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一带一路”的两端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连接着中国和东盟、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于北非、欧洲多个经济板块，途经53个国家、94个城市。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发展中的中间地带，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诉求是繁荣经济与提高民生。
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 篇1：
东亚经济一体化:理论基础与现实指向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除了正在成长中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没有约束力的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外,东亚尚未形成正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分析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雁行模式”的利弊、APEC的特点、四轮驱动模式的作用,针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提出了加快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东亚;经济一体化;关税同盟;雁行模式;四轮驱动模式
Reflection on 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YANG Ming-hua,CHEN Jia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Key words: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customs union; Flying Geese Model; Four-wheel Drive Model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东亚各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先后在《清迈倡议》(CMI)、政策评估与对话机制(EPRD)和亚洲债券共同债券市场①建设三个方面展开。但是,由于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各异,民族、宗教多样,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同时受到区外大国势力的影响,没有现成的合作机制和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东亚在经济一体化依然困难重重。
一、 东亚合作的理论基础
(一) 早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早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的关税同盟理论模型,维纳在其代表作《关税同盟问题》中首次提出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经济一体化引起的,产品的来源地由资源耗费较高的本国生产者转向资源耗费较低的成员国生产者,这种转移体现了经济开始走向自由贸易来配置资源,有可能利于福利水平的增长;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经济一体化引起的,产品的来源地由资源耗费较低的非成员国生产者转向资源耗费较高的成员国生产者,这种转移背离了自由贸易的资源配置,有可能带来福利水平的降低,因此成员国形成关税同盟后的净福利效应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差额。
其后关税同盟理论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1)利普赛(R.G.Lipsey)提出了可替代性商品关税同盟理论,他指出在雅各布•维纳的理论中基本假定进出口商品彼此独立,不可替代,但在现实国际贸易中商品是存在替代效应的,如果商品间有替代性,则贸易转移也可能增加福利。(2)米德(J.E.Mead)、瑞泽曼(Riezman)的关税同盟理论认为早期模型过于简单化,形成关税同盟后一国出口必须是另一国的进口,贸易模式的非对称性使得模型与现实距离遥远,不利于分析较为复杂的实际贸易情况。但是,从3x2模型过渡到3x3模型,使关税同盟理论更加接近于世界贸易发生的实际情况。(3)科登(Corden)的规模经济关税同盟理论认为高效率成员体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后,其低成本产品大量进入一体化内部市场,贸易量增加带来的生产扩大会使高效率成员体的边际生产成本递减,这种现象被科登称为“成本降低效应”。(4)巴拉萨(Balassa)等人对政策一体化理论的探索,试图探索如何通过一体化成员间政策的协调,使各成员体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关税同盟理论并不能代替经济一体化理论,因为经济一体化还存在货币同盟、共同市场等高级形式,它们涉及到的政策协调、要素流动等内容是关税同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关税同盟理论存在以下缺陷:(1)偏于静态分析,缺少定量分析,尤其对技术条件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变化涉及不多。(2)关税同盟理论研究了关税同盟在贸易方面带来的各种利益,但却无法说明这些利益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有多大的作用。成关税同盟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这一理论并不能做出肯定的答案。(3)适应范围受到限制,它仅适用于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因为关税同盟的贸易转移效应,就会使发展中国家把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的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成员国高成本产品的进口,不仅减少本国的福利,也降低了资源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的效率,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降低。
(二) 当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新发展
1.新经济地理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框架得到拓展,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在新区域主义理论把规模报酬递增、外部规模经济、资本流动性、运输成本、与国际区位理论相关的需求等现实的因素融入理论模型中。克鲁格曼打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以及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的框架,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主要理论基础,从微观基础上探讨影响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在宏观层次揭示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新经济地理学在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理论基础上研究空间经济活动,其研究包括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两个方面。在新经济地理的模型中,产业区位完全是内生的,一切由“第二性质”因素决定的。在该理论框架下,生产要素和厂商的流动性决定市场规模的大小。由于存在“第二性质自我强化”的经济特征,任何一种对初始分布的扰动都可能将产业区位推向新的平衡。
2.基于不完全竞争的拓展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规模经济论点已经被日益增多的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新模型联系在一起,其研究大量来自产业经济。人们以前认为贸易自由化能替代竞争政策,这种观点一度很流行,然而史密斯&维纳布斯(Smith&Venables,1988)认为类似跨国界的产品交换不会发生,用这种方法消除产业内贸易障碍的收益通常是适度的,被迫降低的国内价格和增加的联盟内出口价格导致损失甚于更多的联盟内贸易。虽然如此,依然有对竞争政策的需求,那就是最终或中间消费者感到产品有相当不同的交易。竞争政策必须补偿在同盟水平的经济一体化以阻止垄断力量(海因Hine,1985;萨皮尔Sapir,1991)。竞争政策好于贸易政策的优点在于它是基于规则的,而不是基于判断力。卡普(Karp,1991)等在引入了收益递增的模型中,考察了欧共体的建立对制造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体化所带来的收益约为GDP的1%。因此,和固定的规模收益的世界相比,面对规模经济,经济一体化可能导致的不仅是更矛盾的成员体和非成员体间的关系,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成员体间更加的摩擦,除非后者在他们中间或者和其他的战略行动者时扮演一个合作博弈角色。
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东亚就出现过“太平洋共同体”的呼声,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提出过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但是东亚经济区域化进展非常缓慢,直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才真正使东亚国家(地区)认识到区域内相互合作的重要性。目前,东亚地区经过多个阶段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一) “雁行模式”②与“东亚奇迹”
东亚经济圈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此理论得到了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学者的认同,他们用“雁行模式”理论来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日本为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处于中间,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尾随其后的产业分工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雁行模式的引导下,日本采取贸易、投资和货币“三位一体”的战术来发挥领头雁的作用,日本作为领头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市场吸收、资金技术的供应和传统产业的转移,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依次传递给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促进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亚洲“四小龙”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身处雁尾的东盟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通过不断增强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东亚地区已形成了以市场驱动为特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和,使得“雁行模式”与“东亚奇迹”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但是“雁行模式”在发展中遇到了动态变化中的不适应,东亚地区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弊端开始显露。“雁行模式”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头雁作用减弱,亚洲“四小龙”作用加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打乱了严格意义上的“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梯度差正日益缩小,尤其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摆脱逐级跟进的模式,跳跃性的进入知识密集型产业,原有的产业转移链被切断。这就需要寻求新的合作模式来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二)APEC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需要,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官方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于1989年正式成立,该组织虽不具约束性,但决非一般的国际性论坛,它是通过成员自愿行动来进行的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形态,突破了之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非官方的局限性,实现了真正跨越式的发展。
