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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联盟研究论文 篇1：
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
[摘要]在美苏关系缓和的形势下，德国在冷战中的作用降低。“柏林墙事件”使德国认识到，对东方阵营强硬的外交政策既无现实意义更无成功可能。于是，代表着德国要突破外交困境的“新东方政策”正式出台。但是，该政策引起了西方盟友的疑虑，担心德国会亲近东方，削弱西方力量。对德国而言，没有西方的支持，推行“新东方政策”缺乏与东方阵营谈判的资本。在此情况下，德国加速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打消西方阵营对其新外交政策的疑虑，赢得了他们对新政策的支持，增加了与东方阵营谈判的砝码。在德国的努力下，欧洲政治一体化——“达维农报告”和经济一体化——“维尔纳报告”相继问世。欧洲一体化取得大踏步前进。同时，德国“新东方政策”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德国；新东方政策；欧洲一体化
在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前提下，阿登纳时代以来所坚持的“哈尔斯坦主义”使德国外交面临着被孤立的危险。勃兰特执政后，出台“新东方政策”，正是德国想摆脱外交困境积极寻求适合德国现状的外交政策。然而，“新东方政策”引起了西方阵营的疑虑，担心德国会靠近苏联，这样既会破坏欧洲联合进程，也不利于西方阵营的团结。他们认为，“西德对一体化政策本质上不是渴望为统一欧洲，而是仅仅想实现重新统一德国。”然而，这种观点遭到强烈的反对，“德国对海牙会议成功的举行所作出的努力，证明了在西欧统一中存在着联邦德国的真正的利益”。如果没有欧洲联合力量的支持，“新东方政策”缺乏与东方阵营讨价还价的资本。德国只能在欧洲联合中寻求依靠，获得他们对新外交政策的支持。于是，德国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政治上通过“达维农报告”(Davlgnon Report)开创了欧洲政治联合的先河；经济上支持“维尔纳报告”(Werner Report)打开欧洲经济合作之路。德国“新东方政策”再次打开了欧洲一体化的大门，同时也为其成功实施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后盾。
一、突破外交困境——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提出
雅尔塔体系分裂了欧洲和德国。为了保持德国的统一性，战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对东德推行“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即只有联邦德国才能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十几年来未曾有很大的变化。另外，阿登纳又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苏联等东方集团采取极其强硬的外交手段，其意图是在美国的扶持下逐步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凭借实力把东德统一过来。
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阿登纳对东方僵硬的外交政策越来越遭到质疑。如果说，1955年5月5日德国加入北约标志着阿登纳的外交政策达到成功顶峰的话，那么1961年8月13日建立“柏林墙”时，西方集团的妥协立场对阿登纳强硬的东方政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实，在他执政后期，对“哈尔斯坦主义”也产生了怀疑，也在考虑改变自己的东方政策。1963年6月，他同柏林市长勃兰特谈到如何评价“哈尔斯坦主义”时说：“有些东西只要还可以捞回些什么，就应该脱手。”但是，在德国的东方政策中他有两点是不能突破的：第一，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二，承认奥德——尼斯河一线是德国的最终边界。阿登纳终究还是不能从自我封闭的东方政策中走出来。1963年10月，艾哈德被选为新总理，这位曾创造德国经济奇迹的经济部长，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也继承了前总理的衣钵，并不打算终止“哈尔斯坦主义”。从50年代到1966年间，虽然艾哈德总理对外交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是坚持以吞并东德来完成德国统一，并没有放弃“哈尔斯坦主义”，这使德国未能突破外交困境。直到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上台执政后，德国的东方政策才开始发生实质的变化。
从60年代初期以来，美苏两大国开始从冷战对峙转向竞争性合作，德国对其统一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已是必然了。在“柏林墙”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两国明显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开始奉行一项维持现状的政策。当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缓和政策之时，德国再坚持原来的冷战政策既毫无意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柏林墙”建立时，勃兰特是西柏林市长，“后来表明是西方无能的表现使他开始考虑新的德国东方政策”。因为他知道，“目前的重新统一政策已经失败了”。“哈尔斯坦主义”不但没有发挥孤立东德的效果，相反“它已经威胁到孤立波恩而不是东德。70年代，阿登纳重新统一德国的政策注定使联邦德国与盟国和非盟国之间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德国在外交上有被孤立的危险。
为了摆脱外交困境，为未来重新统一德国创造机会，德国只有改变同东方关系，缓和欧洲局势才有现实意义。“总理和外交部长都相信已经到了在中欧降低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时候了”，这预示着“新东方政策”的出台。“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就是德国为自己的外交事务担负起责任以来绝对是第一次，德国把与东方的关系放在和西方一体化、欧洲一体化和在北约内的西方安全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但是，每届德国政府都向德国人民保证重新实现统一的目标，但除非苏联垮台，否则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德国不能等待苏联的垮台，必须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来处理德国分裂问题。于是，“新东方政策”正式被提出。
德国重新统一只能靠德国人自己的努力，“柏林墙”的建立事实上已经关闭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门。“东德没有被孤立而是与东方集团联系更加紧密了，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没有被削弱而是更加强硬，提高了处理德国问题的难度而不是降低了。”在德国重新统一的僵局下，两个德国以及东西方关系上，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增进了解，使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勃兰特认为希望通过缓和两德关系，东西方关系才会“大踏步”前进，终归有一天“为某种形式的(对德)和约铺平道路，从而打开通向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道”。其实，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表面上是缓和两德关系和东西方紧张的局势，可鼓点子却是敲在德国重新统一上。相比较而言，新东方政策要比阿登纳完全倒向西方来达到重新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蕴涵着更深远的战略思想。
二、“新东方政策”与欧洲政治合作的“达维农报告”
“新东方政策”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两德和解，为未来德国重新统一奠定基础。可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引起了盟友的忧虑，担心德国会通过中立的途径来实现重新统一。德国中立，势必会削弱西方的实力，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西欧各国政治和经济都是极其不利的。另外，“新东方政策”在政治上可以为德国提供更广阔的外交空间，经济上通过与东方集团合作，将会更加壮大德国的力量，这肯定会打破共同体内的力量平衡，引起了共同体成员国的担心。这种担心尤以法国为重，“两个德国和解的可能性重新点燃了对德国强权的恐惧”。对德国来说，如果没有西方盟友的谅解和支持，“新东方政策”也缺少必要的实力基础，还给西方阵营以从中渔利之嫌。因此，德国只有坚定地立足西方阵营，
加紧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来消弭盟友对“新东方政策”的疑虑。所以，在“新东方政策”处在酝酿阶段之时，勃兰特就已经将自己的东方计划告诉了法国总统蓬皮杜，其目的就是防止“新东方政策”使外界认为德国的注意力会偏离欧洲一体化。勃兰特此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法国对“新东方政策”有点不安，毕竟“蓬皮杜对德国实施‘新东方政策’的态度是中立的”。
