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务服务改革探索
珠海先行先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探索公共服务多元
然而，这些事务中不少是属于政府的行政性事务，长期以来，“检查、考核与评比”这些行政色彩极浓的工作，已经成为居委会工作的头号任务。而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本应承担的职责社区居民自治已经退居其次，不再是居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珠海市自2008年启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以来，从对居委会的行政职能进行剥离开始，小小居委会拉开了社区民主自治的帷幕。而社区民主自治背后其实酝酿着一场大改革。那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形成“党委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主体、人民群众主人”的社会治理新机制，唱响和谐主旋律，做好文明大文章，夯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体制机制基础，凸显珠海创建特色。
转职能
为项目疲于奔命?镇街改抓社区服务
居委会行政职能的剥离，这只是珠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侧影。为了搞好社会管理，珠海作出了一项具有革命意义的决定 转变各级政府职能，市一级主要抓规划统筹和政策引导，区一级主要抓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镇街一级主要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与此对应，各级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办法也发生改变。珠海取消对“镇官”的GDP考核，改为只考核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镇官从以前将80%的精力用于抓经济、跑项目和搞招商，回归到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本职。
为了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街道办经济发展占考核总分的比重由过去的50%降为零，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占比则由50%提至100%。比如梅华街道办，以往香洲区下达给梅华街道的招商任务是好几个亿，可梅华街道是政务中心和文教中心，鲜有可供发展经济的土地、厂房等资源。但为了完成招商任务，梅华街道的领导干部不得不疲于奔命。
“指挥棒”变了，镇街的领导干部“沉”到社区，开展社会管理工作。在镇街社区的推动下，翠香街道办、香港邻舍辅导会、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三方合作，在康宁社区成立了首个珠港合办的社会组织邻里互助社，为居民提供康复、文化、居家养老等服务。
勇创新
社会服务难兼顾?政府“试水”购买
社区需要各种社会服务，政府无法兼顾怎么办?答案是社会组织( NGO)来补充，政府从社会组织处购买服务。 “这个居家养老项目开了个好头，在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做得很好，为今后政府购买服务树立了标杆”。日前珠海首个政府购买社区服务试点项目在梅华街道办通过验收，北师大珠海分校法政学院社会学系主任范时杰博士对项目进行了点评。
作为珠海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一大创新举措，也是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的首个试水项目，去年7月9日，梅华街道与梅华社工服务中心签约，尝试以专业社会工作模式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将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给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完成，希望在探索和实践中积累经验，形成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为珠海更快更好发展居家养老等社区公共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
这只是我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举措之一，近日出台的《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使这类公共服务的供给常态化、多元化、规范化。这一《意见》的出台，也意味着珠海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对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积极探索又走在全省前列。
2008年以来，珠海市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积极先行先试，对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而刚刚召开的市委六届十次全会提出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度，为珠海继续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指南针”。
抓后备
社工后备不足?注重本土人才培养
作为全国第二批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试点，珠海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本土社工人才培育等机制，目前已经培育了6家民办社工机构。
据统计，珠海市通过建立社会工作运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和本土社工督导人才培育三大机制，已经扶持培育了6家民办社工机构，分别是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远博社会工作促进中心、香洲区梅华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京师社会工作中心、协作者社会工作推广中心和梅华社区社会工作治理指导中心。政府通过签订协议向后者购买服务，而后者向福利院、孤残人士、孤寡老人等提供专业服务。市民政局负责人称，下半年还将筹备成立市社会工作发展咨询委员会，在香洲城区社区、工业园区、珠海高校开展社会工作模式试点工作，并联合市总工会、市妇联和团市委，建立“社工引领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联动机制。 ■数说变化