APEC具有准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特点,是迈向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步。美国反对“马哈蒂尔主张”③,反过来提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新APEC构想。1993年11月的第一次峰会(西雅图会议)提出了“构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1994年的《茂物宣言》提出了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长远计划,宣布“不迟于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这一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1995年大阪会议又发表了《大阪行动议程》。根据上述议程,1996年批准了包括各国具体自由计划在内的《APEC马尼拉行动计划》。2001年APEC上海会议通过了《上海共识》,鼓励一些成员率先提出并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具体行动,鼓励其他成员在条件成熟时加入。但由于APEC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无所作为,1998年吉隆坡会议没能通过部门早期自由化计划,APEC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受到严重的挫折而陷入困境。尽管在这一时期APEC成为区域内的主要经济论坛,但它并未能实现成员国的大多数期望。
APEC最主要的问题是它成长得太快,没有巩固其核心目标,并且各成员国在APEC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差异太大。进入21世纪以来,APEC的主要任务又加进了稳定金融秩序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新议题,从而使得APEC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功能。APEC经验的教训是:它们不应该期望APEC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应该建立聚合较小成员国利益的补充性论坛。但APEC孵化了亚洲的区域合作:它通过很多会议和项目使区域内的政府和企业结合在一起,使它们意识到共同的问题之所在、合作应采取的新措施以及不同的优先次序,所有的这些经验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好了铺垫工作。
(三)制度性一体化:四轮驱动模式
推动东亚合作的加速器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各国认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应对国际投机基金的冲击。因此该年12月东盟与中日韩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亚峰会,之后东亚领导人峰会就成为一种惯例,从非正式到正式,逐渐走向制度化,形成了东亚“10+3”合作框架,而今已发展成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一整套机制。
现在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四个轮子一起运转,共同推进:第一个轮子是“10”,即东盟的发展和合作;第二轮子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双边对话与合作,即三个“10+1”;第三个轮子是 “3”,即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协商合作;第四个轮子是“10+3”,即整个东亚范围的对话与合作。总体说来,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由一系列的双边或多变协议共同构成和推动的,并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自由贸易网络,虽然存在一些阻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因素,但在整体上推动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将探索出该区域新的一体化模式。
(四)东亚地区的其他次区域合作
目前,东亚地区其他次区域合作也十分活跃,如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中朝俄正在进行的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新—柔—廖成长三角的经济合作;中国内部的珠—港—澳地区、CEPA等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以及为数众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FTA)等等。这些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部,主要是通过地缘关系和生产要素及市场的互补关系而设置的经济合作区,推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交易费用,逐步实现了由地区层面的合作向国家层面合作的升级。东亚地区内部这种独具特色的次区域或次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为更大规模的东亚经济合作奠定了规则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总的来说,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由一系列的双边或多变协议共同构成和推动的,并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自由贸易网络,虽然存在一些阻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因素,但在整体上推动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将探索出该区域新的一体化模式。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从市场驱动的一体化发展到制度驱动的一体化,区域的制度性合作已取得较快的进展。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拉美经济一体化相比较,又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
(一)小国主导、大国推动的独特模式
欧洲、北美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民主体制和意识形态,北美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是发达国家的联盟。东亚各国和地区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产生构建东亚经济一体化这一想法至今,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力量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东盟,它们推动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更强大的经济体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2005年1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发表了《吉隆坡宣言》,提出“由东盟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认可了东盟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特色。为了体现东盟在东亚峰会中的主导作用,东亚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并担任主席,与东盟年度首脑会议同期举行。目前东北亚大国日本、中国、韩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二)制度性安排相对滞后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制度安排与政府间的合作相对滞后,这是东亚合作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地区合作的最大差别,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区域一体化组织相比也是如此。目前东亚制度性协议与协定主要存在于东盟国家以及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而且没有超国家的协调机构。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不仅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且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如东亚区域内贸易与生产网络化程度不仅高于拉丁美洲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甚至比NAFTA还高,东亚十分重视市场力量在促进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目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紧密化、全方位化、一体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进度也越来越快,积极效果越来越显著,已经建立起的行动框架由下列机制组成:领导人会议、一年一次进行的“10+3”对话、“10+1”的对话(东盟与中日韩对话)、部长会议。但这些对话机制与合作领域都是对话与协调性质,对各国和地区没有强制约束力。
(三)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并存
东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多元性,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多样性,即双边FTA和多边FTA并存。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指两个国家签订的协议,如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与新加坡签署的EPA。多边自由贸易区则涉及两个以上国家,包括多种协议形式,如一国与一个贸易区间的FTA,或者两个贸易区间的FTA。由于多边谈判涉及的成员多,利益关系复杂,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多边区域性组织的谈判进程通常比较缓慢。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更倾向于简单的双边FTA结构,而不是复杂的多边FTA。除了中日韩与东盟3个“10+1”等多边自由贸易区外,东亚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当然这些还涉及区域外国家。
(四)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合作并存
所有东亚国家参与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是采用制度化合作。而东亚大区域经济合作则坚持开放性、松散性、自愿性、非正式约束性的非制度化合作方式,这是“东盟方式”向东亚的延伸。历来东盟的合作方式追求协商、共识、灵活、非等级和珍惜主权,不干涉内政是“东盟方式”的核心原则。
(五)松散性与多样性共存