勃兰特始终把推进欧洲联合与实施“新东方政策”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1969年的海牙会议上，共同体各国确定了要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提议欧洲不仅要在经济上一体化，而且还要加强政治合作。在德国的建议下，各国外长成立了达维农委员会(Davignon Committee)正式讨论政治一体化问题。由于政治一体化的敏感性，各国对欧洲政治联合方式还是纷争不断。反对者主要还是法国。虽然它不再反对共同体扩大，但继续贬低政治合作的重要性，明确要求以各成员国外长峰会的政府间合作方式作为共同体政治合作主要形式，降低共同体理事会的权力，削弱超国家主义因素，“明显的与法国长期以来所坚持反对任何加强超国家主义的政策保持一致”。
欧洲政治合作对德国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既对欧洲缓和产生一种潜在作用，又符合德国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1970年11月19日将在慕尼黑(Mtichen)召开第一次政治合作会议，六国将研究欧洲安全会议和与苏联关系等问题。由于德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联合国，欧洲政治上的成功合作“对德国‘新东方政策’不仅是一种认可和援助，而且它对波恩在欧洲以外推行的外交政策建立了一个潜在的重要平台”，这增加了德国对欧洲政治合作的决心。“新东方政策”不仅要获得欧洲的认可，而且还迫切需要共同体对其大力支持，否则就会遭到失败。德国作为西欧的经济大国，它对共同体的态度将注定要在欧洲政治合作中发挥主要作用。
在达维农委员会中，德国要积极推进超国家主义一体化欧洲合作方式，陷入了与法国等共同体其它成员国的纷争中。“富歇计划”的流产，1965年的“空椅子危机”所导致的“卢森堡妥协”等都是法国从中作梗，是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在达维农委员会的计划中，如果德国赞同超国家一体化联合方式，可以预见不但会遭到法国强烈的反对，还会影响到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成败。这时的外部环境对德国也不利，“美国深陷越南威胁到减少其在欧洲的驻军，引起波恩对美国未来政治和军事支持的有效性表示严重的怀疑，更需要一个统一的西欧来弥补缺少美国政治支持时，(欧洲)能够支持东方政策”。而此时德国正与苏联进行关于签订和约的谈判，急需得到法国及欧共体的支持，迫使苏联作出让步，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德国权衡利弊，经过德法举行双边会晤，决定对法国妥协，终于达成共同体政治合作意向。
1970年5月末，委员会提出欧洲政治合作的“达维农报告”。该报告主要还是按照法国对欧洲的设想来完成，即政府间合作方式。这“不仅只达到交换政治观点目的，而是要更加公开实现共同体的政治目标，那就是要在有关欧洲外部政策中，共同体达成一致立场，为了向整个世界表明，欧洲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使命”。欧洲政治联合终于取得一定进展。自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富歇计划”胎死腹中，欧洲政治一体化一直未能获得巨大的突破。“达维农报告”毕竟建立了欧洲政治合作的机制，使欧共体政治合作开始走向制度化，欧洲政治一体化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达维农报告”达成的欧洲政治合作意向意义相当重大。对德国来说，在欧洲联合的氛围下，“短期内‘新东方政策’达到了与苏联集团和苏联本身关系的缓和，这也是在德国的西方政策的框架内才获得的成果。如：继续是北约成员国、支持进一步欧洲一体化，包括扩大共同体将英国纳入进来和提出加深货币联盟的建议”。1970年8月12日，德苏共同签署了《莫斯科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一致同意互相放弃使用武力并承担义务，只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承认欧洲现存边界，承认民主德国是主权国家(但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莫斯科条约》开创了德国和苏联关系新的局面，构成了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基础，为在欧洲实现缓和以及使欧洲局势正常化铺平了道路。10月，共同体六国外长批准了“达维农报告”，规定合作的目的是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共同行动，并在10年内建立起“欧洲政治合作”制度。11月，欧共体首次外长会议在慕尼黑如期举行。
三、“新东方政策”与欧洲经济合作的“维尔纳报告”
如果说欧洲政治合作是由于德国主动让步而取得进展的话，那么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则复杂得多。60年代末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又把建立经济货币联盟问题提上日程。二战后，美国凭借它的经济、政治实力，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认了“两个挂钩”原则：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第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黄金等价物。
5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到第一次严峻的危机，导致美元疲软和1960年发生的国际黄金市场混乱。1961年德国货币重新计价，引起了共同体成员国对在共同体内保持内部汇率稳定的忧虑。随着共同市场的建立，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各国经济货币政策的相互合作。因为“通货膨胀和紧缩的趋势往往会从一个独立集团中的某一成员蔓延到另一成员，所以共同来控制这些趋势是符合总体利益的”。1963—1964年，意大利发生了支付危机，共同体再次遭遇严峻的金融困境。于是，“1965年(欧洲)理事会决定把固定汇率作为一个目标来实现”。1968年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金融货币危机，抛售美元抢购黄金风潮迭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出现崩溃的征兆。世界金融货币危机导致法郎贬值和德国马克升值，引起欧洲共同体金融货币市场一片混乱，共同体成员国认识到稳定货币的重要性。
在1969年海牙会议上，六国曾经决定制定一个经济货币联盟的计划，保护共同市场不受货币差价和经济危机的干扰。由于经济货币政策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在考虑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时，共同体内部矛盾就已产生。德国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经济合作，这一观点得到了荷兰的赞同。法国则强调建立货币联盟，得到了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支持。德国认为共同体经济货币联盟之所以没有取得进展，是由于共同体有关机构缺乏超国家权力，强调把经济政策的决策权由国家让渡到共同体，更从政治意义上看待欧洲经济货币合作。同时，一旦涉及到国家主权让渡的老问题时，当然会遭到法国顽强的反对。
1970年10月，委员会提交“维尔纳报告”(Werner Report)。该报告对以德法为主的共同体成员国不同观点作了妥协，被认为是德国的“经济学派”和法国的“货币学派”的混合体。报告要求在1980年前分三个阶段在共同体内实现经济货币联盟，重点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对中间阶段没有作具体的时间规定。第一阶段将于三年内完成，中心任务是缩小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和彼此间的波动幅度，建立货币合作基金以帮助各国稳定汇率。第三阶段要求达到经济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建立共同体中央
银行体系，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共同体经济政策中心。更重要的是，经济货币联盟与改革共同体机构事项牵涉在一起，还要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做出必要的修订。显然，这与德国的要求一致。但是，“维尔纳报告”中的超国家倾向遭到了法国戴高乐分子的强烈反对。“法国的主张是同它一贯维护国家主权相一致的，凡是触及削弱国家主权的决定，法国一概不与接受。”法国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热情消散了，还引发了共同体内新一轮的争吵。
德国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经济货币联盟的成果必须要实现政治目的，是实施“维尔纳报告”中第一阶段的前提条件。它的经济货币联盟的观点与法国分歧较大，引起法国愤懑。但是，法国参与经济货币联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法国拒绝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将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沉重的打击，这迫使德国准备对法国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就像勃兰特1971年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德国对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真的没有兴趣，只在乎经济货币联盟的政治意义。其它的西欧国家国小力弱，对德国“新东方政策”不能发挥更大的支持作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分散了它对欧洲所承担的责任。勃兰特希望通过加深欧洲一体化为其实施的“新东方政策”获得更多的安全保证。
