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关于内部审计的金融危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如果不能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状况的、可行的关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和具体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迹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也会有同样多的百富勤悲剧在中国市场上上演。
关于内部审计的金融危机论文 篇1：
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十年跨越
十年前，国外媒体关于中国的银行业“技术性破产”的评价铺天盖地，悲观情绪弥漫。
十年后，中国已经有100余家银行跻身世界前1000家银行之列。
与中国银行业的历史性变革相对应的是中国的银行业监管工作自银监会成立以来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开创了银行业改革发展与监管工作的全新局面。
监管革新
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金融格局正式确立。
银监会成立伊始，就结合我国实际以及以往监管经验，确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新理念以及审慎有效监管的新目标和“良好监管”标准，这些被视为银监会监管文化的核心和指导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原则。银监会还进一步确立了实施“准确分类—充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成为对商业银行实施审慎监管的有力武器。十年来，银监会按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以及资产流动性等方面加强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取得了良好成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银监会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果，并充分考虑国内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实际，积极推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我国的应用，颁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于2013年1月1日实施。
十年来，银监会着力推进银行业改革和提升监管有效性，银行监管能力建设再上新台阶。
加强监管制度建设，监管法规工具不断完善。十年来，在银监会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构建了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为核心，以各项审慎性监管规章和审慎性经营规则为主要内容的有效银行监管规则体系。为实现有效银行监管，银监会自成立以来，制定和发布了一大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审慎监管有法可依。例如，在市场准入标准和程序方面，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入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使市场准入标准更加规范全面；在机构风险管理制度方面，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公司治理和内控监管方面，出台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公司治理指引》等规章；在透明度监管方面，出台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和文件；等等。其目标是构建一个层次清晰、内容完整、体系统一、开放透明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
监管方式方法持续改进。从成立开始，银监会就着手建立包括资本充足率在内的资本约束等审慎监管框架。十年来，银监会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从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市场退出与风险处置等方面对监管方式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完善，不仅使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迈向了国际化，也使监管的有效性大大提高。
在市场准入监管方面，银监会遵循科学、合理设限，有所为有所不为，减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的思路，以法律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为基础，从调整市场准入标准、管理方式和程序着手，推动市场准入更加规范、简化和透明。准入程序突出依法、简化、规范和透明；准入标准合理设限；准入审批时限日益高效。机构准入坚持风险为本，业务监管坚持审慎原则。十年来，银监会在准入监管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对完善金融服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鼓励金融创新、改善金融服务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非现场监管方面，十年来，银监会在规范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有效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3年，启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即“监管流程重整”，实现了监管流程的根本性变革；2005年，修订并颁布了新的监管评级体系，2006年，发布《非现场监管指引（试行）》，规范了对银行业机构持续监管的流程；2008年，“银行早期风险预警综合系统”投入运行，该系统成为银监会专业化、信息化监管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2010年，建立了大型商业银行“腕骨”监管指标体系；2011年，将国别风险纳入监测范围，并完善了大型商业银行的并表监管，使日常非现场监管的有效性大大提高。
在现场检查方面，银监会按机构类别设立现场检查部门，从加强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联动、规范现场检查操作流程、提高现场检查人员素质、推进现场检查软件开发等方面强化了现场检查，同时加大了对违规行为和风险问题的查处力度。大力推广现场检查系统的使用，确定了重大现场检查项目，注重创新工作机制，大大提高了监管工作绩效。积极运用相关调查权，不断提高了监管的权威性。
在市场退出和风险处置方面，银监会成立后，重点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高风险机构的市场退出取得进展。十年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组取得突破，城市信用社的整顿和风险处置基本完成；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的风险处置取得重大进展；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有序展开；等等。目前，银监会正在参与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破产处置条例。风险处置工作的有效进行，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监管交流与合作出现新进展。十年来，银监会密切了与国内宏观经济部门、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协调和监管合作，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了“三方协调合作机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提高了跨业监管的有效性；全方位开展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了畅通有效的跨境银行业监管协调和合作机制，不断提高了跨境监管水平。
逐步扩大监管合作范围，不断丰富监管合作内容。截至2012年底，银监会先后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签订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并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当局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共同探讨国际监管热点和难题。2011年4月开启了首届两岸银行业监管高层磋商。在此基础上，银监会与境外监管当局合作，多次实施跨境现场检查。积极参加了其他全球和区域性银行监管组织的各项活动。成立不久的银监会就成为了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会议和东新澳中央银行会议的正式成员。
