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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传播观论文 篇1：
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
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被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西学从往日个别零碎和缓慢的传入方式转变为广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西学在近代中國的传播次第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意识文化的变迁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
关键词：文化传播;西学;西学传播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 69/j .issn. 1005-6378.2019.04.017
“西学”之称是从16世纪末开始出现的。皆因当时传教士来华后，自称为来自“大西”或“泰西”。“西学”泛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将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称之为“西儒”“西士”“西哲”等，中国人亦即相应的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学说称之为“西学”[1]。明万历43年（1615），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神父著文《西学》首次提出“西学”概念，介绍关于欧洲的教育体系及其背后的西方认识论。这可谓是最早以“西学”概言西方文化的开端。明天启3年（1623）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西学凡》出版，初次将新的学科知识分类引入中国。艾儒略把当时欧洲教育的文科（修辞学）、理科（哲学）、医科（医学）、法科（法学）、教科（修士学）、道科（神学）6个学科体系总称之为“西学”。显然这里的“西学”涵义已经转变为包括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内的一个概念。《西学凡》出版后广泛传播，推动了“西学”新词义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后，完成了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的革命，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本性日渐显露。西方列强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商品市场的幅员辽阔及政治腐败而又衰朽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列强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对象。伴随着1842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和随后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国不可能再按照自己固有的秩序与方向发展，并逐渐由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无奈之余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不解与疑惑，致使一部分思想开明之士开始反思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选择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促使西学在近代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从而形成西学东渐史上继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引起的第一次热潮之后的第二次高潮。西学也从往日个别、缓慢的文化传人方式，转变为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方式。但国人对西学的认知和学习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中层制度文化层面和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的变迁过程[2]。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传播发端于文化观念层面
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传人中国，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致使一部分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和新的知识领域，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方妙药。进而逐渐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等人是最早开始注意到西方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的落后和差距，并开始著书介绍西方事物。1842年《海国图志》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魏源在该书《原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以“师夷”主要指学习西方各国在军事和技术上的长技。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明确地言明了著书目的，即：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抵抗列强侵略，用西方科技克制敌人、战胜敌人[3]。可见，“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魏源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然后由自己制造船炮而不是只从西洋购买船炮，强调不善师外夷者，而外夷制之的道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第一次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认识到学习西方国家“长技”与能否战胜西方侵略者的关系。反映出正处于社会巨大变化中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渴望和需求，亦透显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初期，仅仅停滞于学习战舰、火器技术等表层的器物文化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社会发展变革和中西文化交锋中的必然现象，当民族的主权与完整都已无力维护时，传统民族文化必然会在强势异质文化的侵蚀中妥协。“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和起点，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后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甚至是“辛亥革命”及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清政府及大多数国人，并没有在一向盲目自信和对西方蛮夷的轻视中醒悟过来。即便是《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但其问世并没有引来当时朝野上下多少关注。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洪仁王千1859年所著的《资政新篇》是主张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第一部论著，但因其身份的关系，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更是无人再提起。大多数的国人没有意识到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及其价值，也并没有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向其一直以来所轻视的“西方蛮夷人”主动学习。直到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民族自信，国人才幡然觉醒。随后洋务自强救国运动的开启，拉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西学传播由开始被动“送来”为主时期，进入主动“拿来”为主时期。
二、“洋务救国运动”：西学传播渐向器物文化层面的递转
