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是一种绝对的观念，而且是一种颠倒客观世界本質的世界观，但是其中所涉及到有关“市民社会”经济学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经济学探究的缘由入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响。
第一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经济哲学：哲学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
[摘要]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的元学科，也不是经济学和哲学两个学科的联盟、结合，更不是哲学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作为一种部门哲学，经济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类经济世界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它是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是一种关于人类经济世界的哲学观。
[关键词]经济哲学；经济世界；哲学；反思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没有对经济哲学的严格界说，就无法思考和确断经济哲学研究的问题阈和具体内容，就无法去探究经济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开展经济哲学研究。
一
学术界对经济哲学的理解，分歧较大。这里，我们仅就其中几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评述。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哲学是从哲学的特殊视角出发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其着眼点是哲学，落脚点则是经济学。因此，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经济学的元学科。
现代科学的发展要求把科学自身作为新的认识对象，来研究科学理论发展的机制、结构和方法，建立科学中的元科学。按照人们对“元科学”一词通常的理解，作为经济学的元科学，应当是关于经济学本身发展的学说，是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种再认识，其目的是总结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整合和规范经济学理论研究。因此，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否则，就难以将经济学与以经济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经济学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其一。
其二，元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理论研究的区别，并不是以“哲学视角”为断的。各门具体科学都存在元科学研究问题，由于元科学只是提供一般的研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而各种具体科学的元科学研究又是以各门具体科学本身为着眼点的，因而元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也正因为此，人们仍将其视为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分支学科。元科学研究或许带有某种哲学的意味，但它与真正的哲学研究并不是等同的。如果以为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学的元科学研究，那就等于抹煞了元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根本区别，从根本上取消了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其三，将经济哲学归于经济学，必然造成学科划分上的混乱。目前，哲学学科属下的分支学科有科技哲学、历史哲学等多达数十种，如果将处于同一平台的经济哲学归属于经济学，那么，据此类推之，哲学就将被抽空而只有关于整个世界普遍性的思考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了，而这不仅与哲学史上业已存在的哲学思考维度不相吻合，而且与当代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亦相背离。经济哲学是哲学而不是经济学，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有研究者认为，经济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是经济学和哲学两个学科有机联盟、内在结合、相互渗透的结果。
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一方面分门别类的研究越来越细，建立起门类繁多的专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具体科学又在不断交叉、综合，显示出综合化和定量化发展趋势，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20世纪中叶崛起的三门新兴学科——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就是把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贯通起来的“横断科学”，而被称为“新三论”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已获得广泛应用。无疑，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已成为当代科学新的知识生长点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模式。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第一，各种交叉学科的建立，通常都是对两门以上不同具体科学进行比较的结果，其建立的基础是科学问题的相互融合，或者说有着类似或相同的科学问题。交叉学科是一种全新的既非此亦非彼的独立学科形态，它与原学科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并不存在学科类属关系。第二，科学与学科虽有联系，但有明显区别。科学以客观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学科的划分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但与科学分类原则又不是同一的。同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学科中使用，不同的科学理论、概念，也可在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相互移植和吸收，但这并不必然改变学科的属性和归属。经济哲学并不因为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人类经济领域，而改变其哲学的学科属性。第三，哲学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哲学是对存在的不断探寻和追问，而这种探寻和追问并非虚幻的玄思冥想，它总是以现实生活世界为本原的。因此，如果将经济哲学定位于交叉学科，不仅与哲学的本性不符，而且必然要否定经济哲学以及同一平台的历史哲学、科技哲学等哲学研究的哲学属性，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哲学的独特地位，否定经济哲学的存在，而这恰与其对经济哲学持肯定的初衷相悖。总之，在我们看来，经济哲学并非什么交叉学科。
许多研究者认为，经济哲学是将哲学理论运用于经济现象或经济学理论分析，其着眼点是经济，落脚点则是哲学，因而属于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看法也是颇值得商榷的，是难以成立的。
哲学作为理性地把握世界整体的方式、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人对于现实经验世界的一种内省体认。也正因为此，探索和总结现实生活世界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科学，人的一切思想、行动的背后，都无不打上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因此，对某种特定哲学理论的应用，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仅仅是一种“哲学的应用”，而不是什么“应用哲学”。我们没有必要去探寻“应用哲学”一词的确切来源，但它衍生于“应用科学”这一科学分类概念，当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应用科学”是有其特定涵义的。现代科学根据科学对实践的关系而区分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的直接目的则是运用基础科学的成果以解决为人类服务的实践问题，如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即属典型的应用科学。作为对形而上的追求，哲学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自然更不能归于“基础科学”之列。在人类精神世界，不存在与哲学相对应的“应用哲学”。实际上，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应用哲学，通常都是用哲学的一般原理、观点去套析具体科学理论，或为哲学原理寻找具体科学中的例证，或由具体科学的例证寻找相应的哲学理论，或是按照哲学基本理论体系，简单地、机械地把具体科学分割为几个模块、若干个对子。这种“应用哲学”研究不仅违背哲学研究的本性，不能为哲学的“知识宝库”增加任何知识含量，而且因其对具体科学研究“说三道四”而又无益于具体科学研究，因而往往引起具体科学研究者的反感和蔑视，造成对哲学声誉的极大损害。经济哲学不是应用哲学，不是一般哲学理论在经济领域的简单移植和推广。