相对于欧盟成立之初就有的强烈目标,即要从关税同盟渐进地实现政治经济一体化,从最简单、特殊的领域逐渐发展到全面整体和复杂的领域,目前东亚一体化是以东盟和中日韩为主体,双边、多边、次区域、区域等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广泛存在,合作内容也涉及很多方面,缺乏明确的一体化目标。目前仅限于以谈判机制为基础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以利益为纽带的非制度化的运作模式,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由于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典型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加上区域内多边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促使一些成员加快了和区域内外经济体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例如新加坡,它已先后与新西兰、日本、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由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4国组成)、澳大利亚、美国、约旦和印度等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东亚区域合作机构也和其他跨区域机构,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保持合作与协调。
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
东亚经济区域化从市场驱动的功能性一体化到制度性一体化的演进过程,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市场机制驱动下的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产业转移与经济整合的雁行发展形态,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制度性安排从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到东北亚地区,基本形成覆盖东亚的制度性一体化安排。但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形成还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部推动力量
1.地区资源的互补性。东亚各国在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资金等方面的强互补性,是其实行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中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如矿产,石油,天然气等)、农业资源丰富而资金缺乏,日本和“四小龙”等国家资金充足而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匮乏。
2.东亚各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优势互补。东亚国家的出口呈现以下特征:日韩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商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
(二)有利于东亚政治经济新格局的逐渐形成
1.政治上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冷战结束后,美苏关系进入了缓和期, 国际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遇。虽然美国仍推行霸权主义,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在一些国家的恐怖主义压力之下,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的东亚战略, 把中国视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的力量,同时也协调了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2.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的两大趋势,它要求资源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资本和产品的全球性流动,科技的全球性扩张。这自然使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这就要求各个国家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建立区域经济组织, 以集体力量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中求得生存发展。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示范效应,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东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东亚地区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居中、东盟殿后的“雁队”。在日本、“四小龙”、东盟之间已形成了“产业阶梯”,即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四小龙”发展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接收“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东亚经济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发展紧密的关联性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基础。
五、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虽然存在一些阻碍因素,但区域化进程已经形成,为在整体上推动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探索该区域新的一体化模式,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扩大区域内贸易权重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国家看到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诞生了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合作机制,各方进而合作推出了旨在扩大双边3个(10+1)贸易与投资的经济合作框架。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可能加剧危机的破坏程度。因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持出口渠道畅通对亚洲经济体至关重要。
(二)继续探索独自的金融合作机制
1997年日本就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构想,建议筹资1 000亿美元,日本出500亿美元,给受国际投机基金攻击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1998年日本再次提出“新宫泽构想”,主张建立亚洲基金,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制度安排。2000年亚洲“10+3”集团终于达成旨在扩大货币互换范围的“清迈倡议”,界定了东盟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以后,亚洲“10+3”集团签订了许多双边协议,积累金额超过800亿美元。2009年2月,东盟“10+3”特别财长会议发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各方同意将外汇储备库的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目前各方正继续努力,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推动储备库的磋商谈判,争取尽快建立“10+3”区域外汇储备库。如果“10+3”国家的金融合作实现机构化、制度化,建立常设的政策对话和监控机构,不但可以平衡短期市场波动,还将为这个经济圈的实体化提供基础。
(三)积极推进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
继续加强目前的“10+3”合作框架和机制,增进区域合作共识,努力使“10+3”合作成为不断累积合作成果的增值过程。继续坚持多层次合作模式和灵活的合作方式,在当前应注重次区域、双边和多边等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区域内地理相近的国家进行次区域或双边的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建立以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紧密合作为核心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区域内三国以上组成的多边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商品、服务、技术和人员等要素自由流动为内容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为内容的区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顺序逐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四)加强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形成的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做“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实现。对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系的问题,目前有各种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体系等等。有关国家应当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进行讨论和协商。多元化的货币体系由于缺乏国际监督,各国分别监管,一定会出问题。短期内要用一篮子货币或者某个货币去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还不现实,但可以作为目标来加以实现。
注释:
① 亚洲债券基金是由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各经济体从其官方储备中出资建立的一个共同基金,它于2003年6月正式启动,初始规模10亿美元,由各国中央银行动用储备以美元认购,目的是在亚洲地区建立防范和应付危机的合作机制,提高金融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并促进区域债券市场发展。
②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产业发展理论。按照赤松要的观点,后进国的产业发展遵循“进口一国内生产一出口”的模式相继交替发展这一进展过程,它在图形上像3只雁在飞翔,故称为“雁行产业发展理论”。其有两重涵义:日本经济自身发展的模式与东亚雁行模式。
③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于1990年12月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的构想,倡导东盟、中、日、韩等国家形成可以同欧美抗衡的亚洲经济合作体,以此来作为对欧洲和北美地区朝向紧密一体化的更直接反应。最初的时候, EAEG代表着一种可能的贸易集团,之后它更名为“东亚经济共策会”( EAEG) , 并代表一种讨论东亚地区邻国之间共同利益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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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杨明华,陈健锋
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 篇2：
“一带一路”倡议与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新机遇
[摘要]“一带一路”的两端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连接着中国和东盟、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于北非、欧洲多个经济板块，途经53个国家、94个城市。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发展中的中间地带，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诉求是繁荣经济与提高民生。就图们江区域而言，“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同时对深入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图们江；合作；机遇
