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大陆私营企业试论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自1993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一直存在一个令人不解的数字迷宫：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实现“双顺差”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却出人意料地只有少部分增加：2000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41亿美元，吸收外商投资近400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储备仅比1999年增加了93亿美元，差额竟达550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到哪里去了？显然，中国的资本外逃了。
大陆私营企业试论论文 篇1：
个体户，中国经济变迁的见证者
“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提起这句话，我们的思路便要倒回到30年前，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个体户的产生是历史使然
中国经历“文革”浩劫后，回城知青大潮引发了就业压力，全国有800万下乡知青如洪潮一般涌回城市，城里处处人满为患，大批年轻人等待安排就业。无数人削尖脑袋往国有企业里钻，然而旧体制并没有接纳所有需要饭碗的人，有限的岗位无法满足所有需要就业的人。于是，人们纷纷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业维持生计，第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了。1979年9月，中央宣布：“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1980年8月，中央又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个体劳动者的合法地位在新一个10年伊始得到了正式承认。之后，我国的个体户便呈井喷式发展，成为就业大军中的重要力量。1981年底，全国个体户首次突破100万户。到1987年底，个体户户数已比1983年底翻了一番，超过了1000万户，个体户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申领者章华妹，谈起当年的情景依然有着无限的感慨。
当年，20岁的章华妹只是一个懵懂的女孩，但她却没有今天同龄人那样的无忧无虑，她必须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为自己谋一条生路。
1979年，一个动荡的转折期，睡眠了几十年的经商意识仿佛在一刹那间全部激发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在温州，一些人开始试探着“偷偷摸摸”地做起了小生意。
章华妹的父亲很善于“经营”，早在解放前就在做布匹生意，在几个孩子中，他首先让小女儿做生意，一方面出于生活的压力，另外就是他发现章华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经商气质。
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等，就是如此简单，1979年11月，章华妹的店铺“开张”了。后来，他们开始自己加工，然后拿出来卖，以致周围的人也学起了章家。
“即使在温州，当时人们也是都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同学看到我做买卖都觉得自己害臊，他们把脸都转过去了！”章华妹回忆说，当时自己也总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还有几块钱进账，感觉特别高兴：“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
当时温州的鼓楼工商所刚刚成立，一天，工商部门的人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过来。“自己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跟父亲商量，父亲经验比较丰富，马上就让她去申请领一个，并告诉她：这个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
于是章华妹就拿了申请表格，送到了鼓楼工商所。
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鲜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
实在的章华妹依然将开业日期写为1979年11月30日。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尘封多年以后，竟然成为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在偏见和迷惑中顽强生存
“个体户”也被称作“街边仔”，因为他们多数从摆地摊出道。在当时，人们对个体户的认识还是有着许多偏见。有人干个体怕见熟人，以至于出门必戴大口罩。有人看见同学或朋友在做买卖，也是绕着走。当时就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个体户，他们在历史的大潮中，用生动的经历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一不留神，这些“不三不四”的个体户却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人，当年的小作坊变成了上市公司、个体户变成了民营企业家。
被喻为义乌市场 “一号臣民” 的冯爱倩，今年已经60岁了，她说：“人家说我是华夏第一市里的‘一号臣民’，这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你们外人现在来看看我们义乌市场今天这么热闹，这么了不得，可你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现在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婆，在当年是如何一步一磕头、一跪三作揖走过来的。”当年，为了养家糊口，她看到有人提着篮子在卖各种小商品，一天也能赚回几块钱。这对巧妇无米炊的冯爱倩来说，太有诱惑了。当她兴冲冲地到街道申请“做买卖”时，街道一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们正准备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呢，你可好，还想跟他们合帮呀！”冯爱倩吓得再不敢进街道管委会那个门。
