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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1：
从“民族感情冲突论”“历史认识冲突论”到“国家利益论”
内容摘要:安成日博士新近出版的《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以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论著,其独特价值表现为:在资料收集、发掘和使用方面有新的突破;在研究视角和理论上有新的创新;在学术观点方面有重大的创见;在细节上为历史行动者给以传神写照的刻画,凸显历史观念。对当代日韩关系的学习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韩关系朝鲜半岛 民族情感历史认识 国家利益
在冷战体制下,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舞台,因此日韩关系研究历来都是当代东亚区域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在冷战思维下,国内外诸多研究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学者,多从日韩之间长期的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反抗的历史造成的民族间感情冲突和对过去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认识冲突的角度把握当代日韩关系,但这似乎并不能理性地、正确地认知当代日韩关系发展变化。我国国内的当代韩国研究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起步,但是真正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才得以问世。但纵观其研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基于国外学者研究著作等第二手资料,鲜有利用韩、日、美等相关国家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的研究。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安成日博士新近出版的《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安著》,并标书页)一书,恰恰弥补了国内韩国研究中的这一不足,开辟了基于第一手资料研究当代日韩关系的先河。《安著》共10章,外加《前言》和《附录》、《参考文献》洋洋60余万言。该书的基础是安成日博士于2000年提交南开大学的世界史(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该博士论文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作为该项目结题报告,可以说《安著》凝结了安成日博士十余年在当代日韩关系领域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成果。
该著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围绕战争赔款及财产请求权、渔业及李承晚线、在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等两国之间悬案问题展开的七次会谈为主线,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一手资料,跨越传统外交史的局限,以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论著。该书一经出版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销往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纵观全书,《安著》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安著》在资料收集、发掘和使用方面有新的突破
要想完成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对第一手资料和相关研究动态的把握程度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当代日韩关系史也不例外。仅用中国国内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然是不够的,要想在研究中有所突破,必须收集和翻阅大量相关国家的档案资料和相关人士的回忆录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必须掌握有关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相关国家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要想做到这一点不迈出国门是很难想象的。不仅如此,研究者还至少要精通两个相关国家的语言,并具有出色的理解和翻译能力才能恰如其分地驾驭所掌握的材料。
安成日教授恰好具备了这些研究当代日韩关系所必备的客观条件。安成日教授曾在日本求学四年,多次访问韩国,精通日、韩两国语言,同日韩两国的学术界也有广泛交往。从《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一书《绪论》中的有关当代日韩关系问题的研究综述及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即可看出,安成日教授在撰写该书时对中、日、韩、美、朝等国的相关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作到了几尽竭泽而渔,力求不错过一篇重要的相关文献的程度。从《安著》所列参考文献来看:中文第一手资料有14种,研究著作有20部,研究论文有36篇;日本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有130种,研究著作有62部,研究论文有60篇;韩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有84种,韩国、朝鲜方面的研究著作有30部,韩国方面的研究论文有40篇;英文文献有31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安著》不仅在中国国内首次使用了韩国外务部曾经公开过的七次日韩会谈档案资料,还配合上述资料大量使用了日本外务省公开的档案资料、美国国务院公开的档案料、日韩美相关人士回忆录等。
安成日教授不仅几乎统揽上述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也承担了绝大多数资料的翻译工作,对于字词、语境反复斟酌,以期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单从对于资料、研究成果的收集及使用而言,安成日教授对当代日韩关系研究已远远超过了当前国内学者的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研究的水准,甚至超过了众多海外学者现有的当代日韩关系研究水准。也正是上述对资料的充分掌握和研究动态的深刻把握,为《安著》的研究创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安著》运用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客观、准确地记述了当代日韩关系的发展演变,书中引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作者前往韩国国会图书馆、韩国首尔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日本各著名大学图书馆所查找到的、国内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本书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也必将成为研究东亚国际政治和当代日韩关系的学者们的案头必备书。
二、《安著》在研究视角上有新的创新
纵观目前国内外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多以双边关系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鲜有人以当代国际关系史和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纬度考察当代日韩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安著》则恰恰以国际关系史、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把握当代日韩关系置于东亚国际政治体系、格局中考察,强调多国档案资料的对比研究,将研究的范围由传统的外交史、双边关系史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了国际宏观背景、区域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次的互动研究,并深入到了外交决策的深层次内容,如决策者、决策背景、决策过程等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安著》认为:“冷战”体制是一个大系统,其内部存在东西两个“相互对立两大子系统”,并指出“日韩关系是西方子系统内部次元体之间的双边关系,属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畴。”《安著》又进一步指出:“在‘冷战’格局下,日韩双边关系从大的方面,首先受东西‘冷战’格局变化的影响。其次,又直接受到朝鲜半岛南北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另外,日韩关系还受到西方阵营内部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即日韩关系又受到美韩关系、美日关系变化的影响和日韩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安全保障上的相互利害关系变化的影响与制约。”(p10)
