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个都不能少教育叙事
从一个都不能少看电影叙事（精选）
从《一个都不能少》看电影叙事
曹保平/亦然
【专题名称】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专 题 号】J8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电影艺术》(京)1999年05期第77～81页
作品与观众：吹不皱一池春水
1999年初，张艺谋的新片《一个都不能少》在传媒和领导的极大关注下完成并得到电影局的审查通过。1999年2月25日，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电影集团以1180万的高价买断了这部新片的国内发行权。4月里，各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的经理们正面对着低迷的电影市场愁眉不展。他们终于等来了这部被领导、电影专家、媒体炒到滚烫的影片。他们希望这部影片能吹皱电影市场的一池春水。可是，公映的第二天，北京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一个都不能少》票房成绩平淡的消息。《北京晨报》的礼貌用语是“还算过得去”。4月30 日《北京晚报》援引地质礼堂经理的话：“除了团体票，散票每场只能卖20—30张。而且，团体票现在也越来越难组织了。”至1999年5月7日，《北京晚报》刊登解玺璋的文章：《张艺谋为何被人冷落》。文章说：“《一个都不能少》已经带着某种遗憾退出北京一线影院，首轮票房只有240万元。 而其中团体票比例大大超过了个人票的比例。当年，《红高梁》捧回金熊奖，首映该片的大华影院门庭若市。与之相比，上映《一个都不能少》的影院前门可罗雀，少了许多昔日影迷的身影。”
在此前后，还有张艺谋退出戛纳电影节的巨大政治行动和他那封引起广泛讨论的致戛纳电影节主席雅戈布的信。
在我眼里， 这部影片的创作、 炒作和观赏以及关于该片的讨论是1999年中国电影界和文化领域的重大思想事件。这件事引起我的许多思考。我觉得此事涉及的话题不仅有当前中国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民族电影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中国电影创作与后殖民主义理论问题;也涉及具体的艺术创作现象的研究： 中国电影的叙事方法、艺术欣赏中的人物形象认同与现实关系形成参照和相互影响。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反映出张艺谋对中国社会心态和个体的认识，也反映出张艺谋自己的心态和创作走向。
本文试图由《一个都不能少》的叙事分析入手，考察张艺谋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艺术现象。我思考的主要方面是：对个体的认识如何影响和决定了对人的表现，即讲述什么样的人如何影响到怎样讲述人。或者是：叙事的要求是否会影响对人的认识，如果有影响，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人的认识和表现。寻找动机
我对影片的第一印象是拍得很不错，在今天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规定情景下，能把一部影片拍得这样纯粹和有感染力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在观看影片时有好几次颇为感动。打动我并引起我思考的主要有两点：
一、中国农村人的生活状况极度艰难，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极度贫乏;
二、教师素质和观念的极度低下，(魏敏芝居然理直气壮、十分蛮横地让学生跟她做她指定的“好事”)。我觉得张艺谋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是来自一种底层眼光和底层关注。这部影片中有他一贯性的东西：平民意识、底层关注和底层同情。我认为，这是一部以艺术电影形态为主的作品。但是这部影片也渗入了一些“宏大叙事”的因素，这是我第一次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发现这种现象。我认为，这种元素的渗入在张艺谋来说是不自觉的。虽然张艺谋在宣传本片中作了重大的政治行动，但在张艺谋的创作中，并不见得有明确的政治考虑。
