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公平;效率;和谐社会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1]，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2].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3].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4]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empirenews.page--]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empirenews.page--]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 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 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 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5].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1][2][3]下一页 工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
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empirenews.page--]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
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4.增加劳动者收入，既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又能启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4].依据统计资料与笔者的计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01年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7.3%、8.5%、4.2%和5.82%;2004年这四项增长率又分别变为9.5%、7.7%、6.8%和7.1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其中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现为历史上少见的居民收入超分配。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增长率应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又应小于经济增长率。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只要工资增长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工资增长率长期小于经济增长率，就会呈现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现象;进而既会抑制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机会，又会导致原有工人失业与下岗。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会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及其各自的力度。耗尽性分配定理也显示，在新世纪我们仍有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空间[7].这就是说，在即期只有增加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启动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打工者工作的机会;才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遵照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依照耗尽性分配定理，从实际出发，适度提高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全体居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empirenews.page--] 5.实行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实行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效果。亚洲四小龙实行了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的出口替代发展战略，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推行了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韩国的1/3，而基尼系数则比韩国高1倍左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国内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稀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时期，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较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贫富收入差距就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时期，采取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出现下岗、失业现象，而资本获得较高的报酬，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集中，贫富收入差距就大。显而易见，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采取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并重的产业发展方式。既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又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上一页[1][2][3]下一页 型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分配公平，从而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13亿人口中，大约70%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但是，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一部分人群失业、下岗，或者处于就业不足的隐蔽失业状态;还有一部分人群由于年龄偏大、缺乏技能，长期难以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人群就构成社会贫困群体或低收入群体。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足。因此，政府实行最大化就业政策，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措施，运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农民的收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6.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调整再分配关系;加大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遏止非法收入，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empirenews.page--] 7.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与再培训的投资。增加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是缩小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
总之，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公平和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新选择。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既全面启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又启动收入
分配约束与改进机制。在改革开放，促使东部地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使西部地区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或同步增长，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在市场导向，推动城市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应使农村收入水平保持适度增长，以平抑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在分配市场化，导致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幅度的同时，应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势头。这种收入双增长分配新格局能促使区域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发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译丛出版社，1998. [2]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3]A.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5]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数字中国[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6]汪同三。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动向[N].中华工商时报，2003—12—08(1)。
[7]平新乔。
第二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
摘要：文章提出发展观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观与效率观。在传统的发展观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应立足于经济，但又超越经济，应在内涵上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人类自身发展、人的近期需求与长远需求统一起来。
关键词：发展观;公平;效率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新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我国必须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诸多矛盾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包括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还包括上述各个大的方面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要求全面发展所包括的各个大的方面以及各个大方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发展中都是相互协调的;不仅是同向发展的，而且发展速度或数量比例关系是相互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强调发展进程的连续性、持久性。
