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其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首先，本书对科学发展观的探索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其次，它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再次，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体现了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1：
战略思维方式与科学发展观研究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出的战略思考，明晰了清确宏远的战略导向，昭彰了细致缜密的战略设计，体现了深邃超凡的战略智慧，凸显了总揽全局的战略价值；运用战略思维，使思维方式与理论内在逻辑支撑构架相契合，有助于更深刻地领略其战略意蕴、更深入地贯彻其战略精神。道德修养的浸淫，文化氤氲的滋润，科学思维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尤其是实践的砥砺锻炼，是战略思维能力形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关 键 词]科学发展观 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能力培养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财政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YC3013）、上海市哲社课题（编号：2008BKS002）终期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森年（1956-），男，安徽天长市人，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的科学定位，不仅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战略思想，是事关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战略指导，是战略思维的结晶。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所作出的战略性思考和认识，明晰了清确宏远的战略导向，昭彰了细致缜密的战略设计，体现了深邃超凡的战略智慧，凸显了总揽全局的战略价值。
道德修养的浸淫，文化氤氲的滋润，科学思维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尤其是实践的砥砺锻炼，是战略思维能力形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战略思维是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视角
运用战略思维，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领略其高远精神，参悟其恢弘境界，是把握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视角。
（一） 战略思维的内涵及其特征
战略思维（Strategicthinking），是指作为认识主体即人头脑中的以战略概念为基础的思维活动过程；战略思维方式是以战略概念为基础的思维定势和思维运行模式的总和，两者是辩证的统一。①
关于战略思维的特征，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作出不同的归纳和表述。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八个特征：全局性、开放性、系统性、前瞻性、概括性、关节性、多元性、竞争性②；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个特征：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预见性③；有学者指出，战略思维具有全局性、预见性、系统性、创新性、多赢性等特征④；有学者从价值和特征的一致性认为，战略思维有五个方面的特殊的价值和特征：第一，思维范围和程度的全局性、整体性。第二，思维过程和视角的动态性、开放性。第三，思维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简洁性。第四，思维结构和层次的高维性、向上性。第五，思维价值和作用的创新性、指导性⑤；有学者则将其特征归纳为：空间的广阔性、结构的立体性、过程的超前性、主体的创造性、结果的系统性⑥；还有学者指出，战略思维的特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务实性。⑦
学者们的研究，大大开拓了我们对战略思维特征的理解和把握。笔者认为，掌握战略思维，最为关键的是要抓住如下三个特征，即：全局性、根本性、前瞻性。
1. 全局性。毛泽东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⑧这就明确说明，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驾驭全局的一种思维方式。全局不只是平面的，而且是立体的，是诸要素的错综复杂的万千镜像；全局也不只是一时的，而是包括各个阶段的全过程，是事物诸多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过程和阶段。
毛泽东同时又指出，战略“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有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这就进一步说明，战略思维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隅思维，而是通过局部得知全体的“以管窥豹”的“反三”思维；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坐实思维，而是通过一像得知趋势的“一叶知秋”的智慧思维；不是只见表象不见本质的掠影思维，而是通过一物预知规律的“见微知著”的理性思维。相对于其它思维方式而言，战略思维是所用“心思”最深、抽象度最高的思维方式之一。从范围来说，它着眼于从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方面来考察对象和把握走向。从纵向看，它要回顾过去、借鉴历史，要深入现实、从实际出发，要适应发展、展望将来。从横向看，它要立足自身、环顾四周、拓展视野，要耳听八方、思接万端、韬光养晦。从程度说，战略思维要进一步地概括抽象，它着眼的不是具体个别，不求细节生动，较少注意细微末节，而是力求通过不断地概括和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从现象到本质，从有限到无限的不断上升。⑨驾驭全局，就是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观察和处理问题，眼界要宽，胸襟要阔，识大体、顾大局、谋大事。
2. 根本性。“根本”者，整个有机体赖以存活、滋长的依托也。战略思维的根本性，就是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不拘泥于细枝末节，不为一叶所障目；解决问题时不纠缠于芝豆琐事，不为一丝所牵扯。做到“洪冶大化在握”、“百万雄兵在胸”；能时时并牢牢地抓住“牛鼻子”，力用在“刀刃上”，击落在“七寸上”，风云任变幻，一剑定天山。
事物是矛盾的集合体，在诸多矛盾中，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必有一对矛盾是主要矛盾，它不仅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也决定着事物的发展进程和方向；作为矛盾集合体的事物始终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矛盾的各个方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思维能够始终追踪事物的发展进程，并根据事物矛盾的变化实际，不断规定并修正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
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它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这里他所说的“那些对于它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就是关乎整个战略的“根本”，当然也是战略思维的所必须思考的“根本”。舍不得“打烂坛坛罐罐”的保守主义，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两个拳头”打人的平均主义，都是对战略思维的根本性原则的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所作出的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战略思维根本性特征的生动范例；十年文革之后，选择从思想上着手拨乱反正，是战略思维根本性特征的生动范例；用“东西南北”（和平与发展）来概括当今时代主题，同样是战略思维根本性特征的生动范例。
3. 前瞻性。战略思维不但要求对构成事物的矛盾现状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要求对构成事物的矛盾发展的趋势有深刻的洞察和预见，即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认识、判断和把握，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战略思维的前瞻性是战略运筹的前导。毛泽东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①这里，毛泽东用最直白的语言对前瞻性在战略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最深刻的揭示。
“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②，它是确立战略目标的根本依据。而战略目标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核心，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力量的调配，战略措施的采取等，均围绕战略目标而展开。
