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佛课程教授范文
哈佛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教授：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一堆知识，而是学会一种思维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获得知识?掌握技能? 取得成功?赢得尊重? 还是，享受乐趣……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以下三位不同领域的名家对教育的本质有着惊人一致的认知，也许，这就是教育的答案和目的……
走出去了解整个世界 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哈佛女校长：走出去了解整个世界是孩子们的必修课。一句“我不是什么哈佛的女校长，我就是哈佛的校长”，让人们记住了哈佛三百多年唯一一位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以下是这位校长在哈佛的一次演讲，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看这个世界。
世界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熟悉和探索，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学习他国的语言。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比它更重要的是学习陌生的文化与历史，他国的人文与生活。 当我们看到的世界大了，才能更加宽容，才能更加坦荡。实际上，接受彼此的不同，尊重相互的差异已经成为“了解世界”的重点。
教育不教知识和技能 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
理查德·莱文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鲁大学校长。他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
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
那大学教育有什么用呢?
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
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正如《大学的理念》的作者约翰·亨利·纽曼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
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
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约翰·亨利·纽曼
教育不改变生活环境 却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2005年，美国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华莱士是在西方有卓越影响力的作家，被誉为“近20年来最有创造力的作家”。
演讲的一开头，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两条年轻的鱼遇到一条老鱼。老鱼打招呼道：早上好，孩子们。这水怎么样?两条年轻的鱼继续游了一会儿，终于，其中一条忍不住问另外一条：什么是“水”?”
演讲中提到，一个成年人的生活需要早早起床，赶赴办公室，应付8-10个小时充满挑战的工作。然后去超市、做饭，放松一会就得早早上床。因为，第二天又得周而复始，再来一遍。
人很容易在这样的生活里，形成无意识的惯性：无意识地翻手机、给生活加速、陷入琐碎的柴米油盐、忽略身边的人和事、冷漠、愤怒、抱怨，而不自知。
就像开头的故事一样，生活在“水”中太长时间，已经不知道水是什么。
教育能让你活得幸福幸福 取决于有意识的思维方式 泰勒·本·沙哈尔
哈佛大学的《幸福课》风靡全球，教授这门课的泰勒·本·沙哈尔教授认为：“幸福取决于你有意识的思维方式”。
并总结出了以下12点有意识地获得幸福的思维方式： 1. 不断问自己问题。每个问题都会开启自我探索的门，然后，值得你信仰的东西就会显现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2. 相信自己。怎么做到?通过每一次解决问题、接受挑战，通过视觉想像告诉自己一定做得到，也相信他人。
3. 学会接受失败。否则，你永远不会成长。
4. 接受你是不完美的。生活不是一条一直上升的直线，而是一条上升的曲线。
5. 允许自己有人的正常情感。其中，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情感。 6. 记录生活。
7. 积极思考遇到的一切问题，学会感激。感激能带给人类最单纯的快乐。
8. 简化生活。贵精不贵多。对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学会说NO! 9. 幸福的第一要素是：亲密关系。这是人的天性需求，所以，要为幸福长久的亲密关系付出努力。
10. 充分休息和运动。
11. 做事有三个层次：工作、事业、使命。找到你在这个世界的使命。 12. 记住：只有自己幸福，才能让别人幸福。教育子女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个诚实的父母。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呢?
就像Wallace在演讲中说到的：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不是“我”被杂乱、无意识的生活拖着走，而是生活由“我”掌控。
真正的教育，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
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评论：教育的目的，也许以前我们都定位不明，看了大师们思想，我们是得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了!
人的差别，完全决定在思维!
教学，既教又学，教学就是一个师生共同成长的过程!有这样的思维，学生才能学到东西，教师才能成长自己!教而不学已经是当前教师们的一个疾症了，这个疾症不除，教师就永远是学生后面的慌乱者!
