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财务报表列报方式的变革是财务报表与企业本质逐步趋近的过程,包括了会计系统与业务活动、会计系统与商业模式以及会计系统与企业本质的三个递进阶段。现阶段,由IASB和FASB提出的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基本上属于会计系统与商业模式的初期,这也就意味着财务报表列报方式还有深入演进的空间。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 篇1：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摘 要：数字经济如何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微观企业是目前数字经济建设与企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2015—2019年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而企业金融化程度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论为精确认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也为当前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助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数字经济;投资效率;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2.02.00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要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水平。近期，国家又进一步提出推进以工业互联网、5G等数字经济硬件设施为主体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在此背景下，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Kapoor（2013）以印度经济做参考，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印度经济增长。张勋等（2019）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也能促进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此外学者还从城乡收入（宋晓玲，2017）、居民消费（易行健和周利，2018）、产业结构升级（焦帅涛和孙秋碧，2021;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就业（Autor&Sakomon，2018;Daurh&Fineisen，2018）以及企业创新（唐松等，2020）等层面论证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系列文献评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但这些研究大多使用宏观数据讨论数字金融与经济发展、区域不平等、居民收入差距等的关系，未能识别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作用机制。而国外文献所研究的金融市场类型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金融市场转型制度亦有差异，其结论经验对于国内市场并无普适性。数字经济发展为我国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而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则是衡量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李红和谢娟娟，2018）。故而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以及如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理应受到關注。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数字经济的微观影响理论体系，而且对于深化数字经济建设与微观企业深度融合，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研究与基本假设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
投资活动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整个企业的管理成败。目前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大多基于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个角度。投资不足意为公司因筹资渠道不通而导致资金不足，从而不得不放弃一些优质的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投资过度则是当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时，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违背股东的利益进行过度投资。现实中，显然融资约束问题成为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关键。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就越表现出投资不足的倾向;而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拥有富裕的资金，则越表现出投资过度的倾向（连玉君和程建，2007）。因此，本文拟通过融资约束中介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即首先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继而验证融资约束是否是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中介变量（见图1）。
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资金供求方的融资成本。一方面，金融机构等资金供给方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快捷地获得大量资金需求方的信息，依托大数据建模等方法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还有助于深化金融机构信贷服务和投资者投资服务，促使更多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参与投资。企业能够获取更加丰富、有利于企业融资决策的信息，增强企业方在投资者前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融资成本。综上，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资金来源、增加了融资便利、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即数字经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有助于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减轻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这对陷入投资不足的企业具有改善作用。