二
经济哲学是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所决定的。
哲学是求得智慧的学问，而哲学对智慧的追寻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怀疑与批判既是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批判精神”的精髓在于追问根据、探询理由。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哲学的追问与批判又是建立在对现实及思想的反思的基础上的。反思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从而也就决定了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
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是对思维的思维，哲学则是对这种思想反思的理论表达。但哲学反思思想，并不意味着放弃和排斥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思想只能是关于对象、关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世界的反思。不过，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决不是关于时代现实种种表象的简单陈述、描画，而是以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所把握的时代现实，是对时代本性、现实世界本质的理性抽象和理论概括。由于“只有在思维和概念的规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因而，只有将对时代本性、现实本质的反思升华为一种“概念性的认识”，哲学才能真正理智地观照现实，理性地解读现实，深刻地透视现实，全面地反映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也才能塑造出真正反映时代、体现时代、引导时代的时代精神。
人类通过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而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思想”，而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则又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中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的反思通常是按照两个基本维度展开的。一是对于构成思想对象的存在即整个世界的最普遍特性的总体把握，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普遍性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二是对构成世界的各个领域或者说各个部分的总体把握，由此形成了各种部门哲学。部门哲学是根据哲学反思思维方式而获得的对于特定领域的一种根本性的普遍性认识，是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哲学观。相对哲学一般理论而言，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内容，既是对哲学一般理论的重要补充，也是哲学一般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延伸。
作为一种部门哲学，经济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根本特性反思人类经济世界而形成的哲学理论。简单地说，它是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是关于人类经济世界的哲学观。这里所说的“经济世界”，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认知层面，一指经济学本身，可称之为经济理论世界；一指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可称之为现实经济世界。作为“对思想的思想”，经济哲学首先要批判反思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理论，这是由哲学的根本特性决定的，也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其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因此，对经济学进行哲学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活动，涉及到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样，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人类经济活动也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
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把“经济学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与“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严格区别开来，前者主要研究经济学中已经存在的或与经济学相关的哲学问题，如经济伦理问题、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等；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经济活动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研究的经济事实。我们认为作这种“区分”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类经济活动，其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运行的规律。因此，对经济学进行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涉及到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样道理，对人类经济活动进行哲学的批判反思，也不能不涉及到对经济理论的认知与评判。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人类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主体性活动、有目的性的活动，它是在某种特定经济理论的支配、指导和牵引下进行的。因此，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哲学反思，不能不涉及到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反思。实际上，从已出版的许多西方经济哲学论著中也可看出，在“经济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尤格出版了《国民经济学中的哲学》第一卷，书中使用了“经济学哲学”这一术语，但他在60年代出版该书第三卷时，则采用了《20世纪的经济哲学》的书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在其题为《资源配置经济哲学》一书中，考察的则是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起点的“经济人”假设，并从哲学方法论视角揭示出了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即：假设+逻辑推理。前面提到的罗宾逊夫人以《经济哲学》命名的论著，其副标题是“关于经济思想进展的一篇论文”，主要探讨了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并对自西方古典经济学以来直至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了哲学分析。不难看出，在上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哲学”与“经济哲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同样，哲学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批判反思，也主要是力图揭示隐藏在现实经济活动以及经济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背景预设或前提条件，并质疑和考问它们的合理性根据以及作出其它选择的可能性。因此，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虽是整个人类经济世界，但它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把经济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具体现象和各种具体理论都纳入自己批判反思的视野。哲学对经济理论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要对各种经济流派或全部的经济学内容去作哲学的批判分析，而只是从总体上对经济学的某些根本性问题给予哲学的审视。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具体现象和具体问题，属经济学研究范围，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解决，它不需要哲学去“过问”，哲学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过问”，并且这种“过问”方式也不符合哲学反思的本意。经济哲学必须是、也只能是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一种总体性的把握。劳伦斯·A·博兰指出：“在有关物理学哲学或化学哲学的近期文献中，大部分均能使一般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感到满意。然而最近不断增加的、由哲学家撰写的论述经济学哲学的文献，却由于未能充分准确地表述经济学家的思想或理论，而使多数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意，并且也由于这一原因，使得多数文献未能对经济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劳伦斯·A·博兰的这段话是值得每一位经济哲学研究者深思的。我国的经济哲学研究，之所以不能获得经济学界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盲目追随国内哲学潮流，并将其导入对经济学的批判反思。其中最典型的个案，就是借势于目前国内哲学界颇为流行的人学研究和非理性研究，将“经济人”概念扩大、泛化为“社会人”而大加贬损。这种不着眼于人类经济世界本身语境的所谓哲学反思，是难以获得经济学者认可的。二是过份地追求所谓完整性、系统性，把许多纯属经济学本身的问题当作哲学问题去研究，并横加指责，其结果不仅招致经济学界的反感，
