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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社会教育论文 篇1：
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 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展，立足乡村社会的实际，寻求教育与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实现了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从而推动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关键词]新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劳动观念的重塑
抗战时期，社会教育作为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教育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村落为单位，以冬学、识字班、小先生制、黑板报和读报组等为组织形式，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关于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以往研究过渡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识字扫盲教育，同时又在与边区生产的结合过程中，对民众传统劳动观念实现了改造，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本文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边区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晋东北地区作为边区最早开辟的地区，民众多以农民为主，他们是边区生产和战时勤务的直接承担者，甚至是其子女也不得不因生活问题，而参与一定的劳动，从而也影响了民众对于边区社会教育开展的态度。费孝通先生在有关传统中国农民社会的论述中曾指出，“在一种匮乏的经济中，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闲暇来学习。务农是中国人的主要职业。农民们在土地上的劳动耗费了他们的精力，劳动时间漫长而难熬，并且只能从中得到很少的收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希望有长期闲暇的。”[1]抗战初期，边区物资的匮乏，军队补给的短缺；相持阶段后，日伪对边区的疯狂“扫荡”更使边区生产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抗战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2]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边区社会教育，在对广大民众进行智识启蒙的同时，如何“与生产相结合”是边区在开展社会教育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了能够切实解决根据地军民面临的生产生活困境，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然而边区面临着另一问题即民众对生产劳动的传统认识。由于世代生活在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的落后，更是加重了民众的愚昧无知和思想保守，民众头脑中仍保留着传统的劳动观念，“生产劳动是下贱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轻视劳动的观点尤为严重。[3]不少民众对于儿童进行生产教育很是不理解，认为“进行生产教育是两败俱伤，年小的孩子能生产什么还不是消费念书时间，念书也识不了字生产也学不了知识，就愿意让儿童在家帮忙做工。”[4]这些旧观念的存在，必然会成为提高民众劳动积极性的障碍，制约了边区生产教育的开展，以致影响边区生产运动的推动。更新边区广大民众的劳动观念，扫除民众对生产教育的质疑，也是社会教育在谋求与边区生产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另一深层问题。
二、社会教育与边区生产在实践中的结合
边区开展的社会教育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实际，通过设立各级社教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不脱产的教育，使民众在不耽误生产的条件下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谋求社教与边区生产的有机结合，以“造就一大批既有民族觉悟，又掌握一定的抗战知识技能，同时又是生产能手的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召之能打仗，散之能生产。”[5]
晋东北地区开展社会教育工作中，社教组织者根据农村分散聚居的环境，使各种社教组织在教学时间和组织形式上，都适合边区民众生产活动的实际情况。首先，在时间设置上，掌握农村生产“四时忙闲不一”的实际规律，社教工作者对民众多是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灵活机动地开展教育实践，做到“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晴天利用田间休息、午间休息和夜间休息时间学。”[6]在这方面上，较为典型的是繁峙县。繁峙各村在教育与生产结合中，一般采用集体与分散两种办法：“集体教育”多半用晚饭后很短的时间，排演有关生产内容的歌剧或秧歌舞，或利用街头吃饭的习惯，举行“饭碗会议”式的教育，内容多以政治和生产问题为主，识字教育较少；“分散教育”即拨工队的田野教育，常带报纸或者宣传品或日用百字文，休息时就进行学习。[7]其次，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通过小先生制、巡回识字牌、地头教学等多种形式，由教师或干部等对民众实行巡回教学，多方迁就农民的生产时间，以方便边区民众学习的便利。
正如1941年的《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只是给人民群众以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必须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8]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结合，不单是通过时间和形式上的结合，解决民众学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将生产相关知识等纳入社会教育中，实现教育与生产在实质上的结合。
在社教的教材编印上，适当增加浸种、施肥、防除病虫害等生产中所需的基本知识。“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因此进行教育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使他亲眼看到现实，才相信你的话，才能够接受，乐于接受，不然尽管你讲得天花乱坠，一切都等于纸上谈兵，毫无作用。”[9]边区的《生产课本》曾讲有关麦子不浸种容易生黑疸的问题。由于教员多未参与过生产，民众对其所教内容也颇为怀疑，认为“编书的人，又没种过庄家，懂得什么治黑疸！”教员为使民众接受浸种的常识，“亲自种了两片麦地，一片浸了种，一片没有，更写了牌子标出来。快收割时，村里人都来察看，没浸种的仍有很多黑疸，这样农民才真正相信浸种的好处。”[10]除了在教材内容上，社教工作者也借助社教组织对民众进行生产经验的传授。在民校里进行生产教育，“村干部将报纸上的经验向群众介绍（多利用群众报），区干部也随时进行教育调查研究并给各家做生产计划，认识更加提高了”。[11]