企业囿于捉襟见肘的资金往往会放弃一些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投资水平低于最优状态，而数字经济发展恰好可以促进企业拓宽外部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数量，弥补投资不足，在此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无疑可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但随着企业融资困境的逐渐好转，数字经济发展继续为企业源源不断输送资金，此时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刺激作用。企业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便利获得足够的融资规模，企业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而有动机利用充盈的资金扩大投资规模抑或是投资于对自身有利而有损企业利益的项目，造成投资过度，这一阶段则损害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我们做出假设H1：
H1：考虑融资约束时，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发挥中介作用，进而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呈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
（二）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倾向，即由于实体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纷纷通过跨行业套利来赚取利润。非金融企业热衷于发放委托贷款、购买理财产品、进行证券投资等金融投资活动，引发社会各界对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广泛关注。金融资产区别于实物资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具有较高的变现能力和流动性，可以应对环境对企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冲击。但企业金融化也能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关联性，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积累，最终影响到实体企业的投资效率。
在数字经济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阶段初期，企业融资困境得到缓解，企业投资效率得到提高。金融资产相对于非金融资产具有更好的流动性，当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投资机会时，持有更多金融资产可以迅速以较低的成本变现并反哺实业;此外，企业也能够通过获取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提高盈利水平，增加实业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投资效率;但当数字经济充分发展刺激投资过度阶段，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拥有较多的金融资产，企业内部资金会持续减少，企业经营者更加倾向于短期的金融投资，很容易在未来发展中出现效益受阻、成本挤压等问题，会显著抑制实体经济的投资效果（Lazonick&William，2014），即会进一步损害了投资效率。因此，我们做出假设H2：
H2：企业金融化程度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在实证过程中剔除了金融类企业、数据缺失以及特殊交易的样本，最终得到3525个年度观测值。为防止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还对变量中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1%的Winsorize处理。本文中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财务指标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中提取整理，城市GDP数值及人口数据摘自各地方统计局。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投资效率（Ceff）
借鉴徐业坤和安素霞（2021）的做法，本文利用Richardson的模型（Richardson，2006）來估算企业投资效率，具体模型为：
其中，Invest■表示企业当年的净投资额;Size■表示上一年企业的规模;Lev■表示公司上一年财务杠杆水平;Cash■为公司上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值与总资产的比值;Growth■为投资机会;Age■表示企业的上市时间，以研究时点滞后一期与上市年份差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度量;Return■是指公司上一年资本市场股票的年回报率;Invest■表示企业上一年的净投资额;残差？着即可以衡量企业投资效率，若残差？着大于零则表示为投资过度，残差？着小于零则表示为投资不足，残差？着等于零时表示为正常投资。本文将残差？着取绝对值然后取相反数作为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指标（Ceff），该值越大，表示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Dig）
目前较多学者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文选用市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3.调节变量：企业金融化（Fin）
参考肖忠意等（2021）的研究，本文采用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金融化程度（Fin），其中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4.控制变量
为减轻遗漏变量对文章结果的干扰，本文分别从企业和城市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财务杠杆（Fl）、股权集中度（Cr1）和董事会规模（Board）。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经济发展水平（Lngdp）和人口规模（Lnpeo）。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三）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Ceff=？茁0+？茁1Dig+？茁2Dig2+？茁3Controlt+？滋t+？滋i+？着 （2）
Ceff=？酌0+？酌1Dig+？酌2Dig*Fin+？酌3Dig2+？酌4Dig2*Fin+？酌5Fin+？酌6Controlt+？滋t+？滋i+？着t （3）
