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失业保险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局部或临时性的降低征缴费率，难以从根本上化解失业保险基金的“滞胀”矛盾。这一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从收、支两端进行调整3月底至今，山西、河南、湖北、北京等省市陆续宣布下调失业保险费率。此前，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全国各省区市整体下调失业保险费率1%。
第一篇：失业保险论文范文
工人离职失业波动与失业保险文献评述
摘要：失业不仅涉及失业波动的影响，还包括在职工人的离队。为减少工人搜寻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应降低工人的信息成本。失业保险政策的实施又降低了失业工人再就业的激励性，应确立有效的失业保险水平，实现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关键词：失业;离职;搜寻模型;失业保险;失业波动
在经济学的领域，失业是有工作意愿而且有工作能力的人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认为是失业。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的一种状态，因此失业问题不仅涉及通常所讲的失业波动的影响等，还涉及到在职工人的自动离职。在失业的过程中，为了保障失业者的生活，不同国家都出台了失业保险或者失业补偿政策。本文则就这些问题对国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待对解决我国的相关问题起到借鉴意义。
一、工人离职：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的文献众多，Baily(1974)、Aazriadis(1975)等从工人临时性离职的角度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而Jovanovic(1979)则将雇主关于劳动力当前工作匹配的信息引入模型，进而建立永久性离职模型，并将工作称之为“经历商品”(experience good)(Nelson，1970)，即匹配质量的高低唯一地取决于匹配的形成并且经历此工作;在模型中假设：(1)工人的劳动生产力的非退化分布存在于不同工作中，而且工人对雇主提供的不同工作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2)雇主能以个人身份与工人建立合同，每个合同都产生了一个支付结构以提供最优匹配是否实现的信号;(3)供求双方存在关于最优工人匹配信息的不对称性，只有随着更多信息的积累才能导致重新的匹配，进而出现最优的结果。通过严密的数学推导得到工作任期与离职具有负向相关关系，而且不同行业间的任期与离职率具有较高的结构性依赖。Becker(1962，1975)、Mincer(1962)、Oi(1962)从不同职业会影响工作经验角度进行了分析，都认为工作培训与工作的任职期限是一个双向流动过程，工人拥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技能越多，相应的离职损失越大，进而离职的可能性就越小。Borjas & Rosen(1979)、Bartel & Borjas(1981)、Mincrer & Jovanovic(1981)则指出任职期限的长短与工人停留在同一工作上的概率正相关。而Miller(1984)扩展了工资匹配模型，将人们从事不同职业纳入分析范围，从先验信念与更换工作频率的角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分析，工人对不同工作的先验信念不同，因此不同的工作只能通过工人特有的经验来区别;结合统计理论对工作的最优选择顺序和每个工作的最优持续时间进行分析，指出年轻的工人会选择风险较大的职业，而年长的工人则会选择风险较低的工作;并且认为当少量经验能决定匹配的质量时，劳动流动率会较高;通过面板数据计量实证分析得出：工人社会背景的不同会影响其对工作的先验信念，进而决定他们换工作的频率，而且缺乏证据支持每个人一生中只会从事同一种职业的假设。
工人离职是现实经济中的一种常态，但是理论分析中的就业均衡为研究离职问题提供了一种参考。Moen(1997)通过建立存在摩擦的竞争搜寻模型，对就业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被分割的次级市场，每个次级市场均存在搜寻工人的企业和搜寻空缺职位的工人;此外，一个重要前提是，在进行搜寻之前或者至少在搜寻过程的早期阶段，工人就对工资状况有所了解;同时假设所有具有空缺职位的企业都公开地给出可信的工资水平，并且市场足够大以至于工人没有能力申请多于一定比例的空缺职位，因此只能选择所有空缺当中的一个子集来申请。结论表明，如果企业可以公开发布其为空缺职位提供的工资水平，可以实现均衡，并且均衡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是社会最优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只有供求双方的互动，并不存在政策性冲击对就业匹配的影响，而现实世界中政策法规对于企业行为的制约进而对就业率产生影响。Hopenhayn & Rogerson(1993)建立了一个职位重新分配过程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公司层面的动态(firm-level dynamics)研究成果展开定量分析，评估那些有关公司雇佣决策的政策法规对劳动力调整的影响。模型选取对公司取消工作职位(job destruction)行为的征税政策为研究对象，发现对公司取消工作职位行为的征税会显著地降低稳定状态下的就业率——相当于1年工资的税额会使就业率大约减少2.5%，更重要的是，平均劳动生产率将因此降低超过2%，这就意味着这些税收政策会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由此可见，此种征税方式会制约公司提供职位的数量，以免因削减职位而承担税收惩罚。