边区社会教育在与民众生产活动的结合中，注重学习内容、时间和教学形式安排等的实效化，不仅解决了广大民众的学习问题，同时也使社教工作深入民众生产生活中。“从前群众对生产上是老一套的办法，不组织计划。今年生产每家都有周密的计划，会挤时间（如玉茭地拉草都是利用早晨来完成，上山刨地捎着背粪）。”[12]这正是边区社教与生产在实践中密切联系，推进边区民众生产知识和技能增进的结果。
三、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
为了广泛号召根据地民众开展生产，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旧观念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13]1943年的《解放日报》更是发表了《建立新的劳动观念》社论，强调清除广泛存在于民众中的旧的劳动观念，如“劳动是苦事，劳动者是没有快乐和幸福的”，注重新的正确的劳动观念的树立。[14]在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的影响下，为切实推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扭转边区抗战的困境，晋察冀边区在生产中依托社会教育注重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革新，借此提高民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晋东北地区各县通过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等，改变边区民众对于劳动的旧有认识，重塑民众的劳动观念。1943年11月25日到12月1日，五台县召开县级劳动英雄模范工作大会，对生产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各类英模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具体有劳动英雄董五、模范教员刘贵和等，并着重借助各种社教组织宣扬劳动模范事迹和加强民众观念的教育。边区通过劳动模范大会，对各个领域的劳动英雄进行表彰，肯定劳动英雄的地位，其动机就是在民众间营造出“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幸福的，也可以成为英雄”的社会风尚，教育和引导民众转变对体力劳动的认识，树立新的劳动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素质低下，对政治任务将信将疑的群众，典型的力量可以起到树立信息和鼓舞勇气的作用。[15]通过劳动模范大会，对劳动典型的树立，在边区乡村中广泛地进行着思想改造，使民众意识到“在這里，劳动就不是苦事，劳动的结果，对于自己，是丰衣足食，过好光景，对于民族，对于全国人民，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与民族的解放，劳动应该被看作是愉快的，以至于光荣的。”[16]受到劳模大会的影响，民众纷纷反映“咱们明年也得向人家学习”，“英雄模范真光荣”。[17]
鉴于民众对儿童进行生产教育的质疑，晋东北各县社教工作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民众认识的转变。五台县模范教员刘贵和实行了学校生产与帮助家庭生产的方法，“早晨上课，白天利用地里生产的间隙进行温习，并由大学生教小学生”。就农业生产来说，“23个学生只有13个勉强拿动？子，开下了六亩半的荒，打下莜麦7斗多。”[18]繁峙县通过座谈会的方式由民校教员对民众说服教育，并指定个别民校示范吸取经验，从而推广至其他区，各区依据自身特点形成了“割草打柴”、“拾粪搬蘑菇”、“养鸭喂羊”等不同生产教育的中心。[19]各地儿童生产教育的推广，通过学校的集体劳作，培养儿童劳动的习惯和技能，不仅儿童入学可以念书，在学校中得到的生产收获还供给家中一大部分，减轻了群众对于儿童念书文具方面的负担，改变了民众先前对边区推行生产教育的误解，调动了民众生产和输送子女读书的积极性。如“学生不是拾粪就是割草，学校里还集体种了一块菜园，今年上学用的笔呀、纸呀、本儿呀……什么也不用家掏钱了，他们自己都解决了，眼下的学堂真不错啊！”[20]
“二流子”又称懒汉，在晋东北地区普遍存在，他们“懒惰、欺骗、说谎、赌博、盗窃，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21]边区主要是以群众式的说服教育来进行“二流子”的改造。通过在各地黑板报上登载劳动模范和懒婆懒汉的消息，群众往来间就熟悉这些消息，以此羞辱和说服教育“二流子”。对于那些经劝说还不生产的懒汉，社教工作者就编排相关曲子，各村到处传唱唱着：“懒汉懒婆，光吃不做。”懒汉在这样的浪潮里是没有存身的余地的，很多懒汉听到人们笑他，歌唱他，便哀求地说道：“不要唱了，让咱们也积极起来吧。”22仅五台高洪口一村，改造了杨三忙、刘仁义等四个懒汉，还有一个孟大女懒婆，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并参与到生产实际中。[23]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定。”[24]
边区通过表扬先进、改造落后的方式，来教育和影响民众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向乡村社会传递了新的社会风尚，激发民众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为边区抗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结语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的基本诉求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改造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而给乡村民众以民族革命意识，动员民众参加以至坚持抗战。通过上述介绍，笔者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社会教育在寻求与边区民众生产有机结合上是很成功的，即通过社会教育使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劳动热情以及对中共所倡导新的劳动观念的认同有了很大的提高。