其中，Ceff为企业投资效率;Dig为企业所在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产生影响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将Dig滞后一期;Dig2为数字经济指数的平方项; Fin为企业金融化程度;Control为控制变量;？滋t和？滋i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着为模型扰动项。本文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City）层面，以缓解城市内部企业的关联性造成的估计结果偏差。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企业投资效率（Ceff）的最小值为-0.102，最大值为-0.000247，说明样本公司的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发展（Dig）及其平方项（Dig2）的均值为236.8和58581，标准差为45.98和20647，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企业所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均有所差异。
（二）基准回归
表3列（1）单独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Dig的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 Dig2的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依然不变，说明数字经济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验证了假设1。
进一步，由列（3）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个体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倒U型曲线的拐点为Dig=237.485，落在解释变量区间[145.5，322.8]的范围内，说明解释变量达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亦说明在本文考察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作用效果。
（三）调节效应回归
表4是加入交乘项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Dig）的系数及其平方项（Dig2）的系数与原回归的倒U型结果没有差异。而企业金融化与数字经济的交乘项（Dig*Fin）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企业金融化与数字经济平方项交乘项（Dig2*Fin）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金融化程度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型关系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即企业金融化程度增强了数字经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假设2得到支持。
五、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考虑模型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因此利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第一阶段选取数字经济发展高水平为处理变量，即按年度选取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取中位数，然后大于中位数的样本赋值1，其他赋值0，选取公司规模、利润、地区GDP、地区人口以及市场化进程等为协变量进行回归得到Lambda值;第二阶段是将估计误差Lambda作为控制变量带入第二步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回归中，两个阶段均控制了个体及年份效应。回归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各模型的回归系数均与原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异，假设1和假设2得到验证。
（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还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方式将被解释变量按照中位数2等分，变量记为Ceff2;第二种方式则是将被解释变量10等分，变量记为Ceff10。重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实证结果与原结论没有较大差异，假设1和假设2进一步得到验证。
（三）替换调节变量
参考黄大禹等（2021）的研究，本文采用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占营业总额的比例来度量企业金融化程度（Fin2），该值越大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深。重新进行模型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7。可以看出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与原结果并无实质性差异，进一步验证了原假设1和假设2。
（四）其他穩健性检验
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双边2%和5%缩尾处理，以进一步缓解极端值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实证结果与原结论没有较大差异，假设1和假设2同样得到验证。
根据Hanns（2016）的研究，对倒U型关系进行了纳入三次项的验证。在二次项的回归模型显著后，再把解释变量的三次项加入模型，观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是否有可能是三次方关系。为此，本文继续在模型中分别加入数字经济的三次项（Dig3）和其与代理成本的三次方交乘项（Dig3*Ac）及其于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三次方交乘项（Dig3*Fin），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是否存在三次方关系以及检验调节效应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9。列（1）表明在加入解释变量的三次项之后，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效率之间系数均不显著，列（2）中三次方的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三次方关系，支持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倒U型关系的稳健性。
六、进一步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内容，本文进一步验证融资约束在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中的中介作用。参照Baron&Kenny（1986）提出的层级回归分析法分三步检验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Ceff=？茁0+？茁1Dig+？茁2Dig2+？茁3Controlt+？滋t+？滋i+？着 （4）
