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各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差异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文章首先对两者的概念及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当前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具体状况以及有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这一经济环境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方向，目的在于使我国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金融市场地位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 篇1：
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争论与战略博弈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内涵及其成本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全球失衡的国内调整与国家间调整，认为寻求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和主要相关国家之间失衡调整成本分担的平衡是决定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能否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 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失衡；失衡调整
全球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处于缓慢恢复时期，但失业率在美国仍居高不下，债务危机在欧盟成员国中此起彼伏，日本经济长期积弱未见起色。这一切都昭示着：危机远未离去，后危机时代我们仍困难重重。在这样一个要求各国竭诚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的时刻，各国的政治精英却似乎变得格外健忘，大萧条的深刻教训并不能阻止他们短视的行为。汇率战、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挤满了媒体的头条，各国纷纷推行“以邻为壑”的战略，汇率和贸易成为全世界目光的焦点，而中国则成为各国口诛笔伐的对象。
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失衡。面对国内的各种制度和结构性问题而又缺乏有效政策工具的窘境，将危机全部归因于全球经济失衡，通过不负责任的贸易保护和强迫别国（主要是中国）升值的手段达到经济复苏的目的，成为发达国家政府转移国内问题的最佳替代方案。全球失衡问题被提上了G20峰会的议程，正逐渐代替金融监管，成为危机治理和世界经济秩序重构的核心问题。那么，全球经济失衡对于失衡各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失衡的调整对各国国内民众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什么是全球经济失衡？
我们之所以关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因为无论是以赤字、盈余还是利用进出口、资本流动来衡量，外部失衡都是由许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所最终形成的一种非均衡结构：如国内消费和投资、汇率、价格、资本回报率、资本流动，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等。经济失衡通常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1） 储蓄和投资的失衡；（2） 在商品和服务领域或者是经常账户中的国际贸易流向失衡；（3）国际资本流动失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全球失衡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本文将主要从前两种表现形式来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论述。
图1动态地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常账户平衡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全球经常项目收支失衡问题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浮出水面。其主要表现是，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不断扩大，而中东和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以及日本和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则持续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经常收支盈余不断积累。在逆差国家里，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世界GDP的1.5%）。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其赤字规模开始有所缩减。在顺差国家群体中，毫无疑问中国的规模最大，其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7%急剧上升到2007年11%，达到历史最高值。
由国民收入核算公式可知，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即经常账户余额，因此，如果从储蓄与投资的角度看全球贸易失衡也就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差国储蓄不足（消费过剩），中国等顺差国储蓄过剩（消费不足）。如果以处于全球经济失衡中心的中美为例，中国的储蓄与国内投资占GDP的比率在2000年以后均呈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然而由于储蓄的上升高于投资，造成了其差额的扩大，因此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重也随之飙升。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投资比率虽然一直较为稳定，维持在20%左右，但由于国内储蓄的持续下降，使得其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重持续上升。投资储蓄差额与经常账户余额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完全一致。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政策以减少“过度的”盈余和赤字。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盈余和美国的赤字与英国约克夏和苏塞克斯之间的收支失衡没本质的区别，休谟18世纪时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经常账户失衡本身也许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各个经济体的经常账户或者投资与储蓄每年都应该平衡。然而，当不平衡规模突然增加并呈现时间上的持续性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特别是这种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群体之中时就更是如此。
二、全球失衡是“好”还是“坏”？
在了解了全球失衡的全貌之后自然而然引出以下问题：当今的全球失衡是“好”还是“坏”？是否需要调整？IMF曾举过一些看来是“好”失衡的例子。首先，就储蓄行为而言，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时，过度储蓄是可以容忍的。在劳动力人口减少、退休人数增加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储蓄的消耗。其次，就投资行为而言，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诱人的投资机会时，也许会希望借助国外的储蓄来为其投资行为融资，也因而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最后，就资产组合而言，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是深化、流动性越强，则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导致货币升值且产生经常账户逆差。在这些情形下，失衡反映的是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最佳配置，减少不平衡也许是非常不明智的。[1]