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始终横亘在我们面前。这些现实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斯蒂格利茨所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改造。”科学新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新认识，即经济增长本身不能完全代表发展，发展应涵盖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管理方式、技术进步在内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样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因而，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重视各种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联性，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鉴于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 1 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平观与效率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必将形成新的经济公平观与效率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收入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理论依据如下：其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抓住机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二，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人力物力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参与国际竞争，加快经济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三，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公平有余，很少讲求效率，平均主义的工资分配，“大锅饭”的劳保福利制度，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思想，缺乏竞争意识，不能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诚然，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是在个人劳动报酬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合理拉开差距的同时，采取措施，克服收入差距悬殊，防止两极分化。对于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1992年邓小平曾经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多年来，对提升我国经济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在这一原则的理解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片面追求GDP使得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有些领导以GDP的增长考核政府官员的业绩，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2. 传统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与公平
传统发展观中，发展的涵义基本上就是经济增长，衡量发展的一般指标就是经济增长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发展观下，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基本上是指生产性效率，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公平”主要强调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关注的是结果的公平。
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发展观和经济公平、效率观下，我们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中国经济获得年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748 2 亿元。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1978-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上升到2150元，增加了近16.1倍。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也从1981年的500.40元上升到1998年的5454元，增加了近10.9倍。但是，在传统的发展观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主张明显地带有“追求生产性效率”的倾向。于是，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与问题：一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及政府管理机制的缺陷，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腐败行为和权钱交易对公平与正义造成巨大的威胁和侵害。
在总量经济与居民总收入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90年代却不断扩大。据调查，1994年中国居民按家庭人均收入计量的基尼系数陡升至0.43，比1989年的0.3上涨了43%。并且，90年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最低收入阶层状况相对或绝对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日趋繁荣、现代的城市中，与高收入聚集相对的是“新贫困阶层”的形成。在这一阶层中，有较大一部分是原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较大贡献的，甚至还有劳模。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一直拿着微薄的工薪，把大量的劳动贡献与经济剩余拿来支持国家的重化工业建设。现在，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使得他们原有的工作岗位减少甚至不存在了，他们也随之下岗失业了。而此时，他们年事已高，学习新技艺变得十分困难，生活收入又因下岗失业变得很少甚至没有。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在政府和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在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费用的发放下，他们在基本生活消费方面勉强能得到保证。但是，“兼顾公平”因缺乏健全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尤其是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流于形式和表面;经济增长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与后富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带动机制和渠道，致使带动效果不佳，弱势阶层在不断扩大。弱势阶层在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方面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旦遇上个疾病、灾害的，他们便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90年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寻租泛滥、腐败蔓延交织并存的。90年代以来大规模要素市场化与超常的投资推动，在为国民经济创造了高增长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广泛、普遍、巨额的各种“租金”，从而诱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寻租活动，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很快。一部分人通过在借贷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上打通关节获取差价的手段谋取巨额收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官员、国企经营管理者贪污、受贿、非法获益等腐败行为大增。
无疑，可以通过寻租和腐败获得巨额收益的人毕竟只占人口比例的少数。但是各种寻租、腐败所攫取的收入，却占居民收入量相当大的比重。据有关专家估算，90年代以来的几年(截至1995年)，金融机构流失的利差约为3000亿元，还不包括因寻租导致不当、违规款的本金坏帐损失;房地产，主要是土地批租中流失国家应得的差价收益4000亿元;证券市场中寻求上市、公款炒股、买卖额度等大约2000亿元;基建工程、项目审批、进出口批文倒卖以及一些交易、采购中行贿等，造成国家、机构、法人收益或资产流失约5000亿元。这种同寻租、腐败相关甚密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无论以怎样的价值标准来看，都是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它会对生产性创新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极坏影响。
3. 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经济公平与效率关系
3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回顾刚刚走过的路，重新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涵义与传统发展观下的经济公平与效率涵义有了以上区别，所以科学发展观下的公平与效率关系也有所不同。
首先，经济公平与效率之间是相互统
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公平必然促进效率。“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而要做到“以人为本”，最首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赋予他们同等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实践也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公平，经济效率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因为，效率的提高，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有机组合。而各要素中，最根本、最重要、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人的要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是一切效率的源泉。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依赖于经济主体获取经济利益机会赋予上的公平、获得经济利益多少与做出的贡献相称上的公平。如果不能给各主体以各种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均等的机会，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会严重挫伤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还可能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损害经济效率。只有给广大劳动者以各种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才能调动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促进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效率有助于推动经济公平，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经济公平。只有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会，为实现经济的公平提供物质条件。只有提高效率，共同富裕才会成为可能。另外，只有效率的不断提高，为社会创造更为发达的物质文明，才能为推动人们遵纪守法、履行社会义务等精神文明创造条件。
其次，片面地强调经济公平或经济效率都会引致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紧张，都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关键在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之所以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很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片面强调结果公正。如果片面地强调结果公平，就会不可避免地抹煞劳动者在工作上的实际差别，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出现脱节现象，往往会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结局，这必将严重挫伤那些干得多而且干得好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核心相违背，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的状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率，特别是生产性效率，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会造成不公平，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率。我们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来自于竞争。激烈的竞争造就了经济的高效率，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4 的客观规律，竞争中的获胜者自然地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而失败者必然要减少收入，甚至破产。而竞争结果的不断累积势必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出现两极分化，使许多人一出生就丧失了获得起码生存条件和受教育的机会，更谈不上经济公平了。长期如此，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实现。