败坏了哲学的声誉，而且对于哲学理论的发展亦无意义可言。哲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无端的责难；哲学既不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是具体科学的裁判者。因此，要使经济哲学既能对经济学研究和规范人们经济行为有所助益，又能于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有所促进，就必须恰当把握经济哲学作为部门哲学的学科性质，并合理地正确地运用哲学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
三
对于经济哲学的上述认识和理解，我们还可从“经济哲学”概念提出过程获得有力的佐证。诚然，对于经济学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哲学反思，可以说几乎是与经济学同步产生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哲学早已有之，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是自觉的经济哲学家。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它的产生与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经济学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三次重要论战，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为了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古典经济学家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提出了“经济人”概念。到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和明确，并作为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分析工具和建构经济理论的逻辑基石。经过几代正统经济学家的努力，西方主流经济学虽最终摆脱和冲破了中世纪社会价值观念的束缚，但“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却始终遭到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特别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出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更是展开了三次颇具影响力的大论战。
第一次论战主要在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进行。以李斯特、罗雪尔等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孤立的个人利己动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是狭隘和片面的，现实经济社会比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要复杂和丰富得多，因此，以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新历史学派沿承旧历史学派的批判传统，认为古典经济学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依据“肤浅的不充分的前提”，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点的抽象演绎法，不可能得到符合实际经济过程的经济学理论。面对新历史学派的责难，门格尔等人展开了有力回击，坚持认为经济学要理解并获得整个经济过程的本质与规律，就必须落脚于对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动机分析的基础上。门格尔还以自然科学相类来说明经济人抽象的合理性。1883年，门格尔《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从建构抽象演绎研究方法的立场出发，对历史学派的批判进行了反驳，并对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研究方法发起了攻击。同年，施穆勒《政治社会科学》对门格尔提出反批判。第二年，门格尔又发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错误》予以应答。1888年，布伦塔诺在维也纳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指责斯密“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次年，庞巴维克进行反批判，指出历史学派的伦理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中世纪禁欲主义世界观的翻版，最多也不过是“对人类经济的道德描述”。在这场以经济学理论前提、研究方法为直接论题的激烈论战中，有关经济学学科性质即“经济学应该如何”、“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普遍科学还是一门历史科学”的问题，也成为争辩的议题。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现为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穆勒认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判断，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精确性，而只能达到预测指向的一个趋势，因此，只有在排除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一种经济理论才具有确定性，才能得到验证。1932年，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把正统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归于对经济理论真理性的检验问题，并对“正确性”与“实用性”作了甄别。他认为，一种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是从一般前提进行逻辑推导的问题，而其实用性主要取决于该理论对某一特定环境下各种作用因素所作反应的程度，对某一经济理论取舍的标准则决定于该理论能否经受观察或内省的检验、证实。罗宾斯的论著发表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证实法而张扬证伪法的证伪主义潮流。1938年，哈奇森《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明确主张将波普的证伪方法引入经济学理论。受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研究应朝向经验自然科学方向发展，经济理论也应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具有可证伪性。在这次论战中，有关“经济人”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利润最大化行为假设，而有关经济学学科性质即“经济学是如何的”，也成为论争的主要议题。