可日子还得过。1980年，她卖掉一些家当，筹得380元的本钱，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很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开始摆摊，第一天就净赚了6元多，这样比起当临时工要强好多倍了。可是，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摆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县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买卖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冯爱倩就想着要找他说说理去，大伙知道她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她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她跟着书记上了他的办公室，和他论起了大道理。新来的书记听完叙述后，通过全面调研，排除广大干部的固有思想观念。不几日，县委就以 “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了在义乌改革开放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见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成就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历史性转折。
对于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许多地方都是以探试的步伐左右观望着，作为东南沿海省份的福建省，直至1983年才有人申请个体工商户。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就是如今企业越办越红火的福建圣农集团的傅光明。
傅光明说，当初，在申请注册私营企业时，当地无人敢给他注册，原因很简单，没有先例。实际上，当时已有不少人投资搞私营企业，但为了避嫌和掩人耳目，基本上采取挂靠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形式，在福建省光泽县，当时有人办的企业比他的要大得多，但谁都不敢承认自己是私营企业主。
而傅光明却认为，明明白白干企业，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申办营业执照的时候，他向光泽县工商局申报注册资金150万元。当时县工商局头一回办理这么多注册资金的执照，声称办不了，推到南平地区工商局，而后又推到福建省工商局。可没多长时间，省工商局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了，经办人员告诉他：这是福建省批准办理的第一个私营企业营业执照，傅光明定睛一看：可不，营业执照上的顺序编号为第1号。
个体户期待着又一轮的发展
二十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个体户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受益最大的人群，这些人主要包括农民、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这一时期，个体户的户数和从业人员也随之迅猛增长。当前，我国的个体户就业人数依然保持在9000多万人，加上许多由个体户转型的私营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全部就业总人数近2亿人。在安置失业待业人员，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个体户却出现了锐减的现象。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1999年，中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截至2006年6月末，这个数字变成了2505.7万户，锐减了650多万户。
“个体户”这样一个词汇，曾标志着中国人终于走向了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市场经济持续深入中，“个体户”却日渐消减，这是为什么呢？
在福州市晋安区的一条小街上，原本就是这里住户的林建军和妻子开了一家文化用品专卖店，26平方米的铺面，前店后家。在采访他的半个小时内，只有一个顾客进来买了两节电池。
在林建军的文化用品专卖店500米左右范围内，就有两家中等规模的超市。“超市的冲击太大了！”林建军说，“现在网上购物也很厉害，我们生意越来越差了。”
然而，烦恼还未结束。从林建军的小店窗子往外看，夜色中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巍然矗立。这是即将竣工的一个超大型商业中心，林建军已经打听过了，听说那里将进驻一家外资大型超市。“等大超市开张了，我们恐怕就得关门了。”金建军忧虑地说。
面对林建军的处境，有关专家认为，个体户之所以生存日渐艰难，一方面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改革开放之初，作为“经济细胞”的个体工商户填补了原有经济结构中缺少便民服务企业的空白，因而获得了发展空间。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整合，公众更加看重服务的质量，强调服务商的声誉、信用。这时候，个体户就不仅仅是在市场中“拾漏补缺”就行了，还需要建立稳定的品牌，这无疑加大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有个体户群体自身的原因。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无论哪一行业都需要专业的技能和水准，保持某种社会认可的标准，而一些个体户缺乏专业技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难在市场中生存。
专家建议，国家应该把个体户纳入整个国家的就业体系中给予通盘考虑。现在有的政策把个体户称为“非正式就业”，这无疑是一种“政策性歧视”，降低了社会对个体户的社会地位认同；对于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国家应创造宽松的税收政策，税务部门对个体户应免征营业税，减征收入所得税。此外，有关部门应对个体户加强登记注册等规范化管理，提高其经营认可度和社会形象。
个体户，这一如今处在下风口的群体，期待着新的转型。
相关链接
福建省允许台胞申办个体户
放开台胞申办个体户，在福建这块先行先试的试验田里结出硕果，为这一政策扩大到祖国大陆其他地方积累了经验。
早在2005年11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就提出“允许台湾居民参照港澳居民在内地申办个体工商户”。台胞注册个体户在福建省先行先试，为台胞来闽投资创业开通了便捷通道。几年来，不少台湾居民风风火火跨过海峡，到福建省“安营扎寨”，开创新事业。
台胞申请个体户在福建省先行先试后，台湾居民来闽“申个”热情一年比一年高。2005年12月27日，台胞曾祥德在福州成为祖国大陆首个台胞个体户，仅一年后，2006年底，全省登记台胞个体户233户，占港澳台居民个体户总数的62.9%；截至2007年末，全省共登记台胞个体户411户。
作者：蒋 壹
大陆私营企业试论论文 篇2：
浅谈中国资本外逃现状影响及建议
自1993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一直存在一个令人不解的数字迷宫：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实现“双顺差”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却出人意料地只有少部分增加： 2000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41亿美元，吸收外商投资近400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储备仅比1999年增加了93亿美元，差额竟达550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到哪里去了？显然，中国的资本外逃了。笔者试探讨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影响及建议。
