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关中文化与汉唐艺术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社火主要流传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辽宁、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区，是民间的一种节日庆典民俗活动，“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这是西北地区人民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一种民间信仰的遗脉。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社火的研究随时间变化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关中文化与汉唐艺术分析论文 篇1：
加强对陕西古代石刻艺术珍品保护刍议
摘 要：陕西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蕴藏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尤其是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石刻艺术珍品，其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堪称世界文化艺术之瑰宝。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承载着古代文明和先人智慧的石刻珍品历经几千年的自然侵蚀、人为破坏和兵燹摧残之后，现已满目疮痍，损毁严重。面对现状，切实加强对这些石刻艺术珍品的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好这项工作，不仅对于推进陕西旅游事业十分紧要，而且对于系统研究和继承中华古代优秀文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陕西省；古代石刻艺术珍品；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文物保护
作者简介：赵治（1976-），女，山西山阴人，西安美术学院基础部讲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唐培淞（1976-），男，山东潍坊人，西安美术学院教务处讲师，研究方向：雕塑艺术研究。
一、陕西省古代石刻艺术珍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陕西省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十三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孕育了周秦汉唐的辉煌文明，古代的长安又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中西文明的交汇之地和世界闻名的大都会。陕西在古代由于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中心，无比丰富的古代文明造就了这里文物荟萃，大小城邑、山山水水，无不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而历代帝王死后埋葬的陵墓或因佛教东渐而开凿的众多石窟中均有大量的石刻艺术珍品传世，无论是汉代霍去病墓石刻群、唐十八陵的石刻群，还是佛教石窟的石刻造像（摩崖造像）等等，无一不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状况最直接、最典型的历史见证，堪称世界历史文化艺术之瑰宝。所以，多年来，陕西一直是中外游客向往的地方。
陕西省古代石刻艺术作品种类繁多，数量浩大，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尤以关中地区的汉霍去病墓石刻，唐十八陵石刻和陕北地区佛教文化的石窟群雕刻（摩崖石刻）为最优。
西汉霍去病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市道常村汉武帝刘彻墓（茂陵）东北1公里处，建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22年）。作为茂陵陪葬墓之一，其墓地整体造型修建恰似“祁连山”的状貌。原先散放在墓上树林间的石刻雕塑，虽数量不多，但却是霍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发现的马踏匈奴、卧马、跃马、石虎、怪兽吞羊、野人抱熊等16件大型石刻作品，题材多样，造型生动，均是依石拟形，稍加雕琢，手法简练、形象突出、风格古拙雄浑的大写意作品。作为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大批石刻艺术珍品之组成部分，霍去病墓的石刻艺术呈现出雄厚浑朴的写意手法与汉代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密切而重要的关系。这批石刻作品不仅艺术风格和雕刻手法非常巧妙独到，而且还能够与大汉王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文思想乃至自然环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手法还是在陵墓前设置石人石马石虎等石刻的方式，都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的造型和设置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基本形制一直为汉以后的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
唐十八陵坐落于渭河北岸，从梁山到金粟山东西绵亘数百华里，以唐都长安为基点，从最西面的乾陵到最东面的泰陵，这十八个陵墓呈102度的扇面形分布蔚为壮观，堪称世界陵墓史上的奇迹。唐陵石刻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典范，特别是唐顺陵、桥陵、乾陵石刻生动体现了当时已非常高超的石雕艺术水准。
昭陵是唐朝皇帝李世民的陵墓，作为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我们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得的文物宝库。昭陵石刻中的“昭陵六骏”是陵墓雕塑发展到唐代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其艺术特色突破了当时“仪卫”“祥瑞”的性质，开创了石雕艺术富于纪念性、政治性的意义。
盛唐时期的乾陵、顺陵、桥陵的陵墓石刻，礼仪规范、形式完整、内容丰富，艺术价值最高。而“石狮是唐代陵墓的骄傲”，因为唐陵石狮在继承南朝辟邪的粗犷、雄健、豪放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成熟、雄强、饱满、完美。从而创造出了桥陵、乾陵蹲狮、顺陵走狮等许多旷世巨作，成为唐陵石刻艺术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骄傲。其中，立于顺陵南门的“走狮”雌雄一对，唐雄狮高达2米开外，巍然屹立、雄伟无比、气吞山河，堪称唐陵石兽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艺术杰作，其艺术水平达到了唐代石刻艺术的巅峰。而且唐陵墓石刻由初唐献陵的雄强有力的艺术风格到盛唐时期桥陵石刻艺术的技法纯熟、气象宏大、壮丽雄伟，再到中唐以后自泰陵至晚唐靖陵石刻中的石人、石马、石狮等所表现出来的形体矮小、制作粗疏、体态无力、神情萎靡不振的形象，实际上记录着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由盛到衰的过程。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其映射出的不但是艺术水准的下降，而且还是一个曾经强大无比的封建王朝综合国力衰微的有力佐证。
陕西石窟的精品石刻造像主要是佛教文化的内容。汉唐之际，佛教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东渐，传至陕北地区，于是陕西成为中原北方晚期石窟较集中的地区，也是石窟寺（含摩崖造像）造像最多的省份之一。目前，全省已发现北魏至明清的石窟350余处，其中，宋代及其以后的约占三分之二。从分布看，半数以上位于陕北，而又以安塞、志丹、甘泉等地最为密集。其中，陕西北魏和北朝石窟发现16处，主要集中于铜川和延安地区。隋唐石窟共发现40余处，集中分布在关中的彬县、耀县、宜君和陕北的甘泉、安塞等地，这其中大佛尤为突出。宋金元各代石窟共发现90余处，主要分布在延安地区，不仅数量较多，且技法纯熟，题材更趋于写实和世俗化，达到了陕西石窟寺艺术的又一高峰。明代及少量清代的石窟共发现130余处，主要分布在陕北和陕南。
关中和陕北地区现保存较好的石窟寺有彬县大佛寺，子长县钟山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黄陵县大佛寺石窟、延安清凉山万佛寺石窟等。开凿于唐贞观二年（628年）的彬县大佛寺，地处丝绸之路北道的主干线上，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亮点。大佛寺石窟的雕刻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雕塑史，以及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在陕西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大佛寺的石刻反映了初唐精湛的艺术和造型风格，这些都是我国古代能工巧匠的艺术结晶。富县石泓寺石窟，遗留了我国不同时代的雕刻艺术作品，使其石窟有着独特的风格。每尊造像无论从雕刻还是设计上讲，都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延安清凉山石窟佛像则神态各异，形象逼真，全着汉服，刻工细腻，充分体现了华丽纤巧的宋代石刻风格。
