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群育思想哲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以孔孟为代表的古代儒家思想体系包含大量的“群育思想”，有博大而厚重的关于“辟育思想”的智慧。它以“仁”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秩序这一问题来论述自己的群育观念及理论。儒家辟育思想对艺术—审美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强调以美导善的方向和理念，强调美育对人格培养和人际关系秩序构建的积极作用。
群育思想哲学论文 篇1：
大学体育教学中灌输儒文化的必要性
摘 要 大学体育教学除了对学生灌输体育技能与方法，培养学生体育意识和习惯外；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德育、人文教育，做到既教书又育人。特别是在我国儒文化处于淡薄，经济浪潮明星效应汹涌澎湃的今天，更显出重要性。本文从社会、学校和学生自身的需要谈灌输儒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 体育教学 儒学思想 灌输 教学手段
作为儒学的母国和发源地，中国儒学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曾经有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韩国首都首尔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而中国上海排在最后！杜维明教授（新儒学大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说：“现在在中国，影响社会的力量多半来自学术领域之外，突出表现在超女、歌星、影星等。真正的英雄似乎都是企业界领袖，歌星、影星或者运动员。我很希望影星歌星运动员或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的都能够有比较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很多人对于宣扬传统文化并不是很自觉。”在当今社会各种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下，在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社会公德意识等方面还不成熟，还需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的情形下，作为教书育人手段之一的体育教学，也不例外，必须担任起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为我国创造和谐的社会道德风尚和人文环境贡献一点力量。
一、中国儒学传统文化的特点
儒学源远流长，远播广宇，世界文明，千姿百态，争香斗艳。然古往今来，作用之大，影响之深，认同之广，而今人息息相关者，莫过于儒、道等各类主流文化而已。历经二千多年，儒学文化一直发挥着它的积极的影响力，时至今日还有一定的活力与潜力，主要是因为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儒学文化的人文精神
儒学文化高扬道德理性主义的旗帜，人文精神是儒家文化中最丰富，最有价值的资源。《论语》倡“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人道，为中国人文精神之端始。随着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的思想越来越受现代社会人所重视，人文精神在不断发展和提升，2008年的北京奥运的口号中就有“人文奥运”。
（二）儒学文化的理想目标
儒学文化提倡追求和谐与秩序的统一。它不仅要求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且主张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建立动态平衡，以求人类社会得以和谐均衡地发展。这也正如现在社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道出一辙。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与发展，人与社会的和谐生存与发展。
二、在体育教学中注重灌输儒学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摇篮，担负起培养优秀、合格的社会人才，不单只是技能特长要有，而且思想素养也必须较高。不是说“有才无德为小人”嘛。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始终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随着网络文化时代的到来，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是越来越弱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日趋减弱。因此，作为教育手段之一的大学体育教学也应该担负起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做好传统文化的宣传。
（一）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人才的培养是应该顺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的，在当今社会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形势下，培养有才有德身体健康的优秀合格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1.公共观念的培养
著名学者梁濑溟先生说，作为公德之本的公共观念，在中国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也说，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顾效忠家庭的心理实即扩大的自私心理。在教学中也发现，有些学生把心中的愤慨、积怨发泄在损坏公共财物上，如羽毛球拍、球网、篮球、足球等，以及把捡来的教学用球据为己有。这都是公共观念的缺乏的表现。而作为即将走上社会，并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大学生，拥有良好的公共道德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有良好的公共道德观念，和谐的社会就容易构建。
2.纪律习惯的培养
有序的社会，关键在人的纪律习惯。而纪律习惯实为国人所缺乏。在教学中也可以发现，倘若老师没有序组织学生拿教学器材时，那学生真是一窝蜂，争前恐后，先怕拿不到好的。而且有时还为自己拿到破旧的器材而郁郁不欢，甚至随意敲打或丢失体育器材。“借着体育上种种运动竞赛，可以训练人的集体行为，此所谓寓群育于体育。”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纪律习惯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效的。
3.生存能力的培养
儒家文化是维系各自民族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对各民族起着价值导向，文化认同、民族凝聚的作用。如果全面衡量人才素质的话，在现代社会，不仅要有谋生的技能，而且要有交际的本领，二者缺一不可。儒学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对于培养人的交际本领是有裨益的。
（1）组织能力的培养
这里所说的组织能力，即指如何作团体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对于团体之牢韧的向心力，和耐烦商量着向前进行的精神。在这充满竞争的时代，靠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去完成某一项事业是不行的。必须是大家齐心，拧成一根绳合力才能实现的。体育游戏就能很好地体现此点。比如拨河、接力等。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对学生是非常有用的，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2）诚信为人的培养