以IMF的标准来审视当今的全球失衡性质，可以判断，就逆差方而言，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应该属于“坏”失衡的范畴。因为它反映的是对未来以及房地产行业过度乐观的预期所引发的过度消费。从顺差国进来的资本维持的是非理性的资产和房地产泡沫，而非具有长远价值的生产性投资；同时，大部分顺差国为发展中经济体，国内资本边际生产率要高于欧美逆差国，这反映出资本并未在全球实现最优配置。大量的廉价资本充斥欧美资本市场，使得金融体系承受能力受到考验，滋生资產泡沫，这很可能成为危机的温床[2]。危机之中，政府债务不断积累，虽然暂时可以依靠美元的独特地位以及人们对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进行维持，但当世界逐渐从危机中恢复、对其他币种的信心增加时，不排除未来美元大幅贬值、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欧洲“笨猪四国”的现在极有可能就是美国的未来。
顺差国的情况则较为复杂，需要因国别而具体分析。对于日本而言，2008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2.1%，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极其严重， 因此其高储蓄率是可以理解的。中东产油国的高储蓄则很大程度上可由石油价格波动进行解释。相对而言，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高储蓄率以及贸易顺差所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其形成原因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即便是从总体上看各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明显已经过度膨胀，但就各国而言也是理性行为的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外汇储备的严重不足使得东亚各国吃尽了苦头，危机之后各国开始意识到外汇储备的重要性，进而大量积累以防危机再次爆发，同时美国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高度流动性为各国储备增值提供了方便的渠道，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各国的顺差具有合理的成分。另一方面，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高储蓄又反映出其社会保障的匮乏，这迫使人们提高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这也反映出蹩脚的企业治理制度，企业得以留存大部分的利润从事再投资；此外，高储蓄还是东亚各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国内资源的扭曲来实现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这种非均衡方式取得的超常规的外汇储备常常为国内学者所诟病。因此，总体看来，失衡对于顺差国而言也是有害的。
综上所述，当今的全球失衡完全称不上是IMF所说的“好”失衡，它反映的是全球需求的扭曲，以及资源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扭曲，全球失衡已经对全球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调整迫在眉睫。
三、失衡的调节对失衡双方意味着什么？
失衡的调整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各国的核心命题，也必将对国内的经济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失衡双方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对调整必将采取抵制态度以维护自身小群体的利益，其集体行动将迫使各国政府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在国际层面，当涉及失衡调整成本在各国之间如何分担时，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以下将从失衡调整的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一）顺差国的调整
政府出台的政策往往不是依据经济学上的最优选择理论而推出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目标的轻重缓急并平衡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习俗[3]。危机发生前，在商品和资本从顺差国流入逆差国的同时，双方国内产生了占主导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或部门，他们与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将在顺差国国内占据强势地位，因为他们是顺差、税收和输出资金的主要来源。随着他们的过度发展，国内资源将会发生转移，从消费者和非贸易部门转移过来，造成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不平衡发展。
全球再平衡则意味着顺差国不得不减少对顺差的依赖，提高消费和非贸易部门的重要性。这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无疑是不受欢迎的。如，以中国为例可说明调整所面临的复杂国内环境。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多种多样的利益集团正在出现并逐步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施加广泛的影响。由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沿海城市、各省官员、国企以及地方企业、外国投资者等成为国家经济这个大运动场中的主力运动员。Scott Kennedy[4]发现钢铁、电子产品和软件三个产业中已经普遍存在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反垄断法》推迟13年出台更说明了国内的类似卡特尔的大企业集团对政府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影响力。按照Yang Guangbin[5]的方法，中国的利益集团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体制型利益集团、企业型利益集团、协会型利益集团和异常型利益集团，其中最强有力的为前两种，他们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也不同于西方的游说方式，更多地通过“关系”来间接影响政策的走向，这种方式往往更加隐秘且有效。张宇燕和张静春[6]的经验性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1）政府对国营企业产出的关注明显高于对其他因素（如消费者福利）的关注；（2）出口部门对政府的影响力与其占GDP的百分比成正比，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3）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沿海依靠出口企业征税和增加就业的政府，对中央有较大的影响力；（4）出口企业通过舆论宣扬出口的边际利润与汇率密切相关，造成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就将蒙受重大损失的印象，这也是他们影响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上述结论所概括的其实就是Yang Guangbin所提到的前两类利益集团。这些强势且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恰恰是再平衡过程的受损者，他们自然不会拱手让出曾经的特权和各项优惠政策。因此，再平衡对于顺差国来说阻力巨大。
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以及世界其他顺差国家同样存在着一大批跨国企业集团和官员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出口战略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由于其人数较少且相对集中，从而便于采取集体行动，通过游说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发挥影响。再平衡意味着经济重心的彻底转换，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这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变化将使得国内各部门、各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发生改变，无论这种冲突的最终走向如何，再平衡的双方都将被这一国内问题所困扰，他们所要做的不但是经济的再平衡，还有政治和社会的再平衡。