SA=？琢0+？琢1Dig+？琢2Controlt+？滋t+？滋i+？着 （5）
Ceff=？酌0+？酌1Dig+？酌2Dig2+？酌3SA+？酌4SA2+？酌5Controlt+？滋t+？滋i+？着 （6）
本文采用SA指数的绝对值来度量企业融资约束，该值越大，表示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回归模型中同样控制了个体效应和年份效应，同样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指标，具体结果见表10。
第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列（1）中数字经济发展平方项的系数为负向负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第二步，检验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列（2）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负向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第三步，同时将数字经济变量和融资约束变量放入方程中检验它们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列（3）中可以看出融资约束及其平方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上说明融资约束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型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七、结论和建议
以网络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效率变革的新动能。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必然可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然而现实是，数字经济发展在前期可能会促进企业投资效率，而在后期，数字经济可能损害企业投资效率。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促使学者重新思考上市公司应该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改善投资效率。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效应的理论模型，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证实，当数字经济发展低于某一阈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造成的是“激励”效应，而当数字经济发展超过阈值时，数字经济发展给投资效率带来的是“挤出”效应;二是企业金融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三是融资约束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型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从而导致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亦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
鉴于数字经济对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本文建议企业应从两个方面来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一是在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上，企业应切实把握自身的发展状况，选择适宜的经营结构，合理利用金融发展环境提供的便利性。二是企业应保持适度规模的金融资产，确保金融资产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匹配。若企业处于数字经济建设初期，则持有一定的金融资产能够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融资约束问题已经得到缓解，数字经济的刺激投资效应开始显现，企业走向投资过度阶段，此时金融资产则会进一步加剧非效率投资。因此，监管机构应该积极的引导企业进行金融化，规范企业借势发展。
（責任编辑：孟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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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康 唐勇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 篇2：
论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演进逻辑
【摘要】 财务报表列报方式的变革是财务报表与企业本质逐步趋近的过程,包括了会计系统与业务活动、会计系统与商业模式以及会计系统与企业本质的三个递进阶段。现阶段,由IASB和FASB提出的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基本上属于会计系统与商业模式的初期,这也就意味着财务报表列报方式还有深入演进的空间。商誉资产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以独立的报表项目形式列报为企业经营资产,并且从企业本质角度被界定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及社会资本三者的有效配置及充分利用,完全验证了财务报表列报方式的演进本质。
【关键词】 财务报表列报;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商誉资产;企业本质;会计职业判断
2008年10月16日由IASB和FASB发布了题为《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意见》,在改进现行财务报表的内容分类上进行了显著的改革,提出了未来财务报表框架。财务报表作为经逻辑演绎而具备完备内在一致性的会计体系的核心,其变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全改变原先财务报表项目列示方式,甚至意味着基于会计学视角的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因为传统观念认为企业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财务报表,是一种特定的以财务资本为自变量的函数关系的投入产出描述。商誉资产在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也由传统的完全隐性逐步向显性转变,财务报表列报变革也是理解商誉的新视角。
一、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述评