《安著》还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日韩关系是东亚地区邻国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层次的角度来说,日韩关系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历史角度来说,日韩关系又是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的关系”(p10)。因此,“日韩关系既有西方阵营内部国与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特点,又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特点”(p10)。同时又有“东亚邻国关系的特点和亚洲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国家关系的特点。这些构成了当代日韩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P23)
日韩关系虽然是一种双边关系,但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必然受到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制约和影响。只有注意到多边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日韩双边的关系。因此,“安著”不是孤立地讨论日韩关系,而是把日韩关系放在多边关系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比如,在谈到韩国欲参加对日媾和的问题时,《安著》不仅注意到了日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而且也注意到了美英、美韩和美日关系对韩国参加对日媾和会议问题的影响和制约。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问题的分析中,《安著》从东亚国际关系的纬度,不仅分析了冷战格局的形成,日本、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而且也探讨了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及由此引发的中美关系变化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
在所有影响日韩关系的第三国因素中,美国因素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在研究当代日韩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安著》对美国东亚政策变化及由此引发的美日、美韩关系的变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分析和探讨日韩之间举行的七次正式会谈过程中,《安著》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都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如《安著》在第四章中谈到第一次日韩会谈背景时就指:“大韩民国成立以后,美国试图使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个在南朝鲜地区诞生的新政权。这与美国作为其冷战政策的一环在亚洲推行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密切相关。”(p105)又如在第六章中谈到第四次日韩会谈问题时,《安著》利用很大的篇幅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第三世界‘自由国家’援助政策的变化”(p189)和“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调整”(p190-193)以及朝鲜半岛南北政权对峙中韩国所处的不利地位(p210-213);在谈到第六次日韩会谈时《安著》也对20世纪60年代朝鲜半岛南北战略态势的微妙变化(p286)、美国对韩国军事政权的态度(p279)等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安著》在第九章“第七次日韩会谈及日韩条约的签订”中还最后总结到:“从东亚国际战略角度看,‘日韩条约’的签订,把东亚两个亲美的国家连接在一起,并实现了日美在韩国‘援助’上的战略‘换肩’,加强了美日韩在东北亚的战略合作关系”(p358)。《安著》以简练的语言总结和概括了日韩会谈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揭示了美国积极斡旋日韩会谈的根本原因以及日美的相互需求。此外,《安著》还用相当的篇幅分析了论述了“日韩条约”签订后东亚国际社会的反映。
《安著》对于每一个时期日韩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因素——美国对日韩两国的态度、美国东亚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朝鲜半岛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都做了必要的交代。《安著》对于上述关键因素的处理拿捏得恰到好处,在逻辑上也没有任何缺失。《安著》无论从文章结构上看,还是文字量的分配上看,都作到了恰倒好处、详略得当,表现出了作者卓尔不凡的写作功力。
三、《安著》在学术观点方面有重大的创见
在国内外,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也已有多部著作问世。但这些著作多拘泥于“日韩民族情感冲突论”、 “历史认识冲突论”或“日韩会谈美国导演论”,未能深入解析制约或推动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因。如,美国学者李庭植,韩国学者李元德,日本学者高崎宗司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韩关系长期处于不睦状态的原因归咎于 “对朝鲜殖民统治的认识问题”和“日韩之间的民族感情冲突”。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迟迟不能顺利解决两国之间的各种悬案,建立邦交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拒不承认过去对朝鲜殖民统治的错误,这导致了日韩两国对过去历史认识上的严重对立,两国民族感情发生激烈冲突,导致两国战后处理谈判久拖不决。┅┅这些学者在有关著述中,多对日本对过去朝鲜殖民统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P6)其学术研究角度,多以“认识(知)论”和民族主义为视角,注重决策者“认识(知)”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盯住日韩民族仇恨问题,其研究视角基本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外交史纬度内。对此,《安著》则认为,“当代日韩关系中确实存在日本对过去朝鲜殖民统治的错误认识问题。日本对过去殖民统治的错误认识问题,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代日韩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对此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必要的。”(P5)