第三次论战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在罗宾逊夫人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盛风之中，又将矛盾的焦点之一投向“经济人”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特别是随着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向其它社会科学传统领地的盲目扩张和大举入侵，“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倚重的主要武器——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假设，便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各种反对意见重新集中起来，并运用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所获得的新的批判武器，向“经济人”展开新一轮较量。在这次论战中，也涉及到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即经济学应不应当涉及价值判断。1973年，海尔布伦纳《作为“非价值”科学的经济学》对传统的二分法展开攻击，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否认经济学应注重非价值分析。缪尔达尔也认为，将价值判断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有助于增强经济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关于经济学学科性质，这场论战不仅涉及到“经济学是如何”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经济学应该如何”和“经济学可能如何”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上述三次论战过程中，提出了对有关经济学学科性质、前提假设、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质疑与反思。显然，这种质疑与反思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对经济学本身的批判与反思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哲学”这一术语，并产生了一批有关经济哲学的论著，如尤格的《国民经济学中的哲学》和《20世纪的经济哲学》、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哈恩的《哲学与经济学理论》、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米塞斯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库普曼的《资源配置经济哲学》、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等，在20世纪80年代，还创办了《经济学与哲学》这一专门刊物。由此可见，经济哲学既非先验给定的，亦非外在强加的，而是人们对经济学本身进行自觉哲学反思的必然结果。
作者：曾祥云
第二篇：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响研究
[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是一种绝对的观念，而且是一种颠倒客观世界本質的世界观，但是其中所涉及到有关“市民社会”经济学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经济学探究的缘由入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黑格尔哲学；经济学；市民社会
[作者简介]王嘉曦（1990-），女，汉族，天津市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关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经济学探究的缘由分析
马克思在读大学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针对历史和哲学，并没有涉及到有关经济学相关的内容。随着马克思对社会情况的认知程度加深，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且逐渐走上了与政治思想进行斗争的道路。在《莱茵报》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让马克思从一名纯粹的哲学家逐渐转化为主张如何更好的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同时马克思意识到：“人们之所以要斗争、要争取，其实都与人们的利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倘若不从利益关系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将永远无法正确理解为什么不同的阶级对同一个问题的态度居然如此之不同；还有基层农民的生活状况，这些都将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基本利益。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促使马克思开始对经济学相关的内容进行研究。尤其是从1843年到1844年，马克思加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还意识到了经济问题才是当前社会民众更为关注的问题。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立场彻底划清了界限。此时，马克思也提出了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相反的观点，认为倘若要探讨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的原因、性质、过程，那么就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之所以会与国家出现分离，这是历史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认为这种“分离”是社会矛盾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个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并且要在历史发展到一种水平之上才能将其解决。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市民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分析
从马克思经济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这个过程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转变，虽然在此时他还没有系统的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所以也无法理解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古典经济的批判，更谈不上超越，但是这个阶段的发展为后续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分析，可以明确其经济学观点主要以理论形式进行表达，其目标是为了能够证明“政治经济学”这种具有个人主义内容的经济学观点属于公共领域范围之中的内容，并且认为“政治经济学”具有在经济领域中“整体性”特征。关于“市民社会”很多哲学家都认为其意思其实应该与“政治国家”这个词的意思一样，即与自然状态对应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黑格尔法哲学内容当中隐藏着哪些经济学内容？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这些经济学内容以及对他自身研究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自由”是黑格尔构建“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从市民社会的特点来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就必然变现为“法律”。从黑格尔法哲学来分析，能够得知黑格尔的观点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人才能作为理性而存在，同时提出人的性质应该由私有财产来决定。在这个观点之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之中有关商品交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物本身都是无目的之物，倘若将人的意志与物品结合，那么物则会成为“我之物”，这是黑格尔法哲学中所提出的社会产品商品化的原则，也就是任何东西，包括人都可以作为买卖的对象。之所以说“自由”是黑格尔构建“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主要还是因为黑格尔还将这个商品化原则与当时的一些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以及科学活动进行结合。由此可见，黑格尔崇尚这种“自由”，并且认为所有财产的本身就是本质的目的。所以，从黑格尔的种种观点来看，“自由”是黑格尔构建“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二）注重私有财产的合理性
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他非常注重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因为他认为人的意志在作为占有对象的物中是以单个人的意志出现的，黑格尔反对公有财产，并反对均分财产，而且认为所谓“平等”那只是一种原始的概念，在现行社会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对物的转让的论述中，黑格尔表明了对工人出卖劳动力的看法，他认为工人把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力量的一部分转让（出卖） 给资本家，这是符合自由原则的，因为工人的出卖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工人自己本身还是自由的。
（三）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关系
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人通常都会以个人意志为主，选择利己的方式进行交流与沟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会以自己为中心，除此之外的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众所周知，社会决定了人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工作、权力、福利是交集在一起的，人是社会团体的一员，一旦离开这个社会团体就难以生存。黑格尔以自己的观点为基础，将资产社会划分成为：实体性的等级，主要指农业等级；产业等级，主要指手工业、工业以及商业等级；普遍等级，主要是指国家的公职人员，即没有直接参与劳动的人。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有这些特点：第一，崇尚资产阶级“自由观”，并且认为人与人的交流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利己主义）基础上；第二，私有财产合理的重要性，商品交换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样的；第三，黑格尔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这方面他充分考虑到了生产运动本身会发展和进步，而且生产运动对社会作用存在一定的规律，综合分析之后猜测社会可能出现两极化。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很难解决的矛盾。