目前，陕西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要求加快开发历史文化旅游产品，这其中就包括要深度开发汉唐文化旅游产品乃至佛教文化旅游产品等等。而以上提到的这些承载了古代文明和智慧的石刻珍品均属于陕西省的旅游产品开发项目中。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些石刻艺术珍品在历经了几千年的兵燹摧残、自然侵蚀以及人为破坏后，有的石刻作品残缺不全，有的凌乱地散放于地面或半埋于土中，没有了昔日的恢宏气魄。因为自然风化，山体石质疏松而坍塌，导致许多石窟的精品石刻造像残缺不全，满目疮痍。面对被毁坏的这些登峰造极的中华民族石刻艺术珍品，着实让人心痛。这些难以计数的石刻作品不仅蕴含了古代匠师们的聪明智慧和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漠视这些石刻艺术品的损毁，不啻于放任优秀民族文化、艺术的缺失和毁灭。因此，当今时代，面对这样的现状，对于这些石刻艺术珍品如何进行抢救性的保护，乃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陕西古代石刻艺术珍品损毁现状及主要原因分析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大地上，昔日恢宏的帝王宫殿如今早已倾圮湮灭，唯有几十座历代帝王的陵墓前仍屹立着大量的气势恢宏的石刻艺术珍品。但如前所述，许多石雕艺术珍品也遭到严重损毁和破坏。其中，西汉霍去病墓现存16件石刻，唐十八陵只有乾陵、顺陵、桥陵的石刻比较完整，还保留了很好的礼仪规范，内容丰富，有华表、碑碣、瑞兽类天禄、翼马、犀、羊、鞍马及狮、虎与文臣武将、侍臣和外国使者等。关中和陕北地区现保存较好的石窟寺有彬县大佛寺、子长县钟山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黄陵县大佛寺石窟、延安清凉山万佛寺石窟等。这些数字庞大的石刻珍品历经千年风雨现已损坏严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明嘉靖年间因地震作用致使有的石刻作品破损、倒置，有的被掩埋地下。如，乾陵的61尊番臣像所有的头部都不见了，虽然其丢失原因目前学术界尚存疑义，但地震等大规模自然灾难作为其损毁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属无疑。其次是由于千年的自然风化，导致许多石刻作品几乎突出的部位都受到破坏。如霍墓的“马踏匈奴”的马耳朵等现已不存。大部分石刻作品因风化严重而疏松导致石刻表层脱落，致使作品的体块、线条模糊不清并趋于消失。现今，虽然将这批石刻珍品置于人工搭建的长廊之下，但仍然阻挡不了大自然的风雨的侵蚀而慢慢在风化，这样下去甚至有消失的危险。其艺术价值、考古价值，历史和文化价值受到严重的威胁。而唐十八陵的珍贵石刻长期以来在大自然风化的侵蚀下，亦已残缺不全。多数动物、人物石刻残缺或风化严重或有贯穿性裂纹。甚至有的石刻倒下并半埋在田地里，已经衰落不堪，早已风华不再。虽有部分作品依然眉目清晰，生动自然且气势磅礴，堪称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但这仅仅是少数，而且这些品相稍好的作品也正在经受着各种人为的或是来自自然的伤害。如不迅速加以适当保护的话，我想恐怕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时间也就消失殆尽了。第三是人为的破坏原因，而且也是最为直接和最为严重的因素。一是“文革”破“四旧”时期，这些石刻珍品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章、定、元、丰陵最为严重，导致这几个陵墓地面上残存的石刻已是寥寥无几。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建筑材料中对石料和水泥等需求急剧增长，当地老百姓不顾一切地在属于青石质地的唐陵区内炸山、采石。严重地破坏了陵墓的山体和大量的陵墓石刻作品。三是由于利益的驱使，文物盗掘疯狂，致使大量的精美石刻作品的局部丢失，甚至流失海外，现状惨不忍睹。四是在唐十八陵附近有很多的石灰窑、水泥厂，产生出来的浓烟很容易造成局部地区产生酸雨，这对陵墓石刻具有很强的腐蚀危害，从而加速了风化、分解、剥落的速度。可以说，如果民众还处在漠视唐十八陵保护的无意识当中，那么唐陵也就只能在这众多的伤害中艰难的存在着直至消失。此外，目前关中和陕北地区的石窟寺的石刻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上述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的破坏。如，子长钟山石窟，笔者在三号窟内看到，由于自然的风化侵蚀，释迦牟尼横三世佛背后墙壁上原来雕刻的佛像已经完全消失了，两壁上的佛像也已经开始风化，而透过墙缝所看到的隔壁石窟已完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雕刻存在了。陕北地区其它的石窟雕刻作品自然风化的程度也是相当的严重，笔者对其进行考察时发现这一地区的石窟造像基本上属于质地疏松的砂岩石质，特别易于风化，现存的石刻基本上模糊不清了，有的洞窟没有任何石刻作品，有的仅仅能通过突出山体的体量轮廓，隐约能辨认是佛或弟子等形象，有的干脆被人用水泥把石窟口给封住了。如此萧疏的景象自然也就人迹罕至了。
三、切实加强对陕西古代石刻艺术珍品保护的方略建言
如前所述，陕西省拥有无数的极为珍贵的古代石刻精品。目前，无论是汉唐的陵墓石刻还是陕北地区的佛教石窟艺术珍品，除了遭受人为地破坏以外还长期遭受着自然风化剥蚀，许多已濒于毁坏的境地。尤其是直接雕琢在岩体上的石窟艺术，作为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多数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然而，这些石刻作品中都凝聚着无数先人的辛劳、智慧、情感和荣耀，极具历史、文化、科学、宗教和艺术价值。面对现状，必须尽快加强保护，使之祛病延年，传之久远。
关于石刻艺术珍品的保护问题是个很复杂、很庞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和民众下大力气，共同协作。
1.健全保护法规，加大保护力度。（1）建立完善规章。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省文物部门要进一步采取项目争、财政挤、社会捐、门票筹、政策扶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石刻文物的维修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我们看到，2009年，陕西省文物局颁布了《陕西省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法规，进一步加强了石刻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当前要下大力气抓好落实。（2）严格依法保护。遵循陕西省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划定重点控制区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严格执行规划，严禁在重点控制区域实施非保护性工程，一般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各项建设工程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坚决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维护法律法规和规划的严肃性，确保文物安全。
2.健全文保网络，确保文物安全。（1）建立网络。有关县政府可以与街、镇（乡）及有关部门签订责任书，聘请村级义务文物保护员若干名，建立起县、街镇乡（部门）、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2）落实责任。坚持以人为本、严防死守，严格执行定岗、定人、定责、定时的“四定”24小时守卫、监督和巡查制度，与110、消防中队建立联动机制，制订应急预案，完善处置措施。（3）完善设施，加强防范。在重点控制区域安装摄像头，为管理人员配备对讲机，坚持做好安全、消防、救护等物资储备。
3.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强化文物保护意识。（1）坚持经常抓、抓经常，以各级机关、学校和石刻保护区群众为重点，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不失时机地在文物属地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宣传活动。（2）提高民众爱护石刻艺术作品的意识和觉悟，改变石刻“与民争地”或“民与争地”的现状，倡导、鼓励民众勇于和不法分子的偷盗、破坏行为作持久的斗争。
4.增加科技含量，提升保护水平。（1）加大科技投入。在重点控制区域建立环境监测站，配备全自动电子分析天平、分光光度计、体视显微镜等科研实验设备。加强文物监测监控工作，以利为石刻文物的有效保护提供科学依据。（2）加强科技联姻。积极寻求技术、智力支持，与文物研究所、地质部门、综合勘测研究院等有关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密切的文物保护技术合作关系。（3）创新科技手段，建立科学的修复手段。坚持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材质创新，鼓励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锐意进取，努力提高专业素养和文物保护水平。为石刻的保护修复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从而达到保护或延缓石刻的风化速度。此外，对于一些精美的石刻珍品可由政府组织相关的高水平技术人员和雕塑家，或与国外先进技术团队进行合作，利用新型材料与技术对石刻进行复制和修复。对能够找到或能够追回的某些丢失的石刻局部应与现有的残躯进行比对对接修复，对于残损了却找不到残件的作品应针对原作的风格、材质和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有考究的、有根据的修复，以确保作品的原貌为主旨。