《论语》中“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格至诚正”等都指为人要诚。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树立社会主义荣誉观就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为人信条。在人体育教学中的课堂常规要求就能很好地培养学生诚信，互相尊重的良好为人信条，老师把好关，学生就能受到良好的培养。比如，师生问好，课堂考勤，课堂要求等等。
（二）学校的需要
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高校，若要提升自身的影响和凝聚力，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管理理念。在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礼治思想，单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礼”的树立，实际上是一种规范的树立，它强调各级组织成员必须遵守规章制度，按章行事；另外，良好的学生素质的提高，不仅依靠科学理性，还得仰赖人文精神。而体育教育是群育寓于的最好手段，特别在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良好情操方面更显其优势。因此，作为体育工作者的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工作，要认真好好地发挥体育作为育人手段之一的作用。这样也才能为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贡献一份力量。
（三）学生自身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中，衡量人才的标准发生改变，不单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还得有较好的道德素养。有曰：“有才无德为危险品。”可见道德素养的重要性！大学生正是人格成型的关键时期，良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等都有待巩固和提高。儒学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在体育教学中善加运用，对培养学生是很有好处的。
三、结语
在我国儒文化影响力日趋减弱的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形势下，高等学校要为社会培养出有德有才的合格优秀人才是很重要的，作为群育教育手段之一的体育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上有着特殊性。因此，在宣传儒学文化方向能发挥出独特的优势，若积极认真把儒学文化思想寓于教学中，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并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课题号：12C00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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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勇.中国的儒学比韩国弱多了[N].环球时报.2006.8.25（1233）.
作者：田勇 陈小虎 刘国民 郭智辉
群育思想哲学论文 篇2：
诗可以群和而不同止于至善
摘 要： 以孔孟为代表的古代儒家思想体系包含大量的“群育思想”，有博大而厚重的关于“辟育思想”的智慧。它以“仁”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秩序这一问题来论述自己的群育观念及理论。儒家辟育思想对艺术—审美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强调以美导善的方向和理念，强调美育对人格培养和人际关系秩序构建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儒家群育思想 诗可以群 和而不同 止于至善
群育，即“群体适应性教育”，旨在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合群、合作、共处等内容的教育，促进其个体的群化和社会化过程。群育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孔孟为代表的古代儒家思想体系包含大量的“群育思想”，有博大而厚重的关于“群育思想”的智慧。它以“仁”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秩序这一问题来展开自身的群育观念及理论。“仁”通“人”，字形从“人”、从“二”，既表明人必定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又表明“仁”是作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关系的基础和纽带正是“仁”与“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有“爱”方成“仁”，不“仁”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儒家“仁爱”思想由亲及疏，由近而远，以家庭为出发点，将孝悌观念不断扩大，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则视人若己、推己及人，恪行“忠恕”之道。一方面，从自身出发，视人若己，尽其在我谓之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另一方面，推己及人谓之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把“克己复礼”和“推己及人”相统一，凸显教化的作用，强调个体的人格完善和人生责任，强调群体的人伦仪轨和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各安其位、各膺其德的和谐群体关系和社会秩序，以最终实现“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理想。
在此教化施行及其强调个体实践的过程中，儒家群育思想始终坚持“凡先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记·文王世子》）这一塑造和实现理想人格的“双途径”施教道路，对艺术—审美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注重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强调：“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记·乐论》）强调以美导善的方向和理念，强调美育对人格培养和人际关系秩序构建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其群育思想之玉与美育思想之泉相互涤荡，闪烁出情理相融、美善双辉的审美意趣。
一、诗可以群，彰显礼乐相运的艺术功能美