首先，社会教育实现了与边区生产活动的良性互动。社会教育以进行“不脱产的教育”为依归，多方迁就乡村民众的生产实际，并与乡村各种生产组织有效地结合；在社会教育内容上传授乡村切实需要的生产知识，以提高民众的生产知识与技能，改善边区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以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社会教育在生产与扫盲之间寻找到一种互利机制，实现了教育机会和受教群体的大规模增加、基本生产知识的普及，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其次，社会教育的开展重塑乡村民众新的劳动观念和认同感。对于劳模一类的积极分子，毛泽东曾指出，劳动模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三个方面。[25]在开展生产教育的过程中，社教工作者充分利用边区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借助民众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来引导民众，促使民众劳动观念的转变和行动的自觉。对于“二流子”之类的落后分子，边区借助黑板报登载劳动模范和懒婆懒汉的消息等，以此羞辱和说服教育“二流子”，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并参与到生产实际中。对于处在落后封闭状态的边区农民而言，共产党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无疑于一场启蒙的过程，不仅将许多新的事物、观念和制度引入乡村社会，还清除了常年积累在他们身上的旧风气。边区政府依托社教工作的展开，通过说服教育和政策性引导，使乡村民众对其所处境地能够有个清楚的认知，并逐步向边区政府所期望或者说抗战工作所需要的方向行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2、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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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繁峙县教育工作总结》（1943年），1-7-2，繁峙县档案馆。
[5]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6]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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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9]刘松涛：《农村中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卫生工作的经验》，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10]刘松涛：《农村中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卫生工作的经验》，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11]《关于后坪村综合性典型总结》（1944年12月），1-8-25，五台县档案馆。
[12]《关于后坪村综合性典型总结》（1944年12月），1-8-25，五台县档案馆。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4]《建立新的劳动观念》，《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4月8日。
[15]刘荣刚：《中央苏区政治动员述论》，《党史文苑》1997年第1期。
[16]《建立新的劳动观念》，《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4月8日。
[17]《中共五台县委关于群英会的简洁及今后工作的决定》（1944年），1-8-3，五台县档案馆。
[18]《模范教员刘贵和》（1944年），1-8-15，五台县档案馆。
[19]《繁峙县教育工作总结》（1943年），1-7-2，繁峙县档案馆。
[20]《北岳区生产教育的活跃》，《晋察冀日报》1943年8月4日。
[21][美]哈里逊·福尔曼著，熊建华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22]周而复：《晋察冀行》，阳光出版社，1946年版，第80页。
[23]《1945年宣教文联工作总结》，1-7-17，五台县档案馆。
[2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72页。
[25]《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
作者简介：赵宇鹏：1988年1月，男，汉，山西运城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习和研究工作。
作者：赵宇鹏
边区社会教育论文 篇2：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
摘要：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从抗战的背景和边区实际出发，坚持文化启蒙同抗战、同社会、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消除了群众中的文盲和迷信思想，解决了民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社会教育提高了边区民众素质，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抗战，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民众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大力进行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尤其在教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中，中共坚持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边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发展教育。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教育经费占边区经费的1／7，这个比例，在整个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社会教育，是中共宣传、动员、组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是当时争取抗战胜利的一项战略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历程，从旧教育模式到创立自己的新型模式，由强制教育到尊重群众自愿，由包办到民办公助，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体制。边区社会教育，成为全国其他根据地的榜样和模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目的
社会教育是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政策。这项政策有两层涵义，一方面“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使能运用文字获取知识，发表思想意见”；另一方面“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见救国实际行动”。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说过：“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把战争与生产、文化并列，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三个基本环节，特别强调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突出作用。
(一)消灭文盲，提高民众抗战知识能力
