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促使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兴起一波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浪潮。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1：
东亚民主转型的理论解释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整个过程充满了魅力。从始至终,我们为这项研究工作所深深地吸引。无论是在选题、立意和研究方法上,还是从调查与研究的实际效果看,这项研究都具有很高价值,在相关领域取得了具有探索性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有益成果。
东亚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特征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
我们所说的政治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政体的制度、体制的变迁。如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威权体制转变为多元体制。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呈现出的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特征是: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制度及体制都先后经历了效仿西方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威权体制”阶段和“多元体制”阶段。
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共同规律,但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以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台湾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但尚未完全过渡到“多元体制”,泰国正处于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过渡的时期。
有关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理论一般认为,政治发展抑或民主政治存在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是对国民权利的保障和自由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权力的开放和多元共治。而东亚的历史事实与经验则显示,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并非同步协调实现的。在东亚政治发展进程中,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表现出有规律性的“对冲”现象,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现象。
在东亚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之初,大都经历了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的阶段。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然而,在这一时期,东亚国家大多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参与混乱,纷纷出现了体制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威权体制作为对于民粹主义混乱的制度救济,登上了东亚的历史舞台。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无一例外地起到迅速地稳定社会,开启快速工业化,改变社会面貌的作用。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威权体制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东亚五国一区的各个威权体制又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多元体制演化转变,有的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对抗与冲突,被称为“民主化”或“民主革命”。
(一)自由民主体制:高喊“默迪卡”的年代
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有所发展或恢复,但起伏不定。
东亚五国一区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尼都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了“民权论”与“国权论”的争论和斗争,民权论者希望效仿英国建立议会制度,以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带动经济社会革新和发展。但民权论最终被国权论所取代,民权论者被从权力阶层中放逐,日本走上了日式君主立宪制的发展道路。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参照西方制度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最初的10年,日本经历了政治上比较活跃的时期,左翼思潮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泛起,工潮与社会运动不断。1955年体制建立后,日本社会形势逐步平静,开启了重建与发展的黄金期,迅速重新跻身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
韩国战后仿效美国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但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社会纷争不断,发展迟缓,最终导致了“民主失败”。在这一社会形势下,朴正熙军政集团迅速崛起,夺取政权,建立起威权体制,从而开始了韩国快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印度尼西亚建国后的十多年,在苏加诺总统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但自由有余,秩序不足,社会分歧加深,经济裹足不前,最终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发动的政变所推翻。在苏哈托的威权体制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新加坡从战后到1960年初,被称为高喊“默迪卡”(自由)的年代,直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新加坡进入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体制,同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成就。
(二)威权体制:实现工业化的年代
东亚五国一区中,尽管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无例外地经历了威权体制时期。威权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工业化。
“威权主义”是西方学界创造的概念,用以概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我们部分地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以形容东亚五国一区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的普遍实行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政治体制。但我们只是部分地借用西方学界的概念,一来是不准备制造更多的,让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二来也赋予了威权体制以经过深入观察和研究后所得到的新内容,应当说,它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是一个新的概念。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东亚的威权体制具有保障扩大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东亚的威权体制,在法律形式上一般具有宪政体制,而在实际社会政策与功能层面具有保障人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的特征;在威权体制下,实行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制度及政策条件,从而对社会形成了生产性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相对集中,有利于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管制,阻止了这一历史时期经常出现的强烈的政治参与趋向,保持了保守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权力集中,威权体制的政权,倾向强力整合社会资源,集中民智民力,对工业化实施规划,促使工业化战略性发展的实现。威权体制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政治权力不开放,具有垄断性。
(三)多元体制:竞选的年代
随着工业化的实现,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领域纷纷发生变化,逐步实现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型。东亚多元体制的共同特征也十分明显:开放政治权力,普遍实现竞争性选举,选举为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社会景观;人民的政治权利有所扩大,社会自由度增加,社会福利也有所增加。一般情况下,行政性腐败有所遏制,而政治性腐败增加。