二、失业的波动：搜寻匹配模型角度的分析
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众多因素会阻碍工人寻找工作，而且失业的过程也会引起诸如产出等的波动，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但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还是搜寻匹配模型，在劳动经济学领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并不存在搜寻摩擦，资源配置的过程会随着经济冲击的变化而瞬时完成，并不会考虑摩擦性失业的存在所带来的配置无效率。对于此种非现实性假设，理论界存在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引入存在空间位置上不同的多个市场，工人在市场间的流动形成了摩擦性失业，其中Lucas & Prescott(1974)假设不在市场间流动的劳动者不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是以固定价格均衡理论为背景，假设短期内价格固定不变，各个市场不能达到出清状态。而Diamond(1982)分析的起点则是完全抛开市场这一概念，放弃工人和工作实现匹配所依托的市场机制，而假设存在一个工人与空缺职位之间匹配的搜寻过程。较长时间的搜寻产生的摩擦会影响到有效的劳动产出。但是工人和工作匹配过程的工资水平协商在瞬时完成，进而在工资浮动的情况下，摩擦仅来源于搜寻过程本身。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利用稳定状态均衡框架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的激励有效性进行研究，其中劳动供求双方协商的工资是均衡失业和职位空缺率的一个函数，通过对工人终生收入的期望折现值与工人的社会边际产出进行比较可知：只有当两者相等时才说明激励是有效率的，但由于搜寻过程存在负外部性，而使得模型结论并不令人满意。而工资的形成则是供求双方议价能力的较量。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讨价还价能力的平衡才可达到一个既能体现搜寻外部性平衡，又能反映产出价值的工资水平。
关于失业波动的影响因素，传统观点认为失业波动源于价格和工资调整的滞后性或对于工资和价格水平的错误判断。而Diamond(1984)以价格和工资可以灵活调整、对工资和价格水平判断正确为出发点，进一步研究搜寻均衡中货币供给对于失业波动的影响。他指出，当放弃瓦尔拉斯拍卖人假设而引入交易摩擦时，在没有价格和工资滞后性，对价格和工资没有错误判断的前提下，经济中也会产生失业问题。而Hall(2005)仍然使用带有粘性工资的搜寻匹配模型进行解释，但此处的粘性工资并不是简单的固定不变，而是假设存在劳动力供求双方由于议价而产生的一个工资范围集合，只要在这个集合当中的工资都可以实现有效的劳动匹配。当产生经济冲击时，工资固定不变并始终保持在议价工资集合内，但是议价工资集合边界会因为劳动供求双方所要求的工资界限的变化而发生调整，进而得出结论：工资粘性既不会影响工作匹配的有效形成，也不会导致无效率的工作丧失。工资粘性会影响搜寻过程本身，当产出减少或投入成本上升时，议价工资集合上边界下移，雇主支付工资而带来的剩余减少，搜寻劳动工人的激励会降低，提供的空缺职位随即减少，失业率上升，但这一变化并不影响劳动供求双方的匹配效率，即雇主与工人的议价工资结果是一个集合，并非定值，而工资粘性是供求双方有效互选的一个均衡解。经济冲击所带来的议价工资集合边界的变化导致了就业波动。在Hall(2005)的理论中，雇主提供的空缺职位数量和失业人数决定了失业率的高低，而Burdett等人(2001)通过建立n个买方和m个卖方的有摩擦的市场匹配模型，描述价格形成过程，研究发现匹配方程不仅依赖于购买者数量和商品出售数量，还决定于这些商品在卖方群体内部的分布情况。进而得到结论：工作的产生并不仅仅决定于失业工人数量和职位空缺数，还取决于这些空缺职位在雇主群体中的分布情况，即空缺职位是集中于少数大型雇主手中，还是分散于多个小型雇主当中。空缺职位的集中度越高，失业工人与空缺职位的匹配成功率越高，因为离散度高的职位空缺增加了市场摩擦和搜寻难度。
与单一的搜寻模型不同，Wright(1986)将工作搜寻模型和信号提取模型(signal extraction)结合在一起，进而得到的均衡与不存在信号提取的搜寻模型的均衡不同，表现为实业部门的失业波动是随机的;同时均衡与标准的信号提取模型的均衡也不同，并表现为搜寻的时间序列相关性。模型指出，失业率服从一个带系数的二阶差分方程，这些系数是随机冲击当前期和滞后期的函数。此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真实商业周期数据的周期性特征，从而展示了由于商业周期的存在而引起的周期性失业。最后，结论认为用以模拟实际商业周期的两个变量——总价格水平和失业率——短期替代关系并不明显。