一、中国资本外逃现状
据IMF统计，1995年中国外流的资本占全球资本流量的2%，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尽管保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较大顺差，但是结汇减少，售汇增加。到21世纪金融体制全面改革，深化并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正一步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框架。金融业逐渐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演变。
在这一过程里，市场经济不断的引导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并因此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由此便产生了大量资本外逃问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5年中国已是世界上第八大资本输出国。1993年至1996年，中国每年的资本外逃额大约均在100亿美元以上，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2000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41亿美元，吸收外商投资近400亿美元，然而当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比1999年增加了109亿美元。外汇储备跑漏的钱就有数百亿美元。
由于近几年来大量资本流入而导致了人民币的不断增值，信贷和投资增长导致的资本外逃，根据资料可以看出人民币近几年接连升值，对我国外贸、利率、物价、房地产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获利，有相当大比例的外逃资本又会回流，形成过渡性资本外逃，这也减轻了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2001-2004年间，中国外汇储备稳步增长，资本净外流转为净流入，直到6月份再次出现逆转。
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上述项目数额为负167亿美元。在资本大量流出时，由于存在着部分国际游资也存在违规进入中国套利的情况，因此，2005年的实际资本外逃数将大大超出167亿美元。
2002年以前的大多数年份该值为负数，我国资本外逃问题较为严重。2002-2004年该值为正数，一般理论界认为这期间的资本内流，同谋求人民币升值套利的国际游资密切相关。但2005年该项目再次变负，全年为负167亿美元。
从大体上看，该项目出现负值，表明非正常的资本流出情况严重。有可能说明资本外逃加大。
由于资本外逃在大陆对外经济运行中是一个“黑箱”，要准确统计其具体数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透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从中不难看出国内资本外逃的严峻现实。据大陆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1989年大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仅为3.3亿美元，1994年飙升至98亿美元，1997年居然高达169亿美元。1982年至1999年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累计达到130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吸收外资总额的3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历年来的资本外逃金额肯定要比同期国际收支水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大很多。我国的资本外逃数目巨大。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受到很大的管制，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的储蓄利率，人们便想转移资产，由于我国政策对外资的鼓励，使得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如税收减免、土地无偿划拨。
二、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
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资本缺乏的阶段。在经济起飞阶段，物资资本的形成对一国经济的腾飞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严重的资本外逃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物质积累，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资本外逃的一个严重的经济后果是削弱政府运用货币政策的能力，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如利率、汇率将变得十分不稳定，利率上升压力增大，汇率贬值压力增强，妨碍了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
同时，本国资金外逃意味着国内资源的减少，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由于这部分企业利用了在国外的国内资金并利用国内的外资优惠政策，导致了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三、解决中国资本外逃的建议
首先，严处“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严厉打击这些外汇非法交易。由于在2000年以前，非法资本流出主要是通过“洗钱”等渠道，但近年来，资本假借“合法”途径外逃的数目和规模越来越大。所以要通过这种方式，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资本外逃。
其次，完善我国在资本账户的管制上的一些漏洞，同时，大力调整经济法律利益关系，积极推进整体经济改革，调整相关的宏观政策。
最后，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确立私营企业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感，才能预防私营企业的资本外逃现象，并造成对私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信心激励，化解其财产在国内积聚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庄芮.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J].世界经济研究，2000(4).
[2]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J].改革，1999(5).
