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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探析的论文 篇1：
民国时期通俗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摘 要 通俗图书馆不同于普通图书馆，其“通俗”定位，在于其肩负普及常识，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职责。其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基本特征包括，以教育平民为宗旨的指导思想，以平民为核心的服务理念，以阅读为中心的服务方式。通俗图书馆带给我们的启示，即阅读推广活动要基于读者的需求，要关注弱势群体，要讲究实效性与长效性，要建立保护民众阅读权利的法律法规。
关键词 通俗图书馆 阅读推广 社会教育
分类号 G252
Reading Promotion of the Popular Libra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o Jianshuang
“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修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1]。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2]。清末民初，开启民智，传播知识，扫除文盲，增强国民能力乃是当务之急。自1913年10月21日京师通俗图书馆成立之后，全国各地的通俗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市县镇迅速成立，并蓬勃发展起来。相比普通图书馆而言，通俗图书馆用款不及省立图书馆十分之一，而阅书人数却多至数十倍[3]。通俗图书馆不仅简易省费，而且成绩显著。了解通俗图书馆如何引导民众到图书馆来？了解其怎样深入到民众中去？了解其在社会教育活动中的宝贵经验及其服务于民众的思想和做法，是我们在当今进行阅读推广活动中所要借鉴的。
1 通俗图书馆的起源
通俗图书馆的设立与发展可以说受当时社会背景和政府政策支持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背景表现在晚清一批出国考察或留学归来的有影响力的仁人志士，他们普遍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和希望在于广大民众，主张振兴国运，抵御外侮，需要依托于全体国民；民众作为国家的主体，是一国元气之所在。“故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居今日而谋保国倡种之策”[4]。更有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皆今日至切之务”，而“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5]的主张。另一决定因素是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作为首任教育总长“深感教育之责任，不仅在教育青少年，须兼顾多数年长失学之成人”，他认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6]。遂增设社会教育司，负责管理图书馆等事项。当时很多图书馆都是在旧有的藏书楼基础上改建而来，其藏书以经史子集等旧书居多，而读者热切渴望阅读到介绍新知的白话文类图书，为了适应广大普通民众的知识需求和阅读能力，民国政府特别设立通俗图书馆，其职责是普及新知，开启民智，教育民众。
2 普通图书馆与通俗图书馆
“图书馆之种类有二：其一为学者的图书馆，专以供研究者之便益为目的；其二为通俗图书馆，不限特殊目的，惟与一般人民之便益，而增进其智德。故第一种图书馆以收藏参考的图书为主旨，而第二种图书馆则以收藏娱乐的图书为主旨”[7]。通俗图书馆因其倾向于通俗读物，而区别于普通图书馆，主要表现在上级隶属单位不同，角色定位不同，设立理念不同。
2.1 分别隶属于社教司下不同的科室
1918年12月《教育部分科规程》中规定：社会教育司下属第一科（图书博物科）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同时第二科（通俗科）负责“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事项”。可见民国时期博物馆与图书馆是一体对待的，而通俗图书馆与巡回文库一体对待。
2.2 角色定位不同
《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自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8]。而《图书馆规程》则规定：“自省、各特别区域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阅览。各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公立、私立各学校、公共团体或私人，依本规程所规定得设立图书馆”[8]。通俗图书馆定位于通俗教育，面向县域群众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长失学人群，倾向于基层主办，即由县级政府承办。图书馆定位于较正规化教育服务，一般由财力较为充实的省和特别区域来承办，面向市民和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读者。
2.3 设立的理念不同
《通俗图书馆规程》第七条规定：“通俗图书馆不征收阅览费”，其经费“由主管公署列入预算，具报于教育部。”通俗图书馆提供免费的服务，其“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不在考虑精深学理，而在普及国民教育”[9]。《图书馆规程》第九条称：“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图书馆利用兑换阅览券的形式酌情收费。对于普通平民来讲，不收费的吸引力更大。
3 通俗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基本特征
通俗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基本特征包括，以教育平民为宗旨的指导思想，以平民为核心的服务理念，以阅读为中心的服务方式。
指导思想——以普通大众为对象，教育平民为宗旨，完全不同于明清以前的传统藏书观念。民国之前的中国传统的藏书机构长期以收藏和保存文献为第一要旨，如明清的藏书楼各类珍奇秘籍满阁，其大门常常紧闭，只为少数达官贵人服务，平民大众很难一睹其真颜。因此藏书楼的图书根本无法谈及图书的利用率，其藏书范围也不广泛，只收藏珍本、精本，不收藏通俗出版物。民国时期图书馆的藏书理念以“用”为主，采取“中外并蓄，典雅与通俗并存”的收藏方针[10]。通俗图书馆为解决普通平民实际困难而设立，其藏书内容也根据民众的需要收藏实用性比较强的通俗图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知识或技能，满足知识水平低的民众的需求，在当时推动平民教育工作和引导民众到图书馆来读书的工作，受到普通平民的广泛欢迎。