第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应是经济公平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追求客观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才能维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为效率的提高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从而使效率成为可能;只有实现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才能维护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冲突，为经济高效运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要持久地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秩序混乱的国家是无效率可言的。
第四，经济效率为实现较高水平的相对结果公平提供物质前提。实现结果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社会保障制度，而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要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必须增加税收，而税收的提高一是靠提高税率，二是靠增加税基(即增加国民收入)。税率的提高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在税率适度的前提下，增加税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税基，而税基的增加依赖于各经济主体效率的提高。只有各经济主体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使共同富裕成为现实。这体现了新发展观下“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的思想。
可见，遵循科学发展观，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之间就会日益协调与相容。它们之间的协调与互促也必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有利于消减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促进人类文明。
参考文献: [1]我国经济基本实现预定增长目标[N].上海金融报，1998-12-31. [2]李强等.我国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J].党建通讯，1997，(9) [3]张道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高尚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纲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2)
第三篇：浅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正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它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是实现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我国现在实行的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绝对的新生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这套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历史形式，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得新阶段。它包含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紧急是在积极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经济体制。它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三，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集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公平正义一般来说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市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属于道德的范畴。实现分配公平，首要的是实现发展，只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马克思曾把未来新社会表述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得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因此，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得基础上，才能为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史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得基础上，才能为实现分配公平正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市场紧急是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杠杆，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计划经济逐渐走入死胡同，导致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比较缓慢，陷入停滞状态。
但在经济发展中，由于片面强调效率优先，没有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等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公平与效率分别代表着市场经济中的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一哥世界难题。传统观点认为效率和公平难以调和，非此既彼。事实上，公平与效益的关系是具体的，现实的，公平并非绝对
地排斥效率，效率也并非直接与公平相对立，二者不是简单的相互促进或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的产出，公平，一般指的是分配的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公正，保证收入差距适度，不能过大。没有公平，经济史无法健康持续的，没有分配公平，财富分配必然是不均等的，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常常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引发一系列犯罪或暴力事件，破坏正常的经常秩序，损坏效率。
可见，一定程度的实质上的公平不仅是社会发展得价值目标，也是市场经济持续运行的效率最大化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史上，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但后来通过经济发展，实施社会改良政策，壮大中产阶级等，实现了社会的基本公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社会公平理念应该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是“四个公平”的有机统一。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前沿性课题，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对公平和效率研究的理论要不断创新，对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要不断权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准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分配公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主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公平和效率的内涵，回顾了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的主要对公平和效率内涵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分配的理解。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论关系，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并提出了作者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再认识。第三部分以具体的事例和数据说明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在公平效率方面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就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实现分配公平，走一条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之路。
第四篇：论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进而酿成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起点，保持社会公平正义，使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一、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在我们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已经成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公平正义既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前提，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首先，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就是一个国家的一致，这是任何共和国永久联盟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纽带;而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1]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就要保持和谐。因为“一个政体中各个部分或要素愈是融洽，这个政体就愈能持久。”[2]社会要保持和谐，就需要有良好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则需要完善的规则，而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体系是制度。制度的制订与设计要想科学，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公平正义对于一
个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对于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促进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我国目前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构建重要的理念内涵之一。