三、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響
（一）在物质利益上，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是敌对关系
由于受到黑格尔法哲学中经济学内容的影响，马克思经济哲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三大阶级，在关系上并不是和谐的，而是敌对关系。将社会划分成为三大阶级，这是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Adam Oliver Smith）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动，但是这种变动仅仅体现在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衰落、繁荣这三个状态之间的变化。然而与这种永恒制度有着对应关联的，就是将人们划分成为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以及工人。国民由三个阶级组成，并且他认为这种结构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合理结构，称之为“天然秩序”。然而，马克思则针对性的指出：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而是敌对，甚至是斗争，并且还对市民社会普遍性的特点进行了阐述：从国民经济学相关理论角度来看，各种利益的敌对性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然而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与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描述成矛盾体系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矛盾性的启发才使得马克思从现实社会关系矛盾的角度去对资本资本主义进行深入考察。
（二）市民社会阶级构图将走向两极分化
“竞争”可以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机体之间的普遍规律。从市民社会的特点来看，最明显的竞争就是阶级对立。马克思经济哲学也主要是根据“竞争”进行研究的，进而将整个社会的基本历史规律揭露出来，并且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暂时性”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不仅会促使资本加快积累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且由于大小资本家的竞争。还有一部分土地拥有者则开始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从而将地租转化成为资本，使其土地所有者与农奴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为资本家与农业工人之间的矛盾。此外，由于大小地产之间也需要进行不断的竞争，这样便会导致这些大地产会逐渐“集中”，大小地产之间的竞争以及地产的不断“集中”会将资本主义更多的贫民以及相关的活动逐渐推向了敌对方面，进而导致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地产也无法幸免的被陷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泥潭当中。一旦陷于“竞争”，那么必然会受到商品生产规律的支配。因此，马克思指出：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其结果是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别会逐渐消失，使其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只剩下两个阶级，即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从政治经济学的三阶级市民社会到马克思的两阶级市民社会，从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对现实经济运动进行深入研究考察而得出的结论。
（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到市民社会矛盾运用思想方面的影响，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居民对于生产的数量、性质、质量以及适应程度方面的确定，这些都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每一个人都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自由自在的交换自己的物品。因此，构成自由经济统一整个的主要因素有这些：权力滥用、无限制竞争、自由交换，随着这些因素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将进入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在这种盲目状态下，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分工更加深化。一方面，在分工的趋势下，能够加快资本的积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分工人数的增长与分工的发展，两个因素会实现相互促进的目标，并且会成正比例不断增加。随着分工的发展以及人数的增加，能够引起劳动力生产力的提升以资本的预先积累为基础，因此，资本的不断扩大会使其同一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马克思在《手稿》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其目的是为了对市民社会进行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理解耸立于之上的国家大厦。一开始，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但是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个人科学思维的习惯决定了他应该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的经济学内容进行深入去分析与把握，并且从中受到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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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嘉曦
第三篇：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哲学
摘要：最初马克思围绕国家、法等问题批判现代性的主流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在现实实践中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为了深入把握现代性的现实根基，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处于资本宰制中的现代性进行经济哲学的透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到经济哲学的视角，马克思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从精神意识层面深入到了现实根基之中，对现代性始终保持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态度。
关键词：现代性；马克思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
现代性问题因为事关整个当代人类生存状况和生存命运，而成为时代的聚焦点和最为重要的现实课题，同时也是全部哲学所关注的中心理论课题。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却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做出全面诊断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蕴涵着对现代性的间接批判和思考。“判断马克思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有没有现代性的理论，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现代性’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
马克思是以什么方式来思考现代性呢?概括地来说。马克思一开始是围绕着国家、法等问题展开的。可以说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展开对现代性的理解；后来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对资本及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内部矛盾的批判，可以说是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把握。当然要使我们的理论假设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我们必须能从理论上指明现代性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思想历程的转换发展中得到揭示的，甚至是得到本质性的揭示。