19世纪60-90年代，晚清洋务派为维护清政府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等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历时30多年进行各项改革，促使中国以“自强”为目的的制造军舰枪炮为主的军用企业和以“求富”为目的的生产民用商品为主的民用企业等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产生，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洋务运动”对西方新式机器和技术的引进，直接推动了中国商品的生产方式由传统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对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农业经济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工业和企业明显存在资本主义性质，新式企业内部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关系制度，其商品价值规律和资本剥削关系又推动了我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创立，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洋务派的“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的求富求强观念，冲击了封建社会的“重义轻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尊祖及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兴办近代工业冲击了封建农业经济制度;幕僚设置冲击了传统封建官吏制度;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挑战了封建旧私塾教育制度。“洋务运动”破坏了封建政治制度的保护层和精神支柱，实质上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发展起到了催生和保护的作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主旨，对推动整个“洋务运动”的发展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最早由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于1896年在《匡时策》中对此完全认同。“中学”是指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君主专制制度;“西学”是指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工艺和先进的军事武器。“体”是根本，“用”是效法学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日：“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5]亦即是说，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中学”是“本体”，“西学”是“末用”，两者相辅。洋务派希望借用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很显然，当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具有精神取向，“西学”具有物质取向，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谋求富强”，其中的“西学”只是用来巩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故其本质是“中本西末”而已。“洋务运动”兴办军用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和统治，兴办民用企业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解决日趋枯竭的国家财政和军事经费[6]。所以，“洋务运动”是国人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思想萌芽和对西方管理制度的学习、深入开展及大规模付诸实践行动的运动，是西学在中国传播进入到浅层的器物文化层面的体现。这也为其后西学传播向中层制度层面的递转和推进打下基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终结。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浅层器物文化层面逐渐走向深入，开始转入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
三、“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西学传播在制度文化层面的递进
以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制度转化和制度创新的历程，也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近代史上实际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制度的创新和变革，而“清末新政”则是夹在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的近代化历程中，可以看出西学传播已经逐渐深入到中国的中层制度文化层面。
（一）“戊戌变法”：西学传播向制度文化层面递转的拐点
“戊戌变法”是1898年6月11日到1898年9月21日，中国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而进行的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一次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晚清光绪帝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传统封建统治改革路径依赖的惰性，并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以谋求中国之崛起。“戊戌变法”提倡政治、经济、管理、教育、军事等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提倡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和科学文化等等，倡导向西方学习，对西学的态度和传播内容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洋务运动”时的西学观是船坚炮利，只停留在浅层的器物、技术和行为文化层面，并且只有少数有识之士和洋务派参与改革运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将警钟敲响后，社会精英阶层逐渐认识到与西方社会相比，核心本质的巨大差距是政治制度而不是仅在技术上的落差。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相比无疑是落后的。故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逐渐进入到当时社会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发展的主题语境[7]。
“戊戌变法”虽然历时只有103天，但西学传播内容涉及广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戊戌变法”试图打破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意欲以日、俄为“师”构建君主立宪制的全套政治体系，成为近代史上制度变革的先锋，可以说是西学传播在中层制度文化层面递转的一个重要拐点。清末的最高统治者第一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其时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客观地评价和正视自己的现状与国际地位。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光绪皇帝以“上谕”的形式肯定西学，公开将西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了“师尊”与“学生”的位置上，使西学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而使当时的中国人开始转变观念和较为客观地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局势，对西学的优势地位开始普遍认同并付诸实际行动。故“戊戌變法”时期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西学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8]。“戊戌变法”是中国早期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促进了清政府和国人的思想解放，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清末新政”：西学在制度文化层面的深入