[收稿日期]2016-06-15
[作者简介]李国强，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领域。（北京100102）
在古代，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并不知晓他们创造的辉煌历史，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享誉世界的名称在当时都不复存在。而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通过重建丝绸之路必将开创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一、图们江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内涵一脉相承（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战略内涵
古代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是中国沟通沿线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大动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沿线国家广泛参与。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成效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的国际合作是沿线国家的共同任务。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符合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将深化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互利关系，进一步打通亚欧经济动脉，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联结起来，构建起连通亚、非、欧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形成覆盖数十亿人口的共同市场和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特别是亚太地区更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是“资源丰富的高地、市场潜力巨大的平地、工资成本的洼地以及旅游的胜地。”[1]作为一个有潜力，又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地区，沿线各国的发展愿望都十分强烈。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一带一路”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战略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因此各省市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潮中。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对相关省份做出战略性布局，明确了各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这一战略性布局，力图通过重点领域建设，“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2]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与加深。可以说，中国与沿线国家有着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相连，能够有力地促进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和深化亚洲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战略合作經济带，这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发展目标。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此后，习总书记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合组织首脑峰会等不同场合多次论及“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其他国家携手共建、同舟共济，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良好意愿。“一带一路”的倡议恰恰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支撑、桥梁和纽带。因此，打造“命运共同体”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
“一带一路”正是基于沿线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而提出的，符合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为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可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着力挖掘各方潜力，实现各方的互补，把不同国家的利益融汇起来，把不同文明的优秀基因融合起来，从而推动建立地区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最终形成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显而易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安全角度考量，丝路沿线各国之间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丝路沿线国家只有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二）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意义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
肇始于1992年的图们江区域合作，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可谓相辅相成。
首先，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宗旨在于合作、发展、共赢，致力于打造中、俄、朝、蒙、韩5国合作开发的东北亚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一宗旨的基本出发点契合图们江区域各国的发展诉求和各自利益关切，充分体现各国在推进和深化区域合作、大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认知高度一致，同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相吻合，通过合作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力求共赢，从而实现打造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
其次，以图们江区域合作为支点和引擎，逐步辐射和延伸到整个东北亚地区；以中、俄、朝、韩、蒙为主要合作国，并吸引其他国家和多种资本参与其中。通过循序渐进的合作和开放，有助于不断取得发展成效，有助于不断累积合作深度、扩大市场半径。这一合作态势和发展模式不仅是图们江区域合作渐进性、开放式的显著特征，也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思路浑然一体。
第三，图们江区域合作以经济发展为主干，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保障，在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推动下，逐步建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这一目标设定上高度一致的共识和认同，不仅彰显了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多元性和巨大潜力，而且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战略要素一脉相承。
第四，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东出日本海，西连蒙古国”的倡议，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重中之重，其中着力打造贯穿中、俄、蒙、朝的大图们江国际通道是首要选择。这条通道向西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形成直通欧洲的陆路国际运输大通道；向东则利用俄朝港口，形成联结日韩和欧美的海上大通道。
“大图们江国际通道”作为图们江区域合作中优先开展的领域，旨在以互联互通为优先前提，致力于构建区域内各国之间更加便捷、安全、通畅的国际经济走廊，从而利用道路设施的连通性、流动性和广布性，在不断深化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保障区域内国家互利共赢合作、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图们江区域合作把互联互通建设置于重要地位，与“一带一路”在战略意义、目标指向、路径选择上高度一致，既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推进的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实践。
此外，无论是蒙古国提出的“草原之路计划”、俄罗斯力图建设的北极航线，还是中国东北方向对俄陆海联运通道合作等等，都将聚合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图们江区域合作发展的新亮点。
由此可见，图们江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在战略理念上一脉相承，在实施路径上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在合作领域上与“一带一路”相因相生。
二、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吉林省为主体的“东北亚丝路”，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辐射线，它与若干丝绸之路通道共同构成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交通体系，并使丝绸之路在地域上得以延伸和拓宽，在内涵上得以丰富和多元。
“东北亚丝路”兼具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特性，作为中国及东北亚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从陆地上通达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在海上通达虾夷国（今北海道）。它由陆及海，不仅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相互连接的重要商贸通道，而且将沿线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促进沿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社会和谐，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图们江区域与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体系中，就历史积淀和现实发展两个维度而言，图们江区域合作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它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陆地到海洋，以“东北亚丝路”为联结的纽带，以图们江区域合作为良性互动的平台，把我国与东亚、东北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更好、更快地推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为“一带一路”的先期实践，经过20余年发展，图们江区域合作在合作机制、政策保障、制度对接、项目落实等诸多方面，已经有大量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业已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合作发展的重要窗口，而且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3年8月《长吉图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使长吉图成为我国政府批准实施的重要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标志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纳入到国家战略之中，而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则成为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的三大国际次区域合作机制之一。