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不断涌现、成长,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在此基础之上,五国一区的政治体制纷纷向多元体制转化。多元体制与威权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开放。多元体制下,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主体可以通过竞选获取政治权力。
在东亚政治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多元体制演化为两种亚型:竞争型多元体制和协商型多元体制,韩国、台湾、印尼属于前者,日本、新加坡、泰国属于后者。
竞争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存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集团,通过权力斗争获取执政地位。竞争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两党制与多党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一个稳定的权力精英集团长期掌握核心政治权力。长期执政的权力精英集团通过吸收社会精英、吸纳政治参与,通过协商方式,整合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协商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一党制或一党多派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政体形式。在现实中,协商型多元体制,在宪政体制层面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多元性质,即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各种政治主体可以参与权力竞争。但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依然是单一主体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如日本“55年体制”和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在客观上,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介于威权体制与竞争性多元体制之间的一种政治体制。
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
转变的原因与条件
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转型的原因与条件的探讨以及发现,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获得的第二方面重要收获,特别是“分配性激励”与“生产性激励”的归纳是其中重要内容。
(一)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变的原因
从自由民主体制转化为威权体制是东亚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民主体制所产生的社会利益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分配的激励作用。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带来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带来新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成员身份的大变化,也带来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进而获得更多财富的捷径是政治参与及掌握政治权力。而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开放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正好为政治权力的争夺提供了条件,对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分配性激励”,即产生了通过争取政治权力获得社会流动和身份改变机会的激励机制。政治权力的开放与争夺,带来了混乱与不稳定,严重影响工业化进程,导致发展停滞,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刺激和促使精英集团选择威权体制以集中权力,同样的原因也促使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威权体制。
东亚政治发展早期转型的实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是“明治十四年政变”,战后的“55年体制”应当说也具有某种类似的效应。韩国1962年的军事政变以及朴正熙军政体制的建立,印尼1965年的军事政变以及苏哈托军政体制的建立都属于自由民主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的典型实例。
由于威权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垄断,抑制了利益集团对于政治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又由于威权体制对于民众经济社会权利一定程度的保障,其总体的社会效果是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对于经济利益与财富的追求,从而导致了另一种社会机制——“生产性激励”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二)威权体制存在、发展的条件
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都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大多维持了20~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表面上看,不少威权体制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于社会实施严厉的控制和管理。然而,在长时间内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发展,威权体制主要依据下列四项条件:
第一,维持高速经济发展,不断改善总体生活水平。
给予和保障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用以战略性发展,从两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动力与条件,东亚五国一区在威权体制下出现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日本在进入“55年体制”后,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韩国建立军政体制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印尼自苏哈托政变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新加坡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目睹城市景观线改变的一代人,从而赋予了威权政体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第二,拥有具有统一意志和较严密组织形态的统治集团。
威权体制权力集中,呈现为典型的一种小规模集团对大规模社会成员的控制系统。统一意志和严密组织以形成内部交易低成本,从而构成小集团控制大群体的条件与能力。在自由民主体制对社会意识和组织的离散效应作用下,军人集团是社会里相对易于集中意志和具有组织资源的群体。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的权力精英集团,除台湾、新加坡以外,均以军人集团为主体并非偶然。
第三,集中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威权体制以推进发展为合法性来源,集中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就成为前提性条件。经济学界一般将东亚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从政治角度观察,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机制就在于中央决策机构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因此,威权体制下集权的经济动机和效果均为保障经济快速发展,进而提供体制合法性。
第四,控制社会利益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
威权体制具有集中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但这样的体制同样具有集中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威权体制下,国家政权往往成为工业化时期频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焦点。因此,威权体制还必须具备调节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的功能。威权体制的寿命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这方面的体制功能。从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发展的实况看,调节社会矛盾与平衡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和成长的两大社会集团的关系,即新兴城市工人集团和新兴工商业集团。处理、协调对立的两大集团关系,是威权体制控制社会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关键。这在新加坡被执政党概括为:“亲商”与“亲民”关系。
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
转变的动因与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发展纷纷进入了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阶段。认识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与条件,尤其是确认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是研究与认识东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最具价值的问题。