战略思维的前瞻性奠定在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之上。黑格尔曾经说过：“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③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对于一个人，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决定某物之为某物，决定该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的内在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及结局的精确预测，就是通过对影响战争双方的诸多要素的分析而认识了这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之后所做出的前瞻。
战略思维的前瞻性还奠定在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之上。世间万物处于永恒运动变化之中，处于稳定态和不稳定态的不断交替转换的过程之中，因此，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必然性只能通过反映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所以，在发展变化中把握本质，在偶然性中把握必然性，是作出正确前瞻的客观要求。
（二） 战略思维是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视角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战略思维的原则精神，我们只有从战略的高度，才能真正领会和落实这一创新战略理论。
1. “第一要义是发展”的核心战略理念
核心战略理念是制定和实施整个战略规划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整个战略谋划的灵魂。科学发展观开宗明义就申明了“第一要义是发展”的战略核心理念。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是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④，唯有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第一要义是发展”的认识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离开发展，一切无从谈起。所以，在战略上，要牢牢“抓住”发展不放，紧紧“扭住”发展不放。战略目标要始终定位于发展、战略布局要充分体现发展、战略举措要有利于促进发展、战略力量要高度凝聚于发展，一切内政外交政策都要服务于发展。不发展、慢发展、假发展、片面发展、畸形发展……都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都应予以坚决杜绝！
2.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指实现战略目标的总的策略，总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在实施发展战略时，要做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都获得发展，不能只专注于某一个方面的发展，或某一个方面的某一点的发展，如将发展片面理解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又理解为GDP的增长；要做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同时，还要使各方面的发展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合乎比例，避免失衡；要做到给发展留有足够的后劲，保证发展的持久性、连续性。总之，要防止单打一的发展，防止畸形的发展，防止杀鸡取卵式的发展。在动态中保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保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3. “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战略布局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形成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认真研究这一认识过程，可以加深我们对“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理解。“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意义重大，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统筹兼顾”的战略方法
统筹兼顾是我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战略方法。实践中，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①
5. “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
“人”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战略目标。马克思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②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③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的尊崇，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是我们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为我们制定战略计划、确定战略部署、选择战略行动提供了根本依据。当前，“最广大人民”是“人”的主体。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①
总之，站在战略高度，运用战略思维，使思维方式与理论内在逻辑支撑构架相契合，达到人与理论的“共鸣”、“共振”，我们才能真正领略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意蕴和战略价值，充分发挥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的巨大战略指导功能。
二、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培养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挥，首先需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宽广的眼界，也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资粮，同时，还要熟悉并能运用相应科学的思维方法，当然，战略思维能力的提高，最终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围绕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以及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来训练和提高。
（一） 道德修养的浸淫
战略思维的全局性、根本性、前瞻性的特点，要求思维主体在一定的时空限度，可能会为了全局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为了根本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某些正当利益，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在得失的权衡方面，“小我”不是不认识“大我”，而是不愿意认识；“小我”因难舍个人之一己之“利”，而宁愿以“失”去“大我”去保全自己的小利。这里，战略思维之路被有意地阻隔了。所以，思维主体能否进行战略思维，其胸襟是否开阔、眼界是否宽广当为首要前提。
首先，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战略思维的出发点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一个领导者把人民时刻装在心中，把人民的利益时刻放在首位，他就能廓清阻碍战略思维的各种屏障，就不会患得患失于自己的微小私利，就不会介意于自己的虚荣名声，更不会以牺牲人民的利益而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心胸自会宽大，眼界自会高远。在实践中，就能自觉做到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诚聆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心解决群众困难，作出符合人民意愿和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
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观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为政的价值取向，是左右干部决策、思维的重要支配力量。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明确最大的政绩在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牢固确立政绩之本在于为民的理念，就是要懂得只有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才是取得政绩的唯一正途。
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就能自觉地鄙视那些劳民伤财所创造的“驴屎蛋子表面光”的虚政绩，抵制那些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假政绩；反对那些竭泽而渔、断子孙活路，甚至丧心病狂直接遗祸国家、殃及百姓的恶政绩；就能理性地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取得经得住实践、群众、历史共同检验的不朽政绩。