5.规范科研机制，提高文保实效。（1）要有序推进文物研究，确立文物保护科研课题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为有序推进石刻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要加大投资更新图书资料室、文物库房、文物保护实验室等科研基础设施。（2）要进一步聚力加强研究。可聘请一些国内知名专家为客座研究员，联合参与石刻学术考察，通过实地调查和学术讨论会结合的方式，对目前陕西省精品石刻研究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专题研究任务，以科研为支撑，大力提高文物保护实效。
6.打造优美环境，造福千秋万代。（1）要实施一些生态环境重点建设项目，各石刻景区应实施退耕还林、水土保持、造林绿化等环保工程，进一步完善文物区内相关配套设施。通过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努力使石刻文物区环境面貌显著改观，主要文物景区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2）继续抓好完成高等级公路、县城至景区排污管网和电力通讯、广电线路改造，完善文物区内旅游道路及停车场，推动石刻文物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
结语
综上所述，陕西的古代陵墓雕刻艺术和石窟雕刻艺术是中国古代最珍贵、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遗存之一，它代表着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完美契合之精神。充分认识陕西古代石刻的价值，对于我们切实做好石刻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古代石刻艺术蕴含着丰富的、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宗教和艺术研究价值。对其进行系统的、有考究的、科学的保护不仅是更好地开发陕西旅游事业之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健康传承，特别是有助于学术界和艺术界的专家、学子们能够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学习这些古代先民们创造的优秀艺术文化和精湛技艺。只有保护好这些古代的艺术、文化财富，才谈得上后人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只有很好地继承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艺术才不会发生断代的危险，才能够真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艺术道路上更好地发展和创造，进而中华文明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水之源，以一种永不枯竭的创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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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赵治 唐培淞
关中文化与汉唐艺术分析论文 篇2：
近年来国内社火研究综述
[摘要]社火主要流传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辽宁、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区，是民间的一种节日庆典民俗活动，“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这是西北地区人民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一种民间信仰的遗脉。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社火的研究随时间变化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随着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推广和普及，交叉学科研究范式逐渐受到重视，由地方志、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向新调查资料收集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理论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关键字]西北地区；社火；保护；传承
社火是主要流传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辽宁、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区民间的一种节日庆典民俗活动，“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这是西北地区人民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一种民间信仰的遗脉。社火同时也是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等的通称，具体形式随地域不同而有较大差异。社火是集民间戏剧、音乐、舞蹈、美术、锻造技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社火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群体意识、群体观念、社会环境和人文情态等发展脉络和足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角度，社火是我们研究历史人文，特别是乡村历史人文生存变迁的“活”教材。①21世纪以来，随着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申遗工作的推进，社火这种具有重要历史人文价值的民俗活动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对社火研究的挖掘涉及到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保护传承以及到社火的调查个案研究、民俗旅游开发等方面，研究视角普及至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音乐舞蹈体育学科方面的研究。研究的理论方法从历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到人类学田野调查、参与访谈法的使用，甚至结合了社会学统计分析理论的使用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专题研究队伍中来，并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但是，对于社火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多数研究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社火或社火某一组成部分的专项研究，针对国内社火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梳理的状况，现就近年来社火研究成果和动态分类予以回顾和总结，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社火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同时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一、社火研究的专著