第二篇：哈佛大学著名黑人教授亨利
哈佛大学著名黑人教授亨利·路易士·盖茨7月16日被白人警察盘问而引起冲突，这个事件由于总统奥巴马的介入而受到广泛的关注。现在，当事人盖茨已不再坚持这是一起白人警察歧视对待黑人的事件，奥巴马也打电话给那位白人警察，为自己的过激反应表示道歉，但由此引发的社会公正讨论仍然余波荡漾。
美国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平等个体而受到尊重和公民权利保护。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价值，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几乎总是被看成的这个或那个“群类”中的一员，而被与别的群类成员区别对待，最为明显，最带有歧视的就是“种族貌相”(racial profile)。美国黑人有理由相信他们常常是不公正“种族貌相”歧视的受害者，但是，连一些美国黑人都认为，盖茨这次的强烈反应却未必有充分的理由。
32岁的阿拉巴马州黑人居民维克(Lorenzo Wyche)认为，盖茨抗议的时机不好，因为警察到盖茨家执行公务，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首先，有人报了案，警察不处理是不对的，而且，报案的人并没有说两个撞门而入的是黑人，所以白人警察不是专门来对付黑人的。其次，报案者说有人撞门而入，也是事实。盖茨家的门卡住了，他和司机一起用力撞门，撞了好几下才把门撞开。警察叫盖茨到屋外问话，盖茨大声吼叫，责骂警察是“种族主义”。实际上，这位白人警察以前并无种族歧视的行为，而且还因为善于处理种族问题， 曾被警察局派去给新警察介绍经验。
盖茨过度反应当然也有他的理由。当一个黑人与一个白人警察发生对抗时，他第一反应是，白人警察这么对待我，是不是因为我是黑人?接下来反应就是，我是否应该抗议，还是默默忍受?盖茨做出抗议的反应，但是正如维克所说，他抗议的时机和场合不对，而且对象也不对。
在美国，警察是否有“种族貌相”歧视，是很难断定的。警察与其他公民一样，在证明他有错之前，他是无辜的。“种族貌相”存在于一个人头脑里，不能无凭无据地定他的思想罪。洛杉矶警察局6年之中收到1200宗“种族貌相”的投诉，但没有一宗是最后成立的，因为没有一个警察会自己公开承认有“种族貌相”歧视。
绝大多数“种族貌相”歧视发生在警察“可管可不管”的模糊范围之内。维克虽然不赞同盖茨的过度反应，但他对白人警察并无好感。有一次他开车上街，前面走过一位白人小姐，他朝她看了一眼，这时旁边的一位白人警察便打开警灯，命令他停车。警察在维克车里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东西，随后告诉他，他汽车牌照上的有效标志已经过期，就让他走了。维克说，他无法知道，警察拦他的车，到底是因为牌照，还是因为那白人小姐，当然也无从断定那个警察是不是在因相貌而歧视他。
我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有一次我在限速35英里路段以42英里时速行车而被警察拦下，不仅罚了款，而且还得进驾驶学校学习交通规则。我无从知道，如果一个白人这样驾车，是否会受到相同的对待。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在我身上，我违规在前，就算警察对我是“貌相歧视”，我也无话可说。我要抗议“貌相歧视”，那时候肯定不是一个恰当的场合。
我这几年回美国，几乎每次都在海关被要求检查行李。据说好些华人朋友都有类似的经验，原因是华人回国会带一些香肠、腊肉、火腿之类的土特产，而携带任何肉类进入美国口岸都是法律严格禁止的。海关申报单上要求申报，海关人员也会口头问一句，有没有带违禁品。有的华人明明带了，却谎说没带，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发生，就连累了其他诚实守法的华裔旅客。在海关行李检查处，排队等候检查的，绝大部分是亚洲裔的面孔。对这些旅客来说，这肯定有“貌相歧视”的因素。但是，海关人员可以说自己在公事公办，你又怎么证明他在歧视你呢?我能够了解盖茨教授在被盘问时的心情，但是，我也同样了解，我所遭遇的事情，原因并不全在于“貌相歧视”。
第三篇：美国大学教授治校？来看看哈佛
【编者按：在中国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中，有两个长期话题，一是中国何时有哈佛大学这样的国际名校，二是教授治校。好像只要美国就是大学治校似的，只要中国大学成为美国大学那样，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大学的治理同样因为校长风格而变，同样存在“斗争”。而且，那些曾经在政治舞台上辉煌一时的明星教授一旦回到大学担任行政职务，同样会用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手段去赢得校园政治斗争，就算是学生抗议也没用。】