但是,据《安著》对当代日韩关系的观察,直至日韩两国建立邦交,在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认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善后处理阶段开始到1965年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日韩都未能消除两国在‘过去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日韩两国基本上各执一词,分歧和对立依然存在。日本对过去朝鲜殖民统治的认识和态度基本上是前后一贯的。”(P5)“也就是说,日韩邦交正常化是在搁置日本对过去朝鲜殖民统治的认识问题的情况下实现的。” “这就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对立的国家,为了实现各自更加现实的、更加重要的国家利益,是有可能超越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就某一问题达成妥协的。但是,这种妥协并不意味着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得以消除,只是更加切实的现实利益掩盖了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在过去历史问题上不时地发生矛盾和冲突,便是对笔者这一观点的很好的佐证。”(P6)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李钟元等力主“日韩会谈美国导演说”,把影响当代日本韩国关系发展根本原因归结为“东西冷战”和美国的“冷战战略”,强调“美国因素”作用,提出在处理日韩两国各项悬案以及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P6)。对此类观点,安成日教授结合对日、韩、美等国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缜密分析和对其他学者的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研究成果的细致考察,提出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或接近才是当代日韩关系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因的新的观点。
《安著》指出:“美国自始至终参与日韩会谈,或充当会谈的司会者(首次日韩预备会谈),对会谈直接施加影响,或在背后进行斡旋,对日韩两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等,美国几乎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撮合了日韩会谈。但是,尽管美国多方进行撮合,日韩双方依然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各项悬案、建立邦交花费了十四年的时光。不可否认,美国的作用是影响当代日韩关系的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认为美国对日韩会谈施加的影响是日韩会谈最终达成妥协、两国建立邦交的根本原因,那就不能很好地解释日韩会谈为何拖延十四年之久才获得解决的问题。”(P6)
《安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韩两国之间的各项悬案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日韩两国在财产请求权问题和渔业问题上的国家利益的根本对立”(P11),同样,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韩会谈之所以达成妥协,建立邦交,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两国在‘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国家利益上的相互吸引。”(P12-13)《安著》的这一结论对日韩关系持“认识(知)论”和“民族感情冲突论”观点的学者及持“美国导演论”观点的学者的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安著》的上述结论,不仅为我们研究当代日韩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而且也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学术观点上的重大创新。
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要求作者具有理性历史观念。从民族情感到国际关系史中的国家利益,需要突破民族情感的约束,不应该凸显民族仇恨。因此,不仅要资料真实,还要从历史规律的理性角度,来认识人和社会,认识国际关系。这对于任何一位史学家都是一种挑战。国外日韩关系研究,日、韩学者之所以演绎出“民族情感冲突说”和“美国导演说”,正是这样一种理性历史观念的缺失。《安著》奉献给我们的是一部历史理性的日韩关系研究著作。《安著》从国家利益入手,以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纬度,从日韩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国家实力、决策精英、官僚体制、企业集团、思想意识、群众心理、传播媒介、公众舆论、地理环境等不同的视角综合考察了当代日韩关系,从而实现了历史研究理念上的新突破。
四、在细节上为历史行动者给以传神写照,凸显历史观念。
作为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详细地列表并考据分析是必须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对于资料的运用方面。《安著》大量运用了韩国和日本的各种统计资料,通过数据说话,列表分析,给人一目了然的直观。对于翔实的资料,《安著》仍审慎的核实。如对日文中的“瓦”,提出了自己的考证(P28),对于现成的统计数据的认真的核对计算等。当原来资料的结果有误,有出入者,即以二种入书,提出自己的注释。《安著》在资料的运用方面,除对有价值的第一手的资料、档案、回忆录、论著、报刊等予以关注外,还对那些不直接相关,但是反映了两国政治动态,社会风情,国际、国内背景的民情、民意、民风的著作,同样予以了应有的关注。(P6)
以《安著》对二战后的七次日韩会谈的记述为例,过去由于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期时,国内学术界都未能对七次日韩会谈过程中,正式会议上的会谈及各分委员会上的会谈内容,双方的主张、争论的焦点等进行详细的脉络梳理。因此,在分析评论方面也难免缺乏客观公正性,也缺乏历次会谈之间的相互比较。但《安著》根据所掌握的相对全面、详实的资料,对日韩双方举行的七次会谈及每次各分委员会上的会谈内容进行了相当清晰的脉络梳理,成功勾画了历次日韩会谈的国际背景,会谈双方的对策、参与会谈的日韩双方成员的心理活动、会谈中所采取的双方的策略和手段等,精辟分析了历次会谈或破裂、或成功的原因等。
如《安著》对有关第一次日韩会谈的记述就是如此。在通读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安著》分别对“正式会议”上的会谈、“基本关系委员会”上的会谈、“渔业问题委员会”上的会谈、“财产请求权委员会”上的会谈,以及“在日韩国(朝鲜)人法律地位及待遇问题委员会”上的会谈等进行了清晰而详细的叙述。
《安著》紧紧抓住会谈中日韩双方的基本立场、谈判对策、谈判底线、谈判策略和手段等对整个会谈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最终精辟地分析了会谈破裂的原因。《安著》指出:“第一次日韩会谈举行的时间正是二战后日本的‘复兴与重建’时期”,“日本不可能在日韩会谈中接受韩国方面提出的庞大的财产请求权要求,把日本战后‘复兴与重建’中迫切需要的宝贵的外汇用于支付韩国的对日请求权。”而“对打算把从日本获得的‘赔偿金’或‘补偿金’用于独立后的韩国经济复兴及因朝鲜战争而变成废墟的国家之重建的韩国来说,对日请求权问题又是关系到韩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于是,日本方面提出缺乏法律依据的‘非理性的不合乎逻辑’的‘逆请求权’要求以后,遭到韩国方面强烈反弹,立刻中止了日韩会谈。”(P139-140)日韩双方恰恰是因为国家利益相悖而未能达成任何共识的。有了这样的分析交代,就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积极斡旋下的第一次日韩会谈依然走向破裂。即日韩会谈的破裂并非完全是日韩双方的民族情感冲突,还有更重要的围绕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沿岸国家渔业管辖权问题的日韩两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
对细节的注重是实证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历史中的一个细节往往比一大堆空洞的评论更能说明问题。能否抓住关键性的细节,以小见大,关键在于作者是否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敏感的问题意识,即作者的“史识”。
《安著》中有很多细节都能体现出作者不凡的史识。如《安著》谈到“李承晚的下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则用“李承晚是权欲极其强烈的男人”的寥寥数语,勾画出了李承晚的性格、品行,如见真人,也说明了事件的本质。(P241)又如对朴正熙“脱了军装换西装”,还政于民的权力交接,以一句黑色幽默,揭穿了其触目惊心的军事独裁的本质,发人深思。(P328)另外,对“久保田妄言”的记述(P174-177),吉田茂鼓励池田勇人积极改善日韩关系的“勇往直前”记述(P283,这句话经作者注释方知实为一语双关,读罢释然一笑!);著书宣称“日本侵略战争是‘圣战’”的日本外相椎悦三郎,在韩国机场上临时加上“道歉语”的日本为政者的“灵活外交”的描述,(P346);“大平正芳——金中泌备忘录”签署过程的记述(P312-316);第七次日韩会谈首席代表“高杉晋一的美化殖民统治的百万吨级妄言”被揭露以后日韩双方态度和对应措施记述等(P344),都对历史行为者在政治、外交舞台上的活动予以真实、传神的写照。而且从细节描述上真切地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丑恶嘴脸,日韩“民族感情冲突”面前日本当政者的“灵活外交”,专制统治者的政治虚伪性和“国家利益”高于“民族感情”的客观事实等。这些传神的细节把握当然取决于作者精湛的日本语和韩语的语言功底和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实际上,安成日教授转益多师,初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在南开、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潜心日本研究二十年余年,研究日韩关系十余年,悉观日韩民俗,留意俚语,始能做到细节上为历史上行动者以传神的写照,给读者以极强的感染力。