“《诗》可以群”一语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著名的关于《诗经》社会功用的“兴观群怨”观其中的一个命题。“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之名”。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孔安国注释为“群居相切磋”，是指诗歌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和关系认同，促进个体与人群的和谐相处。一方面，《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基本内容与儒家“礼”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相一致。学习《诗》，其中所渗透的宗法伦理道德必然会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训导作用。同时，《诗》是礼仪活动所奏的乐歌，包括礼与乐的精神，当《诗》被配上合于雅正之义的音乐后，便与礼仪进一步相结合，使“礼”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发挥出和谐上下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成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群体关系和谐的一种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诗可以群”这一命题积极肯定了诗乐对个体道德情感培养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群体的精神培育和人文化成功能。以诗的优美意境和音乐的独特魅力娱乐人的心志，净化人的灵魂，通过对生命主体的普遍关怀和精神慰藉，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从而使原本气息相关、生命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致生命契合，形成人人友爱相处的融洽氛围，将社会维系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这里，诗乐，并不单指诗歌和音乐，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音乐、诗歌、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段也被包含其中，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教育或美育。事实上，儒家正是把这种综合性的艺术教育视为其君子培养的必然途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一个人主观意识的修养，要从诗开始，用乐来完成。在孔子看来，理想人格固然需要规范的“礼”和行动的“践”来实现，但是作为人生境界之美的体验必须通过心灵来完成。艺术、艺术教育或美育恰恰是直接指向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苏霍姆林斯基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良心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艺术教育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又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说教与规劝。它通过运用语言、动作、线条、色彩、音响等各种手段塑造出立体、多彩、直观的艺术形象去影响受教育者的感官和心理，以其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感染性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从而使受教育者在美的享受中得到熏陶。情感性和愉悦性，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艺术的渗透将人的审美情感内化为道德情感，并作用于人的道德行为，从而使受教育者不仅从理智上认同教育者的道理和观念，而且激发起两者之间的情感认同，并使审美情趣与道德情感相互交融，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同时，艺术教育注重营造和谐、宽松和快乐的教育氛围，充分利用各种生动有趣的艺术素材和使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手段和组织形式，让受教育者在愉快轻松的状态下投入教育活动之中，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能体验到其中的快感和乐趣。艺术教育，正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教学，使人学有所乐、乐有所得，真正收到使受教育者“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教育效果。
可见，艺术教育在实现以“乐”求“礼”、以“乐”成“礼”的过程中，一方面，始终以情感培养为目的，以情感交流为桥梁，具有强烈的“动情性”，能引发受教育者的情感运动，激发他们的审美情趣，达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和理性认同。另一方面，“礼”与“乐”在功能上又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审美需要正确的审美观和高尚的思想情操为基础，艺术教育需要把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只有当受教育者对事物的美丑评价与善恶评价相一致时，随之而来的道德情感才能有助于他们的审美情感得到进一步增强，才能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真正以情感人、以美趋善乃至美善合一，从而实现提升受教育者道德情感、深化受教育者道德认识、改善受教育者精神风貌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孔子之所以重视诗乐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君子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论语·阳货》）对于孔子来说，礼乐都不过是手段，是一种以礼乐方式和谐群体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手段，“和群体、正天下”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二、和而不同，追寻平等性共存的人际和谐美
“和而不同”的命题是孔子在继承春秋以前“和”、“同”观念，以及史伯、宴婴“和同之辩”基础上，着重从社会和人伦的角度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其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儒家群伦思想。“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句意为，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和”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字义为口声相应、声乐调和，并以此引申出和谐、和睦之义。“同”者，则强调仪轨、外在行为的绝对一致，而不管内心如何。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之一，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正如朱熹所言：“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从哲学角度看，“和而不同”揭示了社会事物的多样性统一。“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平衡或统一；“同”则指事物的绝对一致、等同。“和而不同”这一命题揭示出：差异，使万物品类丰富，相辅相成；和谐，则使万物处之有道，共生共长。自孔子后，“和而不同”思想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它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求个体自身的立己、处世法则，探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共处之道。儒家把一种上下内外的高度和谐作为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生活的最佳状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儒家和谐观是一种具有辩证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普遍的和谐观。