(一)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
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过渡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这种历史转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及在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带来的相应变化。
第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中出现了大型的新社会集团,如韩国的新工人阶级与财阀集团,台湾的本土新兴工商集团等等。新兴阶级与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对于威权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冲击。韩国军政体制瓦解、台湾政党轮替、泰国近年来的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此。
第二,社会心理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阶级、阶层、集团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大众心理、社会意识亦随之改变,主要表现为权利意识的增长,尤其是逐渐在经济、社会权利之外要求更多政治权利。在权力集中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众中的利益诉求集中指向政权,日益形成对政权的压力,即多种社会矛盾发生向“官民矛盾”集中转化的趋势,最终推动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进程中普遍存在。
第三,精英集团分裂。作为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与基础的政治精英集团,在新的社会环境里也在发生分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精英集团内部分化始于政策分歧。在一定的诱发条件下,这些分化与分歧导致了精英集团公开的分裂。在存在外部压力乃至社会运动的环境下,精英分裂往往直接导致体制的转变。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台湾国民党的分裂、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属于最为典型的事例。韩国朴正熙总统遇刺带来的军政体制衰弱的直接原因也是军政高层精英的分裂。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及自民党最终下台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内部派系的分裂。
(二)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
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并非偶然发生的,但这种转变也绝非易事。在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中出现了许多动荡和曲折。从多个国家与地区转变的实际过程和经验看,只有当工业化、现代化初步完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精英形成,并形成一定程度的整合与默契,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上出现和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的时候,多元体制转型才能成功,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元体制,即开放权力并不会导致社会的分配性激励与混乱。应当说,新社会结构形成、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所谓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即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步稳定、固化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努力,对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会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在这种基础性因素改变的条件下,开放政治权力和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动力会有所下降,基本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得到保障。再配合以其他条件,多元体制才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社会政治精英阶层也在随之变动,不断分化、组合,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的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种共识与默契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的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不同精英集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群众的引导与约束,是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和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状态也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基本倾向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体,即占人口多数并拥有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即对于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的认同。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改变了社会氛围,进而抑制了“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产生发展的思想条件。新保守意识为体制转型提供了社会心理条件与保障。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目睹了左翼思潮的衰落,而1998年以来印尼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则是当地伊斯兰的温和化。这些都显现了社会保守意识与多元体制转型的关联。
东亚社会变迁的理论解释
适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要求,是决定和影响东亚政治发展的内在因素。这是我们对东亚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性解释。
随着对于东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政治发展脉络认识的深化,我们逐步意识到,东亚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发展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民族振兴意识和经济发展要求,是长期影响东亚社会历史进程及政治发展的根本因素。
以往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以及有关民主政治的认识对于民主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解释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并最终被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结构所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威以及精英阶层也随之瓦解、消失或转变。与此同时,社会大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参与意识和行动不断增长,最终导致以权利保障、分权制衡、多数决定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多元民主体制形成。这类认识与论述,可以称为关于民主化的一般理论。
民主化的一般理论在一个很大的时空范围内,高度抽象地阐述了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民主政治产生发展的一般现象。虽然这类理论具有一定说明和解释力,但却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认知系统,对于揭示人类政治发展及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来说,显得过于粗略了。因为,根据这样的理论,第一,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民主政体是有所差别的;第二,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民主理念和近似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其效果与结果有很大差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第三,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国家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民主政体也有所不同。当然,也有人将民主政体差别和特殊性归因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历史文化传统,但这同样是过于笼统而不确切、不具体的解释。