一、政治哲学的视角
马克思对现代性诊断的初始视角——政治哲学，是在对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
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政治哲学是德国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形态。黑格尔第一个在术语层面上提出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概念。把国家这一政治领域与市民社会区别了开来。黑格尔主要是将市民社会视为一个与家庭和国家相对的私人经济活动领域，他把它叫作“需要的体系”，即个人满足自己物质利益和需要的场所。同时，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通过法律保障的商品交换契约关系形成的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成就。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做是由形式法保障的个人的财产和权利系统。它既是传统社会解体的产物，也是现代伦理统一体重建的历史前提。市民社会是相对独立的却又是非自足的。在市民社会状态中，个人仍然受自然的任性支配，市民社会是人的私利支配的因果必然王国．这种特殊利益互动形成的市场自发秩序是脆弱的，受制于矛盾和冲突。这一非自足性把黑格尔引向对国家的思考。黑格尔的国家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个人服从国家正是扬弃自己的狭隘的主体性，使人的生活重新获得伦理性。“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只有借助于外在政治权威才不会在相互冲突中走向自我毁灭。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解读是从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人手的。首先，马克思直接继承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并且肯定了市民社会出现的历史意义，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表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革命，被封建政治和伦理关系支配的旧社会的解体、新的市民社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前提。市民社会脱离封建社会的政治母体成为独立的领域，也就是国家成为相对独立于市民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但是，同时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弄颠倒了。马克思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它们结合成国家，不是它们自己的生存过程的结果；相反地，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们分离出来。就是说，它们才是这种理念的有限性领域。它们的存在据说并不依赖它们自己的精神．而是依赖另外的精神。它们不是自我规定，而是以某个第三者为本原的那种规定。这就是黑格尔为什么把它们规定为‘有限性’，规定为‘现实的理念’所同有的有限性的原因。它们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这种存在的本身。理念从本身分离出这些前提，‘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这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神化观的解构，推翻了其唯心主义的法权主义意识形态即社会的本质和基础在于它的法和国家意识。
其次，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辩证的现代性解释模式，即把现代性理解为充满矛盾和内在张力的过程，但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使他对现代性矛盾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彻底。“黑格尔是第一个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的思想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韦伯，乃至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是他的后来者。他既是现代的产儿，又是它的逆子；既是现代的辩护士，又是它的批判者。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现代本身的异质性和暧昧。现代的矛盾也体现为这位辩证法大师思想的矛盾。”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揭示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从而把揭示市民社会的矛盾同分析政治解放的限度结合起来。在这一时代，个人已经分裂为财产占有者的私人和抽象公民，政治革命把传统社会分解为市民社会的相应部分，却没有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革命，虽然个人从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却又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形强制之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私人，没有同时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在马克思看来，新的市民社会的出现无疑使社会发展具有了现代性，但伴随着市民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政治解放，它并没有彻底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市民社会中被国家剥去了人的类本质、夺去了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利己主义的人成为“现实的人”。
最后，马克思拒绝黑格尔关于特殊性与普遍性、自由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张力已经在国家中得到完全和解的命题，他从黑格尔止步的地方向前迈进，进一步揭露了市民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从而超越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伦理主义批判。马克思指出，黑
格尔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没解决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内在的目的。国家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据说就在于个人对国家所尽的义务和国家赋予他的权利是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个政治联合体的国家并不能为人的自由提供终极的保障．因为它只要求在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正义的政治正义的范围内实现自由，对自由的理解必须超越这些本身就是其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超越这些意识的历史实践中才能够实现，而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揭示并实践这一真理。
二、经济哲学的视角
马克思对现代性诊断的经济哲学视角是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开始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认为，初看起来，商品似乎是极简单、极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却表明，商品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这个人类劳动的产物，为什么成了与人对立、支配人、决定人的命运的东西呢?这种神秘性是从商品形式本身产生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商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因而，在商品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生产关系的物化及物的人格化这种倒转，正是劳动及其产品舜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的直接表现。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进入交换过程之后，就表现为交换过程的矛盾，货币就是交换过程的矛盾发展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根本目的的，而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作为交换活动中的一般等价物，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其神秘性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这里，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好像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货币形成的中介过程消失了。从结果上看，好像充当一般等价物并不是交换赋予它的社会职能，而是金银天然就是货币。“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