此时，德国与东方集团谈判正处于关键时期。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份量，德国必须维持并加强同西方的团结，理由有三：第一，如果勃兰特政府被视为是西方的一部分来作为谈判的对象，为获得满意的谈判效果增加了无形的砝码。无怪乎德国人巴赫感慨道：“在谈判中有北约的支持对联邦德国是多么的重要啊!”这正是德国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原因之一。第二，“新东方政策”不能忽视西欧联盟和大西洋联盟对其的疑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说过：“在我看来，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用不很慎重的手段转变为德国古典民族主义的新的形式。从俾斯麦到拉巴洛，自由驰骋于东西方之间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外交政策的本质。”美国人认为，“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对德国来说就像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兼得，基辛格对此表示认同。“英法对基辛格的看法也表示赞同”。第三，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在德国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反对党承袭阿登纳对东方的实力政策，主张通过实力来吞并东德重获统一。勃兰特政府就算与东方国家的谈判取得成功，要获得国会的批准也是相当艰难。通过以上的分析，勃兰特政府必须采取新措施来向西方盟友保证德国是作为西方的一份子来实施“新东方政策”的，“勃兰特希望用西方政策来补充他的东方政策，也就是说加强德国与西方，特别是与法国和共同体的关系”。他向盟友保证，“新东方政策”“决不意味着减弱与西方的关系和所承担的义务”。因此，德国就必须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既可以使共同体成员国减轻对“新东方政策”的误解，还可以为其顺利实施获得欧共体的支持。
在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中，改善与波兰关系也具有重大意义。德波关系如何，是涉及到中欧局势的重大问题。1970年2月5日，德国国务秘书访问华沙，揭开了两国谈判的序幕。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与波兰总理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协定》。双方确认，“两国现有的边界，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保证无条件地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宣布“彼此对对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今后也不提这类要求”。这就意味着勃兰特突破了阿登纳所不能突破的边界问题。此时，“新东方政策”在德国国内遭到反对党的激烈批评。勃兰特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他支持超国家主义的经济货币联盟，遭到法国反对；另一方面，实施“新东方政策”承认欧洲的现状，又引起了国内反对党的反对。就连西方盟主美国对“新东方政策”也表示怀疑，“对此政策既不热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不相信它是可行的”，甚至还“暗示在波恩突然被拉巴洛(Rapallo)情绪所笼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Security Council)官员发出他们对(新东方政策)怀疑和失望的声音”。德国渴望超国家主义的欧洲一体化，希望获得西方和法国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面临的困境使德国意识到“必须通过新的动力来摆脱西欧一体化的停滞的局面”。为了使“新东方政策”顺利实施，德国决定对法国妥协。勃兰特知道：“没有法国支持，‘新东方政策’将不能获得成功。”
德国不能允许西方盟友对其的误解继续下去。1971年1月25日，勃兰特作为政治“请愿者”出访巴黎，与蓬皮杜举行双边会晤，寻求其对德国东方政策的支持。法国报界猜测认为，德国将会进一步升级经济货币联盟的讨论，想使讨论久拖不决，这样德国才可以集中精力实施自己的“新东方政策”。与法国意图正好相反，勃兰特表示“我们希望在西方取得进展，这正有利于我们的东方政策”。他非常清楚，德国没有西方联盟的支持和保护，就没有东西方的均势和自身的安全，更没有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本和将来重新统一的希望。总之，“新东方政策”没有西方的支持是行不通的。他强调指出，“大西洋联盟和西欧伙伴关系是我们取得同东方和解成果的根本前提”，“我们同东方和解的任何行动都是与我们的西方伙伴密切协商，联邦德国同东方的协定将明确各缔约方现有的条约和协定的义务不受影响”。蓬皮杜也表示，他丝毫不反对把某些权力交给共同体，可并不是把权力交给共同体理事会。实质上，法国还是坚持共同体政府间合作方式。最终，勃兰特接受了蓬皮杜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严格的政府间合作方式，并向法国总统保证：“在创建新的欧洲机制中，波恩不再坚持任何夸大其‘完美主义”’，相反，勃兰特“同意对经济货币联盟采用‘现实主义’解决办法”。《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评论说：“维利为他的东方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欧洲经济一体化终于取得进展。
勃兰特与蓬皮杜就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取得了一致。德国就可以实现三大外交目标：第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把德国捆在西欧就可以消除西方盟友对其的疑虑，为其推行“新东方政策”奠定了前提。正如蓬皮杜说的那样，“美苏迟早会越过欧洲而彼此达成协议，把欧洲压制在美苏之间。所以，德国应该系在欧洲使之不能摆脱”。德国建设经济货币联盟，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就消除了西方对“新东方政策”可能会导致德国脱离西欧和西方阵营的担心。第二，启动经济货币联盟进程及时地把德国马克融进欧洲货币，表明德国不倾向使用其货币坚挺的力量，来获得经济上的优势，从而再一次成为欧洲执牛耳者，也可以消除欧共体成员国对德国马克力量的恐惧，为“新东方政策”扫除了障碍。第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对共同体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混乱。如果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将使制定共同欧洲货币政策较为容易。这对德国、对欧洲都有好处。
法国对德国的让步较为满意，为共同体理事会建构经济货币联盟打开了方便之门。经过成员国反复讨论之后，欧共体理事会于1971年3月22日通过一项决议，采纳了经过修订后的“维尔纳报告”。毫无疑问，修改后的“维尔纳报告”淡化了超国家主义色彩，应法国的要求，删去了制度层面上的东西，尽管被某些国内权威人士批评为是德国的失败。对勃兰特来说，必须防止共同体空转，以此来证明德国在加紧实施“新东方政策”的同时，也存在积极主动的西方政策。这样既可以逐渐消除西方盟国对德国“新东方政策”将会产生“拉巴洛阴影”的担心，也可以立足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同体对苏联施加一定的压力，还可以减轻国内反对党对勃兰特政府削弱欧洲一体化的批评。
对德国而言，“新东方政策”是最重要的，它只有在西方接受并支持下才能取得成功。从短期来看，德国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付出了代价。但从长远利益来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共同体内部建立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固定的汇率对德国经济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更重要的是，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德国的让步既消除了盟友的误解，也赢得了它们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例如，在德国联邦议院中，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头目巴泽尔(Rainer Barzel)告诉蓬皮杜，基督教民主党准备在联邦议院对“新东方政策”的主要成果《东方条约》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法国总统“劝他不要那样做。德国反对党最终放弃了，《东方条约》才得以表决通过”。可见，赢得西方盟友的支持对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成功推行是何等的重要!