在退出了戛纳电影节之后，张艺谋声称“观众的热爱是最伟大的奖”。但是影片的票房的确不好。按照放映与发行方的分成比例，中国电影集团要使全国总票房达到3千5百多万才能收回购片费用。可是在影片公映一个多用以后，据5 月17 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 全国票房才1800万元。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故事的讲述上。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在电影中“故事就是上帝”。我仔细研究了《一个都不能少》的故事及张艺谋的讲述以后，我认为观众和许多影评人的眼光是锐利准确
的。从剧作角度而言，本片的故事讲得不好，较为平淡，尤其是矛盾和人物困境的解决太简单。从叙事学研究和文化分析的角度看，本片反映了张艺谋在对个人以及个人与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个人与政治机构的关系等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首先引起我思考的主要是在剧作层面，这就是它的人物动机问题。《一个都不能少》全片并无尖锐的矛盾，人物的行动也相互离散，并未构成较激烈的冲突。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即张慧科进城之前，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这一部分主要的剧作功能是树立起几个很鲜明的人物性格，环境的设置也有较强的视觉陌生感。这种环境设置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令人深思许多东西。在张慧科离校进城以后，本片主人公的动作线在于寻找。我感到疑惑的是魏敏芝寻找的动机和编导对这一主导动作的行为动机的处理。我感到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阐释偏差，这种阐释的过分离散、漂移是由于叙事上的巨大空洞造成的。魏敏芝进城寻找张慧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50元钱还是为了10元钱?魏敏芝踏踏实实地当上这乡村教师是在对50块钱的承诺之后。魏敏芝两次拼命追赶在现代工业的产品后面，一次是追拖拉机，一次是追汽车。第一次追上拖拉机之后，她得到了对代课费的承诺。这是一段极重要的台词，影片的片名就出自这段三人对话。村长答应会给她50元代课费，高老师则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这50块钱，他不给你，我给你。但是学生可得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要是一个都不少，我还给你加10块钱。”到了后来张慧科离开学校进城以后，村长不同意魏敏芝进城去找。这就是说魏敏芝不去找也不会影响她得到村长答应的那50块钱。那魏敏芝是不是为了得到“一个都不能少”的差价，即高老师答应外加的那10块钱呢?抑或她是觉得只有高老师才会给她60块钱?影片刻意地避开了这一动机的解释。而这一动机支配着人物在影片后面约2/3部分的行动。从剧作上说，我感觉这样处理有两个地方过不去。一是结尾处。编导描写魏敏芝的过程把自己最初的目的忘记了，其实这里完全可以提一下魏敏芝对这50块或者10块钱的惦记。这样写完全符合编导对这个人物的初始性格定位。如果提到她还记着60块钱也不见得就把人物写低了，而只能使这个人物形象更丰满、可信。或者用另一种写法也可以，即写她经过了城里的寻找对代课和60元代课费有了新的认识。结尾处不提魏敏芝的寻找动机还可以有多种解释，当中在电视台魏敏芝与主持人对话那一场是我观赏影片时感到最别扭的地方。在这一场戏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直接地问魏敏芝：“你为什么要进城来找你的学生?”我看到这里就以为魏敏芝会脱口说出自己的动机。可编导就是要让魏敏芝缄口不言。如果说编导是要写魏敏芝在电视台演播室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感到紧张、生疏、也是一种写法。可要按这个写法就无论如何无法解释魏敏芝后面的表现。在女主持人对着魏敏芝指了两下她可能从未见过的摄像机，本片的导演也用电影语言给了那个黑糊糊的摄像机两个反打以后。张艺谋就假定魏敏芝和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认同了那就是张慧科。于是目光无神、局促不安、缄口无语的魏敏芝立即对着摄像机镜头十分动人、声情并茂地说了起来。与剧作上生硬的煽情和逆转的功能要求相应和，这一段的电影语言也极为别扭、生涩。魏敏芝和摄像机之间的那两次正反打和魏敏芝行为性格的突然变化也将成为张艺谋最不愿意让人们注意的蒙太奇段落。许多观众也对魏敏芝进城寻找张慧科的动机觉得不明白。在许多次张艺谋与观众见面谈论本片时，人们都对过一点提出了疑问。大量的报刊评论也对这一构成主人公整个影片后半部分行动的动机问题表示不解。广东省电影公司干部萧尔斯说：“魏敏芝这一点并不明显。她历经磨难找回了张慧科，但她是为了对高老师的承诺，还是为了50元代课费，还是为了对同学的一份感情?至少在影片结尾我们都未能清楚。魏敏芝显得很高兴，因为她做成了一件事。而艺术不同于生活，因为艺术应该揭示这件事做成了对主人公的意义。”(引自《深圳风采周刊》199