122个社区
据了解，香洲区122个社区均按时完成了镇街社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使镇街腾出了更多的精力解决居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三步走
根据《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施意见》：
2010年至2011年我市先行在行业类、总会类、公益服务类和社区类等社会组织中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2012年我市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购买范围。
2013年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将推向所有有资质、有能力的社会组织。
300人
珠海本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创建“社工+义工”联动模式，先行推进社工+义工系列服务活动，逐步形成“社工引领义工、义式协助社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目前，珠海有注册社工近300人，成为珠海社工+义工运作模式的重要力量。
第二篇：勇于探索,改革创新
勇于探索，创新创新
靖边县小桥畔幼儿园先进经验介绍材料
我们小桥畔幼儿园始建于2009年位于东坑镇偏西10公里处，与小桥畔小学比邻而居。园内占地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480平方米。现有幼儿130名，有教职工12名，设5个教学班。幼儿园自创办以来，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全体教职工的齐心努力下，幼儿教育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成绩斐然。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以人为本，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幼儿园的一切工作，说到底是人的管理，是教职工的管理。我们深知要办好一所幼儿园，就必须要有一支素质好、质量高、有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我们的教师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有着一腔激情，但苦于所见有限，知识面狭窄，深感力不从心，虽然热爱教师工作，但方法欠妥，一时无从下手，难觅切入点。基于这种状态，我们就经常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国家有关幼教方针政策，学习党和国家领导对幼教工作的一系列阐述，观看先进幼儿教育视频实录。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培训。今年有我园出资2万多元钱分派5名教师，先后到西安、榆林、靖边进行幼儿教师业务培训。
通过长时间的学习，使大家明确了幼儿教育的方向，提高了幼儿教育理论的水平，明白了幼教工作的特点。从办园到现在，
我们始终坚持“周五学习日”制度，即每周星期五下午坚持学习两小时。学习中，大家敞开心扉，畅谈感触，交流经验，相互探讨，通过学习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弥补自己的不足。持之以恒的学习，使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现在我们的教师在组织幼儿活动时都能做到深入浅出、绘声绘色，都能在快乐中教育幼儿，在幽默中感染幼儿，在细微中培养幼儿。
二、改变观念，勇于创新
幼儿教育小学化是当前幼儿教育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现象，对此我们也深有感触。走出这个误区，开辟新途径，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追求的新目标。为此我们坚持学习外地先进幼儿园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园具体实际，进行大胆尝试，改变以前的教学方式，打破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一切以幼儿为主，将文化、体育、游戏、手工、绘画集于一体，把单纯的文化课教学改变成既动脑又动手、既室内又室外、既唱歌又跳舞的双边互动的多方位、多层次、多内容的幼儿教学活动，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例如从幼儿每天来幼儿园的表现既可以反映出，从以前只知道要钱买东西吃到现在不乱花钱，懂礼守纪;从以前的不愿意到幼儿园到现在的不愿意离开幼儿园;从以前的不愿意洗脸到现在的自觉洗脸，而且现在能自己制作手工、会穿衣服，并能积极参与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从家长反映孩子变化的情况来看，我园的实践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们还设定“家长开放日”即每个双周星期三中午，家长可以随意到幼儿园参观，随时与教师交流。同时我们也安排各班教师定期与幼儿家长电话联系，相互交流有关幼儿的一些情况，我们还选出一部分家长为：“家长代表”不定期的到幼儿园来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幼儿园与家长不同方式的联络，既互通了情况，有沟通了感情，还促进了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
总之，开辟新途径，改变旧观念，使我们真正尝到了甜头，获得了益处。
三、扩建教室，增添景观
为了改善办园条件，我们多方筹资，先后投入52万元新建起一排活动室、厨房、会议室等，总面积为300平米，有投资9万元购买了幼儿园大门两侧的4间房屋、改建为接待室和幼儿园大门。今年以来，在改善办园条件方面累计投入资金达36万元。在加强园设建设的同时，我们对园内设施进行了改建添充，增设舞蹈室、活动室、阅览室、寝室、美术室等功能室。在原有的活动范围基础上，我们又增添了新的活动区域。建成了养殖区，计划喂养兔子、火鸡等观赏性动物，以增添幼儿的好奇心理;有种植区，专门种植各种蔬菜、花草，以此来激发幼儿的观赏兴趣;还有玩土区，我们特意开辟出一块地方，堆上沙土，让幼儿在上面尽情玩耍。崭新漂亮的教室，形式多样的活动器械，功能各异的活动区域，整齐有序的合理布局，使园内环境如花似锦、优美
宜人。
四、责任重大，管理精细