当然《安著》也非尽善尽美。如《安著》第九章《佐藤荣作内阁与朴正熙政权的第七次日韩会谈及日韩条约的签订》是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最为深入和细致的论述。但是,该章关于“日韩条约”签订后国际社会的反应的叙述略显简单,只谈到了美国、中国和朝鲜三国的反应,并没有提到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阵营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苏联的态度等(P359-360)。此外,对文中引用的众多图表,《安著》没有编出图表目录,查阅起来有诸多不便等等。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安著》仍然是近些年我国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界出版的为数不多的杠鼎之作,是迄今国内唯一一部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专著,填补了国内日韩关系研究领域的空白。《安著》不仅包含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精当而客观的叙述和解析,更是在方法论和学术观点有重大的创新。使人读来直呼过瘾的同时,不得不敬佩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力,勇于创新探索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出色的词语运用能力以及还有作者那“十年磨一剑”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安著》以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理论”,结合阅读大量相关国家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当代日韩关系的发展演变的结果,最终摆脱国内外传统日韩关系研究中的“民族感情冲突论”、“历史认识冲突论”和“美国导演论”的认识巢臼,得出了“日韩国家利益冲突”的新观点,实现了研究视角、理论和观点上的重大突破。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备受国际社会的瞩目,朝美对话、日朝会谈、朝核问题等令人目不暇接。通过当代日韩关系的学习和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加准确把握朝美、韩朝关系的走向,也可以预见日朝会谈的最终结局。从这一点来说,本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参考书目: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版。
3、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97版。
4、王玮:《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5、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J]2004年第1期。
From the “Clash of National Sentiments” and the “Clash of Historical Awareness” to the “View of National Interests”
Jiang Longf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Province, 133002)
Key words: Japanese and Korean relations; Korean Peninsula; national sentiments; historical awareness; national interests
作者简介:姜龙范,1960年5月7日生,男,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作者：姜龙范
中日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2：
我国当代劳资关系研究
摘要：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与普赖斯文献的“指数增长规律”理论，运用主题及关键词词频统计和聚类的方法，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资关系研究发展大体划分为：初始期（1979—1993）、成长一期（1994—2002）、成长二期（2003—2011）三个阶段。试从理论基础、劳资冲突的成因、解决路径与发展趋势四大方向探析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及各研究方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脉络，以期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科学的参考。
关键词：劳资关系研究；文献统计；理论框架；指数增长规律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我国新型的劳资关系逐渐形成，劳资关系的配套协调机制仍在建设之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子的逐渐加大，我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实现多样化、劳动组织形式复杂化、劳动关系主体多元化，劳资关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表现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量增加、集体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等。这些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采用文献统计法和内容分析法，对1979年—2011年我国劳资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现状研究、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进行总结和梳理，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样本选择及研究方法
劳资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与联系：（1）劳资关系是在就业组织中由雇佣行为而产生的关系，其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前提下、劳动确立过程中，所形成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2）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从广义上讲，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任何劳动者和任何性质的用人单位之间因从事劳动而结合的社会关系，都属于劳动关系范畴。 （3）从含义上分析，劳动关系的内涵更广。劳资关系应是劳动关系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
本文认为，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定义为劳资关系更为贴切。因为在经济体制转型中，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劳资关系，从较为单一的国有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转向复杂多样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身份工人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由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相互合作转向劳资双方利益对立、既冲突又合作（姚先国、赖普清，2004）。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使得劳动力成为了特殊的“商品”，逐步与生产资料分离。而劳资问题突显的企业主要以国有改制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所以，在确定主题词时本文选取了劳资关系。