（二）逆差国的调整
逆差国与顺差国类似于镜像关系，危机爆发前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和非贸易部门是最大赢家，而失衡调整过程中他们则成了成本的最大分担者。随着顺差国资金的大规模进入，逆差国得以保持较低的利率，在刺激消费和投资热情的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股市、房地产以及服务业等部门，资产规模急剧膨胀。这些部门成为逆差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制造业等贸易部门则逐渐难以与之抗衡。廉价的资本为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逆差国的消费以及资产泡沫进行融资。股市及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新经济”造成的永久收入提高的假象，以及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花样翻新、更加便利的借贷消费，这一切最终酿成了美国的“非理性繁荣”[7]，其表现就是消费远远超出国内创造的财富，投资则超过储蓄。失衡的调整意味着国民不可避免地要在减少消费的同时更多地进行储蓄以弥补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同时也许还意味着需要更低的实际工资和更加勤劳的工人，以使本国商品更具出口竞争力。
当调整来临之时，发达的逆差国面临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不会比顺差国小，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活动能力远大于许多仍属发展中经济体的顺差国，国内强大的工会绝不会平静接受这种调整。由欧洲街头接连不断的示威游行活动和美议员针对中国的无数贸易提案可见一斑。以美国为例，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全美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merican Textile Manufacturers）等组织打着“民意”的旗号能够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广泛的影响力，当下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使得这些组织不断对政府施压，制造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在政治上面临中期选举、而在上述既得利益集团占据国内人口多数的情况下，执政党针对国内调整如不作出任何让步则很可能在选举中失利。因此，政治上的風险是他们不得不认真思量的一个问题。此外，IMF在2010年10月6日的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将再起波澜，违约风险不断提高，这为失衡的调整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降低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等相关行业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成为逆差国失衡调整的核心，国内不可避免的部门之间的转换将会带来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冲击，在修复经济失衡的同时又为未来的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保持社会的公正与团结，这绝对不是短期内轻而易举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三）国家之间的调整
国家之间调整的实质其实是各国之间对于成本的分摊。双方都想在这场博弈中获得更多的利益。问题是，如果各国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极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正如前文所分析，在再平衡过程中经历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必定会引起国内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并迫使国家采取单边行为（如以邻为壑的政策），近期日益增加的汇率战、贸易战的危险性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同时，这种来自国内的矛盾极有可能催生带有民族主义的政客，而这将对国际经济合作造成毁灭性破坏，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严重威胁和损害。来自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将会使问题更加恶化，最终逆差国和顺差国都将卷入仇恨与冲突中。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从上世纪30年代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到拉美债务危机中巴西和阿根廷独裁统治的出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巨大波动，无不说明危机带来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8]。国内的政治冲突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使得国家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囚徒困境”已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这当然是最为悲观和极端的情形。当今各国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于贸易领域，其中又以中美之间的博弈最具代表性。中美之间彼此受到上文所述的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制约，争论最终聚焦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受到严重考验，同时国内信贷的恶化使得美国制造业萎缩，奥巴马提出出口5年翻番的战略，希望从金融、保险领域向实体经济回归，重塑经济优势，解决连续16个月来9%以上的失业率问题，进而调整失衡。糟糕的国内经济形势无疑成为国会选举获胜的绊脚石。综合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奥巴马政府拉出中国作为国内结构性问题的替罪羊，并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美国同时还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推动各种货币持续走高，货币升值国政府则以汇率干预作为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策造成的影响不均，更反映了资本流入国不甘心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变化，而试图把不受欢迎的调整成本转移到别国头上[9]。正如IMF所担心的，对于汇率和外部账户的调整，美国非但没有寻求合作，反而正在通过印制纸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10]。汇率战在全球范围内一触即发。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指责美国不负责任的巨额财政赤字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这种政策会对全球造成资产价格长期上涨的态势，并鼓励资本流入回报率较高的新兴经济体 （如中国），使其面临艰难的抉择：或是让本币升值，进而削弱外部竞争力；或者干预外汇市场，同时积累大量美元，正如当今许多国家正在做的那样。问题的实质显而易见：美国希望通过其他国家发生通货膨胀承担调整成本，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则希望美国节衣缩食。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会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
四、可能出现什么结果？中国如何应对？
（一）可能的结果
全球失衡的调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家之间都必将是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失衡双方会进行充分的博弈。逆差国在当下仍然掌握着“需求”这把利器，顺差国则持有数量惊人的外汇储备。中国坐拥美国第一债权大国地位，外汇储备超过2.6万亿美元。双方无疑都拥有着制衡对方的手段。最终的调整要求盈余的中国、德国和日本刺激国内需求，而美国也必须让全世界相信，它会进行中期财政修正和增加私人储蓄，以此达到经济的平衡与稳定。