9、
4、12雪耳、牧风文章)《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30日莞尔的文章也认为这一动机的虚化影响了影片的叙事：“影片的情节进展不仅谈不上精彩，甚至缺少明确的动力。为什么要找回张慧科?似乎全是为了一句空洞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这个动力用于推动一部影片显然后劲不足。”
为什么这样写。从剧作上说可能有几种考虑才做出这一处理。
可能是魏敏芝自己忘记了。她在做事的过程中把自己原先来代课时的目的忘了，在做好事的过程中自己的行为异化了，自己的追求升华了，自己的人格高尚了。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魏敏芝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这样做是要得到什么。这是本片可能有的最好的一个艺术方向。即人物在合理利己的出发点上又超越了自己的现实功利考虑。这也是许多艺术作品发展人物的方向。但本片好象并没有这样写。影片的后半段，编导
让人物在自己坚实的立足点上滑走了。魏敏芝变得似乎坚定行动而不知所为;勇往直前而不知为何。从故事编排看，张艺谋并没有写魏敏芝行为的无意识转变。因为我认为如果那样写好象缺几笔。缺的是魏敏芝与张慧科的更紧密的关系建立。如果魏敏芝后来进城寻找不是为了钱，可以写成魏敏芝与张慧科之间有了一种较上劲的关系。这样写于魏敏芝的那种一根筋式的性格也是有依据的。或者，编导可以写成魏敏芝在教学生的过程中对张慧科产生了同情和关心，她的行为目的由敷衍了事、看住学生、挣得60元钱变成了高尚的目的：救助张慧科、启蒙张慧科。可是现在我看到的影片在动机设计上似乎几种考虑都有，但几种考虑都没有写通、写透。所以，许多评论者和观众的疑惑不解是很自然的。
这样动机虚化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考虑，即张艺谋在回答观众和记者提问时自己做过的解释：是一种艺术追求和艺术手法，留下让人思考的空间，不要把人物写得太实。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张艺谋在艺术上犯了比较大的错误。在艺术创作中，作者对人物有的行为因果可以不做十分具体的解释，留下多种解释的空间。但在叙事性电影中，人物重大的动作基点和构成动作线的动机不能留白。魏敏芝后来的行为目的和动机是可以模糊、可以变化、可以自己都把初始动机忘掉。但张艺谋不能忘。张艺谋得想清楚并让我们看清楚。即使是要写人物的动机异化，感情超越私利，张艺谋也要一丝不苟地把这些表达清楚。
还有一种可能的考虑，这样虚写人物的动机是了把人物写得较为有“亮色”，精神上较为“向上”;是为了完成一种主旋律呼应。我是一个主旋律意识非常强的人，对影片在基本伦理或具体元素层面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种种直接或巧妙的应和很是敏感。可我没觉得《一个都不能少》是替政府说话。我在看这部影片时，我也不怀疑戛纳电影节的雅哥布主席对影片的评论有许多隔膜甚至简单化的误读。但是，在看了张艺谋给雅哥布的信之后我想到，张艺谋在目前中国拍片子不可能一心只为艺术谋。这时，我才注意到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也有一些主旋律文化的特征。国内的许多评论也看到这一点。有评论认为：“张艺谋也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表现出他也真有创作主旋律影片的才能。影片创作自始至终得到了电影主管部门的支持与鼓励。”(余韶文《北京青年报》1999年2月27日7版)雪耳、牧风的文章认为：“张艺谋从这部影片中透露出来的患得患失心态却令人担忧。政治上要讨好，商业市场要讨好，艺术上的追求还是不能舍弃了。对目前的张艺谋来说，‘三性合一’，真是完美地结合，一个都不能少。”(引自1999年4月12 日《深圳文化采风报》)电影学院文学系的黄丹老师是今年的电影华表奖评委，与他谈起这个人物动机的处理时他也认为这样处理可能是想把人物写得“高”一点。
我认为，张艺谋这部影片并不是一部经典形态的主旋律影片，我也没觉得张艺谋在创作上存在有意识的与主旋律呼应。但这部影片确实是一部有主旋律元素的作品。比较重要的就是反映在他对人物动机的开头的坚实设置和后半部分的漂移处理。主旋律元素还表现在他解决矛盾和人物困境的方法。