服务理念——读者是图书馆的服务核心。服务是图书馆的办馆宗旨，也是实现图书馆功能的方式和手段。民国时期，通俗图书馆以“教育机关”而定位，成为社会教育事业的一部分，肩负增加知识，开启民智的重任。“中国人民知识程度稍低，促进教育之责任，恐非学校所能单独负起的，其不能入校读书或无力购书者，此后均可到图书馆阅览”[11]。通俗图书馆以收藏通俗浅显易懂的读物，免费阅读的方式来吸引大量的普通大众读者。还设立识字班，阅报室，使得那些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妇女、儿童和经济困难的读者也能在此各得所需。通俗图书馆的存在目的定要使得普通民众也得到平等求知和学习的良机，获得生活中所需要的信息和技能。
服务方式——以阅读为中心。古代藏书楼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但非士夫官吏，即不得享其权利；虽积学之士，苟无势力，亦不得入其门。盖专制时代，阶级观念深刻，限制之事，在所不免耳”[12]。也正是“楼高百尺势矗天，两楼并崎如比肩。左右以书为垣壁，中留方丈容人旋”[13]。以藏为主的古代藏书楼其实就是一个外观雅致漂亮的书库而已，完全是封闭式的管理，其只为迎合特殊阶层——士林的需要，仅供少数人使用，根本谈不上阅读效果和利用效果。而通俗图书馆以用为主，其服务方式均围绕阅读来开展，最大程度地做到书尽其用，人尽其书，灵活使用各种办法来扩大阅读。如设立图书馆代办处，开展巡回书库借书，设立学校文库和家庭文库，对读书多的读者设立奖励办法，读者甚至足不出户借阅图书。以读者阅读为中心开展工作，图书馆才能真正由藏书之所变为用书之所，充当平民接受再教育的良好工具。
4 民国时期通俗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4.1 提高阅读能力，扩大阅读主体的数量
民国之前，受教育是当时少数阶层的特权，我国农工不识字的占大多数，以致于当时国民愚昧，民众的文化水平极低。当时一批有志之士，倡导利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民众教育，向普通民众灌输常识，促其养成国民精神。只有把知识普及于民众，才是社会教育的根本目的，时人普遍认为具备汇集知识这一属性的印刷物，传播知识最为有效。通俗图书馆“以印刷出版物感化社会”[14]，向普通民众传授知识与技能。沈祖荣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所面临的社会状况，“我国现时急需的就是普及教育，要使一般的民众到图书馆来，换句话说，就是图书馆须负了先锋官的使命，勇猛地打进民众的阵伍，先以华佗的妙手回春的仁术潜心地去医治一般的文盲，等他们得见了天日，然后效法解粮官的行动，奋慎地尽量地去填补他们的大欲”[15]。
图书馆面向平民开展服务需要先创造自己的用户——即读者，将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普通民众转变为有阅读能力的读者。通俗图书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提高阅读主体——平民的阅读能力，挖掘潜在读者，扩大读者数量。因此在通俗图书馆里设立了识字班、生字问讯处，并在开馆时间、规章制度、借阅手续等方面为民众着想，尽可能延长开放时间、简化借阅手续、提供便利服务，使得各种类型的读者都能便利地使用和利用身边的通俗图书馆，以“补教育前途之不及”[16]。通俗图书馆肩负着社会教育的职能，向广大民众普及知识，传授技能，提高民众素质，唤起民众觉醒，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
4.2 提高知名度，吸引民众到图书馆来
民国之前的藏书楼是远离社会为士绅所专有的机构，刚刚从日本和欧美新引进的“图书馆”一词，为世人所不熟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更是陌生。民国初年，我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工大多数不识字，且脑海里根生蒂固地认为图书馆是为知识阶级利用的场所，一般对图书馆望而却步，不知道图书馆是人民所共有的，也是人民共用的机构，不知道在图书馆可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可以找到提高工作技能的办法。只有大家了解了图书馆的职能和用途之后，民众才会自觉地到图书馆来阅读。图书馆才能使爱读书的有书读，还要使社会上无人不爱读书[17]。
民国时期图书馆员把图书馆职业当成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做，他们把象征智慧的图书——推送到民众面前，把给予民众以精神享乐和提高民众素质和知识水平当成是自己能为一个社会谋取真正幸福的幸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和利用很多手段来进行宣传。
他们在报纸上登广告进行宣传。《湖南通俗报》就刊登这样的广告：“本馆备有各种最新的图书，杂志，报纸，专供大家阅览。诸位有闲得的时候吗？何不来本馆看些最有价值，最有趣味的新书报刊？不费一个钱，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可算是最好没有的事了”[18]。
他们在图书馆门口设立广告牌进行宣传。民国时期某省立图书馆门口曾有几句这样的广告[19]：“朋友们：图书馆是为你们每人预备的读书地方。爱研究学术的，请进来！爱看新鲜小说和有趣味的图书杂志的，请进来！想知道时事和解释疑问的，请进来！想求清静读室，和精神愉乐的，请进来！”简单动人。
他们利用讲演会宣传图书馆的功能。1924年穆耀枢在成都筹办通俗图书馆，在开馆前一个月里，他面向教育界、学生界、工商界、军政界、女界、普通市民组织了一系列讲演会，宣传图书馆的作用与意义。连续6天的讲演针对性很强，穆耀枢在这些讲演中极力劝导民众充分利用图书馆。例如，向教育界讲演时，宣传图书馆是“为辅助改进教育之利器”“图书馆能使教育者增进经验”，同时也是“训导学生之绝好场所”“有转移学风之功能”；向工商界的讲演时，宣传“图书馆能给工商界以补习机会”“能帮助制造能力之增进”“辅助贸易法之改良”，而且“最使工商界调查各项事务”[20]。
他们进行游艺宣传，在图书馆经常放映影片，举办图书馆实况展览等等，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便认识了图书馆，知道读书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产生读书的念头，主动到图书馆来。
4.3 活动形式多样，吸引民众到图书馆来
通俗图书馆是在大力推行通俗教育的环境下诞生和发展的，其定位于“通俗”，服务对象有教育程度较低和年长失学的民众。通俗图书馆进行的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仅有识字教育、一般文化知识教育， 还有职业教育、专业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这样民众在阅读时就可以依其所需， 各得其所。