2014年4月“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建立，对于构建我国扩大沿边开发开放的新格局，提高我国东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先后出臺，为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图们江区域互利合作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获得了更全面的制度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对进一步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三部委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中提出：“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2]同时，明确提出打造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这是基于对包括图们江区域合作在内的诸多先期实践和区域经济的客观现实，并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定位和布局。
《愿景与行动》、《长吉图规划纲要》及示范区建设政策，有机衔接、互为支撑，紧紧抓住了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关键所在，将“长吉图”先导区建设作为新的合作发展引擎，作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孵化器，努力发挥由点及面、由面成片的叠加效应。可以说，“一带一路”不仅给图们江区域合作带来更加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政策保障，而且给图们江区域合作提供了更加宽广和多元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谋定，使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目标更加清晰。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周边国家是重要的发展区域，因此实现与周边相邻国家的政策与战略对接、道路的互联互通成为首要和关键。图们江区域本身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陆海相连的交汇之地，是两条丝路兼具的地区，既是中国内陆连接日本海战略通道的重要节点，同时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北方向的重要支点，因此具有重大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
图们江区域合作在致力于中国面向东北亚的互联互通中，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多条国际通道建设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在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使经贸与人文的深度合作与交流的半径大大增强，使经济市场的半径大大拓宽，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以“东北亚丝路”为纽带，进一步促进陆地与海洋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密切中国东北地区与沿线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整合式推进下，有望通过东北亚各国陆地与海洋的有效连接，实现优势互补、产业联动、错位发展，在打造升级版的大图们合作新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图们江区域合作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转型提供良好前提。
至今，“东北亚丝路”仍然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因此，充分发挥“东北亚丝路”在经贸交流、人文积淀、历史遗产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于实施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五通”是图们江区域合作持续深化的基本路径和着力点为保障“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政府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思路，它是建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的具体化，其内涵丰富而多样，指向鲜明而务实，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明确了思路、确定了方向。“五通”思路同样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破解发展困境和难题，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和合作渠道的基本路径和着力点。
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国携手努力，相向而行，因此，按照“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图们江区域合作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取得各国政府、企业、智库等多方力量的广泛参与，进一步从拓展具体合作项目入手，予以稳步推进。
（一） 政策沟通
政策沟通强调的是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协调，这是“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必不可少的前提。沿线各国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保障；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政策层面的协调，是“一带一路”建设首要内容。基于政府间多层次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才有望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
在图们江区域合作中，政策沟通同样至关重要。只有积极发挥图们江区域内各国政府以及毗邻区域地方政府的作用，不断减少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建立起有效的、常态化的互访机制、沟通机制、信息交流机制，努力消除国家间法律和体制上的障碍，使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与区域内国家现行政策法规相互贯通、合理衔接，在减少或降低资本、商品、人员往来中的政策壁垒的同时，使各国形成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才能使图们江区域合作更加健康、有序地予以推进。
在大图们江倡议升级酝酿过程中，各国对相互政府间的沟通给予高度重视，并强化了地方委员会在促进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这一实践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力。但是，在以往的合作中，由于政治互信问题、政策衔接问题、制度对接问题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成效和进度。因此，加强政策沟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急迫的。
随着中国政府制定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俄罗斯、朝鲜也相继制订了相应规划，但三方的规划尚未实现衔接。因此，亟待三方政府尽快建立联合工作组或双边工作组，寻求共同建设目标和利益共同点，确定优先顺序，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实现合作开发利益最大化。
“与俄罗斯合作进一步畅通陆海联运通道”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愿景和行动》中也有积极的回应和安排。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指出，与中国东北振兴对接，吸引中方投资，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双方都已经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中俄双方尽快就此展开政府间沟通，为战略的务实落地铺平道路。
2014年蒙古国提出旨在通过运输贸易振兴本国经济的“草原之路”倡议，拟实施连接中俄997公里高速公路、1100公里电气化铁路、扩展跨蒙古国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5个项目。这一倡议在致力于发展蒙古国高速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的同时，还将为中俄两国提供过境运输。“草原之路”倡议是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响应，也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有益延伸。
作为图们江国际合作重要成员国朝鲜，于2009年退出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损失。如果没有朝鲜的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是不完整的，对未来发展也是无益的。值得欣慰的是，近期朝鲜表达了回归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良好意愿，这一问题需要有关各国共同努力，不断谋求共识，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保持稳定、良性的互动与合作。
此外，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机制，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因此，基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不断创新成员之间在新形势下的合作机制，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议题。
在注重发挥图们江区域各国先期合作成果，进一步延续、完善、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的同时，强化各国政府间的相互沟通，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图们江合作水平，有助于加速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为此，区域内各国应在三个环节加以努力，一是着力于实现相互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制度安排的有效、合理对接；二是着力于共同制定并遵守推进合作的规划、规则和相应的措施；三是着力于共同为合作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二） 互联互通
习总书记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3]“要想富、先修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良性发展，有赖于把道路连通起来，把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根据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构想，致力于区域内互联互通，把区域内各国铁路、公路、高速铁路、海上通道建设作为合作的主攻方向，全力畅通陆海联运国际大通道，形成由各国主要节点道路、节点港口为纽带，辐射至毗邻陆地与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从而构筑图们江区域金融贸易网络和经济带。