虽然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已经孕育出促成晚清政府旧体制逐步解体的内在推动力，但是真正趋向新的变革方向的由传统走向近代转型过程的内源动力，实际来源于晚清第三次改革运动——“清末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入侵及国内“义和团运动”兴起，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宣战导致“庚子国变”爆发和《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再无力应对当时政局，统治集团内部舆论开始强力趋向改革。以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洋务派为代表推行的一场清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成型。“清末新政”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体制、官制、军制、工商、律法、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一道“变法”上谕中，明确而全面的说明了“清末新政”改革的范围之宽泛及改革之目的：“……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精。”[9]“清末新政”从改革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制定宪法、限制君权等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和从奖励工、农、商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财产权制度的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促使民族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式陆军而扩展到近代军事制度的确立，推进了军队的近现代化。在文化教育制度层面，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堂、广派留学生和实行近代教育学制及开放言论，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及受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与自然科学熏陶的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精英阶层。在法制层面，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则更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内容[lO]。可以说“清末新政”是晚清政府政治、制度旧体制真正的解体和趋向新的变革。
相对“戊戌变法”而言，“清末新政”的改革举措、改革范围和改革力度更为广泛而有力。对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而言，“清末新政”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清末新政”的改革主导者而言，其始终是处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国内革命风潮的政治局势的双重压力之下的被迫、被动的改革，抱有的始终是一种强烈的自救心态[1O]。也正是因为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改革更容易步人误区。清政府学习西方，虽然初步建立起近现代形式的国家机构，但在改革官制中因为缺少制度创新和缺乏权力重新配置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秩序关系的把握，再加上中国国情的实际环境，导致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满洲权贵与汉族官僚、中央政府与地方机构争权夺利等现象频出，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等弊端丛生，边疆地区治理中民族矛盾的加深，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加剧等由于“新政”操之过急、措施不当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以致于使国家陷入社会的紊乱状态。随着《辛丑条约》订立后的丧权辱国局势，“清末新政”失去了民心和时机，改革最终失败。“清末新政”的西方化改革反而加速了晚清政府自身的解体，清王朝正是因此而走向灭亡。
“清末新政”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的改革措施，并未因清政府的被推翻而夭折。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排除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是中国西化与近现代化真正的延伸。这在后来孙中山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中都有很好的体现[11]。
四、“辛亥革命”：西学传播进入制度文化更高的创新层面
随着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逐渐融人中国上层社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思想架构逐渐被消解。“经世致用之学”与“西学”相结合派生出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一种新文化派的兴起，并且公然地举起了向所谓正统派的封建主义文化反叛的大旗，以一种崭新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姿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一）“辛亥革命”是西学传播在制度文化层面深入与创新的真正开始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中国二千年来的君主政体。不仅废除了封建帝制的专制制度和依附于其上的承袭制、太监制、包衣制等各种丑恶制度，也结束了“清末新政”的君主立宪政体，首次建立起中国也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推行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辛亥革命”倡导“三民主义”“主权在民”，逐渐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国人的民主共和意识逐渐积累、扩散和传播，极大促进了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2]。故“辛亥革命”成为西学传播和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又一重要拐点，是西学传播在中国中层制度文化层面深入与创新的真正开始。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但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仿效和移植西方社会制度与制度创新的重要阶段。但是，由于并不符合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下的国情、民情以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使移植和仿效的结果徒有外在形式而创新不足。“辛亥革命”后，旧政治体制、旧官吏制度、旧科举制度等虽然被废止，却没有新的合理的官吏制度、文官制度代替，没有跟进西方政治制度移植过程中的其它伴生的合理制度，致使民国时期官场之腐败糜烂甚于晚清时期[13]。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保障只能是一纸空谈。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虽然是属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其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民主思想意识的深人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是在西方文化和武力双重入侵之下的被迫转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社会转型中的由内而自发形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有所不同。在当时的中国内部还缺乏一个很强大的资产阶级阶层作为主力支撑，其参与人员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要阶层，大多数是军人、封建官僚、各地土豪劣绅等等。尤其封建地方居于领导地位的各级官僚、权贵和豪绅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转向了革命，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并获得了革命的利益和地位，从而更加巩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可以说，中国社会在封建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转变中，“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权贵而已。而整个中国大量的贫穷的平民阶层却没有机会获得参加“辛亥革命”的权利，故此未能带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阶层以根本利益，平民阶层的生存条件和政治权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致使革命成功后的成果，也并没有直接转化成资产阶级或促进资产阶级进一步强大和发展的有力平台。“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民主思想意识的深入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一定程度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随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开始向着深层次的精神观念层面变革与发展。
五、“新文化运动”：西学传播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递转
“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及其专制思想发起猛烈攻击。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促使中华民族意识真正觉醒，西学传播也向国人的思想意识层面深入。
（一）“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意识真正觉醒的新起点