如何让更多的民众到图书馆来，我们的前辈在图书馆内设置了布告栏，张贴图书馆规则、新到图书通告、名人小照、各处景物图片、统计图表以及世界大事提要等等；还分送图书馆藏书目录给阅者或者可能成为阅者的人；联络各种学术机关及会社，为其制定参考书目；开演讲会及放电影，推荐馆藏图书目录；为了民众了解图书馆，发行图书馆工作月报及刊物，公布图书馆的工作效能和成绩；举行图书馆展览会，宣传图书馆内部工作情况；改进图书馆内部的设备和工作，使民众乐于常来，来之则安。另外还组织读书合作会、学术演讲，新书介绍签，读者推荐介绍图书，设立问讯处负责辅导读者阅读和解答生字，还有的图书馆规定凡在该馆读书半日者，盖发奖品赠券一张[21]。《新陕西月刊》曾刊登“西安文化程度的小小测验：省立第一图书馆四月份阅书人数统计”。阅书人数统计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文化程度，可见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在当时提高民众文化程度上的作用。
4.4 图书充实多样，吸引读者到图书馆来
通俗图书馆定位于初中级教育，普惠于民众，其搜集图书以通俗易懂为主。收藏使用书籍要通俗而适合一般民众的阅读力；要有趣而能引起一般民众的爱好；要种类多，而能满足民众各种的求知欲；要有教育的意义而能有益民众的生活；要有比较永久的价值[22]。通俗图书馆向全民开放，提供免费阅览，凡来阅览人士，没有阶级限制，没有年龄要求，阅读人数务求众多，读者权利务求普遍平等。
从1918年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中可以看出，为吸引普通民众前来读书，通俗图书馆藏书以内容通俗、文字浅显的新学刊为主。以1914年京师通俗图书馆藏书分类为例，可以分为小说、图画、教科书、文学及英文、实业、理科、法制、经传等十类，虽图书门类不一，但都通俗易懂，可以满足各阶层民众依其所需，各得其所。通俗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其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仅有识字教育、一般文化教育，还有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各地通俗图书馆的藏书以适合普通民众的阅读口味而定，以适宜大众阅读为准则，吸引更多的民众到图书馆来是通俗图书馆的宗旨和追求。
4.5 方便民众使用，把图书馆办到农工中去
民国初年涌现的通俗图书馆是为担负社会教育功能的职责而建，故其在选址时首先考虑让民众便利地使用。李大钊在谈到劳动的教育问题时指出“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处，专供工人在休息时间阅览”[23]。“在工人集合之场所，公司，工会，茶点等处，陈列关于工人能阅之图书，按时交换。变更开放时间，便工人歇工时不致飨以闭门羹。于农村农民集合之场所，如农会，茶店等处，陈列关于农人能阅之图书，按时交换。农工即仅粗识文字，陈列图书，尤以图多字少之图表最为适用。”[24]
在娱乐地区设立通俗图书馆，如1916年在中央公园设立图书阅报所，其目的是放下图书馆的身份，方便普通民众休息娱乐时能读书，看报。哪里人多就在哪里设立读书阅报摊，在集市上，在游园会上等等可以扩大阅读的地方，办理流动图书馆。设立巡回书库，把图书馆搬到农民的身边，让合作社的社员们多多看书[25]，并将各个分巡回书库农民借阅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分析农民的阅读习惯，慢慢让农民养成爱看书的习惯。
5 通俗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给我们的启示
5.1 阅读推广活动一定要基于读者的需求
清末民初，不论未受教育的青少年，还是年长失学人群，智识低下，急需加强学习以增强其生活与生存的能力。通俗图书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虽投入不足普通图书馆的十分之一，却取得明显的效果，并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借鉴通俗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经验，做好我们现代阅读推广活动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我们的读者群体的需要，从而有针对性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5.2 阅读推广活动一定要关爱弱势群体
“当今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人称市民的‘大书房’，都市的‘第三空间’”[26]，那么都市之外地区的“大书房”在哪里呢？民国时期的图书馆设立非常关注弱势群体的阅读活动。普通图书馆设立于省市大城市，为有一定阅读水平的读者提供更深入的阅读和研究服务，而通俗图书馆一般设立于县乡镇区域，为阅读水平低，生活技能较低的普通民众服务。通俗图书馆把图书送到集市、田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图书就送到哪里。当今公共图书馆广泛设立于大城市中，城市居民不缺乏各类阅读资源，倒是我们的县乡镇的图书馆设施和图书资源堪忧，更没有分一点精力把图书送到农民以及农民工聚集的区域，此类现象的存在值得我们图书馆人深思。
5.3 阅读推广活动应该注重实效性
全国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全民阅读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然而阅读推广如何能激发起读者的阅读需求呢？阅读指导如何满足读者的实际需求呢？因此阅读推广需要注重实效性，要知道阅读推广的根本在于实施，需要提出与建立切实可行的措施与办法，阅读推广活动要避免停留在口头上，避免空洞没有内容的推广。
5.4 阅读推广活动应该具有长效性
做好阅读推广活动应该设立长效机制，将此项活动作为图书馆的基本业务来开展，对参与到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图书馆员进行业绩考核。阅读推广活动不要应景、应时举办，避免临时的、节日的、运动型的活动。阅读推广活动要深入到基层、各个地方，不因乡镇偏辟、山区边远、地区欠发达就成为被阅读推广遗忘的角落。民国时期的巡回书库，巡回书车等等在当时非常深入人心是值得当今图书馆反思，目前设立在城市中的24小时自助书籍借还机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5.5 全民阅读权力应该受法律保障