近年来关于社火研究的专著较多的集中于某一区域的社火研究或是社火的某一项的专题性研究。目前看到的专题研究的著作有蔡秀清、钱永平等的《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这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报告系列书籍，它通过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了中国民间文化风俗，主要是社火中涉及到的风俗的分析。体现了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这本书分为五个篇章：第一个篇章是从对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土城子镇独具地方特色的舞龙表演的个案分析了民间舞龙习俗中的民俗主体与乡土文化；第二个篇章以祁太秧歌为个案研究了民间小戏与乡土社会民众的互动状况；第三个篇章是对青海土族节庆习俗中生存理念的研究；第四个篇章是以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鄂家村为例对民和土族“纳顿”节庆习俗的现状调查与研究；最后一个篇章是以西宁市茶园为例对茶园“花儿”歌手的研究。{1}研究的视角都是以一个地区中社火的一个部分为个案的研究，缺乏整体系统性。另外还有民间工艺美术家李继友相继出版的《中国陕西社火脸谱》、《李继友社火马杓脸谱》、《民间社火脸谱》、《马杓神话脸谱》、《传统肚兜》等书和画册，他在继承陕西社火脸谱的基础上，将社火脸谱与民间流传的避邪马杓相结合，创作出社火马杓脸谱。所以他的专著主要集中于社火脸谱的研究，除了李继友的社火脸谱研究之外，还有王瑶安和刘宗昉的《陕西社火脸谱》，本书认为社火脸谱是社火艺术的精华，是中国社火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艺术表现力强，与陕西厚重的历史文脉相承，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民间美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本书开篇从社火的的渊源、特征、表演内容等入手深入剖析了社火脸谱的渊源发展、色彩、图式以及西秦、宝鸡地区的陈仓区、周原、陇县的社火脸谱粉本。{2}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陕西尤其是宝鸡社火脸谱，这与作者的生存环境相关。在这里笔者也不得不提到同样书名的田荣军的社火脸谱研究。不同的是，田荣军整本书是紧扣社火脸谱的起源、形成、发展、绘制内容、绘制工艺与纹饰、色彩、绘制过程、社会文化意义、美学意义、文化根源等艺术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3}他也主要是基于对宝鸡市社火的研究调查的一手资料。专题研究的著作除了集中于宝鸡社火的研究，还有赵德利的关陇社火研究、赵永胜的《晋中社火》摄影研究等。除了专题性的研究之外，也有少部分的对社火的整体性的介绍专著，主要是通俗性的读物，像王杰文的《民间社火》，张萌萌，傅璇琮编著的《阅读中华国粹：青少年应该知道的社火》，马汉臣的《春节社火》等，类似的研究也出现在吕品田编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4）游艺编.社火卷》里面。从专著的研究总体来看，对社火的专著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对社火整体系统的研究少之甚少，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社火脸谱和几个社火代表性地区的研究，而社火文化因为地区差异有很大的区别，另外专题性研究的作者较大一部分为艺术类的专家，学科视角较单一，还需要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有志之士来研究社火，创作更多的社火文化研究成果。
二、社火研究的学术论文
（一）社火的形成与保护、传承、发展研究
1、对社火的概括性研究
对社火的概括性研究多是以地区为单位的，例如秦亮的《陇州社火》主要介绍了陇州社火的概况，胡宪黎的《浚县社火》介绍了浚县社火的概况。晁元清的《青海民间艺术的活化石——社火》对青海社火仪式的历史传承，青海西宁城北小寨社火仪式的角色及特点，表演程式，社火表演内容及特色进行了介绍和分析。{4}钟文佳则通过对社火在青海的起源及其成因分析，阐述了社火与青海农耕习俗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而论证社火对该地区的文化及生产的重要性。{5}而张芳通过田野调查对甘肃陇南的社火特别是西和社火进行了初步研究，对陇南社火的组织方式和表演形式、社火的类型，秧歌音乐的特点以及陇南社火的现状与传承进行了分析。{6}对关中社火介绍的文章有曹永豪的《西安市长安区魏寨崔家街太平水官社火》，他对长安区魏寨崔家街的人文历史背景、表演程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社火的特点。{1}对于陕南社火的研究，鲍丽指出关中地区与陕南安康社火的不同，认为关中社火大多以戏曲故事人物作为主要的表现内容，也有龙舞、狮子舞、高跷和芯子之类，但是极少有表演性的内容，而安康社火则既有展演性又有表演性，进而分析了安康社火的即兴性表演和参与性特点及其功用。{2}除了以地区为单位来进行社火的概括性研究，还存在以社火表演中的某项内容为要素来研究的情况。
2、社火渊源的研究，
虽然对社火渊源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社火产生与原始的祭祀崇拜分不开，是来源于对土地与火的崇拜。但对于这个这种祭祀崇拜的信仰，学者仍然有更深入和独到的见解。曾爱娣通过侧重分析“社”的内涵与外延，提出社火就是以“社”为单位举办的一种具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并提出礼乐文化传统借助了“社火”的内容与形式，能够完成基层民间寓审美与教化于娱乐的社会功能，认为社火应属礼乐文化下移民间的产物。{3}贺鹏认为社火是由先秦的傩祭、傩舞演变发展到宋元时期成为民间风行的节日迎神赛会上的庆祝活动。{4}王琼则指出社火产生于原始的宗教信仰，来源于对古老土地与火的崇拜，是随着原始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它与祭祀有着一脉相承之处。{5}李智信认为社火源起西周初年的大和会，随着大和会的主要祭祀用具龠（棍棒与乐器在原始巫术舞蹈中交合作用的产物）逐步发展成为汉族社火及其他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中的花棒子，和祭这种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内涵被不断丰富，并融合其他舞蹈形式发展成为社火。{6}对社火的渊源的研究还有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研究对象的异同点并分析其关系。如余永红的《陇南白马人“池哥昼”与“黑社火”比较研究》就是一例，文中指出虽然陇南白马人的“池哥昼”是一种带有巫术和宗教性质的“面具舞”，但具有社火的本体特征，并符合社火的原始文化含义。陇南的民间“黑社火”以丰富多姿的花灯为主，突出“灯火”的视觉效果，保留着古老的“土地”祭祀仪式。将二者进行比较后可发现，陇南民间“黑社火”与白马人“池哥昼”都体现了对“土地”的祭祀与对“火”的崇拜，总体上都符合社火的本体含义，二者在演出时间、宗教信仰和仪式、组织形式、表演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均体现出许多相似性。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陇南的民间“黑社火”深受氐族文化艺术尤其是白马人“池哥昼”的深刻影响，具有较鲜明的古老氐族文化特征，其中部分表演节目应源于“池哥昼”。{7}研究中也不乏对特殊社火血社火的渊源研究，李永平认为血社火文化渊源于杀生祭献的丰穰仪式，而其技艺来自于由西亚传入的袄教之神幻术“七圣刀”仪式。历史上，血社火曾经在各地分布，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袄教“末日审判”信仰和目连文化的很大影响。{8}王琼赞同弗雷泽的人类学观点，认为血社火的理论根源正在于丰饶仪式中渎神的母题思想和交感巫术中世界象征化的方法，进而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渎神和象征的角度对血社火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揭示，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恐惧和狂欢的心理根源。{9}曹斌对关陇社火的渊源进行了探析，认为关陇社火就是以秦腔戏剧造型的模本衍生出来的一种用于观赏的造型艺术，是秦腔这棵艺术大树上的一个枝干，又有着它艺术上的相对独立性，关陇社火的作用，与秦腔一样，有两大功能：一是娱神，二是娱人。关陇社火在对秦腔戏剧情节的内容选择上，一种是选择有祭祀祈福意义的，二是选择戏剧中具有有教育意义的。{1}
3、社火的保护、传承、发展研究
（1）社火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保护传承永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领域亘古不变的话题，余永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民间社火现状及保护问题》就社火的现状与问题专门进行了论述，她指出目前民间社火的生存现状令人担忧，城市化所导致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民间社火衰微的根本原因，新经济结构下的民间社火数量在逐年减少，表演艺术水平整体下降，民俗文化意蕴正在淡化。{2}社火作为一种民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学者整体性研究的一个焦点。在刘明阁的《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一文中，作者指出民俗精神是民俗类非遗传承的核心，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3}周洋分析了甘肃社火最为集中的兰州地区社火的衰减状况及原因。不同的是，他认为社火衰落的原因还包括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深入乡村角落，乡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反而产生了自卑意识。他指出了兰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精品展演暨甘肃省“ 文化春节”社火表演比赛的问题，认为容易造成社火艺术统一化规范化，使其丧失了本真的传统趣味，古风不保。{4}李建成指出民间社火表演者强烈的主体意识的丧失，直接导致了民间社火艺术质量的下降。{5}在社火的传承、发展、变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重要方面，学术界也出了一些理论成果。官圆媛以义县社火为例，对义县社火的主要内容——大榆树堡竹马舞和车坊双井子旱船舞的传承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民俗表演活动衣服与民俗活动本身，包括场地、环境等外部条件一样重要。