70年代德国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埋葬了二战后僵化的“哈尔斯坦主义”，开辟了德国外交新领域，打破了同东方的隔绝状态，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获得了在东西方行动自由的机会。在政治上，新东方政策提高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缓和了欧洲冷战局势，降低了对美国的依附程度；在经济上，扩大的东西方间贸易，为德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故此有学者就认为，“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是德国大企业，特别是依赖出口钢铁工业重压之下的产物”。在外交上，摆脱了孤立状态，为德国在东西方开辟出了广阔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在“新东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责任编辑 桂莉
作者：张才圣 吴友法
货币联盟研究论文 篇2：
全球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区域纷纷建立。虽然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关键词：货币金融合作；区域集团化；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理论；欧洲债务危机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呈区域化，早已开始，正在进行，还将继续。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重点，货币一体化尤为引人关注。以史为鉴，把握趋势，灵活应对，是亚洲参与全球竞争的必备功课。
一、区域集团化潮流
（一）欧美以区域经济合作谋霸权
欧洲欲重振雄伟。二战后，欧洲经济逐步恢复，但其全球地位已大幅下降，且面临严重的美国经济渗透和苏联军事威胁；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更将欧洲排挤在国际货币体系外围，西欧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美严重贸易逆差下，不得不面临美元荒造成的支付危机。为重新提高国际地位，夯实经济实力，欧洲一体化在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和1951年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中拉开帷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欧元横空出世，成就人类经济货币史的一大创举。
美国欲巩固霸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深感威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来自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竞争日益激烈，连后院拉丁美洲的市场都已被欧盟渗透。为巩固经济实力，维护霸权，美国的美洲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1990年6月，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1992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9月，“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隆重推出。与此同时，拉美的美元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91年，阿根廷推出《自由兑换法案》，采用联系美元的货币局制度；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均于2001年实行了完全美元化，美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危地马拉也在2001年将美元流通合法化。
（二）区域集团化冲浪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一方面，区域内经济互补与趋同创造整合利益，加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货币金融合作可以帮助抵御全球化中资本流动等因素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区域信心的树立还可有效预防危机发生。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区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198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立；1991年签订的《阿布贾协定》和2000年施行的非盟宪章勾勒出非洲一体化的蓝图；同年，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四国签订《亚松森条约》，并于1995年启动了南方共同市场；1993年底，东南非共同市场成立；亚洲也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走向区域金融合作之路。
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与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理论指导实践最佳范例的欧洲货币一体化
20世纪60年代，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争论的成就之一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诞生。早期争论的主要是孰优孰劣，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形成的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理论争论转向更为务实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国家适合固定汇率。1961年，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汇率制度选择进而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开创了理论先河。之后，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所需条件的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如麦金农提出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凯南认为经济多样化是前提、英格拉姆将金融一体化作为货币一体化的基础、哈伯勒和弗莱明提出的通胀率趋同要求，以及演化至后来的经济政策相似、趋同等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现。经过20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及共同市场的逐步建设，欧洲将货币金融合作提上议程。1971年，《维尔纳报告》提出货币合作十年过渡规划，以期1980年形成单一货币并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之后，虽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在各国实行独立的浮动汇率制中搁浅，但1978年欧共体又发布《不来梅宣言》，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议，设立欧洲货币单位，形成稳定汇率的机制；并在1989年《德洛尔报告》和1992年《马约》中详尽安排货币、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条件，要求成员加强货币、财政、汇率等政策的配合与趋同。最终，欧元区于1999年成立，欧洲有了对国际货币金融领域进行联合干预和抗衡的一股力量。
（二）多元货币一体化模式推动理论发展
效仿欧洲并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中国家推出货币一体化热情高涨。GCC通过20年的努力，借助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带来的优势，成功完成了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到共同市场的过渡，通胀、利率、汇率、财政等各项指标高度趋同并保持良好状况，于2009年12月，宣布海湾货币联盟进入实施阶段。加勒比海于1968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区内成员国际收支及债务问题曾严重影响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一度破坏了区域多边清算机制，但本着强烈的合作意愿，经过近40年的努力，终于2006年初建成加勒比共同体单一市场。阿根廷在形成关税联盟两年后，即于1997年就提出建立南方共同体货币联盟，期望快速进入货币一体化轨道。南非在存有8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情况下，已计划在2034年前完成货币一体化进程。
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意愿与进度，传统的货币区理论已难以提供支持。于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有了新发展，成本-收益理论、内生化理论占据主导。成本-收益理论权衡成立和发展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认为当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区吸纳新成员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应该积极推进合作与一体化。内生化理论则暗示，即便候选国的各项经济、政策指标趋同条件未能满足，在加入货币联盟之后，也会逐步通过货币金融合作达到趋同，实现最终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目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往往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表现在：首先，货币金融合作降低区内的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增强价格透明度，提升经济效率；其次，合作帮助防御危机；最后，提升政策公信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成本则表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会受到限制，而这些可由区域通过基金或财政转移机制来弥补。
发展中国家货币一体化困难重重，但困难遇到越来越强的合作意识，结果会是区域金融合作越来越多样化。巴西、阿根廷因危机将南方共同市场联盟搁浅近10年后，于2008年建立贸易本币结算。2009年10月16日，玻利瓦尔美洲国家联盟同意创立新的地区货币“苏克雷”（SUCRE），从而逐渐减少使用美元。
（三）欧洲债务危机与货币一体化质疑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2010年5月23日，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外长会议上，轮值主席穆罕默德•萨巴赫指出，鉴于欧元区最近爆发债务危机，正在推动成员国走向货币统一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应“仔细考虑”这一计划。