面对西方列強的压迫和侵略，从清末开始起国人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改革和斗争，中国的民族意识在这个过程也日益觉醒。但是“新文化运动”前中国民族意识只是在被侵略和压迫下自卫意识的被动性觉醒。“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戊戌变法”以“立宪运动”为主导在封建统治阶层内部进行政治制度角度的救国改革;“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推翻封建社会专制政体的革命。虽然伴随旧封建制度的解体，承袭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及世界观也被崩解，但封建传统观念中的腐朽思想根深蒂固并积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积久难化，其仍然禁锢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随之而来的是政党攻许，帝制复辟、战乱频发的乱局。国人思想意识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还是封建旧思想。先进的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民主国家之所以不能实现，皆在于民智之不开。只有突破旧的传统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固有思维模式，才能充分进行新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的酝酿与改良，才能真正实现自新、自强、自信。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是真正救国救亡的核心，是远比器物、技术的先进和制度的变革更重要的因素。
“新文化运动”以“救国”“新民”为出发点，以“科学、民主、爱国、自救、进步”为精神，以打破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及思想上一切旧传统的束缚为目的，开始了彻底反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等观念领域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矛头直指封建旧思想体系里推崇的“圣人”孔子和“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提出“民主”“平等”“自由”“独立”，反抗封建传统观念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以“科学”观念反对愚蠢的崇拜鬼神的封建迷信思想;以“文学革命”“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反对旧“八股文体”和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新理论及新思潮，实质是国人全面的、深层次的在价值观念和精神意识层面向西方文化的学习运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弗洛伊德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共产主义、费边主义等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开始广为流行[10]。此时的中国，国人不再把西方文化当做是与中国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整体，而是将其作为文化交融的对象加以分析与鉴别，进而消化与吸收。中西文化交融碰撞形成“现代化”这个崭新的概念。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世界形势使先进的国人明白了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转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观察国家与世界。西学传播进入到国人的思想意识层面。“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突破口，国人的思想也获得彻底解放。
（二）“新文化运动”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明确了方向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中国勇敢追求人性解放与自由的新一代热血青年，与随后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一起促进了这一运动的扩大和深入。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新文化运动”不仅使中华民族从腐朽的封建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对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即西化”的片面认知中醒悟过来，也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从而促使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思想及組织基础[14]。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逐渐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探索资本主义现代化向直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转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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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连利 马晨莲
光绪皇帝的传播观论文 篇2：
论报纸媒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的梳理，着重分析了针对不同的受众对象，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精英化的小众传播阶段扩大到一般大众的普及化传播阶段。提出了新时期应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工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用形象化、大众化的手段，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全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更加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报纸媒介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宣传普及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理论创新成果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和信仰的过程。
报纸的功能及优缺点分析
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在社会变革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这一变革的代言者，而且是这一变革的促成者。大众媒介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乃至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而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印刷在平面纸张上的文字、图片、色彩、平面设计等符号传递信息，这种形象化传递信息的方式，正符合大众传播这一理论诉求。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利用报纸这一工具，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由社会精英扩展到学生、社会积极分子、工人、农民等。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报刊的宣传，得到了非常迅速的传播，中国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观，究其原因，报刊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报纸的主要特性是易于保存，可以重复阅读，挖掘内容实质更有深度，同时，其信息容量大，选择也比较方便。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第四媒体的出现，报纸的一些弊端也渐渐浮现：其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要求，目不识丁的受众无法阅读报纸，这就给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与电视的声形并茂相比，略逊一筹；而与网络相比，则互动性不够。但是报纸却以其强大的传统媒介优势：拥有着大量的受众。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报纸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传播现状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自1899年中国报刊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书。该书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学说时，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阶级对立的思想。