场地、环境的损毁直接导致民俗表演活动的绝迹。同姓家族和异性亲友之间的传承，是车坊双井子旱船舞得以延续至今的生命力，进而指出义县社火与民俗活动相互依存。{6}赵凡从关陇社火传承的民间组织社火会和社火传承人方面进行了关陇民间社火传承的田野调查，认为在关陇地区和社火会组织社火表演，行使自己的组织权和经济权，是中国民间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社火传承人是社火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无数社火传承人通过心口手相传，实现了关陇社火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创新。{7}赵法发的《一个农民、革命文艺与乡村社会——论刘志仁与南仓社火》指出了延安时期，在“民众启蒙与乡村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农民刘志仁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下，对民间社火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使草根文化服务于政治，并且通过草根文化实现了政府对下层话语的渗透与控制，使政治与草根文化结合，形成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好互动。{8}张铭的《论清代新疆地方会馆的戏曲与民间社火活动》指出了传承主体的传承影响，认为伴随着会馆的产生，各省民间社火表演走进了新疆各族群众的生活并以各地在新疆的会馆为重要载体，起到了发动群众、组织和资助的作用。{9} 在社火的发展和变异方面，仵军智认为关陇传统社火持存的表现有：一是在题材选取、传统社火形象的心意寄托方面都继承了前辈社火的精华；二是在社火道具的制作工艺、取材、脸谱、服装款式、音乐伴奏等方面，也都是师傅传徒弟，一辈辈传承下来；三是关陇民众社火表演的动因一直都是祈福心理与和谐平安；而变异的表现为社火种类和表演内容出现新动向，社火表演的艺术水平大不如前，社火表演动机也发生重大变异。造成持存与变异的原因有经济体制与基层管理转变的影响以及对乡里能人的判断标准发生变化的原因。{1}张淮水认为社火原先都是农民在农本思想观念下，以土地为根、以农业为本的娱神又娱人的活动，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新绛迎春社火这种最能体现农民传统意识的外化形式出现了多样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农民新的权威崇拜和政治参与意识、从商重商意识以及市场经济意识中。{2}在社火的发展发面，部分学者站在民俗旅游开发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苏建军、赵多平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晋城社火节庆旅游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晋城社火节庆旅游资源总体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但景点规模小，经济基础弱和交通不发达等是制约晋城社火开发的重要因素。{3}王岁孝在肯定了西府社火民俗具有迎神、祈福、喜庆、娱乐、宣德、明智等突出的文化功能外，进一步指出了其内容上存在着形式陈旧、资金人员不足、重视保护不够、研究开发不力等问题，认为建立机构、筹措资金、树立品牌、改旧布新、塑造明星、制作光盘、加大宣传、产业运作等是保护开发的对策。{4}佟晓玲从市场营销学的视角，分析了“河洛社火”品牌化的概念和发展的可行性，认为“河洛社火”品牌化作为中原民俗体育文化品牌战略的开端，要想继续发展仍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组织相关专家制定具体的目标、步骤并实时监管，建立民俗体育文化群，加强宣传力度等等。{5}李巍在分析本溪社火传承现状的基础上探寻了本溪社火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方式，指出本溪社火传承的根本方式是耳濡目染、师徒承袭。因此它的传承制度十分严格，基本上以村落为单位，村村有着自己传统的社火种类，又有着自己的师承关系，不允许别的社火种类流传于本村，更不允许本村的人到外村的社火队中传授技艺或客串演出。这种严格的传承制度，使得社火艺人的传艺，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这也是本溪社火能够保持独特性的主要因素。他指出随着老艺人的去世使得许多社火技艺濒临消亡，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冲击民俗文化生长的特殊环境，社火的保护抢救迫在眉睫。在社火保护和抢救上，加大对本溪社火的宣传与价值挖掘，让本溪社火进校园，普及本溪社火，提高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并且，保护好社火传承人，完善传承机制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在开发利用上，坚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强化自我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普及社火，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造品牌，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力，结合本地旅游业发展进行开发。{6}
（2）社火文化内涵及功能价值的研究
社火的文化内涵及功能价值研究是为社火的传承保护服务的，因此，学者们也较多将目光放到对社火文化内涵的挖掘上，进一步揭示社火的功能价值。这类文章涉及多学科角度，多为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剡自勉以西和县洛峪镇剡庄村社火为例，对原生态陇南民间社火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指出原生态陇南民间社火具有神社火，武社火，俗社火三种文化形态，它包含着礼天的宗教文化，不同民族间的战争文化以及陇南人民的生活文化，是陇南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积淀，是陇南历史文化的活化石。{7}屈社明对宝鸡社火文化进行了研究，指出宝鸡社火反映了宝鸡先民古朴的自然观和社会观，远古时期的宝鸡社火突出感恩、祈愿、娱乐三个主题，后来又受到炎黄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的熏陶，逐渐演变成一种颇受当地百姓普遍推崇的娱乐性文化活动，体现了一种休闲的娱乐观。宝鸡社火具有浓厚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即推崇道德模范，敬仰英雄人物，鞭挞邪恶势力，祈愿人和自然和谐，同时，鼓励人们乐观进取、思想开放、包容豁达。{8}雷天旭对庆阳社火的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娱神祈福、驱疫逐魔的主体功能，又包含了娱人娱乐的成分，尤其是传统的社火曲，还具有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意识，是民间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反映。{1}张萍认为隆德社火具有宗教信仰功能、娱乐狂欢与心理调适功能以及教育功能、交流融合的功能，进而指出隆德社火反映着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体现着六盘山地区人们自力更生、乐观进取、坚强自信的精神气质。{2}杜高鹏认为傩文化是古代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耍社火”仪式是流传在陇中东部的一种傩祭活动，延续至今的傩祭仪式和傩戏文化则是研究傩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成为傩文化的“活化石”，而且具有重要价值。{3}薛昌辉指出宝鸡社火的原始信仰包含对神祇的崇拜、对生命力的崇拜以及图腾的崇拜。{4}白志勇认为关陇社火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社火与民俗活动中所共有的民间信仰相伴而生。从渊源看，社火是远古的社祭和火祭活动的遗存。社火中的民间信仰既表现在社火的表演时间、表演程式上，更表现在社火人物及故事取材中，体现为对一些神灵和英雄人物的崇拜，进一步指出社火中的民间信仰体现出兼容性、实用性、自发性和娱乐性等特点。{5}专门论及社火社会文化功能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冯华瑛、张志春专门研究了青海社火的社会功能，认为其社会意义在于尊天敬地、德育华民、维系社情、娱乐休憩。{6}高旭认为西海固社火是西海固人民和谐生活的主要因素，饱含着非常独特的吉祥意味，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信仰的寄托。{7}李巍对本溪社火文化的价值内涵的调查研究认为本溪社火承载着移民文化记忆，体现文化认同和聚合功能，同时呈现独特的艺术风格。王岁孝在分析西府社火民俗旅游开发时指出西府社火民俗是姜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内涵丰富，文化功能突出，其文化功能和价值在于迎神、祈福，喜庆、娱乐，宣德、明智。{8}秦改玲在对浚县社火文化的功能的探讨中则具体指出浚县社火的文化功能有历史文化传承、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娱乐功能，而教育功能体现在增强理解力、培养观察及记忆力，运动智能的开发，身体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意志的锻炼，有助于价值观的培养方面。