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目标，就是要遵循公平正义的规则，调节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实现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最终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处的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但“一个社会只要能够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为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4]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性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用科学的方式加以调节，矛盾就有激化的可能，甚至导致社会动荡。要避免出现社会危机，就要举起公平正义的旗帜。公平正义是协调、消弭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思想基础和锐利武器，惟有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
再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大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从整体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的五个方面的能力之一提了出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公平正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把建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公”，涵义很丰富，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式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指以各方利益大体均衡为基础的社会，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形成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达到社会公平正义，而这恰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蕴意一脉相承。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已然成为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也成为我们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公平正义缺失：和谐社会面临考验
当前，我国社会从整体上看是一个比较公正和谐的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各阶层各方面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也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缺失问题，有些还比较突出甚至非常严重。
(一)机会不平等。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空
间和余地，机会又是指资源的分配，机会的不同将导致未来发展结果的不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导性的平等原则只能是机会均等来考察社会平等问题。”[6]机会平等是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保持社会成员心理平衡的重要砝码。但机会作为一种资源而言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社会成员对于机会的各种需要。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因素和根源导致了很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的产生：
1.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7]受教育的机会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机会拥有量的不同和把握生存发展机会能力的不同。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最大的社会不公，足以影响一个人未来发展和终身利益。目前，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农村中男女之间，受教育的机会差异很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和上升流动机会。从教育资源分配来看，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诸如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和师资等的分配极不均衡。在一些直辖市和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不仅中小学的普及程度高，大学多、高校录取分数线也低于其他地区。各级教育收费逐年攀升，也使得一些农村青少年及城镇贫困家庭的子女难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受重男轻女传统落后思想的影响，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让男孩上学而女孩辍学务农或务工，造成了男女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促使社会发生了分化，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度。[8]
2.就业机会不平等。一些单位在招工招聘时，存有严重的歧视问题，包括学历歧视、年龄歧视、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城乡身份歧视等：招聘时过分看重学历，剥夺了许多人才包括自学成才的社会成员的就业机会，扼杀了社会成员的创造性。过分讲年龄，把一大批处于人生正当年的社会成员排斥在招聘范围之外。过分讲究户籍，剥夺了社会成员流动、迁徙的自由，影响了一批有专长有创业精神的人的就业、创业。过分讲究性别，重男轻女，把一大批有才干的优秀女性排斥在就业范围之外。“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
第五篇： 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
建设和谐社会寄托了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是几千年来炎黄子孙的梦想所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认为，建设和谐社会要从各个方面入手。从社会学角度理解，和谐首先是公平与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
循着XX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清晰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方向。
XX年12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研究的《XX年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
《社会蓝皮书》预测，XX年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老龄化问题逐步显化;劳动关系的 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同时，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也不容忽视。
建设和谐社会还需迈几道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较大，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未富先老”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和代际结构的和谐。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
城乡和谐路漫漫
“农民有多苦，农村有多穷，你知道吗?”在贫瘠的田野、萧瑟的冬日，面对年过半百的老人问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回答?曾经有一年，遇到一位乡村里的老人这样问，而我竟然无言以对。这个家族祖祖辈辈在一亩三分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多岁的孩子考学没考上，出去打工几年，没有挣多少钱，娶媳妇还欠了一身债，现在家继承父业。
施宾格勒说过：“石头是城市的本质，就像土地是农村 的本质一样。”似乎预见性地将城乡差别一语道出。
一个致力农村问题研究的朋友告诉记者，他不敢回家过春节。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忍面对家乡的现实，每年从繁华喧嚣的城市回到老家，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农村的沉寂和萧条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体会的。“我的春节一次比一次沉重，我怕见到我的父老乡亲，他们的任何一种不如意都是对我心灵的一种煎熬。”此君家在遥远的云南，父母均在当地务农。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规避的大问题。农民问题如何解决，直接关涉着社会结构的合理与否和社会生态的平衡程度。
多少年来，中国人多地少，注定了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要将耕地用于比较利益很低的粮食种植，并且还要求亩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以上，这才能保证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现代化的生活节拍和极度膨胀的物质生活，让城市里的富人们很难想像，在同一个国度，还有人住的是四面透风的房子，点着煤油灯，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缩成一团，床上只有一大团烂棉絮，锅里煮的是野菜和玉米面糊糊，全部家当不值50块钱的人家。而且据说这还不是最穷的家庭。不可否认的城乡差距，就这样呈现在面前
三农问题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 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的实例。多少发生在基层社会的真实故事，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得夜不能寐。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警言：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挣扎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等弱势阶层正在被甩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列车。
在XX年11月20日召开的全国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研讨会上，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万向东教授认为，以户口为核心的隔离鸿沟，把农民当成事实上的二等公民造成了制度上的合法性，进而这种制度合法性被农民无奈接受，又转化为他们心理承受力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工的心理预期。二元体制一方面既使得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权利的获得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而从整体上沦为边缘群体。
二元制结构在农民的物质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称，民工荒在扩散、劳动纠纷数量在上升，是各地不争的事实，外来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新“剪刀差”越 拉越大。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整合，逐步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协调发展则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因为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相当严重，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21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农民、城市流动人口无疑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弱势群体。
城市里的人们在思考是去KTV还是泡酒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意识到某种暗含的危机呢?只有当中国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群体，而真正成为一种职业群体，并且在社会中的规模变小时，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有效破解农民的生存困境，这是建设和谐社会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区域差别：“楚河汉界”?