这是我经常对教师说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工作稳步前进的有力保证。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安全工作时时有人管，事事有人抓。无论课内课外、吃饭休息还是娱乐活动，甚至上厕所等这些细小环节都有教师全程负责。幼儿身上的一些小问题，我们也从不忽略，如纽扣掉了、鞋带开了、鼻涕流下来、裤子没提好等，一旦出现就会有教师帮助解决。从办园到现在，从未出现过幼儿受伤的现象，也没有幼儿在院内互相追打的现象。我们对饮食卫生抓的更紧，所雇用厨师每学期都进行体检且合格后方可上岗，为保证整个饮食过程的安全卫生，所购食品都是固定的货源并与供货商签订质量安全保证书，以确保食品安全卫生。
经过几年来的不断努力拼搏，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得到了家长的一致赞誉。但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成绩只能证明过去，未来还要不断努力。今后的路还很长，我们还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不断提高幼儿园保教水平，为广大幼儿提供更好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为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篇：公车消费改革探索
公车消费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摘要
在公车数量不断增长的今天，逐渐出现的公车消费中存在的问题诸如缺乏统一标准，效率低下制约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公车使用的不透明也对政府部门在群众眼中的廉政形象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借鉴杭州广州昆明三地的公车改革实践从发放私人用车补贴，统一规范管理车辆使用和规范化管理几个方面探讨了公车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公车消费改革 市场化
三地改革经验 社会化
经济繁荣和生产力提高带来汽车的量产，促成当前政府部门的公车数量逐渐上升。公车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使用成本：购车款和购置税车辆保险费用，路桥通行费用，燃油费用，车辆的定期维修保养费用以及司机工资。因为当前国内尚无公车使用的统一标准，机关制定车辆使用的制度具有很大的自由和任意性，地域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硬件设施差异带了多样化的使用标准。撇开这种多样性的存在的合理与否，单是自由和任意性就极易引致制度的混乱和低效的资源运用甚至浪费。因此公车消费市场化改革除了紧迫性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公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挤占了社会车辆的使用空间，带来了一定程度上道路拥堵并且使得交通设施无法完全服务所有车辆。在公车采购的过程中大排量的中级车受到偏爱，由此带来的不仅是燃油费的大量支出还有较之于公共交通设施(地铁，公交车，轻轨)相比低很多的燃油使用效率。各地对占据三公消费最大比重的公车消费几乎没有发布过使用明细，由于缺乏民间的监督，不透明的经费运作也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以及引发民众的质疑。
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走过了将近18个年头。据有关统计数字，早在“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
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在社会强烈呼吁下，公车改革在2003年前后正式启动，各地纷纷采取了“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然而，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近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20%，约是GDP增速的两倍。这就大大增强了公车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些原先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在地价高涨的今天，土地收入的增长确保了公车消费能力的增长。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据统计，社会上私家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车辆使用上往往更为精细严格甚至苛刻。对公车使用里程，路桥费，油费的预算没有统一标准，公车的管理实际上一种粗放模式，体现了快速增长的公车数量和滞后的管理能力之间的矛盾。
公车改革的探索从地方开始。2009年5月，杭州市出台车改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实行货币补贴，大部分公车向社会公开拍卖。经过几年实践，杭州的公车改革获得较好的社会评价。然而，各地的情况不同，杭州的改革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 这些年，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试点方式不一，效果也不一样。各地公车改革试点，致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发放车贴补助;二是集中化改革，即把各单位分散管理的车集中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三是规范化改革,即通过单车核算、节假日封存、安装GPS等方式加强监控与管理。
昆明于2010年1月15日主城4区启动试点，上缴各类公车920辆，258辆用于组建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462辆被公开拍卖，成交价1654.98万元收回区财政。同时，各区财政局统一制作实名制公车专用卡，按季度将定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每月人均400元，用于私车公用时在指定地点维修、加油，购买公交IC卡，租用区机关公务交通车和其他社会车辆的费用支出，超支不补。
2011年6月，广州对全市公务车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分级管理。严禁公务员周末使用公车，如果使用，监管系统将发出警报，一次口头警告、两次书面警告、三次追究责任。经批准后私用的则收取相应费用，每公里1.5～1.7元。
诚然这三种模式积累了一些经验，却并非十全十美。货币化改革的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车贴标准。集中化改革的局限在于它更适合中小型城市，规范化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治标不治本。如果我们把三种模式中的优点集中起来，在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试点后再推而广之，应该会在公车改革方面有所斩获。把公车改革节省下来的钱投入当地的市政交通设施建设和车主的汽车文化教育，将会有效改善城市交通拥堵的局面，这不仅是笔者希望看到的，也是广大私人汽车消费者所愿意看到的。