失业率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失业水平的高低，自然失业率是理想的失业率水平，但是自从Friedman(1968)和Phelps(1971)引入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以来，经济学家对自然失业率的相关问题就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由于搜寻的外部性并未体现在工资率中，市场并不产生有效就业率水平(Mortensen 1982;Hosios 1990; Pissarides 1990)。其中Hosios(1990)利用一个简单的框架对存在交易摩擦以及劳动匹配的有效性问题进行分析，这个框架包括关于交易协调和价格制定(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双边匹配议价模型，以及应用于传统自然失业率模型的受限帕累托有效资源分配的一般性条件等。将经典拍卖市场、不完全信息市场和完全信息市场引入到两个过程进行分析：(1)匹配技术和剩余分享法则来研究传统市场的均衡分配和价格分布;(2)将受限帕累托有效的条件应用到匹配技术和分享法则中进而来评估市场的均衡。最后他指出，各种支持和反对自然失业率有效的例证并没有共同的微观结构，但是总体的均衡特征可以用匹配议价问题的结论来表示。
三、失业保险政策分析
为了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各国都实行了失业保险与失业补偿等政策，但是对于这些政策的诸多问题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不同观点。
对于失业保险问题，国外有许多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Baily(1977)、Shavell &Weiss(1979)分别建立失业保险模型和搜寻模型对最优保险数量以及最优的保险支付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Hamermesh(1982)、Easley，Kiefer& Possen(1985)等从失业保险政策、失业保险水平角度对劳动力流动性、社会福利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后来的一些学者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是在分析方法的采用上都更为先进。
Hansen & Imrohoroglu(1992)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经济中存在外生劳动冲击并且劳动者自己不能通过私人借贷或个人投保获得保险的情况下，得到以下结论：如果不存在道德风险，劳动力市场可达到最优的替代率水平(replacement ratio)，且社会福利实现最大化;而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替代率则不能达到最优值，不存在失业保险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大于存在失业保险时的社会福利水平。原因在于：首先，失业保险可以帮助劳动者克服流动性限制带来的收入损失，从而劳动者能实现更有效的平滑消费;其次，失业保险为闲暇提供资金支持，当道德风险存在时，劳动者接受雇佣劳动的激励就会减少;最后，资助失业保险的税收收入将会扭曲社会分配，从而减少社会福利。通过理论的推导与现实的对比可以使用美国经济实际替代率的情况下，失业保险政策在模型中是最优的，这意味着美国的失业保险政策是有效的。在1979年和1989年的欧洲失业中，长期失业在所有失业中所占的比例分别约为50%和33%，这说明欧洲国家中长期失业率不断增长，而同时期的美国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失业率水平。对于欧洲失业率普遍增长现象，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Blanchard & Summers(1986)以及Lindbeck & Snower(1988)从“局内人—局外人”角度进行分析。Bentolila & Bertola(1990)指出就业和失业的较高成本是高失业率的原因，而Malinvaud(1994)则认为欧洲较高的失业率原因在于市场资本的短缺，分析主要侧重劳动力需求角度，而Ljungqvist & Sargent(1998)则从失业保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角度进行阐述。他们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将失业的原因归咎于良好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及较弱的应对失业冲击的能力。如果没有较大的经济冲击，失业工人会得到较高的失业补偿，而且能够顺利回到与先前无差别的工作中。但遇到较大冲击时，工作的平均质量下降，较高的失业保险将阻碍失业工人迅速接受新的工作，即社会福利的存在而导致长期失业。工人失业后，拥有的技术水平逐步降低，即使失业前工资相同，但不同失业工人技术水平衰退的概率具有很大异质性，即使领取相同的失业补偿，技术丧失较大的工人会选择相对较高的单位剩余技术的保留工资以及较低的寻找工作的积极性，这就解释了技术丧失程度高的工人会有较高的长期失业发生率。Stephen Nickell & Richard Layard(1999)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延长的失业保险受益期降低了人们寻找工作的动力，从而导致失业期的延长。而Rafael Lalive(2007)对奥地利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失业保险受益期的延长并不能对寻找工作有强烈的影响;虽然受益期的延长不影响失业后新工作的质量，但确实能减少工人寻找到固定工作的数量。