阅读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力，应该为每个公民提供阅读的场所和读物，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其他公民的阅读权力。建立保护民众阅读权利的法律法规，为阅读推广活动深入持久的开展，提供法律支持与法律保障。
总之，民国时期的通俗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很多实践活动经验不可或缺，可供我们今天借鉴。也正如穆耀枢所说“图书馆事业，能得人开始信仰者，不能不归功于通俗馆”[20]。虽然通俗图书馆的设立与存在只有20年的时间，在其历程中也有不足与缺憾，但其积极参与“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的救助年长失学之成人的社会教育运动实践，也让世人认识、接受和利用了图书馆，也使我国的早期图书馆事业有了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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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爽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13-09-22 编校：刘勇定）
作者：赵建爽
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探析的论文 篇2：
民国时期科普教育的开创与探索
摘 要：民国时期，科普教育受到国家和知识界的普遍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归国留学生，组成了颇有影响的科学家群体，他们通过组建各类科学社团，积极发展科普教育。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高涨；为改善我国民众科学教育落后现状，在一些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助推下，科学化运动兴起，科普教育也逐渐转向普通大众。简言之，民国时期的科学普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起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努力下，取得一定成效。
关键词：民国；科学普及；渠道
民国初年，就有先进的知识分子踏上了追求“民主”与“科学”的道路，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面对科学普及落后的现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团体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探究民国时期的民众科普教育发展历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那个时期特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了解。从学术层面来说，民众科普教育是科普层面的社会教育，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源流，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作为近代社会教育发展演变的新视角。其次，从现实意义来讲，科学技术己成为决定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民众科普教育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一、民国时期开展科普教育的原因
（一）开启民智的需要。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改造国民性、改变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使得科学深入人心，中国兴起了科学主义思潮，人们在追求科学、反对迷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时期科学家普遍重视科普。任鸿隽在《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一文中指出，科学教育应包括理科教育、专门学校的应用科学教育及“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又称“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但是在1930年以前，不论政府还是科学运动团体，都注重于“高深的专门研究机关的设置，或致力于学校教育之改良，而忽略了民众科学教育的实施。[1]因此，对于民众的科普教育不容乐观。社会教育虽然不以科普为重点，但科普却是社会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教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品，科学事业与大众生活无法分开。
当时国人的思想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在继承老一辈人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生病了是因为有鬼神在作祟，发洪水是惹怒了龙王，封建迷信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实际上生病是因为细菌、病毒入侵，而发洪水是地形、降雨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就是使民众从愚昧迷信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开启民智，使他们进步起来。
（二）科学化运动的有力助推。清末民初，社会上虽然有一些从事科普宣传的团体、图书馆等机构，但是由于资金、政局、缺乏组织性等局限，导致科普的效果不理想。在1932到1937年间，政府高官和研究机构学者发动了中国科学化运动，以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作为组织形式，以《科学的中国》（半月刊）刊物为表达思想观点的平台，形成了有组织，有思想，有纲领，有计划的科学普及高潮。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与中国科学社同以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为宗旨，但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更多的探讨了科学与社会发展，科学与经济，科学与国防，科学与民俗，甚至科学伦理的诸多问题。该组织尤其在中国如何实现科学化的问题上进行了贯穿始终的、深入的研究。