和谐，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对“和而不同”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和谐，不仅是一种圆融的状态，而且是一种美的境界。和谐美之所以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事物间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在古代中国，《易经》通过阴爻（--）与阳爻（—）这两种不同性质卦象的交互变化，阐述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对立统一、生生不息的内在规律。《乐记》指出：“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将“中和”与音乐艺术相结合，这既是对儒家中和之道的发扬，又是对音乐艺术和谐论的美学创造。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首先提出了“美即和谐”的命题，赫拉克利特也指出：“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古希腊美学家普遍认为：和谐起源于差异的同一，对立的统一，不协调的协调，不一致的一致。这种看法一直被西方美学家奉为美的圭臬。事物间的和谐美如此，人与人的和谐美也如此。人，不仅作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而且是社会学上的社会人。人之美，既属自然美，又属社会美。而社会美的中心恰恰是人之美，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之美。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所理解的儒家“仁爱”说应同时也是一种美学原则，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学原则。正是儒家“仁爱”说赋予了“和而不同”命题更深刻的内涵。它使我们认识到，群体的融洽和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社会个体差异性，并促进和造就差异性个体平等共存的文化心理、信仰和价值观念基础上。“不同”者，社会个体和角色的多样性也“和谐”者，统一于“仁爱”之美也。把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视为具有道德自觉的平等主体，并具备可以进行平等沟通和交流基础的平等主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努力通过对人与人之间角色、身份差异性的肯定，促进其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尊重、理解和关爱，使平等成为一种价值追求，乐群、爱群、协群成为一种道德素养，这样，才能真正把社会维系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人之美，应是一种群体和谐之美，一种建立在平等性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和而不同”不仅成为一种处世法则，而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和人性美的境界。
三、止于至善，涵养文质彬彬的人格精神美
对于和谐的追求，无论是中国古代儒家立足于社会伦理的阐释，还是近现代美学理论立足于心理观照的论述，我们都不难发现，强调通过对个体自身美（即人的自身和谐）的修炼与加持来达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的和谐，是实现自身道德超越和自他、物我、天人和谐共处、无间契合的一条必修之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开篇明示儒家君子道德修养的三种途径和境界。“明明德”，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释：“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朱熹将第一个“明”释为“使之明”，即将人天性中就存在的高尚德行重新显现。“亲民”则与“明明德”相互呼应，指在道德的养成过程中，以“明明德”为道德理想，以“亲民”为道德实践，通过为民、利民、服务于民来实现入世利人的理想，而且，只有将“明德”与“亲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人、自利利人，从而使个体的精神境界升华到“至善”之境。所谓“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已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止”是锁定目标不动摇，“至善”是道德修行到达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这种境界的实现，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纯道德的恭行与实践，而是一种将美善合于一身的身心统一之境，是身体、气质、德性、意志和精神的有机统一，是生命的感性具体和美学超越。它是一种伦理道德而又超越伦理道德的审美境界，具有令人欣赏、景仰和不懈追求的审美状态，是一种“浩然之气”的人格美。
人格修养，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美学课题。人格修养既关涉到个体的安身立命，又与社会道德风尚和精神追求紧密相连，其理想状态将达于“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美学境界。在儒家看来，这种美学境界与“君子”人格是合而为一的。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物境，而是一种通过修炼达成的自由心境。君子，是孔子思想体系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中国古代儒家对实现或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个体的尊称与肯定。孔子赞美“文质彬彬”的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文”与“质”都是就人品道德的修为而论的，其中，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行为、语言和文饰之美；质，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灵、精神和道德修养之美。二者的结合与相济相成，才能谓之“彬彬”。可见“文质彬彬”是孔子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他的培养目标——君子所提出的道德诉求和审美要求。孟子也认为，人性是善而先验地存在的，人格美所内含的善不是一般的善，而是由仁义所充实的善性：“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但人格美不是天生的，这些天赋的道德秉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它需要社会个体通过主观的努力，通过意识的修养，在善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扩张、磨炼修养而成。