在国际合作中的参与引导能力持续增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银监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制定，很多建议已经在国际新监管标准中有所体现；协助完成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多项调研和专题评估工作，并完成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相关工作和美联储综合并表监管评估工作。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银监会在参与国际监管规则改革、健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协调机制、防范跨境风险传染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大行涅槃
从十年前被认为技术上濒临破产，到如今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我国大型银行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用凤凰涅来形容绝不为过。
统计数据勾画了大型银行实力提升的轨迹：
经营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12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大型银行总资产达62万亿元，是2003年末的4倍多，占银行业总资产的44.9%。
资产质量明显提高。一方面，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经过多年大幅“双降”，目前保持基本稳定。2012年末，五行不良贷款率仅为0.96%，远低于2003年的20%。另一方面，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提高。2012年末，五行拨备覆盖率从2003年的25%增长为294%。
资本实力显著增强。截至2012年末，五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6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10.64%，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
盈利水平大幅提升。2012年，五行实现净利润7704亿元，平均资产利润率1.32%，平均资本利润率20%。同样，经营效率也有所提升，2012年成本收入比33%，低于2006年的39%。上述指标基本都好于国际主要商业银行的表现。
国际化综合化经营稳步推进。2012年末，五行已在4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一级机构129家，在境内设立了16家非银行类附属机构，逐步形成以商业银行为核心，覆盖投行、基金、保险、租赁、信托、消费金融的综合化银行集团。
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2012年末全球银行业市值排名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占据前两位，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列第6、第7和第27位。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榜上，按2011年末一级资本排名，工商银行排名第3位，建设银行第6位，中国银行第9位，农业银行第10位，交通银行第30位。在美国《福布斯》杂志2013年全球企业2000强排行榜上，工商银行位居首位，这是该榜单推出10年来中国企业首次登顶，建设银行位居次席。此外，中国银行于2011年、2012年被金融稳定理事会确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在这些令世界惊羡的业绩背后，大型银行深化改革、苦练内功，经营管理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
公司治理日趋完善。大型银行在成立股份公司后，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构成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明确了各方的职责、权利、义务和相应的议事规则，形成了“三会一层”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治理机制。公司治理实践不断向国际先进银行靠拢，从“形似”逐步走向“神似”。
持续的资本补充和约束机制得到确立。在银监会的引领和推动下，大型银行积极实施新资本协议，将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落实到发展战略和业务计划的制定、风险管理等各项环节。一方面，强化资本约束意识、资本与风险相匹配的理念，有效抑制了长期以来的“速度情结”、“规模情结”。另一方面，推行经济资本管理，将经济资本、经济增加值和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等科学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资本配置、业务计划、客户营销、风险管理和绩效考评等领域。此外，从资本来源上入手，通过增资扩股、自我积累、改革重组、境内外上市、引进机构投资者、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资本充足水平大幅提高。
经营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大型银行在初步确立价值意识、资本约束意识、风险管理意识、品牌意识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管理方式变革，以客户为导向再造业务流程、组织流程、管理流程。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充分依托信息技术和外部专业化组织实现管理和业务创新，经营模式逐步从传统的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科学发展转变。资产负债结构、业务结构、盈利结构等不断趋于优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大幅提升，经营范围拓展到投行、保险、基金、金融租赁等多个领域。
风险管控和抵御能力持续增强。大型银行风险管理的内容日益精细化、全面化和主动化，构建了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架构和完善的风险防范体制，以及对董事会负责、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体系。特别是在积极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过程中，初步建立了以“三道防线”为主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控制的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大型银行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加快推进技术工具、政策制度、业务流程、数据仓库等方面的基础建设以及风险管理专业队伍的培养，夯实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
金融服务创新取得显著成效。大型银行逐步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服务工具、服务方式、服务渠道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变革和创新，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与综合化的金融需求：服务工具从传统的存、贷、汇单一产品，扩展至资产负债类、代理类、衍生类、资产证券化等多个领域；服务方式从被动提供金融产品，转变为针对不同层次客户提供复合型、差异化产品；服务渠道从有形网点、人工操作、柜面服务，逐步向以电子化为载体的无形网点服务、自助服务延伸。
持续推进战略转型。当前，面对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变化，大型银行纷纷启动了客户结构、业务结构深度调整，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效率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严控“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并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以2012年为例，五行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加4286亿元，增速12%，涉农贷款增加9449亿元，增速18%，实现了“两个不低于”的目标。另一方面，逐步扭转高资本消耗的经营模式，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面对资本监管的硬约束、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趋势，大型银行着力推进业务结构的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度依赖资本占用高的信贷业务的情况，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等低资本占用型的业务，控制风险资产的过快增长，积极向资本集约化的方向转型。同时，加快综合化、国际化进程，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正是这些内在的修炼与提升，在有力支撑骄人业绩的同时，确保了大型银行持续稳健发展，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稳健经营、独树一帜。