失衡双方虽然深知危机的根源和最终的调整之路，但是五六年甚至更长的转型阵痛也许对他们来说太过漫长了。11月中期选举之际，美国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和短期经济成效启动了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做低美元，隐形贸易壁垒高高树起，并积极向人民币发难。对中国而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明朗，已经使得人民币处于中长期的升值通道中，向着更灵活的汇率制度迈进正在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对于失衡的解决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尽管我国的结构转型已经开始，但出于对国内就业和社会稳定等经济社会问题的全盘考量，人民币的升值又需要固守适度小幅可控原则，防范加速大幅失控上涨。同时，内需的提振受制于国内收入水平，无法一蹴而就。因此，短期内期望中国的经济结构完成从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是不现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失衡的全球调整实际上就是一个失衡双方持续博弈的过程。根据Blanchard 和Milesi-Ferretti的研究，各國的较量最终可能形成以下两种典型的均衡状态：一是逆差国储蓄率上升，财政状况逐渐改善；顺差国则储蓄率下降，本币升值，国内消费增加；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也随之增加。顺差国的消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增加额弥补了逆差国需求的减少。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扭曲得以调整，失衡最终由于顺差国对出口依赖的减少和逆差国贸易逆差的减少而得到调整，内需的增加给了顺差国更加持久和健康的增长潜力，不断收缩的赤字有助于逆差国的经济扩张。世界经济重心出现一定程度的转移，在全球总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最终实现再平衡，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均衡和稳定的方向发展。二是逆差国储蓄率上升，但仍坚持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使得财政状况并未改观；顺差国则储蓄率下降，国内消费小幅度增加，但短期内由于复杂的国内形势而拒绝本币的大幅度升值（如日本等国已经开始干预汇市），贸易顺差未能实现大幅度调整，外需与内需的不平衡仍然存在。对于逆差国而言，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加剧了本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提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违约风险，逆差国经济因此将增长乏力，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最终使得各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汇率战”、“贸易战”将不再是遥远的事情。
（二）中国的对策
全球再平衡意味着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再平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责无旁贷。然而，在调整过程中要做到通盘考虑，将调整成本降到最低。如果是第一种乐观的情况，当然皆大欢喜。但在国内经济迟迟没有起色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冒着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的危险而大力整顿财政状况，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第二种较为悲观的均衡出现的可能性较大。此时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国内层面，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调整势在必行。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经济战略转变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的持久发展能力，同时也是减少贫困、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冲破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调整战略。另一方面，这种涉及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调整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最大挑战。因此，针对贸易部门的优惠政策应当逐步退出，并对受损严重的行业给予支持，在调整过程中做到激励相容，以换取他们对调整政策的赞同，将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成本降到最低。
国际层面，如果第二种情况出现，必然意味着中国与逆差国不断增加、升级的贸易摩擦，同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压力将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比较务实的战略选择是在内需未能完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时期，积极调整出口市场结构，扩大对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以减少其制造贸易摩擦的口实，减轻汇率压力。同时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国内过剩的储蓄流向新兴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此外，由于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处于“新三角贸易”的中心位置[11]，即中国从东亚进口大量的零部件组装之后出口到美国，这种分工格局在危机之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中国在为整个东亚生产体系吸收来自美国的全部压力，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必须改变；针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必须予以强有力的反击。中美之间的博弈就像是一场“鹰鸽博弈”，如果能使美国相信其选择“鹰”策略的时候中国必然同样会选择“鹰”策略，那么美国所谓的“汇率战”只能成为一种不可置信威胁。从这层意义上讲，美国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和外交策略，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借口来换取更多的国家利益，近期美国一推再推发布汇率报告足以彰显美国的真实目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不断强化美国政府及其民众对如下事实的认识，即任何清醒的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意识到中国面临的任何问题都将会增加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难度，美国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耐心与合作，并保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开放，以帮助其降低经济调整中的成本，为未来全球经济、美国经济提供更加持久的动力。
总之，全球再平衡对各国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经济学分析的范畴，调整意味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虽然调整漫长而曲折，但却是全球经济历经金融危机之后涅槃重生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能在这次再平衡过程中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不但能够为未来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Blanchard, Olivier and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Global Imbalances: In Midstream?[R]，IMF Staff Position Note SPN/09/29, December 22, 2009.