为此，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以专业期刊作为数据库，时间段设定为1979—2011年，选择检索条件主题及关键词为劳资关系，经过多重筛选除去新闻访谈、影视作品评析等相关文献，在精准的搜索条件下得到论文2708篇。其年度分布如表1所示。如果以核心期刊作为数据库，同样以精准为搜索条件可以获得核心论文838篇。在表1中，可以观察到劳资关系研究文献的篇数随年份的增长而递增。论文篇数以2008年为最。同时可以观测出以劳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2003年后才慢慢增多。为了确保足够的样本量及样本的相关性，本文选定第一组数据，2708篇期刊进行发展阶段的判定。另外，以第二组的核心期刊论文作为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总结和梳理。
2发展阶段的判定
文献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P.S.PrIce） 认为文献增长大体可描述为4个阶段：一是缓慢增长的初始阶段。二是指数增长阶段。三是线性增长阶段。四是缓慢增长阶段。简言之，根据文献增长呈现的规律可将研究发展阶段划分为初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完备期四个阶段，该理论通常能较好地适用并解释世界各主要学科领域的发展脉络，已被作为判定各研究领域所处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之一。
依据此理论，根据第一组样本空间，运用SPSS18.0进行分析。将逐年累计论文数量用Y表示，年份用X表示，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劳资关系研究论文的文献累积量呈逻辑曲线分布，P<0.001，表示回归方程具有统计意义；R2 值为0.966，表明拟合度很高，该值越接近与1拟合度就越高。F值为869.088，表明回归方程具有显著性。故普赖斯理论适用，如图1所示。
劳资关系的研究应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在普赖斯“文献增长四阶段”理论基础上，细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过程成为判定劳资关系研究发展阶段的另一重要目标。第一阶段：1979—1993年为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即改革开放伊始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第二阶段：1994—2002年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时期，其中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阶段。
根据上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过程的划分，结合表1中1979—2011年CNKI中劳资关系研究论文分布，统计显示，1979—1993年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均在20篇以下，1994—2002年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基本在60—90篇之间波动，2003年以后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均在100篇以上。运用SPSS对这三个时期的论文数进行回归验证，结合“文献增长四阶段”理论，可判定我国劳资关系研究的发展阶段如下：
（1）1979—1993年间，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均在20篇以下，符合文献增长第一阶段特征“文献数量少且增长不稳定”。故将此阶段确定为劳资关系研究的初始期。
（2）经过SPSS的统计分析，1994—2011年应为劳资关系研究的整体成长期，为了更好的诠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对劳资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1994—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阶段。并分别对这两个阶段进行了指数和线性回归的比较。
对1994—2002年的数据进行指数回归分析发现，数据分布与指数曲线拟合度较高，R2值为0.972、P<0.001、F值为239.818，如图2所示。这一期间符合文献增长第二阶段的指数性增长的特征。为了与第三部分相区分，故将此期间定义为成长一期。
（3）对2003年—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指数和线性回归的分析。经过结果比对发现，该时期的文献增长规律更符合指数的增长规律。指数模型R2值为0.995、F值为1306.578、P<0.001。线性模型R2值为0.982、F值为384.930、P<0.001，前者拟合度明显高于后者，如图3所示。因此认定该阶段的劳资关系研究为成长期，尚未进入文献呈线性增长的成熟期。故将此时期定义为成长二期。
3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发展趋势
对于劳资关系研究的探析，应该从基本的文献入手，从而提炼核心。用CNKI中的核心期刊搜索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章能更好地研究状况。从研究的科学性和相关性两重考虑，本文将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的检索库设定为核心期刊，将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和关键词，在精确模式下收得论文838篇。本文并没有按照关键词进行劳资关系研究的分类，因为该学科的研究有其特殊性。一篇完整的文章可能包括劳资关系的现状、成因和解决路径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或者并不是关于劳资关系本身的研究，而是涉及劳资关系的其他领域的研究，这样就增加了分类的难度。所以从严谨性考虑，本文采取了逐一筛选的范式将论文数据库进一步缩减为500篇。根据文章的中心内容及偏重性将劳资关系研究的领域划分为理论基础、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成因、解决路径与发展趋势四大领域，并按各领域进行了聚类统计分析。其中理论基础研究（34篇，占6.8%）、劳资冲突的成因研究（137篇，占27.4%）、解决路径（306篇，占61.2%），发展趋势研究（23篇，占4.6%）。如表2所示。
3.1理论基础研究
（1）初始期（1979—1993）为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关于劳资关系的理论研究，这和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有关。
（2）成长一期（1994—2002），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及十四大方针的确立，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三资企业在这一时段数量激增，所以关于劳资关系理论基础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在中国工运学院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劳资关系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对西方工会理论的理论基础、衍生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梳理。②分析西方国家集体谈判理论的由来及具体内容，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策建议。③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是否存在。④重新审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在新形势下是否适用。代表性研究学者有郑桥、佘云霞、赵炜、周新军等。
（3）成长二期（2003—2011），是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于劳资关系的理论基础研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探索。这一时期的研究特色体现为：①通过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分析劳动的本质内涵。代表性研究学者有刘永新、贺艳秋、宗煜萍、闫洁等。②对西方劳资关系新理论的总结、传播。例如，劳资关系战略选择理论、劳资关系氛围理论及劳资关系协调理论。代表性研究学者有孟凡强、李艳、肖文韬。③我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姜瑞瑞、葛玉辉（2009）提出劳资关系周期理论。徐晓江（2009）基于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中国的劳资关系变化趋势遵循发达国家的演化路径，通过计量模型验证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存在。刘金祥（2011）提出多元化路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的反思和重构。