1999年2月，《时代周刊》选定时任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副财长拉里·萨默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三人为封面人物，称他们是“拯救世界经济的三人组”。9年多之后，这3个人将因放纵金融冒险引发金融危机而受到舆论讨伐。萨默斯尽管押对了宝，较早加入了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但奥巴马却意识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美国前财长(1999-2001年顶替鲁宾出任)、哈佛大学前校长的名声太过糟糕，因而始终拒绝将其任命为财长。伯南克离任美联储主席时，萨默斯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没想到美国媒体在提及他时，还是以“性别歧视者”来称呼他。
萨默斯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萨默斯是不折不扣的学术兼政治精英。他是美国乃至世界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虽然他跟中国很多名气稍逊的同行一样，没有什么开创性的见解，只是发表过很多老调重弹的论文，唯一的长处就是擅长搞关系。在经济学领域，他的舅舅肯·阿罗、伯父保罗·萨缪尔森都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公认的经济学大师。萨默斯早在其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期间，就表现出好争辩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得他在拥有权力后，会毫不留情的打击对手。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就被当时的同事萨默斯给活生生排挤出了世行。
世行任职期间，萨默斯干的都是大事，即为受援助国制定经济政策。他此前只给成名的经济学家和政客当过跟班，并无半点经济政策的实操经验，更没有在美国产业界、华尔街摸爬滚打过，却可以以37岁的低龄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要说这不是裙带政治的产物，要说他没沾伯父和舅舅的光，大概没人会信。萨默斯所制定的政策很好的强化了世行及美国金融企业对受援助国的控制，却加剧了多数援助对象的经济窘境。
在被评为“拯救世界经济的三人组”中的一员前，萨默斯成为美国历史最有权力的副财长，他个人主导了美国对墨西哥的金融援助，敲定了美国及其控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处理政策，这些政策在后来都被推翻重来。
2001年10月12日，离开美国财长职位几个月的萨默斯，受邀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哈佛大学董事会认为他们选对了人，主要的理由是，美国财政部的雇员多达12万人，萨默斯管得好，当然没理由管不好师生总人数少得多的哈佛。萨默斯在华盛顿和华尔街拥有深厚人脉，这不是他的前任尼尔·陆登庭所能媲美的，意味着前者将轻松赢得更多筹款——筹款是人们此前通常所认为的哈佛校长的主要工作和职责。
事实证明，哈佛大学和萨默斯本人都将因这起任命而感到后悔。 萨默斯为什么想推倒重来
美国作家理查德·布瑞德利所著的《哈佛，谁说了算》一书，2005年在美国出版，全书成稿在2004年。布瑞德利写下这本书时，萨默斯在哈佛的“统治”正进入鼎盛期，还没上演那起让他灰头土脸的涉嫌性别歧视的事件。但布瑞德利已经从萨默斯上任后的管理方式和领导风格，捕捉到这名强势校长跟哈佛的“双输”结局的信号，不能不说是极富洞察力的。
萨默斯在哈佛究竟干了哪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在讨论这个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哈佛，谁说了算》对萨默斯出任哈佛校长之前，这所全球最有名、最有钱、最多争议的明星高校是所什么样的学校，哈佛的校长为什么不好当。
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在萨默斯之前的历任校长，都遵循其建校传统，简单来说，就是校长负责扮演专司筹款的“虚君”，而各学院的院长和教授拥有极大的自治权力。哈佛太有钱了，20世纪90年代，这所学校的资产规模就达到了190亿美元，但资产管理却一片混乱，教职员工和学生团体的贪污腐化问题逐年增长。
萨默斯的前任尼尔·陆登庭是个标准的服从于哈佛传统的校长，四处募集捐款，却并不过多过问各学院和教授们如何使用捐款。陆登庭相当亲和，他只要跟人见过面，必然要亲笔手写致谢函，每篇篇幅都有好几页。陆登庭还积极推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的反种族歧视等民权运动，关心公民权利，对哈佛校内弱势族群研究项目和院系给予更多支持。
《哈佛，谁说了算》也谈到，哈佛存在的一个长期问题是，很多教授对教学缺乏热情。有别于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哈佛的教授更愿意让研究生去承担实践教学、指导学生、给论文和考卷打分，而自己则忙于到处走穴。已经脱离学术生活十年之久的萨默斯，被视为终结以上这些混乱局面的理想人选。