[2] Claessens, Stijn, Simon Evenett and Bernard Hoekman.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 Primer for Policymaking[R].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0.
[3] Jeffry Frieden. A Political Scientist’s Perspective[J]. Econ Journal Watch, 2010, 7(1): 56-58，January.
[4]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Yang Guangbin. Interest Groups in China’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R].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7.
[6]張宇燕，张静春. 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J]. 当代亚太, 2005,(9).
[7] IMF. Rebalancing Global Demand : What Will Take up the Baton from the US Consumer ? [R].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ay, 2010.
[8] Jeffry A. Frieden. Global Imbalances, National Rebalanci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covery[R].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 October, 2009.
[9]马丁·沃尔夫. 美国将打赢全球汇率战[N]. 金融时报, 2010-10-14.
[10]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October, 2010.
[11] Juthathip Jongwanich, William E. James, Peter J. Minor, and Alexander Greenbaum.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Distress in the High-Income OEC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Asia[R].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61，May, 2009.
作者：刘洪钟 杨攻研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 篇2：
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分析
【摘要】各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差异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文章首先对两者的概念及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当前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具体状况以及有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这一经济环境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方向，目的在于使我国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金融市场地位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
【关键词】金融市场差异 全球经济失衡 战略
一、前言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归根结底由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体制所决定。在金融市场差异条件下，各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会有所差别，久而久之则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对金融市场差异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分析能够为使有关部门及人员认识到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对于发展策略的调整能够起到导向作用。
二、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简介
（一）金融市场差异
金融市场主要指以办理有价证券以及处理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买卖的市场。根据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以及整体实力的不同，金融市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各项金融业务的办理以及衍生品的买卖的过程中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而上述目的的达成又能够反过来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1]。相对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恰恰相反。由此可见，金融市场差异的状况一旦出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其状况会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也指受长期的金融市场差异影响而导致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往往源于长期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都必须提出一项长期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提供保证[2]。
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其中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便属于非常严重的一项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由此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
（一）金融市场差异现状
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总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根据对近些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分布情况的调查发现，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金融资产分布情况占全球金融资产总数的31.9%，其总量较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多出1.8%。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球各国的第二位，其比例为11.7%，但较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实际金融资产总量的7.6%，在各国的排名中较为靠前，但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国家金融市场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的收入也会存在差别，鉴于此，国家之间金融市场的差异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向主要为发达国家，深入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收益相对较高，且在风险防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金融市场差异。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非从未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属于全球经济出现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其中美国为主要代表。自20世纪后，美国经济出现逆差的状况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达到了巅峰。受美国经济逆差的影响，很多与美国存在经济往来的国家均受到了波及，在这一情况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开始变得更加明显[4]。
四、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为避免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积极转变发展战略，要使其能够有效的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稳定。