再次，要树立大局观。战略思维能力是综合性素质，但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增强全局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增强全局观念，对于领导干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使自己的工作自觉地服从工作全局，为全局形势的改观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要善于驾驭自己工作的全局，调动和协调方方面面的力量，谋求地方和部门的大发展。古人说，胸无全局不足谋一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在工作谋划时眼光要超越本职，在工作实施上脚跟要立足本职；工作谋划时眼光超越的层级越多（如具有世界眼光），则对自己地区（部门）在全局中的定位就越准，工作就更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越能够取得骄人成绩。
由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具有相对性，所以，领导干部的职位越高，领导的范围越大，承担的责任越大，在全局中的地位就越重要，就越需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时时处处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自己的工作。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全局观念，不善于战略思维，就有可能导致工作上的满盘皆输，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战争史上，不乏这样的战例。出于战略考虑，要求某部在与敌作战时佯作溃败，或丢盔弃甲、或丢失阵地。对于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来说，如果缺乏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专注于自己部队的“战功”和军人的“尊严”，该“败”不“败”，就有可能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使整个战局不该败而败，最终导致重大损失。
树立大局观，要认真研究带全局性指导规律的问题，认真研究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认真研究局部和局部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问题，还要认真研究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胸中要有全局，善于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体现全局性的要求，以小见大，以局部见全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紧紧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工作的中心；要从局部与全局的客观联系中系统筹划，重点突出，兼顾其他；要用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经常分析变化了的形势，动态地、准确地把握全局，不断增强战略思维的能力。
（二） 文化氤氲的滋润
文化氤氲的滋润是指文史哲在战略思维能力形成和运用中的作用。
1. 哲学素养。战略思维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全局性、根本性和前瞻性。它要求思维主体在作出战略决策时必须对全局有充分的了解、对本质有准确的把握、对规律有正确的认识。能否做到这一点，思维主体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至为关键。而提高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此，党的领袖们有着深切的体会并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邓小平曾提出，“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②江泽民也曾指出：“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党的合格的领导干部。”③胡锦涛要求全党“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④“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是历任党的领袖不断向全党提出的要求。
习近平更是一语中的，谆谆教导领导干部尤其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指出，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①
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判断形势，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坚定理想信念，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流、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想方法搞正确，增强工作中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才能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②
习近平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③
可见，掌握并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客观事物，把握内在规律，这是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保证。
2. 文史修养。战略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必须以丰富的科学知识为基础。战略学家约翰·科林斯指出：“如果说在某个领域通才比专才更为可取，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战略。科学家是沿着相当狭窄的途径探索知识领域的，而战略家则不然，他们需要有尽可能广泛的基础知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文理精通，但一定的文化底蕴和一定的历史修养则是最必不可少的。
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对于人的思维至关重要，它既是人进行思维的基础，又是人进行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之初，由小小亭长得践九五之尊的刘邦忘乎所以，竟蔑视文化，浅薄而狂妄地宣称：“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但是，他毕竟理智，在“马上得之，安能马上守之”的棒喝之下，清醒了。正是这位最初以儒生之冠为溺器的义军领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争夺天下的经历，使他领悟了文化的威力。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洞烛幽冥的目力，就不可能有通畅敏捷的思维，更不可能进行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在通晓大量知识文化基础上的整合思维。战略的选择与制定，战略方案的实施与实现，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即使在古代，为将者也要知天知地、知道知法、知彼知己。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甚至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是很难进行正确有效的战略思维的。
丰厚的历史修养。战略思维是一种有历史纵深感的思维，这种思维要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要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平行。因而战略思维需要历史经验的积淀。如毛泽东在读《南史·韦睿传》后，特别推崇韦睿善于调查研究，躬自调查研究，从战略高度提出“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④毛泽东对王安百变法失败原因的战略探究，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亦不无教育意义。“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记》，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⑤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通识”的重要，强调了改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作全面的战略考虑。
毛泽东许多治党、治国、治军的重大战略决策，都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刻借鉴。可见，没有对历史的学习研究，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吸取，就不可能培养出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
（三） 科学方法的掌握
战略思维的科学方法，是战略思维的具体途径和手段。从思维过程看，战略思维包含着思维主体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总结与升华的全过程，每一思维阶段都有许多具体的方法。根据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和战略思维的创新蕴涵，战略思维的科学方法主要有：