事实上，欧元区的合作效力似乎在2003年就减弱了。欲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欧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25.2%之后，就不再有大起色，上下徘徊了6年之后，2009年虽有突破，也只有27.3%，而且2010年又回到26%以下。① 欧元区相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在2004年出现拐点，占全球GDP比重一路下滑，遭遇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欧元区内成员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也从2003年开始日益扩大，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值之比从2002年的4.1（同1999年）扩至2010年的7.6②； 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预测，2011年希腊实际GDP增速为-5%，卢森堡、德国分别有3.6%和2.7%的增速，区内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或许，欧元区的坎坷部分印证了克里门科在1998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俱乐部”理论。最优货币区类似公共产品，随着成员国的增多，后续成员加入成本将不可测，政策协调出现低效率，或者后续成员存有趋劣性，都有可能致使“俱乐部”崩溃。
现实世界瞬息万变，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
三、教训吸取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展望
危机暴露全球经济失衡，同时引出未来世界经济新一轮激烈的贸易、经济竞争。新能源、环保技术将是未来竞争的焦点。如何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面对当今区域金融合作遇到的种种困难，需要反思，在既面临着多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又面临各国经济发展、体制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才起步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稳妥推进。
首先，亚洲合作应当与时俱进、加强协调，连续发展。
亚洲金融协调与合作的概念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国际性金融组织和欧美大国的袖手旁观，让亚洲自我求助意识加强。1997年9月，日本率先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因美国的反对而搁浅。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2000年，东盟十国和中日韩（10+3）则将合作从概念升华至行动，就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形成“清迈协议”，以便能够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之后，亚洲双边货币互换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2009年以来，中国还与1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为10212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此次国际震荡下增强亚洲区域金融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
遗憾的是，“清迈协议”向前再迈一步已是又一轮危机之后。早在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应该将清迈协议多边化，建立一个货币储备的集合，以在危机时提供贷款和流动性支持。然而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问题才再次得到关注。2010年的3月24日，清迈协议多边安排正式生效，“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建立，资金规模达1200亿美元。但是，亚洲已错过了过去几年利用外汇储备集中发展区域经济的机会。
趁热打铁、连贯发展，应当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态度。作为经济增长中心，又面临新经济增长难题的亚洲更是如此。一轮冲击刚过，又担心欧美国家可能带来的下一轮冲击，各国合作意愿非常强烈，持续稳步推进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是重要课题。
其次，保障安全，强化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
危机已为流动性提供机制的缺失敲响警钟。欧元区自成立以来就存在流动性提供机制缺失的缺陷。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不救助”条款，加上欧元区没有顺畅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导致欧元区成员国一旦陷入危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希腊债务危机就是典型，致使主权债务信心丧失，危机放大到整个区域。作为救助措施，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达到1万亿欧元。阿根廷则因为2001年IMF拒绝向其提供13亿美元紧急援助贷款，从而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危机，致使“南方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计划被搁浅。
亚洲金融合作应危机而生，且当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汇率制度也从固定到浮动呈多元化，汇率稳定机制难以建立。更重要的是，亚洲国家急需解决的是如何降低开放性经济体可能遭遇的外部冲击，流动性提供机制的作用更为突出。
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已建立，以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救助。但储备库基金由各国自行专项管理，在需要时经区域领导集团同意，安排资金调度，实现多边货币互换。该安排适用于单个国家发生危机时的应急救助，一旦传染性危机发生，则协议难以实施；而且，目前1200亿美元的规模尚小，难以完成抵御危机的使命。因此，继续促进货币双边和多边互换、扩充区域外汇储备库以及加强亚洲开发银行作用是当前更为现实的努力方向。
需要强调，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与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危机救助机制并不冲突，相反，二者互补，但区域机制不应依附于国际机制。上世纪末IMF对亚洲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提出的经济紧缩与结构调整等约束条件可能给亚洲国家留下阴影，但应当承认，无论是来自区域、各国政府还是国际金融机构，完善、成熟的贷款和流动性提供机制都是抵御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经济安全的坚实盾牌。目前，清迈协议多边安排的实施条件还是依附于IMF的贷款条件，这一方面会造成亚洲国家轻易不敢求助于该安排；另一方面造成安排不能根据亚洲经济与危机发生的特点来灵活发挥作用。因此，既寻求提高亚洲在IMF、G20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加强其对亚洲的重视、放松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条件、加大对亚洲国家发生危机时的救助力度，又努力完善区域内独立、反应快、成本低的自身救助机制和监控体系，对未来危机的防御和整个地区的金融稳定非常重要。2011年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成立，以及亚洲积极参与G20峰会以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都符合亚洲合作发展方向，需要再接再厉。
然后，形成亚洲特色货币联盟。
退出盯住美元是第一特色。在亚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的情况下，不论从单个国家还是货币联盟的发展来看，盯住美元都不是长久之举。东亚各国贸易多样化，贸易方向也不对称，盯住美元使外部冲击对进出口造成不对称的影响，增加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调控的难度。况且，亚洲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能为美元霸权再添砝码。
灵活的汇率稳定机制是另一特色。亚洲货币单位于2007年设立，但单一货币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亚洲来讲不会实现。亚洲的汇率制度逐渐向弹性较大的管理汇率制迈进。在共同的管理制度中，通过政策协调努力，汇率稳定机制有待形成，亚洲货币储备库可提供稳定机制保障。亚洲货币单位则可从清算、支付开始，逐步发挥作用，朝着欧洲货币单位的方向发展。
再次，充分利用亚洲货币储备库。
亚洲货币储备库为应对危机而建，但在非危机时期，可以投身亚洲经济、金融市场的建设。一方面寻求自身的扩张，另一方面，寻求亚洲技术进步与未来经济新增长点。储备库资金在亚洲区域内投资的过程中，还有助于拉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应积极推进储备库扩张和运用。储备库可部分化解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收益率低下的难题。将储备从美国国债中拿出来，投入到亚洲经济发展和崛起当中，在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同时，还能提升中国的亚洲地位乃至国际地位。
最后，拓展亚洲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要成功，也要驾驭全球化的浪潮，实现跨区域合作。欧债危机演化至目前阶段，已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诉诸救助。这说明货币金融合作程度越高，区内救助困难与博弈也越多。
亚洲区域有必要未雨绸缪，加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关系。国际经济的治理权是零和博弈，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经济利益，提高区域合作效力。亚洲国家在IMF中的治理权还很弱，东盟+3占基金15.7%的份额，占15.2%的投票权；东盟+6，即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一起，拥有20%的份额和19.2%的投票权，显然与超过世界总产值34%的亚洲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合。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布了《三亚宣言》，旨在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2011年11月，戛纳G20峰会承认了应对外部冲击进行资本流动管理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得到国际组织的考虑和回应，显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效。新加坡成立小国论坛和环球治理组织，受邀参加G20峰会，都有利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的提升。
实质性跨区域合作持续深入开展无疑将与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相辅相成。
注释：
① 根据IMF提供的COFER数据计算。
② 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计算。
参考文献：
[1]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宣言［Ｒ］. 三亚：金砖国家首脑第三次会晤.2011.
[2] 高海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合作的路线图［J］.国际经济评论，2011，（5）.
[3]东盟+3.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Ｒ］.2011.