未来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具有概念颠覆性,是由业务活动与财务结果的多因一果型模糊对应发展为业务活动与相应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的一因一果型完全对应。也就是说,原先财务报表项目是对企业一定期间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以会计要素的形式综合地反映,是将会计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作为主体来反映企业活动。而未来财务报表列报则以企业具体业务活动分类作为主体,用相应的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与之对应,并以传统的会计要素形式加以反映。这样财务报表同时明晰了业务活动与资源配置及效率的两类真实,会计信息更带来了信息含量与质量提升,尤其是透明度与相关性。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分类模式如表1所示。
以权益结合法账务处理为例,权益结合通常指参与合并企业的股东联合控制这些企业的全部或实际上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活动,以便继续对合并后的企业(联营企业)分享利益和承担风险。企业股东在合并后的企业中保持着合并前实质上相同表决权,财务会计则是以特有的账务处理方式来反映该事项的,即资产、负债、留存收益都直接按参与合并的个别企业的账面价值相加并不确认合并商誉。显然这是一种极端处理方式。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公式可看出,保证所有者权益是特定值的资产与负债会有多种组合,这其中就包括了两类报表项目都选择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的情况,而一旦选择了这种处理方式,就必然不能忽视商誉的存在。由此可以说权益结合也会产生商誉,因为合并企业的经济资源联合或所有者权益结合,会带来企业净资产结合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益是形成商誉的基础。
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提高了原有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含量。比如以前资产减值测试基本上是以资产的总体环境为背景并结合各类资产的财务特征,来计量资产减值总金额的。而未来模式则将业务结构作为企业资产分类标准进而评价其使用效益作为基础,无疑提高了资产减值测试的针对性,也会逐步改变原先基于资产类报表项目流动性分类的资产减值账务处理方式,进而实现不同资产类报表项目的资产减值额与其相应的市场环境及市场认同度相对应,这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公允价值风险。就会计信息整体结构而言,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与现金流量表采用基本相同报表结构提高了企业资源使用效率评价的精确性,优化了会计信息质量结构。
总体看,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改变了过去重视企业交易性而忽视企业本质是财富创造的观念,开始将企业财富创造的途径予以列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清晰地使企业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上的资产配置及运作效率得以披露,这无疑展示出了企业的商业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与企业本质的对称,会计也才有可能摆脱传统观念上的技术观而具有了制度性契约。因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安排,涉及到企业利益相关者规模、类型与利益分配方式等,由此会计便成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合约结构安排。
二、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
(一)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前因性变量
企业会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及结果,因此财务报告受企业本质界定的影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认为,企业不是作为传统理论所说的一种生产功能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出现的。不能极端地理解这句话。一方面任何一种生产结构都体现着治理性,而企业治理结构又与产品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进而影响着企业生产结构。企业生产结构与治理结构的联结就在于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另一方面,财务报表列报的任何新分类模式都意味着治理观念的变化。因为不同的分类对应着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体现在会计核算上就是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企业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将生产要素汇集、转化成实际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是企业与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的签约及履约过程,所有合约的不完善使得公司治理成为企业运作的基础,会计利用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全程描述各类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从财务报告的视角看,上述内容可以归纳出企业财务报告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核心是生产结构)、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的治理性而与企业本质高度对称。理论与实务都已证明企业所有权安排不再是一个离散的极端分布,而是一种将企业所有权按某待定系数连续分布于共享的多种性质的资本所有权上。从资本裂变角度看,首先表现为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分离;其次是财务资本所有者证券化而逐渐加深虚拟性;最后是隐性的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显性化。由此可以说,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界定了企业本质。
(二)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过程性变量