由于存在着这些疑问,关于民主的认识就有深化的必要和余地。在东亚研究中,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有以下新的发现与认识:
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与民主政治进程的规律性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历史起点和发展路径的相同与相似。东亚国家与民族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和动因是外部殖民主义威胁及民族生存危机。作为对外来压力与刺激下的反应,东亚国家和民族被迫选择了工业化、现代化对抗生存危机。东亚政治体制的建构与选择是围绕着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进行的,实质上是在西方崛起与东方面临殖民主义威胁的时代,这一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寻求生存与发展、独立富强的社会解决方案。
在东亚政治的选择与建构,发展与反复现象背后的因素是,东亚国家与民族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历史条件、主要问题和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主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与地区在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包括思想现象在内的各种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都是围绕民族独立与生存、发展的主题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势力伴随着寻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斗争进程而枯荣起伏、此消彼长;各种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兴盛与衰落也是为其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决定着的,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则兴盛,不利于工业化、现代化则衰亡。
发展的压力,改变落后面貌、追赶世界的历史性任务,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拨弄着东亚近现代历史的时钟,拨弄着东亚人民的命运,深远地影响着东亚的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近代的历史迫使中华民族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在追赶世界的道路上,艰苦奋斗、艰难探索。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原因,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格外地关注。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外的现代化问题,国别研究则更多。那时的研究带有开创和摸索的性质。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自身的经验不多,加之其他条件的限制,那个阶段的研究基本是在文本层面上的,介绍进来的观点、学说虽不少,但无从验证,难于判断。
新中国60多年的探索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快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有了社会变革与转型的经历与经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再来观察和研究外面的世界,其意义就非同以往了。根据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体验,我们对东亚五国一区的研究,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经验的,是在具有了一定的工业化、现代化经历后,对于国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经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更容易看懂国外的历史与现实,更容易分辨现象与本质,更容易发现问题和解读意义。总之,中国的经验帮助我们超越了“观景”阶段,中国的经验给予我们分析和判断能力。
我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取得的成果是扎实可靠的。因为,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经验判断所获得的认识。它有新知识的发现,有旧知识的验证。今后,我们应当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作者：“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2：
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评析
摘要：“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促使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兴起一波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浪潮。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发展观念更具有包容性，即强调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关注影响发展的深层因素，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变迁、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三是反对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最优制度实践”，探寻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四是采取“发展诊断”和“因势利导”的方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面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对现有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并采取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为理解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更加有效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超越“华盛顿共识”；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包容性发展；发展诊断
一、“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与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成为经济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和政策制定依据。这一共识代表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一些华盛顿智库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最初版本包括十项改革建议，其后虽有所修正，但恰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然而，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改革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发展中国家坠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频发的陷阱中。
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改革之所以带来严重恶果，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的误读，以致产生了一系列政策失误：一是过于狭隘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即只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GDP增长，而忽略更加广泛的发展目标与手段；二是秉承“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过度迷信市场可以自动引致经济良好运行；三是忽视实现目标的可行过程，即预先设定了一系列理想的市场制度，但许多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四是采取经济简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发展，忽略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因素。
鉴于华盛顿共识的严重失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批经济学家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束缚，探寻更加有效的发展战略，由此推动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如果我们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旧结构主义”和政府全面干预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将20世纪80～90年代由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2.0版本，那么，正在兴起的更具有包容性的新一代发展理论则称得上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二、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主题与主要特征