[3]王元龙.中国金融安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作者：陶佳琳
大陆私营企业试论论文 篇3：
2014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综述
[摘要]《中共党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史研究的重点及趋向。本文立足于2014年《中共党史研究》刊发的170余篇文章，按照历史分期，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章进行分类研究，还就中共党史人物及党史理论和方法等展开研究，以期对2014年中共党史领域的学术动态有更好的把握。
[关键词]2014《中共党史研究》综述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2014年度《中共党史研究》有4篇文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情况。国民党在国共斗争激烈之时极力打击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在其主流报刊上却频现马克思主义。张太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主流报刊上的马克思学说之运用》（《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中，通过探究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主流报刊上的主流舆论和思想言论，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范围之广、力度之深，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现身国民党主流报刊是国民党想用自由讨论的方式导人以“正轨”，从侧面烘托国民党文化的贫瘠，进而揭示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思想原因。长期以来，学界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但专门研究其在中国翻译、出版、传播情况的文章较少。袁雷在《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文本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启示》（《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中着力从传播史与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文本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李义彬在《也谈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会议——兼述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中指出，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并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回电”，认为20日收到的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的指示不利于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高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表现出的政治上的成熟。
徐玉凤在《抗战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中指出，共产国际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过程中强调要保持自身及红军的独立性并争取不断壮大。
（三）关于根据地的研究。2014年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学术界出现了许多研究其成立、特点等方面的文章。《中共党史研究》刊登了6篇探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文章，此外还有4篇文章探究其他根据地的相关情况。
1.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对陕甘边区进行研究。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研究之时必须牢牢把握“两点一存”的基本原则，全面认识陕甘边根据地的特点及历史作用。毛泽东曾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习近平在2009年视察甘肃庆阳时明确要求对南梁的革命历史做好研究。王三运在《深刻认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中指出，认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要将其置于整个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发展史上去分析，要结合“两点一存”来把握，要善于分析最新的研究成果。
从微观角度对陕甘边区进行研究。刘慧娟在《略论中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建设》（《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中，详细介绍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早期建设、发展情况，指出党组织的发展与革命武装力量的增强、根据地的稳定扩大、群众组织的稳定扩大等密切相关。
2.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关于革命根据地政治生活的研究。1927—1949年农民不断加入中共军队是其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传统观点认为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是由其天然的阶级地位、民族意识等决定，但这种观点日益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齐小林在《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中指出，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的主要动机，但农民自身物质利益的诉求、摆脱困境的要求及政治地位的提升也是其参军的重要因素。选举委员会是进行选举的重要机构，但目前对根据地选举委员会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王建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选举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中，以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为切入点，考察了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选举委员会的建设情况。
关于革命根据地文化生活的研究。根据地建立之后，对根据地文化的改造与建设成为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韩晓莉在《革命与节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建设》（《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中探究了共产党对山西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所做的努力，作者认为我们在肯定共产党对抗战时期传统节日改造的同时，应赋予其应有的文化魅力与历史价值。
（四）关于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研究。2014年《中共党史研究》上共有8篇文章研究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相关问题。
1.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共过分重视民众运动忽视军事领导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卢毅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忽视军事”说辨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中指出，大革命时期中共未能取得军队的领导权与其缺乏经费和武器、国民党的抵制及共产国际的干预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在维持党内合作的条件下取得军事领导权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驳了中共在大革命期间忽视军事的说法。
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新闻界的发动也十分重视，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记者团体。张继汝在《试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中，对国民革命时期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的情况进行探究，作者认为该组织兼具宣传与运动民众的作用，是革命时期武汉民众运动走向高潮的体现。
2.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研究。对苏区的研究。学术界从社会关系角度对1933年苏区劳动政策调整的研究较少，对苏区调整经济政策的原因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何友良在《一九三三年苏区劳动政策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中指出了苏区调整劳动政策的主要原因，丰富了对1932年苏区劳动政策的研究。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倍受学界关注。欧阳军喜在《一二九运动再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探究一二·九运动期间学生运动的思想动力、学生的政治取向及思想来源，指出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二·九运动内在的思想动力，但后者占据主导地位。
（五）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从宏观方面对抗日战争进行研究。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影响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重要因素的研究日趋客观，但大国地位“赐予”说的影响仍未削弱。温锐、陈涛在《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兼评中国大国地位“赐予”说》（《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中，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赐予说”进行了评析，指出了抗战时期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阐述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及重要作用。
此外，2014年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还集中在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