（一）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在过去，我国采取的一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在进出口贸易中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的发展战略，同时，为了鼓励出口，国家还提出了大量的鼓励措施，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国家的出口商品数量急剧增长，在增加了出口总额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这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进出口的相对平衡非常必要，这是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内需不足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储蓄的需求量过高方面，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导致居民储蓄量过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会出于养老以及医疗等目的进行储蓄。为拉动内需，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加强设备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要从医疗卫生以及养老失业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设，从而使居民能够在失业以及疾病等问题发生时得到国家及时的补助。在这一环境下，居民的储蓄量必定明显减少，同时也会促使其更加热衷于消费行为，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必定能够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各国经济体制等方面问题的影响，金融市场差异的问题正在逐渐深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发生。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下，为避免自身受到过多影响，转变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从进出口战略的转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两个角度出发使国家经济能够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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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郅博（1995-），男，汉族，山西临汾人，现本科在读。
作者：孙郅博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 篇3：
加强区域经济协调 应对全球经济失衡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的持续大量赤字与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持续大量盈余。这种状态的不可持续性迫切需要相关经济体采取有序、有效的调整措施，尽快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经济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异质性决定了要达成令各方满意的国际协调方案十分困难，而具有共同利益关切的经济体开展区域协调更具可操作性。CAFTA具有巨大的贸易效应、投资效应，CAFFA的建立对东亚地区调节全球经济失衡将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区域协调；CAFTA
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陷入持续失衡泥潭，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的持续大量赤字与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持续大量盈余。亚太地区是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此有重要影响力。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可能会对亚太地区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眼于CAFFA战略，试图找到亚太地区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新思路。
一、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概述
“全球经济失衡”这一概念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于2005年正式提出。虽然有学者对该概念作出不同界定，但大体上可归纳为：在全球经济系统内，重要经济体的外部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持续大量不平衡状况，且这种状况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扭曲或风险。
全球经济失衡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经济现象。追溯世界经济史，历次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都与美国干系重大。美国自1971年首次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以来，除了1973～1976年实现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处于日渐扩大的赤字状态(见图1)。全球经济失衡首次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失衡得以缓解；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失衡，1987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其GDP的3.4％，日本与G5签订“广场协议”后逐步得到调整；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史无前例的失衡状态，以2006年为甚，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
通过计算美国1960～2011年期间经常账户赤字与国际贸易余额的相关系数可知，二者的相关性高达O.996，表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主要是由国际贸易逆差所致。表1反映了在三次全球经济失衡高峰时期，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地区来源。1977年，美国尽管对欧洲保持顺差，却对德、意保持大量逆差，同时也与日本发生贸易逆差；1987年美国与其传统盈余国继续保持并扩大逆差，东亚四小龙也开始对美国顺差；2006年，除与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保持顺差外，美国对外贸易几乎全面赤字，乃至占其GDP的比重高达5.3％，达到空前规模。
全球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经济更趋一体化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它并非总是令人担忧的。但前两次经济失衡的后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日本衰退所造成的打击，令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和潜在风险的可控性产生了争议。一般而言，若逆差为赤字国的贸易品部门投资或为赤字国的非居民长期投资者融资，则可提高其未来的生产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因而具备偿还债务的物质保障。然而，美国逆差大多为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融资、投资于房地产等非贸易品部门、外国投资者多购买美国国债而非公司股票。任何一个经济体必然面临跨期预算约束，企图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不可能维续。由此推及，美国的大量逆差是不可持续的。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重点讨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路径，解决路径又是针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原因的特定阐释提出的，因此，我们着重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和解决路径作文献综述。
1.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研究综述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甚至相互对立，代表性的观点简要概括如下：(1)McKinnon&Schnabl、Bernanke、昌忠泽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S－I＝X－M认为东亚地区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但余永定、黄晓龙、施建淮指出恒等式是由定义决定的必然关系，等式存在对偶、对称、镜像关系，无法判断孰因孰果，现实世界中经常项目失衡原因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将得到有害的政策结论；(2)Dooley，Folkerts＆Garber，Mann等将失衡原因归于东亚货币币值低估。但在东亚货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一问题上，尚未形成定论；(3)周小川则认为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领域重组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4)Pollard、蒋峰、何帆与张明2005、夏斌与陈道富、黄晓龙等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是失衡的主要原因；(6)Gruber＆Kamin则认为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促成了全球失衡。但相对于其他解释，该因素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2.关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路径选择的研究综述