因此，一方面，人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另一方面，要寡欲清心，“善养浩然之气”，积极追求“万物皆备于我”、“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必须从自身出发，从自身和谐美的建设着手，通过自身道德涵养和审美升华来实现人身心、人格的和谐发展。其中，身心和谐是自身和谐的起点，只有身体健康、心理正常才具备成为一个自身和谐美的人的基础；人格和谐是自身和谐建设的关键，只有思想与时俱进、人格健全完善才能超越小我，担当起社会建设的责任，从而努力达致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更好地体现及处理自身与外部的各种和谐关系。在此基础上，自觉、主动地接受美的熏陶。无论是自然美、艺术美，还是社会美，都蕴藏着精神理想和思想境界，都能使人在美的观照中心灵受到震撼，情感得到陶冶，精神得到净化，气质获得升华，进而达致高尚的人格和审美超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天与地、人与人，何其美也，何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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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志伟
群育思想哲学论文 篇3：
以儒家精神为纽带共建中国式管理模式
摘要：2012年9月在台湾高雄举办了“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研讨会，主要围绕儒家思想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儒家与企业文化建设、日韩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儒家文化的产业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键词：儒家精神；企业文化；文化产业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指导，高雄市孔孟学会、义守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高雄道德院主办的“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研讨会于2012年9月21日至23日在台湾高雄市义守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韩国、马来西亚国际儒学界和企业界近1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旨：藉由儒学界的专家学者与工商企业领袖们之研讨、交流，以促进企业界体现儒家的伦理与道德精神，建构其优质之儒商文化，强化其企业之竞争力及美好之声誉。高雄市孔孟学会理事长方俊吉担任大会主席，义守大学荣誉校长傅胜利、《旺报》社长黄清龙应邀发表专题演讲。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35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讨。
一、儒家思想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应用于企业就可成为企业的经营管理理论。张践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企业的公共关系，他认为大陆现代企业公共关系要发展需要吸收传统儒学的积极因素：仁爱忠恕——公共关系的指导思想，为政以德——树立正确的企业理念，中庸和谐——建立良好公众关系的方法，诚实守信——企业形象美誉度的基石。
有两位台湾学者探讨了儒家的义利观。杜明德认为荀子的“义利两有”之说圆融通达，对商业经营更具有积极意义。赖慧玲认为在当今以工商管理为主的社会里应“利缘义取、财自道生”，实践义与利的平衡之道。
王宏仁分析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和谐观念”、“诚信意识”的内涵与精神对在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所造成的价值与社会秩序失衡的启示。林天祥从宋赋的内容里挖掘有关治道与人的关系的资料，探讨了宋代对人才的选用、改造及对当今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黄雅琦探讨了孟荀管理思维，认为孟子的管理思维偏向价值理性，而荀子偏向于工具理性，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优点和局限，颇值得现代管理学借鉴。
企业的经营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发扬基本的人道精神。吴铭宏、刘怡廷探讨了儒家领导管理的现代意义，认为领导者除了要具备“分享”与“用人”两大特质之外，能“用心诚敬”、“不骄不吝”、“待人宽厚”及“赢得信任”才是事业成功的基石。黄国良探讨了孔孟学说中的理财智慧，他认为资本主义理财思维进入21世纪后已因人性问题而陷入空前大混乱之中，而孔孟学说的儒家伦理、义利之辨与人际关系法则对个人及公司理财均有新的启示。
金清海在其《儒家思想契合于企业经营发展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企业应积极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儒家中的淑世思想、社会责任、永续经营、稳重策略等皆可用于企业的经营，发挥其积极作用。赖淑谨、李樑坚通过中西方管理哲学应用云端服务对顾客价值的分析认为，“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及“科学管理”等西方管理方式相较于“政治责任”与“文化责任”等中国式管理对中国企业并无太大差异，在引入西方管理方式时应与中国式管理相结合。欧天发阐释了儒家终身学习和群育思想，认为终身学习是能力或认知上的长期经营，群育是人际关系与向心力的广泛培植。这些思想对于企业经营与管理仍有参考价值。
二、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儒学影响了东亚，对于今天东方的企业文化建设仍有着积极作用。香港孔教学院院长、人称“汤三儒”的汤恩佳根据儒家的精神理念和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的体会认为，应积极弘扬儒家的“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以人为本、以德为重、以和为贵”的精神，建设企业文化。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张世敏认为儒家思想对儒商的指导意义有两点：一是以“仁”为本的思想，二是“人性善”的思想。林晋士以儒家的诚信观为核心，探讨信的含义与重要性、内在根源、由内而外之开展及其实践时之权变。王长坤认为儒学中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见利思义、诚实守信、忠孝精神等思想文化对于大陆家族企业文化建设仍具有积极作用。
杨锦富探讨了王船山《四书训义·论语》论学与企业建构的价值，以《论语》为主题而衍说企业建构之理念，其旨要仍不离于“人”，如管理者以学为基础，以人为目标，则管理有用，组织适宜，人才积极奋进。黄宝珊关注的是企业安身立命的价值观，探寻如何自华人文化传统中寻绎出企业的自处之道，如何在世界的经济体中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
吉广舆对当前台湾的儒家精神和企商文化面临的危机深感忧虑，他从孔门德行中节选出适用现代社会的十种企商交谊方式。其中，人情交谊有七：周全的心态、成全的取舍、贞全的信誉、矜全的原则、和全的认同、损益的标准、内外的真假；事理交谊方式有三：观念的调适、度才的管理、泰然的环境。李金鸯针对先秦义利之辨的讨论，证诸现代企业，寻绎出义利观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为商之道。陆声俊认为解决当代企业道德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修复中华文明的道统，重铸孔孟之道的道德灵魂。