崇高个体与叙事空洞
这是叙事的巨大疏漏?为什么张艺谋的一枝笔写出了两个故事?本片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和广泛思考。张艺谋是国内少有的几个非常注意剧本的导演之一。他的《有话好好说》不光用电影语言显示了我们民族心理状况和大众情绪的脉搏跳动，在剧作上也是极其讲究的，剧作深入地挖掘了戏剧情境和人物内涵。他在本剧中的这一对人物动机的虚化处理不是疏漏而是重大的偏差。编导虚化了魏敏芝的动机是为了躲避人的自私、消极或者渺小、卑劣的一面。这种处理既反映了编导对今日社会个人定位、个人状态、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错误认识和导向，也影响了影片的叙事。
从私人生活和个体定位角度看，编导抛弃了今日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关系。今日中国正在走向商业社会。这时的个人身份和个人权利正在重新定位。这种新型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人身依附的封建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建立在高尚的、大公无私的崇高信念和伦理乌托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平等交换的新型基础之上的。从秋菊的“我就是要个说法”到魏敏芝的要得到60块钱，其中有着重要的转换。魏敏芝要的是自己的一份应该有的天经地义的权利。我从这一点出发觉得不可理解的是编导对魏敏芝的动机处理，认为这是编导在剥夺魏敏芝的合理权利。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评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认为魏敏芝的行为动机不应该模糊掉。“她不会对带有恩赐性质的救助过分感激，而会主动去要回她应得的50元钱，因为那不仅是呼应开头，更重要的是代表着魏敏芝所追求的自尊和自立。(胡克《评析〈一个都不能少〉的剧作》《当代电影》1999 年
2期)这样写已经在观赏上引起了障碍。如果以中国现实社会为参照系，魏敏芝的性格更加显得不典型。中国内地的文艺创作以现实主义的为普遍要求和最高形态。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经典定义是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引自《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462页)。这一经典定义现在似乎不被提起。更多的时候是被我们用各种功利的需要和种种无限辨证的理论所覆盖或曲解了。另外，从描写人的经济关系出发来描写人的性格在现实中展开和社会的变化轨迹也是恩格斯在阐释现实主义理论时对巴尔扎克赞颂有加的原因。我比较喜欢这部影片从开始到魏敏芝追吉普车的段落也是因为觉得人物性格准确鲜明而且其行为有社会学和文艺学上的典型意义。
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看，对个人认识的崇高化描写给《一个都不能少》带来了人物塑造上的非个人化、戏剧冲突的虚化和叙事本文的政治化。
人物的崇高化看起来是可能有一种时代的最强音或者符合某种公意道德，但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人生信念。维护个人的完整性是维护人的生命意义之源。再美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的、千差万别的、会说会跑的、私心难去的个性性情整合成一个精致美好的花园。在非个人化的“宏大叙事”中，个体是无私、无欲的，但只是为了演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把选择的自由和选择的责任全从个人的肩头拿走了。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席勒化”，即“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340页)最近的所谓历史剧《雍正王朝》除了在历史观上犯了复活封建皇权思想的错误之外，由于它急于做现实政治的参考书和献计图还犯了人物简单拔高、直说作者思想的“席勒化”错误。由于它把封建皇帝嫁接到今天的导演胡玫鼓吹的政治口号上，许多观众说它是一部“戏说戏”。落实在《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动机的虚化还没走到崇高的程度但却逼着作者让人物原本鲜明、立体的脸孔模糊扁平化，也逼着作者在处理情节的重大逆转时完全依赖于政治的动力。没有个人往往会带来冲突的虚化。因为所有戏剧冲突的出发点都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无私、无欲或被归结于一个国家、一种思想、一个整体民族大义就不需要“金钱”这种交换工具，也不会有利益冲突了。“现在这种按照剧中人物预先说好的情节发展，看起来是比较笨拙的。„„电视台导演根据台长的意向设计了一个节目，播出后顺利找到了张慧科，一切平淡无奇。”(胡克《评析〈一个都不能少〉的剧作》，《当代电影》1999年2期)。