{9}马严芳在分析西宁城乡社火的文化功能时指出在社火展演过程中，人们除获得情感释放外，还实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功能，社火在组织系统及组织过程中，行使“社”的职能，使不同社群参与其中，实现了凝聚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补足了国家行政职能。乡村社火的文化功能有祭祀功能、维系功能、教化功能；城市社火的文化功能体现在文化整合，搭文化传播舞台、铸西宁文化名片方面。{10}曹斌以关陇社火为例，将社火的功用概括为祀神祈福、宣德教化、喜庆娱乐、文化交流、调控关系、艺术教育几个方面。{11}云林森以最为精妙的河洛社火十六挂转秋运动为例，认为其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彰显河洛历史和艺术价值，体现娱乐身心的实用价值，促进河洛特色经济旅游的开发价值，促进河洛农村休闲体育发展的社会价值和增加文化交流，促进旅游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12}在社火价值探讨方面，还有学者认为社火是人们节庆时参加体育锻炼的最主要方式，社火除愉悦身心之外，还能强身健体、改善体质和健康状况。这方面的文章有赵冬刚 、王晓艳的《陕西户县社火的体育文化价值探析》，于奎龙的《体育文化教育研究-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7种社火为研究对象》，侯婧的《民间社火及其对农民健身的影响》。
（二）其它专题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类社火或社火的某一内容的研究。社火的专题性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社火表演的某项内容的深入分析。对社火脸谱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追捧的话题，李文斌从民间美术的学科角度对西海固社火脸谱的造型格调、图案、色彩进行了探析，指出西海固社火脸谱是其周边地区脸谱艺术影响以及本地区、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及意识心态融合的产物。{1}贺鹏也从民间美术的学科角度挖掘了陕西马勺社火脸谱的价值，认为马勺脸谱图案作为一种特定的符号类型，蕴含了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它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其自身符号的特征，除了具有审美价值及文化传承价值之外， 对于探究民间传统文化成因源流、民间艺术及其文化情结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例证价值和研究意义。{2}除了社火脸谱之外，在社火人物造型方面，陈瑾认为陇州社火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演义，有上古祭祀有上古祭祀舞、傩舞，也有祈求吉庆、颂政通人和、宣传经济发展等内容。作者还特别分析了社火特殊种类之一的血社火，指出血社火在人物的造型装扮上有其神秘并血腥恐怖的特点。王丹则对本原文化影响下的浚县社火造型语言特征进行了研究，作者阐释了本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和宇宙本体论，指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相互联系的生存模式。在其概念基础上认为浚县社火造型语言具有概括性和完美型的特征。{3}张淮水对扎马角社火的造型意蕴进行了考究，特别指出了其扮演马角的村民用钢针刺破脸腮的主题造型。{4}付鹏和徐雷以跑旱船为例对民俗文化社火的装饰艺术进行了研究，认为社火装饰艺术较完整的保持了原生性，并进而具体分析了跑旱船的装饰造型的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5}类似的还有田彬华、华明玲对社火锣鼓音声形态和文化意义的研究，他们对比考察了四川仓山大乐和甘肃土门社火锣鼓这两种南北民间锣鼓的外在音声形态，进一步探讨了其后隐藏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内涵。他们认为，这种群体性的集体仪式行为具有一定的狂欢性质，他们除了娱人共乐的庆典仪式共同特性外，还显露出现实社会中权利结构形态和男性的强力特征。{6}在社火的表演形式方面，杨志贤在《浅谈正宁民间传统文化社火的表演形式》中从题材、道具、装扮特点等方面对正宁民间传统文化社火的表演形式进行阐述。{7}井石的《春节社火说哑巴》则对青海河湟社火表演中的角色哑巴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来自于青海的原住民族古羌人，是古羌人生殖崇拜文化遗留到今天的角色之一。{8}徐翠的《昭君戏在民间社火中的传播形态》认为民间社火是昭君戏演出的重要民俗文化土壤，认为 “扮故事”和“竹马”是昭君故事社火表演的两种形态，是昭君戏舞台传播的一种延伸形态。{9}皮瑞则对社火表演中的划旱船的民间舞蹈特色进行了探讨。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21世纪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社火的研究随时间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虽有专题性和相关著作问世，但是研究的深入程度有限，研究成果相对颇丰但尚未达到成熟期；除个别专著以外论文多以介绍为主，研究的区域范围多集中于宁夏、甘肃、陕西、青海、新疆西部地区，辽宁、山西偶有涉猎，对于河北、山东中东部的社火涉猎较少；近年来对社火的研究专题从基本的社火渊源探讨到社火的发展变迁，从社火的发展变迁到保护传承，后来涉猎到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美学、音乐舞蹈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的应用研究，运用这些学科理论对社火的宗教信仰内涵、文化内涵、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曲艺价值与体育价值进行挖掘探讨，各个研究主题都获得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社火研究人员涉及到各类学科背景，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审视社火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交叉学科的运用为社火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社火的研究前景非常广阔，有待于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关于社火研究的资料需要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而结合社火本身特点的特色理论、方法创新更是少之又少，对于理论研究有待加强。与此同时，作为整个社火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地方性社火文化的研究同样需要加强。社火文化包含多样文化特点，应以多学科的视阈，研究的同时应加强综合性研究，应用交叉学科和综合研究的方法对这一文化事象予以研究并用来指导实践。社火是一种延绵不绝的认同与实践，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社火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它是一种永远的文化，其研究也将需要不断深入，从而取得更多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更好的为人类社会服务。
（责任编辑：刘 丽）
作者：杨丹丹
关中文化与汉唐艺术分析论文 篇3：
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摘 要：西安市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古代十三朝古都所在地，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化代表区域之一。通过软实力理论并运用SWOT分析法，对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存在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总结出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策略，为进一步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西安市；文化软实力；SWOT分析法；策略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1]。文化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文化软实力在西安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目标中也将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文化软实力相关理论