总的来说，公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坚持市场化、社会化，采取适度、公平的货币化手段，改变传统的公务用车运行机制和提供方式。公车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公务用车服务的社会化转型，具体来说就是大规模压缩公务用车的总量，除了核准的领导专车、必要的工作用车、机要通信用车之外，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必要的公务用车可通过公交、出租车、公车服务中心租车、私车公用等社会化途径解决。
在此基础上，公车改革和管理还应向透明化转变。有多少辆领导专车、工作用车、机要用车，每年公务用车的花费是多少，要细化、清楚、接受监督。同时，强化日常管理至关重要，限制公车私用。一经发现，就要严肃处理;用车单位应鼓励社会和媒体对公车的使用进行一定范围内的监督。
公车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是如果坚定不移的将市场化的作为改革方向，把社会化作为主要方法，公车改革一定会获得成功，公车消费能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优化率，从而给全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四篇：警务改革的探索措施
当代“管理主义”理论认为，科学运用企业化管理理论、原则、模式和方法是提高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效益、效率的重要手段。因此，要提高公安机关的行政效率和工作质量，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借鉴企业管理机制、吸收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引入激励机制。
要推动警务改革，促进公安工作跨越式发展需要广大民警的支持，要取得广大民警的支持，就必须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在公安机关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将民警的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统一在一起，通过目标的设置来激发动机、指导行为、满足需要。建立激励机制，首先需要对民警所在的岗位分类，然后对工作内容和效率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将与岗位有关的工作数量、质量及其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加以分类评分，定出较为具体的工作考核标准，实现考核标准的科学化、客观化。对评价考核标准和依据不容易量化的岗位和人员，则要激励和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其次要在广泛征求民警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一个大多数人认可的制度，在激励中严格按制度执行。
激励并不全是鼓励，它也包括许多负激励措施，如淘汰激励、降职激励。负激励是一种惩罚性控制手段，以否定那些违背组织目标的非期望行为。正激励与负激励都是必要而有效的，不仅作用于当事人，而且还会间接地影响周围其他人。
真正知道民警的所思所想，是激励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民警的需要存在着个体差异和动态性，不断了解民警需要层次和需要结构的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采取激励措施，使民警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从而使民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
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要加强警察文化建设。要重视警察文化建设，不断提高民警的整体素质，尽量让每一位民警都融入到警察文化中，融入到组织的长远发展之中，自觉用警察文化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拆除所有阻碍沟通的“高墙”，凝聚团队力量。
坚持以人为本，要重视构建民警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使民警广泛地融入到管理中来。因而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减小组织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以便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
实行竞争管理。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所承受的外部压力是公众对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全期望值的升高以及社会与媒体对公安的关注。由于不存在外部竞争的压力，所以普遍缺少竞争和危机意识。只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才能使公安机关改变服务态度和科学地规划勤务。虽然能够允许社会其他组织经营的警察业务有限，但推行警察工作社会化对警务改革的意义却不能忽视。对此，我们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挑战。
在公安机关内部引进企业的竞争机制，首先要培养竞争和危机意识。我们要增强适应“变”的能力，不断开拓创新，以免被时代淘汰。其次要增强成本和效益观念。警务规划必须有成本意识，要以效率、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警务安排中不能出现无效警力和负效警力，以免造成大量警力、时间和钱财的浪费。现在全社会的服务功能有向公安机关集中的趋势，而有些服务功能已偏离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牵制了大量警力。管理者要公开用人条件、标准，公开录用方法程序，采取笔试、面试等手段，保证公平竞争。
《警务改革的探索措施》
第五篇：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改革
村村有本“明白账”
筑牢贪腐防火墙