就这样，《一个都不能少》的编导从私人生活出发转移到了政治化的叙事本文。影片的叙事转折点是电视台长的出现。电视台长在中国不是一种文化机构的代表。王一川先生在《再现文化装置的力量》中首先把电视台看作代表一种现代性的、与世界普通情况一致的文化装置。(参见1999年3月26 日《戏剧电影报》)我的分析重点还在于中国现实关系的特殊性。中国的电视台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机制，而不是一种普遍现代性的产品。众所周知，在中国，电视台不是散乱、自由的大众媒体，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机构。电视台长首先是一个干部，他代表的是一种思想的主旋律和意识形态的“时代最强音”所以，如果说叙事者让魏敏芝一意孤行地进城寻找，就开始了一种从个人目的本能行事转向一种较为“高大全”的道德示范，到了电视台长出现就升华为一种政治的解决。到这里，叙事者由展示个人的一心向钱看的行动，变成了高扬一种广泛的主旋律信念。解玺璋在《张艺谋的童话故事》一文中说：“张艺谋的想象由农村进入城市，由过去进入现在，由审美进入政治。他一再强调影片的政治、伦理、社会功能。他在叙事中实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对未来的许诺，并力图使观众相信它的真实性。”(《戏剧电影报》1999年3月22日7版)。私人碎片与人民伦理
以上，我分析了《一个都不能少》是如何从坚实的个体形象出发一步步走向动机的虚化，走向道德性的“做好事帮助同学”，最后到达简单化的点石成金式的政治解决;分析了这样编写是如何形成了叙事上的巨大空洞。这样写从观赏故事的角度说是戏剧性的弱化和人物的模糊;从叙事或剧作的角度说是简单化、无冲突。那张艺谋为什么会在这一部影片中完成这种引起众说纷纭的三级跳呢?
我认为这是伴随着中国社会道德观念转型时出现的伦理畸形而出现的叙事分裂。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人民伦理”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人民伦理的道德真空中，每一个人都是道德清白的化身。“在人民民主论的界定中，‘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行为符合这一公意道德符号的市民才是‘人民’，
否则就是社会的渣滓。”(刘小枫《沉重的肉身》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现在，这种整体性的人民伦理已经破灭，但是与之相替换的从个体出发的公共伦理并没有建立。私人生活如果有了在社会机制和公共道德两方面的承认和保障就会产生个人伦理。可我们在集体有所解冻以后并没有完成个人化的、商业社会的伦理建立。没有把块结、凝固的人民概念还原为松散的、有血有肉的、从自我出发的个人。我们现在有了私人生活，但如果没有从个体出发、承认个体各种动机和欲望的公共伦理做依据、没有公共性的社会机制做保障，私人就只能是一些碎片。这时的个人没有个人伦理。她/他只能是理不直气不壮地乞求点什么，只能是给什么拿什么。魏敏芝要的是有一弹呱呱作响的人民币，是能养家糊口的现钱，却只得到一盒花花绿绿的粉笔。
在这时候，叙述什么样的“大众”对我们的文艺家来说是一件十分迷惑困窘的事，越是认识深沉的艺术家越是感到一种艰难的叙事编排和政治选择。
1998年最好的艺术电影是《没事偷着乐》。这部影片的最深刻之处是表现了平民个体的觉醒和极度的困窘。“《没事偷着乐》主人公的名字都被冠以‘民’字。影片无意将他们表现成‘人民’之民，于是‘平民’及其生活空间就成了灰色叙述下的呈现物。„„人物的困窘„„无不明确地宣告了‘人民’的神话的破产;既而平民自觉意识苏醒„„”。(左衡《平民活着》，《当代电影》1999年第1期)但是， 这部影片也出现了一个极为光明、亮堂的结尾，这种光明和亮堂中，主人公发出了阿Q式的假高兴：“小树，你就没事偷着乐吧。”也许， 那不是假高兴，其实是一种真苦笑。在我看来，这种与影片前面判若两枝笔的涂抹也是一种叙事风格的分裂。所以，有的论者发出疑问：“偷着如何乐得起来?”