三、日韩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日韩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李守爱认为儒学思想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江户幕府时期，朱子学成为“官学”。程朱义理之学自朝廷、武士逐渐渗透至民间，朱子学精神“本土化”，提升了全民的文化水准，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脚步，“格物穷理”的合理主义思想成为日本接受西洋科学的思想基础，为现代日本的文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业。潘畅和从儒家的视角看中日集团主义，她认为中国由于更多地受惠于自然，因此其集团的构成也更多地遵循了自然法则和普世原则而具开放、流动、散漫、个性化的特点，但由于中国的集团没有建构在理性、理念的基础之上，所以最终形成的是小团体而非大“社会”；而日本的集团作为具体的地域社会，建立在明确的生存功利目的之上，理性地面对人为规则，而且通过时代经营，形成了稳固的集团内部和具体的集团主义精神意识。但由于只关注自己的集团，其集团主义倾向在思想和心理上往往表现为“超越性价值的缺失”而易导致危害他人的后果。
刘金才基于对近世、近代商人伦理建构的考察，探讨了日本商人伦理对儒家思想的吸纳与扬弃。他论析了日本近世儒学不具备催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功能但却有为近代伦理价值观建构发挥媒介和桥梁作用的性质，而且阐明了近世町人伦理理性地扬弃儒家思想对于建构近代商人伦理的奠基作用。日本在建构近世和近代商人伦理过程中对儒学思想所表现的态度和理性吸纳与扬弃的做法，对我们建构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的企业伦理观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张闰洙以三星集团例，分析了韩国的儒家经营理念与企业精神。他认为以李秉哲为代表的韩国大多数大企业的创始人都把儒家思想推崇为自己的核心思想并基于儒家理念去解释他们的人本主义及经营家族主义。他们根据儒家的理念解释人本主义，把经营家族主义推举为企业的精神。这种企业精神对于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崔信一通过代表性企业三星和柳韩金伯利的事例分析韩国企业伦理。他认为韩国企业伦理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创造利润仍是企业经营的理念，因而企业的道德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都未能积极展开，带有自愿性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从制度上或道德上呈现非常薄弱的状态。张钒星提出如何消解在韩国已经执行了几十年的国家主导下的大企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求健康的经济发展，是韩国社会必须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他认为矛盾缓解的办法是财阀集团的领导必须感到市场伦理的存在，而儒家的家庭伦理，特别是孝悌之义对于财阀集团的道德自觉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儒家文化的产业化
儒学作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具有着丰厚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何振良探讨了泉州府文庙的当代教育功能和促进文庙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他认为泉州府文庙是东南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庙建筑群，是弘扬传统文化、实现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借助于府文庙的静态文物景观、府文庙文物管理处的各项举措，以及依托于府文庙广场举办的各项活动，文庙得以多途径实现其当代教育功能。此外，在新的时期府文庙的教育内容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它在恢复传统时代的儒学教育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其他知识与信息的提供者和传播者。以文化活动活化传统的人文空间可以进一步把府文庙打造为文化旅游景区、闽南民间民俗文化培训和研究中心、创意市集和文化产品研发中心、休闲中心与文化产品销售中心等，这些探索和创意实践对于其他文庙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范正义以泉州天后宫为例，探讨了儒家伦理关系与资本的回报。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泉州天后宫在儒家伦理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与台湾及本地宫庙的关系网络给该宫带来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回报。社会资本在惠及宫庙自身的同时，还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移。首先，宫庙之间的交往是通过两岸信徒来进行的，儒家伦理关系在给宫庙带来社会资本回报的同时也使两岸信徒受益；其次，信徒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是信徒，但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还兼具其他多重身份，这就使得社会资本有了从宗教领域向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转移的可能性，这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本次会议架起了两岸三地沟通的桥梁，大家普遍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对儒学的发展与继承已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这次会议以“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为题，既阐释了儒家经典又与公众生活相联系，可谓功德无量！美中不足的是这次会议虽以“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为题，但缺乏企业界的回应，对儒学的阐释也多限于内释学，有学者建议大会应提出一种宣言，呼吁企业界的回应。另外，会议论文的题目过于宽泛，交锋不集中。但本次会议是两岸、韩、马国际儒学界对儒学的一次自觉反省，是儒学内释学与外释学相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相信儒学会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服务于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
[1]庆正.儒学为纽带 共建中国式管理模式[N].台湾旺报，2012-09-23.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义守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编辑.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义守大学，2012.
（作者单位：王长坤，西安理工大学思政部； 王长军，西安市烟草专卖局）
作者：王长坤 王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