失业保险受益期的长短能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失业水平，同样失业补偿数量的变化对失业率以及社会福利水平也会产生影响，现实生活中失业补偿大多表现出增长趋势，而很少降低。按照传统的搜寻理论模型角度出发，将工资分布外生给定，得到失业补偿的增加会降低失业工人的搜寻成本，进而导致工人保留工资的提高以及搜寻周期延长的结论。但James & Axell(1984)假设工资分布内生非退化，通过建立一个序贯搜寻模型对失业补偿水平提高影响失业率以及社会福利水平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认为失业保险增长的影响要取决于生产力指数，即给予那些认为休闲具有较低价值的工人较高的失业补偿，能够降低均衡失业率水平;通过将工人分配给那些具有较高产出水平的企业，失业补偿金的提高能够增加工人的福利水平。
失业保险受益期长短对失业工人的再次就业会产生影响，刚开始享受失业保险和享受失业保险即将结束这两个不同时间点，对他们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Feldstein(2005)指出，当失业工人享受失业保险即将结束时，这会对失业工人的再就业产生一种激励，但失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失业工人的再就业。Card等人(2007)以奥地利劳动力市场为样本，研究发现不同的衡量失业期长度的方法对于失业人口退出率的增长程度是有很大影响的。现存文献中对于失业期的衡量有三种方式：失业保险偿付时间、在失业系统停留的时间和再就业开始的时间。如果用重新找到工作的时间而不是用退出失业系统的时间作为衡量失业期的终点，那么失业人口退出率在失业保险到期日的猛增现象将得到缓解。他们进一步指出，随着失业保险到期日的临近，再就业风险的增加要远小于退出失业系统风险的增加，因为很多失业工人在选择退出失业系统之后，并未以积极的态度选择再就业，而仅仅是为了摘去失业者的帽子。
失业保险通过影响劳动力的就业进而能够间接地影响社会产出，那么理论上必然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失业保险水平，使得社会总产出达到最大。Acemoglu & Shimer(1999)通过风险厌恶条件下的搜寻均衡模型，对产出最大化的有效失业保险水平进行了分析。他们首先分析了风险厌恶会导致工人寻求低工资低风险的工作。而失业保险却鼓励工人追求高工资高失业风险的工作。因此失业保险会增加工资报酬，降低就业率。若工人是风险中性的，即使没有失业保险，产出也能达到最大化;而风险厌恶的工人需要一定水平的失业保险才能让经济达到产出最大化。现存文献都将失业保险解释为搜寻过程中的一种补贴，而Acemoglu & Shimer(1999)则认为，失业保险并不是补贴搜寻成本而是消除了由于未被保险的风险带来的扭曲。失业保险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资本性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产出的增加。这进一步证明存在一个合适的失业保险水平，使得经济的产出能达到其最大水平。
Diamond(1981)在考虑劳动力流动性成本的前提下，印证了社会失业保险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并同时指出工人也因此对工作质量的选择更加挑剔。模型中假设工人寻找工作存在流动性成本，而只有当工人对工作的预期收益大于此流动性成本时，工人才愿意选择工作。同时，工人得到不同流动性成本工作的比率取决于其他工人拒绝相关工作的情况，因此，这一外部性的存在就意味着搜寻均衡是无效率的。当引入失业补偿，福利水平将得到提高，并存在最优失业补偿水平，实现产出最大化。
总之，失业保险的存在就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失业保险的存在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表现;另一方面，失业保险又扭曲了失业人口再就业的激励，为再就业的实现带来了成本。而如何在两者间进行权衡，并给出有效的失业保险水平，实现产出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则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四、结论与启示
我们从工人的离职、工人寻求工作以及失业保险等几个角度对失业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不同学者之间对同一问题应用不同的方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论，以下部分对以上三个问题的主要结论进行简单总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选择性的借鉴。
工人离职是失业的一种形式。Jovanovic(1979)建立永久性离职模型得到：工作任期与离职具有负向相关关系，而且不同行业间的任期与离职率具有较高的结构性依赖。Becker(1962，1975)、Mincer(1962)、Oi(1962)、Miller(1984)指出，工人拥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技能越多，相应的离职损失越大，进而离职的可能性就越小。Miller(1984)在工资匹配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认为不同工人的社会背景的不同会影响他们对工作的先验信念进而影响到他们换工作的频率。Moen(1997)通过带有摩擦的竞争搜寻模型发现：如果企业公开工资水平，可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最后，Hopenhayn & Rogerson(1993)通过建立职位重新分配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发现对公司取消工作职位行为的征税会显著地降低稳定状态下的就业率。通过这些文献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为企业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借鉴。