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潮总是伴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发生着动态演进。每一代经济发展理论都在发展观念、驱动发展的因素、促进发展的路径，以及指导发展的政策框架方面各具特色，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也不例外。
1.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应当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的转变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应当包含更加广泛的内容。倡导广义发展观的重要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这种实质意义的自由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接受教育、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自由。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斯蒂格利茨也呼吁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该范式拥有更加广泛的目标：提高生活标准，改善卫生和教育的条件；寻求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公正的发展，确保所有群体能享受发展成果；实现民主的发展，公民能以各种方式参与发展决策。在发展经济学家的不断推动下，外延更加广泛、内涵更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观逐步影响到政策实践领域。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以及促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策框架。包容性增长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它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增长的相互包容。在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二是确保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性；三是构筑抵御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贫困。世界银行认为，包容性增长既强调增长的速度，也强调增长的方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广泛，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贫困人口。包容性增长的关注点在于促进“生产性就业”，而不仅是直接的收入再分配。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也指出，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必须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尽管机会均等并不能保证结果均等，但政府应当努力控制不平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发展也要关注环境问题，否则会导致未来被迫进行代价高昂的修复工作。由此可见，强调发展的公平性、民主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成为新一代发展观的鲜明特征。
2.关注驱动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与华盛顿共识仅仅关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新一代发展理论更加注重驱动经济长期发展的深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演化、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
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成败的关键，“治理”被视为一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制度的核心部分。阿西蒙格鲁将与治理相关的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形成集体决策、制约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协调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规制制度。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能够促进投资增长、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无效的制度则会抑制这些生产性活动。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从“自然国家”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与依靠权力垄断创造租金的“自然国家”不同，在“开放准入秩序”中，所有公民都能建立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实现其利益。由于开放的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垄断租金都不会长期存在。福山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治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国家能力对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重要。一个强大的发展型政府，能够维持政治秩序，并推行支持增长的政策。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治理改革”应当成为新的发展议程中的重要一环，包括消除腐败、改进法治、提高公共部门的责任和效率，以及确保公民的准人权和表达权。
经济结构是影响发展绩效的另一深层因素。然而，由于旧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进口替代战略、政府计划干预等政策并未使欠发达国家扭转贫穷落后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逐步走向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当属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阶段性差异。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动态过程，这种变迁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并补偿风险投资。与旧结构主义不同，新结构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的作用，反而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同时，新结构主义也反对政府无用论，认为政府可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提供新产业信息、协调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创新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鼓励外商投资培育新产业。
促进发展的第三个深层因素就是人力资本与创新的作用。20世纪80-90年代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掀起了对创新研究的热潮。内生性增长理论主要沿着两条线索探讨了创新的驱动因素。一条线索强调知识的增长来源于私人企业投资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另一条线索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对社会的创新产生正外部性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人力资本匮乏以及企业缺乏研发投入，导致创新动力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自发运行并不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因此，政府在增加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市场也不能提供充足的技术创新，政府需要对研发活动进行必要的扶持。发展中国家独自从事创新的风险过大，因此可以利用技术转移来推动创新。
最后，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采取了“先增长，后治理”的模式，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体系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环境成本，因此会误导政府的投资选择，但事后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高昂。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些因素，成本将会大为缩减。此外，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补贴，也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环境恶化的错误政策；补贴将会扭曲经济发展的轨迹，并使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从现实看，发展中国家因受经济能力的制约无需立即采用最先进的环保标准，但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到环境因素。要克服资源环境约束，除了各国制定有效政策外，还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确立全球治理的格局。