1. 系统科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它要求思维主体在认识和把握思维对象时，把对象看作是一个整体，把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看成是一个总体过程。系统科学方法为思维主体提供了系统、要素、结构和功能等新概念，整体性、动态性、最优化、模型化等新思维原则，以及系统分析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功能模拟方法等新的思维方法，有助于思维主体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思维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因此，系统科学方法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整体性、全局性方面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科学方法。
2. 超前思维方法。超前思维是人们以事物的过去和现在为根据，推知其发展前景，包括发展方向、可能、趋势，减少其不确定性的思维活动。前瞻性和预测性是超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超前思维方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为思维方法上的精确性与模糊性、横向与纵向的统一。思维方法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要求思维主体从质和量的结合上辩证认识和把握思维对象。思维方法的横向与纵向的统一，要求思维主体从时空结合上认识和把握思维对象，只有在全面认识和把握思维对象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指导现在，达到超前思维的目的。
3. 创新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是思维主体寻求新的思维成果的动态思维，它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以新获得的信息和已储存的知识为基础，综合地运用各种思维形态或思维方法，创造出新观点、新理论、新形象、新办法、新思路，从而使认识或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维活动。创新思维方法就是能够直接帮助人们取得创新成果的思维方法，它主要包括联想、想像、直觉和灵感以及类比思维方法及辩证思维方法。这些创新思维方法的共同特征是具有综合性和启发性，在创新思维活动中发挥着极为突出的作用。只有掌握这些方法，主体才能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取得创新思维成果。
（四） 实践的砥砺锻炼
认识来自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这一观点蕴涵着如下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认识的内容（人们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或称之为真理）来自实践；其二，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包括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等）来自于（获得于）实践。人类正是基于世代绵延的实践而不断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也不断提升着自身的认识能力。对此，毛泽东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够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伟大。”“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同时他还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述，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的认识的深化和扩展过程，同时也是认识主体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过程，当然，也是战略思维能力的提高过程。
纵观历史，许多名垂青史的战略家，如刘邦、朱元璋及其集团骨干，原先不过是“瓮牖绳枢之子”、或“鼓刀屠狗卖缯”之徒。考察当初器量，睚眦之怨必报。然而经过长期血与火的战争实践的洗礼，他们彻底脱胎换骨，成为了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代枭雄。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具有的力挽狂澜的胆识，高瞻远瞩的目力，驾驭复杂局势的才能，处理危急事件的本领，同样与他们所长期从事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经受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尖锐复杂的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肖舟）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trategic thinking； strategic thinking ability training
作者：张森年
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2：
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摘 要]《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其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首先，本书对科学发展观的探索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其次，它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再次，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体现了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研究 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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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此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恒瑞教授主编，李恒瑞、方真、温宪元、杨竞业合作撰写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2006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 《论纲》），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论纲》 既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也为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方法与路径的启迪。
一、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一种观点方法、致思倾向，又是一种发展理路、价值坐标，有其独特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与实践要求。只有明确与科学发展观相关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论纲》 对于科学发展观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内涵体系的独特概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学术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如下五个方面：民本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统筹发展，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还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什么是发展”作出了科学回答；对“为什么要发展”作出了科学分析；对“怎样才能发展”作出了科学探索；对“怎样评价发展”作出了科学判断。[1]《论纲》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作出了新的概括。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善于统筹兼顾，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论纲》 还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将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简约表述为三个层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目的）、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态条件）；提高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本领（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手段）。[2]( P8-12 ) 这一概括，既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