虽然译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真正理解，但当时《万国公报》发行量达上万份，上自光绪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有它的读者。早期报纸的受众范围非常狭窄。主要集中在一些较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到1922年底《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少年中国》、《曙光》、《劳动界》、《共产党》、《广东群报》、《先驱》等报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有237篇，其中1919年5月以后发表的为223篇。”这些报刊极大地满足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需要，也正是以工人阶级革命的强烈理论需求为动力，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报纸是一种较为传统的传播模式。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报纸仍然是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所以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言论和主张。大多还是会通过报纸传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早期，受众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以及进步学生中。这部分的受众，发展到后期大都成为办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受者，更多的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邓颖超等人都是早期的办报者，他们所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先驱》都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报纸。他们的加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营。
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崭新的命题，针对这些作为报纸主要受众的精英知识分子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部分的受众主要包括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等，要求他们必须全面、完整和准确地认知与把握这种理论体系。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在报纸这一宣传阵地的主要受众，同时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生力军。他们具有文化水平较高、掌握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些特点。所以，针对这些受众，报纸可以刊登一些理论层次较为深入、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的评论和文章。这部分受众的主要阅读范围可固定在理论较强的党报党刊和学术性较强的期刊等。知识分子的范围可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活动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的干部、大学生、部队指导员等，这些成员散布在许多社会场所中。报纸的阅读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大都是报纸的主要受众群体。报纸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要紧密地结合人们的现实生活，对一些知识分子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进行详尽的报道和解读。党的十七大闭幕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鲜明的主题伟大的旗帜》一文，深刻解读了十七大的精神。号召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宣传教育的始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要求是普及化，这里所说的普及化，是指受众人群的扩大，要求受众群体扩大到工人、农民、市民、商人以及社会的大部分成员。这与报纸的经营诉求不谋而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要通俗化。而都市类报纸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通俗化。而通俗化与生活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通过报纸各式各样的宣传，既要把握科学性、准确性、全面性与完整性，又要通俗易懂，善于将理论的语言转化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
报纸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价值
媒体就是意识形态。从国家宏观意旨的传达至个人感情的透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报纸这一载体，不断向大众提供着价值判断的尺度。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必须灵活地运用报纸这一工
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不断向前。
应对非马克思主义挑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打着自由、平等、人权的幌子，从来没有放弃对我们进行价值观、人生观的腐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为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思想领域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意识形态阵地，科学的大众的理论不去占领。非科学的非大众的思想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教育人民、武装头脑，有利于抵制西方思潮的强力冲击。报纸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报纸是党的喉舌和耳目。报纸作为主流媒体，其政治优势是其他传播方式不可比拟的。其传播方面的政治功能和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由党报的性质和职能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决定的。只有清醒地认识和牢牢地把握了这一点。充分发挥主流报纸在服务大局中的政治优势，才能在党报阵营中不断有所作为，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通过报纸的理论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理论精神，夯实全国人民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信念。
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从一个方面证实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让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存在一些顾虑，要解除这些疑问和顾虑，重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需要提高大家的思想政治觉悟，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报纸的宣传领域面对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释疑解惑是报纸的主要内容之一。要达到这一目标。唯一的途径就是实现理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就是要让老百姓喜欢看、看得懂、用得上，真正起到释疑解惑、指导实践的作用。因此，在报纸上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普及活动时，必须考虑大众的特点和接受能力，注重语言文字的通俗化，做好群众的“政治翻译”，把政治学术语言转换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大众化语言。做到深入浅出、简明扼要，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得明、听得懂、学得进；根据受众的实际状况，按照不同层次，提供适合不同人群的宣传教育内容和宣传方式。