对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建设的研究。学界历来注重对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王海军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中，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图书杂志的查禁及中共领导的反查禁斗争，指出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展开争夺是抢占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表现，共产党所采取的灵活策略极大地扩大了红色进步书刊在国统区的影响力。
对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建设的研究。解放区文学制度的形成以文艺政策的确立为基础，而解放区文艺政策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核心。郭国昌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与延安文艺政策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中指出，延安文艺政策的中心在建构前期从“民族——国家——个人”转变为“阶级——政党——大众”，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文艺理论”逐渐被固定化，成为延安文艺政策的理论核心。作者认为解放区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过程即为中国文艺政策逐渐确立的过程，其实质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化。
（六）关于解放战争的研究。学术界对党的建设一直较为关注。黄进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黑龙江地区“公开建党”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黑龙江地区的公开建党情况进行专题研究，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黑龙江地区对公开建党的探索是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
（一）关于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关于政治建设的研究。“四反”运动是1952年上海市工商联为配合“三反”运动在工商界内部开展的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税运动，学术界对该运动研究较少。郑维伟在《新闻宣传与政治动员：以上海“四反”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中，考察新闻宣传对政治动员的影响，指出“四反”运动中新闻媒介对资产阶级的报道从理论到实践逐渐深入，但这一时期的新闻宣传政治性大于事实性，作者认为新闻宣传服务于政治动员并且是政治动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多效法苏联，在广大乡村中构建“苏联老大哥”形象，与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张海荣的《“苏联老大哥”形象的乡村建构（1949—1956）——以河北省若干县域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旨在探究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在乡村构建“苏联老大哥”形象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宣传策略、动员艺术等，指出了50年代初乡村构建“苏联老大哥”形象的积极作用，同时认为在构建“苏联老大哥”形象时存在过于脸谱化等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企业陷入产销困难的境地，学术界对1949年后私营企业命运的研究较少。赵晋在《新中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变革与生存——以刘鸿生家族上海章华毛纺公司为例》（《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中，以刘鸿生家族上海章华毛纺公司为例，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企业与政府政策和市场变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公私合营是私营工商业的必然选择。此外，新中国初期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私营企业的工资调控问题。包树芳在《上海私营企业的工资调控研究（1949—1952）》（《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中，力求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初步探索情况，作者认为工人的利益诉求、国家的调控准则和政府的处理意见是私营企业进行工资调整的重要因素。
关于科学文化事业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面临对教会学校的接收问题，辅仁大学是新中国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刘建平在《一九五年“辅仁大学事件”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中指出，“辅仁大学事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而是教会撤资后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展开了对旧产婆的改造运动，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李洪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产婆改造》（《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产婆改造活动进行了探究，认为旧产婆改造运动对科学生育观念和方法的传播、妇婴卫生事业的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注重加强对社会史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新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学术成果。宋国庆、董国强在《试论一九五三年前后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中指出，1953年前后国家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工业化建设上来，社会救助事业出现大幅收缩，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再纠正下社会救助才逐步转入正轨。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王永魁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称谓的两个重要概念辨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中，就“文化大革命”称谓的两个重要概念——“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研究，指出两个概念的背后是运动主体、运动对象、运动范围等的差异。
三、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
（一）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历来重视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萧冬连在《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放权让利”和“制度创新”获得了成功，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源于利益博弈过程中的权力失衡。张占斌、周跃辉在《两个百年战略节点与中国经济强国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前提是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两个一百年”为中国经济强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时间表。
（二）关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关于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的研究成为2014年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高新民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反腐倡廉建设》（《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中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从本源上建设廉洁政治的国家发展战略，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蕴于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中。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命题，学术界对“中国梦”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讨。曲青山在《论中国梦的理论创新意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关于拨乱反正时期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对拨乱反正时期有一定的研究兴趣。黄一兵在《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若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所要经历的两大进程：批判极“左”思潮和展开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作者认为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延伸与理论展开。
关于两个历史决议的研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改革开放后制定的关于党史国史的纲领性文件，对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拨乱反正等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近年来，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宋月红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中，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相关史料的产生、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探讨了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在该决议制定过程中的思想史料，指出还需进一步发掘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思想活动的史料。穆兆勇在《旗帜·道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中，则对两个历史决议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个决议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三）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2014年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加强党史研究的方式、意义等方面。张全景在《学习党史国史 增强“三个自信”》（《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中指出，在对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应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永中和曲青山分别在其文章中指出，党史研究中应注重对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和运用。