针对上述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弥补储蓄——投资缺口论、亚洲国家货币升值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论、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论等解决方案。但我们认为，这些解决路径是相对孤立的，若能找到一种路径将各种调整措施纳入同一经济体系，无疑是受各方欢迎的。国际协调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性已得到不少学者政要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余永定认为由于缺乏国际协调，各国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的修正将会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出现，亚洲央行应该一起协调；张明认为，各国通过国际政策协调主动调整国内外政策，达成具有实质意义的调整成本分担协议，对全球经济而言是最优的；卢孔标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以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刘洪钟等认为寻求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和主要相关国家之间调整成本分担的平衡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实现再平衡的关键；Alex＆Terryt提出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制造业投资、加深贸易一体化程度和推动节能减排等合作，可实现各方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的协调增长。
学术界虽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但普遍认为当前各国出台的单边修正措施有“以邻为壑”之嫌。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甚至可能使失衡加剧，各方应在建立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上达成高度共识。虽然不少学者在协调内容、风险分担等问题上进行研究，但未提出能使各方凝聚力量、共度时艰的有效机制，致使协调的可行性、内在稳定性遭受质疑。由于全球经济失衡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要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难度很大，而采取区域性协调对全球经济失衡施加影响将有明显成效。基于此，我们提出通过实施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尤其是借鉴CAFTA战略的成功经验，加强成员战略伙伴关系与经济贸易关系的互动，以在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有所作为。
三、亚太地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机制
分析亚太地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机制，必须认清亚太地区缘何对美持续大量保持贸易顺差，据此判断是否开对“药方”，“对症下药”。
1.亚太地区对美保持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以下几方面：(1)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将非核心环节外迁，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容易创造贸易顺差；(2)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美元的绝对支配地位使其具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美元既是国内货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凭借得天独厚的发行权优势滥发货币，造成流动性泛滥；(3)亚洲经济体的“出口鼓励”政策。经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深刻认识到，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应对国际投资者对一国货币的攻击，而创汇的途径则主要依靠贸易顺差。
2.东亚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机制
(1)东亚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尽管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启动较晚、一体化水平较低，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欧美一体化进程的连锁效应、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等多重压力下，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截至2012年3月15日，亚洲地区通告WTO的区域性贸易协定由2000年的15项增至110项，2l世纪的头十二年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幅提速，尤其东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步伐更快。2000年之前，东亚地区仅签订了3个自由贸易协定：曼谷协定、老挝一泰国优惠贸易协定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2000年后签署达48项自由贸易协定，占同期世界新签订协定的29％，若加上待签署、在谈判和在研究的项目，这一比重更大。
(2)CAFTA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节
CAFTA的成员既包括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包括东亚主要的新兴经济体，该区域是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来源地。根据上文东亚对美长期大量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CAFTA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缓解路径。
其一，增加自贸区内部贸易，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由图2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不断扩大趋势，日本在头几年有小幅回转，反映出日本将许多生产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直接决定了亚太地区对美的顺差，二者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
有关CAFTA的贸易效应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且令人信服的结论，如中国一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2001)运用GTAP模型，基于2000年的经济数据对CAFTA的潜在效应进行模拟和评估，认为建立CAFTA将带来双方相互出口额的增加以及GDP的增长；Chkathivm认为CAFTA大幅削减区域内关税产生的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各方均可获得净贸易收益，中国和东盟真实GDP将分别增长O.36％、O.38％，对外贸易分别扩张23.1％、53.3％；Robe,s(2004)采用引力模型发现CAFTA建立将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并且当中国的人均收入和需求程度与东盟相似时，相互之间的贸易量也越大。
CAFFA的贸易创造效应能极大促进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内贸易，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减少对美国的出口，逐步弥补东亚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缺口，图3反映了CAFTA建立前后中国和东盟双边不断提高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以及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随着CAFTA的深入建设，CAFTA区域内市场相对稳定，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强，从而逐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全球经济失衡即可得到有效缓解。
其二，增加CAFTA区域内投资，减少因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二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深受资金约束，各国纷纷向欧美资本伸出橄榄枝，采取优惠的外资吸引政策。沈国兵研究发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FDI带来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造成的；垂直型FDI在华建立的下游企业和水平型FDI在华建立的投资企业都会加剧中美、中日贸易失衡。