失业工人或者新进入到市场的劳动力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通常会使用搜寻匹配模型对这一过程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在劳动力与工作之间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产生搜寻摩擦，这一过程必然会产生效率的损失。Diamond(1982)利用搜寻模型进行分析得到：工人终生收入的期望折现值与工人的社会边际产出相等时，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的的激励才会有效，但由于搜寻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使得模型的结论与现实有所偏离。Hall(2005)利用带有粘性工资的搜寻匹配模型解释得到：经济冲击所带来的议价工资集合边界的变化导致了就业波动。Burdett等人(2001)认为，工作的产生并不仅仅决定于失业工人数量和职位空缺数，还取决于这些空缺职位在雇主群体中的分布情况。Wright(1986)通过将工作搜寻模型和信号提取模型相结合而指出：商业周期的存在引起了周期性失业。Mortensen(1982)、Hosios(1990)、Pissarides (1990)等对失业率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由于搜寻的外部性并未体现在工资率中，市场并不产生有效就业率水平。这些学者的分析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为了减少工人和工作搜寻过程中摩擦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降低搜寻过程中获得信息的成本，具体可以利用发达的网络进行信息的传播，进而减少工人搜寻工作以及企业雇佣工人之间的成本。
国家会为失业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以及失业补偿，进而保证失业工人的正常生活，但是对于失业保险政策的实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理论界还存在诸多的争议。Hansen & Imrohoroglu(1992)指出，如果不存在道德风险，劳动力市场可达到最优的替代率水平，且社会福利实现最大化;而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替代率则不能达到最优值，不存在失业保险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大于存在失业保险时的社会福利水平。Ljungqvist & Sargent(1998)从失业保险对劳动力供给分析，认为良好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及较弱的应对失业冲击的能力是引起失业的主要原因。Stephen Nickell & Richard Layard(1999)对OECD国家研究后，认为延长的失业保险受益期限能够导致失业期的延长，而Rafael Lalive(2007)对奥地利的研究反驳了这一观点。James & Axell(1984)通过研究认为，给予那些认为休闲具有较低价值的工人较高的失业补偿，不仅能够降低均衡失业率水平，而且如果将工人分配给那些具有较高产出水平的企业，失业补偿金的提高能够增加工人的福利水平。Card等人(2007)以奥地利劳动力市场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衡量失业期长度的方法对于失业人口退出率的增长程度是有很大影响的;失业保险政策的实施也会影响社会产出水平。Acemoglu & Shimer(1999)认为失业保险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资本性投资，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产出的增加;Diamond(1981)认为，引入失业补偿后，福利水平将得到提高并存在最优失业补偿水平，能够实现产出最大化。同样通过这些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得到几点启示：(1)在不存道德风险时，社会福利可以达到最大化，而道德风险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关键的问题还是要降低信息成本，建立各种信息服务平台为工人和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供求双方的交流;(2)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甄别机制，进而对工人是否认为闲暇是具有较高的价值，从而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保险政策，进而提高工人的福利水平以及企业的产出。
参考文献：
[1]Alberto Trejos， Randall Wright. Search，Bargaining，Money and Pric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118-141.