地区经济差别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经济面向21世纪的重大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东西部的差距：目前，东部11省市人均GDP达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市仅为650美元。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 仍快于欠发达地区。
22岁的华中农业大学XX届本科毕业生徐本禹被提名为XX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20名候选人之一。他用自己的奖学金和靠勤工俭学挣的钱资助贵州儿童并远赴贵州山区大方县支教。大二那年，徐本禹带着5人支教队，走进了贵州山区大方县一个名叫狗吊岩的落后地方。一个又一个的志愿者先后离去。但徐留了下来，每天六节课坚持教着这些闭塞、接受力差的孩子们。
XX年6月26日，该校领导去了徐支教的地方，让他们深受震动的不是那里的贫穷，而是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渴望。“屋顶大面积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纸板遮雨。地板四处开裂，走在上面提心吊胆;课桌残缺不全„„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们上课还是那样地认真、专注„„”
去年7月11日，100幅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天涯”网上。仅仅几个小时，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接着，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几天时间，这篇帖子被100多家网站转发，点击总数超过百万次。
在广袤的中西部农村，我们触目可及的贫瘠与落后，让我们揪心。经济不发展，西部不富足，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从何谈起?专家认为，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 势。
垄断：和谐的杀手
有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也不少”，说这些行业收入高。钱多主要是因为垄断。
近年来，与普通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不仅工资水平偏高，而且工资增长过快。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呈日益扩大之势。几年间，一些垄断行业造成了万亿元社会福利损失。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XX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在电力、煤气、水行业中，电力工资又高于煤气、水这两个行业。
《微型小说选型》XX年第6期刊载的《电信局长洗澡记》最近在网上广为流传，写的就是对行业垄断的绝妙讽刺，电信局长去澡堂洗澡，澡堂要收取的“初装费”、“选号费”、“特别号码附加费”、“改号费”、“月租费”、“销户费”、“漫游费”，都是电信局对固定电话用户收取的费用条目。收费项目之多，可谓琳琅满目!
确实，在关系民生的这些行业里，电信、民航、铁路等垄断行业定价的做法一直为人所诟病：电信资费居高不下， 违背了普遍消费的原则;而民航利用政令禁止打折，也是不可取的;铁路利用中国人重视春节的民族习惯，在服务不良的情况下涨价，更是令人难以接受。电力和供水部门在不能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却加重社会成本。除了传统的垄断之外，类似会计师协会等中介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垄断，政府部门立法的垄断，政府对产品需求的垄断等新的垄断也露出苗头。
XX年10月，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反垄断立法及其相关工作，主要职责是承担有关反垄断的国际交流、反垄断立法以及调查等相关工作。但愿这对于反垄断，是个良好的开始。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只有引入竞争，才能正确抑制垄断行业的利润，让他们不至于占用并耗费国家大量财富，真正实现资源和资金的优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垄断一日不除，市场一日无公正可言，社会的和谐也无从谈起。
社会阶层分化嬗变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户口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 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包括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各贫富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形成，具体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区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统领各阶层的文化也不尽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远，社会各阶层都开始相对独立地从事社会活动，彼此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孙立平教授举例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老同学聚会搞得风风火火，尽管当时贫富差距已经存在，但贫穷的同学和富裕的同学之间情感上的隔阂却并未显现;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老同学之间已经很难相聚，因为贫穷的同学和富裕的同学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并且两者都感觉无法融入对方的圈子，彼此之间无话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提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户籍、就业、 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就业结构和谐任重道远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有七亿多人。让七亿人有活干，绝非易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就业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
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另外，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一环。
另外，追求就业结构的和谐，同时体现在平等就业上。平等的就业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国家应为所有的公民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对于城市市民，城市流动人口不平等的就业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目前城市 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并没被大多数中国城市政府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内。
不平等就业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许多中国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存在“职业保留”现象——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如一些城市对招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实行分类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三大类。其中10多种工种被列为属于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列。这实际上是一种就业歧视制度，使得无城市户口的城市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地位，被剥夺了许多就业机会。诸如此类的还有身高、疾患等方面的显性或隐形的就业歧视，让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怀疑招录工作的公正性而刺杀公务员被判死刑的周一超、在“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胜诉、当选XX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的张先著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事件虽然推进了法治的进程，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事人的命运。
建设和谐社会，还应构建代际结构的和谐，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也不可或缺。
合理调整社会结构，建设和谐社会，知易行难。正如俄国作家柯罗连科脍炙人口的名篇《火光》所描述：火光冲破朦胧的夜色，明明在那儿闪烁。不过船夫是对的：事实上， 火光的确还远着呢„„然而，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也许就是加劲划桨，直至到达和谐社会的理想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