在科学化运动过程中，通过创办杂志、发表文章，推荐名人学者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对重要的科学问题发表演讲，在各地组建分会等方法，结合中国当时的经济、国防、民俗、百姓生活等具体问题进行讲解。这些对于民国时期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民国时期，经济萧条、政局动荡、民族危机加深，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人积极探求救亡图存之道，科学救国思潮兴起。中国的软弱，外敌的入侵，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科学的落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却用于制造爆竹，而外国人却制造出了大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却用于看风水，而外国人却用于对外扩张。由此可见，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迷信、自私、散漫、无秩序·……在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外来危机与现实社会存在的障碍之后，日渐增多的有识之士主张注重在社会教育中加强科学宣传，以充实国力，救民族于水火之中。[2]
二、民国时期科普工作的开创与探索
（一）科学研究机关。民国以前的学校科学教育，形式上看站稳了脚跟，但是实际上还是貌合神离，很少重视自然科学。尽管如此，国内尚有几个著名的科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对中国科学的普及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国立地质研究所。在共和政府成立之后，添设了一个国立地质测量所，后来改名为地质研究所，这个学术机关对于中国地质的调查、矿藏的探讨有很大的贡献。1927年发现的敦煌石室引起全世界科学家、考古家的注意；资源的数量从前没有人可以指出一个确切数来，经过该所勘察，才得到我国的煤有250000000吨。在1920年，该所出版公报，不止把一般比较容易到达的煤铁矿藏都测量过，更估计了不易测量到的，一万万吨的新铁矿，这件事博得正在萌芽中的中国矿业界赞赏。[3]于是，
1922年由矿业界的热心者捐助一笔巨款，使地质研究所开办一所图书馆，馆内的藏书约有四万册，可以说是国内最完备的科学技术图书馆。地质研究所特别注意研究古生物学，除此之外，对于地震学、土壤测验、燃料研究以及考古都有所成就。通过研究所出版的公报、创办的图书馆，民众对于地震、资源等知识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促进了科学知识在大众间的普及。
（2）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7年，是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可以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完全兼有美国的国立科学研究院，法国的科学研究学院的混合性质。同时又是国家给国内外的科学家和科学团体颁发荣誉学位的最高机关。它的宗旨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也可以算是指挥与联络全国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总机关。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现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从此，不仅应用科学的研究获得重视，而且常规和永久性质的研究、基础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全面展开。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大纲”中还包括实行学术自由的原则，实际上却受到一些限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宗旨与中央研究院相同，它统辖六个研究所：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药物学等六个学科，六个研究所都设在北平。研究院所取得的成果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3）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博物院除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外，还有一所国立中央博物院，于1933年4月开始筹备，内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1936年在南京明故宫勘定院址，筹划建筑，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时第一期工程仅完成大半，直到战后的1948年，才将刘敦桢设计的人文馆竣工开放，规划中的另外两馆因时局原因未能实现。该院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工作有：对于云南大理的发掘，发现云南省苍洱区有古代遗址12处，古墓十七座，编写成《苍洱文化区研究报告》，并考察川滇黔地区居民的风俗习惯、生活状况以及搜集各种标本、模型、图片、器物等多次公开展览。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展览，科学知识得到很好的普及。
（4）中国科学社。以上记述的三种完全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科学机关，至于私人设立的科学学术团体，较为著名的要推中国科学社。该社于民国三年六月（1914年6月）成立，研究的学科包括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事业约可分为六项：一是出版科学杂志及科学书籍等；二是成立科学图书馆；三是设立生物研究所，搜集国内动植物标本，分类陈列，供民众观览；四是推行科学教育，中国科学社认为要使中国科学发达，必须从改良科学教育入手，其中以改良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最为重要；五是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科学演讲；六是审定科学名词，自民国八年（1919年）开始，该社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其已经审定的名词包含数学、物理、生物各科。