3.探寻促进发展的多元路径。华盛顿共识主张一种一元线性发展路径，即存在一条通向经济繁荣的最优路径，这就是美英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要无一例外地采纳与之相应的“最优制度实践”。然而，张夏准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发达国家并非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而获得发展的。在发达国家崛起时期，它们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如保护幼稚工业、出口补贴等。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好政策”和“好制度”的目的，实质上是“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赖以发展的梯子”，阻止其迎头赶上。罗德里克同样提醒发展中国家避免落入“最优实践的陷阱”。他指出，国际发展机构推荐的改革是以最优制度模型为导向的，然而，对于获得合意的结果而言，不存在唯一的、与具体环境无关的方法。真正有效的政策要建立在各国特定的约束和机会基础之上。
实际上，通向经济繁荣的路径是多元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完全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制度模式，却探索出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战后崛起的道路。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的政策是这些国家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另一个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转型与发展创造的“中国奇迹”。雷默以“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一是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二是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它超越了人均GDP这一狭隘尺度，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强调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三是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此外，斯洛文尼亚、印度、越南、毛里求斯，也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国际发展机构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更广泛地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尽管应当鼓励制度改革，但并不等于在所有国家强制推行美英发展模式。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适合其发展阶段和自身条件的政策和制度，能够使它们发展得更快。
4.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框架。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缺乏一种对发展中国家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新一代发展理论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提出更具实用性的发展决策框架。
豪斯曼、罗德里克和贝拉斯科提出了“发展诊断”框架，该框架由三个步骤构成。第一步是发展诊断，其核心是识别哪些因素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紧约束”。第二步是政策设计，一旦确定了关键性约束，就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消除这些发展障碍。第三步是将改革政策进一步制度化。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两种制度改革：一是确保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稳健发展的制度；二是强化国内冲突管理的制度，包括强化法治、巩固民主、建立参与机制和社会安全网络。
林毅夫和孟加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政策框架。该框架包括“两轨六步法”。“两轨”是指：一是一国要确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是消除阻止这些产业进入和成长的约束。“六步”包括：（1）政府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在与本地有相似要素禀赋且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有过成功的生产经验；（2）优先考虑发展本地私人部门已进入的产业，并消除新企业进入的障碍；（3）对于全新产业，可以引进外资投资于该产业，或者设立孵化计划，扶持本地企业进入；（4）关注本地私人企业自我发现的其他产业；（5）改进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鼓励国内外企业进入，发挥产业聚集优势；（6）为致力于创新的企业提供必要补偿，但要防止寻租问题。
建立发展诊断分析框架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政策清单，而是提出一种关于改革方案的思考方式，使每个国家进行自我诊断，并采取各自不同的、具体解决方案。
三、未来的研究议程
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在诸多领域做出富有建设性的探索，但依然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回答。这一任务又伴随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变得日益迫切。
1.发展理论需要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伯索尔和福山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小政府、放松规制、私有产权和低税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受到批判。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将会用更具弹性的国内政策取代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政策。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任。如何理解这种结构变迁并促进经济转型，无疑将成为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发展理论需要更好地理解政府、市场和私人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华盛顿共识一度认为，政府推行产业政策是极端无效的。但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实施新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的目标不是“挑选优胜者”或者使生产在部门间转移，而是解决协调问题，并消除制约私人企业投资于新行业的障碍。当然，政府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沦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就需要对公共部门进行治理改革，建立“善治”型政府。但是，如何改革政府，促进善治的形成，是所有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3.发展理论需要研究如何扩大经济机会，以有效缩减贫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机会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非包容性增长的核心问题。机会不平等尤其体现在教育、健康以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这些不平等削弱了增长对消除贫困的贡献。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要任务就是为穷人提供更加良好的公共服务。现实表明，投资于公共服务对于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它不仅可以在危机期间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为更多人创造就业机会。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4.发展理论需要深入思考在全球化和多极世界格局中如何改进风险管理，更好地实施全球治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风险冲击，因此，必须将风险因素纳入发展决策之中，运用风险预测、政府监管、商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强化风险管理。本轮金融危机也加速了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已无法独自管理全球经济事务，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增加，这一趋势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气候变化领域已然显现。因此，如何形成一套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最大限度容纳各国的利益，从而构筑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也将成为全球发展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四、总结性评论