张艺谋为什么要在人物解释、动机设定、性格定位上往回走，这是为什么?张艺谋的最具电影家物质的天才是对中国大众集体无意识的惊人感悟力和表现力。在《一个都不能少》中，他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动机的实现和个人欲望的现实展现是多么需要公共性的支持;个人的发展是如何需要一个广阔、清晰、具有坚实支撑的公共空间。张艺谋特别擅长从个人动机、个性张扬、个人欲望出发去展开叙事。在《一个都不能少》中他不仅把我们带到了穷困的乡村、穷苦的教育这样一些逼人的现实面前;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门口，他无意识地用这种分裂的人物和叙事让我们发现我们缺少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我们发现张艺谋的创造力是如何被社会现实所捆绑和规定的。他带着他的人物和观众一起擅到了一个半开半闭的门口，这就是那扇公共空间的大门。这个公共空间是商业社会所必需的。
由此看来，张艺谋这个动机缺失不是叙事的深入而是简化，不是表现个体情感和私人行为的多面、模糊、漂移不定;而是简单地确立了“积极向上”的信念。这里我并不是看到了张艺谋的浮浅而是注意到现实社会中两种伦理信念的交叉、覆盖;注意到两种叙事方法(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的共时性存在和彼此的影响或臣服。而且，在这里我看不清哪一者是本原的、先在的。到底是伦理信念影响了故事的讲述，还是叙事要求的铁丝网捆绑、编织出僵化、畸形、分裂的人物?我要好好想想。
我认为，张艺谋这次的叙事分裂能看出一种集体症候，但首先表现出他自己的内心是迷茫的，认识是摇摆的，情感是漂移的，所以他的语言才会发生矛盾甚至混乱。这一回矛盾的社会现实不是通过张扬、强化、偏执的个性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他自己有关本片的言行(他在给雅哥布的信中把整个中国导演跟自己视为一个整体与他对魏敏芝的非私人化认识正好相互印证)和断裂的故事表现出来。
故事也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故事是我们的重要文化资本，故事生产我们的当代英雄形象和共同的伦理契约。我们要听故事，我们只听好听的故事。张艺谋是有话语权力和话语力量的，尽管我对《一个都不能少》不太满意，我仍有理由期盼他、相信他并要求他讲好故事给我们听。^
第二篇：事业单位面试热点：促进教育公平 一个都不能少
来源：安徽事业单位招聘网(/anhui/)
事业单位面试热点：促进教育公平 一个都不能少
事业单位面试热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促进教育公平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课题，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教育质量更是培养人才的关键，享受义务教育， 一个都不能少。【新闻链接】
1.中新网9月9日电 第29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来到大连看望大连第二十中学新疆班师生，并与大连市支援西部地区及西部在大连进修的教师座谈。得知这所高中办新疆班20年了，很多孩子来自新彊农村的贫困家庭，李克强说，你们不仅要打响品牌，还要推广经验，让东部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支援中西部，使教育事业在发展中更加公平;要守住底线，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2.近年来，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发的“择校热”愈演愈烈，不少家长宁可花重金择校，也要让子女挤进重点学校。
3.在高等教育领域，招生名额分配明显趋于失衡，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高考招生分数远低于其他省区，这势必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公。
[问题]
1.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
2.中央财政过多用于高等教育，而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
3.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教育经费的投入失衡。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则更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继而会导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
4.同一地区，地方财政对强校的投入高于对弱校的投入。
5.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进而影响我国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6.缺乏有效的管理、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使民办教育举步维艰。 [措施]
来源：安徽事业单位招聘网(/anhui/)
中公教育专家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政府有义务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制度改革，消除歧视规定，推动教育平等，保证公民在国土内范围内权利平等。
其次，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学校要建立公平的选拔程序，确保竞争机会均等。 最后，社会管理部门提供的管理服务应当更加人性化。在当前劳动用工制度尚不完备、房屋租赁市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在孩子入学报名时，要求非户籍人员提供务工就业证明和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存在一定难度，为孩子上学而办理各种假证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也正因如此，一些地方对于证明材料的要求，采取了一些相对灵活的做法，在管理服务上更加人性化。同时，要求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尽可能减少，能简则简。在管理服务上更加人性化，是对当前社会管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也需要相关部门更加以群众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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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3天津事业单位面试热点：促进教育公平 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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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天津事业单位面试热点：促进教育公平 一个都不能少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促进教育公平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课题，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教育质量更是培养人才的关键，享受义务教育， 一个都不能少。