（二）科普的主要传播渠道。（1）发行报刊传播科技。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逐渐进入中国，近代报刊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报刊在中国的兴起、发展、繁荣对于科学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行的刊物，比如《科学》、《理化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都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主旨是传播西方的科学观。具体来说，《科学》虽不是纯粹的科普期刊，但“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办刊宗旨，以及对科学精义和效用的倡导，具有科普意义；《科学世界》1932年发刊词中坦言：“发行本刊的使命，在供给中小学理生老师的参考资料，和增进国人的科学常识，使其明白科学的应用”；《晨报副刊》创刊时就开设了“科学谈”、“卫生浅说”、“地质浅说”、“科学浅说”等栏目。
由于科学比较“枯燥”，许多报刊在创刊时，不敢存太大希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报刊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有的报刊甚至出现了再版的情况，由此可见民众对科学的关心与重视；有些学校的教师推荐自己的学生去购买一些科普读本，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在民众间的普及。
（2）编写科普读物。针对不同的受众，编写了不同类型的科普读物，以此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知识。针对“平民”和“民众”这个群体，主要编写出版了以下几种丛书。一是平民小丛书，比如：《饮食的卫生》、《怎样养蜜蜂》等；二是民众科学问答丛书，比如：《生命离不了的东西》、《我们住的》等；三是民众小丛书，比如：《科学的生活》、《生物常识》等；四是平民教育丛书，比如：《重要庄稼的选种》、《蝗虫驱除和利用法》等；五是民众农业丛书，比如：《种稻浅说》、《土壤浅说》等；六是民众常识丛书，比如：《化学浅说》、《气象浅说》等。这些读物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而成，围绕着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展开。
针对少年儿童这个群体，主要有少年自然科学丛书，如：《虫·鱼·鸟·兽》、《衣·食·住·行》等；少年百科全书，如：《常见事物》、《生命现象》等；儿童科学丛书，如：《苍蝇与瘟疫》、《蚯蚓》等。因为少年儿童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以及针对少年儿童对未知充满好奇的心理特点，这些读物一般通俗易懂，富有童趣。
针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由于自身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积累，所以科普读物比较晦涩难懂，含有较多的专有名词，非常人所能轻易了解的，如：《细菌与人生》、《梦》、《进化论浅说》等。
（3）举办科学讲演。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的刊行，引领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即科普运动。相关的科研机关和学术团体，积极举办通俗的科学讲演。比如有王琎的《衣食住之化学常识》、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胡适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伍连德的《生活、健康与财富》、马心仪的《植物与人生》、陈燕山的《改进中国棉业之重要》、李永振的《农业改良》、何伟发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孙明经的《电化教育》等。由此可见，演讲范围的广泛，有涉及科学本身的，也有科学与现实生活的，也有科学与战争的，等等。由于科学讲演多是讲演者将晦涩难懂的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话语，更有益于民众的消化与吸收，且讲演者可充分发挥能动性，调动现场氛围，能让民众在听的过程中真正了解该知识，并在生活中运用该知识，起到了科学普及的效用。
（4）创办博物馆和各类展览。1876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博物馆，1905年南通博物馆开办，此后各地也时有博物馆出现。博物馆陈列的对象有自然科学、现代工艺的材料以及标本、图片、物件等，所以具有科普的功能。民众进入博物馆参观学习是比较自由的，如果有科技方面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向馆内的工作人员请教，可见其具有明显的科技普及的性质。此外，清朝末年，在发展实业的推动下，许多工农业品展览开始举办。比如1899年汉口设立商务公所，陈列工业产品；1906年京师创办农事试验场，设有农品陈列室，并适时举办农事展览。这些展览的举办可以帮助相关人士了解新品种、新器械以改良生产，有助于开阔眼界，普及科技知识。
（5）电影广播播放科普。电影与广播是近代科技的产物，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天生具有科普传播的优势。电影以动态的画面、真实的声音吸引着大众，电影和广播与文字传播相比，更易为民众所接受。近代中国电影的出现并不晚，1896年上海徐园就首次放映，此时距爱迪生1890年发明的“放映匣”只有六年时间。此后，出现了《疟疾》、《交通工具的进展》、《采煤》、《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等科普性质的电影，虽然放映时间不长，加上社会动荡，效果也不甚理想。但不可否认，随着这些影片深入学校、农村、山区，对于加强民众们的科普意识、推动科学普及具有积极意义。
（6）开展科学调查、考察，以实际行动宣传科学。说得好不如做的好，实践出真知。1941年9月21日，边区将出现日食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次机会提前在文化沟俱乐部开展科普讲座，于光远等进行了关于“日食知识”的演讲，并且组织了实地观察，用事实教育广大群众，对破除群众中流传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思想有很大帮助。[4]
简言之，通过科学调查、考察制定出来的策略更加具有科学性、得出来的结论更加具有可信性；通过实际行动向普通大众宣讲科学，破除迷信，了解未知才更加具有信服力。
参考文献：
[1] 高玉娇.民国时期民众科学教育探析[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11月.