股行突起
股份制银行被称为中国银行业的“夹心层”：在资产规模、资本实力、网点分布、客户基础等方面难以比肩国有大行，也不具备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缘和政策优势。然而，经过多年来的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股份制银行走出了一条业务特色化、管理精细化、机制创新化的发展道路，在多项金融服务领域异军突起，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3年以来，股份制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等举措，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架构，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经营规模、市场占比持续提高，资本实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来看，截至2012年末，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资产总额为23.53万亿元，负债总额为22.21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末的6.16倍和6.04倍。反映在市场份额上，2012年末股份制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3年的10.71%上升到17.56%，总负债比例则由2003年的10.76%上升到17.78%。
从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来看，截至2012年末，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74%，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85%，12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不良贷款持续保持低位，2012年末，股份制银行不良率0.72%，远低于2003年的7.95%。拨备率逐步提高，截至2012年末，拨备覆盖率为314.68%。
从盈利水平来看，2012年，股份制银行实现利润2526.26亿元，较2003年增加2380.08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21.12%，资产利润率1.21%。
股权结构多元化是股份制银行的特点，也是一大优势。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就股权结构的现状来说，各家股份制银行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有些银行大股东为地方国有企业，例如浦发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是由上海市国资委唯一控股的国有独资公司；有些银行则以民营经济持股为主，如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在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下，股份制银行积极构建独立运作、有效制衡、协调发展的公司治理运作机制，实施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开始显现。
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是股份制银行发展的“主旋律”。多年来，12家股份制银行逐步调整经营战略，下沉客户基础，延伸传统业务，打造特色品牌。其中，多家银行经过精耕细作，已经在某些领域实现了专业化经营，逐步形成竞争优势，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
招商银行在零售银行领域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2004年，招商银行启动“一次转型”，业务重心转向零售和中小企业贷款。2009年，招行开始“二次转型”，不断巩固零售业务的先行优势，其市场领跑者的角色愈加鲜明。
兴业银行则在同业业务领域具备强劲的竞争优势。2007年，兴业银行突破了同业业务传统方式，创新开办“银银平台”，向中小银行机构输出技术与管理，并借此扩充网络、吸收同业存款，积聚了大量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有力支撑了业绩的高速增长。
民生银行小微业务品牌特色日益鲜明。民生银行从2009年开始，把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为小微企业，正式提出了“做小微企业的银行”理念。2012年，民生银行提出“小微金融2.0升级版”概念，通过成立小微企业城市商业合作社及扩充小微专业支行的路径，对小微金融服务进行全面升级。
将践行社会责任与业务发展相融合同样是股份制银行的突出特点。在监管部门的推动和引导下，股份制银行业务定位充分契合国家政策导向，如重点服务小企业、“三农”，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各行在深耕金融服务的同时，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浦发银行为例，2006年浦发银行在中国银行业率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至今已持续8年发布；积极开展抗震救灾、助学教育、扶贫帮困、低碳环保等公益事业，率先建立中国银行业“全行志愿者日活动”长效机制，以完善的责任管理、先进的责任文化、积极的责任实践赢得各界赞誉。
城商换骨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近十余年来，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城商行从当初偏居一隅、风险频发的存贷款网点，发展到今天遍布全国、管理规范的现代化金融机构，已成为我国银行业体系中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生力军，更成为我国推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城商行法人144家。共设立分行455家，其中省内分行346家，省外分行109家。共有营业性网点9387家，其中县域支行1780家。资产总规模达123469.26亿元，资本充足率达13.68%，核心资本充足率达11.49%。2012年实现利润1367.59亿元。
由于历史原因，城商行股权结构具有地方政府控股比例较高、股东构成本地化以及股权相对集中而股东人数众多等特点，股权结构不尽合理，这种特殊性使公司治理在城商行的整体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银行三方协同作战，既创造性地走出了化解地方性金融风险的新路子，又开创性地为城商行改革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坚实后盾。2006年开始，城商行较为集中地开展了增资扩股活动，通过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优质民营企业股东，城商行改善了内部经营环境，股东队伍不断壮大、多元化，股权结构逐步优化、完善，从单一化股权模式到多元化股权模式的转变形成了股权之间的有效制衡。一方面，城商行与优秀金融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可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贷款结构，充实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合力作用，创造性地探索地方性商业银行化解风险、改革发展道路的可行性。城商行的公司治理在经历了搭建框架和完善提高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目前架构整体完善，对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引领作用日益明显。