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合理揭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 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系统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源。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丰富内容和思想体系都是围绕发展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世界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三个层次，从发展动力、发展力量、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则构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2] （P58） 这种认识，既从发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解读，也合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同时，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理论上和观念上的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整体性的思考与探索，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的认识都有深化和拓展，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论纲》在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时，既申明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关系，也考察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过程、现实基础。如此立论，则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科学发展观历史意义的恰当定位。如何评价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是科学发展观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论纲》 将科学发展观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其地位与价值作出了科学评价。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形态，是指导中国又快、又好地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2]( P2-15 )这种评价和定位，既凸现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又从总体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不是书斋中的理论，而是一种指导现实、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理论。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理论的探讨，而必须研究其指导现实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和对现实发展的具体指导意义，《论纲》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揭示。《论纲》 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迫切要求建立健全发展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与效用，即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度”、“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2]( P154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评价活动的现状，作者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GDP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中的局限性。作者认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进行科学的政绩评价，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科学确定评价主体（解决由谁来评价的问题）、科学设置评价内容（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解决怎么评价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运用考评结果的刚性规则（解决考评结果如何有效运用的问题）。[2]( P88-190 ) 《论纲》还指出，创新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重点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条件。《论纲》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应用对策的研究。
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意义的诠释。《论纲》 属于“科学发展观与广东现代化建设丛书”之一种，因而结合广东实际，具体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作者认为，2003年春胡锦涛同志考察广东时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并概括了这种新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原型”。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而广东向科学发展转轨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如工业化面临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城乡、地区差距严重制约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有待提升，因而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论纲》 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广东要走在全国前列，并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比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着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关系，着力促进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正确处理外源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的关系，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关系，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广东。[2]( P258-261 ) 这些论述，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对于其他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之，《论纲》既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应用对策研究，是“学”与“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一。
二、融多学科审视与多视野解读于一炉
发展问题本身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课题，“单科独进”难以透彻说明和真正解决发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正日益变得模糊。[3]( P123 ) 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当借鉴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论纲》借鉴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成果，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多学科、多视野的透视。
哲学审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前提，只要人们理性地提出和思考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前提，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审视，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崇高的价值观，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的统一，合规律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求的统一。[2]( P12 ) 这是从哲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特点的把握，是对科学发展观哲学意蕴的揭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论纲》设专章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人为本”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反映了当今时代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现实要求；“以人为本”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综合，与“以人民为本”具有统一性；“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整体结构的核心，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 P79-99 ) 这些观点，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审视。