关于劳资关系理论基础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在成长期共有34篇，排名第3位。纵观其发展状态，呈现了“洋为中用为主、理论创新为辅”的特色。大部分文献以论述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为主，而对于具体的理论是否适合我国国情、如何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则较少。另外，各流派对于哪种理论更适合我国国情存在一定争议。
3.2劳资冲突的成因研究
本文对多发劳资冲突的企业类型进行了细分，细分的标准是按文献的篇名分类。如表3所示，在文献中出现的企业类型包括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国有改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全球化跨国企业。这些企业的性质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属于除国有企业以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结合表3可以观测到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以来料加工、制造为主要经营模式的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核心文献共137篇，篇数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其中以2008年的数量为最。
（1）初始期（1979—1993），这一时期核心期刊中反映劳资冲突的文献仅有1篇。赵曙明（1993）提出劳资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利失衡。要转变“资强劳弱”的现实，就必须完善劳动立法、组建工会、加强政府监督管理。
（2）成长一期（1994—2002），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政府积极推进改革、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从业人员的急剧增加，劳资关系逐渐走向失衡，劳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增多。针对上述现象的发生，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劳资冲突成因的分析。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者有：王持栋、王文慧、周长城、李欣欣、卢现祥、戴建中等。
学者对于劳资关系现状的调查主要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时间和强度、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条件五个方面。之所以存在三资企业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具有不同的待遇、私营企业中农民工的底线伦理经常遭受挑战、国有改制企业中员工的生存伦理无法保证等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源因素。体现为劳方和资方的力量对比，劳方的权利基础是个人的、群体的、工会的，资方的权利基础是财产力量和市场力量。强弱的地位悬殊造成了“强资本、弱劳动”的现实。第二，政治、经济因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而政策机制相对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仍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加上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态势。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为主，处在生产链的下端，急需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组织因素。在组织因素中包括政府、工会、行业协会和企业。首先，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规章制度不完善，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时扮演角色错位、越位。其次，工会的职能与市场经济不匹配，不具有独立性，不能代表员工的权益（李琪，1995）。最后，行业协会不具有实质的制约作用，企业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员工的诉求。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缺乏三方机制的协调作用和员工参与集体谈判的基础（卢现祥，1999）。第四，法律因素。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跟不上制度的转变、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经常被不法企业“钻空子”，造成了员工无法可依、合法权益无法保障的凄惨境地。进一步完善立法的呼声，成为这一时期凸显的重要课题。
（3）成长二期（2003—2011），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更注重实证研究，调研的范围集中在非公有制企业密集的浙江及沿海地带。代表人物有姚先国、夏小林、许峰、吴永新、王永乐、李梅香等。2003—2011年间是我国劳资冲突的凸显期，其中暴力讨薪的群体性事件和违反劳动安全的重大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这一时期劳资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再是选择沉默的离职，而是通过集体性的罢工争取自身的权益。由于工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是受到雇主抵制的，所以在集体事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是“工头”和老乡会等非正式组织（贾文娟、2006）。另外，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他们接受新事物能力很强，有相对独立的主体意识、渴望城市化、希望被尊重，更加重视精神需求（徐建丽，2011）。而在大部分私营企业中并不重视企业管理伦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二者很少在私营企业经营和管理中起到驱动和引导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的“家族文化”和“老板文化”，根据企业主个人意愿决策地“人治”等管理方式（于云荣，2011）。在这一时期，学界提出了劳资冲突的新原因，就是社会的失范、文化道德的缺失。
综合三个时段学界的研究，可以分析出这样几个特征：（1）研究方法从单一化到多样化、专业化，对调研数据的处理由定性分析为主到定量分析为主。例如，社会调查、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及个体访谈等调研方法的应用。（2）调研对象从普遍化到个性化、细致化。比如，关于女性农民工现状的调研（王海军，2007）、户籍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姚先国、赖普清，2004）、对私营企业主的调研（戴建中，2001）等新的研究视角。（3）调研范围广泛化。涉及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经济带”等地区。另外，在“环渤海经济带”的山东、辽宁主要以韩资、日资及中韩、中日合资企业为主。（4）研究内容由单纯现状描述到深入细致的冲突成因分析。体现了学界对于劳资冲突成因研究的进一步提升。
3.3解决路径
学界关于劳资冲突解决路径的研究共306篇，是各研究领域之最。其特色为：（1）以介绍国外经验为主，三个阶段发表的文献篇数均为第一位。（如表4所示）（2）研究的成果具有时代的特征，在不同的时段，研究的侧重点不同。（3）研究方向受政策的影响较大。比如在2005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提出“围绕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在成长期关于和谐社会和劳资关系的文献相应大幅增加，占总论文量的23.15%。（4）劳资冲突的调节手段分为“硬调节”和“软调节”两种。前者主要应用于宏观的政策和法律层面，后者主要是指道德、文化及价值观在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层面的作用。呈现出“硬调节”为主、“软调节”为辅的特点。（5）尝试从管理学视角，分析企业与员工关系。主要体现在企业内部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中。