随着公司治理的完善，城商行董事会专业性不断增强，在风险管理实践和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发挥，开始促进银行整体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各城商行以“科学引领、风险为本、分类监管、稳健发展”为监管引领，基本形成了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按照职责分离、横向与纵向相互监督制约的原则，基本建立起分工相对合理、相互制衡、报告关系清晰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并明确划分了相关部门之间、相关岗位之间、上下级机构之间的职责边界。部分城商行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同时，借鉴国际银行业先进经验，积极探索流程银行改革，风险管控规范化和效率得以提升。截至2012年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18.66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81%。可以说，风险意识、风险管理理念的树立和增强是城商行取得的最为显著的、革命性的进步，对城商行完善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影响积极而深远，就风险控制与业务发展、收益之间辩证关系达成的共识对城商行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面对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银监会在强调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作为指导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核心思路。在此基础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发展结构、稳健发展、精准定位成为城商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追根溯源，城商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方经济和市民需求，经营定位也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城商行制定与银行自身的发展水平相匹配扩机构、增规模的发展规划，将机构设置下沉于当地；充分发挥“小、快、灵”的特点，专注于服务小微、服务社区、服务市民，着力促进县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包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依托传统优势，或结合本土文化总结提炼，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专注于小企业金融服务，做深做透，在城商行群体中具有较好的品牌效应。哈尔滨银行建立了以小企业贷款、农户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为主体的小额信贷体系，以哈尔滨为中心，确定向黑龙江省、东北地区和全国延伸的小额信贷发展格局，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小额信贷银行”的战略目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城市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银行积极塑造特色化产品服务，着力培育在市民银行、绿色金融、中小企业融资、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的经营特色，以创新引领业务发展，以特色赢得市场竞争。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城商行只有坚持稳健发展的道路，坚持宗旨和定位，坚持特色立行，坚定不移地为小企业服务、为社区居民服务、为地方经济服务，做好核心业务，做好品牌，才能打造核心竞争力。
农信脱胎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现代农村金融的有力支持。在农村金融中，农村信用社是重点、难点和关键点，先后经历了恢复“三性”、“行社”分家等一系列改革探索，但都没有摆脱资不抵债的困境，没能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直至2003年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并在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等8个省市启动试点，以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为重点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大幕才正式拉开。2006年，改革范围扩展到全国。在银监会的牵头组织下，各有关部门、各省级政府大力支持配合，改革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农村信用社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根据银监会的最新统计，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总数2411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337家，农村合作银行147家，经营网点7.5万个，员工78万人，服务网络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和西藏外的所有县（市）和绝大多数乡镇。资产总额15.5万亿元，比改革前（2002年末，下同）增长6倍，其中贷款余额7.8万亿元，增长4.46倍。各项贷款中，涉农贷款5.3万亿元，支农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产权基础得到有效夯实。通过实施股份制为主导的多元化产权改革，调动了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参股积极性，实现了资产规模、质量、结构和管理水平的同步提升。改革以来，全国农村信用社累计增扩股金4450亿元，资本金总额达到4939亿元，支撑新增信贷投放4.5万亿元；清理规范了名为股实为债的存款化股金和以贷充股的贷款化股金，将资格股转化为投资股，使股金真正具备了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资本属性。截至2012年末，我国已有86.1%的农村信用社完成了资格股改造，资格股占比由改革前的近100%下降到2.4%，企业法人持股比例由不足5%提高到28.7%，股东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意愿明显提升，基本解决了所有权虚置、内部人控制等深层次问题。
组织机构体系健全完善。在稳定和扩大县以下营业网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改造，累计取消了32952家乡镇农村信用社的法人地位，基本建成了以县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制度，改变了农村信用社法人多、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差的局面。全国共有农村商业银行337家，占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数量的15.6%；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资本和利润分别占全部农村信用社的48.7%、50.4%和59.5%。
机制转换成效显现。探索建立符合小法人特点的公司治理架构和治理机制，内部人控制问题基本解决。按照现代金融企业要求和支农战略导向，推进优化资产结构，加强组织架构、业务流程、激励约束、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建设，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升。高管人员的选聘机制不断完善，新员工招聘管理更加严格，人员素质明显提升。201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轧差实现税后利润1593亿元，比改革前增加了1661亿元；当年上缴各类税金798亿元，达到中央拨付农村信用社专项票据资金总额的47%；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分别达到1.1%、17.7%，接近银行业平均水平。
系统性风险基本缓解。处置化解了大量历史包袱，彻底扭转了资不抵债的状况。实施风险监管，指导加大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力度，农村信用社新增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截至2012年末，农村信用社历年亏损挂账比改革前下降997亿元，92.1%机构已全部消化历年亏损挂账。不良贷款余额比改革前下降1607亿元，若考虑分类口径变化因素，不良贷款实际下降56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比改革前下降32.4个百分点。改革以来，增提拨备3762亿元，拨备覆盖率由3.3%提高到111%。
支农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加强。在解决农民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连续四年实现涉农贷款增量高于上年、增速不低于贷款平均增速的工作目标，对“三农”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数量由6.1万个增加至7.5万个，ATM等自助机具数量增加至4.8万个，承担了98.4%的乡镇金融服务空白和67.7%的机构空白覆盖任务。
当前，银监会正按照打造合格市场主体，提高支农服务能力为方向，大力推进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和组织形式变革，改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加快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建设。根据银监会相关规划，在“十二五”时期内，全面处置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全面消化历史亏损挂账，全面完成股份制改革，基本建立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努力把农村信用社打造成为定位“三农”、资本充足、内控有效、运营安全、服务优质、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农村社区性银行。
关于内部审计的金融危机论文 篇2：
百富勤：葬送在细节的魔鬼中