经济学审视。最先关注发展问题的是经济学，《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诠释，也融入了经济学的视野。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的创新；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其中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向“以人为本”的轨道，使之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目的服务。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寻找新型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即把传统工业化过程与现代信息化过程直接结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2]( P108-109 ) 这些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初步解读。
政治学审视。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实际上蕴含着政治的考虑。《论纲》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从“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目的、执政任务的认识，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执政能力、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论断，形成了新理念。作者提出，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行为的价值规范，从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上对党的执政目的、执政宗旨作出了新概括，生动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执政行为的制度规范，为党的领导体制、执政体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建设，规定了基本的方向和原则。[2]( P225、231 ) 这些是从政治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审视，既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也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对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所在。
社会学审视。追求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论纲》 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体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要求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2]( P141 ) 作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着重点，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比如，调整社会政策，把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在促进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整体和谐与协调。[2]( P144-149 ) 因此，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也融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
应当说，《论纲》融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二。
三、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的一种选择，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既具中国特色，也有一定的普世意义。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首先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背景来分析，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明，以充分展示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中国渊源。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作者看来，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结构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生态性的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的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危机；二是社会性的危机，社会不公凸显，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增长，社会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突出。[2]( P34 ) 这种“新结构性危机”的克服，有赖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结构、生态资源结构的调整，有赖于制度、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这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来源时，也注意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轨迹，说明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本土渊源。同时，如前所述，《论纲》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评价时，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认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新起点、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些观点和论述，都是作者民族立场的一种表达。
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科学发展观也是总结世界发展经验、借鉴他方发展思想、发展理念的结果。因此，研究科学发展观应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并充分揭示其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论纲》 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能置于世界发展观演变的宏观背景下来思考，从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客观要求来说明。作者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人类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普世性危机”，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思考、争论发展问题的热潮，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逐步形成了“普世性认同”、“普世性自觉”和“普世性行为”。书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理论、发展观的演变分五个阶段进行了说明，即20世纪40-60年代末期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时期、1969-1973年倡导“增长极限论”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注重社会整体综合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强调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时期、1995年以来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时期。[2]( P24-27 )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概括了世界范围内发展问题研究深化和人类发展观演进的主要特点，即从局部地域的研究扩展为普世性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共时性研究；从发展问题向发展观提升，从“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飞跃；从单纯经济学的研究向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世界观”层面向“价值观”层面深化，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演进；理性思考、理论演进与实践纲领、实践行为同步。[2]( P28-30 ) 这种过程的梳理、史实的呈现和特点的概括，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世界背景、国际视野，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同时，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时，还注意到了时代特征的作用和影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对中国的呼唤，是时代的产物。