（1）初始期（1979—1993），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解决劳资冲突的对策多以学习国外经验为主，如以美国、新加坡为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性的指导（宋晓梧，1993）。对于国内劳资关系的研究之一时段主要是回顾历史，分析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的成因及国民政府对劳资纠纷的态度与主张（徐思彦，1992）。另外，有学者从组织层面分析了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对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性。应通过激励的手段挽留员工，并发挥工会在协调劳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庞中英1993）。在劳动立法方面首次提出我国劳动法应具有双重性，一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为创建市场经济新机制提供法律保障。为我国劳动立法的框架做了理论性的分析和新的探索（郑尚元，1992）。总体分析，这一时期关于劳资冲突解决路径的文章较少，与整体的经济体制及结构改革类似，对于解决问题的机制研究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
（2）成长一期（1994—2002），这一时期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学界关于劳资冲突对策研究的发展时期。具体体现为研究内容更丰富、研究领域更宽广、研究对象更全面。对于国外经验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美国，这一时期还探讨了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劳资关系发展历程和趋势。探讨了日本式经营的特征：劳资协调、系列结构及技术创新。日本的劳资协调方式的优势是企业和员工的冲突在企业内部就可以协商解决（张可喜，1995）。关于国内历史经验的总结，探讨了解放初期处理劳资关系的方针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重要意义（张金平，1995）。
在机制层面，有学者强调劳资关系的契约化、自主化和法制化。这一思路源于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反对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认为在契约和法制完备的条件下，企业和员工可以自主进行协商，从而解决劳资纠纷（张再，1994）。另有学者指出，三方机制是按照三方性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争议处理的运行机制。三方性原则是指在劳动争议处理活动中，应当充分听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企业综合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三方的意见、反映三方的意愿，真正做到合法公正（班玉环，2002）。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政府在劳资冲突治理上的作用认定并不统一。
组织层面主要探讨政府、工会、企业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应该利用政府“有形的手”完善法制建设，加强工会角色的转变，促进三方协调机制的形成。指出工会在市场经济中地位与职能应发生转变，强调工会应该独立并且切实的代表员工的利益。学界在企业层面分析劳资关系的发展主要从内部员工持股和利润分配的视角进行（李琪，1995）。该观点认为，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稳定的股东、有利于增加公司的凝聚力、有利于增加职工的收入，从而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宋丽英，1994）。
1995年《劳动法》颁布的背景下，法学界做着继续的努力。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具体涉及差别待遇、黄犬契约、拒绝集体谈判和控制干涉工会等内容。认为，不当劳动行为立法应与救济规定配合进行，采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并行的方式。应将国际劳动标准与中国的劳动立法挂钩，以此来弥补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足（常凯，2000，2001）。另有学者分析，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与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关系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应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立法规范（王振麒，2001）。
在道德、文化层面，有学者提出了劳资关系的“软调节”理论，在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内部劳资关系，既是一种经济法律关系，同时也内涵着一种文化关系。在进行劳资关系调节时，不仅要强调法制化，而且要对劳资关系的文化化给予一定的重视和研究。软调节的目的是：将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共识上升到企业共同体利益之上的自觉（孟令军，1999）。从道德、文化层面讨论劳资关系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文化理论的兴起，是劳资关系调节理论的一个由低端到高端的发展过程。作为市场文化关系的劳资关系，给劳资双方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同时给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觉合理的文化底蕴和社会氛围。
（3）成长二期（2002—2011），学界关于国外经验的研究，在三个阶段总体比例呈下降趋势。由初始期的70%以上，到发展期的40%左右，最后降为成长期的23%。这说明研究者的理论视野越来越致力于本国现实国情下劳资关系的研究。另外，对于国外经验研究的范围继续扩大，延伸到了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从文献的研究方法上，不再是单个国家的描述，而是注重多个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代表性研究者为赵曙明、赵薇等。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1）研究方法更注重结合实例的实证分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夏小林（2004）发表的《私营部门：劳资关系及协调机制》。该文提出首先要完善“吏治”，其次要修改《劳动法》和配套法则。从而完善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的职能和建设，调整存在于政府和工会中的不当目标和行为，加快协调机制的完善。（2）更注重研究对象的细分及理论的实际操作性。例如，在企业层面，程延园（2004）提出员工关系管理理论，他认为现代的企业管理应该以员工认同为起点，以利益关系为根本，以心理契约为核心。应重视沟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及员工关系管理培训。
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进了整体法律保障类文献的增多，代表性研究者有：常凯、杜曙光、廉靖等。在文化道德发展层面，李培林（2008）提出了用文化调整劳动关系的战略。再次分析了企业文化对激发员工激情和增强且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3.4发展趋势
在2002—2011年间，关于我国劳资关系的发展趋势的文献大幅增加。代表性研究者有：郭明、程连升、罗宁、李萍等。纵观我国劳资关系研究的发展，体现出文献量逐年递增、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方法呈多样化态势等特点。劳资关系的利益体现也经历了从传统的资方单边路径，到劳资双方的双边体现，至现今的多边利益相关者的考量三个阶段。研究中心回归到结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机制研究；劳资关系理论研究趋于稳定；知识经济和产业改革新背景下的劳资关系研究标新立异。全球化新劳工的形成使得劳资关系研究更加复杂化，值得学界进一步的探讨。