如果不能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状况的、可行的关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和具体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迹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也会有同样多的百富勤悲剧在中国市场上上演。
1998年1月，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还在金融风暴的波涛中飘摇之时，一代华资大亨、香港上市公司"百富勤投资"被强制清盘，这一事件及其对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香港市场的冲击，至今仍令人扼腕叹惜。
时至今日，亚洲经济开始摆脱金融风暴的阴影，善于反思的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停止对百富勤事件的总结。1999年4月，当时港府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根据《公司条例》委任的审查员Richard Farrant进行调查，重点希望查清导致该公司倒闭的原因和经过，并就事件中应汲取的教训和改善香港在监管方面的安排提出建议，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整个报告耗资980万元，于2000年2月完成，在征求香港律政司和警方意见之后，于2001年3月26日正式公开。这也是当年百富勤冲击波的一个令人警醒的回响。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关于百富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Peregri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简称PIHL）及百富勤定息债券公司（Peregrine Fixed Income Limited， 简称PFIL）倒闭的独立调查报告指出，导致百富勤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及会计程序、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上的基础系统均不足，并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取消前百富勤董事杜辉廉、黄永昌、伍健文等4人再出任香港公司董事的资格，前百富勤董事总经理梁伯韬则因为自己分管的业务状况良好而无须承担责任。
这确实是一份值得反复玩味的报告，它直接触动了香港经济乃至亚洲经济共同的敏感神经──公司治理结构（在香港称为管治结构）上的重大缺陷。
尽管百富勤致力于以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来改造企业并推动企业上市，因而其对于治理结构的基本原理不可能不清楚，但其在自身的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依然相当明显。事实上，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在欧美国家早已引起关注，但是，在香港等亚洲经济体中，还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和框架，缺乏适应亚洲实际的、可操作的细节性措施。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企业，更为习惯在一种家族式的环境中、家长制的模式下运行。
西方谚语有两句似乎互相矛盾的话，一句说"魔鬼在细节中"，一句说"天使在细节中"，实际上，二者是可以统一的：即使大体的、方向正确的框架已经确定，即使企业完全知道该如何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但是，如果缺乏可行的操作细节，缺乏可行的实施方案，缺乏具体的落实环节，这个框架也会变成导致灾难的魔鬼；只有有了符合实际的、可行的操作细节，方向正确的框架才能够变为可行的现实。而百富勤缺少的，恰恰是将现代投资银行和企业中通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理念变为现实可行措施的天使一般的细节。
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
1988年9月，梁伯韬和杜辉廉共同创办了百富勤融资公司；在亚洲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推动下，经过10年的努力，从4000万美元起步的百富勤发展成为除日本以外亚洲市场实力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投资银行，并跻身《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之列。当时，业内人士对其的评价是：堪称发达成功的港资综合性投资银行唯有百富勤，真正能够与来自华尔街的专家们一决雌雄的港资投资银行也唯有百富勤。在这些眩目的成绩之下，百富勤在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被深深地遮掩了。
但是，隐患的发作往往是迟早的事情，等待的无非是适宜的经济金融环境。1997年7月，正当百富勤继续雄心勃勃地扩张的时候，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由于百富勤大量投资于东南亚债券市场，这次危机给百富勤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一个致命性的直接打击，是"百富勤定息债券"（PFIL）于1997年为印尼安稳的士公司发行的巨额定息债券，在金融风暴冲击下迫使百富勤陷入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持续大幅度贬值，使得在亚洲债券市场过度扩张的百富勤在更大范围内陷入困境。在一整套"拯救计划"相继流产后，百富勤投资集团公司无可奈何地于1998年1月12日发出公告宣告破产。受百富勤破产事件的影响，香港恒生指数这天一度跌破8000点大关，市场极度恐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呼吁市民"面对股市的涨落要做冷静和明智的决定"。
让我们来仔细地咀嚼独立检察员深入调查之后的分析。
这份独立报告指出，导致"百富勤"倒闭的近因是亚洲金融风暴，并非两家公司的董事所能预料；不过，其主要原因是公司的报告及会计程序、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方面的基础系统都有问题。报告指出，这反映出公司在管理上的漏洞，以及过于注重招揽生意、忽略公司内部监控的问题。
显然，这些缺陷都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正如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加强香港的企业管治十分重视……审查员的建议大体上与我们就提高企业管治水平方面一直进行的工作相符。我们正连同各有关监管机构详细考虑审查员的建议。"
"天使"般的细节在哪里
那么，从百富勤的冲击波中，我们能够看到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哪些天使般的细节呢？
1、董事应当"懂事"并负起相应的责任
如果我们把企业视为委托代理的一个长长的链条，那么，董事在这个链条中将占据关键性的地位：一方面，董事受股东的委托；另一方面，董事又代表股东委托经理人员进行经营。董事是否能够尽职尽责地、诚实地履行自己为投资者服务的职责，直接决定了整个委托代理链条运行的效率。我们遗憾地看到，百富勤的董事正成为整个链条断裂的直接因素。
香港政府发表的独立报告指出，并没有发现任何"百富勤"董事、管理人员和顾问有欺诈或不诚实行为，所出现的失责事项主要由于有关人员表现失当，并非蓄意为之。但是，这对于董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调查员批评与两家公司有关的6名董事的表现，认为他们没有履行其应尽的职责；独立报告在结论中建议财政司司长或破产管理署署长应该考虑向法院申请取消其中4人担任董事的资格。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168条E至H，公司在清盘时，破产管理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取消该公司高级人员出任董事的资格，如证明他身为高级人员（如影子董事）、财产接管人、清盘人身份时，违反了他应履行的责任或犯了欺诈罪。如果一个个人作为一家无力还债公司的董事，其身为该公司董事的行为操守不宜涉及任何公司管理工作，法庭也可以取消其董事资格；法庭将按照其行为决定取消董事资格的年限，由1年到15年之间不等。不过，这一举措此前在香港应用得相当少。此次独立报告重新提出这个举措，再次提出了强化对董事问责的问题。
2 、缺乏基本制衡的经理阶层必然会导致经营上的灾难
企业治理结构中对于经理阶层的制约和激励，是保证整个企业平稳运行的两个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赖的方面。缺乏基本制衡的经理阶层必然会导致其做出损害投资者的行动，对于投资银行这样相对来说要求机制比较灵活的企业来说，投资者往往屈从于经理阶层给予更大自主权的要求，这可能会有利于一个阶段内的业务发展，但却肯定是长远发展的隐患。
独立报告证实了这个分析。报告透露，"百富勤定息债券"（PFIL）于1997年为印尼安稳的士公司发行巨额定息债券，其后该公司股价大跌，拖累"百富勤"陷入财政危机，但"百富勤"在中期业绩中并未做出足够拨备。报告指出，与此密切相关的4名不能胜任董事的人士中，以杜辉廉和黄永昌责任最为重大，因为定息债券业务的风险管理工作在他们手中，两人在这方面的失当管理非常严重。报告指出，虽然杜辉廉本人表示PFIL只是他全权负责的众多业务之一，他在PFIL的角色为非执行主席，并不负责执行性工作，但是，Farrant在报告中指出，这与他从其他人员中获得的印象不符，他们的说法是，PFIL是杜辉廉的婴儿。Farrant 在报告中表示，杜辉廉在百富勤是国王，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示意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会直接影响到同事对于事件的看法。