【新闻链接】
1.中新网9月9日电 第29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来到大连看望大连第二十中学新疆班师生，并与大连市支援西部地区及西部在大连进修的教师座谈。得知这所高中办新疆班20年了，很多孩子来自新彊农村的贫困家庭，李克强说，你们不仅要打响品牌，还要推广经验，让东部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支援中西部，使教育事业在发展中更加公平;要守住底线，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2.近年来，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发的“择校热”愈演愈烈，不少家长宁可花重金择校，也要让子女挤进重点学校。
3.在高等教育领域，招生名额分配明显趋于失衡，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高考招生分数远低于其他省区，这势必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公。
[问题]
1.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
2.中央财政过多用于高等教育，而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
3.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教育经费的投入失衡。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则更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继而会导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
4.同一地区，地方财政对强校的投入高于对弱校的投入。
5.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进而影响我国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6.缺乏有效的管理、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使民办教育举步维艰。 [措施]
中公教育专家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政府有义务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制度改革，消除歧视规定，推动教育平等，保证公民在国土内范围内权利平等。
其次，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学校要建立公平的选拔程序，确保竞争机会均等。 最后，社会管理部门提供的管理服务应当更加人性化。在当前劳动用工制度尚不完备、房屋租赁市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在孩子入学报名时，要求非户籍人员提供务工就业证明和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存在一定难度，为孩子上学而办理各种假证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也正因如此，一些地方对于证明材料的要求，采取了一些相对灵活的做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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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上更加人性化。同时，要求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尽可能减少，能简则简。在管理服务上更加人性化，是对当前社会管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也需要相关部门更加以群众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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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观后感
今天我们去淄博影院看了一场名为《一个都不能少》的影片。
剧中讲的是水泉乡水泉小学高老师的妈妈病了，他要回家探望，于是便请了一位年仅12岁的魏敏芝做代课老师。高老师临走前再三叮嘱魏敏芝班里的学生要一个都不能少。可是不久，张慧科因为家里穷去城里打工。魏老师就千里迢迢来到城里找张慧科。最后在电视台台长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张慧科。
水泉小学的教室那么破旧，文具那么少，学生的家那么贫寒。可是不管教室多么破旧，文具多么少，家境多么贫寒，他们仍然坚持学习。我们现在的环境不知道比他们好多少倍，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的学习。
剧中的魏老师对她的学生那么好，我们的王老师对我们也不差。老师为了让我们长大有出息，无时无刻的为我们辛勤的忙碌着。同学生病了，老师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去看望同学，为同学补课。老师这样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我们要以优异的成绩报答老师。
第五篇：一个都不能少
唐家中学王秋菊
一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不要对学生过早地下定义，当我们用爱点 燃他们心中的火花时才发现他们可以活得如此精彩。