我国一度制定并长期执行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战略方针，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力量。1986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我国出口的贡献仅为5.82％，2001年首超50％后一直居于高位，2007年高达58.18％。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模式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同时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揭示了缘何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对美保持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如图4示，1992～2005年期间，除1991年、1992年外，外商投资企业均对美保持逐年扩大的贸易顺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对日本保持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充分反映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
东亚新兴经济体大多实行与中国类似的招商引资政策②，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容易使其他地区向东亚新兴经济体转移贸易逆差。通过CAFTA增加区域内直接投资能有效地避免发达地区资本的贸易转移效应。2009年4月，中国一东盟签署投资协议，CAFTA成员国之间依据协议逐步开放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促进投资自由化。表2、表3显示，从绝对额上看，中国与东盟相互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得到长足的发展；从相对额上看，虽然中国在东盟的NFDI所占的比重呈递增趋势，但东盟占中国FDI的份额却呈下降趋势。欧美占东盟NFDI的份额波动较大，虽然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具有较高比重。CAFTA的投资创造效应还未显现，具有很大的潜力尚待充分发掘。
其三，改革CAFTA各成员的汇率制度，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时过境迁，几十年前东亚各国极力挣得的外汇如今却成了“烫手的山芋”。出于对美元贬值导致外汇储备资产缩水的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各国不得不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承受巨额的机会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同时，东亚货币低估问题不断升温，美国不断向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施压，要求重估东亚国家货币币值。
CAFTA成员在汇率问题上处于相同境况，在汇率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对各成员共同应对美国的货币币值重估压力至关重要，切忌因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策略而陷入“囚徒困境”。虽然有学者提出应在G20间建立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然而当今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签署此类倡议阻力很大，但对局部区域而言则是可行的。CAFTA具有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合作基础，各成员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具有很多共同利益，在汇率方面达成共识有利于积极主动解决亚太地区对美国的贸易盈余问题。
其四，加强区域性货币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亚太地区经济活跃，但一直缺乏区域内主导货币。虽然日本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立志于建立与美元和德国马克相抗衡的“日元区”，但经过“失去的20年”已无力实现该设想。区域内主导货币的缺失，使东亚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表4反映了1995～2011年期间向IMF报告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的结构，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元占比高达75.55％，若加上未向IMF发布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中国，该比重应该更高。此后该比重虽然逐渐下降，但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未被动摇。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积极寻求本币国际化路径，以此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步伐。中国自2008年起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的境外流通范围和国际影响力。由于东南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缺乏硬通货，人民币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已经享受“第二美元”待遇。目前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流通多为市场自发过程，中国等各方应充分利用CAFTA的建立，对人民币区域化进行制度性推进。CAFTA的贸易效应、投资效应为人民币区域化夯实了经济基础，同时不断增强的社会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提高了政治认知度，为更好地推动东亚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以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创造了条件。
四、充分发挥CAFTA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应注意的问题
基于上文分析，我们认为CAVTA的建立对东亚地区调节全球经济失衡起着重要作用。但要充分发挥CAFTA平衡全球经济的潜在作用，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提高区域内垂直贸易一体化程度，增强区域内贸易关联度。通过测算，反映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程度的GL指数得出，虽然中国与东盟五国之间的区域内指数有较大提高，从2001年的0.54上升到2010年的0.69，但是GL指数仍然低于0.8，产业间贸易仍是中国东盟贸易的主要特征；从不同类别产品贸易的GL指数来看，1999～2010期问，只有SITC－7类产品的年均GL指数达0.86，表现出产业内贸易特征，其他产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待提高。低水平的区域内垂直贸易一体化将不利于区域内各成员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不利于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宏观政策的一致性，也不利于共同应对经济失衡。
第二，拓宽相互对外投资领域尤其是对生产领域的投资。虽然中国和东盟相互的直接投资规模在逐步扩大，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CAFTA的投资创造效应需得到充分开发。从投资领域上看，中国对东盟的FDI集中于水电气生产供应业、金融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东盟对中国的FDI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而对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农林牧副渔业的投资严重不足。这种投资上的失衡，将不利于区域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利于各成员统一国内外产业政策目标，并影响对美贸易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CAFTA在金融货币领域上的合作亟待加强。1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程度已取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在金融货币领域方面的合作却严重滞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维持区域金融稳定，10＋3财长会议曾达成清迈倡议，但此后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CAFTA这种经贸关系和金融格局的不对称发展，不仅会制约CAFTA巩固经贸合作成果，而且会使各国“脱离美元”政策的目标落空，最终不利于该地区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加强CAFTA在金融货币领域上的协调与合作已是客观形势所逼，必须引起各成员国的高度关注。
作者：霍伟东 杨碧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