如果一个企业内有一个国王，那么，基本的制衡机制从何谈起？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下，这些超然于制衡之外的经理人员才可能不顾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摈弃内部可能的制衡机制和监控机制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这种冒险在特定的时候可能还会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但是，在巨额利润之后，是阴险地冷笑着的魔鬼，是负面影响不断扩大的治理结构方面的隐患。
3 、中介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转需要健全发达的中介体系；对于一个企业的运行来说，独立的外部审计、法律监督等是从外部提高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重要因素。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另外两名在独立报告中被批评的人士是"百富勤"法律顾问麦兆麟及会计师德勤，报告认为麦兆麟在定息债券业务上没有直接的职责，但他并未能确保立即跟进会计报表中的批评，这显示他不胜任有关工作，存在疏忽和违反职责的问题。"百富勤"的会计师德勤在调查报告被提及其手下核数人员在评估"百富勤"定息债券资产时，声称已完成复核的工作，但并没有文件支持。
独立调查员看到了什么
在这份独立的报告中，独立审查员还就调查结果中总结所得的教训，针对金融机构及其顾问和金融界的监管等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其实是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领域。
1、改进公司清盘过程中对于债权人的保障措施。当前香港的公司在继续经营及清盘之间缺乏一个缓冲时期；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司发觉不能还清债务时，可以申请为期6个月的还款禁止令，让公司在临时监察人的监查下，进行债务重组或引入新的资金。
2 、强化对董事的问责和训练。附属公司的董事也要向控股公司的董事的职责看齐；要设立有法律地位的、有关公司董事责任的声明；要强化对公司董事的训练，并且为公司董事（特别是附属公司董事）提供董事入门之类的专门知识的手册。
3 、非执行董事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报告建议，非执行董事应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内部审核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也应当由非执行董事担任，因为执行董事都是审核的对象之一，有利益冲突。
4 、改进金融监管。百富勤的业务涉及多个领域，如果受到全面监管，可能会降低爆发全面风险的可能性；证监会的调查权力应当扩展到无关联而知情的第三者；百富勤的调查对证监会职员带来挑战，而证监会则高度依赖高级职员过去的商业经验，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要保持证监会的高效率，必须要加大对证监会职员的培训以及较大规模的在监管方面的投资。
反思报告的反思
香港政府深入反思数年前的百富勤风波，也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
其一，百富勤作为一家东方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投资银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家长式的色彩，对于主要决策人员缺乏基本的制约；反观中国内地的许多证券公司，主要的总经理何尝不是这样的家长式国王，基本的制衡机制无从谈起。
其二，当前中国的股市上，董事不懂事、董事不承担责任也不履行义务的现象广泛存在，迫切需要加强对董事的问责。
其三，迫切需要强化独立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这包括完善的中介机构体系的建立、信息披露的透明化、监管力量的强化和监管手段的现代化。
其四，投资银行内部独立的风险控制体系远远没有有效运行。小型投资银行在风险防范和控制水平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还可以取得一定的发展，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风险防范和控制的重要性就会日益显现出来。百富勤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香港投资银行界的佼佼者，但随着其规模的扩张，风险防范和控制能力却没有能够相应地得到提高。
其五，中国股市独特的发展历程，使得其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影响程度不低于百富勤冲击波的事件，但是，我们的反思似乎还十分有限，至少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广泛地展开并成为完善治理结构的具体举措。
事实上，中国内地的企业同样面临完善治理结构的细节的重大现实挑战，因为总体上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如果不能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状况的、可行的关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和具体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迹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也会有同样多的百富勤悲剧在中国市场上上演。
程序比概念更重要
我们当前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就好比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关注中国如何开会的细节。孙中山洋洋数万言的《民权初步》，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开会。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人，大致都知道民主是好事，开会又是实行民主的基本方式。但是，毕竟在专制社会下生活了2000年，开会开得乱纷纷闹哄哄的情形自然不可避免。鉴于此，中山先生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如何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又如何提动议、附议等等，也就是如何具体地运用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民主程序。中山先生认为，唯有如此，民主才不会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可以操作的制度。
我们现在需要的，同样是像中山先生所做的那样一点一滴地从细节和现实约束出发、从国际范围内和身边的经验教训出发，在一个一个的百富勤冲击波中探寻建立现代的、高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天使。□
作者：巴曙松（香港）
关于内部审计的金融危机论文 篇3：
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
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是企业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而进行关于购置资产（即投资）、融通资本（即筹资）、经营现金流量（即营运资金）以及分配利润的管理活动。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财务人员基于国家的财经法律制度，根据财务管理的准则规范，进行企业的财务活动，处理和其他企业间的来往财务关系，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本投入和资本收益的活动。而资本收益占资本投入的比例是评价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参考。企业资金运动的全过程体现了财务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营运资金管理；二是投资管理；三是筹资管理；四是利润分配管理。