《论纲》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的统一，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统一。这种评价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普世意义，既体现了作者的民族立场，也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
可见，《论纲》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既抱持民族立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嵌入国际眼光，具有宽广的视野。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结合，是《论纲》的特点之三。
四、深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再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远非《论纲》能够解决或完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没有止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就没有止境。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是今后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 深化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就目前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而言，带有宣传性、阐释性的研究较多，真正学术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如何强化这方面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一些已经论及的问题有待深入，一些没有论及的问题则有待拓展。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能够成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说明；科学发展观的体系结构、内在逻辑究竟怎样，有待进一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定位、国际反映如何，需要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社会化方式、途径的选择，不利于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观念、体制如何消解，都需要再思考、再回答。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发展，任何理论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梳理历史上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
2． 细化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诸多因素相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支撑系统、保障机制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政府责任、社会责任、企业责任、个人责任等分别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分别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厘定。同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及时总结和升华。
3． 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宣传的意义和价值，否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首先应当是一种学术研究，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理论宣传。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逐渐强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加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含量。为此，要依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理路，来展开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问世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出版之前，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果相对较少，其对于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多视野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意义。尽管存在部分章节论述不够充分、部分内容分析不够具体等问题，但无损于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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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柏 桐
作者：陈晓钢 陈金龙
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3：
以科学发展观研究新兴宗教
内容提要：19世纪末、特别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涌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兴宗教”之涌现。这种异军突起的“新兴宗教”现象立意不同、形态各异、变化多样、影响复杂，为宗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必要的全新研究课题。笔者认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来研究新兴宗教，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应该从社会、时代的发展来看“新兴宗教”的产生及其展示的“新”特色。第二，应该从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性及其“神圣”或“神秘”表达的独特性来观察、区分不同宗教的共性和特性。第三，应该从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及社会生活来看待“新兴宗教”反应、适应、回应这种生活的形式及效果，论及其张力与和谐、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
关键词：新兴宗教 科学发展观 研究
作者简介：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不少中外学者顺着雅思贝尔斯关于宗教涌现、思想精神活跃之“轴心时代”的思路而将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的宗教更新、各种灵性思潮全面发展称为“新轴心时代”的典型景象。而当代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也修正了自己几十年前关于世界信仰已经“祛魅”之说而承认当今世界重又进入了宗教“复魅”的时代。在当代各种宗教复杂、多样的发展中，人们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开始观察并注意到一些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兴宗教”之涌现。于是，研究这些“新兴宗教”在中外学者的宗教研究中就逐渐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这种异军突起的“新兴宗教”现象立意不同、形态各异、变化多样、影响复杂。其中一些“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仍有着千丝万缕、若即若离的关联，表现为这些传统宗教的复杂嬗变和根本异化；一些“新兴宗教”则为多种宗教的因素综合而成，并重新构建为完全的另一体，不再承认与传统宗教有着任何直接的传承关系；还有些“新兴宗教”显然代表着现代社会的全新发展，其社会构建、组织形态已与以往的宗教发展迥异，有着全然不同的呈现。在20世纪“新兴宗教”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对人们精神生活及社会团契颇有影响的“神智学”、“心灵学”、以及“新时代”运动的各种思潮也不同程度地在相关“新兴宗教”的形体上打下了烙印。这样，“新兴宗教”的多元走向、复杂影响已在现代人类生活中亮相，并为宗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必要的全新研究课题。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新兴宗教”的信徒已有上亿人之多，其影响几乎已遍布全球各大洲。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大对“新兴宗教”研究的力度，追踪、探究其最新动向，并应该积极开展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广泛的国际合作。