[2]Boyan Jovanovic. Job Matching and Theory of Turnove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5)： 972-990.
[3]Daron Acemoglu， Robert Shimer. Efficient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5)： 893-928.
[4]David Card， Raj Chetty， Andrea Weber. The spike at benefit exhaustion： leaving the unemployment system or starting a new job?[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2)： 113-118.
[5]Espen R. Moen. Competitive Search Equilibriu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2)： 385-411.
[6]Gary D. Hansen， Ayse Imrohoroglu. The rol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an economy with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moral hazard[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1)： 118-142.
[7]Hugo Hpenhayn， Richard Rogerson. Job Turnover and Policy Evaluat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5)： 915-938.
[8]James W. Albrecht， Bo Axell.An Equilibrium Model of Search Unemploy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4，(5)： 824-840.
[9]J. Hosios. On The Efficiency of Matching and Related Models of Search and Unemployment[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2)： 279-298.
[10]Kenneth Burdett， Shouyong Shi， Randall Wright. Pricing and Matching with Fric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5)： 1060-1085.
[11]Lars Ljungqvist， Thomas J. Sargent. 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Dilemm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5)： 514-550.
[12]Martin Feldstein. Rethinking Social Insur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1)：1-24
[13]Nobuhiro Kiyotaki， Randall Wright. A Search-Theoretic Approach to Monetary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1)： 63-77.
[14]Peter A. Diamond. Mobility Costs，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and Efficienc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4)： 798-812.
[15]Peter A. Diamond. Wage Determination and Efficiency in Search Equilibrium[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2，(2)： 217-227.
[16]Peter A. Diamond. Money in Search Equilibrium[J]. Econometrica， 1984，(1)： 1-20.
[17]Rafael Lalive. Unemployment Benefits， Unemployment Duration， and Post-Unemployment Job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2)：108-112.
[18]Randall Wright. Job Search and Cyclical Unemploy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1)： 38-55.
[19]Robert A. Miller. Job Matching and Occupational Choi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4，(6)： 1086-1120.
[20]Robert E. Hall. Employment Fluctuations with Equilibrium Wage Stickines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1)： 50-65.
