要的地区和国际意义。我在参与改善世界经济秩序时，应该重点加强与德国的协商与合作，促使德国为改善中欧和中德经济关系的总体环境做些工作。
当前加强协调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使德国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根据变化了的世界贸易条件，协调政策，参与世界贸易体制的改进，中德对在全球化生产引起的贸易和金融结构的变化协调认识。
第一个方面：中国和德国在发展双边贸易关系时应对全球生产、贸易与资本转移的结构性变化后果进行研究，形成客观认识，完善国际分工。当前世界资源(资本、技术和原料)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占中国外贸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17%上升到2001年的50%。欧盟的公司聚集了最大的100家公司全部国外资产的一半以上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厂和发电设备制造厂家都将把他们的生产网络扩大到中国，将中国纳入其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之中。我应通过德国使欧盟国家认识到，跨国公司在给中国带来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进入到中国市场，并通过“中国车间”又进入到世界市场。中国相当部分的出口竞争力出自跨国企业。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是海关对包括跨国贸易在内的一切出关的商品的统计，实际许多贸易赢利不是在中国企业的资产结算表里，而是跨国公司的收入。中国逐渐增加的技术高附加值的出口相当部分是跨国公司转移生产的出口。但目前这种竞争却突出反映在中国与外国的商品市场。中国可以提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的不平衡给中国经济造成的问题，并提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存在着不公正，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经济理论上，避免全球跨国公司的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中国)，而一些工业国家却又“围堵”这种生产能力的市场准入。这应是维持世界经济的平衡与公平的核心出发点。
第二个方面：共同对世界供应与需求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调节，致力于建立有序的、公正的世界贸易和经济制度建设工作。当前，生产能力过剩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世界性的供应过剩和需求不足使世界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德国出口相当于GDP的25-30%，德国战后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必须要到国外市场寻求出路。中国未来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中国内需不足也将导致出口压力增大。劳动力和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给中德贸易关系和世界贸易关系提出了潜在的巨大挑战：随着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不断积蓄、膨胀和扩大，如果各国或强势集团各自为战，没有一种世界经济秩序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协调、为生产能力寻找适当的出口，将会引发世界性贸易争端和经济危机。
目前世界现存的经济与贸易制度还有缺陷。2003年世贸坎昆会议上南北在众多问题上尖锐对立，中国与德国在“南北”阵营中各置一方。虽然中国和德国本身没有针锋相对，但在世界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上，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巨额补贴、农业市场开放等，中国和德国还是有分歧的。为了促进中德双边以及世界多边的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德应该在改善利于各国贸易的制度方面，增进协调，发展共同构想。
分别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圈子”的德国和中国在致力于促进中德经济关系时，除了应该把双边经济关系与问题置于世界性问题的国际框架之内加以思考和解决之外，有必要对彼此的世界秩序政策和构想进行协调。目前德国已有一批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始从不同角度致力于新的世界制度的研究。中国和德国有责任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在这一领域加强相互沟通与合作，促进欧亚之间建立共同目标，以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为出发点，着眼于双边关系和区域间关系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德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未来中德关系应该超出这种范畴，建立经济政策交流与对话。德国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与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积累了经验教训。中国方面应该有意识地吸取总结，完善中国的调控体系。特别有两个方面：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尽管当前德国经济因两德统一持续疲软，但在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节的国际对比中，德国属于世界为数不多的相对成功国家。战后50多年来，德国经济不仅总量发展较快，也是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德国自1967年制定了《稳定增长法》，用法律形式保障宏观经济稳定，着重通过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稳定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一直是德国国民经济中的“强项”。为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将德国推行的经济政策作为政策核心。欧盟《稳定增长公约》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德国货币政策和稳定政策的“欧洲化”现象。在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德国稳定政策的成果与教训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包括独立的货币政策、着眼于长期稳定的财政政策、反卡特尔的竞争政策以及社会政策。
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战后“德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强劲发展造就了德国“贸易赢余国”和“债权国”的地位，德国马克始终面对强大的升值压力。马克与美元近50年的“苦斗”中，德国经历了数次美元冲击，经济政策也曾处与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但在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的过程中，马克发展成为国际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保持币值的稳定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地位。为此，德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也不乏教训。
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应对国内问题，而且也将面临国内经济与对外关系的协调问题。中国方面应抓住机会，在经济制度和政策领域加强与德国的联系，当然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德国模式或让其政策调节影响我宏观政策，而是了解德国稳定政策的初衷和调整经验。具体来讲，我国可在两国的经济立法机构、宏观政策调控职能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重要的研究所之间等建立咨询与合作联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