明星校长如何赶走名教授
萨默斯在世行任内，就曾因赞同助手的争议性言论，而招致舆论批评。这番言论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从承接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中收益，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人均寿命就很短，再多一些污染，也没太大关系。
萨默斯感兴趣的两大命题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信奉的价值主题就是效率，道德立场从来就不在其首要考虑之列。他接任哈佛校长，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哈佛的筹款、教学水平，对哈佛作为全美、全球高校标杆，起到的倡导种族公平、社会公正的旗帜意义没半点兴趣。 他决定要首先敲打一下“据说”不务正业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系教授科尔内尔·韦斯特，依据的是韦斯特经常给学生打出不负责任的很高分数，还曾为了参加一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助选活动而缺席课程。萨默斯还“听说”，韦斯特是个专门写通俗作品，没水平写论文的“二杆子”。
在会见韦斯特时，萨默斯抛出了自己听来的指控，韦斯特以事实一项项相回应。对话进入僵局，萨默斯要求韦斯特撰写一篇他指定主题的论文，意思是说写得好就续聘后者，写得不好就嘿嘿„„萨默斯还要求韦斯特把他给学生上课打过的分数，直接抄录一份上报，韦斯特解释说，校长要了解教师的打分完全可以从教务部门了解，萨默斯仍然要求韦斯特要自行抄录上报。
这叫做侮辱人，并且还是以虚构的指控来指责、侮辱人。韦斯特很快离职转投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另一名教授、韦斯特的朋友安东尼·阿皮亚也作出同样的选择。在韦斯特离职后，萨默斯还在各种场合宣称前者是个犯有性骚扰问题的大坏蛋，但事实上韦斯特仅仅是跟在哈佛进修过的一位女记者谈恋爱而已。《哈佛，谁说了算》书中意味深长的感慨道，萨默斯将混迹华盛顿十年间学到的捕风捉影，用到了完全不是敌手的哈佛教授头上。
哈佛的学生也不是萨默斯对手
哈佛的学生素有抗议传统，校长办公室在内的行政区经常成为被占目标。在1968年前后，哈佛学子响应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的口号，甚至与校方爆发过激烈冲突。哈佛校方在当时报警，并因此在学生和校友中落了个声名狼藉。正因此，此后的几十年间，哈佛校方对学生行为颇为宽容。
萨默斯不吃这一套。他打心底里讨厌学生闹事。他是最为典型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者，任何激进主义在他看来，都只不过是黏在鞋子上的脏东西。2002年2月，就任哈佛校长才几个月的萨默斯颁布了“哈佛大学权利与责任声明”，指出，“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占领大学的建筑物或是建筑物的一部分的行为„„乃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行为„„应该予以适当的惩罚”。更让学生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萨默斯有意重新引进预备军官训练团。这个训练团由美国军方在大学校园内设立，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期间被赶走。
难以接受，不等于就不接受。萨默斯是个什么人?在华盛顿当过部长，在华尔街也是头面人物，如果开罪了他，学生毕业后要去华尔街找工作岂不是难上加难?萨默斯正是吃准了这一点，他和蔼的开放自己的办公室，凡是学生拿着美钞来找他签名，全部应允。对于那些仍然没有意识到校长应有权威的学生，萨默斯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书中介绍，在一次哈佛学生抗议校工工资问题的对话活动中，一名学生向萨默斯发问，萨默斯抓住学生问题表述的漏洞，给予穷追猛击，这一幕“就像是他正在粗暴地对待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部副部长一样”。
萨默斯的“统治”盛极而衰
萨默斯对哈佛一些成为传统的机制安排感到不满，包括哈佛学生课余爱好的体育项目，这所院校的人文科学。他明白无误的告诉与他亲近的哈佛教授，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才是显学，此外要加上带有支配性的经济学，而像归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范畴的学科，没有什么价值。他的偏好，改变了哈佛资助院系和项目的优先排序，奖学金、学术创新资金、跨学科工程资助等统统如此。