传统会计信息基本遵循了“先感知再反映”的工作模式,并由固化的会计要素作为输入会计系统的标准,其主要體现为显性资产投入与财务报表产出的效率分析,而对于诸如能够关注企业隐形竞争力、解读企业关系网和诚信的量化价值等方面却没有涉及。显然,这种资产效率建立在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与计量基础上,受限于会计要素,是一种极其简化的单一资产要素投入与单一利润要素产出的对比。这不仅对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的效率反映不足,而且对财务会计本身也是不足。比如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既包括了有形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又包括了无形的商誉资产等。显然它们体现着多种投入形式,而产出也不仅仅是净利润,还有市场占有率、管理水平、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会计要素来评判企业具体业务活动的反映的可能后果就是将会计数据视为完全事实,并成为人们安排未来活动的依据,这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出企业资源和资本的配置与效率及其与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的符合程度的方式。因此,财务报告的过程性变量就是要转变会计信息结构以实现会计信息形成、分析和业务优化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业务目标的高度一致,而这显然是要求会计流程全面与企业商业模式进行匹配,是管理层视角的会计核算方式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说,企业业务活动是由企业所选择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可以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系列价值动因的联结体,而具体业务活动则是价值动因的具体载体,会计系统应该反映出企业业务活动及其流程背后的商业逻辑,将企业绩效的“取之有道”描述清晰,这样会计系统本身就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构成内容。
(三)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输入性变量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的前因性变量与过程性变量决定了财务报告体系的会计信息的内涵,应体现出企业本质、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综合与解构的双向过程。将企业数据加工成会计信息应该是一个纳入管理体系的数据治理过程,以使之成为优化运营必须的依据。这样,也就使得企业数据的管理责任界定为企业的业务部门。这样,所有业务单元的数据就可能具有更高的质量,会计信息的责任流便得以建立,数据治理与利用进而成为相应业务部门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这也就意味着会计信息是与企业组织架构的组织层级对应的一种管理责任制。一旦企业组织架构发生变动,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及结果导向都应实现同步变化以适应其信息环境,否则就会存在较大的会计信息差距或缺乏对会计信息的信任。防范该类问题的核心就是充分实现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的一体化,使具有外部性特征的财务会计信息构建在内部性的管理会计信息基础上。比如海尔集团的会计信息结构与其采用的管理会计工具紧密相关。其损益表就有特定涵义,“益”指的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为用户创造价值而获得的收入;而“损”指的不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而获得的收入,不一定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是不可持续的。这样,构建于自主经营体基础的会计信息便具有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特征。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揭示了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与企业本质的高度对称,该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商誉概念界定、列报方式演进与主动式风险管理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归纳了商誉性质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其二是超额利润的现值;其三是一个总计价账户。显然,第一种观点没有明确是特指企业某类或某些类别利益相关者的好感价值,还是指企业全部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感觉的价值净额。第二种观点仅仅是从现值角度揭示商誉的计量方法而并未指出超额利润的真正源泉。第三种观点是从账户角度进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但由于账户设置在制度上的统一性与高度货币综合性,账面价值与企业实体价值可能会发生较大的背离,会计账户越来越沦落为由业务活动数据加工至会计信息的中介性载体,并且该观点假设商誉价值隐藏于总账账户之中。除这三种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从多个角度对商誉进行界定的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归纳形成商誉的可能的有利因素。但总的来看,现有商誉的研究都是将其指向于传统财务会计的账簿体系,借此探究商誉的内涵。
从另一方面看,商誉概念的范畴又有被泛化的倾向,就是将其界定为企业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而超额盈利的产生则又被视为有多样化的来源,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自创商誉不被确认,而外购商誉则在企业并购成本为并购等价交易所付出代价的假设下,成为超出并购所得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正是这部分的溢价创造了超额盈利。显然,形成溢价的因素仍是未知,就是其来源范畴也没有得到界定。
(一)外购商誉的形成依赖于自创商誉
尽管现阶段商誉本质的探讨着眼于企业购并,但显然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其商誉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并购行为发生而导致商誉的产生。可以说,恰恰是因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才导致并购行为的成功。换个角度看,一旦外购商誉作为一项资产被登记入企业账簿,便转化为企业有形要素资产总体效率提升的一种可能支撑。从会计准则角度看,商誉资产减值也正是从该角度进行规范的,是从企业现有有形资产的能力变化视角来进行测试的。可以这样认为,外购商誉通过会计核算进入企业后,便与企业内部资产相结合并期望提升内部资产运作能力,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外购商誉逐渐地内部化并成为一种特定的能力。它是外部并购与内部培植的共生体,体现着外部商誉进入企业后向自创商誉的转化,这也表明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是与外购商誉互动与互证的。
从商誉资产减值测试角度看,传统财务会计只核算外购商誉而不确认自创商誉,但一旦将外购商誉以资产要素记入账簿,其减值计提便又以内部账面资产运作效率为减值测试标准。也就是说,商誉减值测试制度实际上为自创商誉确认与计量创造了条件。另外,如果不确认自创商誉,合并企业可以凭溢价交易“创造”商誉并可能长期挂账,而未合并企业却没有这笔巨额资产,这必将导致更大的混乱。因此不能因交易观而确认外购商誉,将管理观的自创商誉排除在会计核算系统之外。
(二)商誉列报方式的演进