四、关于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
（一）关于邓小平的研究。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2014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中共党史研究》刊发了关于邓小平的17篇文章，内容涉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对邓小平经济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与倡导方面。朱丹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中，详细介绍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的背景，点明科技改革的方向和任务，主张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王素莉在《试析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全部内涵在于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贯穿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孙丽萍在《邓小平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战略决策与历史功绩》（《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中，认为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有计划、按步骤地推动了党和国家领导层新老交替制度化、法制化的实现。改革开放后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邓小平成功探索出一条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刘建武在《邓小平对利用资本主义途径方式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中，论述了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途径、新道路所做出的贡献，认为邓小平开创了我国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在文化建设方面，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是新时期指引文化发展繁荣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龙新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基石——学习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中，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本、之魂、之路、之基。杨凤城在《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若干问题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中，重点考察邓小平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认为邓小平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实现了从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到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演进。
在外交方面的研究。陈少铭在《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中，肯定了邓小平在外交政策建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认为邓小平为新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发展找到了内生动力，并促使中国外交由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变。
此外，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为关注，将对邓小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推向高潮。成龙在《新世纪国外邓小平研究特点分析》（《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中，论述了新世纪以来国外研究邓小平的特点，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邓小平国外研究状况，为我国的邓小平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2014年对毛泽东的研究仍较为火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党的历史工作者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张正光在《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中指出，毛泽东一方面对党的理论工作者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党的理论工作者也促进了毛泽东理论的构建。这种双向互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研究者对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也有所探讨。罗嗣亮在《毛泽东与一九五八年民歌运动关系考论》（《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中指出，毛泽东发动1958年民歌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搜集民歌，以此探究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毛泽东与1958年民歌运动的关系。
（三）关于其他党史人物的研究。对于其他党史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任弼时、彭德怀等的研究。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关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目前仅限于研究任弼时组织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韩同友、羊森在《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中，从任弼时受命于然、倾力而备、精心组织、思想贡献等方面进行探讨，高度肯定了任弼时对历史决议的贡献。1952年7月至1959年8月彭德怀对人民解放军要不要仿效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仲华在《论新中国初期彭德怀对于军队“一长制”的态度变化》（《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中，就彭德怀对军队“一长制”的态度变化过程、变化原因及经验教训进行了探究，指出其态度发生转变既和新中国初期学苏联的态度变化有关，也和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五、关于中共党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党史研究者修养等方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知青”的研究开始兴起并取得一些成果，但由于政治敏感性等问题，知青研究仍处于瓶颈期。金大陆在《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中指出，应将中国的知青研究归属于历史学，注重史料开放与史料重建，中国的知青研究兼具政治运动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框架，在研究过程中应确立以社会史研究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研究，但收效甚微。常利兵在《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中，提出将社会史的引入作为当代史学科体系建立和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新途径，呼吁要在充分借鉴古代、近代社会史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资料、视角、写法方面建立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1991年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在党史研究领域引起强烈反响，但新时期如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真正贯彻该思想仍需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相应的探讨。吴汉全、王炳林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中，从视阈、内容、材料等方面对“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进行了再思考，指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真正贯彻这一思想需要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材料，细化研究步骤，建立诠释体系，同时指出社会史观下的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充分借鉴和汲取各种研究社会的方法。
党史研究者的专业素养问题是党史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直接关乎党史研究的发展。欧阳淞在《关于党史研究者的专业修养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中指出，党史研究者应提高专业修养，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史家四长”的思想，加强对党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2]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
[3]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J].社会科学，2006（4）.
[4]陆旸，孙果达.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13日会议新考[J].党史文苑，2012（6）.
[5]高晓琳.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2005（5）.
责任编辑张荣辉
作者：张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