4结语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与普赖斯文献的“指数增长规律”理论，运用主题及关键词词频统计和聚类的方法，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资关系研究发展的阶段划分为：初始期（1979—1993）、成长一期（1994—2002）、成长二期（2003—2011）三个阶段。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资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一个西方劳资关系理论引进与本土实践相融合发展的过程。经历了30多年的演变，如今已基本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即以劳资关系理论研究为渊源；以劳动者权益及其保护研究为理论主线；以三方协调机制研究为核心；以政策、法律机制研究为保障；以劳资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为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也要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不可能停滞不前。在全球化及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劳资关系的研究将迎来新的曙光！
作者：刘英为 耿帮才
中日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3：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与领域
摘要：近30年来，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对推动我国比较文学学术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通过文学上的研究与分析，了解不同文化的特性以及不同文化的交融途径。本文主要分析当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与领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工作，为我国比较文学学术的发展以及未来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外文学关系 研究 问题与领域
一直以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学术中重要的一部分。纵观中国近现代，对中外文学关系有深入研究的文学大家包括钱钟书、季羡林、梁宗岱等。近30年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极大推进了比较文学学术的研究，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出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以及《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标志着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出版了《中国文学在国外》一书，进一步扩大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领域，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而到了21世纪，《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中外作家个案研究》以及《人文日本》这三套丛书的出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步伐，为我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
从当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一直以来，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较为保守，仍处于传统范型。虽然已经整合了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并以此开创了许多学术研究领域，但这些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并没有取得理想的进展。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分别是研究领域在扩大的同时也在消解以及研究学者的缺失。因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促进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进一步发展，应做到三点。首先，研究人员要平心静气，杜绝喧嚣外界的诱惑，沉下心来做研究，保持学术姿态；[1]其次，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具备极强的活力，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注重吸收与整合其他领域的优秀成果，学习优秀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开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最后，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要根据社会变迁来思考中外文学关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深入挖掘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化感染力，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领域
单从逻辑关系的角度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主要分为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同时也属于研究过程中三种可能的研究方法。这三个层次分别是民族文学之间事实联系的发掘和梳理、文学思潮的梳理与叙述、作家具体创作时对外来文化资源的吸收。[2]在民族文学之间事实联系的发掘和梳理这一层次当中，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国外文学的翻译作品、中外文学交往记录等。这一层次中十分具体地记录了中外文学的交往记录，同时展现中外文学关系之间的偶然性、随机性，或者是受到某一社会思潮与文化的影响。而在文学思潮的梳理与叙述这一层次当中，主要体现的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翻译作品、文学批评著作等。相较于民族文学之间事实联系的发掘和梳理这一层次而言，其受到社会思潮与文學的影响较大，然而该层次对于中外文学概括与描述的有效时间较短。作家具体创作时对外来文化资源的吸收这一层次，体现了很强的个人色彩，更多的是考虑作家本身受到的影响，体现作家创作过程中的独创性，可以说是文学与文学关系最深层次的体现。[3]
这三种层次体现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三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各有各的特征，同时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分析材料与依据也有所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研究方式同样有着自身的缺陷与误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将这三个层面的分析与研究进行融合，同时研究者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层次研究的局限性，这样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开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进一步推进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学术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研究不仅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也有着重要作用。在研究过程中还要不断创新，不断研究理论与方法，通过不同的研究分析材料进一步推进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构建新的中外文学关系史基本框架。通过这样的方式，相信未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进展，确保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钱林森，周宁.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与领域[J].中国比较文学，2016（04）.
[2]周宁.中美文学关系研究：问题、方法与范型重构[J].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6（01）.
[3]祝丽.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重要成果[J].中国图书评论，2016（08）.
（作者简介：葛婉，女，硕士研究生，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作者：葛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