商誉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领域,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最初的理论研究都是将商誉视为无形资产一部分。实务中,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和英国会计准则在1998年以前也一直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来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直到1998年之后才开始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项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我国商誉会计准则于2006年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也以独立的方式产生。然而,尽管商誉资产从无形资产中独立出来并以单独的报表项目形式列报,但仍然没有摆脱其形成或来源的模糊确认。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将商誉资产作为单独报表项目并列示于经营资产中,这就初步明确了商誉资产的来源并为自创商誉的直接会计确认提供了基础,商誉资产报表项目就具有了实体资产价值属性,进而使基于财务报表的商誉价值分析成为可能。
之所以称为可能是因为商誉从理论上讲是被收购企业预期超额利润的资本化价值,是并购企业通过年预计超额利润与社会平均投资报酬之间的年金现值关系来演算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显然,企业及其投资者存在着对商誉资产的高度预期,即并购后的协同效应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并购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而提升企业价值。但现实是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在并购后的一定时期内每期的商誉减值金额高于其当期的收益增长额。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准确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以实现商誉与企业超额收益能力的无限趋近。如同三聚氰胺事件尽管只有几个企业涉案,但消费者在心理上对乳制品行业的某一类或几类产品都会产生警觉甚至抵触一样,这无疑对整个行业企业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也影响到了未涉案企业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
(三)商誉资产的主动式风险管理
商誉风险就是描述企业商誉可能面对的一些损失,它可能损毁企业的公众形象,迫使企业卷入代价昂贵的诉讼案件,并导致收入损失以及客户或者骨干员工的流失。商誉风险评估是企业目前全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看法以及当前环境下企业运营能力的估测。这样,企业内部控制便又增加了一项控制关键性商誉风险的职能。然而,综观内部控制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这一最基本目标,国内外已有权威研究报告,却并没有将之纳入,其实商誉资产项目是最具有不确定性而需要内部控制保障的。
商誉资产以单独报表项目方式列示于企业经营资产中,预示着商誉资产是企业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价值创造在于培植企业价值管理能力,就是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更高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尤其是新吸纳的社会资源与市场份额等。从企业本质角度看,只有四类资本完整体现在企业中并实现了最优组合,则该企业才存在商誉资产,即商誉应被界定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及社会资本三者有效配置及充分利用。
将传统财务报表基于会计要素性质的列示转变为基于企业经营活动性质的列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会计数据的重分类与新披露方式而形成的会计信息,但会计数据的任何分类披露都对应着相应的治理性,是财务报告对企业本质的描述关系被重新认识(界定),两者间的演变意味着较高信息转换成本的存在,而且这需要更高的会计职业判断水平的支撑。这是因为作为会计系统结果的财务报表从最初的与企业业务流程的对应演变为与部门分工的对应,以实现会计信息责任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继而要满足对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反映,并直至其背后的行为文化。只有基于这样演进逻辑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即提高企业决策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也更准确地预测到决策所产生的效果和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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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仲兵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 篇3：
关于投资与筹资循环审计的探讨
摘要：对一般工商企业而言，与销售与收款循环、采购与付款循環相比，每年筹资与投资循环涉及的交易数量较少，而每笔交易的金额通常较大。因此，投资与筹资循环能够对企业会计报表的公允反映产生较大影响，是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的关键点。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重大错报风险对投资、筹资活动的影响，并对被审计单位可能发生的特定风险保持警惕。本文对投资与筹资循环的性质、投资与筹资活动的凭证和会计记录、投资与筹资所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关键词：投资 筹资 审计
投资活动是指企业为享有被投资单位分配的利润，或为谋求其他利益，将资产让渡给其他单位而获得另一项资产的活动。筹资活动是指企业为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通过改变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和构成而筹集资金的活动。投资和筹资活动为企业完成其经营目标和战略措施奠定了基础。管理层为了取得收入并促进企业的成长，将获取和使用各种资本来源，并通过权益或借款来筹集这些资本。在很多企业中，投资于长期资产的金额通常具有重要性。如果企业不能从使用的资产中获得预期回报，或不能负担长期筹资的成本，或不能在长期借款到期时偿还，将产生持续经营风险。
1 投资与筹资循环的性质