这项改变的威力被证明是巨大的。《哈佛，谁说了算》书中写道，到了2003年，即萨默斯出任哈佛校长的第三个年头，哈佛的教授们已经不敢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来批评萨默斯，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因为桑德尔的名气实在够大，其招牌课程“道德推理22：公正”不仅是最受欢迎的公开课，还有大笔指定用途的校友捐款。
萨默斯还规定，哈佛校方发布的一切信息必须经过校长办公室审批，并打压由学生采编的哈佛校园报《哈佛深红》。他从来不喜欢被监督，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力拿去被人分享，他在世行副行长、美国副财长和财长任上都是独断专行的，来到哈佛当校长说白了是希望走威尔逊和艾森豪威尔的老路，积累足够的名望然后在政坛上谋一个大名头。
萨默斯在世行副行长任内就曾大刀阔斧启动过改革，改革的是受援助国的财政政策，尽管这些国家被改得一团糟，却练出了他的果敢。当了哈佛校长，他当然也要再度来一番大尺度的改革，要不然怎么被美国教育史、哈佛史载入史册呢?
被选定的改革领域，是哈佛的课程。萨默斯希望实现的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彻头彻尾，让被他认为是极度落伍和陈腐的课程顺应时代要求。在他领导下得出的课程审订报告，堪称莫名其妙的大杂烩，以分类必修课来取代核心课程，甚至“强烈推荐”学生要有国际阅历，还改动了美国大学的通识课程教育体系。
“如果有哪些教授想要站出来，站在他的对立面，那么他们就得等待机会，等到萨默斯哪天犯错误。”在哈佛的“统治”如日中天，且精密维护着媒体形象的萨默斯迎来了自己的“滑铁卢”，这不仅最终断送了他的哈佛校长任期，还彻底断送他从校长更进一步成为美国财长、美联储主席甚至总统的可能——2005年1月，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宜于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那些曾经在他面前服服帖帖的教授们，倾巢而出，痛打“落水”萨默斯。
《哈佛，谁说了算》，(美)理查德·布瑞德利著，梁志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
月出版。
第四篇：哈佛教授桑德尔：钱不该买什么
哈佛教授：对比德国等国 中国真是“市场经济”
2012年10月24日 02: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尔一起公开讨论，“钱不该买什么”
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热门课程“公正课”
原标题：钱不该买什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 “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
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桑德尔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
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
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 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 “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 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 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 “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 “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
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风波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
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
“不过我光看笔迹就知道，这个‘谢谢你’写得很不情愿，像是受着某样东西的胁迫。”桑德尔说。
第五篇：哈佛教授用科学实验证明灵魂的存在
哈佛物理教授证明灵魂存在
2010年5月3日，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家丽莎·蓝道尔(Lisa Rundall)向媒体宣称，经过9年的精心研究和无数次的试验，证明灵魂确实存在!