所以，图们江区域合作应继续致力于打造贯穿中、俄、蒙、朝的大图们江国际通道。首先，重点贯通赤塔—乔巴山—阿尔山—白城—长春—图们—罗津、清津的铁路交通线，在实现中国东北、蒙古、朝鲜等各国相互连接的同时，使之逐步成为延伸至欧洲的又一国际通道大动脉。其次，重点打造环日本海国际海上航线，不断提升珲春—罗津—釜山定期集装箱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束草陆海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波谢特—秋田不定期集装箱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新潟散货航线、珲春—扎鲁比诺—束草—新潟等四国航线的功能和效力，努力打造图们江区域国际海上运输通道体系。第三，注重陆海国际通道的未来拓展，尤其是以图们江区域内各国港口為基点，及早谋划连通和开辟北极航线，从而构建起图们江区域与欧洲、北美三位一体的新型国际通道网络集群，为图们江区域合作未来发展创造更为通畅、便利的交通条件。
就现实情况而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然是制约图们江区域深度合作和未来发展的短板和瓶颈，特别是陆海联运航线的建设，海上通道建设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图们江国际大通道断点多、通道建设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蒙古乔巴山至中国阿尔山铁路尚未修通的问题，珲春至俄罗斯卡梅绍娃亚铁路运输能力低下的问题，图们至朝鲜罗先、清津铁路老化陈旧的问题等等。而且陆海联运航线也急需完善，尤其是要解决通而不畅的问题，一方面尽快启动停运航线，另一方面要为正在运行航线的畅通提供保障。
因此，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根据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具体实践，紧紧围绕大图们江国际通道建设，把陆海联运航线作为重点，加快图们江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加强图们江区域内各国间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相互衔接、沟通内外立体交通网络，畅通长吉图腹地与国际的联系，在保障物流、人流通畅，有效促进贸易、旅游、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无疑将使图们江区域在更高层次发挥出“一带一路”建设新的战略支点作用。
（三） 贸易畅通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挖掘贸易新增长点，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3]，是贸易畅通的核心目标。就图们江区域合作而言，通过贸易带动投资，通过投资拉动贸易，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是重要的发展路径。因此，贸易畅通决定着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实效。为此，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贸易便利化问题。通过区域内各国之间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过境运输等全方位合作，强化中、俄、朝等国家对应口岸的衔接与配合，通过改善口岸设施条件，确保通关畅通，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通过跨境监管程序的协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的流通，为国际贸易活动创造简化的、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环境。
其二，投资便利化问题。重点是要加强图们江区域内各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其三，相互投资领域问题。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多个区域合作机制，开展了一批合作项目。特别是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设立后，国际产业合作区、边境贸易合作区、中朝以及中俄珲春经济合作区四大板块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将大大拓宽相互之间的投资领域。
（四）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指的是金融合作和开放，同样也是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水平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方向。在图们江区域内呈现出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有的国家因为缺乏资金，导致基础建设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的国家虽然具备高额资本存量优势，但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有效渠道，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无法通过一定形式的金融合作机制把资金引导到本地区来。当然这不是图们江区域独有的现象。亚投行的成立对于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推动亚洲经济增长，对于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显然，亚投行也将助力于图们江区域合作，从而使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资金融通渠道和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五）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要传承和弘扬“东北亚丝路”所凝聚的友好合作精神，就必须在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上下功夫。区域内各国应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等，为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培育坚实的人文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五通”思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框架下，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核心内涵应定位于重点开展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的自贸区合作、以多渠道宽领域为重心的产业投资合作、以货币流通为重点的金融建设、以建立和强化双边及多边机制为保障的经贸合作。
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们江区域合作新发展的路径选择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而言，现在已经不再是讨论如何融入、如何定位问题的阶段了，而是要探索如何务实落地、如何生根开花、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韩自贸区谈判已顺利完成；中朝罗先经贸区建设稳步推进，中朝边境贸易稳定发展；中俄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双边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中蒙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快速推进。这一系列政策性保障和制度性安排，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深化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内外环境。但从现有条件和基础来看，图们江区域合作两大根本性缺陷问题还有待解决，一是基础设施滞后；二是产业发展落后。“一带一路”为图们江区域合作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实现新的突破？笔者认为，既要注重政治、经济、人文三个层面的均衡发展，又要照顾各方合理利益关切，先易后难，稳步推进，在互利共赢的合作中逐步拓宽渠道和领域，为此，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着力：
一是依托国际大通道。国际大通道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发挥先导作用的重要载体。大力拓展互联互通的“外溢效应”，即以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重点，着力引导产业升级并吸引外部优势产业向区域内梯度转移；以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积极推进中国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以次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进一步完善多边、双边合作体系，寻求和扩大利益契合点，积极探索建立图们江区域自由贸易区，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形成区域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
二是依托经济走廊。经济走廊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获得更多收获的重要载体。以“经济走廊”为轴心，着力深化大图们江政府间协商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大图们江东北亚地方合作委员会省长级会议、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中国延吉·图们江地区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图洽会）、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现代物流高层论坛、图们江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现有平台的功能，形成区域内各国产业协调机制以及人文交流机制，带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扩大经贸合作与交流的领域，从而建立起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通过物流通道、信息通道等多方面的建设，构建起图们江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三是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中不断夯实民意根基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东北亚国家民族相近、文化相通、人文交流基础好的诸多优势，进一步密切区域内各国在教育、文化、科技、环保、旅游、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青年、媒体、智库等多层面人员交流。努力构建“东北亚丝路”文化圈，传承和弘扬“东北亚丝路”友好合作精神，夯实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为促进图们江区域各国政治经济的高度融合提供强大的人文精神支撑。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时代的重大命题，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大发展、大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尽管图们江区域合作仍然可能面临多种挑战和风险，但是始终遵循“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实推进和深化各项合作，就能给图们江区域内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参考文献：
[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1/02/c_1113080415.htm.
[2]《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www.mnw.cn/news/china/878066.html.
[3]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4-11-08/221031115918.shtml.