据相关统计，截止2010年，我国中小企业已经突破1000万家，占全国所有企业的比例的已超过99%，对国家GDP的贡献在60%以上，实现了50%的国家税收，创造了70%左右的进出口总额以及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其已经成为县、镇、乡等行政单位的主要财政来源。可见，中小企业已经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无论是对创造就业还是发展经济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生产规模比较小、技术和资本门槛比较低、政策和资源变化对其影响比较大等众多因素的存在，使其在财务管理上出现了和企业发展、市场环境等不能适应的情形，造成其在国内国际的市场竞争中有点力不从心。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许多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十分严峻：接近80%的中小企业在3至5年内倒闭，接近20%的中小企业，其生存期不过5到10年，坚持超过15年的中小企业只占总数的5%左右。在2009年《UPS亚洲商业监察》公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关门的中小企业超过40%。因此，研究社会经济转型期我国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以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当前企业管理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一、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管理者财务管理观念淡薄 如果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出现了漏洞，就很可能带来财务风险、债权风险、工商风险、税务风险以及外汇风险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财务管理工作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内的中小企业将直接与国外的跨国企业进行竞争，如果缺乏一套健全适用的财务制度，则不可能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在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中，资本、决策、风险管理权力通常集中在一个管理者手中，企业这类组织架构虽然能够形成直接的约束与激励效应，决策及时，应对灵活，管理成本不高，但是财务管理的成效局限于这个管理者的个人能力，很少带来能力效益。此外，管理者要么对财务管理的理论方法并没有进行一定研究，观念过时，要么仅仅为了企业生存，以增加产品销量、扩大业务范围作为运营目标，而忽略财务管理本应在企业日常运营中所起的核心参谋作用，这在“能人治厂”的中小企业表现特别突出。而企业管理者通常财务管理观念淡薄，忽视财务管理的专业性和重要指导作用，出现职责不清、越权行事等行为。可见，中小企业管理者们并没有认识到财务管理对企业以后的发展壮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有效的将财务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的运行机制中，不能体现其专业性和可行性，从而使其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无从发挥。
（二）融资困难、投资能力差 现阶段，虽然我国中小企业构建起了运行独立、渠道多元的融资体系，但是融资困难依旧是限制中小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其最难突破的瓶颈。理论上，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有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及靠企业自有资金积累三种。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非常单一，大多数中小企业财力薄弱，固定资产较少，很难取得在全国性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或债券的资格。在间接融资方面，由于国家近年来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一直将资金的安全性放在首位，对担保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很难提供银行所需的抵押、质押物，则很难取得贷款。因此，中小企业很难取得长期固定资产贷款，通常只能从银行取得生产急需的流动资金贷款。而靠企业留存利润和举债融资基本上成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却很难满足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全部的资金需求，这就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对中小企业而言，在资金普遍不足的情形下，如何获得较好的投资效益，此时管理者能力与投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但在这方面很多中小企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表现在：一是投资具有盲目性，管理者难以把握投资方向，对投资项目缺乏科学的可行性论证，缺乏严格的投资决策程序，投资决策方法单一，过程草率，从而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的效益；二是投资没有战略眼光，部分中小企业并没有制定长远的战略计划，其开展的长期资产投资仅是满足于眼前的利益，而无法体现其与企业长远战略计划的关系，从而导致投资浪费；三是项目投资人员配备不合理，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做不到投资人员合理配备，人员配备的不合理将导致项目投资成功率低下；四是投资风险比较大，中小企业通常因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管理水平普遍偏低，管理者缺乏风险意识，投资的随意性比较大，从而造成其投资的项目风险比较高。
（三）营运资金管理存在问题 营运资金的概念是流动资产除去流动负债后的余额，是提供企业经营活动使用的资金部分［7］。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有效管理营运资金的方法，而营运资金管理关系着企业短期偿债的能力，若没有有效的营运资金管理，则必然影响到及时支付当期费用、按时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和声誉。营运资金管理出现的问题通常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很少制定现金计划，对现金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随意的，没有控制最佳现金持有量，常常出现现金闲置或者现金不足，增大了现金管理成本；二是信用管理水平不高，缺乏严格的信用政策，即没有制定具体的赊销政策，对于加快收款、延期付款等没有具体的激励与惩罚措施，缺少有效的催款办法，最终造成呆账和坏账，这些都对促进销售、加快资金周转、提高利润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存货控制能力薄弱，造成资金占有浪费，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存货采购计划，没有严格的存货控制制度，产品销售对市场依赖程度比较高，从而使期末存货占用资金比较多，造成资金周转失灵。中小企业这些对现金、收付款以及存货管理行为的不妥，使企业的营运资金不能快速回流，轻者限制企业发展规模，重者造成企业瘫痪，甚至企业破产。
（四）财务人员素质低、财务制度不完善 大型企业财务部门设置齐全、分工细化，一般由专人负责税务会计、报表会计及固定资产管理等工作。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规模较小，资金底子较薄，考虑成本效益原则，更倾向采用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并没使用固定的财务管理人员，通常由会计顺带承担财务管理职能，其身兼登账、工资发放、成本核算、报税和提交财务报表等多项工作。由于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有以上特点，因此其对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而现实问题是，受地缘、亲缘、友缘、业缘关系的影响，很多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一般由与管理者有亲朋关系的非专业人员担任。由于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性教育，往往连会计核算等基础性财务会计工作都不能胜任，更无法胜任搜集、分析和处理财务信息的管理会计的职责。这些财务人员处理财会事项比较随意，导致手续不全、账目不清、核算不细、填报不及时等。尽管部分企业管理者也愿意招聘能力较强的专业财务人员，但是由于工资薪酬、发展前景的原因，中小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远比不上大型企业，从而造成财务队伍不稳定，跳槽频繁发生。
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内部财务制度不完善，更有甚者其财务制度基本上是空白。其不仅在定额管理、原始凭证登记管理、计量验收管理等方面无制度可言，而且在极其重要的财务部门职责权限、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账务处理程序制度以及稽核检查制度等方面也没有规定。此外，部分管理者对财务管理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导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审查并没有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财会信息质量较低。而企业自身没有建立必要的财务监督机制，没有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即使设立也形同虚设等。