凤凰卫视报道：美国时间5月3日下午，哈佛大学著名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家美女教授丽莎·蓝道尔(Lisa Rundall)向媒体宣称，自2001年来联合美国著名物理学家John Swegle、康涅狄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肯耐斯-瑞恩(Kenneth Ring)博士、荷兰Rijnstate医院心血管中心的沛姆-凡-拉曼尔医生(Pim Van Lommel)、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穆迪博士、英国著名外科医生山姆-帕尼尔研究灵魂是否存在的科学证据，经过9年的精心研究和无数次的试验。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证明灵魂确实存在，有望将在2012年向全人类庄严宣告灵魂存在的最权威的科学证据。届时人们不得不佩服人类祖先的智慧，在几千年前就认为有灵魂存在。
同时丽莎·蓝道尔也担心，一旦科学界公布灵魂存在的证据，世界上很多人将不惧怕死亡，自杀或极端事件也将上升。这是她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其实，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的经典中已阐述自杀后的灵魂很难得到重生，绝大部分只能去地狱，在那里将饱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所以民间才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俗语;另外，这些宗教的经典中也阐述了做极端的不善之事的后果，也会受到惨痛的恶报，但报应的时间可能不是“立竿见影”，但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时辰一到立刻受报，这样的人不仅死的很难堪，而且灵魂更会在地狱受到无量劫的磨砺，并且，这些人的子孙后代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厄运余报!)
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位女教授正在做一个核裂变的实验。突然，她发现一个微粒竟然离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会跑到哪儿去?女教授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设想：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一个人类所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
美女教授成为最具影响人物之一
2007年，丽莎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被公认为当今全球最权威的额外维度(第五维)物理学家。
哈佛美女教授挑战爱因斯坦，认为还有另一个神秘空间和世界存在，她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设想：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一个人类所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
丽莎·蓝道尔大胆的设想立刻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震惊。要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人类生存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轴，构成的是“四维时空”。
那么，这个神秘的第五维空间到底是什么?
实验中的微粒离奇消失了
“在我的一次实验中，一些微粒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认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另外的空间里去了。丽莎·蓝道尔说。
蓝道尔将这个“我们看不到的空间”称为“第五维空间”。
如果蓝道尔所说的第五维空间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到它?蓝道尔教授解释说：“这个额外存在的维度非常微小，如果某些事物足够的小，你就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
美女教授挑战爱因斯坦“四维时空”
丽莎·蓝道尔的大胆设想震惊了国际物理学界。有观点认为，这位哈佛美女教授是对爱因斯坦的“四维”提出了挑战。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淼解释说，“四维”是一个时空的概念。它是指人类存在的三维空间再加上一个时间。这是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中提及的概念。我们的宇宙是由普通三维空间的长、宽、高三条轴外又加上一条时间轴构成。
第五维空间引出另一个未知世界
在蓝道尔教授的理论中，如果第五维空间真的存在，那么很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神秘的三维世界。这就是说，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无限大的五维空间中，不
过，我们只能感知到其中的四维——空间和时间，另有一个维度我们无法看见。然而，就在这五个维度共同组成的空间中，还有另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三维世界存在。
那个“世界”的物质组成将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能感知的这个世界——其化学成分和存在的力与我们的世界全然不同。在第五维空间，唯一与我们分享的就是重力。只有重力生成的能量，可以穿梭子两个不同的“世界”。
不过，蓝道尔认为，人类当前还没有能力离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 “第五维空间”将被进行验证
如果发现了第五维空间，就可以解决物理界一直以来的一个谜团：与电磁力和其他力相比，重力为什么会如此脆弱?比如，一块小小的磁铁就可以将曲别针吸起来，要知道，磁铁的对手事实上是拥有地心引力的整个星球!
蓝道尔透露说，最快在明年，她就可以把“第五维空间”从假设变成全新的理论。这是因为，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建在瑞士和法国的边境地下100多米深处的大型粒子对撞机已投入使用，科学家可观察是不是有粒子消失，进入了人类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如果届时有粒子消失无踪，就可以证实后者进入了人类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
粒子质量为何离奇增加
早在1919年，波兰人T.卡卢兹就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广到“五维时空”。之后，另一位科学家O·克雷恩将其发展而形成了新的克鲁扎，克莱因理论。
蓝道尔教授说，在克鲁扎·克莱因模型中，存在这样一些粒子，这些粒子的质量总是莫名其妙地增加了。这些增加的质量是哪来的呢?
“我们认为，这些质量一定跟额外维度空间中生成的动力有关。”蓝道尔说，“它们依靠额外空间中的几何学存在，而这个额外维度空间可能就是看不见的第五维空间。”
五维空间模型推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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