[责任编辑豁然]
作者：李国强
区域经济体化路径选择论文 篇3：
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
【关键词】亚太区域秩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带一路”
【DOI】10.19422/j.cnki.ddsj.2019.11.002
在过去的百年里，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地区发生剧烈冲突与动荡。战争结束后，历经数百年逐步形成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世界秩序也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全球化和地区化深入发展，亚太地区内各主要力量此消彼长，对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亚太地区經济发展迅速，军事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各主要力量在此深度交汇并且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主张各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亚太区域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在这种变化中更好地推进亚太区域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系，防范制度性分裂，是中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挑战。
百年大变局下亚太区域秩序的变化
当前，亚太区域作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呈现出多极化发展格局，区域实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影响深远，1960年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份额接近40%，如今这一份额已跌至25%以下。[1]相比之下，随着加入WTO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上升至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大幅缩小。中国的崛起对于亚太区域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和商品出口国，不仅是亚太地区多数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经济影响力甚至已经延伸至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实力结构，改变了原有的地区秩序格局。在此背景下，美国、日本、东盟等域内重要经济体也在进行战略调整，并对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美国亚太战略从“重返亚太”转向“印太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其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于此。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目标是保持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防止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被他国削弱或取代。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实力差距大幅缩小，美国感到自身在亚太区域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为维护亚太地区利益和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主张。2011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亚太”主张的基础上高调宣布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政策，巩固同盟关系、构建伙伴关系，以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将60%的海军力量由大西洋部署到太平洋区域，并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2]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外战略，并于2019年6月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这一报告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正式出台，对亚太区域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谋划与实施有着强烈的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通过联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美国视中国这一“战略竞争对手”为重要威胁而处处设防，对亚太地区秩序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然而，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战略对其盟友也不友善。美国不但利用实力优势通过贸易制裁等保护主义措施迫使其盟国日本、韩国等在贸易谈判中进一步向其“割让”利益，而且还向这些国家提出分摊防卫费用的要求，以求在减少军费支出的同时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秩序中的主导权。
第二，日本有意重组亚太区域秩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提升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这既为该地区带来了更多合作机遇，也导致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在此背景下，日本密切注视亚太区域秩序的变化，企图主导重组亚太经济秩序。一方面，日本坚守美日同盟优先的战略，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紧跟美国的步伐，不仅积极加入“印太战略”，还大幅扩张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日本资深政治家小泽一郎曾指出，日本应整顿限制安全保障的国内体制，参与更多国际合作，以便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进而成为被国际社会接纳的真正的“正常国家”。[3]而日本历任自民党政府经常援引国际规范为其安全政策辩护，并将这些规范贯穿日本的整个话语体系，且在使日本安全政策扩张合法化过程中使用得最为频繁。[4]安倍晋三在两次担任首相期间，也始终把修宪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重大目标。另一方面，日本也不甘于处处受制于美国，积极寻求在亚太秩序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5]尤其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方面，2017年初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积极联络其余10个TPP成员国，与它们共同商讨并最终推出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希望不断吸收亚太地区其他成员，以CPTPP为模板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积极参与并希望引领亚太区域新秩序的构建，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充分注入日本因素的关键一步。
中国先后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图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一角。
第三，东盟地缘战略地位大幅提升，继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东盟一贯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协商一致、照顾彼此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浪潮，东盟国家的生存之道就是抱团将东盟建设成紧密团结的共同体。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亚太地区多极格局出现，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作用更加显著。目前，东盟10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亚太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已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总额方面，东盟已经超过日本，位居第三位，仅次于中美两国。尽管从综合实力上看，东盟仍然与中美日有一定差距，但其在亚太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觑：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大国平衡战略使东盟成为各方竞相争取的对象，而东盟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的思路框架也对整个亚太区域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区域合作为重要载体的亚太区域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东盟在平衡地区力量和区域制度安排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东盟部分国家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提供了“协商一致”的重要思路，考虑到各成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东盟不赞成美国希望推进的APEC机制化，坚持保持其运行灵活的特性;当美国以TPP“重返亚太”威胁到东盟的团结时，东盟立即联合日本、中国合作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来应对，为亚太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东盟主导创立的“10+1”“10+3”“10+6”“10+8”等合作框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奠定了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美国“印太战略”已正式出台，日本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重组地区架构，东盟则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一体化继续发挥地区平衡作用，它们的战略行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了新的内涵的同时，也增加了亚太区域秩序重构过程的复杂程度。
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角色
当前，以少数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模式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引发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高涨，加上传统的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和兼容，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以推动构建新秩序与新关系为己任，支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独立自主、自愿的渐进方式，以新方式和新理念推动区域秩序构建。
第一，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太区域务实合作。不同于传统区域合作模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特征，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摸索出的特色经验。二战以后的亚太区域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主要体现了西方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和秩序导向，特别是在西方“法治”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导向。数十年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制度安排都深受这种规则导向的影响，然而仅仅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并不能解决全部发展问题，全球治理领域还存在重大的“发展赤字”。“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需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与原则都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传统亚太区域秩序下的国际合作模式。[6]
事实上，以往的亚太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歧视性和限定性，从双边到区域或诸边范围的国际合作机制都限定成员范围，并且需要满足特定条件，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无法享受到成员国应享有的待遇，甚至还会遭受贸易与投资转移等负面影响。如CPTPP要求成员国遵守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标准等方面的规定，而无法履行这些义务的国家或地区将无法成为该组织的一员，这种规则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假定了成员国具有高度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实际上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和谐包容、求同存异的原则，尊重各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不限定具体地理范围，不对参与方设置高门槛和准入条件，只要有发展合作需求的国家都可以根据具体状况采取适合的方式参与，这种务实的合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亚太区域秩序的构建模式。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排斥规则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不仅接受传统的自由贸易区、双边投资条约（BIT），还可以采取跨境次区域合作、境外经贸合作或产业园区合作等多种灵活的方式。这些开放的合作模式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区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深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是亚太经济格局重塑的重要推动力，是中国参与亚太区域治理体系改革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第二，整合“碎片化”区域合作，探索亚太区域制度架构新模式。随着亚太区域合作的加深，包括APEC、“10+1”、“10+3”和东亚峰会，以及众多的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协定等在内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不断涌现，亚太区域合作出现了大量的“碎片化”和机制重叠现象，这对于亚太地区各国可谓一种挑战。