责任编辑：武玲玲
责任校对：孙 飞
Document Review on Labor Separation, Unemployment Fluctu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Zhang Guanghui, Yu Bo, Liu Yaming
(Economics Research Academ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Key words: unemployment; departure; searching mode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unemployment fluctuation
作者：张广辉 于 博 刘亚明
第二篇：失业保险“滞胀”
局部或临时性的降低征缴费率，难以从根本上化解失业保险基金的“滞胀”矛盾。这一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从收、支两端进行调整
3月底至今，山西、河南、湖北、北京等省市陆续宣布下调失业保险费率。
此前，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全国各省区市整体下调失业保险费率1%。从目前已宣布下调的各地具体调整方案看，多是采取单位、个人各自下调0.5%的方式进行。
据测算，这次失业保险费率的下调，相当于为全国社保参保单位和职工共减免400多亿元。
1999年中国颁布施行的《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城镇企事业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其职工按照本人工资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民工本人不缴纳。
失业保险设立初衷，是为失业者提供一定时期资金帮助及再就业服务。然而，到2014年，中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达到1375亿元，支出635亿元，年末累计结余达到4370亿元。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指出：失业保险与工伤、生育保险一样，都是现收现支制的社保制度，现收现支制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她认为，“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十几年来，已经偏离了建立时的初衷，结果导致数千亿元保险金躺在账簿上‘睡大觉’，且随着CPI上涨迅速贬值。”
基金进多出少
自1999年1月《失业保险条例》施行，此后的十几年间，全国统一的征缴费率从未作过调整。
在《条例》实施的头一年，失业保险基金就累积结余160亿元。到2009年时，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累积结余达到1524亿元，10年增长近10倍。到2013年时，结余更高达3686亿元，可以发放6.93年，是五项社会保险中结余最高的一项。
与之相比，同年医疗保险支出6801亿元，累计结存5794亿元，仅够发放0.85年，结余最少。
失业保险基金增长迅速，首要原因是征缴面逐年扩大。在《失业保险条例》实施一年半后，全国即有1500多万名事业单位职工参保，占到事业单位全部人员的56%。到2008年时，这一比例上升到83.6%。
同时，北京、河北、福建、河南等省市还先后将城市自由职业者、农民工、城乡自雇者等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失业保险体系，也使得失业保险金结余膨胀。
“失业保险基金逐年膨胀的另一面，则是严格的失业金领取条件，造成失业保险基金‘出口’狭小。”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继晔认为，在各项社会保险中，失业保险领取条件最苛刻。
通常情况下，失业人员要想申领失业保险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失业前正常缴纳过基本医疗保险;二是已缴纳失业保险满一年;三是非个人意愿终止劳动合同。
在满足上述前提的情况下，失业人员还必须在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60日内，携带身份证、户口簿、照片和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前往户口所在地街道办理失业保险金领取手续，过期即视为自动放弃。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还须向街道社保所如实汇报本人的求职经历、就业状态和培训等情形，履行申领失业保险签字手续。对于现实中大量异地就业的人群来说，领取失业保险的程序过于繁杂。
“即使上述所有条件都达到，对失业者而言，法律规定最长申领时间也不超过两年。”胡继晔认为，“进多出少”使得失业保险基金成为社保基金中积淀最丰厚的险种，也就不足为奇了。
降低费率难消肿
失业保险费越缴越多，受益者却越来越少。这种相悖现象首次出现在2004年。这一年，单边迅猛增长的失业保险基金，在统计图上与失业受益人群彻底岔开，且渐行渐远。
到了2009年前后，这一“剪刀差”现象愈加严重。
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失业人口也在此期间大幅攀升。2008年，全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达到886万人，2009年继续增长至921万人。与此同时，失业保险受益人数却继续下滑，其中2009年的失业保险受益人，还比2008年减少59万人，跌至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
同样是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规模基本与失业率同步，即失业率越高，失业保险金的支出规模越大。比如2008年美国失业保险金的支出规模，就是前一年的2.5倍还多。2010年，美国政府还加大了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贴。过去20多年，美国失业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大致平衡;在以高福利著称的欧洲国家，失业保险基金更普遍挣扎在债务边缘。
“金融危机期间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不升反降，相当不可思议。”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看来，中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设计显然出了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曾要求发挥失业保险制度促就业的功能，允许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的试点。
2006年1月，原劳动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的试点通知，要求在北京、上海、江苏等七省市进行试点，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同时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支出等福利。