战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较量，同时也是经济、文化的比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战胜敌人，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然，并不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一切克服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而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自觉性，激发革命热忱，使其自觉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尤其是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基础上进行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教育民众问题更为重要。
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基础极端落后，可说是文化教育的荒漠。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文盲，旧的小学不过120所，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儿童失学率达95％以上。能够上学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中学生更是沧海之一粟，屈指可数了。有些教员文化低得惊人，连一般常识都不懂。林伯渠同志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如在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
边区社会教育既是配合军事抗战和政治抗战的重要内容，又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奴役的有力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是陕甘宁边区一切工作的中心。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没有广大农民的觉悟和积极参加，就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不懂得政治，因此一般的民众都必须施以基本的政治文化教育。革命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它是思想的准备，在革命中它是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广大青壮年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备力量。是配合主力军作战和参加游击战争的骨干兵力，广大劳动群众又是生产上的主力军。
劳苦大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只有“乞讨之乡风，而无求学之村俗”。“土地革命前实行强迫教育，学龄儿童不入学者处五元罚金。但最多数的家庭，愿缴罚金。不愿使儿童入学……革命时期农民怕儿子识字而变成公家人，使家庭减一生产者，所以受教育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非强迫就学不可。人民对于教育毫无权利，只有义务，于是旧识教育就名为义务教育。贫苦的农民靠儿童帮助生产，所以愿缴五元罚金，以免除受教育的义务”。由于文盲众多，文化落后，必然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从而影响了人民群众在边区建设与抗战工作的革命热情。从长远看，更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党的社会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扫盲。
(二)破除封建迷信，提高民众政治觉悟
文化教育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自然是文盲、思想愚昧和保守。愚昧和保守势必促使他们在遇到困境时转而信奉巫神等封建迷信活动。同时，反动统治者又利用人民的迷信心理进一步愚弄人民。“边区人民从旧社会承继过来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其所承继过来的文化遗产则更为落后，封建文化残余还在多数人民的脑子里存在者”。全边区巫神多达2 000余人，远多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数，致使边区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0％。这种情形，与边区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完全不对称，并且对其继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历代统治阶级不仅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味地推行愚民政策，剥夺了人们受教育的权利，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极端贫困和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极端愚昧落后。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动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基，实行了民主政治，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忱。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来说，还未摆脱封建迷信的精神枷锁，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封建迷信还占统治地位。如在生产方式上，因循守旧，习惯于
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习惯于靠天吃饭；在生活方式上，信赖神灵，相信命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烧香拜佛、求神问卦之中，使一些牛鬼蛇神到处横行，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灾难。据统计，仅延安县的59个巫神在11年里，直接致死人命279人，因巫神耽误生命的有779人。旧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长期束缚着边区群众，影响他们的生活，贻害无穷。因此，也必须通过教育来增强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克服封建迷信影响，提高群众科学意识。
教育必须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教育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时期以来制订教育方针的依据。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人民群众。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以扫盲教育为切入点，以扫除封建迷信为抓手，政治教育为核心，教育引导民众，旨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作用，奠定坚实的抗战基础。
二、边区社会教育的发展概况