[2] 陈洪杰.中国近代科普教育：社团、场馆和技术[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作者：于晨晨
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探析的论文 篇3：
大学生法制教育探究
摘 要：法制教育是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培养个人法律观念的主要途径。国家通过法制教育让每一个公民了解法律内容，培养公民规范的社会参与意识，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法制教育对每一个公民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大学生作为新一代重要群体，在法制教育上必须着重加强。
关键词：法制教育;大学生;依法治国
大学生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法律素养，作为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只有在懂得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前提下进行发明创造才能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大学期间重视大学生法律思想的培育也成了大学生学习的重要部分，国家和社会应该加以重视。
一、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形势严峻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到十八大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不断被贯彻、落实。这说明了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的迫切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四个词也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手段，从大学生的层面上看，更应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常识，这样才能全面促进社会的法制化。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提上一个高度。
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有着极高的学习欲望，但忽略了对法律知识、观念的学习和培养，在法律素质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大学生在大学校园内外违法案件频发，涉及方面众多。例如：财产纠纷、暴力伤人、团伙勾结以及高智商犯罪。
曾有过一项调查：中国犯罪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对大学生犯罪细致调研后得出了一些结论：“从‘文革’前，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叶，那时候青少年的犯罪几乎很少，大概仅占总体犯罪人数的20%到30%左右，当时高学历、高智商的大学生犯罪几乎屈指可数，只占到青少年犯罪的1%;但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转变，在‘文革’期间，青少年犯罪人数也急速增加，最多的时候大约能占到犯罪总人数的60%，当时由于大学生思想严谨约束力强、思想淳朴，大学生人群的犯罪率也仅仅增长了2.5%;自20世纪70年末期到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群体成为我国刑事犯罪的重灾区，刑事犯罪人数中的80%左右来自青少年，而70%的青少年犯罪都是大学生所为，这也占到了全国高校总人数的1.26%”。人群数目庞大触目惊心。近些年，大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多次反响的典型案例也有很多，例如：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撞人后害怕担责任连捅伤员数刀、北京邮电大学世界学院祁可欣不顾儿女砍死自己妻子、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林森浩运用医学知识的高智商投毒等。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导致大学生初入社会之时便误入歧途，这正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
有很多大学生会选择传销这种违法的行当，找工作期间经常受到非法商业人士的欺诈，有的侥幸躲过了这些灾难，但是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变成了非法商人的傀儡，做违法的商业活动和买卖牟取暴利。如此看来，缺乏法制教育成为非法者利用大学生的原因，大学生不但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报效国家，反而因为法律观念淡薄导致违法犯罪。
现代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没有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从小只是受到学校的科学知识教育，法律层面还是空白，有极强的可塑性。如果没有法律知识和法律信仰的约束，就会出现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十八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强调了依法治国的主题，体现了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看到这些，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学生法律教育应该跟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如果法律教育体制不完善就会减缓我国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进程。
二、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存在的不足
提到了大学生的法律教育问题，我们常常单纯地认为是学校教学出现了巨大漏洞，把责任推到了大学校园。其实，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工作是国家进行普法的主要途径，学校教育也是大学生人群普法的常用手段，国家应将大学生法制教育作为全方位的工程展开。教育主体需要在国家社会的带领下，多渠道、多手段、多方面来实施法律教育。由于大学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其法制学习的途径主要来自于课堂教育，所以必须加大学校法制教育中的课堂教育。同时，法制的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把目标转向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方面，从诸多因素综合起来看待大学生法制教育问题，绝不是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推卸责任，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学校教育方面。
学校的法制教学由于课程的局限性和对法律教育的不重视也只能做到法律知识的传播。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其他的国家公民提高法律素养的途径也不能仅仅依赖于法律常识的学习，当你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没有了解相关法律内容，而是缺乏法律信仰和法律信念，一时糊涂知法犯法，甚至是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也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所以说法律不光光是单方面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法律信念和法律信仰是需要长时间从社会国家各个层面慢慢培养的。
这样看来，我国法治化进程需要的是全民积极响应国家出台相应政策，从而推动社会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全民法制的形成就使得社会与大学校园之间存在了良性的互动，进而形成有利于发展的态势。假如仅仅是从学校法制教育单一的角度切入，古板地去要求大学生从法律知识的学习中去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造成的结果也可能只是优化了表面现象，而本质性的东西没有改变。