（编辑：张小玲）
作者：丁志杰 孙小娟
货币联盟研究论文 篇3：
两德统一与欧洲一体化
摘 要 本文主要讨论1989—1990年东西德统一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相互关系。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两德统一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在该时期的加速发展。德国为了得到法国对统一的支持，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上向法国妥协，而统一进程的加速以及欧共体战略地位的凸显也促使法国同意推进德国主张的欧洲政治联盟建设。从两德统一的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约束统一德国的最佳手段。一体化程度越高，德国统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就越容易被消化。一体化的加速为德国统一塑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它是德国实现统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 两德统一，欧洲一体化，法国，德国
欧洲一体化与两德统一，是一个看似清晰但又并不明朗的历史性话题。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意识到，德国统一的进程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以至于这一时期一体化的发展速度在欧共体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然而，在统一进程如何具体推动一体化问题上，却缺乏深入与细致的探讨。①研究两德统一的学者，多以国别为视角分析大国在统一中的政策，缺乏从区域以及欧洲一体化层面考察一体化之于两德统一的作用。②因而，欧洲一体化与两德统一的关系，往往只被片面、模糊地呈现出一方对另一方的能动作用，二者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关系尚未被厘清。
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一些解密的外交档案为基础，从历史进程中系统阐释德国统一的活力如何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在德国统一中又扮演了何种重要的角色。以期厘清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作用，以就教于方家。
20世纪80年代启，欧洲一体化进程经长期蛰伏后重新回潮加速。1985年，欧共体各国签署了《单一欧洲法令》，规定了共同体范围内人员、商品、资金、服务四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过，由于各国货币不统一，不同的汇率阻碍了四大要素自由流动。1989年4月，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提出分三阶段实现欧洲货币统一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该计划建议在1990年7月1日启动经货联盟的第一个阶段建设。德洛尔的建议在1989年6月的马德里欧洲理事会上受到了不同对待：以削弱联邦德国马克主导性地位为目标的法国极力推动经货联盟加速发展;担忧统一货币后联邦德国马克优势地位不复存在的联邦德国则犹豫不决。共同体最终决定：1990年7月1日后，只有做好全面准备，才能召开一次启动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③
1989年秋，民主德国革命以及柏林墙的倒塌打破了共同体拉锯战式的建设轨迹。欧洲国家普遍担忧德国的再统一可能演变成一场“历史的觉醒”。11月18日，法国迅速召集欧共体十二国举行爱丽舍宫会晤以“讨论局势”。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会议上提出，欧洲的“边界问题不应被提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不应被损害”。①这显然是不想把两德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更加直接，她表示“绝不能讨论改变边界的问题，任何讨论改变边界或德国统一的企图都将毁掉戈尔巴乔夫先生并打开领土诉求的潘多拉之盒”。②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以一种低姿态强调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决”，同时确认了德国对欧共体的承诺。
爱丽舍宫会议十天后，科尔在联邦议会的公开演说中高调抛出了旨在实现两德统一的“十点纲领”，这与他在爱丽舍宫会议上的低调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重要的是，“纲领”没有明确表明德国在欧共体建设方面的计划，仅以“想要进一步增强欧共体”一语带过。③在“纲领”出台的前一天，科尔还写信给密特朗释放德国想要延缓欧洲建设的信号。④
欧共体成立以来，法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就是通过共同体建设牢牢拴住昔日的宿敌德国。密特朗在11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德国“欧洲人没有被置于完整的局势面前，尤其没有听到履行承诺（欧洲一体化）的声音”。⑤法国外交部也认为，“虽然科尔提到了欧洲共同体的吸引力，但他并没有提及它的政治意图”。⑥
11月30日，密特朗在德国外长根舍访法时毫无保留地向德国提出了法国支持两德统一的先决条件：
如果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那么东西方关系就会倒退。如果东西方关系倒退，那么欧洲局势将会出现重大转变并且新的特权联盟将出现。不能排除回到1913年的臆想世界。1913年的欧洲充满了危险。如果德国将来的统一发生在关键性结构未得到发展的欧洲，那么就有回到过去時代的风险……只有当德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共同体，它才有希望实现统一……在斯特拉斯堡会议上作出召开筹备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的决定，是必要的。⑦
因而，1989年12月8日的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成为了欧共体与联邦德国能否在统一与推动一体化建设之间达成共识的关键。
撒切尔夫人在斯堡会议上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组建一个管控德国问题的同盟或机制，因此她在与荷兰首相鲁伯斯、⑧意大利总理安德莱奥蒂⑨会晤时都提出“召开柏林四大国会议来管控德国”的建议。撒切尔认为，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的最终会议公报十分重要，共同体应出台一份提及“赫尔辛基最终协定，及维持北约、华约架构完整”的公报。密特朗相信，在过去最危险的时刻英法总是能够建立起特殊关系，他感觉到这样的时刻已再次到来。⑩
确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的最终会议公报相当重要，因为它将直接表明共同体十二国对科尔的“十点纲领”以及两德统一的立场。
午宴期间，撒切尔再次提出需要维护欧洲的现存边界，科尔针锋相对地回应称，“十点纲领”已包含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及赫尔辛基进程，一些人想要把奥得-尼斯边界永久化的同时也把两德内部的边界永久化。①随后，科尔话锋一转，表示边界问题目前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重要的是使欧洲共同体取得进步”，他宣称德国“已决定在1990年召开筹备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的政府间会议”。②作为满足法国关键要求（1990年召开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的补偿，德国也要求理事会出台一份“承认德国民族自决以及政治统一权利”的政治宣言。③英国、荷兰、意大利，甚至包括法国外长杜马都反对把这一要求写进联合公报。此时的密特朗已显得有所保留。④
经激烈争论后，各国起草了一份公报草案，撒切尔夫人对草案提出质疑，她认为文本中既没有提到“赫尔辛基”，也没有提到“边界”。⑤密特朗指示杜马与根舍进一步修改草案。随后，草案被散播至各国代表处，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成员国最终同意了这份会议公报：
我们致力于强化欧洲的和平状态，在和平状态下，德国人民将通过民族自决重获其统一。这一进程应和平、民主地推进，应完全尊重相关协定、条约、尊重由赫尔辛基最终法案所确定下来的一切原则，并且在东西方对话的背景发生。它也必须被置于欧洲一体化的语境之下。⑥
这显然是多方妥协的产物。最终公报实际上重复了1989年5月北约峰会宣言中的“通过民族自决重获其统一”的词句，但也加入了“和平、民主、赫尔辛基、欧洲一体化”等限定性条件。对于撒切尔夫人要求的“边界”与“赫尔辛基”两个关键词，公报只提到了“赫尔辛基”而没有提到“边界”。不过，对德国民族自决权的承认只是从北约框架移植到了欧共体框架，欧洲非但没有给予德国更多的承诺，反而给统一加上了一系列的条件，因而撒切尔夫人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德国对公报同样感到满意，因为这是整个欧共体第一次把它写进正式公报，这是德国外交一次十分重要的胜利。⑦