陕甘宁边区地处后方，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由于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中，导致教育落后的局面一时难以改观。因此，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边区教育仍是十分落后的。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等，建立了边区教育行政组织系统。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边区教育厅，在分区专员公署设教育处(科)，县没第三科(教育科)，区设教育助理员，乡设文委主任。其中，社会教育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为目的。社会教育开设的课程有：文化、政治、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军事常识等，内容包括知识训练、技能训练和生活训练。文化课以识字为主要内容；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自然课以自然常识、农业生产知识和医药卫生及一般生活常识为主要内容；社会课以社会发展简史为主要内容；军事课以游击战争的基本常识和一般的防卫技术(如防空、防毒等)及战时工作技术(如构筑工事、救护、慰劳、侦查等)为主要内容。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坚持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必须坚持的“两条原则”。办学形式灵活。内容丰富。边区政府在中共的领导下，有效地利用这一形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民众教育，对发动广大民众抗战救国，巩固边区政权，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初步发展时期(1937－1938年)
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教育政策实施以后，边区的社会教育作为抗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展开。社会教育形式多样，主要有冬学、夜校、识字组、半日班、民教馆、俱乐部、剧团等。边区先后建立了农、工、妇、青各抗日救国团体和男女自卫队，并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抗战光荣”、“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宣传教育工作。冬学是民众教育的最主要的一种组织形式，每年11月初至次年1月底农闲时开办，每期三个月时间。每逢星期天，还要进行社会活动，做群众工作，如政治宣传，协助政府收公粮，检查妇女放足等。1937年9月，边区政府开展识字运动，并在冬季开办了第一次冬学，当年就有10337人参加，1938年人数增加到15824人。初期群众教育提高了人民对团结抗战的认识，在民众中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学习风气。随着工作的开展，边区文盲数量减少，民众教育成效显著。当然，由于社会教育初兴，经验比较缺乏，工作难免存在不足。
(二)迅速发展时期(1939－1941年)
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壮大，边区民众教育事业日益发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发展国防教育的四条政策，其中第三条即“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1939年8月5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指出，为了对广大群众经常地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各县要建立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之后，边区民众教育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有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及民众教育馆等。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了民众教育的问题，指出，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其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等，吸收机关周围的群众参加。社会教育经常根据生产的不同季节或革命斗争的不同形式而变化，内容多为群众的生产、生活常识和抗战的有关知识为主。1940年民众教育进一步发展，以冬学为例，1940年共开办965处冬学，21689人参加学习。仅绥德分区便有冬学学员13304名。
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管理体制也趋于正规。为了使教育具有针对性，教育的内容还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实际而确定。尽管这一时期在民众教育工作上也存在偏重追求数量的问题，但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否定的。
(三)调整巩固阶段(1942－1945年)
边区社会教育经费主要靠群众自筹，加上边区自然条件恶劣，民众财力有限，1941年边区被重重封锁，边区经济陷入困境，边区民众教育也由前期的高涨转入相对沉寂中。1942年，在“精兵减政”政策的指导下，边区教育厅和延安各学校，开始了整风。整风期间，边区政府更明确指示民众教育要和各县其它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当时采取识字、读报配合进行，涌现了以生产者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识字运动典型，创造了随到随教的“长流水”的教法。经过整风，明确了边区社会教育工作的方向，使边区民众教育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各地的民众教育工作主要是以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边区经济建设中来，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以生产养学习，学习反过来促进生产，真正实现了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教育形式“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辟一条康庄大道”。
1944年边区召开的文教大会又明确地提出了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和“民办公助”的政策与自愿的原则，进一步鼓舞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冬学和民校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民办公助的政策导引下，多种形式的民办学校相继涌现。其中以米脂杨家沟式、延安杨家湾式、新式巡回学校等影响较大。这种从实际需要出发，尊重群众意愿，方式灵活，既不脱离生产，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深受群众喜爱。对于边区扫除文盲，提高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成了发展边区教育的重要形式。到1945年初，“边区各类民办小学已达500余所”。随着读报识字运