一方面，各国因为“碎片化”的合作机制，面临着地区被分割的风险;另一方面，大量的微观行为体，例如亚太各经济体的企业在参与利用这些区域合作机制中，面临着“碎片化”导致的困惑，这种“意大利面碗”效应直接导致区域合作机制利用率不足，对各国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为了应对区域合作碎片化的风险，中国在亚太区域架构上进行多种模式的探索。面对亚太区域秩序构建新形势，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基于对世界大势准确把握的“中国方案”。中国积极推进RCEP谈判进程，通过推进高水平区域经贸制度安排，整合地区内多重“10+1”制度框架，进一步构建便利、自由的区域价值链网络，推动以东亚地区为代表的亚太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包括美国在内的包容性地区制度安排。在中国的倡议下，APEC北京峰会批准了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启动并已完成亚太自由贸易区集体战略研究。把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确立为APEC新的发展方向，有助于防止地区制度性分裂，为实现包容性地区增长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第三，通过新一轮的自主开放，为亚太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是以地区消费市场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历史上，无论是日本的崛起还是“亚洲四小龙”的起飞都有赖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这离不开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输入和开放的美国国内市场。因此，近期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之所以威胁巨大，就在于其贸易伙伴都难以彻底摆脱美国市场。由于美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对其他经济体而言极为重要，因而在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构建过程中，美国仅靠控制本国国内市场就能够获得经济谈判的主导权。[7]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利用其国内消费市场为权力工具，通过为其他经济体提供商品出口市场和最终消费市场，改变市场开拓目标国家的国内偏好结构，获得这些经济体国内集团的支持，规避来自这些经济体内部的反对，为美国提供战略回旋余地，同时为美国开拓全球市场奠定基础。[8]
由此可见，在构建亚太区域秩序过程中，开放国内消费市场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为广大亚太地区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地区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撬动并开拓全球市场，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体系重构。2018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扩大开放。随后中国自主降低了关税水平，使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9.8%降到7.5%，[9]并通过实施大量贸易便利化举措大幅提高通关效率。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10]中国过去5年两次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削减了65%的外资限制性措施。中国还先后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总之，中国通过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地区内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亚太地区秩序构建提供了新动力。
亚太区域秩序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上的最优策略是采取渐进性做法，厘清亚太区域战略议题的轻重缓急与优先顺序。当前，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上的能力不断增强，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亚太区域秩序深受美国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美国本能地抗拒中国重塑亚太区域秩序，试图平衡或淡化中国的影响力。从秩序的内涵来看，它不仅是力量的分布，而且也包含观念的融合与规则的适用。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中国有必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区域新秩序。
第一，管控大国分歧，避免激化矛盾。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双方分歧扩大、出现严重冲突无疑是地缘政治灾难。即使中美两国不发生直接对抗，这种紧张局势也会极大地消耗彼此的战略资源，给各自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中美两国完全有能力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从安全角度讲，中美应正确看待彼此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存在。中国不排斥美国，美国也要适应中国在亚太区域的作用与影响力的提升。[11]对于美国而言，亚太地区是其施展霸权的重要根据地，是其确保全球秩序领导权的战略性区域。对中国而言，亚太区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舞台，而且不少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核心利益。基于此，正如中国一直强调并努力的那样，中美双方须尽可能弥合分歧、实现和平共处，并从单个具体事务（如功能性合作领域）出发，逐步扩大合作领域和范围，携手构建亚太区域新秩序。
当前，“贸易立国”的日本也遭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日本与中国共同构成了东亚生产网络，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却“人为”阻断正常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运行，亚太地区内部贸易和投资大幅下滑，亚太区域一体化受到了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保障亚太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众多治理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中日两国完全可以通过WTO、APEC等多边机制和平台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法，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此外，中日两国还可以通过第三方合作、新领域合作等，为构建亚太区域新秩序奠定经济基础。
第二，与东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过程中，东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长期以来，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中发挥了重要的平衡功能，对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东盟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陆海交汇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东盟的发展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更为合理的地区架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推进与东盟合作过程中，中国可深入研究东盟国家的重要关切，加强政治引领和战略对接，实现协同发展。东盟2015年陆续出台了《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2025年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年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这些蓝图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指明东盟未来几年的重要战略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共同体蓝图都把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与文化包容作为重要原则，这为两者战略对接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具体合作领域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2016年9月东盟公布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包括了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创新、无缝物流、卓越监管和人员流动等5大优先战略领域15个目标。[12]其中，可持续基础设施作为东盟互联互通规划的基础，东盟国家每年需投资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项目多数都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相契合。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可与这些规划精准对接，相互促进和补充，以取得更好政策效果。另外，中国和东盟国家相继制定“工业4.0”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给双方合作带来更多空间。例如印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路线图、“泰国4.0战略”等都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互补和合作共赢带来机遇。2018年，中国与东盟公布《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规划了双方关系未来方向，以构建利益共同体为桥梁。中国与东盟在不同层面加强务实合作，进而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三，维护多边平台，努力建设包容的亚太新秩序。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但其仍然是重要的合作机制，对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亚太地区，APEC机制是推进亚太区域事务的重要多边平台之一，尽管当前面临着“后茂物”时代的新挑战以及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威胁，但该机制仍被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寄予厚望。这些经济体希望能够通过APEC再次弥合亚太地区的制度裂痕，推动包容性区域合作，防止太平洋两岸“脱钩”。中国可继续发挥在APEC机制中的引领和协调作用，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合作层次与水平。具体而言，中国可通过推动APEC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协调合作，与相关国家共同破解亚太区域互联互通的瓶颈，加强与亚太区域各主要经济体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携手推进并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
结 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亚太地区国家对推进区域一体化、建立更加完善的区域治理体系有着强烈的诉求。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中国通过自身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给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商机，并且主动在亚太区域合作中提供國际公共产品。中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促进沿线各国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为实现全面连接、无缝融合的亚太地区远景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顺应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中国的行动与方案是对亚太区域治理的一种新尝试。伴随着中国参与亚太区域事务的经验与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参与构建亚太区域秩序将大有可为。
【本文是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国家风险形成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BGJ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第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1] 徐秀军：《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62-83页。
[2] 吴清丽、李玉贵、祁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企图》，载《光明日报》，2012年8月12日。
[3]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7页。
[4] [美]理查德·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5] Tomohiko Satake，“Should Japan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0/02/should-japan-continue-to-support-the-us-led-international-order/.
[6]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34-46页。
[7]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5-196页。
[8] 黄琪轩、李晨阳：《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20-121页。
[9] 《我国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5/c_1124194176.htm。
[10] 《世行：中国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经济体排名前十》，https：//3w.huanqiu.com/a/72d6dc/9CaKrnKnqAr？agt=11。
[11] 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第89-107页。
[12] ASEAN Secretariat，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 September 13th， 2016， p.76.
作者：沈铭辉 李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