由于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误读，华盛顿共识推荐的经济政策收效甚微。与华盛顿共识相比，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首先，对经济发展目标的理解更加广泛，更具有包容性，特别强调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不再仅仅局限于改进市场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支撑发展的深层因素，即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变迁，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再次，反对华盛顿共识的一元发展路径和最优制度实践，主张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强调发展中国家探寻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最后，不再提供一个包治百病的政策包裹，而是识别阻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紧约束”，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流派众多，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这在深化知识界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分歧和争论，因而势必要经历一个范式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而且需要更加深入的经验研究，这必然要求获取更加丰富、真实的数据，采取更加科学、精准的研究方法，以避免重蹈早期发展经济学仅关注宏大的理论构建而忽视精细的微观研究的覆辙。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也为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若干更具挑战性的研究议题。这就需要发展理论在深刻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深入探寻理解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的分析框架。为此，发展研究领域要采取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特别是汲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采纳它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同时，由于发展具有多维度特征，因此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促进多学科的相互交融，将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相关成果整合其中，以适应更加广泛的全球发展议程。
责任编辑：梁洪学
作者：张慧君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3：
泰国政治:从“剧院”到“街头”
2010年1月12日至19日,“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一行三人,应邀访问泰国。访问泰国期间,正值泰国政局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街头抗争不断,红、黄两军正在酝酿新一轮角力。与台湾相似,泰国也进入了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人士高度关注政治形势,意见分歧,争拗甚多。这也正好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泰国政治及发展趋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因已进入调研中期,在前三次调研的基础上,在关注和求证一些政治发展普遍性、规律性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聚焦于泰国自身特色问题,重点有二:其一,泰国在君主立宪制的宪政体制下的权力结构状态;其二,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冲击东南亚地区及泰国经济的条件下,泰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利益结构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泰国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现象
根据政治学的一般知识,国家的权力来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拥有大量资源的社会集团;政治活动以及产生的以法律政策等形式表现的社会结果,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和重要社会集团的意志与诉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映的即这样一种政治原理。但在泰国的政治实践中,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与经济的相关性并无明显的表现。事实是,泰国的政治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应当说,这是泰国政治的一个特色。
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的外在表现是:政党政治不发展。尽管泰国上世纪30年代后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的宪政体制,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和多党制等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但长期以来,泰国的政党政治并未真正发展,政党及政党体制很不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极其有限。在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国王、军队和一部分依附于国王和军队的政客手里,这种权力结构长期稳定地存在运行,有人将泰国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作称为“政治家的政治”。
泰国“政治家的政治”现象的实质是,泰国在经济上占主体地位的资本集团、企业家阶层疏离于政治权力,政治地位低下,政治作用薄弱。因此,在泰国没有出现在当代政治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泰国政治体系中,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没有形成清晰可辨的对应关系,国家的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利益动机和影响不明显,政治权力的运行似乎很超脱;泰国的经济精英没有明确有力的参政行为,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关系疏淡。经济精英主要是通过依附于军人、政客集团,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形象地讲,泰国政治是一种剧院模式,即观众花钱买票看戏。泰国的“观众”们——泰国的资本集团、企业家群体以及其他社会阶级、阶层,“花钱买票”——出资、纳税,但他们对“剧情”——国家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当然有观看和喝彩的权利,他们是相当被动的角色。
政治与经济分离现象在泰国是一种传统。泰国曼谷王朝六世王时期,由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统治集团为了限制在经济上越来越成功的华人参与政治活动,就提出了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由此,开辟了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的传统。
今天观察和探究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的原因与历史有关。泰国没有经历过殖民主义,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社会革命。由此,泰国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精英阶层得以保留。这种传统对泰国政治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权力精英对政权的控制没有因为宪政体制的建立而改变,也没有因为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消失,权力精英一直保持着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宪政体制和新的社会利益结构。
另一方面的原因与泰国社会结构——主要是泰国经济精英阶层的成分有关。华人是泰国的少数民族,约占泰国人口的10%,但泰国社会资本的90%掌握在华族、华裔资本家、企业家手中。华族、华裔资本家、企业家是泰国社会经济精英的主体。正是由于这个重要的结构比例,占人口很少数的华人由于本民族的“客卿”身份,在泰国社会当中,特别是泰国政治生活中,需要保持谨慎与低调。一般来说,华族、华裔资本家都是奉行赚钱发财不问政治的处世哲学在泰国谋求生存发展的。
“企业家的政治”
冲击“政治家的政治”
政治经济分离是泰国社会及泰国政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泰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促使泰国经济、社会更加开放的条件下,传统的政治经济分离现象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2001年,泰国电信业巨子他信领导“泰爱泰党”在大选中获胜,他信出任总理。他信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对外推动泰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开放泰国市场;对内打破传统产业和资本集团的市场垄断,改革公务员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扁平化”。他信的改革直接触犯了传统产业集团的利益,同时也引起了与传统产业集团关系密切的政治精英——政治家集团的不满。随着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军队的干预。2006年,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