动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开展，民众教育的内容也逐渐由最初的单纯读报识字发展为普及卫生常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这极大地推进了边区民众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改造广大农民的旧思想旧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三、边区社会教育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文化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经过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多年努力，抗战期间边区民众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文艺、教育、卫生、新闻报刊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在经济落后。人力物力极端匮乏的战争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无裨益。
(一)社会教育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围绕抗战而展开，它的中心任务是，怎样更能使社会教育为抗战服务，怎样在抗战中提高民众政治觉悟。边区社会教育反映抗日战争的要求：歌咏队唱的是抗战的歌曲，戏剧的内容是针对着抗战的。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与抗战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文化活动应该配合政治军事活动，帮助政治军事活动，同时也就要在完成政治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将边区文化本身的水准提高起来，发展起来。文化运动历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次大革命前的精神准备，又是每一次革命运动中精神上的推动力量。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正是在如火如荼地抗战中发展起来的。
(二)社会教育必须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
政权建设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和保障，社会教育是政权建设的内容和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只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才有可能广泛地开展大众文化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是在边区政府成立以后，才飞速发展起来的。边区文化之所以能走在全国的前列，是由于边区政府在政治上首先具备了足为全国模范的设施。陕甘宁边区在中共的领导下，实行彻底的三民主主义纲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教育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只有大力推进边区的社会教育，才能巩固边区政权。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以及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的发展，有赖于社会教育的开展。边区的政治设施，经济建设，生产技术的改进，如果没有开放、正确的文化政策，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文化运动，是不可能获得现有的成绩的。
(三)社会教育要走群众路线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社会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和基本方针。只有深入实际，坚持群众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因地、因时制宜，社会教育方能真正回应其本位。中共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积极调动民众的参与意识投身于社会教育。边区的社会教育始终“以人民大众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大众的好恶为好恶”，关注民众疾苦，考虑当地风俗人情，兼顾民众承受能力。社会教育中，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使文艺与抗战紧密结合，从而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如《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白毛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风靡一时。
中共借助广泛的社会教育，使边区民众对中共的领导达到高度的认同，中共也实现了对边区政权的控制。这种基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及实践，充分体现出边区社会教育的特色。正如美国知名学者迈施纳指出，这种教育不仅促使人们看书识字和向他们灌输政治主张，而且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与地方公社和劳动组织的特殊需要直接相关的实际技术知识。总的说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成绩是主要的，实现了把文化植根于民众的目标，达到了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统一，揭开了边区民众破除封建迷信，崇尚科学以及投身抗战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 高文盛)
作者：贾钢涛
边区社会教育论文 篇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历史考察
[摘 要]抗战时期，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政权，中国共产党针对边区军民温饱、卫生防疫、社会保障、文化生活方面的突出矛盾，总揽全局、多方举措，初步解决军民的基本生存、生命健康、生活保障、文化需求的问题。其间，积累的经验教训，对当前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 中国共产党；民生问题
[关键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执政权，针对边区百姓生活中突出问题，党和边区政府总揽全局，多方举措，从军民温饱、卫生防疫、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方面着手，改善和解决边区军民的民生问题。
一、实行多项举措，应对生活危机，解决边区军民基本生存问题
（一）调整土地政策，降低封建剥削，增加政府收入