通过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密特朗明确得到了德国对欧洲一体化以及他最关心的经货联盟政府间会议的承诺。法国对两德统一设定的两大基本先决条件——1990年召开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确认德波奥得-尼斯边界——在斯堡会议上实现了一半。面对联邦德国刚刚作出的妥协，法国如果不领情，反而坚决要求科尔在共同体范围内解决一个属于两个国家之间事务的双边边界问题，就会不合情理，也很可能损害法德关系。密特朗在撒切尔面前表现出反对统一决心与意志（正如他在戈尔巴乔夫面前表现得那样），不过是想借英国之手抬高自己同联邦德国讨价还价时的筹码。只要联邦德国在统一中能够像斯堡会议表现得那样充分关照法国的关切，统一在密特朗眼中不是不可接受的事。
尽管撒切尔夫人反对在1990年召开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但共同体最终以11比1的投票通过了决议。联邦德国一改1989年6月马德里欧洲理事会、1989年11月底对待法国的犹豫态度，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上彻底倒向法国，其目的不言自明——获得共同体对统一的支持。联邦德国对欧洲一体化、对欧洲建设之法国路徑的承诺，成功地使法国疏远了反统一阵营。
柏林墙开放后，民主德国民众的出走率持续走高，南方工业城镇大批技术工人不断流失，工业生产的前景十分暗淡，这加剧了经济局面的恶化。国家的外债也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联邦德国采取了坐视民主德国经济崩溃、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政权合法性的“大步子政策”，民主德国作为主权国家存在已危如累卵。1989年底至1990年初，两德统一的进程明显进入了加速期。
欧共体虽然出台了一份至少是不反对统一的“中立宣言”，但迫于不断逼近的统一前景，也不得不考虑统一对共同体本身将带来的影响。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认为，必须要防止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两德统一与欧洲统一之间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对立关系。倘若欧共体在民主德国“入盟”问题上极力阻挠，且对联邦德国的欧洲建设路径极力排斥，那么联邦德国届时将不得不痛苦地在欧共体与民族统一之间作出抉择。因而，“有目的地将欧洲一体化与德国统一联系起来，也即推行一种将德国吸收入盟的战略”，不仅可以有效化解德国的尴尬处境，而且可以在欧洲伙伴之间建立起信任。①
有鉴于此，德洛尔在1990年1月17日的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共同体在吸收东德问题上应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他把东德称为一个“特例”。这就明显突破了欧共体的既定方针——1992年年底之前不会扩大十二国的范围，把深化一体化放在扩大一体化之前。②这也就意味着，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东德可以享受加入共同体的独特权利。
德洛尔的尽快、从简地吸纳东德入盟的主张遭到了法国与德国的不同对待：科尔表示赞赏;③法国（包括荷兰、比利时、英国）表达了批评立场。④密特朗与撒切尔夫人对话时表示他对于德洛尔的言论感到吃惊，⑤他认为这是“非常不谨慎的”。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对德洛尔的东德特殊入盟说也都有不同意见。比利时与荷兰外长认为，民主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必须通过正常程序申请入盟。撒切尔夫人则忧虑地警告，自动接收第二个德意志国家是不可行的，因为民主德国缺乏稳定的民主根基。⑦
虽然法国对德洛尔建议的第一反应是消极的，但这推动了法国国内开始思考如何将民主德国纳入到欧共体才最符合法国的利益。密特朗负责欧共体事务的顾问伊丽莎白·吉古在2月2日递交的备忘录中提醒道：当下有两种情况可以使民主德国加入共同体，一种是继续保持民主德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它加入共同体需要受与其他国家同样标准的检视;另一种是民主德国作为国家的覆灭并且被联邦德国所吞并，它从事实上加入欧共体。⑧2月7日，吉古在给密特朗的另一份备忘录中作了更细致的分析：
如果民主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那么联邦德国将竭其所能地使它加入到共同体，这样的结果是重大的。民主德国将在欧洲理事会当中获得自己的投票权，这就增加了联邦德国在理事会中的权重，并且也将接收到较大比重的结构资金。它可能仍是华沙条约的一员，这对欧洲政治的发展来说是个问题。并且，事实是最终十分再难拒绝奥利地加入共同体，这也就意味着欧共体中最终将有三个德语国家……对法国和欧洲来说，较好的方式便是通过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吞并来实现德国统一。⑨
出于这样的考虑，法国不但一改先前拒绝民主德国加入欧共体的姿态，而且还鼓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采取直接吞并的方式实现快速统一，因为从它最关心的欧共体层面看，这是一种损失最小的选择。⑩
共同体对民主德国入盟正式开绿灯要更晚些，不过其基本动力仍然得益于统一带来的压力。1990年2月10日，科尔的历史性访苏获得了两德统一最大阻力——苏联对两德内部统一进程的放行，科尔在莫斯科公开宣布“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明确承诺苏联将尊重德国人民想要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决定，并且将由德国人自行决定其时间与形式”。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大选以东-基民盟的大获全胜落下帷幕，这向世人展示了民主德国民众对联邦德国快速统一路径的支持。因而，3月22日，在欧洲议会层面的具体讨论中，共同体的官僚机构已经将《基本法》第23条（也就是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吞并）作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出发点和实现民主德国入盟的基本方式。4月21日的部长理事会上，十二国外长正式批准了民主德国通过被联邦德国吞并的方式加入共同体的路径。
可以说，1990年持续不断的统一压力迫使法国和欧共体成员国逐步调整其在民主德国入盟问题上的既定政策。由于担心民主德国以国家的形式加入共同体，将极大地使共同体既有的权力结构朝有利于德国的一面倾斜，也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不愿因民主德国入盟问题而站在其统一的对立面，成员国因而同意了民主德国入盟的特殊性，而且还支持民主德国以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形式加入共同体。欧共体对待民主德国入盟的包容政策，反过来又推进了统一进程的加速：联邦德国动用《基本法》23条实现快速统一的计划至少在欧洲层面获得了支持，这也就避免了通过《基本法》146条实现统一而可能导致的旷日持久的立宪辩论。①
德洛尔在1990年1月17日的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不仅提出了民主德国入盟特例说，而且还提出了德国主张的“协同发展欧洲经货联盟与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邦”构想。②
法国长期以来都将重心放在经货联盟建设上，因为只有通过更为紧密的经济与货币联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德国的经济霸权。作为继承民族主义者戴高乐衣钵的密特朗，对以政治联盟为表征的超国家主义联合极为反感。因而，德国曾多次在欧洲理事会提出经货联盟与政治联盟齐头并进，都因法国的反对（当然也有英国）而搁置。德国之所以重视政治联盟建设，主要是为了通过欧共体的机构改革来扩大欧洲议会以及欧洲委员会的权力，使其真正享有德国人口比重应得的权利。其次，战后的德国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德国需要共同体从政治上联合并发声，从而提高其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③最后，随着两德统一的迫近，德国给“欧洲邻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④科尔需要通过政治联盟的复苏来给德国统一寻找一个合法、合理的欧洲框架以进一步消除邻国对德国的疑虑。⑤
法国起初不赞成德洛尔的“欧洲联邦”建议。吉古在2月2日给密特朗的备忘录中强调，需要保持欧洲理事会的主导性地位，政治联盟改革所指的扩大欧洲委员会，以及欧洲议会之权力显然得不到法国的认同。⑥不过，2月6日，鉴于两德内部形势的迅速推进，吉古又改变了初衷：她认为需要“快速启动政治联盟”，因为“与一个暂时分裂为两个国家、仍然需要欧共体的德国磋商，比与一个统一了的、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德国磋商要好”，她建议密特朗尽快召开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以征求各国外长推进政治联盟建設的意见。⑦密特朗对吉古的建议未作回应。