货币拜物教乃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式，因为它用物的形式把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及私人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严密地遮蔽起来了。
马克思这里的旨趣是力图通过对“商品”、“货币”等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典型样态及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正确的路径。正如当代学者弗里斯比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商品分析直接影响到一种将社会现实碎片当做出发点的研究现代性的方法论取向。”当然，马克思最终关注的不是现代社会的“碎片”，而是其总体上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这就要看他对“资本”的分析。
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说资本不是物，是指作为资本的物并不是物作为物的物性，而是它的非物性即非自在的、社会的性质。作为物性的物只是资本的载体，成为社会性质的媒介。资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即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它通过物并在物质中存在，作为此种物的特有的社会性质，与其说物取得了礼会性，毋宁说资本就是社会存在物的一种典型的形态，它表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存在方式。作为关系的资本已经成为存在的一种普遍的抽象形式，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是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存在关系。资本成了物作为社会的物的抽象形式，而且是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普遍抽象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作为这样一种关系，资本根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可供观察的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运动，而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是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但是“资本不可遏止的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是因为，在资本社会关系中，由于人们受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人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工人是人格化了的劳动时间，是异化劳动的人格化；资本家是增殖资本的人格化。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家“只有在抽象财富愈益增加地占有，成为他操作的唯一动机时，他才是当做资本家，当做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来发挥作用”。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为维持生存和生活的外在目的所驱迫，他只是当做劳动力商品，当做独立于人的个性的物来看待，他的劳动只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劳动。因此，资本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质问的社会关系”。资本社会的关系表明了人与物关系的颠倒，也表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对抗，这一本质表明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
商品、货币、资本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它们不仅充当“批判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包含着指向“武器的批判”的维度，甚至今天仍不乏有思想家将它们作为解读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钥匙。从商品、货币到资本，马克思揭露了现代经济的抽象统治使得在这一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人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异化和颠倒。
三、理论启示
马克思可以说身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他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家，其哲学的思想视野都蕴涵在对现实历史的具体分析和批判之中，现实的生活实践和人的具体生存境遇是马克思从事哲学批判和创造的出发点。具体到马克思的时代，也就是“资本”作为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建制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所要揭露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此岸世界”。因而，现代性主题也离不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并从马克思的独特视角中得到本质性的揭示。具体来讲，就是本文阐述的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两个视角即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从最初围绕国家、法等问题，批判现代性的主流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在现实实践中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内涵，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政治哲学作为当时德国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形态，遭到了马克思的反思性批判。为了深入把握现代性的现实根基。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通过商品、货币等现代性的典型感性显现方式，更重要的是抓住了“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建制，对处于资本全面宰制的现代性进行了经济哲学的透视。无不彰显出马克思对待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见解和辩证立场。
今天，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处于马克思哲学所开启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域”中，马克思哲学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富于启示力的思想灵感源泉。但正如伯曼所讲的：“我论述他的思想，与其说是寻求他的答案，不如说是寻求他提出的问题。……他能够给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不是一条摆脱现代生活的道路，而是一条更加有把握更加深入地进入这些矛盾的道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到经济哲学的视角，马克思对现代性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态度，但“‘批判’的基本意思并不是‘否定’或‘反对’，而是‘分析’和‘辨析’，在从事现代化的同时，进行现代性批判，丝毫无损于现代化。相反，却可以避免或减轻它的负面效应，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批判并非始于20世纪，而是几乎与现代过程同时开始的。事实上，不少西方思想家把现代性批判看做现代话语的一部分，现代性批判体现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和自觉意识，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象征”。随着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日益处于现代化的变动中，现代性问题远远没有衰竭，而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发挥作用。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思想，无疑为我们面对自己本土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责任编辑：王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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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