记得我带第一届艺术高考生时的情景，那是一批充满争议的孩子。如：杨某某，男，爱撒谎、考试作弊、不上进、与老师同学关系十分紧张，学习成绩很差;吴某某，女，与社会小青年联系密切，吸烟，打架，学习成绩很差，等等。可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拥有共同的优点——乐感很好，声音条件非常棒。
我满怀希望激动地来到他们的年级组想了解他们的情况，有意让他们将来参加艺术高考。可是犹如一盆冷水把我浇的透心凉。我瞪大了双眼惊讶地看着他们的成绩单，心想怎么都是这样的学生啊!同事们都劝我说：“别瞎折腾了，这样的学生没得救，做人都做不好还学艺术呢，别到时候费力不讨好。”我打了退堂鼓，我犹豫不决。可是在一个黄昏，我正准备回家，这群孩子围住了我，好奇地对我说：“老师，什么是艺术高考?都考什么?都要什么条件?我能考吗?”一连串的问题排山倒海，其实问题很好回答，可是按同事们说的话这些都是无药可救的学生，我应该如何回答呢?看着他们晶晶发亮、充满了期待的眼睛，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们是那么“差”的学生。我问：“学艺术很辛苦，要比别的学生多
1学5门功课，要牺牲许多玩的时间，你们能吃得了辛苦吗?”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能，一定能!”我定住了，犹如时间凝固了，许多声音在 我耳边响起......我决定赌一把，我是搞德育工作的，可以把他们作为我的个案研究 例子，如果能改变他们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我笑着说：“只要你们努力一定就能考上艺术类大学，老师答应你们，会帮你们实现梦想”。
话说说可以真正实施起来比登天还难，家长方面不是很同意，一怕学5门艺术学科影响他们学习文化课、二怕孩子没基础学不好会半途而废、三怕花费太大最后啥也考不上。我解释到艺术考试要求文化课分数较低，学习钢琴声乐的费用分文不取，只要声音条件好，好好努力没基础也能实现大学梦。学校方面也不太同意，没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上课，如果想搞只能利用你自己的休息时间。我说没问题为了孩子们牺牲点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了家长、说服了学校，可是他们懒惰成性，总要牵着鼻子走，在钢琴房聊天，布置的作业完成的很差，跟他们讲的道理很快就忘光了。我懊恼，我后悔，可是无路可退，我放弃就等于他们唯一的梦想会烟消云散，我咬紧牙关，带领几位艺术老师 坚持到底，势必把这场攻坚战打好，打得漂亮。
第一次音乐模拟考试成绩出来了，我一看傻眼了离我们预期的目标相差的太远太远。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发泄我受到的委屈、误解、排挤，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劝我放弃的所谓的好心人那不屑一顾的表情，
那撇下的嘴角、那斜着的眼神、那酸冷的话语„„我该怎么办?真的放弃吗?他们真的无可救药吗?我的努力都白费了吗?我泪如雨下„„，孩子们愣在那里，吓坏了，怯怯地看着我，他们从没看见过老师哭成这样，想过来安慰我又不知怎么说。我突然站起来，擦着眼泪大声地对他们说：“来到我这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失败了再重来，我们把手叠在一起跟我大声吼出来，一个都不能少!”他们慢慢走过来，仿佛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不是像其他老师一样狠狠地臭骂一顿呢?为什么先哭的是老师呢?我们一边把手相叠一边鼓励他们说：“我希望大家都能金榜题名，一个都不能少，为自己加油!”。刹那间屋子里回荡起响亮的口号：“一个都不能少!”。我们抱成一团，哭成一片，就连一米八几的男孩子也都哭的泣不成声，我们相互帮忙擦着眼泪，相互鼓励，相互击掌。
从那以后孩子们变了，那些不端的品行越来越少了，业余时间还去帮助孤寡老人，到社区义务演出。他们能自觉学习，作业质量越来越高，进步也越来越大，有时
四、五点起来练功。到广东省艺术联考时，他们各个都弹8级以上的钢琴曲，都演唱意大利原文歌剧选段，艺术考试成绩100%过了本科线。杨某某文化课超出本科线27分现在韶关学院音乐教育系、吴某某文化课超出本科线39分，现在湛江师范学院音乐教育系， 他们都说将来要像我一样当一名人民教师，把爱传播下去。
这种精神连续了五年，五年来孩子们各个都能克服困难、勤学苦练，实现了当初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艺术术科成绩必须百分百上本科线的目
标，这也是我们师生共同的愿望：“一个都不能少!”，仿佛这个誓言深深地烙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上。
孩子们上了大学后有个习惯每年大年初五都到我家包饺子，为了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愿望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上，抓住这一年一度欢聚的机会。虽然满屋子都是人，几张桌子都坐不下，有的要坐地上，但大家丝毫不在意，吃完饺子汇报演出便开始了，大家把大学里学的歌曲、钢琴曲展示给大家，我也总是一个一个地点评。屋子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我看着他们现在这么有出息再回想起他们当初的样子，心想幸好当初我 没放弃，幸好我坚定了信心。我躲在角落潸然泪下......孩子们看我哭了读懂了我的心事,便围着我说：“老师，是您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告别了无知、叛逆，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优点，认识到自己还有用，是您让我们抬起头走路，您不仅教我们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谢谢您!。”我说：“我对你们的爱其实在回报我的恩师，将来你们大多也是做老师我希望你们把爱传出去，延下来。你们一 直都是我的宝贝，我的精神支柱，我也谢谢你们让我学会坚持，让我获得了骄傲!”杨某某还拿了个横幅送给我，上面写着：“德艺双馨”。我把它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时刻勉励自己。
乌申斯基曾说：“教师的人格对学生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 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 教育不仅仅要教技能更要全身心的投入情感，这种情感不是假装的平易近人，更不
是恩赐，而是通过你的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给学生以震撼人心的影响和冲击。
孔子云：“爱之，能勿劳乎?忠之，能勿诲乎?”身为教师应积善成德，用你的爱去挽救那些迷失方向的心灵。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