——南溪区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改革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以下简称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南溪区建立农村集体“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实行一个平台由乡镇(街道)、业务部门、区纪委三级监督的“一网三控”新模式，切实维护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
一、主要做法
(一)“一网三控”建平台。委托省计算机信息研究院按照“一网三控”组织构架进行平台设计。“一网”是指软件平台建在互联外网平台上，整个平台由资讯动态、通知公告、政策法规、资金信息、招投标信息、资产信息、资源信息等七个模块组成，页面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应用。“三控”是指在平台运行过程中设置三个基本监控点：乡镇(街道)直接监管点，对“三资”审核、录入、运行进行直接监管;区级业务部门业务监控点，对“三资”使用、审核、备案进行行业监管;区纪委监察局实时监控点，对“三资”总后台进行全方位跟踪监督。
(二)五步清查摸家底。各乡镇(街道)成立“三资”清产核资工作组，按照“清查、评估、整改、公示、登记”“五步工作法”，对全区232个村(社区)进行全面清产核资。清产核资内容包括：村级组织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资金;村级组织的房屋、门面、设备以及村集体其他资产;集体土地、林地、茶果园、水库、渔塘等村集体资源;同时对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情况、农户内部往来情况以及债权债务情况等，全部进行统一分类清核、建立台账，并通过村委会张榜公布和村情发布会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确保账清、财清、物清，村村一本“明白账”。
(三)实时公开强监督。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办法，明确各村(社区)集体“三资”的管理、使用和处置等环节一律通过平台操作，实时公开各操作环节信息，实现业务协同、流程审批、自动提醒、实时监控，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堵塞“三资”管理处置漏洞和风险点。群众通过手机或电脑登录“南溪区三资监管平台”互联网网址即可查询，实现掌上监督。
(四)市场运作保增收。借鉴“O2O”电子商务理念，通过“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各村将本村资源、资产信息和相关项目招投标信息及时发布，一方面提高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处置知晓面和参与面，破解因消息闭塞带来的资源闲置和利用不充分等问题，让农村集体“三资”与市场接轨，在市场调节的统揽作用下，有序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竞价、招投标等方式，让社会资本合理合法进入农村市场，将农村集体“三资”转化成为市场资本，盘活存量资源，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
二、工作成效
(一)摸清各村资产，明确了权属关系。平台建成以来，全区232个行政村(社区)进行了全面清产核资，共收录资金信息19751条，发生金额5.19亿元，做到了账实相符;录入资源信息13856条，其中水面(含山坪塘、鱼塘、水库等)8555.33亩、集体土地256.36亩、林地23284.36亩、果园972亩;资产信息61736条，其中村(社区)集体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办公设备、文化教育设备等集体资产合计价值4.7亿元。农村集体“三资”的全面清查，摸清了各村集体资产，理清了债权债务，进一步明确了“三资”的权属关系，杜绝了“三资”体外循环。
(二)权力关进笼子，密切了干群关系。按照“1+X+1”制度框架，搭建农村集体“三资”使用、监管、问责体系，建立《农村集体“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运行管理办法》，对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运行进行统筹管理;配套《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监督管理办法》、《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监管流程》等办法，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的使用;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责任追究办法》，严肃责任追究。今年以来，全区责令纠正整改违规使用“三资”问题66个，查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中的违规违纪案件17件19人，进一步规范了权力运行，密切了干群关系。
(三)“三资”回归市场，激发了社会活力。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信息化平台，既是监管平台，又是信息平台。2015年以来，平台累计发布招投标公告信息347条，资产、资源处置信息732条。按照“转让经营权、拍卖使用权”方式，合理对有条件、有价值的村(社区)集体资产、资源进行处置，积极吸引外来客商投资，让村社集体“三资”合理回归市场。2015年以来，通过平台盘活存量资源5.95亿元，吸引社会投资3400余万元，实现资产保值增值6.58亿元。
三、实践启示
(一)规范化是权力运行最好的防腐剂。平台运行3年多以来，通过制度的把关、程序的严格、“三资”的公开，各村(社区)集体“三资”管理使用日渐规范，基层干部违规违纪案件增量得到明显遏制。“三资”的公开，为村社干部带上了“紧箍咒”，村社干部履职行为更加规范。
(二)市场化是当前农村二次飞跃的新引擎。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形成了以村、社为单位的经济主体，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公司化运作，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让农产品真正进入市场、适应市场、占领市场。
(三)“互联网+”是政务服务转型的升级版。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发展生态。“互联网+”已经成为政务服务转型的升级版，让现代通信技术与传统政务活动相融合，将单一的监督主体扩展为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将体内循环的监督体系转变为体外循环的监督体系，真正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公开透明，阳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