筹资与投资循环由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的交易事项构成。筹资活动主要由借款交易和股东权益交易组成。投资活动主要由权益性投资交易和债权性投资交易组成。筹资与投资循环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对一般工商企业而言，与销售与收款循环、采购与付款循环相比，每年筹资与投资循环涉及的交易数量较少，而每笔交易的金额通常较大。这就决定了对该循环涉及的财务报表项目，更可能采用实质性方案。第二，筹资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契约的规定。例如，债务契约可能限定借款人向股东分配利润，或规定借款单位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不能低于某一水平。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筹资活动，可能对评估财务报表舞弊的风险、从性质角度考虑审计重要性、评估持续经营假设的适用性等有重要影响。第三，漏记或不恰当地对一笔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将会导致重大错误，从而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公允反映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从事投机性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公允价值的确定和交易记录的完整性等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2 投资活动的凭证和会计记录
2.1 债券投资凭证。载明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企业双方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性文件，其内容一般包括：债券发行的标准；债券的明确表述；利息或利息率；受托管理人证书；登记和背书。
2.2 股票投资凭证。买入凭证记载股票投资购买业务，包括购买股票数量、被投资公司、股票买价、交易成本、购买日期、结算日应付金额合计。卖出凭证记载股票投资卖出业务，包括卖出股票数量、被投资公司、股票买价、交易成本、卖出日期、结算日期、结算日金额合计。
2.3 股票证书。载明股东所有权的证据，记录所有者持有被投资公司所有股票数量。如果被投资公司发行了多种类型的股票，也反映股票的类型，如普通股、优先股。
2.4 股利收取凭证。向所有股东分发股利的文件，标明股东、股利数额、每股股利、被审计单位在交易最终日期持有的总股利金额。
2.5 投资总分类账。对被审计单位所持有的投资，记录所有的详细信息，包括所获得或收取的投资收益。总分类账中的投资账户记录初始购买成本和之后的账面价值。
2.6 投资明细分类账。由投资单位保存，以用来记录所有的非现金投资交易，如期末的市场对市场调整、公允价值的反映，以及记录与处置投资相关的损益。
3 筹资活动的凭证和会计记录
3.1 借款合同或协议、公司债券和股本凭证。借款合同或协议，是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款项时与其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公司债券，是公司依据法定程序发行、约定一定期限没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股本凭证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凭证。
3.2 债券契约。载明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企业双方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性文件，其内容一般包括：债券发行的标准；债券的明确表述；利息或利息率；受托管理人证书；登记和背书；如系抵押债券，其所担保的财产；债券发生拖欠情况如何处理，以及对偿债基金、利息支付、本金返还等的处理。
3.3 股东名册。发行记名股票的公司应记载的内容一般包括：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各股东所持股份数；各股东所持股票的编号；各股东取得其股份的日期。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公司应当记载其股票数量、编号及发行日期。
3.4 公司债券存根簿。发行记名公司债券应记载的内容一般包括：债券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债券持有人取得债券的日期及债券的编号；债券总额、债券的票面金额、债券的利率、债券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债券的发行日期。发行无记名债券的应当在公司的债券存根簿上记载债券总额、利率、偿还期限和方式、发行日期和债券编号。
3.5 承销或包销协议。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时，应当由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承销或包销，公司应与其签订承销或包销协议。
4 投资所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
4.1 投资交易的发生。由管理曾对所有投资交易进行授权。交易的数量越多，授权程序必须越正式。销售业务由下列文件支持：经纪人的销售公告、合同，董事会批准非上市性投资业务销售的会议纪要，高级员工核对收据和银行存款的详细信息。
对上市性投资的购买应当由经纪人的买入公告支持，对非上市性投资的购买应当由相关合同支持。两者都应当由董事会纪要（或其他授权文件）批准权益性投资的购买。高级员工应当在结算买价之前核对这些信息。本项职能应当同投资购买业务的批准和记录职能分离。
4.2 有价证券的收取和保存。企业所收到的凭证和有价证券应当保存在其经纪人处或由企业的银行保存在一个上锁的安全箱里。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该凭证不真实或由管理层使用电脑和文字处理方法伪造的风险保持警惕。如果注册会计师怀疑上述情况出现，则应当从被投资企业获取询证函以确定投资企业是否真正持有股份。
4.3 投资收益的取得。企业收到股利和利息支票时应当予以记录并追查至银行存款单。如果企业发生了大量的投资活动，企业应当设立单独的银行账户，所有的投资收益都应当存入该账户。企业应当针对相关银行账户定期编制调节表。股利收据应当在投资账户中记录，包括股利的金额和日期：宣告日期、最后行权日和支付日期。这应有高级员工定期复核，以确保所收取和记录的股利收入的完整性。利息收入一般应当与债务性投资合同和支付安排一致。高级员工应当确保所收到的利息计算正确且已存入。应当考虑确保利息在财务期间截止和分摊的正确性。
5 筹资所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
5.1 审批授权。企业通过借款筹集资金需经管理层的审批，其中债券的发行每次均要由董事会授权；企业发行股票必须依据国家有关法规或企业章程的规定，报经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如董事会)及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5.2 签订合同或协议。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须签订借款合同，发行债券须签订债券契约和债券承销或包销合同。
5.3 取得资金、计算利息或股利。企业实际取得银行或金融机构划入的款项或债券、股票的融入资金；企业应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的规定，及时计算利息或股利。
5.4 偿还本息或发放股利。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应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的规定偿还本息，融入的股本根据股东大会的决定发放股利。
参考文献：
[1]陈建明.独立审计规范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郭群，李洪斌.审计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景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