党的政策的宣传与阐释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这些问题是改革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时常出现，广大群众如果对此不了解，还以为是社会主义的弊病，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引导大家认识问题产生的根源、问题形成的过程。让大家明白，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过程的伴随物，我们正在不断地进行改进，不断地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调整思路。所以建立一支稳定的专业宣传普及工作队伍势在必行，培养、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工作中去。党的理论政策宣传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骨干力量‘，还要广泛吸收素质过硬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等参加理论宣传普及活动。此外，要善于发现和引导其他领域对此颇有研究和感悟的人才到宣传队伍中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人才保证。
我们利用报刊这一传播工具进行理论宣传的过程中，要把马克思理论教育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注意将这种理论或价值观渗透进人们的各种生活形态中，即不仅指导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热切关心人们物质生活层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创新成果的接受。(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编号：08ZZA001)
作者：张长立 刘婧宜
光绪皇帝的传播观论文 篇3：
通往查济的路上
刘 琼 女，安徽芜湖人，高级编辑，艺术学博士。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编，人民日报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副刊金奖、“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著有《从非虚构创作勃发看文学的漫溢》《瞻对：非虚构的尴尬和力量》《叙述与历史》等。
“武陵深处是谁家，隔河两岸共一查。渔郎不怕漏消息，相约明年看桃花。”明代鸿儒查绛高明，一首诗不落痕迹含了两处风景：查济和桃花潭。查济在桃花潭的厚岸村，从甘棠开车到查济需要两个小时。去查济是我的主意。
“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这首七绝也曾假名查绛传播，但情态拘谨，风物描绘更似今天。查济有多少桥？曾经108座，桥桥不相似。查济有多少庙？曾经108座，庙庙有专供。查济有多少塔？青山、如松和巴山三塔环立。小桥今有40余座，祠堂剩30座，庙宇存4座，岑河、许河、石河三水依然穿村而过， “依山建屋、临水结村、推窗见河、开门走桥”的结构不变，查济还是河边美术家画架上的画、诗人眼里的诗。
地灵有人杰。查绛是查济人，清代书画名家查秉钧、查春如也是查济人。
我想去查济，是因为“查”姓。
小的时候家里来客人，说是查湾人，从此便对这个生在水边的查姓起了兴趣。查姓在安徽很普遍。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查姓的来源有二：一是北方的齐国，一是长江中游的楚国。但查济的查来自北边的山东，宗谱记载“查姓，出自姜行，为炎帝后裔”，查济的济是纪念查姓人的祖先封地济阳。山东查氏迁到安徽应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年间的事了。河边院落，青苔早已上阶除，查济人说是作家金庸的祖宅。金庸是海宁查氏，海宁查氏的始祖查瑜寻根寻到婺源。婺源查氏的祖先是南唐军事支柱查文徽。查文徽随南唐投降宋太祖赵匡胤之后定居安徽休宁，963年，50岁的查文徽辞官后将家从休宁搬到婺源廖坞（今称查公山）。查文徽名下的这支查姓，后来扩散到江苏、浙江。
对金庸，我的兴趣不大，我感兴趣的是海子。海子原名查海生，出生在安庆怀宁高河镇查湾村。
学 堂
通往查济的路上有条岔道，路牌写着：歙县。父亲十五岁那年，独自一人从长江下游最大的支流青弋江溯江而上，入太平湖，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包括步行，到徽州府府治所在地歙县求学。
进山接受教育，对父亲来说，影响了终身。“昔孟母，择邻处”，两年后，父亲由歙县中学考入山外的一所高等学校。父亲在歙县求学的寒暑两假，来来回回跋山涉水，来时驮着下个学期所需衣物，回时捎着从嘴里节省下来的粮食。老态龙钟的曾祖母倚门远眺，眼泪每每都疼出来了。这是从前祖母在世时最爱讲的一段古。当然，在一生以子为荣的祖母看来，这也是她教子有方的铁证。
父亲这条进山求学路径，在六十年前的皖南不算新鲜。
徽商出山，向西北，第一个大点儿的码头便是芜湖。我们先祖由南昌辗转迁移至芜湖时，芜湖已因南宋后期徽商新兴成为长江下游商旅往来要津。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芜湖成为通商口岸，此后桅橹竞往、商贾繁忙。城市热闹，教育却不一定是长项，当时皖南著名的学府多在徽州山里。其实，又岂止“当时”，宋元以来，徽州都是全国书院最多的地区之一。明天启六年御史张讷的奏言“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便是一证，关中书院是当时陕西最高学府，东林书院在无锡，明朝时的江右即今江北，东林、江右、徽州都在长江下游流域。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对清代徽州书院的盛况，作了详细记载。“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制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从发生学角度，徽州唐宋以后“盛产”学者和商人，实乃耕田稀少谋生艰难所致。祸福相依，久而久之，徽州地界形成了今天我们推仰的耕读商并存的文化生态。《徽州府志》提到的紫阳书院在歙县境内，曾受南宋理宗皇帝御赐匾额，也是朱熹生前两次回乡讲学之地，后来成为祭祀朱熹、宣扬理学的重镇。歙县古属新安郡，紫阳是书院名，故朱熹在文末常署“新安朱熹”“紫阳朱熹”，以寄托乡思。至于朱熹在《观书有感》里吟咏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则是他的出生地南溪学院的醉人景致。这首诗的后两句“问渠哪有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出名，几乎成为因果关系的诗化表达。
自宋至清，徽州各地私塾林立、书院密布，县志文书有记载的书院、精舍达260多所，各级学堂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有562所。所谓“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学史之藏”，是之谓也。书院和学堂昌盛，人才自然汩汩而出。两组数据可说明之。明清两代徽州本土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这是一组豁亮的数字。另一组数字也是“琳琅满目”，徽州籍学术名家众多，仅建立开创性功业者，掰掰指头，就有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朱升、江永、戴震、俞正、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等。众多的书院和学堂哺育了徽州乃至皖南的文化盛世。徽州社会的良性循环起于南宋，明清见效，民国达到高峰。南宋开始，徽州包括皖南成为中国程朱理学思想的重镇之一，“深巷重门人不见，道旁犹自说程朱”。徽州是朱子阙里，朱子学对于儒家文化的光大与改道早有各种学术研究。乾嘉以后，朴学在皖南呈一时之盛。明清以降，与徽商在全国的经济影响相称，徽州乃至整个皖南文教两界更是空前活跃。徽州绩溪的胡适和安庆怀宁的陈独秀，作为从皖南走到全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两大旗手，此后无论寂寞还是热闹，他们早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叱咤风云，后人恐怕只能望尘兴叹。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这幅长联或全部或部分地张贴在徽州人家的门扉上，它写出了徽州人的情怀。“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在南宋以及明清徽商的黄金年代，徽商有两大特点：一是多“红顶商人”，二是多“儒商”。红顶商人与儒商时有交集，相得益彰，徽商可历宋、元、明、清四代之盛原非偶然。红顶商人可用政治经济学概念解释。儒商即有文化的商人。有文化的徽商，出山挣到钱后，要完成三大预算：扩大再生产、返乡修祖宅、兴办子弟学校。重视扩大再生产，表明徽商已经走出小本经营的格局。徽州民居的好无须赘言，“马头山墙”“曲水流觞”都是建筑遗产，马头山墙防火防盗，曲水流觞因势利导。延请良师兴办学校，耕读传世，文商互补，是徽商对故乡的反哺。教育反哺也是文化反哺，行无量之功德。徽商的这两大特点与徽州的生态环境，是鸡和蛋的关系。这个生态是大生态，既包括山水田园自然生态，也包括人伦世道文化生态。背负着宗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荣光的徽商，把徽州扛在肩上，沿着迢迢山道水路，走进中国大社会。在农耕社会萌发的市场经济里，勤奋肯干的徽商赢得商业战场战绩的同时，徽州文化也成为天下的向往。程朱理学，桐城学派，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名词如今哪一个说出来不“显出鲜艳的辉煌”，照亮了晚近华夏？皖南社会，因为经济而繁盛，因为战争而衰败，因为文化而享誉至今。
桃花源
徽州学府在山林中低调暗藏，除了安静读书，还有一层客观原因：可避战乱。