在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层面上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看待和评判法制教育实施手段的合理性呢？基本上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应该从法制教育的实施者、受益者、具体实施方法分析。第二个方面：法制教育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多元化的教育要从国家的法治建构、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执法方式和宣传手段、社会舆论、媒体宣传、学术研究做起，这些都将影响大学生在校园和社会生活中对法律的认知和认同。所以法制教育还是需要宣扬法治的精神，教学中的法制教育和家庭中的法制观念的传播具体而且直接，也应该继续发展学校家庭的法制教育。
三、对当代大学生法制教育现状的思考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对当代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的调研中发现了诸多问题所在，从中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地位，即法制教育的地位和其应履行的责任大相径庭，因此，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重新定义其地位。
第二，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广泛而空洞，形式单一，欠缺一定的针对性，而且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况且如今的应试教育又使得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被边缘化。
第三，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带来信息便捷的同时不良信息的传播速度也变得极为快速，产生了更多公民犯罪的诱因，也严重影响着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外部环境。除此之外，法制教育在我国一直不受关注，主要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受儒家文化传导的国家，礼大于法的观念一直存在我们的思想里。一方面学校的法制教育一直是以辅助教学出现，教学中存在着教育观念的次要引导;另一方面学生从小受到的传统观念影响，在家庭和社会中道德礼仪成为代替法律出现的一种教育手段。这使得学生经常混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对法律的强制性观念十分欠缺。
（二）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对策
首先，我们需要制定法制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实施原则。我们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已经不仅仅定格在普及法律知识的表层，而是需要重点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所以我们提出的建议是“三个结合两个渗透”原则。在法制教育的课堂内容里要体现出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案件评述相结合，法律信仰和德育理念相结合，在其他课程中希望可以在教材设计和选取上下功夫，在相关教学课程中对法律知识进行渗透。还可以在课下的校园活动中开展与法律相关的宣传，将知识从生活中渗透进学生的内心里。
其次，要优化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具体内容。第一，规范法律的认知。明白国家出台法律政策的意义和目的，懂得法律的强制性，从而为大学生建构内心的法律框架，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认知法律规范使得大学生懂得运用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对其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的约束。第二，法制思维方式的培养。注重法制思维的培育是为了在大学生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运用法律的标准，分析和判断，从而合理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层面部分。第三，坚定法制信仰。这是法律教育的最高要求和最高目标。在大学生内心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时让法律教育深入学生心中，这对大学生三观的塑造是无比重要的。因为信仰是自我行为约束的主要内心反映，而维护国家社会稳定，主要是靠每一个公民的自我约束而完成的。之所以要形成法律信仰是为了法律可以被有效执行，在维护了利益的同时更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最后，不断地拓宽大学生法制教育的路径。第一，基本路径。课堂教学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组成部分。基于当代法制教育的现状我们主要是要对法律教育课程的重要性提出要求。在学习法律知识、传导法制观念、坚定法律信仰上下功夫，教育深度必须提高上来。第二，拓展路径。拓展需要的是多元化拓展，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参观和写观后感，而是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发散性拓展，让法律融入大学生活。例如：让大学生将课堂的法律知识向外在社会进行宣传，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自信，还可以更有效地检验大学生的法律素养。第三，探索路径。探索路径指的是要实践调研，在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进行科学的考察和结论建议的提出。我国的法律还不够健全，需要我国法律人才和高智商人才对法律的全面性进行考察，找出不足，提出建议。在探索中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法律的意义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进而坚定法治信仰，遵守法律规范，从而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队伍里。
四、结语
总之，大学生法制教育是一个持久全面的教育工程，不是纸上谈兵就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用法制观念作为指引，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体系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与改造。各个学校要紧跟政策，做好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引路人，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人才”不培养“人柴”。另外，学校更要为学生营造一个民主、理性的法制校园环境，让学生们意识到法律就在我们身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大学生的法制教育真正地落实下去，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化贡献一分力量。
参考文献：
[1]于飞.加强和改进法制教育的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12.
[2]崔长珍.关于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思考[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陈美香.论高校法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0（23）.
[4]张阔海，宋宝萍.大学生法制教育困局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2（6）.
作者：薛维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