“软实力”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策咨询专家约瑟夫·奈（JosephS. Ney）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他将“软实力”界定为一种“同化式实力”，它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即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使他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
“文化软实力则是指一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2]可见，文化软实力在行为层面体现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体现为国家或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外部体现为渗透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主要包括价值体系、民族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民素质与形象、外交政策等。就一座城市而言，其文化软实力则体现在自身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风貌及文化影响力上。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多元文化交融已成为发展趋势，伴随的文化冲突也日益尖锐，文化在综合实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显。对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发展存在的机遇、优势、劣势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是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二、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由旧金山大学管理学H. Weihrich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通过对评估对象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的识别和综合分析，得出一系列相应结论，为项目开发、企业营销等重大投资决策服务。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SWOT分析就是通过对西安市文化软实力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的分析，为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提供决策服务。
（一）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根据约瑟夫·奈的观点，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一个构成要素，西安市凭借自身浓郁文化吸引力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尊重和喜爱。
1.历史文化悠久、文化遗产颇多。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中国四大古都之首，“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3]，西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文化遗产具有资源密度大、保存完整、级别高的特点，“在我国旅游资源普查的109个类型中，西安有80种”，“西安周围有帝王陵墓72座”，如著名的秦始皇陵等；“有秦阿房宫、唐大明宫等宫殿遗址20余处；大小雁塔、钟鼓楼、唐皇城城墙等古建筑700多处，居全国古建筑之最”[4]。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增强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及影响力奠定了天然的物质基础。
2.独特的城市品格和魅力。古时有“西方罗马，东方长安”之说，这体现了古城西安以其独特的城市品格和魅力赢得世界的美誉。西安市政府对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的定位“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华夏儿女精神故乡”就突出了西安的城市品格和独特魅力。经过上千年发展，西安市精神品质既有历史形成特色，扬弃负面因素（历史上一直评价三秦民风为豪放、刚毅、淳朴、重节、务实，但比较因循保守），又符合建设现代国际化大都市要求，就是诚信、刚毅、开放、自律的精神，这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下发的公民道德规范是完全一致的。
3.中华本土宗教文化的发源地。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顺帝时期（约公元125～144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西安市现有道教宫观27所，其中号称“天下第一福地”的周至楼观台，是我国著名的道教胜迹，道教发源地之一。西安八仙宫、户县重阳宫都曾是道教文化的传播地，它们既有周秦遗迹、汉唐古迹，对中国道教文化进行了传承与发展。
4.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特色资源。西安市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发展潜力巨大。具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戏剧、民间皮影戏、木偶剧都映射出浓郁的西安历史文化特色。除此之外民间社火、户县农民画、钟馗故里钟馗画，以及特色饮食文化等都是西安市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市自然文化景观更是不胜枚举，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中有五大景观（骊山晚照、灞柳风雪、雁塔晨钟、曲江流饮、草堂烟雾）出现在西安市。众多民俗文化和特色资源为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内涵要素。
（二）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劣势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西安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公共文化设施不足，截至2011年“全市艺术表演团体14个，公共图书馆15个，文化馆15个，文化站181个，博物馆20个”[5]，全市虽然在政策上开放了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等市政文化设施，但这主要集中在市区，县、乡（镇）很少有图书馆，即使个别地区有文化馆，但其文化承载量是很少的，偏远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几乎为零；政府对广大市民朋友开展文化教育方面的宣传活动较少，农民朋友对文化、科技等信息来源渠道单一；公益性文化演出活动很少，偶尔会有秦腔戏剧下乡送戏活动，但其覆盖乡村面是有限的。
2.文化产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弱。当今在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一座城市的文化产业整体水平及其市场竞争力对该城市文化软实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虽然西安市文化产业较之前有了快速发展，但依然没有形成文化产业规模集群、文化产业中高新技术含量的附加值偏低，文化产业为西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效益较低，缺乏明显的市场竞争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是缺少强大的产业经济载体。
（三）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机遇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提高文化软实力”已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应紧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汉唐文化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通过，为西安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西安在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处于核心带头地位，引领整个经济区的发展。西安市可以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其丰厚历史文化资源，推广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西安市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挑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也不例外。国际方面，西安市已与世界19个国家、23座城市（截至2010年9月）建立了对外交往友好城市，在这些国家或城市的对外贸易中，西安市文化产品输出在整个产品输出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少的，这对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无疑是一个挑战；国内方面，从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论”以来，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直辖市、自治区都把文化强省（市）作为今后的发展奋斗目标，西安市地处祖国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文化服务体系落后于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需要，文化软实力发展将面临复杂的竞争形势及严峻的挑战。