他信的执政及其改革,反映了泰国新兴资本集团不再满足于政治经济分离条件下的“剧院模式”,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甚至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实行改革,为其发展开辟道路。他信的执政在泰国政治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将其概括为:“政治家政治”向“企业家政治”转变的开始。的确,他信的执政和他发动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泰国资产阶级政治低调的传统,他信是掌握泰国经济命脉的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直接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第一人。“企业家政治”冲击“政治家政治”,是对泰国政治经济分离传统的巨大冲击,深刻影响了泰国传统的经济格局和政治秩序,因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甚至导致了社会两大阵营的分化与对立,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
虽然,他信暂时被赶下台了。但泰国的经济精英,特别是其中的新兴资本集团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掌控国家政治权力的行动趋势并没有改变和消失。他信的上台与下台只是这一趋势的开始。有趣的是,他信本人正是一位华裔富商。今后的泰国究竟是“企业家政治”最终取代“政治家政治”,还是继续保持“政治家政治”的传统,是需要继续观察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反腐败的政治化现象
腐败问题本不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但从台湾和韩国的调研开始,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访谈和座谈当中,也日益引起课题组的关注,特别是在韩国形成“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的概念后,课题组开始系统地关注这一问题。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是腐败的高发区,则更加有利于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特别是随着对东亚地区政治发展研究的进行,课题组进行比较研究的能力日益提高,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可以从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受益,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深化认识。应当说,在泰国的调研中,课题组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获得了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腐败现象的比较系统的认识。
泰国就其腐败的程度而言,恐怕不及印度尼西亚,但泰国由于权力结构多元化的程度不如印尼,权力精英集团内部关系相对紧密复杂,加之特殊的政治经济分离现象,泰国的政治性腐败现象显得更加突出,可称为泰式腐败。泰国的腐败政治化问题成为泰国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所谓的“腐败政治化”问题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斗争,把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击政治对手;二是政治交易,利用腐败案件讨价还价,进行政治交易;三是政治保护,政治势力操弄政治议题,干预司法,偏袒本方。
第一,政治斗争,以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腐败在泰国日渐盛行起来。在泰国政策分歧和政治争议往往不以通常的政争方式进行,而大多以腐败为借口打击政治对手。泰国政坛充斥着相互揭短,相互控告。事实上,从60年代他侬在沙立过世后追查其腐败问题以清洗沙立派系政治势力,到1991年军方以差猜·春哈旺政府贪污舞弊为由发动政变以重掌政权,再到2006年军方以政策性腐败为由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都充分体现了反腐败这一旗号的有效性,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政治斗争的风险与成本,无论斗争成败,都不会给自己留下过于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二,政治交易,利用查处腐败进行政治交易。在泰国,政治性腐败十分普遍,但腐败案件很难得到认真查处,重要原因就是都以反腐败作为政治手段的各个政治派别,同样要利用查处腐败要挟对手,以获得对手的让步,分得好处。一个腐败案件的查处过程,实际上是政治派别互有攻守,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因此,泰国许多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表面上看总是不了了之,而实际上是攻守双方达成了妥协,做了政治交易与利益再分配,以此了结。
第三,政治保护,干预司法。反腐败政治化是把反腐败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同样,也可以利用政治议题阻止腐败案件的查处。泰国政治性腐败盛行,政治性腐败均有政治势力或政党的背景。因此,只要腐败案件涉及某些政治人物,其所属政治势力或政党必然操弄政治议题,以政治迫害为名阻止司法,甚至不惜挑起社会对立和街头冲突。比如,奈温集团的领袖人物奈温·倨促,曾因在他信执政期间参与舞弊而受到反他信阵营的司法追诉。2008年人民力量党倒台后,奈温加入泰国自豪党,离开他信,转而参与民主党的执政联盟。2009年法院开庭期间,奈温一方面以退出执政联盟为要挟,向民主党及司法官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组织蓝衫军,聚集在法院门外,随时准备以街头暴力形式维护奈温利益。最终,奈温在所有涉及舞弊的起诉中,都安然过关,而与其同时受到起诉的他信盟友,则都被判有罪,结果引起社会特别是红衫军的强烈不满。
在东南亚,腐败政治化是多元宪政体系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在泰国则表现得十分典型、十分突出。
前泰共人员的分化问题
泰国共产党是上世纪中后期在泰国有影响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上世纪80年代初,泰共瓦解,原来在农村和山区从事武装割据的泰共人员回归社会。20多年来,前泰共人员,特别是原泰共的骨干在泰国社会以及泰国政治生活中依然活跃,其影响依然不能忽视。与当年相比,前泰共人员当中对于泰国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很大分歧,由此也导致了前泰共人员在政治立场上的严重分化。现在,前泰共人员大致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国王和军队,反对他信,在“黄衫军”中就有不少前泰共人员。另一派支持他信。据一位前泰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讲,他信政府中有四分之一的部长是前泰共人员。他信的一位重要政治助手,前副总理、泰爱泰党的代主席就是前泰共的骨干。前泰共总书记也曾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他信。
前泰共人员分化的背景是当前泰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一分化反映和透视出泰国当前深刻的社会矛盾。前泰共的分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于泰国问题的了解。
当年泰共有“老泰共”与“新泰共”之说。1976年,因军队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一大批城市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参加了泰共,拿起武器反抗泰国军队和政府。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新泰共”。在今天的分化中似乎可以看到当年新老泰共的影子。据说,前泰共人员分成的两派,支持军队的“军队派”(国家派)中“老泰共”居多,而支持他信的人员中“新泰共”居多。
“军队派”实际上是转变到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当前国王和军队是泰国社会发展中的平衡、裁决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国王和军队代表了泰国的整体利益。一位当年的老游击队员竟然说,他可以接受“军队即人民”的说法。在理论上,他们认为,泰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泰国与西方以及国际资本的矛盾。以他信为代表的国际化的新兴资本集团是剥削泰国、扼杀泰国的主要威胁。他信与泰国人民有矛盾,同时也与军队、国王以及泰国传统的民族资本有矛盾,因此,要支持军队和国王。他们对国王的看法也有很大改变。很多前泰共人员认为,国王是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他的思想中至少具有农业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泰国团结统一进步的象征。总之,他们认为,要从今天泰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再把国王视为封建势力的象征,而应当支持国王和军队,支持泰国现体制,以维护泰国的民族利益。
支持他信的一派并不否认他信是泰国新兴产业和资本集团的代表,是泰国新资本主义的化身,甚至也认为他信本人是相当腐败的。但他们认为,他信的产业代表着泰国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泰国的未来和前进的方向。在理论上,他们认为,泰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避免为历史潮流所淘汰。国王和军队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传统产业资本集团是泰国发展的阻力,因此要与他信结成统一战线,破除泰国发展进步的障碍。
作者：房 宁 周方冶 范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