1937年，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改为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并将其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行。随后，党和边区政府相继颁布关于土地政策的各项指示、规定，明确了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的具体办法，保障了该政策的顺利推行。“减租减息”的实行减轻了地主封建剥削，农民生活改善很大，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边区政府的收入有了保证。
（二）以农业生产为重，提高粮棉产量，发展边区经济
政府鼓励垦荒，推广植棉，发展畜牧业；调剂劳动力，引导农民互助合作，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实行政府贷款，开展技术指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开展春耕运动，表彰劳动英模，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党和边区政府重视发展工商业，先后有计划地建立公营工业，奖励私营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发展。这为发展边区经济，缓解生活危机提供了物质保证。
（三）发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给自足
1939年，党和边区政府发出开展生产运动的通知，要求“全边区人民及各机关部队工作人员广泛发展生产运动，以达到财政经济上能自足自给”。[1]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广泛开展起来。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发展，边区大生产运动也逐步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农业为主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要经营方向，由集体劳动为主转到部分人专门生产为主。
（四）实行精兵简政，降低政府支出，减轻民众负担
党和边区政府分三次开展“精兵简政”。精简人员多数下移到县区工作、送去学校或转入生产事业，直接减少了政府人物财的支出。仅边区政府动用民力而言，延安县1941年动员民力60025人，初步精兵简政后的1942年动员民力28493人，减少52.4%；绥德县1941年动员民力74196人，1942年仅动员900人，减少98.8%。[2]此外，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和腐败，达到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
二、建立医疗机构，开展卫生服务，解决边区军民生命健康问题
（一）确立卫生工作方针，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制定基本卫生法规
1937年中央军委卫生部提出开展群众卫生防疫工作的规划。1939年，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的议案》，号召“发展卫生保健事业，以增进人民健康”。1942年，《解放日报》明确提出“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确立“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同时，为了规范卫生防疫工作，边区先后颁布一系列卫生行政法规和行业技术法规，为解决医疗卫生问题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
（二）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创办医疗服务机构，建立卫生防疫机制
1940年中共中央召开防疫工作会议，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1941年边区成立家畜防疫委员会，次年4月，边区正式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并在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以领导基层的防疫工作。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努力在中央机关、军队、边区政府三大系统中设立医院、疗养院等服务机构，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套医疗服务网络。为做好对疫病的预防，边区政府还摸索建立了“事前有预防、事发有报告、事中隔离处理”的现代性的疫病防控机制。
（三）取缔巫医神汉，提倡中西医结合，改变观念落后、缺医少药的局面
边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造成民众卫生观念淡薄，乡村巫医神汉盛行，党和边区政府坚决取缔巫神的活动。边区于1940年成立国医研究会，提出改良中医中药，加强中西医之间的联系，互相帮助，共求进步。发展中医药事业有效缓解了西药匮乏的状况，中西医的亲密合作，共同防治疾病死亡，也有力保障了边区民众的生命健康。
（四）争取外部医疗援助，发展民间医疗事业，解决医疗人员和经费的不足
自1938年白求恩医生服务队受美加两国共产党派遣支援边区以来，印、德、苏、朝等各国援华医疗服务队先后到达陕北或赴抗日前线，开展医疗服务。此外，边区政府号召群众在自愿原则下，筹集经费，设立医药合作社等民间医疗机构，有效缓解了边区医疗机构有限和经费不足的困难。
三、实施政府赈灾，发展互济备荒，解决边区民众生活保障问题
（一）政府赈济灾荒与群众互济自救相结合，解决灾民生活问题
边区政府于1938年成立下属民政厅的救灾总会，1940年又指示“各县应即组织赈济委员会，切实负责领导与推动赈务之进行”。党和边区政府积极鼓励群众间的互济互助，采取建立义仓、发展粮食合作社的形式，实现群众生产自救和防灾备荒。1944年，边区通过“设义仓备灾荒”的提案，要求各地普遍建立义仓。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
（二）颁布边区法令，鼓励开荒垦殖，安置和优待移民难民
1940年，边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1941到1943年又先后颁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等规定。为合理解决移民难民问题，边区政府成立“移垦委员会”，专管移民垦荒，维持垦区社会治安，保证移难民安居乐业。此外，边区政府还在移民难民的住宿、购买生产资料、公共医院免费医疗方面制定了优待政策。
（三）优抚抗日军属，抚恤伤残，提高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
早在1937年，边区政府就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详细地规定对抗日将士及其家属的优待事项。随后，边区政府相继通过优待抗日军属的系列规定：1939年通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议案，1941年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3年颁布《新订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等。优待抗日军属最主要的方式，一是代耕，二是教育，三是帮助建立家务。