对失业保险基金“消肿”动作最大的一次调整，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年年底，人社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三部委联合下文，要求各省市阶段性调低失业保险费率、缓交失业保险费，以减轻企业负担，渡过难关。
这一次，国内各省市失业保险金费率下调幅度较大，且涉及省市范围远比两年前的试点范围要大。2009年1月1日起，北京将其失业保险费率由原来的单位缴1.5%、个人缴0.5%，分别下调至1%、0.2%，降幅达40%，且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上海、江苏也先后将其总体失业保险费率降至2%。
从公开信息来看，2008年-2009年期间，下调失业保险费率幅度最大的当属广东省。广东省佛山市曾在2009年3月至12月，将失业保险费率由原先实行的2%，整体下调至1%;广州市则根据结余，直接将按3%征收的失业保险费率降至0.3%。
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省市又将失业保险费率回调到法定水平。
从以往实践来看，局部或临时性的降低征缴费率，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失业保险基金的滞胀矛盾。这一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从收、支两端进行调整，以实现总体平衡。
改革路径
郑秉文认为，在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大量累积与受益人群大幅下降并存的情形下，可采取四种路径改革。
一是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替代率;二是延长失业金领取期限;三是扩大失业保险金使用范围;四是权力下放，以省级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建立失业保险调节机制等。
“中国的失业保险金远不算慷慨，且在经济发展中，其工资替代率逐年下降，对失业者的吸引力下降。”据郑秉文介绍，按《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者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在实际中，各省市将失业金的领取标准，通常定为当地最低工资的60%-80%，相当微薄。近十年来，失业金的工资替代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以北京为例，1999年北京失业人员领取的失业金为每月333元，相当于当时在职职工月均工资的30%，而到2009年时，失业金领取额度虽上升到了每月617元，而替代率却下降至17%。
孙洁也认为，与欧洲普遍60%-70%，甚至美国47%左右的替代率相比，中国现行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还有大幅提升空间。
但孙洁认为，对于失业保险制度整体设计的矫正，才是化解目前矛盾的根本之道。
《失业保险条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职工大量下岗、国家经济转轨的形势下出台的。当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根本改变，大量的农民工和自由劳动者涌入市场，原《失业保险条例》已不能覆盖包括城市白领、农民工、大学生等高风险失业群体。
“简单讲，中国的国情是体制内人员几乎不失业，体制外人员经常处于失业与就业之间。现在的失业保险制度，大体上就是体制内不失业的人缴纳失业保险费，体制外经常失业的人却领不到保险金，所以导致失业保险基金用不出去。”
孙洁认为，最根本的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应该是将这一结构性错位改变过来，比如将高风险失业人群真正纳入制度保障，并为之设立个人名义账户、允许迁移、对企业缴费实行有差别对待等。
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更灵活的失业保险费率试验。
2014年1月，深圳市开始探索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改革，首次将用人单位的失业情况、是否雇用就业困难人员等情况，与失业保险费的缴纳挂钩。
深圳市规定，浮动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只对单位缴费部分进行浮动，个人部分保持不变。如果该单位上一年度失业保险基金的结余率高于10%，则下浮总幅度不超过上年度应缴失业保险费的40%。
同时，深圳根据用人单位上一年度是否有员工中断就业，以及失业保险的收支情况，设置当年浮动费率。对于安排了残疾人、大龄人员等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则设置另外的费率计算公式。
一位不愿具名的社保专家表示，深圳是国内唯一一个尝试浮动失业保险费率的地方，尽管这个计算办法目前还偏简陋，比如对缴费企业优惠，只设置了有无失业人员两种情形，而没有对失业人员数量进行量化分析区别，还不能很好地解决“越是好企业、缴费越多”的怪现状，但已向科学、公平方面迈出了一步。
作者：杨晓红
第三篇：《失业保险条例》将修订
我国2400万失业人员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支持。
《失业保险条例》将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司长吴道槐表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在促进市场就业机制的建立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海口举行的全国培训就业系统工作会议上介绍说，自1999年《失业保险条例》颁布实施8年来，先后有2400万失业人员获得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支持。
吴道槐认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在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转换、国有企业大规模结构调整和并轨时期，为保障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发挥了安全阀和减震器的重要作用。
但他也指出，现行失业保险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解决。例如，目前失业保险基金滚存愈来愈多与制度功能发挥不充分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全国失业保险基金余额达900亿元;另一方面，按现行制度规定，全国月均失业保险金水平只有300元，失业保险保生活的水平还不高。
此外，用人单位长期参保交费却得不到失业保险支持的矛盾也亟待解决。许多用人单位长期交费而没有裁减人员，对这些履行缴费义务的企业，现行制度没有对其予以支持的功能，不利于调动用人单位参保的积极性。
他还介绍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已经根据新颁布的就业促进法进行专题调研，以改革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条例》将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作者：林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