徽州历史上鲜有兵事，在晋末“永嘉南渡”、唐末“安史之乱”后大规模南迁和宋末“靖康南渡”这三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大潮中，徽州都是中原士民避难之所。徽州原本山高林密开发晚，随着移民不断迁入，主客通婚、融合，明清时期徽州六县人口总数已近300万。在生产技术和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农耕时代，劳动力等于生产力，人口是最大的红利。明清人口激增，劳动力供给富裕，客观上推动了徽州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这张雄鸡形状的地图上，徽州地处黄山与天目山脉之间，居中原偏南，吴头楚尾，与浙西的金、衢、严三州唇齿相依，历代都是各种势力渗透江南的第一道门槛。在武力说话的政治版图绘制过程中，作为江南门槛的徽州理应战争频仍，但因为山道崎岖，出入皆依靠羊肠小路和蜿蜒河道，徽州以茂林修竹为天然屏障，除了太平军和湘军在其腹内打了十年拉锯战，连凶残的侵华日军也只在昱岭关外兜了几转。当然，侵华日军一定不是想象的随意和孱弱，他们没有强攻徽州，还有两个客观原因和有一个主观原因。两个客观原因之一是，当时国民党刘湘军队所属五个师两个旅约五万兵力，为保卫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南京，长期踞守在广德、泗安两地；广德失守后，二十五军团长潘文华带领余部退守宁国府，在旌德、石台、太平、青阳四县边上竖了一道防线。两个客观原因之二是，1938年4月4日新四军总部由南昌迁至歙县岩寺，在皖南打起顽强的游击战。侵略者入侵的战略算盘当然要算边际成本，迅速拿下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是他们的首选。几相权衡，易守难攻的徽州被侵略者放弃了。
但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洪秀全的太平军不怕游击战，他们在徽州地界进进退退、攻攻守守，拉锯拉了十数年，锯刃飞溅的火花烧伤了整个徽州地界。这是徽州历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噩梦。有人会说“文革”“破四旧”对于徽州伤害也很大，的确，“破四旧”是徽州的文化浩劫，以致“文革”后很长时间徽州著名的三雕“木雕、石雕、砖雕”上人和动物都没有了脑袋。脑袋没有了可以修复——虽然再也无法还原从前的模样，遗失的传统要重新接续，就不仅仅是技术的需求，还需要时光，需要心力。“破四旧”的文化灾难不说了，此处只说太平军和清军的这场拉锯战。战争的背景是，太平军广西举旗，迅速北上，定都南京后，图谋用武力清理和控制南京周边的江南一带。太平军攻城掠地的战火烧红皖南，及至清政府慌忙调兵遣将，曾国藩的湘军和左宗棠部相继增援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并于1864年攻破南京时，战争已过十数年，原本富足的江南鱼米之乡，特别是久避世外的徽州，早已饿殍遍野、人肉可市，成为恐怖之所。根据文书记载，嘉庆二十四年到光绪三十年不足一百年间，经历长期的战争杀戮、瘟疫、饥馑、流离之后的徽州，总人口从二百八十九万锐减到七十万，男丁不一二，人家无子息，惨景可想而知。一场战火烧毁徽州积累了整整四个朝代的元气。蒸蒸向上的徽州，经此一役，开始走下坡路。这是徽之殇。20世纪80年代沿海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整个徽州几乎被甩到了社会运转的节奏之外，建设和发展再度处于停滞状态。有人说，这是徽州的又一殇。当然，这一殇，如今被解读为“后发展优势”。这是余话了。
文字的厉害在于真假莫辨。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虚景实写，为世人创造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世外”是外部形态，也是桃源的内在气质。陶渊明的这一桃源牧歌图景问世后，后世之人不断按图索骥，也有好事者曾试图把“桃花源”的名头加给泾县桃花潭，理由是自然物象和生活形态诸多相似。现在想来，桃花源原本只是文人如陶渊明的理想国，纵然世间有桃花源，一场战争来临，落英缤纷，满目疮痍，桃花源变成荆棘所。
连天战火跟前，长不出鲜美芳草。
徽州驴
通往查济的路上，总能看见一头驴在山坡上攀爬。从绩溪上庄走出去的民国文人胡适在去国怀乡的言谈里，谈得多的除了“一品锅”“徽州饼”，大概便数这头勤劳的徽州驴了。
徽州驴是徽州人对自己生存境遇的自况，有自谦成分，也不免有自矜的味道。
因为善于背负、吃苦耐劳、性情温顺等诸多优势，早在青铜器时代，中外的驴就开始了它们的驯化史，还分化出一些品种，比如中国有关中驴、德州驴、广灵驴、泌阳驴、新疆驴等。徽州驴不属生物名种，徽州驴是文化名流。西方有句谚语是“蒙上眼睛的驴子只会跑”，极言驴之勤奋，徽州驴是徽州人对自己这种吃苦耐劳品性的自况。徽州地面历历绿意葱茏，“山有一丘皆种木，野无寸土不成田”，山里地少人满，只能见缝插针，高绿化率实属生存所迫。局促的生存条件形成了徽州人独特的成长宿命：“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既有土地养不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无论怎样富裕的家庭，如果生了两个以上的男孩，其中一个必然被“往外一丢”，或入仕，或经商，“少小离家老大归”。徽州人这种斯巴达式教养方式，与族群求生本能是一致的。山路难走，过去出入山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恐怕就是已被驯化的驴了，因此，在徽商原始积累的征途上，徽州驴是忠实的伙伴。徽州人牵着这些沉默寡言的伙伴，带着茶叶、竹笋、木耳等山货出山做买卖，赚到第一桶金，才能转向盐业或其他更大的买卖。与身边的这些驴一样，徽商即便在外面的世界鼓捣出了名堂，也还是低调、勤苦甚至是节俭的。勤苦、节俭、上进、温良，这些都是传统教育中“塑人”的目标，因此，徽州人自比“生命不息、劳作不止”的徽州驴，既是无可奈何的自嘲，又有明显的文化自豪。
当然，自比徽州驴，还因为一个重要共性：“倔强”。生活中，我们常说某人犟得像驴，言下之意这个人比较固执。换个角度，比较固执，就是有坚持劲儿。有坚持劲儿的人虽然变通性不够，要走很多弯路、吃很多苦，但因为能够坚持，往往也会成功，能获得大家的体认。
胡适说徽州驴的时候有没有想起陈独秀这位把他引进北大的这位倔强的皖南同乡？不得而知，但我想起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创始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的“独秀”没有异议，他的人生遭际也是相当得“不群”。一个书生气浓厚、不搞阴谋、特立独行、理想主义甚至教条化的人，作为一个号手或旗手“no problem”，但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就会产生很多的“troub”。这位先生的书生气，不是通常的偏执、任性、意气，而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般可怕的坚持。这种坚持，导致他五次入狱坐进各种大牢仍然不改信仰——在他看来监狱和研究室都是产生真理的地方，也导致他在国民革命第一次大革命中坚持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以致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的一生，如他的老朋友朱蕴山所言，“僵死到头终不改，盖棺论定老书生”。这像不像固执的徽州驴？陈独秀不是徽州人，从他的家乡怀宁捋着长江下行至芜湖，然后跋山涉水，才到徽州。他是诗人海子的同乡前贤。
比较起来，胡适算是温顺的“徽州驴”。温顺是驴与马的区别。与马的高大上不同，在东西方谚语里，驴都扮演着干得多吃得差被捉弄的老实角色，再委屈，也不反抗，更不会撂蹶子不干，比如柳宗元的《黔之驴》里老虎对驴的调戏、《伊索寓言》里驴马差异性待遇。胡适说徽州驴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平生遭际。胡适的性格里有中庸的一面，这也是鲁迅对他不满的原因，鲁迅认为他缺乏战斗的锐气和革命的彻底性。虽然与鲁迅因为观念不同起了勃溪，同乡好友苏雪林骂鲁迅，胡适还会出面劝阻，可见其心宽，能够放得下意见。胡适的另一个优点是有口德。这位才高八斗的先生一生基本过着安宁的学院生活，晚年寓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内心很寂寞，偶有故人来访，当然兴奋，但聊起前尘往事，他始终不出恶言，不起是非，将万般不适都吞咽在心中。
游子的心从来绵软，泪腺也发达。上庄的路面至今铺着一个世纪以前的青石板，胡博士与小脚太太的新婚洞房还保留着多年以前的样貌，高门大厦的瓦檐上青草是明显地长了一茬又一茬，青砖的缝隙里爬满了岁月风尘。婚姻生活最能见出胡适的性情。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之一是“反封建”“反旧道德”，反封建包办婚姻是“反封建”“反旧道德”的一个具体落点。许多人不解，贵为骑手的的胡适洋装穿了多年，也曾心猿意马，但对小脚夫人江冬秀何以始终持之以夫礼？夫妻之间的事旁人难以明晰。这位绩溪上庄走出来的洋博士，虽然也写出“两只蝴蝶”这样的开怀诗篇，但寄寓纽约的日子寂寞漫长，谁能聊解乡愁？大概只有江冬秀和颤颤巍巍端上来的“一品锅”了。话说至此，想起近来有人写剧本责备鲁迅薄情，替朱安不平，家长里短原本理不清，即便思想深邃如鲁迅也有行动的各种为难，生在今天的我们又怎能理解孝道以及夫道对于鲁迅的桎梏呢？对于历史，我们可以指手画脚。对于具体的人，似不应过分苛责，他有他的百般具体。
还是回到徽州。歙县小北街上，当年的崇义学堂南缘，是1984年修建的陶行知纪念馆。馆名由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陶行知半身塑像后上方挂着宋庆龄的题匾“万世师表”，正面照壁是毛泽东的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位与胡适同一年出生的陶先生，17岁离开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经历种种，包括对欧亚非美28个国家的考察，骄傲地宣布：“世界上只有瑞士可以与我的家乡相比！”当然，这里面不排斥主体情感注入后的变形，仿若“情人眼里出西施”。以陶行知的机敏和才华，原可以干好很多大事，但这位“徽州驴”终其一生只把现代教育作为事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率先提出并践行“生活教育”和“社会教育”，他的坚持使他“哀荣备至”。
不是季节，看不见桃花潭的十里桃花，还是走几里路，去厚岸村。那里除了查济，还有王稼祥的故居。被雨水冲刷的青砖黛瓦和马头山墙散发着落寞的味道，屋后那道斑驳的院墙以及院墙边的茂林修竹应是旧物了，2013年3月国务院将这里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想起在芜湖狮子山王稼祥母校新建的王稼祥纪念馆，这是城市最热闹的江边、最古老的街道，也是静无一人，生前的寂寞原来可以延续到生后的寂寞。今天的人，大概很少知道，因为这位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毛泽东进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因为这位党内著名理论家1943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开始传播。与毛泽东交情不浅的王稼祥，新中国成立后，官越做越小，他的“失宠”一度成为党史研究课题。这位被称为红色教授的革命家，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想来是寂寞到极点了。不过，王稼祥也不是“徽州驴”，他是岸上踏歌的汪伦的同乡，宣城桃花潭人。