（四）关爱老人，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边区政府于1941年6月颁布了《边区养老院组织规程（草案）》，成立边区敬老院，初步尝试由政府来承担群众养老工作。1937年，延安开办的保育院开创了边区幼教事业的先河。1939年，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大力开展抢救保护儿童的保育工作。此外，边区政府在全区开展妇女放足运动，各级卫生部门对产妇进行卫生教育，增强了广大妇女的健康状况。
四、发展文化教育，净化社会风气，解决边区民众文化需求问题
（一）发展各级教育机构，健全国民教育体系
一是普遍发展小学教育，二是整顿和提高中高等教育。抗战前的边区仅有4所中学，没有大学。在实现政令统一后，边区政府接受旧学校的同时，着手创办新学校。截止1942年，边区办中学10所，各班次42个，学生1828人，教职员209人。从培养效果看，仅从1937年7月到1940年，抗日军政大学有毕业生12000多人，陕北公学毕业6000多人，鲁迅艺术学院有200多人。[3]
（二）采取多种灵活形式，大力发展社会教育
除了沿用早期革命时期开办的识字组、夜校、黑板报等形式实施社会教育，边区政府增开了半日校、民众教育馆，采用突击扫盲、冬学运动的方式，并运用墙报、戏剧、电影、秧歌队、唱歌、说书等民间文娱形式，吸引边区民众参加社会教育活动。到1945年上半年，不包括冬学在内，各种学习形式发展到3007处，学员30113人，边区农村识字率从1%提高到10%，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奇迹。[4]
（三）建立文化团体，发展边区文化事业
自1937年底，陕甘宁边区先后创立了文化救亡协会、陕甘宁抗敌后援会、延安电影团、边区文化协会等。这些团体不断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加强文化宣传。边区政府还对陕北民歌、陇东道情、秧歌、社火等民间艺术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抗日民主的新内容。革命艺术家们还创作出反映抗战和边区建设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丰富边区民众的文化生活。
（四）查禁烟毒，改造旧式婚姻和二流子问题，净化民俗民风
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禁毒机构，颁布一系列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境内的蔓延。党和边区政府颁布《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确立崇尚自由平等、保障个人权利的新型婚姻制度。党和政府还重视对二流子等社会闲散人员的改造，有力地净化了边区的民俗民风，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
五、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
（一）立足民众，坚持为民宗旨是党解决陕甘宁边区民生问题的出发点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解决边区民生问题与抗战的成败息息相关。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而关心群众生活，关心人民疾苦、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最直接的体现。
（二）发展农业生产，繁荣边区经济是党解决陕甘宁边区民生问题的物质保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民生问题的解决，其物质基础就是发展生产。具体而言，各根据地广泛组织换工队，短工队，实行劳动互助。在大生产中，大力推行深耕施肥，并积极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搞好各种副业，兴修水利。发展边区各项经济也是当时的重要任务。通过“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保障了边区政府的财政供给，达到减轻民众税赋的目的。这些为解决边区民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协调战争与民生，“军民兼顾”成为党解决陕甘宁边区民生问题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6]抗战时期，党和政府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演变为“军民兼顾”，使之成为处理边区建设和解决民生的基本原则。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生成功实践，正是较好地处理了这两个任务的关系，取得了良好效果。从服务战争角度看，边区民众积极抗日支前，实现了军民齐心合力打好仗。从保障民生角度看，党政军参加大生产运动和精简机构，有效地缓解了民力不足。
（四）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是党解决陕甘宁边区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
战争条件下民生问题的解决有着许多制约因素，为有效化解危机，保障民生，除了力争外部援助，党和边区政府只能依靠军民自己的力量。这一思想广泛地蕴含在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中。如为增加粮棉产量，党和政府发动军队、机关、学校参加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为解决灾民难民的生活问题，边区鼓励群众互济自救，抗灾备荒；为解决医疗条件匮乏，边区重视发展民间中医药事业，保障民众生命健康等等。
总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中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边区百姓生计问题的努力，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试验田。这一时期党解决边区民生问题的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生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对当前民生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1]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62.
[2]雷云峰等.陕甘宁边区史（下编）[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87.
[3]王晋林，秦生著.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39.257-263.
[4]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642.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1.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与解决民生问题的历史经验研究》（10JZD0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郭理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辉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白璇煜
作者：郭理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