根据宗教及人类精神生活在当代出现的新动向、新变化，我们个人感到对“新兴宗教”的关注和研究不可忽视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应该从社会、时代的发展来看“新兴宗教”的产生及其展示的“新”特色。“新兴宗教”对我们而言是针对现代社会及当代社会变迁中涌现的“宗教”现象，有着鲜明的时代和社会烙印。自人类步入现代发展以来，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元变化，社会阶层出现新的重组，社会交往有了不同形式，社会反应也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多样表达。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即传统宗教面对“世俗化”的挑战及其随之出现的相关应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关联及交流使宗教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现代社会及其大众生活之中，而人们在这种宗教观念及其社会存在与现代生活的复杂交织中亦出现了新的宗教感、宗教性和宗教表达，这包括新的宗教精神、灵性体验、思想运动、修行方式、以及社会构建和存在方式等。这种宗教与社会的互动，使“新兴宗教”对神圣的理解与把握、对灵性的体会与修炼、对民众的精神诉求与表达，对团契组建的方式与活动，以及对社会的回应与参与等都出现了“新”的景观和异于往常的发展动向。而我们的时代特色则是“全球化”、“信息化”、“共时化”，人们宗教体验及交往的表达不再是封闭的、区域的、滞后的，宗教灵性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尤其是电子网络等而可以“同步”传播，“在场”影响；“新兴宗教”的扩散性、跨区域性、跨宗教性、全球性乃前所未有，它对社会生活贴得更紧，与基层民众联系更密；大凡比较成功的“新兴宗教”一般都有“全球”意义，都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故其不愿用“新兴宗教”之名而宁愿自称为“世界宗教”；而“新兴宗教”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也不再是局部的、区域的，多为全球影响、会产生出世界“新闻”。因此，认识“新兴宗教”，必须首先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社会、时代之“新”。这种认知若不“与时俱进”、不立于“当下社会”，则会出现偏差、失误。既然社会发展已经“换了人间”，那么我们的观察视域、认知范式也就必须同步跟进，相应改进，摆脱传统认知和已经过时的陈旧看法之束缚，从现实存在、现实社会来看现代宗教，这样才能真正洞观“新兴宗教”的产生与发展，说清其“新”在何处。
第二，应该从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性及其“神圣”或“神秘”表达的独特性来观察、区分不同宗教的共性和特性。如何理解人类“宗教”、对“宗教”定性、定义、定位，是我们区分宗教现象与其它思想文化及社会现象的关键。它们当然有人类“文化”的共性，但宗教在其“灵性”表达上则显然也有其独特之处，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世俗性”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我们则可进而分析“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之不同。“新兴宗教”不可能凭空产生，因而有必要对其精神传承、象征标志、语言符号、社会生存方式等加以溯源性和还原性探究。将“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截然分开则不可能真正弄清“新兴宗教”的来龙去脉，以及其神统、教理的脉络神髓。这种梳理功夫是我们研究“新兴宗教”不可疏忽、不可省略的。应该说，研究宗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而研究“新兴宗教”则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部分，即其有机构成。“传统”与“新兴”都只是相对而言，这只是对之观察者、研究者的主体视域，是其相应定位的主体表达。人类与其宗教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有着不停的流变，谈其“旧”与“新”、“邪”与“正”只是相对定位在某一时间段上、某一种政治或社会判断上来说才能得以成立。因此，认识宗教及“新兴宗教”不能绝对化、僵硬化、静止化，而必须持有一种科学发展观和辩证相对论的视野和方法。’
第三，应该从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及社会生活来看待“新兴宗教”反应、适应、回应这种生活的形式及效果，论及其张力与和谐、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宗教是人的思想修炼、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表达，但这种表达，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显然都是在社会中进行。这样，宗教与社会势必有其相应或相关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新兴宗教”本身之产生就是对相关社会或相关宗教的存在式“表达”，“新兴宗教”与社会及其政治、经济之间、与“传统”宗教之间、甚至与其它“新兴宗教”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必然会对其互动的对方产生影响。其复杂性至少应从其信仰的“神圣”层面(即其神明(神)、教主(圣)系统)、“礼仪”层面(即其崇拜、仪式活动)、“文化”层面(即其神学，思想、教育、艺术等探究)、“修炼”层面(即其个人或团体修
行、训练实践)、“社会”层面(即其组织形态、团契方式、人际关系等社会存在)，也就是说，应从这五个层面的有机共构来分析、比较，观其统一或分殊。其实，这种观察也可简化到宗教的“观念”与“实践”这两大层面，由此则可厘清其价值取向及在其实践、实现中的伦理表述。“新兴宗教”的存在无论是其精神求同还是社会共处，都表达为一种“场有”，故有其“气场”效应即幅射、扩散的可能。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对于“新兴宗教”的产生与发展并非被动、消极的，“社会”对“宗教”的“态度”是宗教回应的重要一环，甚至起着决定作用。宗教与社会有着普遍关联，因此，社会体制、法律、规范、政治、策略、传统、习俗等，都会因其不同而引起宗教的不同反应。“宗教”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政治、经济，“新兴宗教”亦然。故此，社会层面对宗教的审视和处理不得不要“讲政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应不断摸索、调适，达到最佳效果，真正起到“积极”作用、体现“积极”意义。“和谐社会”不是现成的、坐等的，而必须靠“构建”、靠“创立”，而且是社会、宗教双方的“共识”、“共创”和“共构”。所以，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清醒、冷静，洞观宗教“更新”或“新兴”的真实性、客观性，即实事求是地看待其社会存在和功能，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做出有利贡献，并警惕、防范、避免其反向性的异化、嬗变，消除其负面影响，或将这种影响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尽量降低、减少到最小程度。社会的主导性、引导性不可能“不作为”，但绝不可“乱作为”。尤其是社会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能有“随意性”，而必须体现其“科学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效益。
理解包括“新兴宗教”在内的“宗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其观察主体和被认知的客体双方，都要看到人之存在及其认识的“相对性”、“流变性”，宗教中的神圣理解和神秘性努力正是认识到并想突破这种“相对性”的特殊表现，且其认知、突破一直都处于“正在进行时”，所以其变化、发展乃是必然的。而探索、认识宗教者对其“相对性”的克服、扬弃，则是不断开拓、前进，以一种开放性、开明性，前瞻性的态度来更新观念，取消定式，改进方法，不以自己的见解或选择为“绝对真理”，在认识其“相对”之际不断突破自我的认知局限，即在与时俱进中来超越自我、止于至善。看待宗教及“新兴宗教”应持一种平常心，对普罗大众丰富多样的宗教灵性诉求和表现应有一种精神生活正常性的基本审视态度。精英意识及其境界在社会中毕竟只是少数，要允许普通群众、基层民众的信仰表达、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一意义上，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弯”的，自然有其曲折回环、跌宕起伏。只有在这种多元和多样之中，“积极引导”和“科学疏导”、“主旋律”的“领唱”和“弘扬”，才能够真正体现其突出意义和“先进”、“榜样”作用。
在研究新兴宗教的进程中，宗教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对话，当然还要加上与宗教事务管理者的对话，这种多层面对话可以促进传统观念与现代视域的交流，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存在认知上的分歧、观点上的多元，这是很自然的，表现出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而我们的对话和沟通既是认识对方，亦是超越自我。从西方哲人苏格拉底那儿得来的灵感告诉我们：既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对方；从中国智慧中获得的启迪提醒我们：海纳百川，才能和而不同；反之亦然：和而不同，才能海纳百川。在这种交流中，我们可以逾越神圣与世俗之间的鸿沟或灵知与常理沟通之间的障碍，洞观宗教存在与社会存在发生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奥秘，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回归真实、让我们的精神存在返璞归真，并努力走向人类所追求的神圣。
(责任编辑 郑筱筠)
作者：卓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