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SWOT分析，让我们认识到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抓住发展机遇，发扬文化软实力优势，制定合理的策略以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
三、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关系到西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需要我们紧抓发展战略机遇期、深挖汉唐文化精髓，尊重文化软实力发展规律，为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提供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增强西安这座城市的魅力。
（一）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推进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
加强西安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汉唐文化、构建和谐西安、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全市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提高市民朋友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推进全面建成西安市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确保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市文化信息资源市民共享、完善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
2011年西安市对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明确规划：“西安市将在年内建成1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完成5个社区文化中心、60个社区文化室和3041个农村文化室的建设任务，筹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推进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完成西安市20户以下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年度建设任务，建成一批行政村广播室，将建成农家书屋800个，组织戏剧惠民演出500场次，免费放映电影3万场次，创新‘夏日文化广场’‘大秦腔’‘百姓英雄榜’‘健康快乐进社区’等品牌文化活动；还将筹建西安网络电视台，新装公交移动电视设备，推动西安移动电视向地铁延伸。”[6]这些公共文化服务的逐渐推进将使全市人民得到实惠，同时也有助于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
（二）发挥历史文化优势，打造西安市文化品牌
对西安市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从政策上给予支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微博等媒体平台宣传、推广特色文化，打造西安市特色文化品牌。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关键是在全国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构建自身的特色文化，使西安的特色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鼓励全市各地积极申报特色文化发展建设项目，尤其是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及区域特色饮食文化，对所申报项目组织专家进行评估、研究和立项，通过对众多特色文化资源投资与开发，促进文化资源有效利用，培育和发展一大批知名文化品牌，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影响力。西安市可以古时“丝绸之路”为借鉴，继续发展与世界更多国家、城市的友好交往，通过对外交往让世界更加深入了解“汉唐文化”蕴含的魅力，增强西安这座古城的文化吸引力。
（三）发展规模化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市场竞争力
西安市可凭借自身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建立文化产业集团，推进规模化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企业可通过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使独具特色的汉唐文化走出陕西、走向世界，进而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市场竞争力。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依托西安市文化特色与文化基础、高新技术及丰富的教育资源，培养高科技文化企业人才，为消费者提供创新型、科技含量高的文化产品，提高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韩国三星电子存储芯片项目落户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不仅有利于推动西安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化、高端化发展，西安文化企业还可引进韩国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来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有助于文化影视产业的发展，对西安今后文化产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通过文化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提高西安市文化市场竞争力，进而不断促进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全面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很多，西安市应从自身文化特色出发，紧跟时代发展脚步，大力发展创新型、规模化文化产业，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凭借文化资源优势，努力打造具有西安特色的文化品牌，以提升文化软实力。
“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一座城市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既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结果，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软实力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西安市要积极发挥文化软实力优势，认识文化软实力存在的缺陷并不断改进，抢抓发展机遇，努力提升西安市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0-18.
〔2〕魏恩政，张锦.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几点认识和思考[J].理论学刊，2009，（3）.
〔3〕西安市政府政务公开.http：//www.xa.gov.cn/ zwgk/content/content_zwzy1402525_1.htm.
〔4〕西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xa.gov.cn/zwgk/content/content_zwzy1405081_1.htm.
〔5〕西安市统计信息网.http：//www.xatj.gov.cn/ tjgb/sort011A/sort0169/4840_3.html.
〔6〕中国文化产业网.http：//www.cnci.gov.cn/content/2011224/news_61825.shtml.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4.
作者：何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