（五）政府扶持力度有限、政策不配套 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财政扶持政策分散，政策之间没有连贯性、无法形成结构体系，甚至互相矛盾；很少出台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政策，即使有，也主要针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二是政府的财政扶持注重“抓大”，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较大的政策优惠。虽然部分地方政府比较重视扶持中小企业的成长，有的不惜促使银行为其发放贷款，但是因为不重视营造经济制度等外部环境，且不努力维护银行的债权，反而破坏了银企合作的信用基础，最终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化。三是还没形成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担保机构没有得到必要的法律支持，不能实现服务中小企业与防范风险二者之间的平衡，导致业务开展太过慎重，审批条件太过严格，审批程序繁杂漫长等问题。必须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才能能完全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完善对策
（一）强化科学理财行为 具体为：
（1）观念革命是中小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中小企业管理者为企业付出了大量的资本、智慧和心血，而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有3至5年，站在中小企业生存和成长的角度思考，观念革命是其维持长远发展的基础。中小企业管理须加强财务管理的专业性，积极接受科学先进的财务管理观念，根据企业状况适当引进能力素质较强的财务人员，继续培养和再选择现有财务人员。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加大人才投入以及强化现有财务人员工作能力时，中小企业管理者应利用亲自参加培训班或自学等方式，主动充实自身的财务管理知识和严格财务内控制度，并采用设立决策型董事会、加强管理会计作用等措施来改进财务决策机制。
（2）扩大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能力。中小企业选择融资方式要立足于自身战略规划，着眼于实际情况，根据项目的具体用途，分别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同时，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还需注意保持良好的资本结构，保持适当的负债规模，以避免融资风险的发生。中小企业可以考虑以下三点：一是利用发行优先股的方式加强直接融资，确保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由于优先股可以取得固定的股息收入但无表决权，因此其既能够吸引稳健型的投资人又能够确保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不会旁落。二是积极展开合法的民间融资，通过发挥地缘优势来缓解当地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如果有健全的股权融资私募机制来提高社会整体的股权融资的比例，从而可以优化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只有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比例提高以后，其才有可能利用贷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三是目前的信托、融资租赁等产品主要是针对特定对象开发的，青睐有较大风险承受能力的高端客户，换言之，目前其仅适用于中小企业中财力雄厚的企业。但随着信托、租赁等公司逐渐发展成熟，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防范风险能力逐渐增强，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宽，法制监管逐步健全，信托、融资租赁等也可以成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
（3）加强运营资金管理，提高运营资金使用效率。首先是要完善营运资金的归口管理责任制，并采用与责任、绩效挂钩的奖惩机制，充分发挥财务人员的积极性，降低营运资金的占用，加快营运资金的周转，提高营运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方法，例如对现金管理可运用最佳现金持有量法和现金收支预算法；对收付款管理可运用销售百分比法、账龄分析法和一定的现金折扣；对存货管理可运用ABC分类管理和存货经济批量模型等。
（二）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完善财务制度建设 具体为：
（1）提高财务人员素质。一方面，在选择财务人员时要注重应聘者的专业背景与胜任能力，绝不可以任人唯亲；另一方面，对财务人员分不同岗位和不同业务，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进行多层次的培训，使财务人员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扩展知识面，提升业务技能，更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2）完善财务制度建设。中小企业管理者应重视财务管理工作，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制定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财务制度，并且严格遵守上述制度与流程，营造一个较好的内部环境，降低其面临的经营风险、投资风险和融资风险，从而使管理出效益。中小企业应完善财务核算方法，可从基础财务工作入手，根据各项制度的具体要求，真实、客观、准确、及时、明晰的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各种财务信息。中小企业还应依法设立财务部门，明确财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规范财务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并结合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特殊性，聘用专业的财务人员，突破家族管理模式；同时，应加强财务分析和财务监督职能。此外，中小企业应在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并且把审计部门和其它管理部门独立开来，成为直接向企业最高管理者汇报工作的职能部门，加强内部审计在中小企业管理中的职能。
（三）强化政府职能作用 具体为：
（1）健全法律法规。一方面政府应尽快出台与完善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政策；另一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专门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的统一财会行为的法律法规建设，运用立法明确财会主体和法律责任，增大惩罚违纪、违规行为的力度。
（2）成立中小企业基金。中小企业基金可以分为特殊用途基金、创新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担保基金和互助基金等，基金的资金来源于入会的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各金融机构的入会费，在基金管理上实施封闭运作，充分发挥其“立足地方、服务地方、特色服务”的优势，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进行相应扶持。
（3）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积极促进中小企业改变信用观念，提高信用评级，为本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但是信用担保机构的经营目标必须是建立在为中小企业进行服务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进行盈利之上，而其从中小企业收取的担保费用不应加重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进程中，可以考虑把建立信用担保制度与建立其它社会服务体系（如中小企业联合会，中小企业资信评估机构和中小企业投融资信息服务机构等）合为一体，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各种服务内容。
（4）强化中小企业外部监督。一方面应督促中小企业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财会核算制度和核算体系，促进中小企业财会基础工作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在强化政府监督主体地位的同时，应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它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昭云：《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战略对策》，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年版。
［2］文逢博、裴更生、高蕾：《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编辑 杜 昌）
作者：钟苏 刘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