地 名
碧水，郁林，黛瓦，飞檐，这些诗文里千百遍吟咏的物象，还是一等一地停留在时光里。就连大大小小的村落，也还沿用着数百年前的芳名。一千年前也罢，今天也好，徽州都斯文得像诗文。
在“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的徽州，这一分水的地方，能见到了一种捕鱼设施，即在河流中间某个流速恰当的位置用木桩或柴枝、编网等横砌成栅栏，把水流拦截起来，鱼游至此彷徨不定之际，正好张网捕捞。这道堤坝因这种捕鱼功用，拥有了一个形象的名称：鱼梁。比如鱼梁古埠，这是当年徽商出山最古老的码头。但鱼梁这个名称，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古老。《诗经·邶风·谷风》里弃妇以愤恨口吻出现的一句“毋逝我梁”，在东汉《毛诗序》里注为“梁，鱼梁”。唐宋诗文里，鱼梁一词出镜率更高，比如，李白有“江祖出鱼梁”（《秋浦歌十七首》，杜甫有“晒翅满鱼梁”（《田舍》），尤其在南宋陆游的笔下，鱼梁简直成了专宠，“山路猎鬼收兔网，水滨农隙架鱼梁”（《初冬从文老饮村酒有作》）、“云开韩日上鱼梁”（《冬晴闲步东村有故塘还舍》）、“我归蟹舍过鱼梁”〈湖堤暮归〉）、“处处起鱼梁”（《稽山行》）、“绿树暗鱼梁”（《追凉小酌》）……当然，陆游是江南水乡绍兴人，鱼梁是习见之物，以之如诗当在情理之中。
由鱼梁，我甚至想起了浮梁。浮梁一地，今人考证为江西景德浮梁镇，景德是古徽州的紧邻。“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琵琶女痛恨的浮梁应为市茶之地，由此可见，晚唐时期茶叶买卖已在此地盛行，“徽商”兴起非一时之功。“浮梁”，本义河水中凸起的堤坝，成为地名应是后来的事。
又比如黟县南屏村，这个始建于元明年间的古村，因村南有一道屏障似的南屏山而得名。提到南屏，自然想起了南屏晚钟。虽然全国有许多曾经用南屏冠名的地方，最有名者还数杭州的南屏晚钟，但我更愿意相信，这个词始发源于徽州。徽商出山，沿新安江往东，杭州是最繁华的落脚处。当年从绩溪上庄走出去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走到杭州，把买卖做大了，以至今人误其为杭州人氏。杭州城里前三十年还特别著名的张小泉剪刀，它的创始人张小泉同样是从新安江摆渡出去的徽州人。徽商进了繁华闹市，除了带去城里人喜欢的各种山货，也带去了浓浓的乡音，包括一些移情别用的地名。
又比如堂樾和甘棠。想到了什么？当然是《诗经》的《国风·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这首诗记录的是西周贤相台伯的故事。台伯为了推行文王政令，深入基层，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台伯“三贴近”的作风深得民心，台伯走后，在百姓的自觉维护下，那棵甘棠树枝繁叶茂、清阴历历，人称“堂樾”或“唐樾”，樾即树荫。此即典故“甘棠遗爱”的由来。“甘棠遗爱”也作“召公遗泽”，意在颂扬贤明仁爱的朝政。典故原发地陕西岐山刘家塬村今存召公祠，祠内供奉有甘棠树以及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至此题赐的“甘棠遗爱”匾额。甘棠远荫也是岐山八景之一。
地名也是文化。远隔崇山峻岭的徽州，从陕西一个典故化出两个地名，沿用至今，其间古意开枝散叶，与青山绿水水乳交融。甘棠属于太平，是太平最大的镇，今天的太平属于黄山区。太平设县于唐天宝四年，县名来自《庄子·天道》中的“太平，治之至也”。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里说：“以地居（宣城）郡东南僻远，游民多结聚为盗，邑人患之，因安抚使奏，非别立郡邑无以遏此浇競。时天下晏然，立为太平县。”环太平县的那汪碧水也称太平湖。据史载，太平立县不久就爆发王万敌领导的农民起义，为加强治理，朝廷又割太平9乡新置旌德县，“冀其邑人从此被化”，而能“旌德礼贤”。这些记载与唐代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的记录一致。
永治是执政者的愿望。太平才是天下人的愿望。
文人痴梦
通往查济的路上，有一个千古文人痴绝梦。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能实现的梦，这种欠缺感在当时是痛楚，在事后便是美感，比如汤显祖。
生在四百年前一个江西小城，却被我们念念不忘，从“扬名”“立万”的角度，汤大师倘若地下有灵，该是何等满足？但汤显祖生前怀有不能为常人道的若干不满足，所以写出《临川四梦》。从这“四梦”，淘气的今人又繁衍出若干轶事野史。若无轶事，做人还有何意趣？好吧，且不说野史，说说正史。四百多年前，汤显祖僻居临川一隅，窗对“柳色青青”“花光灼灼”，挥笔写下无缘痴绝的徽州梦，不料想竟成为后人关于徽州书写和徽州向往的诗歌符号。“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临川距离徽州不足六百公里，虽需车马劳顿，何以竟不能往？好事者望文生义，推说汤显祖潦倒一生，临终恨恨不绝，因无“黄白”做旅资，所以不能踏足徽州。这样的解文是典型的不学无术。汤显祖何以不能至徽州，今人虽无法知悉，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即用赋比兴抒情表意，乃诗歌本事，也是诗人的本能。作为诗人的汤显祖写这首诗时，显然起用了一贯的浪漫主义写作技法，先从“黄（黄山）白（齐云山）游”起兴，到“无梦到徽州”递进铺陈，用“梦”这个汤式典型意象，书写对美好事物极度向往之情。此处，这个极度向往之美好事物，便是水墨徽州。
不同的文化地图上，徽州都会成为一种向往，起初只是水墨江山，后来是民居建筑、雕塑艺术、文房四宝，等等。徽州的好，是无法忘却的好。生在徽州知道它本来就好，客经徽州看到它出人意料的好。
清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将其分为安徽、江苏两省。安徽是因其江北有安庆，江南有徽州，取两地之首字而称安徽。我从小生活的芜湖夹在安庆、宣州与徽州中间，在气象预报里，它的学术位置是沿江江南。小的时候，常站在江边看扯着风帆的货运船压得低低地从青弋江驶进长江，船上堆着簇青的毛竹和山笋，从山里来的船老大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山里便成为许多疑问。这个山里，便是汤显祖心心向往的徽州。
山环水绕的徽州固然长路崎岖，却非生在深山人不知。
早在唐宋两朝，徽州的美名凭借文人墨客的诗文不胫而走。诗文传播最得力者，应属平生最喜欢游山玩水又懂传播表达的李白李青莲。有人依据《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从李白现存的一千首左右的诗歌中考证出有两百多首写于诗人盘旋安徽时期。从二十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江行初经安徽，到晚年六十多岁至安徽南陵投亲，因“此间乐，不思蜀”，最终埋骨当涂青山，李白一生游历安徽多达十余次。先后到过皖北、皖中、皖西和皖南，涉及亳州、和州、庐州、宣州和歙州五州，尤以宣州为甚，“当时宣州所属诸县均留下诗人流连忘返的足迹”。今天从青山太白墓驱车，不到一小时，即“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开阔楚江。再驱车两小时，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敬亭山。从敬亭山出发，半小时车程到桃花潭……水墨江山，显然激发了诗人的滔滔诗情。书生人情一张纸，层层叠叠的诗句冠以李白的诗名，从盛唐流传到南宋、明清乃至今日——南宋以后，兼有徽商不遗余力的人际传播，徽州成为天下人的痴绝梦。
徽州人对于生为徽州人，有着异乎寻常的自觉，他们对徽州是“与有荣焉”，只念“生死相共”。至于在江西和安徽两省之间几番进出的婺源，近一百年来不断地发起“返徽”运动，便是例证。蒋介石政府出于“剿共”需求，于一九三四年将徽州的基本成员婺源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不断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又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将其重新划回徽州。但仅仅两年之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婺源划入江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婺源人还坚称自己是安徽人、徽州人。可悲叹的是，从1987年开始，叫了近900年的徽州改名黄山，20世纪90年代陶行知的夫人吴树琴致信《人民日报》强烈呼吁恢复徽州古地名，为徽州正名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
面对这样的坚持，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到了徽州驴。
查济在徽州的隔壁。从查济回来的路上，一定要在万安停下来。罗盘博物馆不一定要看，老街已经破落凋敝、黄花委地，没什么可逛。沿着老街，到横江岸边的码头走走。新安江发源休宁，横江是新安江在休宁的名字，由歙县街头镇流入浙江淳安境内，至建德梅城镇与兰江汇合始称桐江，至桐庐镇与分水江汇合始称富春江，富春江流至闻家川与浦阳江汇合，方称钱塘江，也即浙江。“小小休宁县，大大万安镇”，徽商从万安码头开始沿江东下的离乡背井。
文学的产生不是可有可无，离乡的日子，诗歌是最长情的表白。李白的诗歌固然令人浮想不已，但毕竟是客居和游历的心境，少了些植入血液的深情，还是胡适这句“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让游子涕泪磅礴。但我背的最熟的是祖父最爱的“诗书传家久，福泽万年长”，皖南人家会把它挂在客厅的中堂。它是根上的记忆。
至于徽州，前称新安郡、歙州，历史上曾属浙江西道，宋宣和三年朝廷平镇方腊起义后将歙州改为徽州。徽州是新安江水系之源，原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绩溪今属安徽宣城，婺源今属江西上饶。
作者：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