不过，吉古的建议得到了德洛尔以及欧共体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豪伊的支持。豪伊2月13日写信给科尔和密特朗，发出召开都柏林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的邀请。⑧德洛尔进一步明确，特别会议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确认十二国实现政治联盟的意愿，以及一份告民主德国民众的支持书。⑨
德国方面更为积极，负责欧共体事务的代表比特里希清晰地对吉古表示：不应仅集中关注经货联盟的日程，也应毫不延迟地发出信号——1992年年底同时实现经货联盟与政治联盟。⑩德国在经货联盟及政治联盟上的积极姿态促动吉古再次建言密特朗，密特朗仍无动于衷。在他看来，经货联盟建设依然处于优先地位，他甚至坚持要求把斯特拉斯堡会议确定下来的1990年12月召开经货联盟政府间会议的日期再提前。科尔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法德领导人一致同意接受豪伊的邀请。
1990年2月中旬，密特朗仍然坚持将经货联盟放在政治联盟之前的传统路线，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上，密特朗刚把法国建设欧洲的路径强加到德国头上，如今他仍想要进一步试探科尔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跟随法国的路径、照顾法国的意愿;第二，2月中旬，法国与美国之间的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尚且看不到明朗的结果，密特朗缺乏足够的外部压力全面加速共同体建设;第三，密特朗对科尔的表现仍然不满意。这种不满意一方面是出于科尔在德波边界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另一方面是出于他在两德统一进程上不顾一切的冒进——未经欧共体同意便推动了两德之间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而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经济与货币关系都应在原则和具体内容上与整个共同体的经济联盟协调一致，这种特殊的双边安排也需要得到共同体的审查与批准。①
密特朗对政治联盟的保守立场使法德在共同体建设上的互动沉寂了近一个月。3月中旬，不论是两德的内部局势还是国际局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联邦德国的角度来看，统一进程中的诸多关键问题都已在西方联盟内部得到了实质性解决。比如，安全问题上，科尔已牢牢地捆绑在了美国的“统一的德国应保留完整的北约身份”的政策之上;德波边界问题上，联邦议院已决定在民主德国大选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边界的不可侵犯，四大国也在3月14日的第一次“2+4”官员级会晤中决定邀请波兰加入“2+4”框架;两德的内部统一问题上，盟国一致赞成通过《基本法》23条实现吞并式统一。只有与统一密切相关的欧共体问题没有进展。联邦德国决定快速采取行动，以给欧洲邻国一个自愿被捆绑进欧洲的姿态，从而避免共同体建设成为统一道路上的绊脚石。
3月15日，科尔的助手特尔切克、比特里希前往爱丽舍宫与密特朗的助手比安科、阿塔利、吉古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联邦德国再次向法国表达了启动政治联盟的意愿，甚至还表示，如果政治联盟被实际推动，那么总理可能接受把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从12月提前至9月或10月，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远离了选举辩论的中心。②面对联邦德国通过加速经货联盟来促进政治联盟的条件，法国同意与德国共同筹备一项针对政治联盟的共同倡议并提交给都柏林峰会。③吉古继续劝说密特朗，政治联盟的想法正在各国酝酿成熟，各方都希望巴黎以及波恩能够推动其发展，她承诺将会给密特朗准备更加细致的建议。密特朗终于松口，他要求吉古“朝着这一前提努力”。④3月15日之后，欧共体建设的主要问题已从要不要推动政治联盟转到如何建设政治联盟。
密特朗之所以在3月中旬一改之前对待政治联盟的保守立场，除了因为联邦德国急切地想要以加速经货联盟为条件推动政治联盟之外，还与统一带来的战略环境变化有关。
最直接的原因是法德双边关系在2月中旬至3月中旬这段时间，因德波边界问题受到了严重损害。法国在奥得-尼斯边界问题上总是站在波兰一边，科尔因而严厉地指责法国“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⑤爱丽舍宫官员与总理府官员的对话仅发生在科尔向密特朗发泄愤怒的第二天，比安科缓和气氛地对特尔切克保证，“不论是总统和总理的个人关系还是法德关系，都未受到压力而是良好的”。⑥在这种氛围下，法国同意与德国协商政治联盟的联合倡议，不能说与修复紧张的双边关系无关。
另一個原因是，从3月开始，法美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的战略竞争步入了白热化。法国试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将北约边缘化并凸显欧共体在政治层面的主导地位。美国也通过寻求英德支持北约的地位、直接警告法国、以及从实际行动上推进北约多元改革等手段作为应对。对欧洲主导权的竞争迫使法国不得不加快共同体从经济到政治层面的一体化进程，并使之尽快成为吸收东欧国家以及磋商地区事务的主要权力机构。
3月25日，密特朗公开阐述了法德将创制一份联合倡议的想法，⑦科尔紧跟其后，呼吁在都柏林峰会上对召集一次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作出决定，密特朗支持科尔的想法。①经过近一个月的磋商，4月19日，法德在共同倡议中呼吁都柏林非正式峰会做好“加速经货联盟政府间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时做好“启动政治联盟政府间会议”的筹备工作。经货联盟政府间会议与政治联盟政府间会议将平行召开，其目标是使经货联盟以及政治联盟在1993年1月后由各国议会批准生效。②
4月28日召开的都柏林欧洲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共同倡议召开政治联盟政府间会议的动议遭到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反对。③不过，理事会仍然确认了对于政治联盟的承诺：十二国外长将检视和筹备政治联盟有关的报告，并在6月底的欧洲理事会正式峰会上提出。届时，十二国将批准召开与经货联盟政府间会议平行的第二个政府间会议。④共同体十二国也确认了对德国统一的政治支持，“共同体将确保民主德国以一种平稳与和谐的方式加入共同体……只要德国统一从法律上生效，东德入盟也就将生效”，“共同体热烈欢迎德国统一”。⑤
6月25日—26日的都柏林欧洲理事会正式峰会上，共同体一致决定在12月13日的罗马欧洲理事会上启动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在12月14日启动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1991年12月9日，随着两个政府间会议的并行推进，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以及《政治联盟条约》被汇入了标志着欧盟成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联邦德国顺应局势，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旨在实现两德统一的系统性纲领。纲领对战后德国长期致力的欧洲一体化轻描淡写，这引发了“以共同体建设牢牢拴住德国为目的的”欧洲邻国的普遍不满。在法国“只有当德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共同体，它才有希望实现统一”的威胁下，联邦德国为了获得法国乃至欧洲对统一的支持，不得不在共同体建设路径上倒向法国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以经货联盟建设为要义的一体化的加速，为统一塑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它是德国实现统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两德统一的进程将民主德国加入共同体问题提上了台面。迫于统一的压力，欧共体不但对东德入盟采取了有别于东欧其他国家入盟的特例政策，而且还支持民主德国以被联邦德国吞并的方式加入共同体，这反过来又促使统一得以避免繁琐冗长的法律程序而加速推进。
两德统一同时也是欧洲政治联盟发展的催化剂。联邦德国需要利用政治联盟建设向欧洲邻国展示其融入欧洲的决心，消除邻国对德国重新统一的疑虑甚至恐惧。法国需要通过政治联盟建设进一步加速经货联盟建设，以牢牢约束德国这个潜在的地区霸权;也需要通过政治联盟建设来快速加强欧共体的自我武装，以应对德国统一带来的欧洲权力格局的转变，并为共同体在未来欧洲事务的主导权竞争中奠定优势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两德统一，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不可能采取如此疾风骤雨般的步骤加速“不能落在德国统一之后的欧洲统一”，“因此，德国统一更像是欧洲一体化取得进步的催化剂”。⑥
【作者简介】王帅，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与欧洲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作者：王帅